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南宁5月28日综合报道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官方网站消息，5月20日，自治区社科联召开干部大会。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莫诗浦宣布自治区党委决定。朱东同志任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提名为自治区社科联主席人选；洪波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自治区社科联主席、党组书记职务。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朱东，1968年6月生，曾任广西自治区科协副主席等职，2014年任贺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 朱东简历 朱东,男,汉族,1968年6月生,广西博白人,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大学社管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农学学士,高级编辑。 1987.09－1991.07 广西农学院植保系植保专业学习 1991.07－1996.12 广西自治区党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自治区农委、自治区农办科员、副主任科员 1996.12－1999.12 广西自治区科协办公室副科长、科长、主任助理 1999.12－2002.04 广西科技报社副社长（副处级）（1998.10－2000.10广西大学社管学院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2002.04－2004.06 南方科技报社社长（正处级） 2004.06－2004.11 南方科技报社社长（正处级）、党支部书记 2004.11－2008.05 南方科技报社社长（正处级）、总编辑、党支部书记（其间:2007.03－2007.07广西自治区党委党校第18期中青班学习） 2008.05－2014.02 广西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4.02－2015.10 广西贺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2014.03） 2015.10 广西贺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广西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区党工委书记（兼） 2020.05 广西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提名主席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熊柴 摘要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受“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思想误导，虽然人口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但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却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用地、增加中小城市用地和控制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倾向，导致土地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趋势明显背离，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经济社会问题，不仅增加了中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造成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城市一度高库存的根源。分地区看，2009-2016年东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占比低于人口增量占比12.9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06-2017年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34.1%，但城市用地仅增长28.2%；而20万人以下的城市人口增长1.5%，但城市用地大幅增长19.8%。 近期深圳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长期持续流入而供地严重不足。2005-2018年深圳人口增长57%，但城市建成区面积仅增长29%，特别是2015年以来深圳人口年均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但受制于生态红线，寸土寸金的深圳有近50%的土地不能开发。当前深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22平方米，远低于全国城镇人均的39平方米。中国香港是前车之鉴，深圳必须避免重走老路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困境。 我们认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通过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但是，现有一些观点和规划仍在要求“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值得商榷，与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客观市场规律不符，与中央“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应该按照地随人走的市场规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我们建议：一是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二是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三是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简言之，应该按照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市场规律，地随人走、人地挂钩，加大向深圳等都市圈城市群供地，减少西部、东北等人口外迁地区的供地，促进供求平衡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正文 1尊重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城市群化的客观规律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1980年10月，中国第一次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确立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90年4月《城市规划法》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城市化发展道路（2008年废止后，实施《城乡规划法》，未提城市化发展战略）。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控制大城市发展、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思想仍然广泛见诸于相关政策文件。 “小城镇派”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策设计者的主张。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1）在人口方面，“小城市派”主张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引导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从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看，1980年代开始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控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人口并未如“小城镇派”预期地那样向中小城市集聚，而是持续向大城市及周边集聚。根据我们前期在《中国人口大迁移》等报告中分析，1982-2018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人口长期净流入；而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人口基本持续流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计占比从1983年的18.3%升至2018年的23.6%。24个人口1000万人以上大都市圈常住人口合计占比从29.7%升至34.7%。 我们分析十几个主要经济体上百年的数据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人口平均分布和区域均衡发展是个伪命题，小城镇化模式与经济规律不符。发达国家城市化一般经历两个阶段：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城市群化，部分国家会在城市化后期出现郊区化，比如美国，但仍是都市圈内部的人口分布调整，而不会出现人口回流小城镇甚至农村的整体现象。客观讲，发达国家城市化模式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整体上是成功的，尊重了市场规律、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实现人的自由流动与发展；而主张“小城镇化模式”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超越经济规律、市场化原则和发达国家成功经验，试图通过采取行政措施人为阻碍人口自由流动、人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以及年轻人社会阶层流动，是相当自负的。 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和基本规律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学习效应等，大多数产业具有集聚效应，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尤其那些有才华有梦想的年轻人。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更加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 2）在土地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用地而增加中小城市用地，控制东部建设用地而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改革开放初期，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中国首先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小城镇派”开始要求控制东部和大城市建设用地。比如，1999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2010年）》要求，东南沿海区要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特别是城镇和开发区建设用地规模。2016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要求，严格控制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用地规模，合理安排大中小城市用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防治“城市病”。 上述做法导致了土地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趋势明显背离，人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控不住，土地在指标管理下控住了，人地分离、土地错配，不仅增加了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和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也造成了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一度高库存。分地区看，2003-2016年东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占全国的比例从61.2%下降至34.2%，中部从16.3%上升至24.3%，西部从16.3%上升至35.6%，东北地区从6.3%升至2011年峰值16.9%再降至5.8%。结合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和自然资源部土地数据，2009-2016年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增量占全国比重为41.4%，但城镇用地增量占比仅为28.5%，低于人口增量比例12.9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地区城镇用地增量占比分别高于其人口增量占比1.7、4.4、6.8个百分点。在人地错配背景下，2009-2016年东部地区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从110.7平方米降至107.9平方米，中部地区从104.1平方米增至113.8平方米，西部地区从122.5平方米增至134.2平方米，东北地区从124.3平方米增至139.8平方米。 分城市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计算，2006-2017年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34.1%，但城市用地仅增长28.2%（因数据缺失，一线城市用地数据以城市建成区口径计算）；而城区常住人口在20万人以下的城市人口增长1.5%，而城市用地大幅增长19.8%。2006-2017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从72.2平方米降至68.8平方米，而20万人以下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从117.8平方米增至139.1平方米。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土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新格局。201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2019年2月，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以培育现代都市圈为城市群建设突破口；并要求放开放开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2019年4月，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超大特大城市要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大城市要发挥规模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要分类施策，其中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区域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2 深圳等大城市亟待加大供地，避免陷入中国香港的产业空心化 近期深圳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长期持续流入而供地严重不足；2005-2018年深圳人口增长57%，但城市建成区面积仅增长29%，特别是2015年以来深圳人口年均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从人口角度看，1979-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从31.4万快速增长1344万；如按包括短期流动人口、职住分离人口的实有管理人口口径算，当前深圳人口已超2000万。特别是2013年北京、上海强力控制人口后，2015-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3.2万，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并且，深圳年轻人多，置业需求大，特别是对学区房；2015年深圳15-59岁人口比例高达81.9%，远高于北京的73.5%、上海的70.8%、广州的74.7%。从土地角度看，2005-2018年深圳市建设用地从839平方公里增至1006平方公里、增长19.8%（国土部门数据），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13平方公里增至928平方公里、增长28.9%（住建部门数据），而该时期深圳常住人口增长57.4%。2018年深圳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1.8平方米，远低于全国城镇人均的39平方米。并且，深圳住房存量中还有大量城中村住房和集体宿舍等，商品住房套数不足200万套（深圳住建局官员披露2018年末180万套）。根据《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16-2020）》，2015年末深圳市常住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达到34%，目标到2020年末提高至40%。 受制于生态红线，寸土寸金的深圳有近50%的土地不能开发。深圳土地面积为1997平方公里（不含深汕合作区），仅相当于北京的约1/8、上海的约1/3、广州的约1/4。2005-2018年，深圳市建设用地占区域土地面积比例从42.0%升至50.4%，另有974平方公里（占比49%）被《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划定生态保护范围，不得随意开发。根据深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2018年末深圳农用地超过9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分别为36.2、201.9、573.9、22.5平方公里，耕地中还包括20.3平方公里的永久基本农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分别为273、213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3.7%、10.8%。当然，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即使缩小生态保护范围，深圳开发建设仍需大量建设用地指标，这有待跨区域配置。 深圳是否有必要保留近50%的生态红线区，这值得商榷。一是当前生态红线划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行政分割。比如，如果惠州并入深圳，即深圳行政土地面积扩大至1.36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土地开发利用等将如何确定？毫无疑问，这将有利于在更大的区域层面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现有一些生态红线区土地很可能将重新规划用途。未来亟待打破行政分割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二是不能过分强调生态价值而忽视经济社会价值，土地利用必须结合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等综合考虑。深圳肩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全球标杆城市的重大使命，没有必要在这约2000平方公里上保留这么大规模的农用地、生态空间。生态价值重要，经济社会价值也很重要，必须综合考虑。三是生态红线区比例划定不能单纯地比较不同城市建设用地占行政面积比例，而忽视行政面积大小。除深圳外，当前中国还有上海、东莞等土地面积比较小的城市面临开发强度接近50%或超过50%的问题；当然上海等城市还有大量村庄用地，还可通过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和城镇居住用地。举个极端例子，如果某城市土地面积仅100平方公里，是否仍有必要划定生态红线，该划定多大比例的生态红线区？绝不能僵化地以区域土地面积的某个比例作为开发限制，土地面积较大的城市拥有占比20%-40%的建设用地已经足够，但土地面积较小的城市可能需要占比60%-80%的建设用地。 中国香港是前车之鉴，深圳必须避免重走老路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香港土地面积1111平方公里，2019年人口741万。香港地形以丘陵为主（20%土地为低地），地表多植被覆盖，林地/灌丛/草地/湿地占比高达66%。依据1976年《郊野公园条例》与1996年《海岸公园及海岸保护区规例》，超过415平方公里（占比37%）的郊野公园与特殊地区受到政府保护，无法进行开发。而通过填海造陆增加减少用地，因环保人士抗议在2005年后几近停顿。1985-2017财年，香港政府累计出让住宅用地556万平方米（折合5.56平方公里），按人口增量算仅人均2.81平方米，土地供给严重不足导致1986-2017年香港房价年均上涨约10%，上涨幅度位居全球主要城市前列。目前，香港已开发城市用地占土地比重的24%，住宅用地占比7%（包括大量土地利用率低下的乡郊用地），人均住宅用地仅10.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仅16平方米；近20万市民租住劏房，人均住房面积仅5.8平方米。据Numbeo网站数据，当前香港房价收入比约48倍，绝对房价与房价收入比均位居国际大都市前列。在高房价压力下，香港产业逐渐空心化，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国际竞争力逐渐下滑（参见恒大研究院2018年11月报告《高房价之困—香港住房制度反思》）。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尊重人口和产业流动的客观规律，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四大板块战略为基础，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大战略为引领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布局。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18年中共十九大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升到新时代7个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中国首先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新世纪前后，为解决日益凸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陆续推出西部大开发（1999）、东北振兴（2003）、中部崛起（2004），逐渐形成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基础战略格局。2013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又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总体来看，四大板块战略旨在推进四大地区的协同发展，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3个重大战略主要强调集聚和极化，长江、黄河两大战略更侧重生态保护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望成为第8个重大战略。成渝地区是19个城市群中除东部三大城市群外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之一，近年持续受中央重视。2019年国家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专门谈及成渝城市群，2020年1月中财委会议要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5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专门谈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成渝城市群”到“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提法变化，反映中央对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客观尊重。 从实践看，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四大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峰值0.458回落到2019年的0.336，但也面临由于市场机制发育差异导致的南北发展持续分化、东北增长乏力等问题。从区域经济增长看，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GDP份额分别为43.4%、22.7%、20.6%和13.3%（地区GDP/地区GDP合计）；随着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实施，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在2007年之前持续领先，经济份额从1978年的43.4%增至2007年的峰值55.5%。之后，中西部经济增长开始领跑，但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在2013年之后逐渐滑落，到2019年四大地区经济份额分别为51.9%、22.2%、20.8%和5.1%。从区域发展差距看，以反映各区域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四大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371升至2003年的峰值0.458，再回落至2014年的0.287，2019年扩大为0.336；人均GDP最高的东部与最低的西部（2018后为东北）的差距从2003年的峰值2.61倍缩小至2019年的1.76倍。2014年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有所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北经济增长持续分化和东北增长乏力问题，根源在于北方地区市场改革较为滞后。2015-2019年四大地区实际GDP年均同比分别为7.1%、7.8%、7.6%和4.2%，2019年北方15省、南方16省实际GDP同比分别为5.9%、6.9%。 我们认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通过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绝不能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要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度集聚，在发展中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极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常态，要在集聚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从现实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于进一步消除人口等要素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人口等要素向东部、向都市圈城市群地区集聚。从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份额分别为51.9%、22.2%、20.8%和5.1%，人口份额分别为38.6%、26.5%、27.2%、7.7%，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34、0.84、0.77、0.66。从城市群都市圈看，2018年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了75.3%的人口，创造88.1%的GDP；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5%的土地集聚了23.6%的人口，创造了38%的GDP，经济-人口比值为1.6。24个人口超1000万的大都市圈以6.2%的土地集聚了32.5%的人口，创造了52.2%的GDP，经济-人口比值为1.6。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需要强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可能做到均等化，也不能致力于均等化，政策的可行目标在于全覆盖。当前有些政策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无论是基本公共服务数量的均等化，还是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均等化在实践中都很难实现。比如，当前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意味着要发展、要振兴所有的乡村，随着人口持续向城镇迁移，大量乡村的衰落乃至消失不可避免，只要少数具有地理优势或独特资源优势的乡村才可能振兴、才值得振兴。如果在实践中机械地、静态地推进乡村振兴，很可能造成财力等大量浪费。5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但是，现有一些观点和规划仍要求“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值得商榷，与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客观市场规律不符，与中央“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不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比如，近日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要求“继续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合理增加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建设指标”。西部地区未利用地规模巨大，合理增加未利用地开发有利于支撑西部地区发展，而且也不影响耕地保护。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倾斜，与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趋势不符，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2月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要求“要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也不符合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相关精神。 我们建议：一是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高度集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普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建议通过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促进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二是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并不能解决热点城市人口流入与住房供应紧张之间的矛盾。未来应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三是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在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中，土地改革严重滞后。比如，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04年前，上海等一些省市区之间曾有过“跨省换地”的尝试，但于2004年被叫停。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放在五大要素的首位，反映深化土地改革的紧迫性和决策层的决心，并要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当然，在推进跨省换地过程中，必须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和质量双平衡。
出品 | 虎嗅大商业组 作者 | 李玲 5月25日，美团点评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本季度，美团营业收入168亿元，同比减少12.6%；经营亏损17亿元，同比扩大31.6%；经调整后净亏损2.2亿元，同比降低79.4%。 尽管美团在2019全年业绩报中提前披露称，疫情将对2020年的几个季度产生不利影响，并预估第一季度业绩可能亏损。但具体数据公布，美团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还是超出预期。 此前3月20日，美团2019年全年财报，全年营收975.3亿元，同比增长49.5%。第四季度营收281.6亿元，同比增长42.2%。这份财报的特殊性在于，上市一年半后，美团营收即将破千亿，净利润14.6亿元也终于扭亏为盈。 毫无疑问，2020年的一季报数据，终结了这一利好趋势。但对美团而言，疫情的影响不尽为坏，期间新业务凸显的价值也为美团及时看清重点、调整方向作出有效指引。 美团何时恢复以往的运营状态，要下一季度才能得到确定答案。但王兴常年强调打基础，效果到底怎样，可以就此一窥。 外卖佣金降了 美团主要围绕着本地生活服务开展业务，因而此次各个业务都受到不小的波及。 作为美团营收占比最大的业务，餐饮外卖第一季度收入95亿元，同比减少11.4%；到店、酒旅业务收入31亿元，同比下降31.1%，新业务及其他收入42亿元，同比增长了4.9%。 先看一下备受关注的佣金数据。 至2020年3月底，美团餐饮外卖交易金额为715亿元，佣金收入86亿元，佣金率为12%； 至2019年3月底，美团餐饮外卖交易金额为756亿元，佣金收入99亿元，佣金率为13%。 也就是说，跟去年同期相比，美团的佣金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而佣金同比减少13.7%，用户交易订单减少17.3%，说明用户订单减少、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客单价提升了。这也使得餐饮外卖经营利润率由同期的-1.4%收窄至-0.7%。 疫情期间额外的防护措施使得商家成本增加，加上美团针对区域的补贴措施，整体拉低了外卖的变现率。变现率降低使得上一季度转亏为盈的餐饮外卖业务再次亏损。这部分的经营亏损由2019年的1.5亿元，收窄至0.7亿元。 还有一点，美团的日均订单量跌至1510万笔，同比下降了18.2%。也就是说，每天在美团上点外卖的人，比正常时期少了近两成，但每位交易用户平均每年交易笔数同比增加了5.3%至26.2。 点外卖的人大幅减少，每人的交易笔数在增加，说明疫情带来的不变也巩固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而这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外卖成为餐厅的主要收入来源，更多的品牌餐厅通过美团开展外卖服务，更多优质商户供给，让用户对高品质用餐体验的偏好不断增强，用户粘性得到进一步加深。美团称：“仅一季度就有超过五成必吃榜餐厅上线外卖，行业线上化趋势明显提升。” 其次，受到重创的到店酒旅业务2020年第一季度收入31亿元，环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64亿元，收入大幅下降51.3%。具体来看，与2019年第一季度国内酒店间夜量为7860万相比，这个季度仅为4280万，下降了45.5%。 这里不仅是因为疫情的出行管控限制导致的佣金收入下降，还有严控外出的政策使得商家的收入大面积缩水，在线上营销的投入随之减少。 另外，新业务的收入同比有小幅增长，但这部分业务处在高速增长期，环比更加合理。2020年第一季度，新业务及其他收入42亿元，相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61亿元，减少了超31%。 在出行业务的大幅缩水下，这一同比增幅增幅得益于美团闪购与美团同城配送服务在疫期成为刚需，这也是美团为数不多的收入增加的新业务之一。 业务新C位 从销售成本来看，疫情对平台履约确实是个考验。而这个考验，也让目光集中在美团新业务上。 虎嗅此前报道过，美团新业务分属四个不同的事业部，共享单车和网约车分属于单车事业部和交通事业部，小象事业部的业务有美团买菜、小象生鲜，快驴事业部下有快驴进货，主攻供应链业务。 此次美团的销售成本降低，新业务起到重要作用。2020年第一季度，美团的销售成本由2019年同期的141亿元减少了18.1%，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由73.6%减少至69%。成本降低一般情况下代表运营效率提升，但此次成本降低对应着业务萎缩。 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疫情期间核心业务的业务量减少，仅骑手成本就少了15亿元；二是疫情之下美团打车业务几乎停滞，网约车司机的相关成本少了5亿元；以及疫期美团单车业务的维护成本和折旧费用，减少了10亿元。 疫期受打击最大的是到店酒旅业务，次之是餐饮外卖业务。从美团一直以来的业务营收贡献比来看，从2017年开始，餐饮外卖就是美团营收贡献占比最大的业务，此次仍位居老大。而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到店酒旅业务，营收贡献首次被新业务反超。 虽然酒旅到店的高毛利餐饮外卖和新业务长时间内难以企及，但新业务中，出行也是此次的“重灾区”，在这样的拖累下，能跃升成为美团营收贡献第二的业务，足以说明新业务的潜力以及抗打击能力。 其次，相比餐饮外卖用户和商户端都已增长乏力，新业务不论是自身潜力还是对美团整体的增长拉动，都充满想象空间。 美团年度活跃商家数在进入2019年后趋于稳定。截至2019第四季度，美团活跃商家为620万家，环比仅增加30万。最新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活跃商家数为610万，同比增长5%，环比降低2%。 核心业务餐饮外卖难以带动下一阶段的增长目标，新业务疫期却表现出了超出预期的增势。 疫期表现突出的美团闪购、美团买菜、快驴等同城配送和供应链业务，成为特殊时期保障人们生活的基础服务设施。 这些业务的相同点是履约大都建立在美团配送的运力体系下，目前已先于外卖业务，恢复到以往的运营水平，因而会成为美团延伸本地服务稳定且便利的条件。美团配送此前透露，疫情影响之下，有79万人注册成为新骑手进入配送行业。仅1月底至3月底的两个多月里，新注册且产生收入的新增骑手达到45.7万人。 稳定的运力是美团平台复苏的前提。3月底的最后一周，已有超七成商户的外卖单量恢复至疫情前的60%以上，其他三成商户外卖单量已超过疫情前；到店、酒旅方面，美团“安心住”酒店商户间夜量3月底同比已恢复约九成。 运力相关的业务会逐渐成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助力新基建。出行领域的共享单车与网约车，则会成为美团下一个增长点。美团下一个十年的C位，正在被这些更具想象力的新业务所取代。
今年疫情期间，以特卖电商起家的唯品会在经营上表现出了十足韧性。 5月27日晚间，唯品会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期内，虽然公司营收同比下滑了11.74%至188亿元，但非通用会计准则下，公司实现净利润9.86亿元，同比增长20.8%；其营收与净利润均超过此前的彭博一致预期和公司高层预期。 在财报发布时，唯品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亚表示：“尽管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及整体消费带来冲击，但公司业绩依然坚挺。在这个艰难时期，我们与品牌供应商密切合作，为用户提供品牌好货和优质服务。随着国内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唯品会的业务自3月起也出现了复苏。” 连续30个季度盈利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外相继爆发，给消费零售行业带来了明显冲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服装鞋帽、针纺织类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2.2%，化妆品零售总额同比降13.2%。在此期间，以穿戴和美妆为核心品类的唯品会也难逃波及，其单季度营收出现五年来的首次下滑。 不过，在一季报中，唯品会的各项经营数据也体现了其特卖模式坚韧的抗周期性。报告期内，唯品会GMV总额为289亿元，活跃用户规模基本保持了去年同期的同一水平，为2960万人，总订单数则实现了同比增长4%至1.22亿单。此外，包括最新报告期在内，唯品会已经连续30个季度实现盈利。 对此，艾德证券期货持牌代表陈刚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除了公司的特卖零售业务具有抗周期性外，还有几点因素保证了唯品会一季度超预期的盈利。一是留存客户的稳定和忠诚度。二是唯品会在获客方面有腾讯和京东的引流支持。另外，公司一季度各项成本支出均有所减少，特别是砍掉品骏之后，其履约及营销费用明显降低。” 在唯品会注册多年、如今已是白金VIP用户的刘琳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道：“今年疫情期间，唯品会适时推出了很多防疫用品，价格很实在，物流速度与售后服务效率也保持了原先水准；公司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没有因为疫情而涨价，还联合许多品牌举办了很多特卖专场活动。” 唯品会的疫情期间的超预期业绩表现，也给投资者们带来了信心。发布财报当天，唯品会股价高开，涨幅一度超7%，截至收盘报价16.5美元/股，涨幅3.25%。Wind数据显示，目前唯品会总市值111亿美元，仍为中概股“百亿市值俱乐部”的其中一员。 未来有望迎来恢复性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内疫情控制状况逐日向好，唯品会的整体业务经营已明显回暖，并有望在之后获得恢复性增长。在本次一季报发布时，唯品会首席财务官杨东皓也进一步说道：“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因为特卖零售业务具有抗周期性，唯品会将有机会扩大市场份额。” “疫情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在线上购物的频率和粘性，这对于一直致力特卖电商的唯品会也将会带来一轮不错的增长机遇。加上疫情期间，各大品牌积累的库存尾货增加，这也会持续给唯品会的营收带来一定的支持。”陈刚也对记者表示。 在这一情况下，唯品会董事长沈亚表示：“唯品会将继续致力于为供应商提供全链条的库存解决方案，助其加速资金流转，同时确保在服饰穿戴品类为用户提供好货好价。” 实际上，唯品会去年动作频频，也为其今年的平稳经营打下了良好基础。2019年，公司先是收购杉杉商业开始布局线下奥莱业务；后是终止品骏自营快递业务，并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委托其提供配送服务。陈刚对此评价称：“对于唯品会来说，自营物流造成了较重的资产性质，受限于单平台的规模效应，唯品会单件的物流成本超出整个行业平均水平。所以与顺丰合作，不但可以降低单笔快递成本，也可以进一步降低履约费用，提升净利润。” 至于公司在线下业务的布局，陈刚认为：“布局线下奥特莱斯业务，主要是二者在受众定位上的高度趋同，唯品会也是为了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布局，深化特卖业务的核心竞争优势。” 而谈到2020年接下来的经营预期，由于疫情期间各品牌商积累的库存尾货增加，唯品会董事长沈亚对公司的营收向好趋势也表达了乐观的展望：“随着国内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唯品会业务自3月份以来已呈现了健康的复苏。我们相信，唯品会完全有能力在中国特卖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编辑 上官梦露）
加快中医药、西医药、中西医结合医药协调发展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 杨文龙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期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实现了中西医联合会诊、协同救治，为防疫抗疫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倡导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大健康”产业也必将迎来井喷式发展。然而，中医药发展的现实情况与国家对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医药发展的初衷和期待仍存在较大差距，现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分析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类医疗卫生资源总体规模不足，特别在国家医药卫生系统中比例长期失调 数据显示，我国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资源总体偏少，主要指标在全国医疗卫生系统总量中的比重分别在15%-20%和1.5%-2%左右。这种系统性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合理，不仅长期影响着我国医疗服务的总体质量，更难以满足重大疫情期间激增的突发性需求。 2、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类教育体系不完善，中医药人才储备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 从招生规模看，全国2018年医学院校招生85.53万人，中医药院校招生22.4万人，各自占比仅为31%和26%。从课程设置上看，在某些大学，这一比例出现了倒挂，甚至存在中医课程占比不足30%的现象。 上述问题严重阻碍着我国医疗卫生工作思想理念的进步、技术系统的创新和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解决办法与建议 1、分类立法，夯实中医药、西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三种医疗体系并存并协调发展的法律基础 要从法律层面，清晰界定中医药、西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三种不同医疗模式，特别是要明确区分纯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医药作为两种独立体系的地位、意义和价值。要从国家层面制定针对不同医疗模式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发展战略。要推动中西医结合医药有机融合。在中医药与西医药互为补充、相互独立的医学体系基础上，倡导中医药学的整体观、辩证法与现代西医医学科技手段的融合。 2、分类布局，打造“三级联动”的医疗卫生服务格局 加大政府财政和政策扶持力度，力争到2030年使西医药、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三种医疗服务在财政投入、医院数量、服务规模等关键指标上，达到4:3:3的比例，按照“三级联动”模式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格局。 健全中西医结合医药医院，增设中西医结合医药科室。在医院和科室建设中，坚持以中医整体思想为指导，以中医辨证施治理论为核心方法论，全面整合西医的知识和技术，打造充分适应现代疾病特点的医疗服务机构。 大力推动互联网医院在西医药、中医药，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医药领域的发展，使更多人享受互联网医疗带来的便捷、及时、周到服务，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最终推动形成中央、省、市、县、社区、乡村全覆盖、线上线下同步的“三级联动”医疗卫生服务格局。 3、分类培养，重点培育一支中西医结合医药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一是加大中医药高等院校招生力度，进一步回归纯中医药教育的本质，增加中医药课程比重。二是在全国现代医学院校和中医药大学开设中西医结合医药系和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三是要坚持学科体系建设的与时俱进，确立中西医结合医药在补足两种医学短板、融合两种医学特长、在慢病防治、康复、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学科定位，通过顶层设计打通中西医药两种语言的隔阂。 最终，通过医药教育体制改革，力争培养一支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西医药人才队伍，一支具备深厚中医药学理论基础和辨证施治能力的专业中医药人才队伍，以及一支善于在中医思想指导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为构建中医药、西医药、中西医结合医药协同发展的医疗服务生态圈，实现“健康中国”提供人才保障。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视频黄奇帆：疫情下全球产业链将结构性重构，中国应有五大应对举措 向前 向后 var AUTOPLAY = 1; var ConTIPLAY = 1; (function() { var Tool = CommonTool; var chk = Tool.byId('J_Video_Autoplay');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var isIOS = /\((iPhone|iPad|iPod)/i.test(ua); if (isIOS) { console.log(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none'; return; }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 var clickcookie = function() { Tool.bindEvent(chk, 'change', function() { var chked = chk.checked; Tool.writecookie('ArtiVAuto', (chked ? 1 : 0), 24 * 365 * 10, '/', '.sina.com.cn'); }); } var bycookie = function() { var coo = Tool.readcookie('ArtiVAuto'); if (coo) { if (parseInt(coo) == 0) { chk.checked = false; AUTOPLAY = 0; } } }; clickcookie(); bycookie(); })(); var firstItem = CommonTool.byClass('J_Play_Item', 'J_Play_List')[0]; var fInfo = firstItem.getAttribute('play-data').split('-'); var fVid = fInfo[0]; var fPid = fInfo[1];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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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了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的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所以至今为止疫情前的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较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农村里边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素质也是相对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它已经回不了70年前的过去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的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天量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都比我们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斯坦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斯坦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家的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以上这段话是大摩对当前跨国公司疫情下的一些分析。我大段大段地引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它的客观性。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的布局新的产业链全球结构重整的这个过程。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的脱钩叫嚣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 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叫嚣，主要的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1、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要看到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可能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这是第一点。 2、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我国去年出口了大体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这个出口不是中国的生产满足的，是世界的疫情。一季度的时候世界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还在生产、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欧美进入了瘫痪的状态，他们对中国本来要求的进口对我们来说的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所以我是感觉二季度的数据我们出口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的时间延续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 也就是说，这个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欧美现在整个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诊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经济困难会是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然要针对这个长周期可能订单低迷的状态，我们应该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 我们出口是退税的，是不含税的，这些产品在本来不含税的成本竞争下搞出口的，现在内销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它税，它的成本上去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可以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总之我们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 3、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石油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这个增长了以后，增加的订单都用进口，一年4.5亿变成6.5亿、7.5亿，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量产能是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也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余的、闲置的。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就是一流水平的，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污染各方面都是形成了清洁能源。我就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多十亿吨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一亿多吨两亿吨，反正4到5吨煤可以变成1吨的油和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内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产能。这是一个方面。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一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他们一般是每一百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它的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的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怕汽车污染，或者怕汽车在城里对城里的交通带来挤压，拥挤，所以就限购、限卖，然后用限量、拍卖牌照等等卡住了汽车的需求。我们现在一个汽车的牌照8万、9万元，三年还拿不到这样的牌照，因为是要拍卖，实际上这个市场一年几百万辆这样的需求被扼杀住了。所以在这方面，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4、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市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能够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十年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三分之一是传统贸易的形式，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三分之一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形成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地方潜力巨大。 第二个概念，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是就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的业务量来说，超过80%的业务量都是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总体规模全国第一，但是它做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的国内贸易规模，总的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我们阿里巴巴的4倍还多。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做得还不够，把这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5、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我们去年4.6万亿进出口，其中2.5万亿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也容易引起所谓的贸易摩擦。美国现在有一个底就是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口国2.6万亿，我们2.1万亿差5千亿美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逐渐上升到2.5万亿、2.6万亿，最终如果我们能够拿下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大国，这个指标比我们做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要重要。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是持续稳定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的衣食父母，就更好地会成为我们中国的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个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供应结构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 总之，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一个基础牌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没技能 压力大 工作难找宅在家 ……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资助以训稳岗 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 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 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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