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26日，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第9届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 何鸿燊 何鸿燊于1921年11月25日在香港出生，祖籍广东。他家庭背景显赫，是香港商人何东爵士的侄孙。其旗下的主要企业包括：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新濠国际集团、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澳门诚兴银行等。 何鸿燊是澳门举足轻重的人物，曾任第9至11届全国政协常委，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曾参与见证中英、中葡谈判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他生前积极参与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文化慈善等事业，为澳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一名爱国的港澳同胞，他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也体现在实际行动上。2001年，当时身为奥申委顾问的何鸿燊在得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随即捐资用于兴建奥运场馆——国家游泳中心。 2003年9月，何鸿燊先生把价值600多万元的圆明园猪首铜像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2007年9月，何鸿燊再次以6910万港币购得圆明园马首铜像，并在港澳地区公开展示，希望借此带动更多人参与保护中国文物的工作，共同宣扬爱国爱民族意识。 2007年9月，何鸿燊将5件纪念香港回归的珍贵艺术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包括油画《南京条约》《世纪大典》《毛泽东会见希思》，青铜雕塑《毛泽东》《邓小平像》。他在捐赠仪式上表示，作为港澳同胞，他亲眼目睹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作为中国人，他期盼祖国尽快实现和平统一。 2019年11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20周年，何鸿燊决定将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为其百年回归之路画上圆满句号。 何鸿燊曾表示，自己大半生在澳门度过，从事博彩业近50年，见证博彩业由专营走到开放，最值得欣慰的是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通过发展博彩业，积极参与建设澳门，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日本、美国、欧洲一直在财政赤字货币化，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央行到了无债可买的地步。日本已经买了市场上四成以上的国债，并且正在成为股市上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美国疫情时期无限量的宽松，在边际上也面临着无债可买的境地。负利率，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过度的一个表现…… 中国央行也早就开始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不是那么直接，而是通过政策性银行（PSL）和商业银行（MLF、SLF等）作为“通道”，间接的进行结构性的财政货币化。更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的财政化趋势（党和国家领导下的银行体系）也使得中国有着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不仅局限于基础货币，还可以是广义货币。而且，过去几年的货币化不是在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的超级大赤字货币化。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不是问题。而且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此时不赤字货币化更待何时。人们更多的担忧是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财政纪律的漠视，政策投放的货币走向不明，大通胀下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国家信用的损耗等等。财政赤字货币化只是一种政策工具（虽然不一定“合法”，最近德国就判定欧洲央行的“货币化”行为违宪），关键并不是赤字创造了多少货币，而是这些货币最终走向了哪里，是一小部分群体还是普通大众的民生，是生产性领域还是分配性领域。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要“救急不救穷”，当经济缓和后一定要及时退出，不能把危急时刻的“抗生素”，当作日常的食品来维系生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日嚣尘上。困难时期，很多举措也实属无奈。现在这种形势下，不大幅扩张赤字打“抗生素”，那要等什么时候？情况危急，赤字扩张不可能像正常情况下靠财政和生产的慢慢积累，也为了避免挤出效应（对民企）和紧缩效应（加税），就只能通过“货币超发”的形式，按照MMT的药方，央行直接购买自己消化了。 学者担心的地方是，同为国家部门的两个机关，一手财政部发债，一手央行买债，假如没有科学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纪律，货币发行就真的只是一种虚拟的记账行为，中间没有任何生产活动以及银行一样的风险和资本约束。这样空转的“结果”就是赤裸裸的铸币税：央行直接凭空印钞购买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出。最终可能引发国家信用的过度损耗，公众对货币失去信心并大面积抛售。 举个扩张一点的例子，在一个简单的经济体内，只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货币部门，负责生产货币；另一个是实体部门，假如只生产粮食。在不进出口的情况下（封闭经济体），粮食的生产由生产函数，即土地面积、机械设备（资本）、技术和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力等这些要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土地、技术和人员基本不发生变化，所以产出既定，即供给是一定的。 此时，假如央行买了财政部的国债即财政货币化，财政部拿着发行国债的钱，或者给公务员发工资，或者大兴土木搞基建，支付企业工程款，然后企业给工人发工资，或者用来还旧债。假如大部分的货币是用来发工资，而且这些人员消费需求的货币弹性非常大（即手中增加了100元就要多买100元的馒头），那么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粮食生产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货币化凭空创造的需求突然增加，导致的结果就是粮食价格的普遍上涨——所谓的通胀。被通胀毛掉的那部分也就是所谓铸币税。 这就是人们对赤字货币化普遍的担心，而且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魏玛共和国、民国末期的恶性通胀，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都已经作为历史记忆深入人们的脑海。除此之外，货币发行作为一种分配型权力，没有节制的滥用会导致结构的扭曲：越来越多的人想尽办法，从需要付出劳动的生产部门挤入非生产性收入高的货币部门，这种要素流动方向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体内，生产型活动越来越少，分配型活动（寻租、套利、腐败、关系资源资本化等）越来越多，这个结构的变化靠什么来再平衡？其中之一就是通胀，或者滞涨。 改革开放历年来的大通胀都与债务及赤字货币化有关（也有抑制型通胀等转轨因素） 通胀，还是滞涨，要看具体的生产结构，看通胀激发的是生产效应还是分配效应。前者是指通胀能为实体经济带来“赚钱效应”，激励企业更多的为了利润，个人为了工资和奖金去生产和工作；分配效应则是指通胀是破坏性的，不能给实体企业带来赚钱效应，即下游商品价格在上涨，但是企业的成本上升的更快，此时的形式一般就是滞涨：经济停滞和物价上涨并存。 一般来说，如果市场运行良好，滞涨很难发生，即菲利普斯曲线会起作用。滞涨的发生有深刻的体制和社会根源，更多的是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滞涨将会埋葬凯恩斯主义，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我在《赵建：通货膨胀会导致房价下跌吗——兼论滞胀是改革滞后的社会成本》已经提出一个假说：滞涨是结构性改革滞后付出的代价或社会成本。事实也证明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胀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已经越来越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担忧，与其说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如说是对国家信用、财政纪律、金融治理现代化等诸多深层次问题的担忧。所以，5月6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欧洲央行（ECB）未能充分证明开始于2015年的资产购买计划的合理性，违反德国宪法，震动了政界和金融界。 二、为什么发达国家担忧的是通缩而非通胀：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过剩和通缩 然而最近几十年的事实是，全球货币大放水，但是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通胀，而且更多时候，除了几个明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国央行其实一直在为抗通缩而苦恼。原因何在？我在以前的文章《赵建：通货膨胀会导致房价下跌吗——兼论滞胀是改革滞后的社会成本》已经提到： 快速的货币化，伴随的是更加快速的工业化和全球化，猫追老鼠，比的是相对速度。 工业化通过产能空间压低了上中游产品价格；而全球化则通过更大范畴的贸易交换空间平抑了物价，比如中国从美国和南美进口廉价的粮食，压低了城市的食品价格；美国等国则从中国进口低价的工业品和日用品。 中美主导的全球化通过贸易交换（比较优势）压低了通胀 而在更长期和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奥地利学派的关于信贷分配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和信贷扩张的理论，都说明了信用货币下，即靠贷款创造存款（广义货币）的体系里，不要担忧货币扩张会带来通胀。只要信贷创造的货币分配到了生产领域，掌握到了企业家而不是投机者和非生产型的群体里，货币在创造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等实物产出创造的更多。这才是一般情况，也就是货币扩张带来的，很可能是通缩效应而非通胀效应。 米塞斯等奥地利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信贷扩张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的问题，尤其是“距离最终消费品比较远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价格的通缩”。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信贷扩张虽然带来了货币供给的扩张以及需求的扩张，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广泛引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的产出能力提高了。尤其是那些生产资料和资本品，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再加上，资本主义固有的收入分配问题，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会造成“货币扩张引发通货紧缩”的怪异现象。相对于消费品价格CPI，生产资料或资本品价格PPI，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下的通缩。 这个我们在中学课本都学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大的问题不是短缺，而是过剩。计划经济才是短缺（结构性）。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直苦恼的问题是，如何提振需求，激发通胀，而不是担忧通胀。这里面又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分化严重与购买力不足，实际上也是马克思范式下的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可参阅我以前的的文章《历史正在进入马克思时间》） 三、次贷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赤字货币化，以至于到了无债可买的境地 正是受困于这种生产相对过剩带来的紧缩效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采用，而且一直在采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形式。虽然他们一直受到理论界“李嘉图等价”和“卢卡斯批判”的警告。 日本长期以来，还包括美国，欧洲，在次贷危机之后，一直采用这种货币化形式。尤其是日本央行，长期以来面临的苦恼并不是货币化不货币化的问题，它苦恼的是，市场上的国债都快买完了（2016年持有40%的未到期国债），想货币化却没有资产可购买，只好买上市公司股票，现在都买成了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这对一直标榜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很尴尬。 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面临无债可买的困境 2016年日本央行就已经成为81家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55家上市公司最大股东 美国的多轮量化宽松也是如此。最近面对疫情带来的“大停摆”，更是无限量的货币化，不仅超买国债释放流动性直到买的供需失衡，在边际上也面临“无债可买”的境地，而且在危急时刻，绕过商业银行和市场，直接给企业和家庭免息贷款或发救济补助。当然这里面也有大选之年，为了讨好选民的政治策略——危机时刻，国家金融能力可以无限大，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货币利维坦”。 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已导致美联储无债可买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新范式”之中的，危机造成的“货币政策悖论”——危机中出现流动性黑洞（雷曼时刻，今年三月份美股的四次熔断），市场失灵，必须最后贷款人出马，导致央行被不断赋权，货币纪律层层废弃，货币化成为一种常规操作，类似抗生素成为常规药物。于是赤字货币化不断积累的副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形成更大的危机（周期性力量），政府为了拯救危机，采取更大的赤字货币化，然后新的一轮债务周期开启．．．．．． 因此，5月6日德国判定欧洲央行2015年以来的资产购买计划违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恶性循环的担忧，也反应出了欧元区内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全球货币化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负利率”。负利率造成了大量不良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以及经济结构的持续恶化。我在文章《负利率是劫富济贫？“金融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恰恰相反》已经提到过这个结构恶化引发的恶性循环： 财政赤字货币化——利率走低——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贫富分化——购买力不足——需求下滑——经济增长停滞——（金融危机）——财政救助——财政赤字货币化．．．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大循环里，我们看到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反应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引发贫富分化和购买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通缩）。这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无止境的轮回，何时是头，如何收场？在我借鉴达里奥超级债务周期思想基础上构建的新范式里，结局不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而是在国家冲突等极端风险领域。 四、中国央行的赤字货币化实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形成的“通道” 在全球央行这种货币化趋势和诱惑下，中国央行就一直坚守货币和财政纪律，没有采取这样的操作吗？答案应该是部分否定的，其实中国央行一直也在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没有自己亲自操作，而是通过两大“通道”机构间接货币化。 一个是商业银行，银行买国债，用的是基础货币（超额准备金）。在实践操作中，如果因为国债发行过多，银行间的流动性不足，货币利率抬升，央行便会用MLF、SLF和降准等方式释放流动性，以保证国债发行的购买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这个购买过程不是“央行—国债市场”直接购买，而是“央行—（MLF等再贷款）—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国债市场”，是一种间接的财政货币化。 另一个是政策性银行，主要是通过PSL等方式注资。比如最近几年的“棚改”战略，就是央行通过PSL等向国家开发银行注入资金，然后国家开发银行再贷款给地方政府，结合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向拆迁户“直升机撒钱”。在这里，央行没有权力直接货币化，但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PSL作为“通道”，间接的实施了货币化的效果。这也是最近几年各大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十年，国家开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飙升了6倍多，达到了近17万亿元！ 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作为“通道”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国家开发银行最近十几年的资产规模飙升 但是注意了，上面这个过程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政策型银行的棚改货币化实际上也是中央履行的责任），也是通常说的经典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中国现实来说，最大的赤字问题不在于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尤其是2012年以后，地方政府的债务处于飙升过程，那么这些债务谁来买？就是商业银行。一个是标准的或置换的地方债券，大约二十万亿元，但这不是大头，大头是各种城投、地方平台的“非标”、“非非标”，甚至是一些地方城投公司的海外美元债！现在加上隐性债务的地方总债务到底多大，竟然还是个搞不清楚的未知数，普遍估计在50—70万亿元！ 这么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是靠商业银行来“货币化”的。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即用基础货币来购买国债，而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财政赤字货币化”。特色之处，一是，货币化的工具是广义货币，而非基础货币，即地方政府债务在形成过程中，也创造了货币（银行借贷双计）；二是，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公开透明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而是主要通过贷款、非标、非非标等“影子银行”的形式进行货币化；三是，数量级异常庞大，几十万亿级别的货币化量。 地方政府负债利息最高曾消耗掉38%的GDP增量 因此，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不在当前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加杠杆空间相对较大），而在于过去十年早就积累的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当然，地方政府的赤字货币化采取的是非典型形式。 五、危急时刻，财政赤字货币化应该本着“救急不救穷”原则，经济有所复苏后，应尽快回归常态化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赤字货币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赤字货币化创造的宝贵的财政资源如何用，当经济复苏后赤字货币化能否顺利退出，即能否实现走出赤字后的“经济软着陆”，而不是继续沉溺于其中形成刚性的路径依赖。 因为赤字货币化是可以“上瘾”的。如果把一个国家不甚恰当的比喻为一家公司，与辛辛苦苦激励实体经济产出获取税收相比，赤字货币化只靠两个部门的会计腾挪就可以创造“名义收入”：在国家机器的维护下，通过印钞购买实体经济实实在在的产出。 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赤字货币化上瘾，跟制造业企业玩房地产，商业银行玩同业业务有相似的感觉。制造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毛利率越来越薄，而房地产市场在供给侧有政府垄断，在需求侧有银行信贷支持，所以能创造丰厚的利润。因此，辛辛苦苦做制造业，不如圈地打着产业园区的名义搞房地产。 同样的道理，对银行一般存贷款业务来说，要辛辛苦苦的搞营销拉存款，胆战心惊的做风控放贷款，这些业务需要大量的网点、人员和费用。但是对于前些年的同业业务（金融严监管以前），不少银行的金融市场部，用不到二百个人的同业团队，创造了需要传统银行业务两万多人、几百个网点的产能。这些业务很多都是脱离实体经济的“空转”（地方平台、城投债很难严格定义为实体经济），当这些资产不创造现金流和roa的时候，以其为抵押物创造的货币该去哪里？ 这是反对者担心的地方：无锚印钞。因为与央行过去实实在在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的抵押物及风控约束相比，央行直接买国债的确让人心里不踏实。魏玛共和国和民国末年的教训还摆在那里，改革开放后也发生过多次。因此在这里，人们更担忧的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而是：大国财政和货币关系和自律机制的破坏。因为这个关系，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经历了惨重的教训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和财政部分开）。 然而放在当前的危急关口，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就像人进入急诊室，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抢救措施，副作用并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赤字货币化，更像是一种“抗生素”，在特殊时期支持“六稳”、“六保”的国家政策，等危机过后，再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强身健体。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货币化创造的宝贵的财政资源，如何用，用在哪里，以起到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恰恰是为了将来不再用货币化，而是回到经济自我造血创造税收和正常债务的状态。否则，很可能上瘾，在地方政府赤字货币化的风险还没出清的时候，又让中央政府染上了同样的疾病。人们也不希望中国在完成金融现代化之前，就过早的陷入了货币政策日本化的困境，因为我们还没建立起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样的结局，更可能像“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滞胀境地。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落实到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 内蒙古代表团气氛热烈，讨论活跃。费东斌、霍照良、薛志国、呼和巴特尔、梅花等5位代表分别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力度、发挥流动党支部作用、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问题发言。习近平不时同代表交流。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了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内蒙古一年来的工作，希望内蒙古的同志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 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在这次疫情防控斗争中，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起最严密的防控体系，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广大人民群众识大体、顾大局，自觉配合疫情防控斗争大局，形成了疫情防控的基础性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我们要坚持人民民主，更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 习近平指出，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紧紧依靠人民。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和影响，但某种程度上也孕育了新的契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积极主动作为，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推出一些管用举措，特别是要研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 习近平强调，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巩固和拓展产业就业扶贫成果，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抓紧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城乡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反对和惩治腐败，坚持不懈整治“四风”，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坚持不懈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成为大变局中开出的一剂中国“良方”。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如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因势而谋，才能顺势而为。“全面”“辩证”“长远”，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当前形势与政策，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方法论。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从当前的困难中跳出来，抬起头、看大局、谋长远。 站在全球的视野上登高望远：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 回过头来看我国现实国情和经济长期发展脉络：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这是我们经过长期累积培育形成的大国经济的最大优势和潜力，也是中国经济应对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 基于科学认识形势、把握发展大势，为中国经济化危为机开出辩证之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中国经济最大潜力释放出来，就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而强劲的动力。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内需驱动特征更为显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需求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突破41万亿元，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我和经济界委员有机会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很受启发，对于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几句特别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我们有着充分的主动权，政策工具也有很多，对这些优势，我们应当有充分的判断、认识和信心。 “疫情当前，经济形势确实有非常严峻的一面，当大家都在凝神聚力于应对疫情所造成的冲击时，注意抬起头看大局，谋长远，从战略层面把握机遇，尤为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总书记的讲话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如此大的时空观察，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风险与挑战，更清楚地把握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全面把握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诸多有利条件。这是自危机和挑战中认识和把握机遇最重要的基础。 张立群指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提示我们不仅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而且要从根本上解决“三期叠加”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困难。 “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具有坚实基础，有全世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问题是如何把潜力市场转变为现实需求，把现实需求转变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说。 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内需战略的“路线图”：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代表委员和专家指出，当前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不是以往政策的简单复制，而是内生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综合性举措，是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治本之策。 ——更加强调用改革的方式，尤其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有效结合起来，既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扩大国内消费和有效投资需求，为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创造市场需求；又引导企业创新产品、服务和供给模式，更好满足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动消费回升方面，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构建国内内需体系主要是补消费市场的短板，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张占斌指出。 ——更加注重完整体系的构建。这既包括供给和需求两端，消费和投资两翼，也包括多种要素的循环流动，还包括改革举措政策配套，是一系列综合性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抓住两头。一头是全力推动消费提升，稳住传统消费，推进新型消费，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疫情期间催生的线上新经济，促进消费上规模上水平；另一头是以“两新一重”建设为重点，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同时，通过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带动并促进民间投资的回升及稳定增长。 在张占斌看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应该把总需求和总供给都考虑在内，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框架。正如总书记讲的，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需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体系，必须从这么一个高度来看待，要按照这么一个大的体系来构建。” “如果把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好，把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充分释放出来，中国经济不仅能够有效地应对疫情的冲击，而且会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就会开启新一轮向好的增长周期，这对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十四五’规划的良好开局非常重要。”张立群指出。 方向既明，干劲倍增。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将有力推进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记者张超文 李佳鹏 孙韶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登新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出现了优化上证综指编制意见，这对民间扰攘经年的“沪指失真”呼声，是一次很好的反映。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对这种意见做出实质性反应，笔者希望通过此文，打消监管部门可能存在的一个疑虑。 （一）打消顾虑尽快实现指数优化 有鉴于沪指多年徘徊在3000点上下的走势，此时如监管部门对沪指编制进行调整，可能马上就会面对“换掉温度计”“手动调指数”之类的舆论质疑。在当下的社情民意舆论场中，这恐怕是监管部门投鼠忌器的一个重要考量。 其实，关于优化上证综指编制的理由，两会代表委员的表述已极为到位，无需过多重复。只是在当下复杂的言论场中，这些理性意见很容易被轻易解构，从而为改革工作制造种种障碍。 面对可能出现的疑问，我们只需要开眼看看世界，就会清楚：横向比，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实在太过平常；纵向比，历史上全球主要指数的发展脉络也非常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证综指进行优化，根本无需顾忌那些可能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议论。 （二）横向：全球指数调整优化是“日常” 近年来，多数国际代表性指数均立足所在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实际，对指数编制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以保障指数功能作用的发挥，如标普500、恒生指数、TOPIX指数等。这些指数规则的变更一般依据审慎原则，经充分调研评估，考虑市场影响后分步实施。 举例来说，2005年标普宣布对其美国市场指数（含标普500指数）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2017年将新股计入的时间要求由上市满6-12个月改为12个月；香港恒生指数于2006年起逐步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日本东证TOPIX指数于2005年起分3个阶段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欧洲STOXX 50指数于2013年变更了新股快速计入规则。 从国际综合指数编制的经验看，既有采用总股本加权的如纳斯达克综指等，也有采用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的如恒生综合指数等，加权方式的选择与指数功能定位存在关联。 （三）纵向：符合全球指数优化方向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日经225指数为代表，全球主要股票指数中，确有一些经典指数编制方法相对较为稳定，但历史地看，这些经典指数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需调整优化。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例，为适应美国市场结构的变迁，编制方曾持续对指数编制方法中的选样规则（行业限制）持续调整，以保证指数的代表性。1896年至20世纪上半叶，指数样本股行业主要为炼油、钢铁、煤矿、橡胶等化工行业；20世纪70年代开始，消费类和服务类行业公司逐渐兴起，可口可乐、强生、摩根大通等企业陆续进入指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公司陆续进入指数，逐渐占据更多权重。目前指数样本中，只剩下7家是工业制造行业的企业，剩余的23家为服务、技术、零售和创新领域的企业。 此外，日经225指数也分别于1991年和2000年分别对样本调整规则及行业匹配规则进行过调整，以保障指数对日本市场变化的客观表征。在审慎评估指数对市场的表征情况、顺应市场呼声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情况下，以稳中求进的方式稳妥推进指数优化工作，符合国际惯例。 （四）指数的生命力在于用户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上证综指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能否用其他指数来代替，用来表征沪市。对此，笔者的意见是，能否“代替”取决于用户，这并非是一个可以通过主观“用力”来改变的情况。 代表性指数是历史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历史悠久是代表性地位的重要基础。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正式公布至今已有121年历史，尽管市场长期以来对其编制方法颇有微词，但媒体和投资者早已习惯以其作为美国股市的表征。此外，代表性指数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排他性，单一市场的代表性指数往往只有一个。如英国、法国、德国、韩国、香港等国家（地区）股票市场均只有一个代表性指数。上证综指是境内股票市场的第1只指数，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30年来投资者的自然选择，主要来自其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数据。同时，上证综指定位于表征沪市整体的运行状况，不是定位于投资功能。 因此，考虑到上证综指的重要影响力及投资者使用习惯，考虑到历史与市场自然选择的客观结果，不改变上证综指的功能定位，而对其进行优化调整，是尊重历史、尊重用户、尊重市场的选择。 总而言之，在尊重历史和市场习惯的基础上，既然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上证综指存在优化调整的空间，就应迅速响应社会各界的呼声，尽快对上证综指实施优化。而对其间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声音，监管部门实在无需过度担心。国际经验充分说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非常正常，历史上全球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脉络也非常清晰。 (本文作者介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深响原创 · 作者｜周楷 核 心 要 点 此次高调推出两百万年薪招聘网课教师的清北网校来头并不简单，其背后为新晋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 双师模式对在线教育实现规模化跃迁有重要意义，但行业要想取得更大发展，需要卷入更多因素。 在新的竞争阶段，在线教育已经成为一场全能比拼。要吃到大蛋糕，玩家必须在名师储备、教研能力、技术实力等多维度都有真正实力。 一位优秀老师的收入是多少？清北网校给出的答案是：年薪两百万。 5月25日，清北网校发布招聘启示，称将以两百万年薪招聘网课教师。200万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根据招聘启示，名校毕业、热爱教育事业是招聘的第一要求。 高调、高薪招名师的清北网校，是在线教育赛道高速发展的一个侧影。 今年的两大风口，除了直播，恐怕就是在线教育。疫情期间，停课停学，线上学习得以被迅速普及，将2019年因暑期大战而规模跃升的行业再往上推动了一个规模。 受此影响，一直以慢热著称的在线教育赛道动态不断：除了大力推免费直播课外，好未来、作业帮、猿辅导、网易有道等主要玩家对市场的投入在不断加大，行业厮杀明显升级。 此次高调推出两百万年薪招聘网课教师的清北网校来头并不简单，其背后为新晋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2019年5月，字节跳动通过收购清北网校推出K12网校产品，主打在线大班直播课。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背靠字节跳动的清北网校此时推出两百万年薪招名师的动作，为本已热闹的行业再添了一把火。 从行业来看，当前竞争已进入胶着阶段，在赛道主要玩家对品牌市场加大投入的时候，清北网校此时推出高薪招名师打的是什么牌？而始终未曾离开舞台中央的名师江湖，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走出瓶颈 对于教育行业而言，抢名师从来都不是一件新鲜事。 无论是教培行业老大哥新东方，还是后起之秀好未来，亦或者新生代作业帮、猿辅导等玩家，名师一直都是教育公司们争抢的对象。 原因不言而喻：名师们教学经验丰富，提高学生成绩效果立竿见影；因而名师往往也会成为培训机构招生的金字招牌，是行业竞争中的杀手锏；更重要的是，对于平台而言，名师们的教研教学经验能够被沉淀下，进而提升平台整体的教学效果，提升核心竞争力。 过去几年，经过不断探索，以名师为基础，教育行业已经形成了主流的双师制模式，将名师的能力和辐射范围做了合理的放大和延展。 2017年前后，教育行业掀起双师模式热。那一年，教培行业龙头新东方和好未来均表示会加大对双师模式的投入。而经过几年探索，如今，双师模式已经成为在线教育直播大班课的标配打法。 双师模式如此受青睐并非没有原因。所谓双师模式，是指优秀的主讲老师通过直播等方式给学生上课，而课后则另有助教对学生进行指导和答疑。这一模式的出现对在线教育行业而言意义重大。 首先，双师模式让名师的能力实现可复制性。 在双师模式下，名师讲课，辅导老师课后跟进，既能将名师的教学教研经验得到充分发挥，又能让学生获得更切实际以及更细致的指导。与名师相比，辅导老师的能力可以通过系统培训得到提升，相较而言可控性和可复制性更强。在辅导老师的帮助下，名师的能力半径被放大，其教学效果得到科学的拓展，线上教学的整体效果也因此变得更好。 其次，通过双师模式，名师与平台可以实现共赢。 双师模式实质上是将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分配，在这一模式下，名师们得以将更多精力放在课前和课中的教学教研上，从课后指导环节得到解放。而在教学教研上的投入在帮助名师完善自身业务能力、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使得平台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因此，名师与平台间的依存度更高，不确定性降低。 对于在线教育行业而言，双师模式的出现和成熟意义重大。 如今备受追捧的在线教育行业曾经历多轮试错、上演数次兴衰更替，2017年之前，行业曾因变现难陷入谷底期。而变现难的实质，是在线教育没有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在赛道兴起初期，工具产品、O2O、在线课程等热门方向都被赛道玩家一一尝试过，均未取得理想结果。 对于在线教育为何遭遇挫折，粉笔网CEO张小龙曾如此总结：知识的傲慢与技术的傲慢。 “当时做在线教育主要两批人，一批是原来做教育培训的出来创业，这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来是行业的名师，他们想用互联网把影响力扩大，但因为盗版等原因，实际收益反而会被削弱。还有一帮人是做互联网产品出身的，他们的想法就更简单——做一个工具，比如拍照搜题APP，但纯粹的工具很难变现。” 而让行业得以解决教学效果与规模同时增长难题的，就是双师模式。一方面，名师能力的可复制性破解了行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的难题，另一方面，名师+辅导老师的配置，也提升了在线教育的教学效果。双管齐下，在线教育的产品得到认可，变现水到渠成，问题随之得解。 正因如此，当行业五年练一课、突破瓶颈期后，很快进入快车道： 2017年、2018年，在线教育赛道迎来多笔大额融资； 2019年，在资金、人才、技术等能力齐备的前提下，行业掀起了暑期招生大战； 而2020年的疫情则为行业再度摁下加速键，行业招生规模水涨船高。 对于坚持度过了瓶颈期的玩家而言，进入发展快车道后，竞争已经变成了全方位的比拼：以名师为基础的双师模式背后，实际牵扯的是涉及教研、教学、服务、技术、品牌等的多维比拼。只是围绕提升教学效果和招生规模的根本目标，各家的实现路径存在差异。 清北网校选择在此时加大对名师的招募，并打出两百万年薪的招牌，就是意图抓住教研、教学这一关键点，谋求突破。战术制定背后，是其基于行业变革和自身定位做出的选择。 竞争升级 在线教育借由双师模式实现了瓶颈上的突破。无论模式如何演变，名师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无可取代。在双师模式下，这一基本规则并未改变。 但双师模式要发挥最大功效，还有更多因素需要被卷入。 在部分家长和学生群体看来，无法与老师进行面对面沟通是其接受在线教育模式的一大阻碍。在双师模式下，辅导老师的最大作用就是提升沟通效率，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后能够得到切合实际需求的指导和答疑。 对于平台而言，辅导老师匹配的学生数量需要经过谨慎计算，在规模增长、教学效果和成本控制之间取得平衡。由于投入产出上的考量，加之受限于沟通频率、沟通方式等原因，双师模式在因材施教方面还有增进空间。 在这一环节上，技术可以提供很大帮助。在线教育的天然优势在于，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表现可以被记录和采集，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技术可以做到千人千面的诊断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问题，进而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技术可以帮助在线教育平台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学效果。 正因如此，近年来，主要在线教育玩家们都加大了对技术的投入。 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好未来的AI双师课堂，已经能够做到“千班千面”。 作业帮也表示其形成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精准教育”的模式，能够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偏好和学习能力建模，了解学生学力和学业差异，从而为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教育服务。 猿辅导创始李勇则在2017年时透露：“其实你要获得规模化的利润是不难的。就看你要为未来投入多少。如果说大家不考虑未来的话，不考虑扩大规模，或者不考虑技术的投入，确实还是容易的。” 行业主要玩家宁愿牺牲短期盈利也要加大技术投入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教研系统的个性化能力，进而提升教学效果。 回到大的行业逻辑上来看：当行业品牌声量、用户获取都处在机会窗口期，各家平台对于后端能力的建设也需要同步增进，才能真正抓住行业机遇。2019年行业掀起的暑期大战，即是在赛道玩家资金实力、品牌建设、师资储备等维度集聚一定势能后不约而同做出的选择。 竞争虽是多维度能力的比拼，但名师依然是行业争夺的重中之重，因为在线教育模式的系统运转，最终目的仍是服务教研教学，只有取得了好的教学成果，才能真正吸引用户。因此提升平台的教研教学竞争力是1，只有做到1，才能做到更多0。 在这一背景下，清北网校选择在此时高举两百万年薪招名师的大旗便不难理解。 背靠字节的清北网校，主打牌面一直是名师。清北网校前身为华罗庚网校，成立于2018年，获得了华罗庚家族的正式授权。得益于前期储备，清北网校目前已经积累了一个名师班底。 根据介绍，清北网校小学初中数学、语文、英语负责人均为毕业于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名师，如小学数学负责人张永福，高考福建省第8名，数学149分，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基科班，有11年教龄，为奥数优秀教练、高考资深专家。中学语文负责人姜明慧，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有12年教龄，曾任公立校名师，毕业班班主任。 清北网校教师介绍(图源官网) 与赛道其他玩家相比，清北网校的成立时间较短，在2019年的暑期大战中，清北网校也并非主要参赛者，在品牌认知和用户获取上仍有较大追赶空间。在当下的竞争格局中，其需要更加鲜明的品牌记忆点，以在市场上打开局面。 在行业进入爆发期，且短时间内即将迎来暑假业务高峰期的时间节点上，清北网校主打名师牌，一方面是源于平台持续发展对名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将自身优势进行延展，打名师牌快速建立市场认知“扬长避短”。 如前文所述，名师的价值要发挥到最大，需要一个完善系统的支撑；敢于在前端砸名师，也可以推测清北网校在后端的技术、教研等维度也做好了相应准备。根据介绍，清北网校的一堂直播课从准备到上课需要耗费将近三个月，历经教研组定大纲、确定讲义框架和配套练习习题、全体教师共同审核、打磨课堂、课前准备等多个环节，已经沉淀了系统的教研、服务能力。 清北网校服务体系(图源官网) 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清北网校背后，是以个性化推荐技术著称的字节跳动，在前端大力招募名师的同时，字节跳动系的技术能力对于清北网校的赋能也是未来非常值得观察的行业动向。 整体来看，清北网校高举两百万年薪招名师的大旗背后，是双师模式、技术赋能共同推动在线教育行业走向风口的行业趋势。而要吃到大蛋糕，玩家必须在名师储备、教研能力、技术实力等多维度都有真正实力，这是一场全能的比拼。 2019年，在线教育行业因为暑期大战整体体量上了一个台阶，今年的疫情则让行业整体再上一个台阶。但无论行业规模如何变化，做好教育业务的核心一直未变——谁能在新的背景下快速积累各方面能力，并使之得到综合发挥，谁就能成为赛道的最终赢家。 从这个角度观察，背靠字节、大力投入名师的清北网校，也将成为赛道重要的力量。 深响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建议，加速推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构建市场化投资运营体系；加快制定期货法，完善期货市场法律制度体系。 关于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姜洋建议，有关部委抓紧研究出台第三支柱政策文件，提升制度覆盖面，优化制度建设，建立市场化的投资运营体系。具体而言，建立账户制，鼓励银行、保险、基金及互联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服务，提供银行理财、保险、基金等符合要求的金融产品；统筹第二、第三支柱税收政策，支持企业（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之间的账户互转，实现补充养老金“可携带”和转移接续“零”负担；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建立雇主发起式个人养老金账户模式，支持中小企业、自雇人士通过第三支柱参与第二支柱，壮大补充养老金。 姜洋建议，建立市场化的养老金投资运营体系。包括：建立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的监管体系，人社部牵头制度设计，财税部门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并保障实施，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专业监管；建立市场化投资运营机制，引入开放、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构建长期考核和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专业化养老理财和投资顾问服务，建立政府、媒体、市场共同参与的养老投教和服务机制。 姜洋认为，应在国家政策文件和投资运行中鼓励和引导个人通过养老目标基金进行养老投资安排，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建立默认投资模式，将其作为默认投资选择。截至2019年末，74只养老目标基金获批。其中56只产品已发行并宣布成立，发行总规模160.1亿元，认购户数100.4万户，运作稳健，积累了良好的制度规范和群众基础。 此外，姜洋建议，加快推进制定期货法，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法规制度体系。制定期货法是促进期货市场规范发展，更好地保障期货市场安全的需要，是保障期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加快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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