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创始人王石曾在52岁、59岁的时候两次登顶珠峰，鲜为人知的是，这两次均遭遇致命危险。第一次，王石氧气提前用尽，在冰天雪地中竟然感到暖意融融，出现幻觉进入濒死状态，靠极强的抵抗诱惑的能力保持清醒；第二次，珠峰顶上晴空万里，队友们都在享受成就达成的喜悦，王石突然左眼失明，下撤到海拔8100米位置时右眼也看不见了，靠加大吸氧才化险为夷。王石是幸运的，第一次捡到了有1/3剩余的氧气瓶，第二次具备奇幻色彩，他家人当时正好在深圳路边救了一只双眼几乎失明的小猫。 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及去年出版的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中提及了上述情况。在新书中，王石将2008年定义为自己的“至暗时刻”，因为“捐款门”、“拐点论”事件，个人形象跌至谷底，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王石将自己2008年之后的改变，称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 近期的王石又有哪些变化？日前，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何伟对话万科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就捐赠万科企业(港股02202)股资产、财富理解、疫情认识、企业家特质、自我认知过程等多方面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月初，王石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价值逾50亿元的企业股资产，引发较大反响。这笔巨额资产将用于筹建清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疫情之下显得意义非凡。王石认为，这是企业股资产最好的归宿，能有这样的结果是缘分。 对话中，王石引用了巴顿将军的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王石说，企业家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战的，要能够承受失败的压力。 警惕成为暴发户 何伟：1988年，您在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时放弃持股，今年4月初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这些企业股，价值超过50亿元。放弃巨额资产，您是如何理解财富的？ 王石：万科198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国家持股60%，剩余40%企业股可以分配给创始人带领的团队。红头文件下来后的第二天，我就宣布放弃对企业股所拥有的权利。万科团队不大，我是唯一创始人，所以我放弃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说要自己的那份。放弃之后，当时也没想清楚应该怎么用，一晃32年过去了，最后才有了这个归宿。捐赠之后，社会反应是出乎我的预料的，而且很正面，能有这样的结果，是缘分。 有一点非常清楚，既然已经放弃，那所有权、分享权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当时成立了职工委员会来行使这部分股份的处置权，我既不是职工委员会的委员、更不是主席，所以怎么处置，我是没有权力的。当然我是有发言权的。在10年前，我们团队就想用这部分股权资产在国内做一个国际上一流的儿童医院，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地。之后出现股权之争，就顾不上儿童医院的事情了。股权之争眉目明确后，还是由我率领团队继续管理这个公司，当时我就做了决定——退休。由于股权之争原来的医院团队已经解散，用地也出了状况，儿童医院的事情未能继续推进。 因缘际会下，清华大学发来正在筹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信息，我立刻感觉到如果把企业股资产用到这上面，那一下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了。和万科现在的团队以及专门管理这部分股份的公司商量，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响应清华大学的呼应。从清华大学给我们信息到最后签协议，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了却了一个心愿，也没有其他太多的感觉。 至于我对财富的理解，好像我表现出对钱不太在乎，因为放弃了。其实不是的。我对钱非常在乎，羡慕有钱人可以体面地、自如地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警惕着，突然有钱了能不能驾驭得住？我查了一下族谱，往上数30多代没有地主出身，也就是没有积累财富的基因。我不清楚突然有钱后能不能驾驭住，所以最好离钱远一点。我在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书籍，《红与黑》、《高老头》等，非常厌恶里面暴发户丑恶的嘴脸。你想想，万科股份制改造后我如果突然有钱了，会变成暴发户！我非常警惕这个东西。 还有，如果突然很有钱，我会缺少动力。现在您不觉得我还是动力满满吗？因为我把钱放弃了。现在的我从万科退休了，但还要再创造一个企业，继续创造财富。我还是个企业家，挣钱是要证明我的能力，挣得越多证明我能力越大。 做公益需要公信力和能力 何伟：您之前说过，希望把自己第三个三十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和比尔·盖茨等富豪相比，您做公益有哪些不同？ 王石：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把钱交给他做公益。现在做公益要有两点，一是公信力，二还要有能力。 在捐赠企业股资产的信息出来一周后，我和一位熟悉的深圳企业家吃饭谈公益的事情，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把万科企业股资产捐到清华公共卫生学院，那10年前决定要做的儿童医院还做不做？我说那没法做了，资产都捐了。他说这样好不好，需要多少钱他来出，让我继续做。这让我非常意外。 公益也有排行榜，不仅仅是指捐了多少钱，更多的是体现做公益的能力。刚才说了，能力到了，人家赚的钱愿意让你花，有没有感到心里很踏实，是不是很愉悦？咱们不要唱高调，说什么境界高。不是的，这是在竞争。利他行为是有动机的，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做公益也是一样的，所以别把我们想得那么高尚。最简单的解释是马斯洛的需求心理理论，讲究自我实现。 两次转折促进自我认知 何伟：您非常酷爱运动，尤其是登山、赛艇等。运动对您意味着什么？您从中领悟到了什么？ 王石：2008年，我个人的探险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万科也成为了世界上经营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可以说正是滋润的时候，到了“我行你不行”、“我能你不能”的这样一个状态。但也是在2008年，“拐点论”、“捐款门”事件弄得我灰头土脸，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打击非常大。在2008年底，我的心态就恢复过来了，从“耿耿于怀”到几个“感谢”，就知道怎么重新调整自己继续走下去。 就我个人成长而言，我喜欢体育运动，在两项运动中有两次转折。第一次转折是2010年第二次登顶珠峰，第二次转折是2013年在剑桥大学体会到赛艇运动的精神。 2010年第二次登顶珠峰和2003年第一次登珠峰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从作风来讲，第一次无非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显现，不顾一切，扔下了许多垃圾。第二次登顶珠峰我们是一个国际队，18个队员承诺，除了小便没办法，其他垃圾都要带下来。这就是环保升级，我们没有再把垃圾都扔在那里了。不仅如此，我们还花钱组织了一个运输队，清理了7吨的垃圾，仅空的氧气瓶就捡下来200多个。我们用这些垃圾做了一个装置艺术，2010年8月在上海世博会展览，宣传珠峰的环保生态。 我觉得这是运动带给我的第一次改变，同样是探险，如何从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变成表现自己的同时兼顾环境。 第二次是2013年去剑桥大学划赛艇，这个时候我已经有12年的赛艇经验了，但真正体会到这项运动的精神、对个人修养的意义是在剑桥大学。同样是团队运动，篮球、足球以明星运动员为中心，但赛艇运动没有明星。比如说两人划桨，要是一强一弱就转弯了，强的肯定要照顾弱的，弱的也不能让强的照顾，不然就慢了，弱的会用最大努力跟上强的。这样就会发现最后会把“自我”形成“无我”，又把“无我”形成一个整体。剑桥、牛津有那么多体育运动，赛艇发展成为了一年一度的万人空巷的项目，全国转播、上亿人收看的运动，魅力就在这里。我体会到这对企业管理太重要了，太受启发了。 企业家要接受挑战 何伟：在咱们国家，民营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改革开放以来那么多坎儿都过来了，我想您是有许多感悟的，您现在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王石：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用过两句话、六个字来表达我的感受：第一句话是回顾过去，想不到；第二句话是看看未来，不确定。现在又10年过去了，我觉得依然可以用这两句话、六个字来表达我的感受。10年前，怎么有想象力也想象不到中国能有现在的影响力，以及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现在受疫情影响，未来真的还是不确定。 企业家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战的，看你能不能接受失败的压力。我曾经非常喜欢引用巴顿将军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欣赏褚时健先生，他在巅峰时期带领红塔山与世界级香烟品牌PK，甚至价格更高，每年利税上百亿，令我十分佩服。但我更佩服的是，他跌入谷底之后的反弹力，又创造了褚园、褚橙。 至于心态，我觉得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得非常愉快。为了身材，我已经10年不吃火锅了，但过去一个礼拜我连续三个晚上吃了火锅，“大开杀戒”啊！我已经10年不登山了，登雪山是要靠脂肪的，进山前要猛吃猪肉、牛肉，自己一定要圆鼓鼓的才能经得住消耗，不登山就可以保持身材了。但过去一个礼拜连续登山，消耗大，连吃三顿火锅我开心坏了。你说有钱之后可以各种山珍海味，各种享受、追求是吧，但我连吃三顿火锅，就已经满意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感恩、知足，这就是好的心态。 把不确定作为新常态 何伟：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且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疫情对社会的影响，您怎么看？ 王石：很重要的一点是，面对未来，要把不确定，把“灰犀牛”、“黑天鹅”当成一种新常态。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疫情，我就特别想讲一讲，疫情之后我做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做的？ 去年我组建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一个是猛犸公益基金会。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和延安大学合作建立了农村发展研究院，要做一个明日地平线大讲堂，原定由我在一年内做10场讲座。刚举办两场之后，疫情来了，线下不能办了，被迫转为网上视频直播。第一个礼拜做了四场直播，第二个礼拜做了五场，突然成了网红节目。我就明白，网上直播虽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但主流已经不是线下了，网上直播的频率比之前高多了，教学素材也更丰富。这一直播不要紧，抖音、快手等各方面都找过来了，我们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内容提供商了。 21世纪已经是生命基因时代，但基因测序当前的主要应用，还是在科研、教学和医疗上，社会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很粗浅的水平，很需要科普。猛犸基金会做的事情就是搞科普，在高校、中学建立基因测序实验室，让孩子们在分子生物层面来观察生命，来认识生命。疫情发生后，我们马上决定给20家医院的实验室升级或者捐建核酸测试实验室。也就是原来每天测试能力200份的医院，给它升级到400份；原来没有实验室的，只要卫健委同意，马上捐建实验室。当我们做到16家医院的时候，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不需要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厉害之处。 猛犸基金即刻转战国际，向日本捐赠了试剂盒，一炮打响。紧接着多个国家的使馆来向猛犸基金要试剂盒，我们的试剂盒给到了40多个国家。后来我说“打住”，给试剂盒没有技术含量，我们开始在国际上捐赠实验室，或者给当地的实验室能力进行升级。第一家在塞尔维亚，实验室已经建好了，对方总理出席线上仪式祝贺。我们预计，我们给国际上捐建或者升级的实验室，至少20家。 现在再想想，疫情控制住了以后，猛犸基金会想在中学、大学做这个实验室，可能不止基因测序，是更综合的实验室了，有没有响应？这都可以想象。我想说的是，发生的任何不确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
意见领袖丨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 我分享两个观点： 一是产业链会不会转移？大的方向是中国肯定还是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现在奠定的基础，中国现在就是全球产业链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最后的一个生产基地。而且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是会使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因为全球跨国公司必须要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当然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对它们是有利的。 我们也研究了全球直接投资，2016-2019全球跨国公司FDI都是非常疲软的，特别是2017年、2018年在全球投到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两年平均下降20%-30%，但是唯独投到中国没有下降，虽然增长不像以前。去年中美贸易战情况下，全球投资中国的金额还在增加，这其实就是最后的结果。不管中美贸易战也好，产业链转移也好，全球新的FDI投到各个国家是上升还是下降？只有中国在大国中保持上升的态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我的文章还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登过。 我非常同意报告中的一点，其实我们能不能维持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很大一块取决于自己，FDI能不能来，产业链会不会转移，我们能不能更多吸引外国投资，一个政策取决于我们自己，就是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我仔细看了所有投资中国的大的项目，为什么过去两年直接投资在全球下降幅度很大，而在中国上升呢？总书记博鳌论坛发言取消了外资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额，从50%上升到100%。刚宣布，特斯拉就宣布投资500亿人民币进来。也取消了石油制品，炼油在中国投资比例的限制，从50%上升到100%。世界三大石油公司雪弗龙、壳牌、巴斯夫相继在中国各投资100亿美元，3家300亿。我们只要维持开放的形态，海外公司还是把中国作为重要的一环，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没必要很悲观，这是取决于自己。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特别对出口行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中国各种不同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这个能拿出的结果就是数据，结果非常明显。从2015年-2017年，贸易战前中国总体占美国市场份额是上升的，出口美国的商品占所有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上升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在下降了。全球产业链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行，产业链转移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纺织品、玩具、鞋类。2015年开始是东南亚取代了中国，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产品。中国份额虽然还是很高，但是比以前低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在美国产业链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说明海外的产业链高端的部分向中国转移。 但是再看2017年-2019年，自然的经济规律已经被美国关税政策打乱了，中国出口美国15大主要产品有14项比重都下降了，不管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在美国市场上清一色下降。这说明关税影响对我们出口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企业要转移，不能从中国出口，或者觉得关税成本太高。从这个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出口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了。一方面我们有巨大市场，还是可以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在中国设厂，但是主要销售对中国市场，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基本上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产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这方面确实我们要提前考虑。 关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和位置，我补充两点： 一是我们观察到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开放。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领域对外资有限制，我们逐渐开放过去限制的领域，比如汽车、石化行业，外资限制一放开就马上看到外资的响应，他们把很多产业链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自己还是有开放空间可以做。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面，要保住，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这对吸引外资，包括开放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跟我工作有关的，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发展。京东叫数字科技企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走在领先地位的。如果是美国的制裁增加了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成本，美国只不过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还是增长不错的，对“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对欧洲，比如现在中欧铁路通道最近表现都不错。在美国之外，全球还是有很多领域中国可以提高竞争力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这个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这当中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大数据的手段，很多可以重构产业链，把国内产业链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是很关键的。而且这块儿的技术，包括5G的技术，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领先，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压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华为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及，但是还是没办法达到目的。其它领域我们要多一点技术科技，国家在新基建的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基建就是数字基建。 例：中国过去在数字基建，在高铁各方面投资，我们现在疫情期间，京东送货12小时没有改变，还是需要下单，12小时全国大部分地方可以送到。但是在欧美，疫情期间，世界最大的电商公司亚马逊，特别在亚洲，限制居民购买，只能购买像食品这些的品类。而且时间拖到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以上才能送货。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使我们在这次对抗疫情当中也大大提高了疫情抗击能力，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产业链的生产、物流方面的效率之高，这确实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继续巩固这方面的成果的话，最终全球跨国公司的选择还是要看在你这边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提高效率。但是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已经世界领先，如果继续加大领先的步伐，继续投入AI等等新一代的技术，使我们的传统产业都能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话，我们的竞争力可以不断提高，这也是对抗逆全球化，甚至美国要把产业链转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对抗手段或者是我们的解决之道。
6月1日，人民银行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其中，新创设的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备受市场关注，即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6月2日，人民银行召开“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周学东、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出席发布会，就上述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来应对特殊的困难，需要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性和直达性。所以在政策的设计上，政策达成的目标和取向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内涵有政策激励的安排。”潘功胜介绍，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意在鼓励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旨在扩大金融机构信用贷款投放。“同时我们从长短结合、综合施策的角度考虑，发布了政策指引，引导商业银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推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融资环境，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鼓励银行对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 对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潘功胜在发布会上谈到，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强度超乎大多数人的预期，市场主体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增长可能比原来预计的时间要长得多，也困难得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来稳企业、保就业、稳定经济增长。 前期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出台了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最长可延期至2020年6月30日。潘功胜表示，由于现在情况超预期，对延期还本付息的政策安排作了一些完善。 一是期限更长，今年年内到期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最长可以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二是力度上更大，要求对于普惠小微贷款要“应延尽延”；三是明确稳就业的要求，享受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企业要承诺稳就业，企业要提供承诺书；四是有激励性政策安排，人民银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设立特定目的工具（SPV）开展利率互换操作，实际上给这些延期还本付息的银行，按照其延期本金的1%提供奖励。中小银行之外的其他大型银行也必须同样做这个事情。他们的激励政策是国有金融资本管理部门对他们考核中给予适当的安排。 关于该政策能够覆盖的贷款规模，据郭凯介绍，按照测算，符合“应延尽延”要求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约为7万亿元。 不过，央行创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本身不是面向所有银行，只面向地方法人银行，也就是中小银行。据郭凯介绍，这部分中小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大约是3.7万亿元。央行对中小银行原则上按照延期本金的1%提供激励，测算下来可能需要提供的激励上限是400亿元，也就是说通过400亿元的激励来支撑3.7万亿元左右的贷款延期。 大幅度提高小微信用贷款发放比例 在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各方反映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很难获得信用贷款。据邹澜介绍，目前，大型银行的信用贷款占比上升比较快，国有大型银行信用贷款占全部普惠小微贷款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0%。但是中小银行这方面比例比较低，估计不到10%。 针对这个问题，央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40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合同的方式，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优惠资金支持。邹澜表示，这样可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投放，支持更多的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免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使小微企业贷款获得性明显提高。 在具体操作上，据潘功胜介绍，人民银行向SPV提供4000亿元再贷款资金，SPV拿到4000亿元的再贷款资金后，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签订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合同，购买地方商业银行发放信用贷款的40%，资金期限是一年。相当于向地方商业银行发放的小微信用贷款的40%提供了零成本的资金。 邹澜表示，预计政策落地后，可带动相关的地方法人银行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接近1万亿元，而去年这些银行发放的信用贷款大概是3000多亿元。“我们希望能够产生倍增效应，使小微企业申请贷款时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变化，大幅度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发放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购买了贷款之后还交给银行来管理。郭凯表示，这主要考虑给银行提供激励，但还是要符合市场化的原则。将贷款交由商业银行管理，让商业银行享受所有贷款的回报，同时也承担信用风险，最终有利于激励商业银行，也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的这部分资金也相当于一个激励机制，给商业银行提供一部分比较优惠的资金，使商业银行更有动力。 注重长短结合、综合施策、久久为功 潘功胜谈到，延期还本付息和信用贷款支持这两项政策工具主要侧重于量的支持和结构性支持，是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取向的，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政策，是为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政策安排，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短期的政策安排。同时，这两个政策工具中，实际上也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融合。 潘功胜同时指出，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综合施策、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布了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指引。这个政策属于信贷层面的政策，着力于长期性、制度性的政策推动，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培养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能力。” 政策指引从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加强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地方融资环境、强化组织实施七个方面，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 潘功胜指出了以下几个重点：一是金融机构要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对此文件有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在内部的转移定价方面，优惠力度要高于50个基点；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今年不能低于40%、商业银行在综合绩效考核中普惠金融的权重要占10%以上等。 二是要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服务金融监管评价，对金融机构绩效评价、政府性融资担保考核、强化外部的考核激励机制等。 三是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支持方面，今年定的目标是公司类信用债券的净融资要比去年多1万亿元，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的专项金融债至少3000亿元。 四是关于中小微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这也是商业银行开展小微企业服务非常重要的层面。另外还要运用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融资平台，促进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不低于8000亿元。 金融体系抵御风险能力较强 谈及新的政策工具和现有政策的配合，潘功胜说，两项新的政策工具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降息降准政策工具并不矛盾。他同时表示，这些新政策无论从性质和规模都谈不上量化宽松。中国和国际上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还是有的，仍然处于常态化的货币信贷政策范畴。 如何看待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市场主体的存活、经济增长稳定之间的关系？潘功胜表示，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市场主体经营的状况和经济增长的状况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我们任由市场主体倒闭，该救的不救，那么经济可能也会失速，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也会恶化。所以，金融机构在这个时期要加大逆周期调节，扩大信贷的投向，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稳定经济增长，同时也是救自己，就是保银行的信贷资产。 “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受到影响也是必然的。不仅中国如此，国际上很多国家也是一样，美国也是一样。”潘功胜说，我国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在一季度末银行体系的拨备覆盖率为183%，应该说银行自身有比较强的能力来消化可能产生的资产质量的恶化。同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也要求商业银行在加大对企业让利的同时，用现有的财务资源加大拨备的储备，加大不良资产的核销和处置能力。
6月1日，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等七个方面提出30条政策措施。同日，人民银行创设的延期还本付息和信用贷款支持这两个方面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浮出水面。 《金融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紧随其后的多项落实落地政策举措，“直达实体”都是此番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核心要义。而在我国目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环境下，实现“直达实体”离不开银行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意见》提出一系列措施，综合施策，从银行内部改进资源配置、完善绩效考核；从银行外部完善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的精准度和含金量。”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 提升精准度与含金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这是否恰恰说明目前资金对于中小微企业支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仍有待提升？ “疫情发生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在货币信贷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总体而言，这些政策措施及时有力、针对性强。前期推出的3000亿元抗疫专项再贷款和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都是直达实体企业的货币政策工具。”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曾刚认为，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的原因显而易见。由于疫情冲击是外生的，金融机构在风险来临时必然选择规避风险，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势必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需要政策加以弥补，既保证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又不伤害到商业银行正常的市场逻辑。总之，要寻得市场化原则与精准救助之间的平衡。 “《意见》的发布以及两个新货币政策工具的创设，都是在完善市场机制，以适应精准化救助的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放弃商业逻辑和市场原则，而是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实现其与精准救助政策的有机结合。”曾刚强调。 “尽管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但在部分领域仍存在‘流动性淤积’现象，资金未能及时精准地进入中小微企业。”董希淼坦言。 强化对中小银行定向支持 《意见》发布当日，《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与《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也先后发布，操作对象都是地方法人银行。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梁栋材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对中小银行的定向支持。 “人民银行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现了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的方向。其中，“灵活”即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服务普惠小微企业直接联系，减少货币政策传导环节，为小微企业提供精准支持；“适度”即不直接向企业提供资金，也不承担信用风险，更不是大水漫灌，稳健的基调未变。”董希淼对此分析认为。 关于延期还本付息，曾刚认为，这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支持，可有效缓解资金压力。对银行来说，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一方面明确了操作的对象；另一方面，延期贷款本金1%的支持体现了对银行的补偿，弥补了优惠利率、减息降费带来的息差缩窄，可提高银行对于延期还本付息业务的积极性。 关于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人民银行将提供40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合同的方式，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优惠资金支持。兴业研究测算发现，按照40%的比例计算，4000亿元再贷款可撬动的小微信用贷款规模为1万亿元。在新工具的支持下，今年小微企业信用贷款规模有望快速增长。 “新工具将产生三个方面的作用。”曾刚分析认为，“一是银行资金成本进一步降低，可以推动银行贷款利率继续下行；二是提高银行相对受益，激励银行加大信用贷款投放意愿；三是解决中小银行流动性问题，例如延期还本这部分贷款‘卖给’央行后，所得资金可以进一步投放于中小微企业，强化对实体的支持力度。” 中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将提升 《金融时报》记者整理发现，《意见》对于不同类型银行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中小银行要运用好再贷款再贴现资金，鼓励中小银行加大自有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加大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要在2020年6月底前将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落实到位。 “《意见》体现了针对性和普适性、短期性和长期性、政策性和商业性的统一。”董希淼表示，下一步，应推动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主流银行与互联网银行、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加强合作，加快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鼓励更多的金融机构探索数字小微金融，提高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效率。 曾刚认为，由于我国融资体系仍以银行为主，因此，充分发挥不同银行在融资体系中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意义重大。“从去年的30%到今年的40%，对大型银行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其充分发挥资金来源成本低、网点覆盖广的优势，积极落实《意见》中‘将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以及‘内部转移定价优惠力度要不低于50个基点’等政策要求。” 董希淼预测，今年小微企业贷款的可得性将大大提高，首贷率、续贷率将明显提升，贷款成本将逐步下行。“《意见》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强化了对银行的正面激励，有助于调动银行加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的积极性，提升银行敢贷、愿贷、能贷的能力。”
近日，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共同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规模明显增长、融资结构更加优化，实现“增量、降价、提质、扩面”，推动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受到明显影响，在此背景下，资本市场的支持无异于“定心丸”。在国内经济逐渐复苏之时，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持续凸显，应继续促进投资与融资有效对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用金融的活水不断滋养实体经济。 注册制改革打通企业上市融资渠道 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自去年以来一直在快车道上行驶。今年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意见》进一步指出，要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在主板、科创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融资，加快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继4月底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方案出炉之后，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将于近期推出《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四部规章、《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八项主要规则；5月29日，创业板过渡期新老衔接方案出台，意味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即将进入实操阶段。 对此，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表示，注册制试点向创业板延伸，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需求。通过实施注册制改革，将有助于提升流动性，增强服务创新创业能力，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稳步推进的还有新三板。今年新三板设立了精选层，建立转板上市制度，允许在精选层挂牌一年并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直接转板上市，打通挂牌公司持续发展壮大的上升通道。新三板还优化了发行融资制度，引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机制，取消定向发行单次融资新增股东35人限制，允许内部小额融资实施自办发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业内人士表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板块之间及交易所之间应形成有机联系。建立转板机制有助于打通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市场通道，不但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还将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发挥民企债券融资工具支持作用 作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来源，债券融资支持也成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年3月2日，新证券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沪深交易所合计受理了5个公开发行公司债项目，首批“注册制”公司债券落地。 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以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的背景下，公司债、企业债发行注册制的实施也体现了监管层宽信用的政策导向，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难度，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公司债和企业债完成由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转变，我国信用债市场已基本实现向备案制和注册制的市场化转型，债券市场化程度将显著提高。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各项功能发挥良好。数据显示，2019年，企业部门债券净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重接近13%，成为除贷款之外实体企业获得资金的第二大渠道。同时，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继续下行，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极大便利。今年以来，债券市场发行规模稳步扩大。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民营企业发债约2100亿元，同比增长50%；净融资规模约930亿元，创近三年来新高。 对于今年的债市发展，《意见》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工具支持作用。推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和信用保护工具发展，推广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融资工具。具体来看，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支持大型企业更多发债融资，释放信贷资源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优化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审批流程，疏通审批堵点，加强后续管理，2020年支持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 私募股权引领高科技企业成果转化 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对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级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在为科技创新注入资本动能、促进科研成果资本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意见》提出，要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投早投小，鼓励资管产品加大对创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并逐步提高股权投资类资管产品比例，完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机制，加强创业投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合作，推动完善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已完成规则征求意见，其中，股权激励制度改革是重点之一，有望解决激励比例、激励对象、授予价格及实施程序等限制较多的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理事长王建军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大股权激励实施力度，有利于企业稳定员工，提质增效，增强活力，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促进提升全球竞争力。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推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将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地方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措施综合运用平台。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主任孔晓艳表示，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业务和制度创新试点，要紧紧围绕国家对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基本定位，坚持区域性和私募性；立足市场需求基础开展试点，把服务本区域中小微企业最迫切最现实的需求作为着眼点和出发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安排1万亿元新增财政赤字规模，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新增财政资金全部转给市县基层，并建立特殊转移机制，确保资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 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期间，在青岛通过视频主持召开座谈会，就2万亿元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再次作出明确部署。 2万亿元新增财政资金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也是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的重要内容。李克强强调，作为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资金使用要“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更加注重帮扶企业，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力量稳住经济基本盘。 直达基层专用于民生等领域 针对上述2万亿元资金用途，《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有明确规定，其中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难。 关于抗疫特别国债具体发行方式、何时发行仍留有悬念。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表示，有可能定向给商业银行，也有可能是非定向。 实际上，我国在1998年和2007年分别发行过2700亿元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一次面向四家国有大型银行定向发行，另一次采用定向发行和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只有0.2万亿元向社会公众发行。 “本次特别国债可能仍然以向商业银行定向发行为主，公开发行比例有望提升到30%到40%的水平。”明明债券研究团队表示，一方面过去特别国债的新发和续发均采取定向加公开结合的方式；另一方面，定向发行能够减少债券供给压力和对市场的扰动。此外，在人民币波动较大时期，央行也会更倾向于定向发行。 制度保障资金“精准滴灌” 如何确保新增财政资金“精准滴灌”，真正用于“六保”“六稳”？ 用好管好财政资金，离不开严格的监管制度。有业内人士指出，此前财政资金分配一般是层层下达，上级政府有权对部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统筹使用。而现在，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新增2万亿元资金将全部转给地方，直达市县基层，对省级财政来说只是“过路财神”，这保证了财政资金下达的效率。 《报告》指出，特殊转移支付规模为6050亿元，用于支持地方落实“六保”任务，应对执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积极创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最大限度下沉财力，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5月29日召开的国常会再度细化监管规则，要求财政、社保部门设立特殊账户，资金直接拨到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和困难群众，避免中间截留。财政地方监管、人民银行国库管理、审计等机构要立足各自职能加强监管，形成监管合力，对做假账、偷梁换柱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此外，李克强在前述座谈会上表示，财政系统要建立抗疫特别国债使用台账，确保笔笔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各级国库要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做到实名台账账实相符。审计等部门要把新增财政资金使用作为审计重点。 财政运行更加强调提质增效 基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运行压力明显加大这一背景，2020年财政运行更加注重提质增效。 根据《报告》，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同比下降5.3%；支出247850亿元，增长3.8%；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全国财政赤字37600亿元，增加10000亿元。除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在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三本账中，收入均有所下滑，支出则大幅增加，凸显积极基调。 支出结构的优化，体现了在特殊时期全力保重点保民生的政策意图。其中，专项扶贫资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资金安排均有所上调。就减税降费而言，今年力度更大，将超过2.5万亿元，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同时前期出台的6月前到期的主要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也延长到今年年底。 此外，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重要工具，今年专项债在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投资效能。2020年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加强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意见领袖丨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 我分享两个观点： 一是产业链会不会转移？大的方向是中国肯定还是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现在奠定的基础，中国现在就是全球产业链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最后的一个生产基地。而且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是会使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因为全球跨国公司必须要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当然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对它们是有利的。 我们也研究了全球直接投资，2016-2019全球跨国公司FDI都是非常疲软的，特别是2017年、2018年在全球投到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两年平均下降20%-30%，但是唯独投到中国没有下降，虽然增长不像以前。去年中美贸易战情况下，全球投资中国的金额还在增加，这其实就是最后的结果。不管中美贸易战也好，产业链转移也好，全球新的FDI投到各个国家是上升还是下降？只有中国在大国中保持上升的态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我的文章还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登过。 我非常同意报告中的一点，其实我们能不能维持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很大一块取决于自己，FDI能不能来，产业链会不会转移，我们能不能更多吸引外国投资，一个政策取决于我们自己，就是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我仔细看了所有投资中国的大的项目，为什么过去两年直接投资在全球下降幅度很大，而在中国上升呢？总书记博鳌论坛发言取消了外资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额，从50%上升到100%。刚宣布，特斯拉就宣布投资500亿人民币进来。也取消了石油制品，炼油在中国投资比例的限制，从50%上升到100%。世界三大石油公司雪弗龙、壳牌、巴斯夫相继在中国各投资100亿美元，3家300亿。我们只要维持开放的形态，海外公司还是把中国作为重要的一环，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没必要很悲观，这是取决于自己。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特别对出口行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中国各种不同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这个能拿出的结果就是数据，结果非常明显。从2015年-2017年，贸易战前中国总体占美国市场份额是上升的，出口美国的商品占所有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上升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在下降了。全球产业链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行，产业链转移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纺织品、玩具、鞋类。2015年开始是东南亚取代了中国，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产品。中国份额虽然还是很高，但是比以前低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在美国产业链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说明海外的产业链高端的部分向中国转移。 但是再看2017年-2019年，自然的经济规律已经被美国关税政策打乱了，中国出口美国15大主要产品有14项比重都下降了，不管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在美国市场上清一色下降。这说明关税影响对我们出口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企业要转移，不能从中国出口，或者觉得关税成本太高。从这个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出口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了。一方面我们有巨大市场，还是可以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在中国设厂，但是主要销售对中国市场，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基本上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产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这方面确实我们要提前考虑。 关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和位置，我补充两点： 一是我们观察到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开放。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领域对外资有限制，我们逐渐开放过去限制的领域，比如汽车、石化行业，外资限制一放开就马上看到外资的响应，他们把很多产业链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自己还是有开放空间可以做。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面，要保住，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这对吸引外资，包括开放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跟我工作有关的，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发展。京东叫数字科技企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走在领先地位的。如果是美国的制裁增加了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成本，美国只不过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还是增长不错的，对“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对欧洲，比如现在中欧铁路通道最近表现都不错。在美国之外，全球还是有很多领域中国可以提高竞争力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这个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这当中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大数据的手段，很多可以重构产业链，把国内产业链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是很关键的。而且这块儿的技术，包括5G的技术，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领先，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压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华为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及，但是还是没办法达到目的。其它领域我们要多一点技术科技，国家在新基建的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基建就是数字基建。 例：中国过去在数字基建，在高铁各方面投资，我们现在疫情期间，京东送货12小时没有改变，还是需要下单，12小时全国大部分地方可以送到。但是在欧美，疫情期间，世界最大的电商公司亚马逊，特别在亚洲，限制居民购买，只能购买像食品这些的品类。而且时间拖到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以上才能送货。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使我们在这次对抗疫情当中也大大提高了疫情抗击能力，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产业链的生产、物流方面的效率之高，这确实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继续巩固这方面的成果的话，最终全球跨国公司的选择还是要看在你这边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提高效率。但是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已经世界领先，如果继续加大领先的步伐，继续投入AI等等新一代的技术，使我们的传统产业都能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话，我们的竞争力可以不断提高，这也是对抗逆全球化，甚至美国要把产业链转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对抗手段或者是我们的解决之道。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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