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等四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将金融这一关键领域放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中心。此次《意见》26条措施颇具可操作性，业内认为，当中释放了进一步加大资本项目开放、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外商投资限制的重要信号。 日前，央行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对去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港股00737)规划纲要》中涉及到金融建设的规划进行了细化和落地。其中，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如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允许港澳机构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参与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支持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等。 对此，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些措施若能真正落地，将大大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投资环境的便利度，境内外资本也将利用大湾区优质、便利的投资环境，支持大湾区金融建设。 有利于加快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尽管目前已经在跨境金融方面放开了一定的口子，但能够满足港澳资金进入内地投资、贷款市场的比例仍比较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描述粤港澳大湾区境内外资金流通的现状。申明浩表示，调研发现，香港在银行存款余额方面实际已经达到了10万亿元人民币规模，但现在能够流通到广东的仅有千亿元规模，因此存在“大资金小流通”的问题。 但事实上，资金双向交流的意愿却非常强烈。“我们2018年9月发了个港股打新的产品，没怎么做宣传，但很快规模就增长到10个亿了。”在香港和内地都有投资业务的雷根基金总经理李金龙告诉记者，目前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资产的热情依然非常高涨。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到，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此外，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纳入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统计，募集内地、港澳地区及海外机构和个人的人民币资金，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提供投融资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李金龙认为，此次《意见》释放了很多的信号，比如在目前逆全球化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和金融体系的开放度，人民币将更有希望走出去，从而加速国际化进程，并支持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就我们的业务而言，由于我们已经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同时发展，之后对于两地的投资者互认异地的产品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为投资者更好的实施资产分散配置。”李金龙说。 私募股权跨境投资 困境有望破解 在促进跨境投资方面，《意见》在股权投资方面提到了一个很大的亮点，允许港澳机构投资者通过QFLP参与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基金）。有序推进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和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支持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私募基金专业律师贺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近些年QFLP一直都有在国内试点运行，也对活跃国内资本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此次发布的《意见》，将进一步鼓励更多来自港澳的机构投资者通过QFLP参与投资到大湾区内的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也将会有更多的QDLP与QDIE踊跃开展境外投资，更多的港澳投资者将有机会享受到湾区发展建设带来的红利。“这对大湾区资本市场和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领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政策利好。”贺俊表示。 对于“有序推进QDLP和QDIE试点，支持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松禾资本合伙人袁宏伟认为，对境内具备投资境外项目的人民币基金来说是个极大的利好。“QDLP原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人民币基金有投资境外项目的资格，也不代表就一定可以把人民币投到境外去，因为没有办法换汇。”袁宏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机构其实更需要一个投资额度，只要机构认为项目适合投资，就可以在这个额度之下自由换汇，“现在是每投一个项目，就要走一次审批程序，很耗时间，还要搭相关的架构，非常限制符合资质的机构投资红筹架构的优质高科技企业。”袁宏伟表示，希望此次《意见》能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实施细则，让投资机构真正能够投资境外优质项目。 此外，《意见》还提到，为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非投资性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试点。允许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非投资性企业资本项目收入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符合生产经营目标的境内股权投资。试点企业在真实、合规前提下，可以按照实际投资规模将资金直接划入被投资企业。 “这有利于湾区企业，特别是外商资本在符合准入管理以及境内所投项目真实合规的情况下进行股权投资，将为湾区的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流动性，更加丰富了湾区内的股权投资环境。”贺俊指出。 在袁宏伟看来，这实际上是外汇管理制度的探索，“原来人民币不涉及到外汇转换时，很多非投资类企业也有股权投资的经验，我们也有LP来自上市公司、央企等，但要换汇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资。”而此次《意见》允许外汇不需要结汇，直接用外币做股权投资，企业有了外汇之后，就可以投到境内设立的基金，这一方面对拥有外汇收入的企业来说具有一定吸引力，另一方面，对境内募资美元的基金也是很大的利好。“原来我们投资的很多标的，虽然业务都在国内，但为了赴美或者香港上市，就会搭建VIE架构，那我们就只能用美元来投，但人民币基金募集美元是很难的。”袁宏伟说。
“受诸多制约因素影响，汽车行业的税收制度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提振汽车消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汽车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有必要加强税收改革，更好地发挥税收在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 第18次走进两会现场的李书福，在今年的两会建言中重点聚焦汽车业税改问题。在他提出的三项建议中，有两项与汽车税改相关，分别涉及车辆购置税和汽车消费税。 在关注产业变革的同时，李书福也对疫后汽车消费和产业竞争格局的走势做出了判断。在他看来，2020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遇到困难的一年，是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不同理念进一步对撞的一年。虽然经济全球化面临一些挑战，但汽车产业的特点就是全球化，不能回避。 为何要推动汽车业税改？ 日前，李书福公布了三项建议，分别为《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将汽车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销售环节 并实现中央与地方共享》《适度放开“禁限摩” 科学规划城市摩托车行驶》。其中，第一项建议是其与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行情601633,诊股)(港股02333)总裁王凤英联名提交的。由此可见，加速税收改革已成为部分汽车界两会代表的共识。 汽车业的税费征收为何如此引人关注？是否还有调整的空间？对此，李书福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内，汽车购置税和消费税均为中央税，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仅有车船税为地方税且占比微乎其微。这样的比例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无法在快速增长的汽车销量中获得收益，相反却要承担因汽车保有量膨胀而带来的交通拥堵等压力，同时还需要对道路、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增大投入。长此以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提振汽车消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李书福认为，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税收可以在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基于近年来经济环境和汽车产业发生的重大变化，汽车业的税收也需要与时俱进，更好地促进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刺激消费活力。 如何推进税改？ 税收制度改革，涉及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平衡问题。因此，如何在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促进税收平衡划分？ 针对车辆购置税，李书福建议，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共享比例为50%∶50%。同时，建议将调整后的车辆购置税地方财政收入以适当比例用于汽车企业新技术研发以及促进汽车消费。 李书福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不仅有利于缓解其在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压力，更有利于加强其刺激汽车消费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支持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升级，推动“汽车下乡”等刺激消费政策的实施。长远来看，这不仅可以进一步释放中国汽车市场的潜力，还可利好中央税收。 而在消费税层面，李书福则建议，由目前的生产环节后移至销售环节，中央与地方采取“五五共享”的模式。在他看来，将消费税后移，有利于减少企业的流动资金占用，能进一步促进企业将资金投入到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层面，进而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全球格局变化蕴藏机遇 “这次疫情告诉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我个人始终是一位开放的全球主义者，我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我赞成中国汽车工业更加开放，鼓励中国汽车工业更好地走向世界。”李书福表示。 在采访过程中，李书福不仅详细介绍了2020年的两会建议，还表达了对疫后汽车消费和产业格局变化的判断。在他看来，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政策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后，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逐步恢复常态，中国汽车市场发展长期向好，疫情不会改变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不过，他也强调，疫情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遭遇了重大困难，也导致了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不同理念的对撞更加猛烈。“我认为，这两种理念的对撞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最终会找到一个平衡点。”李书福告诉记者，在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全球的格局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中也蕴藏着无限机遇。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学会在危机与变局中找寻生存空间，发掘创新机遇。尤其是在当前的背景下，行业内的企业更需要明晰汽车产业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竞争。
——写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去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中部地区发展大有可为。要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乘势而上，扎实工作，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 位于我国中部广阔腹地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承东启西、连南接北，蓄积着巨大的发展潜能。一年来，中部地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在疫情冲击之下，依然呈现出强大的发展韧劲。 在区域协调中有新担当 中部地区交通发达、产业门类齐全、生产要素密集、人力和科教资源丰富、生态特色鲜明，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2016年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并明确了中部地区“一中心、四区”的战略定位：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 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增速从长期在四大区域板块中“跟跑”变成“领跑”。2006年至2018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8%，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9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8.6%上升到21.0%。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有力支撑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东中西区域良性互动发展。 “缩小经济南北分化差距，中部地区是重要的空间载体。”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传清认为，在新的空间发展格局中，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中部地区崛起，还要按照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用，推动长江中游地区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为中部地区指明了方向。2019年统计公报显示，中部地区生产总值218738亿元，增长7.3%，在四大区域板块中增速继续居首，为支撑全国经济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一季度，在疫情冲击下，除湖北外其他五省的降幅均小于全国同比降幅。 高质量发展有新作为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了八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4月13日，长江存储宣布，最新128层QLC 3D NAND闪存在武汉研发成功，这也是全球首款128层QLC闪存。湖北“芯屏端网”产业又有“芯”突破。 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中部地区着力推动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武汉东湖、长株潭到郑洛新、合芜蚌、鄱阳湖，一个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星光璀璨。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创新型省份、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高新区等众多创新平台载体建设，中部地区创新泉涌，并加快将“科技之花”转化为“产业之果”。 在江西，“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大力实施，2019年航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4000亿元。VR、物联网、大数据、5G等数字产业蓬勃发展。 在湖南，老工业基地株洲近年来蝶变为“中国动力谷”。通过集中力量重点打造16个工业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连番发力，株洲的轨道交通产业企业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全产业链条，成为“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鲜活样本。一季度，湖南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幅高6.1个百分点。 在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2019年，全球率先达到48个量子比特的光与冷原子量子计算与模拟由中国科大实现，全国首块自主研制的8.5代超薄浮法玻璃基板在蚌埠下线，全国首次投产的自主研发动态随机存储芯片在合肥面世……原创性、首创性科技成果和产品获得重大突破。 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扎实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步伐加快，新动能不断壮大。今年一季度，山西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3.6%，增幅快于全部投资21.1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4倍。 “疫情发生后，中部地区崛起面临新的使命。”吴传清认为，中部要崛起，还是要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很多企业都有产业合作关系，疫情过后要谋划如何重构产业链关系，联合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中部地区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农业生产基地，要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中做文章。 紧抓高水平开放新机遇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这是全国第三个，也是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战略定位为“三个区”：内陆双向高水平开放拓展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重要示范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支撑区。 “这是江西由内陆腹地变为开放新高地的重大契机，也是推动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引擎。”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张和平表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对于江西加快构建内外并举、全域统筹、量质双高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走出一条内陆省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新路子，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梁昊光认为，中部地区在我国新一轮全方位开放中地位重要。中部地区农业基础雄厚，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积淀深厚，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优势明显。然而，传统产业比重偏高，创新发展活力不足，对外开放程度总体偏低。因此，无论是激发优势还是补齐短板，中部地区都需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好“两个大局”，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正不断提速。近年来，河南牢牢抓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机遇，搭建空中、陆路、网上和海上四条“新丝路”，构筑起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立交桥”；2019年，湖南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增长54%，进出口总额突破4000亿元,增速居全国首位。 “实践证明，只有紧跟国家战略，将自身发展放到全国大棋盘中谋划推动，才能在服务大局中彰显作为。”梁昊光说。因此，中部地区必须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齐头并进，从更大范围推动各类资源要素畅通畅流、合理配置，在“新”上获得竞争优势，在“开放”上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期待开两会。”全国两会召开时间确定后，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在微信朋友圈如是说。 谢卫平日非常低调，但作为基金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过去12年的两会期间，他从不吝惜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有价值的提案。他的提案往往是有前瞻性的，今年的两份提案也不例外。 一份是关于金融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他认为，近期司法实践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呈现出“重保护、弱教育、轻分类”的现象，司法裁判向全赔/全不赔两极分化转变，中间的界定，需要金融机构来自证对投资者已经尽到了完全的义务，实践中存在难度；全赔/全不赔的判决趋势，也给了投资者全赔的不合理预期，与禁止承诺收益的方向冲突，也会导致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另一份提案则建议充分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他建议适当提升年金基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例如比照全国社保基金，将权益资产投资上限适当提升至40%；还建议准入更多公募基金参与年金基金投资，建议放开年金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允许参与者根据自身的年龄、风险偏好等因素自主选择投资产品。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谢卫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详细阐述了提案的背景和内容，并回答了关于基金业乃至大资管行业的多个热点话题。 金融纠纷裁判两极化 给了投资者全赔预期 “近些年金融纠纷案件增多。特别是自从P2P以来，金融纠纷大增，包括理财产品纠纷，最近几年占到了最高院每年案件的约10%。”谢卫首先介绍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案的背景情况。 2019年11月，最高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提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后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遭受损失的应予全赔；以及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作出自主决定的，卖方机构全不赔。 “可以看到，司法裁判标准显著转向‘全赔/全不赔’标准。这个纪要虽然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以作为案件审判的参考。”谢卫表示，如果一旦投资者亏损了，就要机构去自证销售过程尽到义务了，会产生不利影响。第一，金融的效率会大大降低；第二，不利于净值化管理和打破刚兑，因为可能给了投资者投资损失可全额赔付的不当预期。 关于如何完善销售适当性管理方面，谢卫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要平衡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与鼓励金融交易的关系，妥善处理“稳”和“进”的关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实现金融稳定发展。 其次，要统一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适当性操作标准。建议加快研究和确立适用于各类金融产品的适当性标准。部分金融机构的评估方式在司法案件中甚至不被法院所采纳，成为金融机构开展销售适当性工作的不确定之处。因此，需加强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尊重行业发展客观规律，促进金融监管与司法审判的有效衔接。 最后，明确发展方向，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建议将投资者教育提升到国家金融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投资者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二是建议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基金公司要回归初心 做权益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在基金业中，如今的产品格局正在变化，权益类基金得到倡导，货币基金则受到限制、规模开始萎缩。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谢卫：发展权益基金，收缩货币基金，这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货币基金过去爆发式的发展，源自较高的收益，这违背了货币基金本身的属性。货币基金本身是流动型产品，是提供流动性便利的，特点是可以随时赎回，但收益不高。只不过，我们行业在一个阶段里，货币基金成为收益型产品。在高收益的背后，有基金同业不惜铤而走险，拉长久期、做大杠杆、埋下风险、违背初心。所以尽管货币基金过去这几年做大了规模，但不能“以大为美”。 现在要回归初心。基金公司就是要做主动投资，在权益市场上打拼，这个初心应该是我们要去坚守的。 可能每家公司在主动管理上投资策略有所不同，但主动管理是每家基金公司追求的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每家公司怎么走、能走多远，取决于很多方面，包括公司坚守、文化、人才队伍、投资理念、价值观等等。 投顾是实现投资者 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证券时报记者：2019年10月底，公募基金投顾业务试点正式开启，对行业是一件大事。您如何看投顾的意义？ 谢卫：基金公司的发展以什么为核心？我认为，基金公司就要以投资者赚钱为核心、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投顾就是由我们为投资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过去基金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公司都说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但不一定是这么做的。公募行业过去经常被诟病，基金公司赚钱，投资者或基民不赚钱。这就暴露出有些基金公司是以股东利益或者管理团队、员工利益为最大化，而非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投顾业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只有基民赚钱了，基金公司才能取得一定的回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是对基金公司过去理念的纠偏，我们非常拥护。只有为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赚到钱，基金行业才能受人尊敬。 从基金公司角度，做投顾业务，要做好两种准备。第一，解决好公司文化的问题，确立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理念，要为投资者赚钱，不能是打着投顾的旗号去圈资金；第二，要准备好产品，要提供投资者真正喜欢的产品、体验好的产品，不能是业绩忽上忽下的产品。要通过投资管理能力，持续为投资者赚钱。 基金公司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为投资人赚钱，对社会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深度研究、实现超额收益，为投资人赚钱。 财富管理市场需要多元化 老百姓认可是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国内的财富管理市场广阔，参与的金融业态也很多元，您认为各类资管业态之间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会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 谢卫：我们当然不希望财富管理只有一种形态，也不希望大家都把“鸡蛋”放在权益这一个篮子里。 财富管理应该是多层次的，只有相对分散、共同存在，彼此之间各有优势、互为补充，这才是财富管理的良性业态，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中寻找好的产品。 净值化管理是资管行业的大势所趋，各类资管机构在净值化道路上，去寻找到与自身管理能力相匹配的投资人群。另一方面，每个投资者都有机会购买银行理财，选择好的信托产品，或是购买公募基金，构建投资组合，这样的组合安全性、稳定性也相对更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募基金行业整体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但当下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公募基金行业整体的发展速度会相对较快。同时，我们作为从业者也要谨慎地看待这一趋势，就是自身的管理能力能否与之匹配。 证券时报记者：近两年，随着对外开放提速，更多国际资管巨头进入公募市场和资管市场。您怎么看待外资在内地的发展？是狼来了吗，还是可能也会水土不服？他们入场会带来什么？ 谢卫：我把外资当做普通的竞争者。 首先，外资进入可能会丰富我们的投资策略。因为他们的确在一些投资策略方面，特别在量化，比我们做得更好。国内公募总体上还是在单一策略上精耕细作，在金融科技、多元资产协作上，相对比较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欢迎外资的，因为有更多的产品策略提供，可以互相有借鉴。 未来，我们的产品会更丰富，行业能为老百姓提供多元化的选择，这是符合趋势的。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确需要有更多的产品来选择。 同时，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独资还是合资，能不能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个他们能接受的产品，这是关键。水土服不服，都要看这个终极目标。不管是谁，都不能通吃一个市场，关键是看在他的领域能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 所以对我们行业主体来说，还是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特色、做出业绩、做出可持续性，这样你就能获得老百姓的青睐。 对主动管理能力的追求 矢志不渝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交银施罗德非货币基金排名在行业上升很快，特别是权益产品中长期业绩排名名列前茅，3年期、5年期、7年期产品都有业绩优异的代表，明星基金经理人才辈出。公司内部在投研体系的搭建和文化建设方面有何经验可供分享？ 谢卫：首先还是公司的价值观，持有人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主动管理能力矢志不渝地追求是我们的目标。围绕这些，形成几个鲜明的标签：深度研究、不从众、坚守能力圈、赚慢钱、自我驱动。 深度研究是交银施罗德的生命线。交银施罗德的投资，很少靠博弈赚钱，我们赚研究的钱，将一只股票从黑马研究到白马，我们要赚这种辛苦钱。基于此赚慢钱、赚长久的钱，是公司认可的文化。 在人才选拔和考评上，公司内部有着完全公开、透明、公正的制度，以及非常严格的执行标准。通过严格的竞争标准、内部激烈地比拼，研究员被整个团队认可之后，才能晋升基金经理。 投研团队以自主培养为主，过去5年几乎没有从外部招聘的基金经理，我们坚持投研文化的不断沉淀，现有的投研团队梯队建设也让我非常踏实、安心。 对于基金经理的评价，我们看长期，不能单看业绩数字，看的是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看他的钱是怎么赚的。我们非常注重归因分析，收益是不是一个个阿尔法累积起来的，这才是我们看中的。我们不会为了短期业绩让基金经理去博弈，投研和销售的理念保持完全一致。市场一调整，就能看出各家公司的差异，我们的产品回撤控制能力很强。 公司内部还讲究持之以恒。一些年轻的基金经理，可以先从小规模的基金管起，他逐步扩大能力以后，驾驭资金的能力更强了，再扩大规模。 同时，公司的管理规模和业绩始终保持着平衡和匹配。所以慢慢的，公司在银行系乃至全行业里，权益产品就脱颖而出了。 公募基金最大的价值和社会责任是为持有人创造回报，业绩好是好事，同时还要让更多的持有人分享收益。公募基金行业很特别、也很崇高，优秀的基金经理可以让更多人分享到财富的增值，这是公募行业的价值所在。
连日来，云南万绿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芦荟原料加工生产线持续满负荷运转。万绿生物位于中国芦荟之乡——云南元江县，企业生产的芦荟高级工业原料，在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制药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万绿生物总经理舒洵表示，昆明海关推出的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精简了办证程序，有效提升了出口企业的办事效率，“降低了企业的人力成本和领证成本，也对企业完善自身内部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 原产地证书是企业出口产品享受进口国差别关税待遇的必要凭证，出口企业通过签发原产地证书获取关税减免，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提升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昆明海关聚焦优化原产地管理服务，推出信用签证措施，企业申请后可以自助打印经海关审核的原产地数据，进一步方便出口企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产。 “以前，纸质减免税资料都是人工审核，现在海关实现完全线上申报，在减免税业务办理流程中实现零接触、无纸化，提高了办理效率，降低了企业办理成本。”昆明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张慧婷说。 昆明海关紧紧围绕云南外贸实际，引导企业充分享受自贸协定减税政策红利，降低企业成本，助力云南特色产业加快“走出去”。云南玉溪百信商贸有限公司主要面向越南开展农产品贸易业务。今年以来，公司凭借昆明海关签发的原产地证书，产品出口到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都获得了10%优惠关税甚至零关税待遇，不仅稳定了客户关系，还开拓了新市场。“云南的水果、蔬菜等高原农副产品质量好，享受了关税优惠后价格也有优势，我们与越南贸易商做生意时就有了较强竞争力。”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统计，今年1月份至4月份，昆明海关共为云南省出口企业签发出口原产地证书1.4万份，涉及货值52亿元，帮助云南出口企业获进口方关税减免1.83亿元，惠及云南省化工产品、电子产品、生物制剂、高原特色农产品等行业。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5月7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决定自5月11日起，在原有15种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基础上，增加输往印尼和新加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原产地证书以及输往印度的《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证书为可自助打印证书。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为云南企业出口带来更多实惠。本报记者 曹 松
“我认为可以加强政策研究，积极开展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巨灾保险试点，探索完善巨灾保险制度体系。”对于保险业如何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如是说。 他表示，短期内，可以指导行业开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产品，选择有意愿的地方政府，先行开展试点，积累试点经验。中长期内，可以结合各地试点，对试点运行情况进行总结评估，研究拟定相关政策制度和措施，不断健全完善巨灾保险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助力民生保障体系建设。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周延礼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就保险业多个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他表示，今年的提案将聚焦大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延税型寿险、农业保险等领域。 保险业进一步发挥作用 聚焦“六稳”助力“六保” 证券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保险业以多种形式参与抗疫和推动复工。您如何评价保险业表现？行业如何更好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 周延礼：保险业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通过捐赠保险、扩大承保责任、开发专属产品、提供便捷理赔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经济生活回归正常，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当然，疫情冲击既给保险业带来了一定挑战，也带来一些有利因素。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同时社会风险意识、群众保险意识将得到显著提高，对保险功能作用的认识将进一步加深，保险保障需求将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大趋势。 从行业自身来看，目前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流动性稳定，净现金流入大幅度增加，具备较好的抗冲击能力。疫情推动行业加快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转变经营模式，提升管理效率，提升科技化和线上化水平，行业竞争能力将继续提升，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险保障需求。 保险业要进一步发挥作用，聚焦“六稳”助力“六保”。 一是加大保险供给，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积极对接社会保险需求，加大健康险特别是医疗险产品的供给力度。推广“海南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等创新产品，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二是发挥保证保险融资增信功能，增强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纾解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三是加大农业生产的保障支持。推进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完善三大主粮大灾保险机制和生猪政策性保险制度，支持农业生产和重要副食品稳价保供。 四是支持投资出口，积极保障经济稳定运行，围绕国家重大工程等加大风险保障，支持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为出口企业保驾护航。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保险，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资企业海外机构提供风险保障。 五是发挥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多样的优势，加大重点行业和领域的投资力度，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六是稳定保险代理人队伍的发展，吸纳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七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保险发展。积极应用保险科技，继续深度赋能保险业，促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助力行业变革，为保险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 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巨灾保险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暴发，让保险业面临如何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新课题。业内也有要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机制的观点。您对此有何建议？ 周延礼：大范围的病毒感染会给经济、社会、人力造成巨大损失，从影响上来看与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一样，属于巨灾风险事件。在这些巨灾风险事件中，各级政府实际上为抗疫救灾和疫后重建承担了无限责任，为筹集防治资金，通常采用重新分配预算、增加财政赤字等筹资方式，会对财政刚性预算和平衡造成冲击。 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机制，有利于发挥保险功能作用，形成市场化的风险分散机制，减轻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财政波动，助力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应予以积极支持。 为此，我认为可以加强政策研究，积极开展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巨灾保险试点，探索完善巨灾保险制度体系。短期内，可以指导行业开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产品，选择有意愿的地方政府先行开展试点，积累试点经验。中长期内，可以结合各地试点，对试点运行情况进行总结评估，研究拟定相关政策制度和措施，不断健全完善巨灾保险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助力民生保障体系建设。 外资保险带来积极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近两年来，金融业对外开放提速，保险业开放力度显著，外资险企也展现出较高热情。您如何看待外资持续大幅加码的动作？这轮外资的深入，会对中国保险业带来什么改变？ 周延礼：近年来，中国保险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外资持续对中国保险业加大投资力度，显示了外资对中国保险业长期向好发展的信心。外资保险机构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参与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坚定态度。随着中国保险业持续扩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外资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好。 外资保险机构来华发展并拓展业务，将对中国保险业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结构，推动形成中外资保险公司优势互补、公平竞争、和谐发展的局面。截至2020年3月末，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64家外资保险机构、124家代表处和18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涵盖财险、寿险、再保险、保险资产管理和保险中介等各领域。 二是有利于进一步引进外资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和专业技术，推动中资保险企业改革创新，从整体上提升中国保险业的竞争力。截至2019年底，外资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057亿元，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1.36万亿元。外资保费收入和资产规模的显著增长，有效地提高了中国保险业的资本存量。 三是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业监管框架，提升监管有效性。我国目前已建立了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三位一体”的保险监管体系。随着保险业对外开放进程加快，保险监管也将从注重数量型限制向注重审慎审查机制、从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保险资管丰富 个人市场产品供给 证券时报记者：资管新规后，保险资管被允许面向个人合格投资者发售产品，在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过程中，保险资管业与银行、信托、券商、基金、外资资管等各类金融业态共同竞争，您认为保险的立足点是什么？应扮演好什么角色？ 周延礼：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居民财富同步增长。2020年一季度，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0.8%，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改善。在此背景下，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日渐旺盛，但同时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仍以现金和储蓄为主，未来向资管产品转移的潜力巨大。 保险资管产品定位为私募产品，主要面向保险机构等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其中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允许向自然人合格投资者发售。 一是能够有效丰富资管产品市场的供给，给予投资者更大的选择空间； 二是发挥保险资管机构管理长期资金的经验，以及在大类资产配置、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收益； 三是通过与银行、信托、券商、基金等机构开展良性竞争，持续促进保险资管机构自身能力建设，提升我国资产管理机构的整体水平。 总体而言，保险资管机构要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的风格和优势，做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稳定器”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排头兵”。 新《证券法》实施 为险资带来新投资机遇 证券时报记者：新《证券法》已经落地，资本市场正持续深化以注册制为核心的改革，保险作为市场第二大机构投资者，在此过程中应如何作为，既发挥好市场压舱石作用又实现自身投资收益？ 周延礼：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推进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鼓励保险公司依法合规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目前，保险公司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优化投资者结构、稳定资本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证券法》实施后，保险公司将面临新的投资机遇，需要不断深化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在审慎监管原则下，赋予保险公司更多自主权，对偿付能力充足率较高、资产匹配状况较好的保险公司，允许开展更多的权益类资产投资。可以研究制定保险资金运用分类监管指标体系，支持公司治理完善、投资运作规范、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保险机构，运用更多市场化手段，进一步优化资产配置，积极开展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各类投资。 同时，保险机构要发挥保险资金期限长和(港股00001)来源稳定的优势，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强化对企业复工复产的长期融资支持。通过股权、债权、股债结合的方式，为重大工程项目和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建立保险资管产品注册服务绿色通道，对投资于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产品，提高注册发行效率，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二是积极应对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全力参与符合国家导向的投资项目，强化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增加资金供给，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三是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服务力度。开发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和组合类产品，提高支农支小投资力度，探索保险资金深度参与服务普惠金融路径。 四是加大对健康、养老等社会服务领域投资力度。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与保险业务相关的健康、医疗和养老等上下游产业服务力度，满足社会多元化养老需求，积极参与养老金等第三支柱建设。 融资性保证保险 应控制风险敞口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保险业的融资性信用保证保险业务风险逐渐显现，业内对该业务的争论也增多。有观点认为，这一业务对应的是经济周期风险，保险公司不擅长管理这类风险，应谨慎参与。您如何评价这一业务？保险业如何管控业务风险？ 周延礼：近年来，由于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增信服务和为银行的信贷资金损失提供风险保障，所以备受地方政府部门和融资双方的青睐。但鉴于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的风险本质与银行的信贷风险雷同，对该业务发展的总体要求，应该是小额分散、稳健审慎、风险可控，并通过监管制度约束保险公司夯实基础建设、控制风险敞口。 目前，不少保险公司开展此类业务，但行业90%的规模都集中在四五家大型保险公司。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融资性保证保险的赔付率不断上升。对此，行业大部分公司均采取收缩业务规模、调整承保策略、足额计提未决赔款准备金等措施应对风险。 下一步，在风险管控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 一是可以考虑修改完善现有业务的监管制度。通过进一步提高融资性保证保险的经营资质、降低承保限额、提高内控管理要求等控制业务风险。据了解，新的业务监管制度即将正式发布。（注：5月19日银保监会已正式发布《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 二是制定业务操作指引。制定融资性信保业务保前管理和保后管理的两个业务操作指引，细化业务监管要求，规范操作流程，进一步提高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 健康养老保险 要扩大覆盖范围 证券时报记者：银保监会等多部门今年初发布《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发展健康保险、强化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大力发展老年人专属保险的方向，并确立了到2025年的目标，比如健康险保费力争2万亿。在这样的机遇下，保险业应如何作为？ 周延礼：近年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持高速发展，产品种类日渐丰富，服务范围不断拓展。保险业销售的健康保险产品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医疗意外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五大类。2019年健康保险保费收入7066亿元，同比增长29.7%，赔付支出2351亿元，同比增长34.78%，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健康保障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保险业将通过规范竞争、加强管理、政策引领和完善制度等措施，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健康保险创新保障内容、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提升服务能力，并保持稳健发展。 一是用足用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适时扩大相关保险产品范围，让国家对健康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二是商业保险机构要提供包括医疗、疾病、康复、照护、生育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 三是商业保险机构要把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应用纳入健康保险保障范围，支持医学创新和健康产业发展；开发与癌症筛查、诊断和治疗相关的产品，服务国家“癌症防治实施方案”。 四是商业保险机构要加快发展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研究开发疫苗接种不良反应补偿保险，化解医疗风险、减少医患纠纷。力争到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元，成为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民生、促进消费和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养老保险领域，保险业要创新多种适老涉老商业保险和养老金管理服务，服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支持养老产业发展。 一是加大养老保险产品创新。保险机构要提供终身领取功能的养老年金保险，特别是能够与其他养老金融产品所积累的养老资金有效对接的即期年金产品。要面向创新创业就业群体保障需求，开发满足自主就业、灵活就业等创新创业就业人群特点和需求的养老产品。 二是扩大商业养老保险领域开放。监管部门可以支持境外资本参股、设立各类养老保险机构，支持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商业养老保险业务，通过引入国外成熟的养老保险业务经营和养老金管理经验，提升我国保险业经营水平。 三是强化养老保险基础建设。完善数据标准，规范商业养老保险相关统计标准和统计规范。 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引导市场主体在产品定价、风险管理、资产负债匹配、长期资金管理等方面加强经验交流。保险机构要改进精算专业技术，加强长期稳健投资和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夯实行业发展根基。 五是保险业要优化产品供给、改善销售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保费相对低廉、保障更加全面、服务更加贴心的产品和服务，重点在老年人需求较为强烈的疾病险、医疗险、长期护理险、意外险等领域进一步增加产品供给。 长期护理保险扩大试点 保险业大有作为 证券时报记者：近期，国家医疗保障局就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公开征求意见，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有望增多。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变化？应对老龄化和长寿化，保险业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周延礼：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失能人员基本生活权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启动3年以来，总体运行平稳，取得初步成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为建立全国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累了经验。保险业积极参与制度试点，在政策落地、组织实施、资金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主管部门和参保群众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下一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扩大试点，并延续委托社会力量经办服务的方式，保险业也将继续积极参与试点服务。我认为，保险业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注重行业专业服务能力建设，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向专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 二是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应用于长期护理保险业务，打造智能化、智慧化的长期护理保险运营管理服务体系。 三是积极研究开发适合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及机构护理等与护理服务相结合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作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有益补充，满足参保人多样化的护理需求。 四是支持保险业投资设立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健康服务机构，参与护理人员培养体系建设，推动扩大康复辅具应用，提升长期护理服务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 五是加强保险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监管，切实保护参保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为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提供保障。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