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并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举措，引发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这些“以保促稳、稳中求进”的硬招实招，必能将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有助于就业、脱贫等其他重要目标的实现，更将为中国经济复苏积攒巨大的后劲。 呵护企业，精准施策真暖心 企业作为经济细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所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暖企举措，得到很多代表委员点赞。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行情000876,诊股)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有利于增强经济回升的动力，也为促进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等，让民企有了实实在在的信心。”刘永好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并将其列入地方政府信用指标和考核体系之中。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国际国内整体形势作出了准确研判，提出了务实举措，令人振奋。这既符合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市场需求转型的方向。 “我们积极采取措施，带动上下游协同复工复产，畅通供应链产业链。3月底，吉利国内供应商已全部复工，国内供应链风险得到全面有效管控，产能稳步爬升。”李书福介绍，政府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举措，正有效推动需求复苏。吉利将继续主动迎接变革，保持研发投入，不断做实做强核心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王会生对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新一重”的提法很有感触。他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扩大有效投资是加快经济恢复发展、激发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导向作用，通过政策性产业基金等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在细分行业领域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供稳链，同心协力闯难关 现代社会分工细化、产业链长，诸多市场主体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工(行情000528,诊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光安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柳工集团从“供方+物流”同时入手，积极排查风险、难点，确保供应链各个环节互相配合、顺畅转动。“我们第一时间与1000多家供方实现联动，秉持‘一企一策’的原则，为他们提供必要防护用品和必要生产资料，通过‘输血供氧’，最大限度激活产品生产链。”曾光安说。 曾光安表示，“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举措，让企业坚定了发展信心。4月份，柳工挖掘机实现月产4500台的历史新高。在他看来，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链呈现出巨大实力和十足韧性，积蓄了强劲的发展势能。在各方努力下，“中国制造”将继续开足马力，贡献更多优质产品。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天府新区商会会长王麒认为，产业链环环相扣，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独善其身，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中国是国际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是保企业生产、稳中国制造，也是为疫后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开展‘送政策、帮企业、送服务、解难题’专项行动，通过产业资金帮扶、点对点救助、绿色通道、执照邮寄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成本。”王麒说，危和机同生并存，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唯有协力稳住发展的基本盘，方能共同闯过这道难关。 放眼长远，增强自身竞争力 市场主体保住了、产业链供应链稳住了，高质量的发展才更有希望。在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不仅聚焦如何“利当前”，更关注怎样“惠长远”。 提到碧桂园(港股02007)，很多人第一印象是大型房地产企业。但如今，其定位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好生活产品的高科技综合性企业”。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促进了建筑行业大发展。然而，建筑行业传统粗放式、手工化的生产方式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施工安全风险大、生产效率低、建设成本高、科技含量少，行业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越来越弱，此次疫情更是给传统建筑企业的开工和生产带来较大困难。 对此，杨国强提出“研究制定覆盖建筑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研发、制造和应用全流程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建筑机器人行业标准体系”“引导建筑机器人快速试点试用”等建议，促进建筑机器人合规高效地在工地使用，不断提升建筑业发展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指出，供应链作为产业链的一部分，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受疫情影响，原料采购、劳动力流动等受阻，全球供应链在某些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中断，这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集聚化和本土化。 “疫情对中国企业是一次大考，如果能走出来就会变得更强壮。现在全球生产供应链恢复最快的就是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宁高宁强调，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恢复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应对。对企业来说，只有真正搞创新、真正搞研发、真正增强自身实力，才能成功过关，走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崇左5月28日综合报道 据广西崇左市公安局官方网站消息，5月25日，崇左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会议。朱园春同志任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朱中卫同志不再担任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职务，另有任用。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朱园春，女，1967年1月生，此前担任广西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训练处处长。朱中卫，1965年4月生，2014年任崇左市公安局局长，2015年任崇左市副市长。 朱园春简历 朱园春，女，1967年1月生，汉族，籍贯广西钦州，199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 曾任广西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训练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等职务。 现任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提名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提名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一直以来，承担为实体经济输血、造血功能的银行保险业，为何饱受“吸血”的质疑？这不仅折射出银行保险业丰厚利润与实体经济效益下行的反差，更集中反映了一个久治难愈的痼疾，——银行不合理收费问题。尽管不排除银行为民间融资等其他渠道“背锅”的情形，但不合理收费现象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对这一现象或许已经到了该除须除的时候了。 日前，银保监会联合工信部、央行等六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这将使银行保险业不合理收费这一“痼疾”有望得到根治，挤干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水分”。 究竟哪些属于违规收费？ 如果从纯市场的角度，商业银行需要以收抵支并获取适当的资本回报，因此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的费用应是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关键是所提供服务的真实可评估性、服务质价相对等性。 这就需要厘清银行收费中，究竟哪些属于违规的收费，哪些是不合理收费，哪些属于存在较大争议的收费。从企业部门的呼声看，关于银行不合理收费问题，比较集中于贷存挂钩、强制捆绑销售、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强制接受指定机构服务等方面。 此次《通知》就银行违规、不合理收费的情形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的要求，明确提出了17个方面“不得”和3个方面禁止性规定，后者主要针对新形势下银行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方面的涉企收费问题。这方面，《通知》明确禁止三种行为。一是银行机构应在合同中明确禁止第三方机构以银行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二是严禁将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实质性职责交由第三方机构承担，防止导致间接推高融资成本；三是严禁银行将信贷资金划拨给合作的第三方机构，防止信贷资金被截留或挪用，减少企业实际可用资金。这份违规收费“清单”不仅进一步增强了监管的指向性、可操作性，而且也从整体上告知了企业可以伸张、维护的权益。 银行违规收费的驱动在哪里？ 按说，自2013年7月20日起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已完全放开，银行完全可以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在贷款定价中充分融入资金成本、风险成本、费用及目标利润等考量，银行何以要冒被监管查处的风险、在价外违规收费，空惹一身“骚”？这其中自有其内外部驱动性，叠加了成本、考核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不切实际的中间业务考核催生了“浮利分费”、强制搭售保险类产品等行为。为满足上级行对中间业务考核要求，一些银行机构采取“浮利分费”的方法，在对企业贷款定价时，人为地在贷款利率上浮部分中切出一块作为中间业务收费。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增加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但因为人为切割的无据，客观上给企业以乱收费之印象。而通过强制搭售保险、理财等产品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更是一些基层行惯用的手法。此外，还可能存在将无实质内容的贷款咨询、顾问费附加于贷款等违规收费行为。 二是层层加码的存款业务考核诱发了“贷存挂钩”“以贷转存”等变相收费问题。一些银行基层行或客户经理为完成存款任务，把拉存款、转存款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这或许是最令企业“头疼”的问题。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帮助银行去揽存，不仅难度大，而且揽存所产生的费用在财务处理上也比较困难。而贷款转存款，不仅减少了企业贷款的可用额度，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三是“以我为主”的经营理念导致银行向企业强势转嫁费用。在绩效考核压力下，一些基层经营行利用信息不对称，把本应由银行独立承担的费用，如为授信评估目引入外部数据、信息或评级的费用，为分散风险追加的以银行自身为受益人的保费费等，银行在发放贷款中产生的尽职调查、押品评估等相关成本等，转嫁给借款企业，直接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四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思维“激发”银行收取资金管理费、账户透支承诺费、信贷资信证明费等以贷收费行为。目前，尽管贷款利率上限名义上已完全放开，但隐性利率上限依然存在，客观上可能诱使一些银行机构采取堤内损失堤外补方式，通过合同约定形式向借款企业收取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资金管理费及贷款承诺费等形式，变相提高贷款收益率，以满足其对利润的追逐。 此外，还包括员工道德风险方面的因素。如一些银行客户经理与资金掮客勾结，以种种理由影响企业贷款到期后正常续贷，通过介绍渠道让客户在贷款到期后寻找过桥资金以牟利，使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转贷成本。凡此种种，其背后无不透着各种利益的碰撞。 如何根治违规收费？ 尽管近年来在中央持续推进融资畅通、减费让利的背景下，银行保险业在积极减费让利，但市场对于银行乱收费的“诟病”从未消停。 其实银行违规收费大抵可分为显性收费和隐性收费，而且存在显性向隐性转化的趋势。对于显性的违规收费，或许可以通过常规的现场检查方式进行查处，但仍受检查的频率、检查的覆盖面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对于隐性的违规收费，要查处则相对比较困难，线索、取证材料的获取都是一个问题，除非企业举报。 从逻辑上，银行究竟有没有违规、有没有不合理收费，企业最有发言权。借款企业一个投诉举报似乎就可真像大白，但其实不然。银企关系的相生相容性，注定了其方式的复杂性。现实情况是，企业基于未来存续发展的考量，往往对银行乱收费等违规行为不敢举报，否则容易遭致报复，甚至在当地再也难以获得融资。 显然，从源头上根治银行保险业违规收费问题需要内外发力、多措并举。 一方面，要推进制度创新，从源头上消减银行保险机构违规收费的内在驱动。关键要从顶层设计上推动银行保险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利率市场化化程度和银行机构风险定价能力，以最大可能避免银行机构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为实现不当绩效考核目标而铤而走险，违规收费。 另一方，则是要强化外部监督。核心是要加大违规收费的成本，加大惩戒力度，让机构从成本——收益权衡的角度，对违规的后果形成敬畏，形成不敢违规收费的自我约束。关键则是构建完善银行违规收费的信息获取机制。正如《通知》所要求的，要形成监督合力，完善违规收费举报查处机制，明确跨部门信息共享、依法惩戒等工作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前提则是建立对企业投诉的保护机制，即确保企业不因投诉举报银行违规收费而被银行甚至行业歧视，导致融资权利受损害。 唯有如此，各种违规收费行为才能得以充分曝光在监管的视野，各种监管规制才能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5月28日，友阿股份旗下的电商平台友阿海外购宣布启动超级五周年全球狂欢月。友阿股份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是友阿海外购疫情后的第一个全民消费狂欢节，也是恢复“元气”的重要节点，同时也肩负着“促消费，扩内需”的使命，友阿海外购将使出浑身解数，打好这场年中大促的战役。 打造全球品质狂欢节 对于走过五年历程的613全球狂欢节，友阿海外购也早已构建起自身的成熟商业生态，它不再是单纯的“促销”活动，而是集娱乐、购物、消费于一身的线上线下的狂欢盛典，专注于用户品质生活的提升，这也让更多的消费者乐于参与其中。据介绍，从5月28日起，友阿海外购持续一个月的全球狂欢月将为消费者带来满减、抽奖等一系列的惊喜福利。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友阿海外购还邀请了一众大咖担任超级带货官，选取跟大咖达人亲测好用的东西进行推荐，友阿股份董事长胡子敬亲自为友阿海外购带货。胡子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作为友阿海外购的超级带货官，我是当之无愧的，我自己也会在上面买很多东西，比如包包、染发剂、龙角散等。海外购选的绝对都是真正好的海外商品，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能分享全世界美好的平台，友阿海外购五年来一直坚持初心没有变。” 五周年是友阿海外购正式上线的关键之年，从小步快跑到开拓疆土，友阿海外购已经连续两年实现盈利。疫情之下形势虽然不容乐观，但是友阿海外购二三月仍然实现了较大的增长，增速超过去年同期。据介绍，五年友阿海外购成功积累会员用户超过200万户，同时通过全新的O2O模式在湖南范围内开出超过19家跨境电商体验店，覆盖了长沙、株洲、常德、郴州、邵阳等多个湖南重要城市。胡子敬表示，未来友阿海外购还将向更多省区市拓展，让O2O跨境电商体验店开遍全国。 “史上最长”直播盛典 “直播带货”作为疫情期间迅猛发展的线上消费业态，一度成为不少行业的新出口。作为电商中新的增长点，直播带货从未像如今这样火爆，也无疑将成为今年年中大促各大电商平台加码布局的对象。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而作为全国首个推广小程序直播的企业，友阿股份自2020年2月以来，直播间呈井喷状态，周均直播最高达3700多场、直播时长超过19万余分钟，销售额更是直线上升，对友阿的导购们而言，全国近20000名专柜导购通过友阿官方直播购物小程序“友阿购”进行直播，全民直播环境逐渐形成。 据了解，今年友阿海外购五周年大促也把直播提到战略核心地位来，将打造一场全球化、品质化的直播盛典，为用户营造不在现场、如在眼前的即视感，更直观地体验到商品，真正实现边看边买。 多个直播场景延伸是友阿海外购此次品质直播的亮点之一。6.12直播将采用一个主会场多个分会场的形式链接全球正品好货，商品涵盖了美妆、母婴、家居、保健、轻奢等各个品类数百个单品。工厂、品牌店、保税仓库等不同的场景切换，将全过程展现给用户，实现直播间直播到全场景直播的转变，让多元化的直播场景为商品站台。 在无数KOL、机构、明星、官员甚至企业家都涌入带货直播间的时候，直播内容本身也成了竞争力中的重要一环。而友阿股份的“导购直播”可谓其中的一股“清流”。此次6.12直播盛典将由继续由友阿海外购的导购主播担任，以专业化态度为产品赋能。 “从粗放的泛直播到现在精品直播，友阿的直播正在朝着会向更多元、专业化方向开展，从带货场到营销场，我们正打破原有的直播常态。”友阿海外购CEO许勇波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是友阿海外购史上直播时间最长、分会场最多、商品最丰富的一场直播，将一如既往地以‘分享全世界的美好’为核心，给大家带来惊喜和福利。” 许勇波表示，相比于多数直播热衷刺激的生死时速、明星网红带货的模式，友阿海外购正在试图探索”导购+主播“和“品质化直播”的新路径，进一步追求“品+效+销”合一的效果，真正做到顾客至上。（编辑 张伟）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熊柴 摘要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受“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思想误导，虽然人口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但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却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用地、增加中小城市用地和控制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倾向，导致土地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趋势明显背离，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经济社会问题，不仅增加了中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造成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城市一度高库存的根源。分地区看，2009-2016年东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占比低于人口增量占比12.9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06-2017年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34.1%，但城市用地仅增长28.2%；而20万人以下的城市人口增长1.5%，但城市用地大幅增长19.8%。 近期深圳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长期持续流入而供地严重不足。2005-2018年深圳人口增长57%，但城市建成区面积仅增长29%，特别是2015年以来深圳人口年均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但受制于生态红线，寸土寸金的深圳有近50%的土地不能开发。当前深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22平方米，远低于全国城镇人均的39平方米。中国香港是前车之鉴，深圳必须避免重走老路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困境。 我们认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通过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但是，现有一些观点和规划仍在要求“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值得商榷，与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客观市场规律不符，与中央“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应该按照地随人走的市场规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我们建议：一是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二是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三是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简言之，应该按照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市场规律，地随人走、人地挂钩，加大向深圳等都市圈城市群供地，减少西部、东北等人口外迁地区的供地，促进供求平衡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正文 1尊重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城市群化的客观规律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1980年10月，中国第一次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确立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90年4月《城市规划法》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城市化发展道路（2008年废止后，实施《城乡规划法》，未提城市化发展战略）。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控制大城市发展、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思想仍然广泛见诸于相关政策文件。 “小城镇派”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策设计者的主张。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1）在人口方面，“小城市派”主张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引导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从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看，1980年代开始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控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人口并未如“小城镇派”预期地那样向中小城市集聚，而是持续向大城市及周边集聚。根据我们前期在《中国人口大迁移》等报告中分析，1982-2018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人口长期净流入；而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人口基本持续流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计占比从1983年的18.3%升至2018年的23.6%。24个人口1000万人以上大都市圈常住人口合计占比从29.7%升至34.7%。 我们分析十几个主要经济体上百年的数据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人口平均分布和区域均衡发展是个伪命题，小城镇化模式与经济规律不符。发达国家城市化一般经历两个阶段：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城市群化，部分国家会在城市化后期出现郊区化，比如美国，但仍是都市圈内部的人口分布调整，而不会出现人口回流小城镇甚至农村的整体现象。客观讲，发达国家城市化模式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整体上是成功的，尊重了市场规律、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实现人的自由流动与发展；而主张“小城镇化模式”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超越经济规律、市场化原则和发达国家成功经验，试图通过采取行政措施人为阻碍人口自由流动、人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以及年轻人社会阶层流动，是相当自负的。 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和基本规律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学习效应等，大多数产业具有集聚效应，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尤其那些有才华有梦想的年轻人。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更加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 2）在土地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用地而增加中小城市用地，控制东部建设用地而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改革开放初期，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中国首先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小城镇派”开始要求控制东部和大城市建设用地。比如，1999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2010年）》要求，东南沿海区要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特别是城镇和开发区建设用地规模。2016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要求，严格控制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用地规模，合理安排大中小城市用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防治“城市病”。 上述做法导致了土地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趋势明显背离，人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控不住，土地在指标管理下控住了，人地分离、土地错配，不仅增加了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和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也造成了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一度高库存。分地区看，2003-2016年东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占全国的比例从61.2%下降至34.2%，中部从16.3%上升至24.3%，西部从16.3%上升至35.6%，东北地区从6.3%升至2011年峰值16.9%再降至5.8%。结合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和自然资源部土地数据，2009-2016年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增量占全国比重为41.4%，但城镇用地增量占比仅为28.5%，低于人口增量比例12.9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地区城镇用地增量占比分别高于其人口增量占比1.7、4.4、6.8个百分点。在人地错配背景下，2009-2016年东部地区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从110.7平方米降至107.9平方米，中部地区从104.1平方米增至113.8平方米，西部地区从122.5平方米增至134.2平方米，东北地区从124.3平方米增至139.8平方米。 分城市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计算，2006-2017年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34.1%，但城市用地仅增长28.2%（因数据缺失，一线城市用地数据以城市建成区口径计算）；而城区常住人口在20万人以下的城市人口增长1.5%，而城市用地大幅增长19.8%。2006-2017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从72.2平方米降至68.8平方米，而20万人以下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从117.8平方米增至139.1平方米。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土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新格局。201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2019年2月，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以培育现代都市圈为城市群建设突破口；并要求放开放开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2019年4月，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超大特大城市要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大城市要发挥规模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要分类施策，其中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区域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2 深圳等大城市亟待加大供地，避免陷入中国香港的产业空心化 近期深圳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长期持续流入而供地严重不足；2005-2018年深圳人口增长57%，但城市建成区面积仅增长29%，特别是2015年以来深圳人口年均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从人口角度看，1979-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从31.4万快速增长1344万；如按包括短期流动人口、职住分离人口的实有管理人口口径算，当前深圳人口已超2000万。特别是2013年北京、上海强力控制人口后，2015-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3.2万，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并且，深圳年轻人多，置业需求大，特别是对学区房；2015年深圳15-59岁人口比例高达81.9%，远高于北京的73.5%、上海的70.8%、广州的74.7%。从土地角度看，2005-2018年深圳市建设用地从839平方公里增至1006平方公里、增长19.8%（国土部门数据），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13平方公里增至928平方公里、增长28.9%（住建部门数据），而该时期深圳常住人口增长57.4%。2018年深圳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1.8平方米，远低于全国城镇人均的39平方米。并且，深圳住房存量中还有大量城中村住房和集体宿舍等，商品住房套数不足200万套（深圳住建局官员披露2018年末180万套）。根据《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16-2020）》，2015年末深圳市常住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达到34%，目标到2020年末提高至40%。 受制于生态红线，寸土寸金的深圳有近50%的土地不能开发。深圳土地面积为1997平方公里（不含深汕合作区），仅相当于北京的约1/8、上海的约1/3、广州的约1/4。2005-2018年，深圳市建设用地占区域土地面积比例从42.0%升至50.4%，另有974平方公里（占比49%）被《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划定生态保护范围，不得随意开发。根据深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2018年末深圳农用地超过9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分别为36.2、201.9、573.9、22.5平方公里，耕地中还包括20.3平方公里的永久基本农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分别为273、213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3.7%、10.8%。当然，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即使缩小生态保护范围，深圳开发建设仍需大量建设用地指标，这有待跨区域配置。 深圳是否有必要保留近50%的生态红线区，这值得商榷。一是当前生态红线划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行政分割。比如，如果惠州并入深圳，即深圳行政土地面积扩大至1.36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土地开发利用等将如何确定？毫无疑问，这将有利于在更大的区域层面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现有一些生态红线区土地很可能将重新规划用途。未来亟待打破行政分割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二是不能过分强调生态价值而忽视经济社会价值，土地利用必须结合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等综合考虑。深圳肩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全球标杆城市的重大使命，没有必要在这约2000平方公里上保留这么大规模的农用地、生态空间。生态价值重要，经济社会价值也很重要，必须综合考虑。三是生态红线区比例划定不能单纯地比较不同城市建设用地占行政面积比例，而忽视行政面积大小。除深圳外，当前中国还有上海、东莞等土地面积比较小的城市面临开发强度接近50%或超过50%的问题；当然上海等城市还有大量村庄用地，还可通过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和城镇居住用地。举个极端例子，如果某城市土地面积仅100平方公里，是否仍有必要划定生态红线，该划定多大比例的生态红线区？绝不能僵化地以区域土地面积的某个比例作为开发限制，土地面积较大的城市拥有占比20%-40%的建设用地已经足够，但土地面积较小的城市可能需要占比60%-80%的建设用地。 中国香港是前车之鉴，深圳必须避免重走老路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香港土地面积1111平方公里，2019年人口741万。香港地形以丘陵为主（20%土地为低地），地表多植被覆盖，林地/灌丛/草地/湿地占比高达66%。依据1976年《郊野公园条例》与1996年《海岸公园及海岸保护区规例》，超过415平方公里（占比37%）的郊野公园与特殊地区受到政府保护，无法进行开发。而通过填海造陆增加减少用地，因环保人士抗议在2005年后几近停顿。1985-2017财年，香港政府累计出让住宅用地556万平方米（折合5.56平方公里），按人口增量算仅人均2.81平方米，土地供给严重不足导致1986-2017年香港房价年均上涨约10%，上涨幅度位居全球主要城市前列。目前，香港已开发城市用地占土地比重的24%，住宅用地占比7%（包括大量土地利用率低下的乡郊用地），人均住宅用地仅10.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仅16平方米；近20万市民租住劏房，人均住房面积仅5.8平方米。据Numbeo网站数据，当前香港房价收入比约48倍，绝对房价与房价收入比均位居国际大都市前列。在高房价压力下，香港产业逐渐空心化，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国际竞争力逐渐下滑（参见恒大研究院2018年11月报告《高房价之困—香港住房制度反思》）。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尊重人口和产业流动的客观规律，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四大板块战略为基础，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大战略为引领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布局。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18年中共十九大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升到新时代7个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中国首先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新世纪前后，为解决日益凸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陆续推出西部大开发（1999）、东北振兴（2003）、中部崛起（2004），逐渐形成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基础战略格局。2013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又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总体来看，四大板块战略旨在推进四大地区的协同发展，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3个重大战略主要强调集聚和极化，长江、黄河两大战略更侧重生态保护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望成为第8个重大战略。成渝地区是19个城市群中除东部三大城市群外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之一，近年持续受中央重视。2019年国家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专门谈及成渝城市群，2020年1月中财委会议要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5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专门谈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成渝城市群”到“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提法变化，反映中央对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客观尊重。 从实践看，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四大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峰值0.458回落到2019年的0.336，但也面临由于市场机制发育差异导致的南北发展持续分化、东北增长乏力等问题。从区域经济增长看，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GDP份额分别为43.4%、22.7%、20.6%和13.3%（地区GDP/地区GDP合计）；随着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实施，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在2007年之前持续领先，经济份额从1978年的43.4%增至2007年的峰值55.5%。之后，中西部经济增长开始领跑，但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在2013年之后逐渐滑落，到2019年四大地区经济份额分别为51.9%、22.2%、20.8%和5.1%。从区域发展差距看，以反映各区域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四大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371升至2003年的峰值0.458，再回落至2014年的0.287，2019年扩大为0.336；人均GDP最高的东部与最低的西部（2018后为东北）的差距从2003年的峰值2.61倍缩小至2019年的1.76倍。2014年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有所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北经济增长持续分化和东北增长乏力问题，根源在于北方地区市场改革较为滞后。2015-2019年四大地区实际GDP年均同比分别为7.1%、7.8%、7.6%和4.2%，2019年北方15省、南方16省实际GDP同比分别为5.9%、6.9%。 我们认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通过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绝不能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要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度集聚，在发展中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极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常态，要在集聚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从现实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于进一步消除人口等要素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人口等要素向东部、向都市圈城市群地区集聚。从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份额分别为51.9%、22.2%、20.8%和5.1%，人口份额分别为38.6%、26.5%、27.2%、7.7%，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34、0.84、0.77、0.66。从城市群都市圈看，2018年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了75.3%的人口，创造88.1%的GDP；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5%的土地集聚了23.6%的人口，创造了38%的GDP，经济-人口比值为1.6。24个人口超1000万的大都市圈以6.2%的土地集聚了32.5%的人口，创造了52.2%的GDP，经济-人口比值为1.6。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需要强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可能做到均等化，也不能致力于均等化，政策的可行目标在于全覆盖。当前有些政策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无论是基本公共服务数量的均等化，还是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均等化在实践中都很难实现。比如，当前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意味着要发展、要振兴所有的乡村，随着人口持续向城镇迁移，大量乡村的衰落乃至消失不可避免，只要少数具有地理优势或独特资源优势的乡村才可能振兴、才值得振兴。如果在实践中机械地、静态地推进乡村振兴，很可能造成财力等大量浪费。5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但是，现有一些观点和规划仍要求“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值得商榷，与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客观市场规律不符，与中央“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不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比如，近日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要求“继续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合理增加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建设指标”。西部地区未利用地规模巨大，合理增加未利用地开发有利于支撑西部地区发展，而且也不影响耕地保护。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倾斜，与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趋势不符，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2月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要求“要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也不符合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相关精神。 我们建议：一是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高度集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普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建议通过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促进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二是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并不能解决热点城市人口流入与住房供应紧张之间的矛盾。未来应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三是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在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中，土地改革严重滞后。比如，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04年前，上海等一些省市区之间曾有过“跨省换地”的尝试，但于2004年被叫停。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放在五大要素的首位，反映深化土地改革的紧迫性和决策层的决心，并要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当然，在推进跨省换地过程中，必须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和质量双平衡。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研究院院长助理、首席城市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社科院博士后，副研究员职称。)
5月28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今年两会带来多份提案，涉及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铅蓄电池、低速电动车等话题。 其中，在《关于鼓励发展多元化集中充电新模式构建电动自行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议》中，张天任建议将“老旧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纳入政府实事项目；加强对新建住宅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的推广和落实；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形成多元化、共享化的集中充电新格局。 在《关于统筹调整优化铅蓄电池产业财税政策高质量建设“无废城市”的建议》中，张天任建议将铅蓄电池纳入到正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并按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整体要求，对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标准、依法开展综合利用的铅蓄电池，免征环境保护税。加大对再生冶炼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他还建议，修订现有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将铅蓄电池再生企业增值税即征即返比例，从目前的30%恢复至50%。 在《关于增强新能源交通工具多层次多样化供给更好的满足百姓绿色出行的建议》中，张天任建议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订低速四轮电动车产业发展政策，规范低速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将低速车纳入政府采购，用于公安、交通、环卫、安监等部门。他还建议，在满足驾驶安全的基础上，鼓励探索多种技术路线，特别是不能限制铅蓄动力电池在低速电动车上的应用，由市场和消费者决定技术路线。鼓励企业开展兼并重组，交叉持股等，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具有强大资源整合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骨干整车企业；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品质，特别是智能化、网联化技术在低速电动车上的率先应用。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 投放方式变了，运用场景变了、流动性变了……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这又造成至少“四大影响”：“需求”成为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货币总量会同比例扩张……而负债与货币总量超越社会财富更快增长，却似乎没有引发通胀。 如此，五大变化与四大影响的共振之下，传统货币理论遭受重大挑战，是该“守”？还是该“攻“——适应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新变化新影响，推动创新与发展？ 这需要对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运行的新变化、新影响有充分认知和准确把握。 “五大变化” 而今，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发展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其一，货币投放方式深刻变化。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机构首先要通过购买货币储备物（主要是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进行货币投放，并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增强货币的信誉，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这种以储备物价值作为支撑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价值投放”。 由此，尽管现在各国货币已经废弃金属本位制，告别实物货币时代，转化成为完全的信用货币，但各国央行基本上都保持或多或少的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各国黄金、白银储备价值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高低，也成为其货币优劣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比价，也成为货币之间汇率确定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黄金、白银的供应量跟不上全世界的需求，很多国家难以买到足够的黄金、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开始购买国际上流通性强的国家货币（国际硬通货）作为货币储备物，并由此与国际社会保持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 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是货币确定价值、保持信用和社会流通的重要保证。但货币又不可能完全通过购买储备物进行投放，否则，就会退回到金属本位制货币体系，使货币的供应完全受制于货币金属的供应而脱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际需求，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样，货币投放必须另辟蹊径、做出创新。 实际上，正是因为以某种贵金属作为货币，使得货币供应完全受制于这种金属的实际供应，难以与社会财富的变化有机配合、灵活适应，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人们才意识到这种实物货币体系需要深刻变革。纸币的出现和运行，使得人们进一步发现，货币其实并非必然是自然界的贵重物品，作为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价值储藏的工具，货币首要的是必须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就应该使一国货币总量必须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可用于交易的社会财富的价值总量相对应。这就要求货币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而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则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格同样需要用货币加以标识。这样，货币就不再是自然界有价值的实物，而成为一种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纯粹的价值表征物（所以，信用货币也被称之为“主权货币”、“法定货币”），可以根据社会财富的增长变化而灵活调节其投放和总量。由此，也就产生了关于货币价值观测并据以进行货币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道，成为现代社会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问题是，社会财富的种类繁多、分布很广，并可能不断进行交换和流动，在这情况下，仅由货币投放机构（如央行）独自把握社会财富的总量及其变化是难以保证准确性的。 考虑到货币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要进行财富交换，就需要使用货币；如果有人要从别人手上换取所需要的财富，就需要先拥有足够的货币；如果其货币不足，则可以先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申请贷款或发行债券等），并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拥有的可变现财富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显性或阴性）。这样，就将需要使用货币的社会主体（企业、家庭、政府、金融机构等）全部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对社会财富增长变化的判断和把握上，进而以货币需求为导向，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相应安排货币供给。 这种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信用投放”。 由此，货币的信用投放就成为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和方式，也使货币投放方式上出现了价值投放与信用投放并存的二元结构。 其二，货币投放机构深刻变化 在信用投放成为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的情况下，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着货币的总量和质量。如果社会财富的数量和价值被严重高估，就会由此造成货币的严重超发滥发，并进而引发货币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这正是很多国家出现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对存在的坏账损失要及时识别并消除，对资不抵债的借款人以及贷款人，都要及时进行破产重组，将其形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超发的货币处理掉，确保货币的质量。 这其中，严格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至关重要，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管理。 中央银行被赋予货币现金（纸币和硬币）的规则制定及其印制、投放、回笼、销毁的监督管理，并负责货币币值监测和货币总量调控（即货币政策的制度与实施）的特殊使命。由于其可以直接印制货币，就使央行难以受到有效的财务约束（如果形成坏账损失，央行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予以弥补）。如何允许其直接面向社会主体，特别是面向政府提供信用投放，就很可能造成货币的超发滥发。因此，绝大部分国家都以法律的方式区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将货币的信用投放交给财务约束较强的商业银行进行，而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中央银行可以加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拨备率、流动性比率等相关方面的监管，并成为“银行的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拆放，传导其货币政策意图，维持货币币值与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商业银行承担货币信用投放的职责，成为货币投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如果控制不住投放质量，形成的坏账损失必须及时提取损失准备或直接核销，资不抵债的，同样要进行破产重组。 这样，就形成货币投放机构上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机结合的二元结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通过借贷方式投放的货币，与中央银行直接投放的货币，在货币上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国家统一的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不能因此将货币划分为“央行货币”和“银行货币”。至于投放出来的货币，是表现为现金还是存款，是在央行的存款还是在银行的存款，都只是货币的表现形态，并不是货币本身。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和银行投放出来的货币，只有转化为央行或银行的存款才是其负债，而其投放货币本身，已经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货币投放机构的负债。现在依然说“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已经完全没有法律上的道理，是不成立的。 其三，货币应用场景深刻变化 货币投放社会后，就会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除此之外，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还会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二级交易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占用。 这就形成了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 二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其相关的投融资需求就会旺盛，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上升，交易保证金的规模可能随之扩大。反之，实体经济下行，相关的投融资需求也会随之减弱，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交易保证金的规模也可能随之收缩。甚至金融交易市场大幅下跌，造成投资者扩大损失，也会影响到实体领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总体上，金融领域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大大增加了货币总量的需求，并分流了实体领域的货币数量，削弱了货币总量扩张对实体领域价格的影响。 其四，社会投融资结构深刻变化 投放到社会的货币并不是平均分配和不断流通的，而是有的人拥有货币却不需要使用，形成货币的沉淀。而有的人需要使用货币，但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货币。此时就需要通过社会投融资，将沉淀的货币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加以有效利用，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出借货币的人也可从增加的财富中分享一部分（利息或红利）。 社会投融资分为两大类，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形成融资结构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的二元结构。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货币）融出方与融入方直接进行资金（货币）转让的投融资方式，包括直接的赠送、借贷、投资等。直接融资只会转移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银行，银行在此基础上，在保留适当的支付准备金后，将其余部分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出去，这样，货币所有者和资金融入方之间，就加入了银行这一中介环节，因此被叫做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存款人的存款只是银行发放贷款的支持，并不会因银行发放贷款而减少存款（货币）。但银行发放贷款又会增加借款人的存款（货币），所以，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总量。 相比于实物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体系下间接融资的发展空间大大拓展，所占比重明显提高，社会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 由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同，所以，即使社会财富相同的两个国家，由于融资结构不同，其货币总量也会出现很大不同，甚至出现类似于中国的GDP规模小于美国，但中国的货币总量却大于美国的现实状况。当然，这会反映到货币币值上，两国货币的汇率也会不同，美元汇率会大大高于人民币。 由此，撇开融资结构的不同，简单以不同国家M2与GDP的比率来说明货币是否超发，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简单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负债率或杠杆率高低也是不科学的。 其五，货币流动性深刻变化 货币通过各种方式投放出来后，就表现为社会上的现金以及存放在银行的存款，简单讲，社会上的“现金+存款”就构成了货币总量（为避免重复计算，银行相互之间的存款不计入）。 已经投放出来的货币，并不是全部都会一直用于社会财富交易、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而是会有相当一部分退出财富交易、处于沉淀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主体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以及由此导致其对货币需求的扩张或收缩。这样，就在货币总量中，形成“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并存的二元结构。 即使社会主体将其闲置的货币交给银行，银行再通过间接融资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看似增强了货币流动性，但结果是又派生出新的货币，而不会减少原有的存款（沉淀货币），由此，间接融资的比重越大，只能使货币总量中沉淀货币的比重随之加大，货币的流动性（流动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值）相应降低，也使财富规模相同情况下，货币总量随之增大。 相应的，即使在货币总量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甚至在货币总量扩张的情况下，由于流动性降低，依然可能导致物价平均水平降低。由此，对社会财富平均价格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货币总量，而是流动货币的数量，是货币的流动性。 “四大影响” 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深刻变化，带来了货币理论与政策实施上的四大影响： 其一，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由供给转为需求 不少人认为，货币从实物货币体系转变为信用货币体系后，货币的投放不再受制于货币实物的供应，货币当局可以随意扩大货币投放了。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更多的取决于社会的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 这不仅表现在央行要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体是否愿意将储备物出售以换取货币（除非实施强制收购），更重要的是在信用投放情况下，货币投放更取决于社会主体扩大负债获取货币的意愿：在经济上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向好时，社会主体更愿意扩大投资和消费，货币需求随之扩大，货币当局要控制货币供给、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比较主动和有效的。但在经济下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转差时，社会主体扩大负债和投资消费的意愿减弱，货币需求萎缩，此时，货币当局要扩大货币投放就很被动，甚至可能出现利率为零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的情况，这样，货币当局要抑制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就会非常被动和低效。 其二，央行扩大资产规模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 由于存在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传导体系，央行扩大或收缩货币投放的政策意图，主要是传导到商业银行层面，还需要商业银行再传导到社会层面，就出现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问题。其中，在经济加快发展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旺盛，资产价格上升，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的质量更有保障，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考虑，商业银行更愿意扩大货币的信用投放。但此时为防范通货膨胀风险，央行可能需要实施逆周期调节，控制货币投放，这就可能遇到来自银行层面的阻力，有时仅靠提高利率等经济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得不配合行政手段加以调控。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萎缩，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也不愿扩大信用投放，就可能加剧通货紧缩的态势，此时央行则需要扩大货币投放，但由于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央行扩大货币投放可能更多地淤积在商业银行层面或流入金融市场“空转”，而进入不了实体领域。因此，央行扩张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一定会同步扩张。特别是央行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时，实际上是在收缩货币供应，更不会引发货币总量的同比例扩张。 正因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国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资产规模大幅扩张，但其货币总量的增速却低得多，并没有出现同比例增长。因为央行大规模扩表，就指责其“开足马力印钞票”、“疯狂大放水”是不科学的！ 其三，货币总量增长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或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 不少人习惯性地把货币总量增长速度等同于物价指数的提升速度以及货币贬值的速度（有人说，2020年年1月末的货币总量相当于2000年的15倍，所以，此时的15万元只值20年前的1万元），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物价水平或货币币值要受到货币总量变化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只看货币总量的变化，而且，由于金融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对货币的分流，以及货币总量中还存在流动性的问题，真正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的，不是货币总量，而是货币总量中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变化，是货币流动性的变化。即使在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或者真正用于交易的财富规模减少或增大，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由此，货币政策只盯着消费物价指数变化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其四，负利率时代正在走来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存在，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这样，信用货币必然会出现一种超出很多人想象的局面： 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负利率与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这种局面并进入负利率时代。这使传统货币理论遭到重大挑战。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超出社会财富变化的货币扩张或收缩，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面对通胀或通缩，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零利率应该是货币政策底线。 但如果央行政策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威胁）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或爆发战争等）形成重大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又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此时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央行与财政必须强化配合、增强合力，此时还强调央行的独立性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证明，在面临金融或经济危机时，及时采取超常规宏观政策举措加以应对，其效果比不采取或延迟采取这些措施要好得多，其货币不是贬值，反而出现升值。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在社会投资或消费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陷入零利率陷阱或流动性陷阱之后，央行采取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推动货币总量进一步扩张并压低货币币值，将财富更多地从货币型资产占有者转移给扩大负债并扩大投资和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作出贡献的群体，这有利于充分激活社会资源，并以最低成本实现社会财富最广泛、最深刻的重新分配（其阻力远比财政增加设定对象的税费收入低得多），以维持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同时，压低货币汇率，也有利于增强出口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容易使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所以，政府（财政）必须配套提供社会救助计划，提高低收入阶层基本保障。同时，货币总量的扩张，也容易积累更大的通货膨胀隐患。所以，必须谨记，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在一般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才不得不采取的无奈选择。作为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日常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要有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严明的财政、货币纪律做保障。 由此，新变化新影响之下，固守传统是没有出路的，货币理论亟待重大创新！ 本文原发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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