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晚间，期盼已久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磅文件终于出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西部地区将“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其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对于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的西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定位变化。事实上，去年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十年以来，相关政策已先后上马。 格局重塑 从去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全国战略，到今年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世，一系列政策背后，西部将迎来怎样的新格局？ 在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看来：“第一个方面是在国家全局中，西部地区具有的薄弱环节特征和短板性质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需要通过继续实施大开发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中央审时度势，结合当前全球形势分析，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角度，赋予西部地区更加重要地位。” 一个极强烈的信号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即将被重塑。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指出，《意见》中，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是西部地区要和全国同步，一方面是“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要解决包括扶贫攻坚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西部也要和全国同步”。 值得注意的是，留给西部地区的期限只有15年。 目前，西部仍然面临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错位的问题。截至2018年底，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70.6%，人口占27.2%，经济则仅占20%左右。而与此相比，东部地区同年的经济总量占比则达到53%。 具体到省市上，去年，广东GDP已突破10万亿大关，而西部甘肃、宁夏、青海、西藏4省GDP仍不足万亿；在去年迈入万亿俱乐部的17座城市中，东部城市有12座，而西部仅成渝2座。 “近年来，西部不少省份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要实现目标，要求仍然是非常高的，意味着西部城市还要继续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这样的增速。”陈耀指出。 《意见》进一步为西部增加了更多合作筹码。比如，在进一步深化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上，“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思路被提出。一方面，西部地区将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明确支持“双一流”高校对西部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鼓励各类企业在西部地区设立科技创新公司。 与此同时，在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下，西部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增长。 陈耀指出，除了“沿海带动内陆”的传统思路，“城市带动乡村”“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发挥出愈加重要的作用。中心城市也愈加成为西部发展的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带动其国际化能级的大大提升。 基于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庆、成都，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西安等中心城市，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节点城市，均有望成为下一轮建设发展的重点。 成渝发展 这次“大礼包”的内容，不少涉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 《意见》提出，“完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布局，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以“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而从已公布的定位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高质量发展”。 冯奎认为，东西部科创合作需要多元主体、多种形式共同努力。 “已有的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都在东部的三大城市群，应加强在西部重大研究基础设施布局。” 他说，“此外，要集结优势学科、优势领域、形成合力。而最近成都、重庆共建中国西部科学城就是一个创新之举。” 他还提到，在建立以成果应用为牵引的机制、打造吸引东部研发类机构落户西部的重要条件，上海交大与重庆两江新区共建研发平台就有示范性意义。 更多具体利好集中在推动内陆开放领域中。 在此前发布的《“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曾对“十三五”期间交通枢纽重点建设城市进行全盘规划。其中，成都-重庆为重点打造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昆明、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则将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如今，步入“十三五”收官之年，各城市定位也发生变化。 《意见》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高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 业内认为，随着“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的格局展开，西部城市将迎来“内陆变前沿、客厅变门户、低地变高地”的开放机遇。在“门户”新定位下，重庆、成都和西安三市将有全新的发展空间。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意见》提出将“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 去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公布，被认为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关键之举。其中，三条“南向通道”主通道之一，正是由成都出发到达广西北部湾。 如今，成都国际铁路港“升级”，是否将进一步提升这条开放通道的战略价值？ 主题明确 陈耀认为，《意见》体现出西部大开发的两大主题是“两大”，即大保护和大开放。通过推动“两大”，才能进一步实现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大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西部地区的开放仍然相对较慢，到现在为止，西部地区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外资利用，在全国占比均不到20%，比例相对较少。但是最近这些年，它的开放增速非常快，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到海外共建园区，让开放已经开始对于西部经济增长产生明显促进作用。” 数据显示，2019年，民营企业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其中，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综合成本比较优势，西部地区增长达22.4%，超过东部地区13.6个百分点。而在外商投资领域，成都的英特尔以1265.4亿人民币居2019年中国进口企业第三，仅次于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公司。 那么，西部地区下一步开放的方向和重点在哪？ 《意见》对西部各省份进行了全盘布局：重庆、四川、陕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形成西向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中心”；甘肃、陕西：“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贵州、青海：“深化国内外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云南：“提升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开放合作水平”。 可以说，尽管每个省份侧重点不同，但都与开放深度绑定，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推动新一轮开放在西部地区的探索。 这种全面开放思路，在交通建设中也可见一斑。比如，在港口建设上，《意见》不仅提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还提出将完善北部湾港(行情000582,诊股)口和加快位于南宁的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等。 除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容也将有所改变。 陈耀指出，“现在所说的开放跟过去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些传统、落后产能的输出，更是通过这种开放，带动我们的高品质、优质产能输出，并通过这种改变，带动资源高效利用，提升环境承载力等。” 《意见》也提出，将推进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 而除了对外开放，对内开放也将进一步实现。比如，西北省份与江苏、山东、河南等东中部省份的互惠合作、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东西部自贸试验区交流合作、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合作互动等，不一而足。 “通过开放，能够使西部地区的发展逐渐摆脱对国家投入的依赖，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和更强的生命力。”陈耀说。
在日前世界贸易组织（WTO）164个成员代表参加的特别视频会议上，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自己将在8月31日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第二届4年任期。对于在世贸组织工作了23年之久的阿泽维多来说，早早交权腾位其实有着太多的无奈，因为面对着一个功能日益式微的WTO，阿泽维多既找不到任何职业成就感，更难以在多方掣肘中交出让成员国满意的成绩单，没法干与太难干的焦虑驱动下只能选择撂挑子不干。 从成立之初的111个成员国，到目前164个经济体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5年的历史中不仅有效实现了扩容，而且沉淀出了制定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的三大核心职能。 然而，在对外释放出规则引导、谈判诱导以及调停开导等系列能量的同时，WTO也强烈感到三大核心职能所遭遇的羁绊日渐加重，相应的赋能空间被不断压缩，边缘化与废置化的危机也在步步逼近。这里除了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规则上的空白和缺失折射出WTO创新步履沉重滞后的镜像外，多哈回合谈判的流产夭折以及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停摆瘫痪更是世贸组织承受功能抑制与撕裂之痛的直观表达。 多哈回合谈判实质上早已寿终正寝，只是形式上缺少一份WTO的官方声明而已。被视为WTO“皇冠明珠”的DSB在角色定位上是“全球贸易最高法院”，按照规定，DSB常设法官7人，并且处理每个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然而，从两年前开始，7名法官先后有6人因任期届满或者年满退休而离职，按照程序本应及时遴选和增补，但因美国以DSB存在“越权裁决”和“审理超期”等问题为由多次动用一票否决权干扰新法官遴选程序，导致DSB至去年年底只剩下一名法官。许多的增量贸易纠纷与新增投诉案例都不能在DSB那里得到合规审理，世贸组织仲裁机构陷入自成立以来的彻底停摆。 特别需要强调是，WTO的三项核心职能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后两项构成了对第一项职能的有力保证，也就是说，多边谈判过程中如果成员国根本无视规则而是按照想当然自描自画，或者说有了摩擦与纠纷又得不到公正判决且最终各自任性而为，即便是世贸组织能够制定出非常严密与周全的贸易规则，但这些规则都只是一纸空文而根本无法落地，同时宏观意义上代表着世贸组织失去法定执行力与有效性。由此观之，目前WTO的功能已经不是局部萎缩，而是全方位塌陷，甚至用名存实忘来形容也不为过。 回过头去看，多哈回合谈判的无疾而终也许只是时间断面上的一个休止符，但由此引致的后遗症却在持续发酵，那就是WTO成员国纷纷另起炉灶，集体性跳出多边贸易体制而选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据世贸组织统计，在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RTA）中，近10年来双边FTA在RTA构成中的占比高达90%。虽然双边FTA较多边贸易协定灵活性更强且操作简单方便，但却直接导致了世界贸易的碎片化，并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 组织凝结力遭遇双边FTA分流的同时，WTO更是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显示，过去10年除了美国抛出了多达1500余项贸易保护措施外，G20中的另外19个国家也累计出台了保护主义政策8000多项，其中仅2019年全球范围内就新增了1291个新贸易壁垒，而伴随着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能会密集登场。受到影响，在过往10年全球贸易增速只有金融危机前20年年均增速一半的基础上，世贸组织预测今年国际贸易将出现高达30%的降幅。 显然，无论是全球蔓延开来的双边FTA，还是从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单边主义，抑或是各种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政策，都已经成为了世贸组织所必须面对的全新挑战，而且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位移，贸易主体力量的重构，贸易形态的升级以及贸易方式的更替和改进等等，都需要世贸组织做出相应改变与突破时代局限，加速变革已经成为了所有成员国投射到WTO的基本共识。对此，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均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议，集体智慧无疑为世贸组织改革做好了基础性铺垫。 分析发现，尽管各方就世贸组织改革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但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WT0成员国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和加强争端解决机制、提升日常工作透明度以及推动贸易规则升级等核心主张上基本保持一致，有了这样的共同诉求，其他具体规则比如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定、最惠国待遇享受范围与程度、公平竞争标准、产业政策和补贴以及争端解决方式等都不难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而且也容易求得各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不得不强调的是，无论美国对双边自由贸易模式表现得如何顽固与强硬，世贸组织改革都不能在多边自由贸易上出现任何立场上的摇摆，因为只有捍卫了多边自由贸易，才能确保WTO中弱小国家获得可以站在一起的机会，从而在与大国博弈中取得相对充分的话语权，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在单个经济体竞争力处于失衡状态的全球格局中，保护落后与发展中国家是世贸组织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同时还是经济强国所应当恪守的经济道德底线；对于世贸组织来说，动摇了多边贸易的根基，有关非歧视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等都将成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道德说教，整个组织也将彻底失去公共产品的属性，进而被丛林法则所完全主宰与支配。 因此，围绕着世贸组织变革可能出现的一个极端现象是，美国或许会通过实施退出WTO的行为来给改革制造压力，但这种态势不会持续很久。对于美国而言，徘徊在世贸组织之外，固然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制定对他国贸易条件，但那同样意味着他国可以这样对待美国；没了世贸组织，美国可能在双边贸易中不得不投入更大成本来协调与其利益相关国之间的贸易纷争；鉴于此，不排除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美国在搞出一大堆单边措施或者双边冲突的麻烦后因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回到多边贸易体系中来。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中新网5月19日电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19日表示，在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方面，将优化政务办事流程，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物流简证减费、提质增效，进一步减轻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预计今年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300亿元以上。 国新办5月1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有记者提问：交通运输部在推进减费降税和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戴东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交通运输开展各项工作的主线，交通运输部始终将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了专项的工作机制，每年制定工作台账，按月跟踪，按季度进行调度。交通运输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戴东昌从三个方面做了简要介绍。 第一，聚焦攻坚补短板。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是聚焦交通运输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制约，围绕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交通扶贫、脱贫攻坚等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去年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451亿元，其中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分别完成投资8029亿元、23452亿元和969亿元，交通运输这些年来投资一直维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一些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京张高铁、延崇高速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开工和投产运行，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骨骼系统”。 除了重点项目之外，交通运输部还补上农村公路建设的短板，去年新改建农村公路29万公里，其中贫困地区17.8万公里，提前实现了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的扶贫目标，建成农村地区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合计9000公里。交通扶贫脱贫攻坚目标和任务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第二，千方百计降成本。紧紧抓住降低物流成本这个关键，全力推进交通运输物流领域简证、减费、增效，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交通运输部印发了《降低交通物流成本的工作方案》，通过降低公路、港口等收费，发展多式联运，推进无车承运人发展，提升城市配送发展水平，以及推动货车“三检合一”等各种方式，2019年公路水路领域可量化措施降低物流成本大约804亿元。 第三，多措并举增动能。加快推进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应用创新，推动交通运输新旧动能转换，积极培育交通运输新业态。联合人民银行等部门印发了《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截止到今年4月底，发放了网约车车辆运输证95万余张、驾驶员证208万余张。同时，大力发展交通运输新技术，推动智慧公路、智慧港口、交通旅游服务大数据试点实施。另外，还加快交通运输新模式的发展，推动邮轮经济、枢纽经济，加强与先进制造业、旅游业、电子商务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推进交通运输迈向中高端，向更高质量发展。 戴东昌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紧紧抓住全面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总要求，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开展补短板、降成本、优环境、强服务、增动能，围绕这些方面开展工作。 补短板主要是聚焦薄弱环节和瓶颈制约，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力度，拓展资金来源，继续扩大有效的投资，注重防范化解风险，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继续当好先行。预计今年全年完成公路水路投资约1.8万亿元，力争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降成本方面，将优化政务办事流程，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物流简证减费、提质增效，进一步减轻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预计今年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300亿元以上。 增动能方面，主要是通过行业跨界跨业融合发展，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延伸服务链条，增强发展动能，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 戴东昌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做好优环境、强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持续深化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制约市场活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高品质运输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运输需求，推动交通运输向更高质量发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灵 摘要 我国多种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资产管理市场始于2002年，资管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融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运作的不规范和扭曲，从而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我们应当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正确认识加快金融创新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切实防控资产管理业务的各类风险，推动我国资管市场归于规范和统一。 首要的是监管理念的转变。 一是监管当局要划清市场与监管的边界，降低市场经营主体的展业和合规成本。公募基金应实行注册制储架发行，提高发行效率；私募基金应当尊重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意思自治，不应当按产品投向对管理人进行分类监管。 二是正确处理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关系。从市场准入为主的监管思路转向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的持续监管理念。监管当局的责任是维护自己批准的持牌业务的市场纪律，惩罚和有序清退不合规经营的机构，打击非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行为；而业务创新和持续发展的责任应当还给金融机构的股东。 三是厘清牌照内涵，解除金融压抑，疏通直接融资渠道。银行、保险、信托等机构为特定项目融资而向投资人按份额或比例筹集资金的活动，是为融资方服务的投行业务，本质是私募证券发行，应当制定统一规则，按统一规则实行自律监管，在法人内部做好风险隔离，维护市场纪律。 其次，要实现新老资管产品的平稳过渡和监管职能的平稳过渡。 金融产品供给结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金融业当前的主要矛盾。金融机构要坚守方向，敢于担当，稳步推进各项改革。 直接融资的监管以信息披露、防欺诈为核心，间接融资的监管以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管理为核心。我们不宜再混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也不能混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监管的原则。对直接融资的金融活动实行独立统一的监管，是理顺监管体系、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础。资产管理市场统一监管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统一产品规则和监管规则，形成投资门槛和资产风险呈连续函数分布的产品供给体系。第二步，将开展资管业务的独立法人机构交由证监会监管；银行、保险、信托兼营资产管理配套业务的可委托银保监会代为监管；其他机构开展资产管理配套业务的，统一由证监会发放牌照和管理。 按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分别监管，本质相同的产品实行统一的监管规则，是资产管理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应该遵循规律，坚守底线，做勇于担当的金融人！ 以下为全文： 遵循规律，坚守底线、做勇于担当的金融人 ——关于规范资产管理市场的几点思考 吴晓灵 1997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揭开了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序幕。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办法明确信托公司应回归代客理财的本源、开展私募资金管理业务，自此开启了多种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资产管理市场发展进程。2003年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推动了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的有序规范发展。同年，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开创了我国保险资金专业化运作的先例。2004年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开始介入资管市场。2012年《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获得了合法参与资管市场的地位，从而最终形成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资管机构、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机构共同参与的市场格局。这些机构共同推动了中国大资管市场的壮大和发展，业务规模由2012年底的19.99万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111.35万亿元（未扣除重复计算）。 中国资产管理市场迅猛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强劲融资需求拉动，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自身谋求发展、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获取利润的推动。资管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融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和监管分割等原因，也造成了运作的不规范和扭曲，从而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监管当局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持续对资管业务进行规范。2018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资管新规》）颁布实施以来，资管业务逐渐回归本源，市场秩序逐渐好转，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我国大资管市场的形成和壮大，顺应了居民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顺应了市场主体对便利融资的需求，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资管业务中的不规范和扭曲是市场因融资渠道不畅而产生的变通安排，我们应当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正确认识加快金融创新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切实防控资产管理业务的各类风险，推动我国资管市场归于规范和统一。 2019年12月28日新修订的《证券法》将资产管理产品纳入证券范围，授权国务院按《证券法》的原则制定其发行和交易管理办法，此举为在证券的基础上规范资产管理市场和统一监管创造了条件。我们应当抓住新修《证券法》的契机，转变监管理念，划清市场与监管的边界，正确处理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关系，放松牌照管制，解除金融压抑，疏通直接融资渠道；同时应当实现新老资管产品的平稳过渡和监管职能的平稳过渡，实现资产管理市场的统一监管。 首要的是监管理念的转变。 一是监管当局要划清市场与监管的边界，降低市场经营主体的展业和合规成本。 资产管理产品是直接融资的工具，监管者的监管重点是投资者与资产风险适配、信息披露和投资范围合规等。对于普通公众及小投资人，由于其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较为有限，对面向这些投资者发行的公募产品应实行注册管理，要严厉打击欺诈行为。对于合格投资者，其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相对较高，因此面向这些群体的私募产品发行，应尊重当事双方的意愿，以合同约定为主，稳妥把握监管重点与力度。 证监会以往对公募基金产品实行核准制，核准过程较长。银保监会对公募产品实行备案制，给了发行人很大便利，但银行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收益责任未按代客理财的本质和公募产品的本质严格管理，致使银行理财产品存在隐性刚兑、资金池和期限错配等问题。新修《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实行注册制，公募基金也应向此看齐，实行注册制储架发行，提高公募基金发行效率。 对于私募基金监管的重点不应是产品的投资方向，投资方向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意思自治，应由双方合同约定。私募基金监管的重点是不能向非合格投资者发行，不能变相公开宣传。协会的管理人登记、产品备案只是在监管豁免条件下的自律管理。对于管理人登记，协会的职责是在持续自律管理中剔除违反自律规则的机构和从业人员；产品备案只是为了便利统计，让监管当局掌握整体投资去向和趋势。私募管理人管理哪类产品为主，发起哪种投资方向的产品，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还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亦或创业投资基金，理论上都是管理人与投资人之间的协商与选择。监管层可以对产品进行分类监测，对不同类别的基金制定不同的报送内容和标准，让管理人分类报告，但基金的类别不是管理人的类别，监管层不应当按产品投向对管理人进行分类监管。 当前，中国私募基金市场乱象频发，假借私募基金名义开展非法融资和利益输送的案例很多，协会不得不对基金管理人的登记设定门槛，对基金管理人按产品进行分类。但这些做法应当通过监管制度的完善、登记备案技术的改进和诚信制度的建立逐步改变，给予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各类产品的自由空间，降低私募基金的展业和合规成本。也希望监管当局与相关部门一起进一步合理界定创业投资基金内涵和范围，让国家鼓励创业的优惠政策低成本、精准地落实到位。 从功能监管的理念出发，证监会的机构设置应该是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同归于一个部门监管，这有利于对基金业监管规则进行统筹和协同。监管豁免之外的机构和私募产品由协会自律管理。监管边界的合理界定有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 二是正确处理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关系。 资产管理市场已经形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市场。实行统一的功能监管要转变单纯机构监管的理念，从市场准入为主的监管思路转向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的持续监管理念。 金融业是风险外溢性很强的行业，机构的市场准入是必须的，但机构进入后的合规经营更加重要，行为监管就是持续性的业务合规监管。无论是经营者还是各参与方，从事同样法律关系的金融活动要遵守同样的规则，并由一个监管当局执行，这既是行为监管，也是功能监管。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相结合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机构监管体现为法人机构的进入、整体风险控制和退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体现为业务的牌照管理和业务合规的持续监管。 在中国，监管当局的定位不仅仅是市场纪律的监督者，它还承担了市场发展的责任。在行业发展和风险防控的双重考核要求下，监管当局的“地盘意识”难以避免，公平对待所有市场主体难以做到。我们应该改变对监管的职责划分、优化问责机制，将业务创新和持续发展的责任还给金融机构的股东，监管当局的责任是维护自己批准的持牌业务的市场纪律，惩罚和有序清退不合规经营的机构，打击非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行为。这种分工才能破除“地盘意识”，实现市场的统一监管。 国际上资产管理机构无论其股东是哪类金融机构，对其监管的规则是统一的。资管机构管理的产品会有侧重，有些机构同时发行和管理公募和私募产品，有些只做公募或某类私募，这体现了管理人的偏好和能力，但同类产品的监管规则是统一的，因而资产管理市场有按产品细分的市场，没有按股东属性细分的市场。在外资金融机构扩大进入中国的背景下，不调整职责分工，不实行功能监管，银行理财子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募产品规则不一致，会使外资股东无所是从，也会引起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混乱。银行和保险机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同类资产管理产品不同的规则和不同的监管主体会割裂中国的金融市场，削弱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三是厘清牌照内涵，解除金融压抑，疏通直接融资渠道。 资产管理市场的无序扩展和扭曲发展主要在三大类业务上体现：一是表外信贷业务，这是银行为了规避资本占用和信贷规模控制而开展的业务；二是银行、信托公司、保险资管机构以资产管理的名义开展的私募债权融资和私募股权融资业务；三是规避监管的各类通道业务。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和金融业务牌照管制过严是市场行为扭曲的重要原因。 资产管理业务的特性是集合资金，由管理人为了投资人（委托人）的利益进行组合投资，进行资产配置。资管业务是为投资人理财、为投资人服务的业务，而银行、保险、信托等机构为特定项目融资而向投资人按份额或比例筹集资金的活动，是为融资方服务的投行业务，本质是私募证券发行。但由于我们的证券范围狭窄，这些产品未按证券发行管理。资金管理人在融资类业务中，同时承担为客户理财组合投资的责任和为融资方发行私募证券的保荐责任双重职责，势必存在职责不清的问题，也容易引起利益冲突。在缺乏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背景下，银行、信托和保险资管机构利用客户资源优势开发了私募证券发行业务，确实解决了一些企业的融资问题，但职责不清和利益冲突下的行为扭曲埋下了风险隐患。我们应该制定统一的规则，让银行、信托、保险等机构在开展此项业务时，按照统一规则实行自律监管，在法人内部做好风险隔离，维护市场纪律。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发展非公开业务的发行和交易市场（场外市场），疏通直接融资渠道，给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选择。 其次，要实现新老资管产品的平稳过渡和监管职能的平稳过渡。 《资管新规》发布后，各金融机构陆续开展过渡期内老产品消化和新产品发行等工作，目前普遍面临着存量产品消化进度缓慢与新产品市场接受度不够、接续困难的问题。我们既要面对不规范存量产品退出的阵痛，也要面对防范化解风险导致经济下行的质疑。 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既是国际环境的影响，更是我国经济自身发展转型与政策调整的结果。金融产品供给结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金融业当前的主要矛盾。规范资管市场、加大改革力度、畅通融资渠道正是为经济的稳健创新发展创造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机构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和客户，要坚守方向，敢于担当，稳步推进各项改革，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也才有利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健康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尽一份力量不是口号，是一点一滴的行动。 监管理念的转变、新老资管产品和监管职能的平稳过渡是资管市场规范发展的保障，也是金融业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稳健发展的保障。在信息化时代，监管信息共享不是技术难题，障碍来自对金融产品性质和法律关系的认知。抛开资产管理产品信托与委托的法律关系争议，所有的资金受托管理产品是直接融资，由委托人享受收益、承担风险，受托人履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义务（信义义务）是没有争议的。这次新修《证券法》将资管产品列入证券范围，授权国务院按《证券法》的原则制定规则，其金融产品的属性已有法律的依据。 直接融资的监管以信息披露、防欺诈为核心。银行是间接融资的机构，存款人不承担银行贷款的风险，只承担银行倒闭的风险。间接融资的监管以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管理为核心。两类融资模式有不同的监管原则，因而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是国际通行做法，即使综合性的监管机构也会由不同的部门执行不同的监管规则。在依法治国、建立现代化治理机制的今天，我们不宜再混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也不能混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监管的原则。对直接融资的金融活动实行独立统一的监管，是理顺监管体系、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础，也是向投资人昭示风险、打破刚兑的重要举措。 资产管理市场统一监管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统一产品规则和监管规则。 最近公布的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的监管规则与货币基金规则基本相同，这是一个好的取向。在规则统一的时候也不必完全拘泥于现有的公募基金规则，对银行设计的公募理财产品，如能管理好流动性风险，我们可以在了解客户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公募基金应该针对不同客户群体设计不同的投资组合产品，形成投资门槛和资产风险呈连续函数分布的产品供给体系。另外，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业务范围只规定了是接受客户委托、代客投资管理，并未限定做公募产品还是私募产品。而证监会对基金管理人做公募基金还是做私募基金有严格的区分。特别是外资控股的银行理财公司成立后，这种制度优势对证监会发牌照的管理人非常不利。《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六条给私募基金管理人开展公募基金管理留下了法律空间，国际上一些大的资产管理人往往也同时做公募与私募。证监会是否可以借鉴银保监会的做法，减少资产管理人的制度差别。同时，两会都应对管理人的利益输送行为制定规则加以防范和严格监管。 第二步，将开展资管业务的独立法人机构交由证监会监管，银行、保险、信托兼营资产管理配套业务的可委托银保监会代为监管。 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这两类机构是开展资管业务的独立法人机构，与基金管理公司本质相同，特殊之处是分别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发起或控股，今后均应由证监会发放机构市场准入牌照。 《资管新规》过渡期内，各资管机构要开展存量产品化解和向净值化产品转型相关工作，如何保证老产品平稳过渡、保证银行理财子公司清洁起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理财子公司由银保监会发牌照监管是市场平稳发展的需要，但时间不能太长。 资产管理牌照的主营业务是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产品销售、账户托管等业务是资产管理的配套业务，可实行单项牌照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公司牌照，可以开展部分或全部配套业务；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兼营配套业务的，也应当由证监会发放牌照，但可以委托银保监会代为监管其配套业务，证监会有随机检查的权利，发现问题时银保监会可在委托范围内告知证监会并处理，范围之外的应由证监会处理；其他机构开展资产管理配套业务的，统一由证监会发放牌照和管理。 在监管机构统一，监管规则统一后，各金融机构介入资产管理市场的方式，是独资经营还是合资经营，是在基金管理人层面合资还是在银行理财子公司层面合资，是否申请部分业务牌照兼营都可由机构自主选择，这样将有效解除金融压抑，激发市场活力。 总之，按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分别监管，本质相同的产品实行统一的监管规则，是资产管理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应该遵循规律，坚守底线，做勇于担当的金融人！ 本文是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总顾问、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为CWM50书系2020年新书《资产管理行业未来市场格局与业务模式》所做代序，内容略有修改。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5月18日，可转债市场调整压力不减，不少个券价格跌破面值。其中，新券凌钢转债上市仅4个交易日便跌破面值。截至目前，沪深两市已有7只转债跌破面值，14只转债价格略高于面值。 凌钢转债5月13日上市，虽然正股在发行后表现不佳，但该券首日依旧以102.60元成功保发。 此时，转债市场已经开始调整。凌钢转债也随之重心不断下移。昨日，在面值附近波动的凌钢转债在市场抛盘打压下，尾盘跳水，最终破发，收于99.92元。 转债市场多半品种昨日都出现了尾盘跳水现象，跌破面值的转债数量也在增加。目前，已经有凌钢转债、迪森转债、小康转债、亚太转债、维格转债、搜特转债和亚药转债跌破面值。不仅如此，海澜转债、大业转债、岩土转债、迪龙转债、时达转债、双环转债、起步转债等价格低于101元，距离跌破面值仅一步之遥。 跌破发行价的个券数量逐渐增多，主要源自转债市场的估值收敛。兴业证券(行情601377,诊股)转债分析师左大勇表示，近期股债双弱走势对于整体估值处于高位的转债带来压力。 近期利率债走势明显回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高达20个基点，10年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连续大跌。 从3月24日至今，权益市场反弹已经持续接近一个半月，创业板指涨幅一度超过16%，上证指数也有接近8%的最大涨幅。而中证转债指数当前与3月24日基本持平，转债出现了反弹无力但调整领先的迹象。 19日，将有全筑转债和龙蟠转债上市交易，市场承接力也将接受考验。 周一，不少公司正股都在上涨，可转债表现却较弱。数据显示，18日共有17只转债正股涨幅超过4%，但仅有新莱转债大涨10.66%，表现好于涨停的正股，其余个券表现均弱于正股。例如，中环股份(行情002129,诊股)大涨5.41%，而中环转债涨幅仅有1.1%。中证转债指数当日跌0.74%。 广发资管可转债投资经理金淑慧表示，这并非近期才有的现象，只不过昨日股强债弱格局更加明显。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转债的转股溢价率虽然较上周有大幅回落，但依旧高高在上，达24%。 金淑慧认为，可转债目前跟随债市回调而调整，如果未来股市走弱，可转债市场压力会更大。但估值调整到位后，可转债或将迎来更合适的配置时机。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郑重声明：东方财富(行情300059,诊股)网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
图片来源：微摄 新华社华盛顿5月19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19日表示，美联储将保持联邦基金利率在接近零的超低水平，直至确信经济已经受住新冠疫情考验。同时，美联储将继续使用所有可用工具为经济提供支持。 当天，鲍威尔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一道出席了由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就新冠疫情在美暴发以来所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展开讨论。鲍威尔表示，本次经济衰退的规模和速度在现代史上前所未有，“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美联储将继续使用各种工具来支持经济”。 针对美国经济重启，姆努钦认为，由于疫情导致大量失业，美国有必要尽快重启经济，否则美国经济将“面临遭受永久性损失的风险”。不过鲍威尔的态度较为谨慎，认为有效管控疫情是当务之急。 鲍威尔还说，自3月以来，美联储与财政部为市场和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未来，美联储准备推出一项为疫情暴发前财务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新计划。但他同时强调，美联储的行动只是公共部门应对新冠疫情的一部分，隐晦重申了需要更多财政政策支持的立场。 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15日通过一项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计划。不过，该计划在由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前景不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明确表示无意接受这一援助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也曾表示，即便该计划获得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也将遭到白宫否决。
探索证照异地互办互发 成渝两地高新区深化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 中新网成都5月19日电 (王鹏)据成都高新区19日消息，日前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和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探索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实现证照异地互办互发。 据悉，双方将探索两地企业证照“一网通办”试点，构建跨区域“同一标准办一件事”的市场准入服务系统，推动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一体受理、一体办证”，实现证照异地互办互发。 何为证照异地互办互发？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举例介绍，今后重庆市民若要在成都高新区注册开办一家企业，只需在重庆高新区提交办理证照手续，即可获得成都高新区的营业执照，反之亦然。此举可大大降低两地市民往返奔波登记注册的时间成本，激发两地市场主体活力。 而证照异地互办互发的前提，是探索建立两地“市场准入异地同标”便利化准入机制，包括统一身份实名认证互认、统一名称自主申报行业字词库、统一企业经营范围库，促进审批许可事项清单合一，实现两地注册登记无差别标准、零障碍准入，目前两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推进上述工作。 记者了解到，为共建良好的消费环境，成渝两地高新区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将实现消费投诉互通互调，消费者异地消费可在本地投诉，受理方尽快将该投诉移转至被投诉方所在地或经营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同时，坚持消费公示互通互认，开展消费投诉异地公示、互认公示结果，推动消费纠纷源头治理，共创舒心消费环境。 此外，双方还将实施质量监管联动联促，结合地域特点和产业优势，探索建立成渝高新区重点产品联动抽查机制，共享工业产品监督抽查信息，提升区域产品质量水平；同时针对产业发展特征，促进区域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开放共享、高效利用，提高两地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水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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