为建立转板上市机制，规范转板上市行为，统筹协调不同上市路径的制度规则，做好监管衔接，证监会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建立转板上市机制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丰富挂牌公司上市路径，打通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上升通道，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020年3月6日至2020年4月5日，我会通过官网、微信、微博等渠道，就《指导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间，收到来自企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行业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共计13份。总体看，各方对《指导意见》给予积极正面反馈，所提意见主要是进一步细化《指导意见》有关内容，明确有关工作安排。经逐条研究，各方意见建议已基本吸收采纳，部分事项拟在沪深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及中国结算有关业务规则中明确，如转板上市的具体条件、审核标准、保荐程序、停复牌安排、转板上市后的再融资安排、股份限售的具体安排等。 《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原则。建立转板上市机制将坚持市场导向、统筹兼顾、试点先行、防控风险的原则。二是主要制度安排。对转入板块的范围、转板上市条件、程序、保荐要求、股份限售等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三是监管安排。明确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中介机构等有关各方的责任。对转板上市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上交所、深交所、全国股转公司、中国结算等将依据《指导意见》制定或修订业务规则，进一步明确细化各项具体制度安排。 下一步，证监会将组织上交所、深交所、全国股转公司、中国结算等做好转板上市各项准备工作，并根据试点情况，评估完善有关制度安排。 中国证监会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更好发挥各市场的功能，拓宽上市渠道，激发市场活力，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便利化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公司向证券交易所转板上市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本原则 (一)市场导向。顺应市场需求，尊重企业意愿，允许符合条件的挂牌公司自主作出转板决定，自主选择转入的交易所及板块。提高转板上市透明度，审核过程、标准全部公开。 (二)统筹兼顾。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加强沟通协调，做好制度规则的衔接，促进各板块协调发展，保障企业合法权利。 (三)试点先行。坚持稳起步，初期在上交所、深交所各选择一个板块试点。试点一段时间后，评估完善转板上市机制。 (四)防控风险。强化底线思维，切实防范转板上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做好应对极端情况和突发事件的准备，确保平稳实施。 二、主要制度安排 (一)转入板块范围。试点期间，符合条件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可以申请转板至上交所科创板或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二)转板上市条件。申请转板上市的企业应当为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公司，且在精选层连续挂牌一年以上。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应当符合转入板块的上市条件。转板上市条件应当与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条件保持基本一致，交易所可以根据监管需要提出差异化要求。 (三)转板上市程序。转板上市属于股票交易场所的变更，不涉及股票公开发行，依法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由上交所、深交所依据上市规则进行审核并作出决定。转板上市程序主要包括：企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提出转板上市申请，交易所审核并作出是否同意上市的决定，企业在新三板终止挂牌并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交易。 (四)转板上市保荐。提出转板上市申请的新三板挂牌公司，按照交易所有关规定聘请证券公司担任上市保荐人。鉴于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公司在公开发行时已经保荐机构核查，并在进入精选层后有持续督导，对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保荐要求和程序可以适当调整完善。 (五)股份限售安排。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股份限售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在计算挂牌公司转板上市后的股份限售期时，原则上可以扣除在精选层已经限售的时间。上交所、深交所对转板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所持股份的限售期作出规定。 三、监管安排 (一)严格转板上市审核。上交所、深交所建立高效透明的转板上市审核机制，依法依规开展审核。交易所在转板上市审核中，发现转板上市申请文件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问题且未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依据业务规则对拟转板上市公司采取现场检查等自律管理措施。转板上市的审核程序、申报受理情况、问询过程及审核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二)明确转板上市衔接。全国股转公司应当强化精选层挂牌公司的日常监管，督促申请转板上市的挂牌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加强异常交易监管，防范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上交所、深交所建立转板上市审核沟通机制，确保审核尺度基本一致。上交所、深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建立转板上市监管衔接机制，就涉及的重要监管事项进行沟通协调，及时妥善解决转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三)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保荐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深交所相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对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充分核查验证并发表明确意见。交易所在转板上市审核中，发现保荐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等未按照规定履职尽责的，可以依据业务规则对保荐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等采取现场检查等自律管理措施。 (四)加强交易所审核工作监督。上交所、深交所在作出转板上市审核决定后，应当及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中国证监会对上交所、深交所审核工作进行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对交易所审核工作进行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五)强化责任追究。申请转板上市的挂牌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于转板上市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证监会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上交所、深交所、全国股转公司等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自律管理措施。上交所、深交所、全国股转公司、中国结算等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指导意见，制定或修订有关业务规则，明确上述有关安排。
武汉地标、国家5A级景区黄鹤楼6月1日起恢复常态开放。届时，黄鹤楼主楼内部以及周边展馆将面向游客重新开放。 据黄鹤楼景区管理方、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恢复常态开放的区域，包括黄鹤楼内的“历代黄鹤楼复原展”“大型重彩写意壁画展”等室内展览，以及黄鹤楼公园内的落梅轩、白云阁、奇石馆和南楼展馆。相关演出也将同步恢复。 按照相关公告，黄鹤楼景区恢复常态开放后，将继续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黄鹤楼主楼瞬时接待量将不超过300人次，公园日接待量不超过5400人次。园内展馆也将采取措施限制入馆人数。 黄鹤楼景区将继续推行参观实名预约、网络售票。票价恢复至每人70元，半票价格恢复至每人35元。各类免票、优惠办法不变。当天售票不足4000张时，现场将提供购票服务。入园前，游客须出示健康码，接受体温检测。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6月1日早盘，A股三大股指涨势如虹，沪指重新站上2900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均大涨。截至10:51，上证指数报2901.54点，涨1.72%，成交额1508.06亿元；深证成指报11041.93点，涨2.75%，成交额2311.68亿元，两市合计成交额3819.74亿元；创业板指报2143.82点，涨2.74%，成交额807.29亿元。 据交易所消息，截至10:49，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80.53亿元，其中沪股通渠道净流入25.28亿元，深股通渠道净流入55.25亿元。 盘面上看，行业板块全线飘红，电子、计算机、通信、电气设备板块涨幅领先。两市个股涨多跌少，共计3164只个股上涨，294只个股下跌，63只个股涨停。
记者 | 谢碧鹭 编辑 | 王宗耀 伴随着2019年年报季的落幕，“商誉减值风”再度来袭。特别是前几年热衷于并购的影视类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尤为严重。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A股31家影视类上市公司中，有25家公司账面上存在商誉资产，总计327.47亿元，其中商誉资产超过10亿元的有8家公司。而到了2019年末，这31家影视类上市公司中有17家净利润为负数，其中有10家公司亏损原因中包含商誉减值。 《红周刊》记者发现，商誉减值公司中不乏一些“老面孔”，例如华谊兄弟和长城影视均为2018年和2019年连续出现商誉减值。其中当然也有新公司，例如北京文化，2019年一口气计提了14.75亿元的商誉。 华谊兄弟：高溢价收购明星公司 商誉接连“爆雷”，亏损严重 华谊兄弟2018年就曾商誉“爆雷”，该年度计提了9.73亿元的商誉减值，2019年商誉再度“爆雷”，今年4月29日，华谊兄弟发布的2019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其归母净利润为-39.6亿元。 对于亏损原因，公司表示，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商誉及其他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中商誉减值金额高达5.99亿元，占全部资产减值损失的36.05%。2019年华谊兄弟对旗下的浙江常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升影视”)、天津欢颜广告有限公司、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美拉”)和合肥活力天行电影城有限公司分别计提了308万元、2.31亿元、3.6亿元和480万元的商誉减值。其中常升影视和东阳美拉已经算是商誉减值的“老朋友”了。 据华谊兄弟往年发布的公告显示，2013年9月和2015年11月，华谊兄弟分别以2.52亿元和10.5亿元购买了常升影视70%的股权和东阳美拉70%的股权，并分别形成了2.45亿元和7.49亿元的商誉。 这两家公司的背后，分别是国家一级演员张国立及著名导演冯小刚，这或许是华谊兄弟高价拿下这两家公司的原因。据天眼查显示，常升影视成立于2013年5月，而截至收购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仅有1000万元；东阳美拉成立于2015年9月，截至收购日，其总资产仅有1.36万元。这两家公司成立均不到半年时间，估值便大幅增加，这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华谊兄弟对两家公司收购之时，均阐述了原因，其表示，是出于对张国立及冯小刚品牌效应的看好。说到底，华谊兄弟此次收购，不过是借标的公司的名义，来“绑定”公司背后的核心人物。这样的操作模式，实际上相当于对明星片酬的提前支付，以及对导演储备作品的提前购买。 当时张国立已经拍摄了《一九四二》、《铁齿铜牙纪晓岚》和《康熙微服私访记》等作品，知名度极高。而在这之前，冯小刚已经有了《甲方乙方》、《非诚勿扰》和《唐山大地震》等代表作，集高质量和高票房于一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家公司的收购给华谊兄弟带来了合计9.94亿元的商誉，同时，华谊兄弟与上述两家公司均签订了为期5年的对赌协议，这协议犹如一把悬在上市公司头顶的利剑，如果标的公司经营良好，那么皆大欢喜，如果一旦标的公司业绩不及预期，这些高额的商誉则有可能成为“地雷阵”，有随时爆发的危险。 那么这两家标的公司业绩表现到底如何呢？据年报显示，2013年至2017年，常升影视的净利润分别为3116.26万元、3430.23万元、3779.5万元、2500.13万元和3875.60万元。承诺期罢，常升影视的业绩立马“变脸”，2018年和2019年分别亏损了2315.6万元和4248.46万元。 东阳美拉2016年至2019年的净利润则分别为5511.39万元、1.17亿元、6501.5万元和1.64亿元，也并没有达到华谊兄弟的预期，于是华谊兄弟连续两年对其合计计提了6.62亿元商誉减值。 连续两年商誉“爆雷”，令华谊兄弟业绩亏损严重，传导至二级市场，华谊兄弟的股价在整个2018年足足下跌了46.09％，截至5月28日收盘，华谊兄弟的股价报4.02元/股，距离最高价31.95/元股足足下跌了87.42%，令股民受伤不已。(本文所涉及股价均为前复权价格，涨跌幅亦均按前复权价格计算)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2020年一季度华谊兄弟的净利润为-1.57亿元，如果不能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内扭亏为盈，那么华谊兄弟将面临退市风险，商誉“爆雷”后，华谊兄弟可谓是一地鸡毛。 长城影视：“盲目”跨界并购种下苦果 业绩不佳，股价暴跌 长城影视自上市以来，也曾一路“买买买”。据《红周刊》记者梳理，从2014年借壳上市到2017年间，长城影视共斥资29亿元收购了18家公司，包括6家广告公司、9家旅行社和3家实景娱乐公司等。其中不乏高溢价收购，使得长城影视的商誉从2014年末的2.73亿元增长到了2017年末的13.5亿元。 长城影视的收购似乎更多是在变更主营业务的方向。据年报显示，2014年长城影视影视业务的营收比例为78.28%，2018年则下降到了4.24％。与此同时，其广告业务则从2014年的21.72%上升到了2018年的55.66%。先前并购的实景娱乐项目的营收，到了2018年占比已高达40.1%，长城影视似乎已经脱离了影视，转向广告与实景娱乐业务。 奇怪的是，2017年4月，长城影视突然发布公告称，拟以13.5亿元购买首映时代100%股权，彼时长城影视公布的资产评估表显示，首映时代的净资产账面值为4130.74万元，增值率高达3168.99%。 既然已经不再注重影视业务的发展，为何又要斥资收购首映时代呢？实际上，彼时首映时代的主要股东是顾长卫、蒋雯丽和马思纯等，因此，长城影视的此次收购似乎与华谊兄弟有了类似的想法，借收购公司“绑定”明星、名导。但事与愿违的是，此项收购并未通过证监会审核。 “买买买”也没有令长城影视的成绩变得多优秀。当初借壳上市时，长城影视承诺 2014年至2016年，其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93亿元、2.19亿元及2.43亿元。但同期长城影视的扣非归母净利润仅有1.79亿元、2.03亿元和2.28亿元，没有完成业绩。 承诺期后，长城影视的业绩更是一落千丈，2018年和2019年陆续亏损。据年报显示，2018年长城影视一口气对旗下的7家旅行公司、一家广告公司和一家影视公司合计计提了3.77亿元的商誉减值。2019年长城影视再度亏损，报告期内长城影视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13亿元，主要原因也是子公司商誉减值。 长城影视2014年时的资产负债率为32.03%，因大量并购不断负债，使得其2018年的资产负债率攀升至82.41%。2019年3月，长城影视首次披露了公司债务逾期公告。2020年4月29日，长城影视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公告，截至2020年3月末，公司到期未清偿债务金额为7.02亿元。 由于业绩不佳、债务高企，长城影视最近几年的股价也走势疲弱。据红周刊记者核算，2018年度长城影视的股价整体下跌了55.3%，2019年度下跌了24.18%。截至5月28日收盘，今年又暴跌了40.29%。如果2020年长城影视继续亏损的话，将面临退市风险。 北京文化：承诺期罢业绩“变脸” 主营业务全面“缩水” 在2019年商誉减值的大军中，还有一位“新朋友”北京文化。4月29日，北京文化发布2019年年报称，当期归母净利润为-23.06亿元，北京文化表示，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经营业绩下滑，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对其进行相应的资产减值和商誉减值，合计22.47亿元。 此公告一出，令众投资者大跌眼镜。要知道北京文化曾联合出品过《我不是药神》、《战狼2》和《流浪地球》等一系列爆款电影，当时很被业内看好。然而据年报显示，2019年北京文化累计商誉减值14.75亿元。 据工商资料介绍，北京文化的前身是“京西旅游”，自2013年起，该公司开始向影视娱乐业转型，当年12月其收购了北京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天轮文化”)，2014年则通过定增的方式收购了主要从事电视剧制作的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伙伴”)和主要从事艺人经纪业务的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文化”)。 对于上述三家公司，北京文化出手阔绰，其收购价格分别为1.5亿元、13.50亿元和7.5亿元。此外北京文化还分别与三家标的公司的原股东签署了业绩承诺协议，根据相关协议内容，2014年至2017年，摩天轮文化净利润不低于0.15亿元、0.24亿元、0.3亿元和0.4亿元；世纪伙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0.9亿元、1.1亿元、1.3亿元、1.5亿元；星河文化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0.5亿元、0.65亿元、0.84亿元和1亿元。 完成这几家公司的收购后，北京文化的主营业务由原来的旅游景区业务，转型为影视文化业务，其经营业绩也越来越好看。据Wind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业绩对赌的这几年里，北京文化的营业收入从4.21亿元增长到了13.21亿元；归母净利润由0.8亿元增长到了3.1亿元。 但这样的“盛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业绩对赌期过后，北京文化的经营业绩便开始下降，特别是2019年，北京文化的营业收入为8.55亿元，归母净利润则大幅亏损23.06亿元。对于上市公司业绩的亏损，北京文化归咎于此前收购的子公司世纪伙伴及星河文化业绩的亏损。 据2019年年报显示，当期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分别亏损了6.3亿元和1289.46万元，于是，北京文化对这两家公司分别计提商誉减值8.34亿元和6.41亿元。除此之外，北京文化还对世纪伙伴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4.4亿元，对该公司的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0.4亿元。 4月29日，北京文化则发布公告，准备以4800万元的价格把世纪伙伴卖掉。颇为尴尬的是，“甩卖”世纪伙伴后，北京文化将面临新的窘境。因为除了电视剧网剧业务之外，北京文化其余两大业务也在“缩水”。 首先来看艺人经纪业务，2017年其营业收入为1.38亿元，2019年则下降到了2743.14万元，同比下滑80.12％。且北京文化还表示，受影视行业政策调整、演员限薪令、规范税收秩序等措施影响，该业务受到较大冲击。而且出于对该业务持续发展能力的质疑，2019年北京文化已对其进行了商誉减值。 再看电影业务，北京文化的发展也并非十分理想。除了年初的《流浪地球》外,2020年北京文化也并没有其它爆款。而且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大多数影院仍处于关停状态，对于电影行业的打击不可避免。 截至5月28日收盘，北京文化报5.69元/股，自2020年开盘至今暴跌了38.75%。而且北京文化的资金情况并不乐观，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其账面上的货币资金仅有1.15亿元，而同期其短期借款金额就高达9.4亿元。一旦债务集中到期，届时其如何偿还也是个大问题。 注：以上数据是根据Wind年K线数据(前复权)录得。
特约丨周俊生 编辑 | 何艳 国家领导人将地摊经济作为“人间的烟火”来高度评价，这为地摊经济正了名，让民众深受鼓舞。6月2日，A股大盘应运出现了“地摊概念股”的炒作，一些与地摊经济沾边的个股直奔涨停，成为当天盘中的“网红”。6月3日，这一概念炒作之风顺势蔓延至港股，其中不乏个别摆摊“售货车”一度股价翻倍。 这股“地摊概念股”的炒作，同以往的概念股炒作并无两样，没有坚实的基本面支撑，不可能维持长久。地摊完全是个体小本经营，而一家企业要成为上市公司，都是有很高门槛的，即使是一些食品类、农产品类企业，也不可能依靠地摊经营来增加业绩。但股市从来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或者说股市的道理是资金为王，当市场资金对一些个股贴上忽然走红的地摊标签，这些股票火上一把也就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现在的股市虽然已经有点“高大上”的样子，但它最初出现时，却也是从地摊起步的，传说中最早出现的“梧桐树下的交易”，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A股市场的发展也有这样的过程，很多八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发行的股票，几乎都有地摊交易的经历。今天一些看上去规模很大的民营类上市公司，不少也是从地摊上迈出第一步的，比如，新希望的董事长刘永好，在回忆其创业时，总是要说到马路边上的一篮子鸡蛋。想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说，今天在马路上摆摊的年轻人，说不定几十年以后就会进入胡润的百富榜。 地摊经济在最近一二十年里出现了一些曲折，随着政府对市场管理的权力强化，地摊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绝迹了。不过，地摊经营很难克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百姓的意见也一直存在，因此对地摊曾经的限制也有其可以理解的理由。但它造成的后果却是，城市里的烟火气在减少，更重要的是，地摊交易消失以后，原来以此谋生的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本来，这些矛盾不为人关注，但疫情的发生加剧了这种矛盾，这次政府对地摊经济的肯定实际上就是对真正的市场的肯定。 地摊经济的曲折，对股市也很有启发。摆地摊能活跃市场，但增加了市场管理难度，简单的做法是全面禁止。假如当年梧桐树交易因为像地摊一样杂乱而被取缔，那么今天也许就不存在股票市场了。今天的股市交易，已经实现了无纸化，交易者可以西装革履，坐在空调房里一尘不染，环境卫生自然是没话说了，但他们交易的股票，其股价却经常像不听话的野马，上窜下跳，没有秩序，说起来与地摊交易又有什么两样？因此，为了给股市安上笼头，管理部门给股市设置了很多规矩，如涨跌停板，如T 1，其目的就是给股市锁上安全的锁，让它们动弹不得。 实际上，地摊经济作为各种经济活动中的细端末节，对拉升GDP、改变目前我国在经济运行上出现的困难作用有限，重要的是承认了民众在市场交易中的自由权力，正是有了这种自由，经济才能活起来。股市也是如此，本来就是民间自由交易发展起来的股市，如果限制过多，要求市场活跃基本上也是缘木求鱼。最近几年来，A股市场不断有声音呼吁恢复T 0，取消涨跌停板，就是投资者在吁求自由交易的权利。如果相关部门能够从近日国家领导人为地摊经济“站台”的行动中受到启发，积极研究问题，给股市引进“烟火气”，对于股市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 如此说来，A股市场上出现的“地摊概念股”行情，就并非全是无厘头的了，在忽上忽下的K线图里，我们也能看到市场的期盼。
根据国家邮政局安监系统和统计系统数据，5月份浙江省快递业务量单月达16.8亿件，同比增长52.5%，在传统业务淡季期间超过2019年11月“双11”业务旺季的15.8亿件，创造了新的历史单月最高纪录。
记者1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将推动工业数据全面采集，加快工业设备互联互通，推动工业数据开放共享，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 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对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推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升级，关键则在于数据的互联互通。 工信部提出，引导工业设备企业开放数据接口，实现数据全面采集。同时持续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推动工业数据高质量汇聚，统筹建设国家工业大数据平台，研制产业链图谱和供应链地图，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开放数字能力，提供数字服务是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升级的重要方式。日前，京东数科依托自主研发的区块链数字存证平台，推出区块链电子合同等企业级应用，帮助实体企业提高运营效率，保护交易安全；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依托电力大数据精确摸排复工复产 “痛点”， 推出“转供电费码”等数字应用，助力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工信部特别提出，将支持优势产业上下游企业开放数据，建立互利共赢的共享机制，并且特别鼓励平台企业、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字能力，提供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服务，帮助中小企业破解难题，助力产业链整体数字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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