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小满金融CEO朱光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科技的价值正不断凸显，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支持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举措愈发精准，风控手段愈发高效。 朱光表示，展望2020年下半年，经济发展或将与“非常态”共存，金融科技还将发挥更大的价值。在头部金融科技企业迎来加速发展机会的同时，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空间也变得更加宽广，扶持小微企业、重振居民消费等有更多业务机遇待联合发掘。 金融科技成扶持小微“加速器” 中国证券报：金融科技如何精准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度小满金融接下来会采取哪些举措？ 朱光：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提出“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疫情之下，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为中小微企业紧急“输血”，对于稳就业、稳经济的意义重大。 我相信金融科技将成为扶持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一是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发挥大数据风控的价值，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信息不对称，帮助银行管理好在经济下行环境中面临的风险翘头等风险。二是助力银行打造全流程线上化的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三是推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信贷决策效率，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成本，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的下降。 就度小满而言，我们已经和数十家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了信贷合作，重点服务小微企业；累计放款数千亿，小微企业主和兼职青年就占到65%。这些小微绝大多数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小微，下一步我们将延伸到结合企业资质、企业经营情况。 疫情期间，我们还为数万用户提供了延期还款便利。2019年，我们面向重庆的贫困农户推出了1000万的公益免息贷款。今年5月，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追加1个亿的免息贷款，面向全国推出，符合条件的农户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申请。同时，我们还在湖北恩施市进行了首期落地，希望帮助恩施农民尽快走出疫情的影响，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证券报：在扶持小微企业的同时，金融机构把好风控关口也尤为重要。金融科技如何助力传统金融机构完善风控机制，做好资产质量管理？ 朱光：当前，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比较艰巨：第一，对银行来讲，整个资产构成会发生变化，过去可能在资产端以大型企业、优质企业和优质民营企业为主，现在向普惠、向小微、向零售金融转型压力增大；第二，过去的风控政策都是在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制定的，没有穿越过真正的周期。风险、存量资产也会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压力。 助力完善风控机制，既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需要，也是金融科技发展的机会。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建立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全链路金融科技布局，包括信用风险管理、操作性风险管理及宏观风险预警等方面。 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让金融科技贯穿获客、准入、贷中管理、贷后管理等全业务流程。例如，在获客方面，可以通过技术识别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优质客户；贷中管理方面，实时监测客户状态变化，调整风险敞口；贷后管理方面，基于风险预测进行差异化管理。在宏观风险预警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区域进行监控，尤其是针对多头共债风险进行预警。同时，推动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深入到业务流程重要环节，如信贷审批、客户服务、催收等，降低金融机构的操作性风险。 “零接触”加速金融线上化趋势 中国证券报：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机构的合作内容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未来还有哪些想象空间？ 朱光：此次疫情让更多传统金融机构意识到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在利用金融科技对现有业务模式、业务流程进行改造方面达成了共识。对于金融科技而言，今年既是挑战严峻的一年，也将是发展的关键之年，金融科技将成为所有金融机构的“标配”。2020年也将成为金融数字化发展的分水岭。 可以肯定的是，科技与金融未来合作空间巨大：第一，“零接触”加速金融全流程线上化趋势。疫情后，企业的精细化运营需求更加迫切，服务流程如何线上化、智能化成了新的挑战。例如，在客服服务方面，由于疫情影响，坐席人员无法按时复工。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在智能获客、大数据风控、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方面，为客户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 第二，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加速金融科技回归风险管理本质。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不仅面临不良贷款攀升的压力，还面临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的挑战。如何帮助金融机构解决困难和压力，这将是金融科技发展的机会。度小满金融一直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布局金融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金融业务不断锤炼技术；另一方面，面向持牌金融机构进行技术输出。
刚刚在6月1日宣布暂离推特的马斯克又出来"搞事情"了！ 北京时间5日凌晨，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连发推文称：“是时候拆分亚马逊了。垄断是错误的！”，“疯了吧，贝佐斯。” 马斯克的突然挑衅，让原本持续上涨的亚马逊掉头向下。截至收盘，亚马逊报收2460.6美元/股，下跌0.72%， 总市值蒸发超88亿美元（约600亿元人民币）。 不仅亚马逊的总市值减少，世界首富贝佐斯的身价也因此减少了9.88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 原来，马斯克在回复美国受争议作家亚历克斯·贝伦森（Alex Berenson）的推文中，发表上述评论的。 此前，贝伦森在推特上晒出了一张截图。截图里面，亚马逊通知贝伦森，由于他质疑新冠疫情的新书不符合亚马逊的标准，因而无法出版。 显然，马斯克也是新冠疫情怀疑论者。此前，马斯克在推特上，抨击加州政府的居家管制措施是法西斯行为。 由于疫情管控措施，加州政府要求特斯拉在加州的工厂停产，但是马斯克并没有立刻遵循这一管控措施。直到加州政府警告之后，特斯拉工厂拖延了一周时间才停产。 5月底，马斯克又以搬离加州为威胁，在没有得到地方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强行恢复特斯拉工厂生产，最后迫使当地政府做出让步。 当地时间6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责亚马逊导致了美国诸多零售商破产，威胁要对亚马逊采取措施。 特朗普表示，亚马逊摧毁了很多购物中心，害得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不仅如此，亚马逊还逃税。 众所周知，近期，在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种族主义游行示威，因为疫情，失业人数也在持续上涨。这已经不是特朗普利用批评"亚马逊逃税"，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2017年8月，一场“白人至上”的游行掀起了美国十年来最严重的种族主义风暴。 特朗普此后含糊其辞、回避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回应引发国会不满，也迅速激起商界精英抵制，随后特朗普不得不解散了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 随后，美国当地时间16号一大早，特朗普就发推文，斥责亚马逊严重损害了那些支付税收的零售商，让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此话一出，亚马逊市值立即跳水，当天就消失超过了50亿美元，当时亚马逊的市值仅4740亿美元。 3月初，美股10天出现4次熔断，股市重挫。亚马逊的股价也一度跌到1600美元附近。然而，亚马逊却是第一家反弹创新高的公司。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企业纷纷倒闭，但亚马逊的股价在2020年还是一路飙升，迄今为止涨幅超过了50%，总市值上涨3800亿美元（约2.7万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受疫情影响，亚马逊的营收也有所下降。 亚马逊一季报显示，亚马逊第一季度净利润为25.3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净利润35.61亿美元相比下降29%；净销售额为754.5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597.00亿美元相比增长26%。
意见领袖丨夏春（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1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70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 5月28日，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收入是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1000元月收入比人均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再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 考虑到月收入并非连续分布，和上面两个月收入数据对比，尽管6亿人月收入1000元低于大家的印象，但似乎也在可信范围之内。 6月3日，《财新网》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两位教授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解释了总理说的数据来源。 北师大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并按比例推算覆盖了14亿总人口。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 两位教授解释了指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文章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居民收入分布和人口数据： 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其他一些数字，和大家的印象差别太大，比如月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的人口为6328万，占比4.52%，月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人口为784万，占比0.56%。特别是，月收入超过2万的人口仅有70万，占比0.05%，这一人数似乎低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年中国的房价，以及社会消费水平。 一开始，我尝试解释这个看上去不合理的数据。我认为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并非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特别地，由于数据来自于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北师大，我认为应该不至于有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明显差错。 其次，我非常了解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穷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2万以下的分布只是0到2万之间，而月收入在2万以上的分布，可以是2万到1000千万。 当一个人觉得14亿人口中，月收入高于2万的人只有70万太少时，往往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边的朋友收入远高于2万。但是由于心理因素（获得诺奖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容易高估高收入者的数量。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香港2017-18年度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有多少？ 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回答，7-8万，大约占人口比重1%。 实际上，6月4日，香港税务局公布了税前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数为3011名（占740万人口的0.04%），我也记得2016-17年度这个数字只有2440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选择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取得收入，但是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差别并不大）。 香港税务局公布的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这一事实，下图显示，年收入在1百万到1千万之间的人数依次减少的同时，纳税总额也随之下降。但是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虽然人数最少，但纳税总额却是最高的，是年收入在750-1000万的群体的4倍以上。 不过，恰恰因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所以我也非常怀疑北师大在抽样上有可能不够细致，7万样本中，对高收入人群的抽样比例过低，这样就很可能就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通过抽样，而是通过家庭税收数据来推算收入分布。 首创这一方法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预测他必将获得诺奖（参考《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 可喜的是，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也把这一方法带到了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第一份结合了中国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研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论文，并于2019年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三年审稿期，需要经受同行最严格的检查），其中引用了部分来自于北师大过去的研究成果。皮凯蒂特别强调，传统的抽样方法，很容易造成高收入群体的样本不足，同时，被调查的家庭也有很强的动力少报收入和财富。 仔细阅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从2015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分布数据推算，现在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远远高于北师大最新调查显示的70万。 略掉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原始数据既复杂又精细化的处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收入数据总结： 我们先来看图中倒数第四行，也就是年收入为前1%的人（注意，这个比重是相对于总数10.72亿的成人，以下提到的人数都是指成人），进入这个级别的起始年税前收入为324851元，对于月收入27070元，而对应的人数超过1072万。 考虑到上述数据是2015年，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年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即使扣除税收等其他影响，2019年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至少超过1000万。 实际上，在2015年，1072万人的年收入进入前1%的门槛不到33万元，但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4万。而收入进入前0.001%的门槛超过3500万，平均年收入则高达1.64亿元，人数则超过1万。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2015年，年收入进入到前10%的人数有1.07亿，进入门槛为11.6万（月收入9667元），而平均年收入为23.8万，相当于月收入1.98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19年中国最高收入1亿人的月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 我们也看到2015年，中国一半的低收入成人（5.4亿）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7645，也就是月收入1470元。 我相信皮凯蒂研究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符合大家的印象。总理说的6亿人口（包含了儿童与青少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依然是可信的，问题出在了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人数的估计，相信总理也意识到数据的缺陷，没有引用。 研究还显示，中国前1%的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上升，在2015年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 可惜的是，一半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增加，反而是不断减少，在趋势上更类似美国，而法国穷人的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而收入处于中间的 40%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变化不大。至于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78年的不到2倍，增加到2015年的3.5倍。 以财富来衡量，前面看到的数据基本都会被放大。1978年，公共（家庭与政府）财富是国民收入的3.5倍，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增加到7倍。单看家庭财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倍和4.5倍，家庭财富的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而政府的财富则基本上原地踏步。 下图显示了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2015年，一半低财富的人口平均拥有的财富只有3.6万元，而前10%的个人平均拥有近190万元的财富，这个数字随着比例从前1%到前0.001%变成从835万元增加到16亿。 与收入占比大体保持不变不同的是，中国40%处于中间财富水平的人口的财富占比，和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的一半人一样，逐年下降。但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0%增加到了2015年的66%。 中国前10%富裕群体的财富占比增速超过了美国和法国，2015年的绝对水平高于法国，但低于美国。无论从收入还是财富占比来看，法国社会都显得更为平等。 其实，至少在收入差距上，美国也要比中国更加平等。社会学家谢宇与合作者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的论文，综合了来自于联合国和中国不同学术机构收集的抽样数据，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红色实线）已经从收入差距低于美国（蓝色虚线），转为超过。 相信大家会说，干嘛什么都要和美国对比。如果和中国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过去收入较低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相比其他穷国更低，而现在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和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其他国家。 绿色的虚线显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符合这一统计拟合的结果，但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回到历史经验上来。 (本文作者介绍：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丨夏春（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1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70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 5月28日，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收入是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1000元月收入比人均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再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 考虑到月收入并非连续分布，和上面两个月收入数据对比，尽管6亿人月收入1000元低于大家的印象，但似乎也在可信范围之内。 6月3日，《财新网》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两位教授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解释了总理说的数据来源。 北师大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并按比例推算覆盖了14亿总人口。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 两位教授解释了指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文章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居民收入分布和人口数据： 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其他一些数字，和大家的印象差别太大，比如月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的人口为6328万，占比4.52%，月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人口为784万，占比0.56%。特别是，月收入超过2万的人口仅有70万，占比0.05%，这一人数似乎低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年中国的房价，以及社会消费水平。 一开始，我尝试解释这个看上去不合理的数据。我认为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并非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特别地，由于数据来自于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北师大，我认为应该不至于有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明显差错。 其次，我非常了解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穷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2万以下的分布只是0到2万之间，而月收入在2万以上的分布，可以是2万到1000千万。 当一个人觉得14亿人口中，月收入高于2万的人只有70万太少时，往往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边的朋友收入远高于2万。但是由于心理因素（获得诺奖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容易高估高收入者的数量。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香港2017-18年度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有多少？ 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回答，7-8万，大约占人口比重1%。 实际上，6月4日，香港税务局公布了税前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数为3011名（占740万人口的0.04%），我也记得2016-17年度这个数字只有2440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选择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取得收入，但是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差别并不大）。 香港税务局公布的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这一事实，下图显示，年收入在1百万到1千万之间的人数依次减少的同时，纳税总额也随之下降。但是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虽然人数最少，但纳税总额却是最高的，是年收入在750-1000万的群体的4倍以上。 不过，恰恰因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所以我也非常怀疑北师大在抽样上有可能不够细致，7万样本中，对高收入人群的抽样比例过低，这样就很可能就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通过抽样，而是通过家庭税收数据来推算收入分布。 首创这一方法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预测他必将获得诺奖（参考《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 可喜的是，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也把这一方法带到了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第一份结合了中国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研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论文，并于2019年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三年审稿期，需要经受同行最严格的检查），其中引用了部分来自于北师大过去的研究成果。皮凯蒂特别强调，传统的抽样方法，很容易造成高收入群体的样本不足，同时，被调查的家庭也有很强的动力少报收入和财富。 仔细阅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从2015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分布数据推算，现在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远远高于北师大最新调查显示的70万。 略掉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原始数据既复杂又精细化的处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收入数据总结： 我们先来看图中倒数第四行，也就是年收入为前1%的人（注意，这个比重是相对于总数10.72亿的成人，以下提到的人数都是指成人），进入这个级别的起始年税前收入为324851元，对于月收入27070元，而对应的人数超过1072万。 考虑到上述数据是2015年，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年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即使扣除税收等其他影响，2019年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至少超过1000万。 实际上，在2015年，1072万人的年收入进入前1%的门槛不到33万元，但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4万。而收入进入前0.001%的门槛超过3500万，平均年收入则高达1.64亿元，人数则超过1万。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2015年，年收入进入到前10%的人数有1.07亿，进入门槛为11.6万（月收入9667元），而平均年收入为23.8万，相当于月收入1.98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19年中国最高收入1亿人的月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 我们也看到2015年，中国一半的低收入成人（5.4亿）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7645，也就是月收入1470元。 我相信皮凯蒂研究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符合大家的印象。总理说的6亿人口（包含了儿童与青少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依然是可信的，问题出在了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人数的估计，相信总理也意识到数据的缺陷，没有引用。 研究还显示，中国前1%的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上升，在2015年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 可惜的是，一半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增加，反而是不断减少，在趋势上更类似美国，而法国穷人的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而收入处于中间的 40%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变化不大。至于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78年的不到2倍，增加到2015年的3.5倍。 以财富来衡量，前面看到的数据基本都会被放大。1978年，公共（家庭与政府）财富是国民收入的3.5倍，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增加到7倍。单看家庭财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倍和4.5倍，家庭财富的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而政府的财富则基本上原地踏步。 下图显示了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2015年，一半低财富的人口平均拥有的财富只有3.6万元，而前10%的个人平均拥有近190万元的财富，这个数字随着比例从前1%到前0.001%变成从835万元增加到16亿。 与收入占比大体保持不变不同的是，中国40%处于中间财富水平的人口的财富占比，和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的一半人一样，逐年下降。但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0%增加到了2015年的66%。 中国前10%富裕群体的财富占比增速超过了美国和法国，2015年的绝对水平高于法国，但低于美国。无论从收入还是财富占比来看，法国社会都显得更为平等。 其实，至少在收入差距上，美国也要比中国更加平等。社会学家谢宇与合作者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的论文，综合了来自于联合国和中国不同学术机构收集的抽样数据，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红色实线）已经从收入差距低于美国（蓝色虚线），转为超过。 相信大家会说，干嘛什么都要和美国对比。如果和中国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过去收入较低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相比其他穷国更低，而现在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和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其他国家。 绿色的虚线显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符合这一统计拟合的结果，但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回到历史经验上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兰州6月5日综合报道 甘肃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职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 焦旭红任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赵玲房任甘肃省自然资源专职副总督察（副厅长级）； 连兵任甘肃省生态环保督察专员（副厅长级）； 颉喜东任甘肃省生态环保督察专员（副厅长级）； 蔡桂星任甘肃省生态环保督察专员（副厅长级）； 梁仲科任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张浩任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甘肃省人民政府 2020年6月2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近年来天价薪酬事件博人眼球，另一方面薪酬作为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手段，与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太多关于薪酬的报道，华尔街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为管理层或基金管理者开出天价薪酬，比如，即使在危机之下，AIG集团还是能将1700亿美元的援助划出三分之一分于高管。 这类新闻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感到愤怒，但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困惑，尽管关于薪酬制定规则的理论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似乎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地结论。并且，业界和学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论调，媒体总是过度渲染薪酬制度地不合理，引导舆论，而学界则力图证实何种制度才是符合企业和股东利益的。不过，研究还是围绕着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一个底层逻辑出发，理想地认为薪酬激励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探讨薪酬制度的合理离不开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以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从而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没能关注到当前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国泰安数据显示，3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公司是属于两权合一的，即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与市值挂钩的薪酬激励措施，管理层也是有拉升公司股价的动机。而剩余的三分之二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也有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任命更多依靠“关系”，而非“业绩”，也就是说业绩并不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管理层更容易通过建立“商业帝国”，通过扩大权利范围去实现个人利益。 而另一方面，否定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显然也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毕竟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与股东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缺乏统一的利益目标很容易造成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并不存在统一的规范。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司治理框架还是薪酬制定的策略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套路，实际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立足本国国情。首先要明确，以市值为根据制定薪酬的目的在于统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因此其前提应该为其利益明显的不一致，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是两职分离的企业去这样设置，当然，不是说现有的两职分离企业都可以，因为两职分离也有一个利弊的选择，比如，国有两职分离对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两职合一是较为看好的，因此，是否设置市值标准的薪酬意义并不大。 其次，看企业的发展时期，不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的初期，管理层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像乘务员，根据乘务员理论，管理层对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其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彰显自身的价值，但到了企业的成熟期，管理层的成功诉求便不再明显，因此，在成熟期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制度对于提升管理层积极性有着较大作用的。 总的来说，制定与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不一定有效，但在一些场景下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市值作为公司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经营，两者挂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笔者看来，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应更专注长期效益，避免管理者从短期资本市场牟利。
截至6月4日，今年以来共有435家（不含配套增发）A股公司披露定增预案，预计募资上限总额为6244亿元，去年同期为152家、4779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在新一轮科技周期下，TMT、先进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拓展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方式的需求。为抓住5G、国产替代等发展机遇，多家科技公司希望借助定增夯实资金实力，扩充产能，加强研发，完善产业布局。 市场热度不减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进入6月，A股定增市场热度不减。6月1日至4日，已有17家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合计募资280亿元。今年3至5月，A股定增预案披露数量分别为104个、149个、92个，合计345个。 从募资金额看，6月以来，不乏融资额度较高的定增预案，如欧菲光拟募资不超67.58亿元，美凯龙拟募资不超40亿元，卓胜微拟募资不超30.06亿元等。今年以来，募资上限在30亿元及以上的定增预案有46个，去年同期为39个。 分析人士表示，A股定增市场持续升温与再融资政策调整有关。2月14日，证监会发布再融资系列配套政策，在融资规模、发行对象、定价机制、批文有效期、减持、锁定机制等多维度优化改革。 中金公司认为，新政调整略超预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放宽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规模限制，二是调整“新老划断”时间点，三是强化对“明股实债”的限制。 关注战略新兴领域 科技领域的定增热度处于上升期。东财Choice数据显示，435家公司中，属于光学光电子、电子制造、其他电子、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设备行业的有118家（去年同期为24家），占比为27.12%。 这些公司多为细分领域的佼佼者。专注于OLED新型显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维信诺，拟定增募资不超50亿元。紫光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1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面向行业智能应用的云计算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5G网络应用关键芯片及设备研发项目”及“新一代ICT产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建设，并补充流动资金。 华泰证券表示，在当前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双驱动、新一轮5G科技周期开启、国企混改大力推进的背景下，定增投资可重点关注电子、计算机、通信、先进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以及电力、军工等混改重点领域。 华泰证券认为，战略新兴领域可重点关注半导体产业链、云计算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材料、5G通信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医药生物等，如半导体产业链中的芯片设计、制造等，云计算产业链的国产数据库、国产软件等，新材料中的先进功能材料等，代表消费升级趋势下的医疗信息化、教育等。 知名机构现身 长期以来，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为A股定增发行的主要主体。财通基金指出，新规后实施的A股定增项目中，不乏摩根大通、瑞银、高瓴等全球知名机构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斥资近20亿元参与了兆易创新最新一轮定增。 一些披露定增对象的预案中也有来头不小的机构投资者。欧菲光的定增对象中有合肥国资背景的建投集团和合肥合屏，两者合计认购22亿元。同方股份拟向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和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计募资不超35亿元。国轩高科拟定增募资不超过73.06亿元，而根据上市公司与认购方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约定，大众中国的认购总额不低于60亿元。 小米长江产业基金接连出手，其拟参与激智科技和顺络电子两家公司最新一轮定增，认购资金为3.3亿元和2亿元。该基金是小米集团为实现从打造“新国货”到推动“新制造”战略目标，旨在助力中国先进制造业而成立的产业投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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