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历史节点之上，后浪涌起之时。着眼于历史坐标系，2020年全国两会立于多重历史节点，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路径产生方向性影响。由此，在应对短期风险冲击、实现“六稳”“六保”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将是今年两会的应有之义。 “前后浪相继，洪波向东流。”随着今年全国两会的临近，增速目标、就业目标、赤字率等短期政策焦点已经引发市场的热烈猜想。但是放眼长远，今年两会的重要看点并不局限于此。放之于历史坐标系中，今年两会既处在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点，也将面向全球疫情后剧变的新格局。内外历史节点的交叠之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料将是今年两会的核心主题之一。以此为起点，新一轮改革后浪预计将在三个方面率先奔涌。其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对下阶段中国改革全局发挥基础性支持。其二，在维持金融开放“高速度”的同时，激活金融改革“加速度”。其三，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释放其短期稳定需求、长期推动转型的双重红利。我们预计，相关的方向性信号有望在两会期间有所展现，并将揭示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成长性机遇的长期脉络。 历史节点之上，后浪涌起之时。着眼于历史坐标系，2020年全国两会立于多重历史节点，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路径产生方向性影响。由此，在应对短期风险冲击、实现“六稳”“六保”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将是今年两会的应有之义。 从内部来看，2020年既是“十三五”与“十四五”的过渡期，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点。相较而言，在第一个百年目标收官之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将更加突出两大发展重心。一是“民富”，即人民生活在总量上更为宽裕，在结构上水平差异收窄。二是“国强”，即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面向两大重心，未来要素市场料将成为改革深化的核心阵地。一方面，通过土地、资本、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传统要素的生产效率提升抵减边际投入收益的下滑，以要素间收入分配的优化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石。另一方面，通过数据、技术等新要素市场的发展，将“激励兼容”这一上轮改革的成功秘钥应用至最富活力的数字经济领域，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从外部来看，新冠疫情正在瓦解全球旧格局，强博弈、高风险、多不确定性的新世界逐步到来。对于全球经济，本次疫情并非一次性冲击，而是从根本上拆解了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健增长）。一方面，疫情的长期化正在持续抑制资源、人口、资本等要素供给。另一方面，疫情以及其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逐步导致国际贸易阻滞、经济活动停滞、产业链条疏离，进一步拖累生产效率。两者交叠之下，再考虑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已近极限，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枢料将长期下行。在这一全球趋势下，中国经济亟待做好两方面的改革应对：一方面促进消费升级，以内需的稳步扩大克服全球总需求的长期失稳；另一方面加速产业升级，以科创能力的提升跨越全球化的退潮。基于此，中国有望从供应链单一中心成长为供应-需求链双枢纽，主动适应并参与重塑疫情后产业内贸易区域化、产业间贸易全球化的嵌套体系。 由远及近，当上述历史的长趋势发轫于2020年的短时点，新一轮改革后浪预计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率先奔涌。相关的方向性信号有望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所展现，值得市场予以密切关注。 后浪之一：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财富之母”。过去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土地制度改革始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随着2020年新版《土地管理法》、《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推出，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提速，今年两会或将进一步聚焦“一点一面”两大关键。对于土地改革自身而言，建设用地改革将是下一阶段的关键“点”：在结构上，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桎梏、跨区域调配障碍，激活建设用地对农民增收、产业落地、城乡发展的多向支持作用；在效率上，加快完善建设用地的定价、配置和收益分享机制，进而脱离粗放式的土地宽供应，从存量土地中挖掘提效空间。对于中国改革全局而言，充分发挥土地改革的全“面”辐射作用，构筑多项关键性改革的正向循环，正是当务之急。其中，土地改革与户籍改革相互配合，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新型城镇化不仅在需求端培育更多层次的内需市场，在供给端亦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为中国制造业全体系升级提供坚实基础。 后浪之二：金融体系改革。十九大至今，中国金融开放在蹄疾步稳中不断取得成果，同时也对内部金融改革形成了积极的“鲶鱼效应”。以今年全国两会为承接，在维持开放“高速度”的同时，下阶段发力重心或将转至改革“加速度”。我们预计，两会期间四方面的改革举措或将加码。第一，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将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的高效率领域，尤其是加速资本与科创的结合，支持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发展。第二，以贯彻新证券法为主线，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大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维护效率、公平、韧性并存的市场生态。第三，以盘活资本存量、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为目标，进一步推动高流动性、高稳定性的金融工具创新，从而为经济短板领域拓展融资渠道。第四，以LPR为“利率锚”，加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打通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公里”，坚持通过改革方式持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避免因短期经济压力而重拾旧模式。 后浪之三：数字经济发展。今年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标志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我们预测，在两会的新规划下，数字经济或将承担起短期稳定需求、长期推动转型的双重职责。从短期来看，新一轮消费促进政策预计将与数字经济紧密结合。一方面，在政策实施中用好数字化渠道，实现降低搜寻成本、精确化投放、差异化执行，从而提高消费券、社会救济等工具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把握疫情后数字经济模式固化为日常生活必需的历史机遇，从在线办公、教育、娱乐、医疗、餐饮等领域激活新一轮的消费红利。从长期来看，两会或将从“软”、“硬”两个方面发力，加速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在硬实力方面，新基建料将得到积极财政、资本市场工具创新的双重加持，加快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在软实力方面，数据、技术两大要素市场的培育，以及DCEP与现实经济循环的融合，预计将成为下阶段的建设重点。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均与上月持平。专家认为，后续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仍将继续，降准、降息仍有空间。 LPR与上月持平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在上月LPR已经大幅下调、本月MLF利率未变等情况下，本月LPR与上月持平符合预期。疫情暴发以来，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央行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措施，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短期内引导市场利率进一步下行的需求减弱。 “今年第一季度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报价下调10个基点，带动企业一般贷款利率下调26个基点，由此导致银行业平均利差收窄10个基点，这意味着当前银行已在对实体经济适度让利。”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4月1年期LPR报价下调20个基点后，企业一般贷款利率应会发生更大幅度下行，因此5月商业银行进一步下调LPR报价加点的动力不足。 王青认为，5月LPR未调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下一步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会重点发力，当前货币政策边际宽松节奏会受到一定影响。否则，货币宽松没有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配合，易于引发金融空转套利。 引导LPR加点部分下行 王青表示，着眼于稳定就业大局、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从6月开始央行“降息”节奏或适度加快，预计当月MLF利率或下调10个-20个基点，将带动6月1年期LPR报价下行10个-20个基点，市场化降息过程有望持续推进。在“房住不炒”原则下，主要针对房贷利率的5年期LPR报价下行幅度会相对较小。 中长期看，中国民生银行（01988）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从LPR加点部分来看，当下银行利差正在进一步收窄，压降LPR加点的动力在下降。未来要进一步下调LPR加点部分，仍需要适时适度下调存款基准利率，降低银行负债成本。 在光大证券（06178）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看来，自LPR改革以来，MLF利率的下行是推动LPR下降的主要力量。未来进一步引导LPR加点幅度下降，其中一种方式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来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但这种方式需要考虑物价的情况、汇率的稳定等。 推动融资成本逐步下降 专家表示，未来降准、降息仍有空间。 温彬认为，为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形成合力，后续降准、降息都有空间。从降准看，规模较大的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需要全面降准支持。降准后，银行资金可以更好配置到政府债券上，有助于降低国债风险收益率，加大金融对财政的协调配合。在降息方面，若5月CPI迅速回落，则会为MLF利率继续下降打开空间。 董希淼认为，下一步，应继续实施降准降息，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改革完善LPR相关机制，抓紧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以改革的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推动企业融资成本逐步下降。 王青表示，后续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将继续，物价持续下降将为进一步降息创造条件。
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万例 口岸城市加大检疫力度严防输入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18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5月17日，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52万例，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面对境外疫情新情况，加强边境地区、口岸城市卫生检疫和隔离观察救治能力尤为重要。 “作为我国年出入境人数最多的口岸城市之一，上海从3月5日开始就派出一支由45人组成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进驻上海2个机场，与海关一起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说。 付晨介绍，派驻人员一方面对入境人员信息和海关初步流调信息进行研判分析，尽早发现可疑病例，在最短时间内落实防控措施；另一方面快速落实有症状入境人员定点诊疗、无症状人员隔离管理的分流措施，减少人员在机场滞留。 在多方面协调配合下，上海建立起入境人员分流排查闭环、人员封闭转运闭环和属地社区防控闭环的全封闭管理模式。“截至5月17日，上海市通过‘三个闭环’管理，累计隔离管理入境人员超过11万人，其中累计确诊境外输入性病例326例，没有发生由境外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地传播。”付晨说。 除航空口岸之外，陆路口岸也是防范境外疫情输入的关键环节。广西作为西南边疆地区，边境线长、点多，人员来往密切，在陆路口岸输入性疫情防控方面面临较大压力。为此，广西认真落实“六个100%”措施，即入境运输工具100%登临检疫、入境人员100%核验健康申报卡、体温检测、开展流调、采样检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从3月18日至今，陆路口岸累计入境人数达4765人，我们全部开展了核酸检测和集中医学隔离，没有检出新冠肺炎呈阳性病例。”广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庞军说。 为满足边境口岸的核酸检测需求，广西投入1亿元用于15家市级以上的疾控中心、28家三级综合医院和8个边境县市的核酸实验室建设，同步开展规范化技术培训。“目前，边境口岸的核酸日最大检测量已提至4500人份。”庞军说。 在人员集中隔离和转运方面，广西已经制定口岸所在县、市，以及全区层面3个梯度的扩容工作方案。目前，3市8县均已落实集中医学观察的隔离场所和后备场所，以及调度转运的救护车和客运车辆，随时满足边境人员转运和集中隔离需要。 据了解，广西9个口岸已关闭7个，并在1020公里的边境线加强巡逻管控，对443条便道进行阻拦设施建设，在110个村屯进行全天候巡逻，实行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庞军表示：“我们共设置509个疫情防控卡点，对边境通往内陆的人员车辆实行精准拦截。同时开展‘亮剑2020’打击非法入境专项行动，全力遏制非法入境。”（记者 曾诗阳）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雷丽娜
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1%、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7.4%、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7%……翻开江西一季度经济发展“成绩单”，尽管受疫情影响，但一些关键指标仍保持较快增长，展现出韧性与后劲。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性机遇，江西着力向转型升级要活力，向创新创造要动力，向全域开放要潜力，勾勒出一幅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向转型升级要活力 走进江西爱驰亿维科技有限公司，可以看到两个汽车工厂，一个是现实版的，一个是云端数字化的“孪生工厂”。 公司智能制造经理谭虎生说，目前公司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0%，通过“孪生工厂”对实体车间进行模拟运行，实现柔性设计和生产，一条流水线可生产6款不同车型。去年底第一款汽车上市，目前已拿到欧洲市场700台订单。 依旧是汽车制造，“玩法”变了，市场格局就大了。近年来，江西着力引导占工业比重约七成的传统产业实施技改，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截至2019年底，全省企业上云数1.6万家，两化融合增速居全国第二。 一个个工业生产新场景在江西呈现：基于“5G+VR”技术，江铜集团城门山铜矿远程遥控矿用大车的精度可达厘米级；通过智能制造，江西铜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铜箔厚度只有4.5微米；运用移动物联网，鹰潭毅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退火镀锡设备可实现远程实时数据传输、故障预警及诊断…… 传统产业发新枝，新兴产业露头角。江西紧盯电子信息、航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短短几年，南昌VR产业聚集上百家企业，上饶引进1000多家大数据企业，抚州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350亿元。 “世界VR产业大会”“中国算力峰会”“移动物联网博览会”……一系列新经济峰会在江西扎堆，VR、物联网、大数据等成为江西经济“新名片”。2019年，全省数字经济总量达7600亿元，根据规划，三年后将达1.5万亿元以上。 有活力，才有更好免疫力。疫情之下，一批江西企业逆势发展：生产5G天线的摩比通讯技术(吉安)有限公司订单同比增长30%；生产5G芯片的江西迅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产值同比增长146.8%……今年一季度，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1%。 向创新创造要动力 2019年营收16.97亿元，今年一季度营收4.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1%、15.12%……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对了什么？ “创新，创新，还是创新！”公司董事长蔡报贵说。与销售业绩同样抢眼的是创新成绩：2019年新增7项专利，累计拥有30项专利；全年研发1000余种新样品；自主研发配套自动化新设备数十台套。 创新是第一动力，近年来江西持续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向外借力，搭建重大创新平台—— 去年10月签约后，不到7个月时间，一个汇聚国内顶尖稀土研究力量的科研创新平台——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院在赣南落地。 面对科技、人才资源禀赋不足的短板，江西主动对接大院大所、知名高校，与中科院共建中科院稀土研究院、中科院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项目等，一大批“国字号”重大创新平台落户江西。 向内挖潜，持续加大科研投入—— 自2015年起，江西省财政连续6年大幅增加省级科技专项资金，2019年全省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比2014年提高近1倍，全省研发投入总量达310.7亿元，增长21.5%，增速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 畅通渠道，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移转化—— 江西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应用，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联合技术攻关。近年来全省高校40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就地转移转化，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南昌大学江风益团队矢志19年研发出硅基蓝光LED技术，围绕这一“世界级”技术，南昌大学和南昌市合作在他所在的实验室成立高技术企业，实验室和企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的“中试”问题，目前当地已形成原材料、芯片、封装、应用的LED全产业链。 向全域开放要潜力 5月13日，首趟“深赣欧”班列从深圳盐田港发出，运抵赣州国际港二次转关后，开往德国杜伊斯堡。 曾经，赣南老区货运从沿海“借港出海”；如今，沿海货物转从赣南走向海外，赣州国际港成为全国铁海联运外贸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内陆港。 这是江西不断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依靠毗邻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闽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江西坚持“不以江西为世界，而以世界谋江西”，聚焦打造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朋友圈”越来越广，开放挖潜成效凸显。 走进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17条生产线开足马力，一片繁忙景象。凭借海外高端订单，短短几年这家从沿海迁到吉安的企业成长为江西最大的加工贸易企业，年产值达300亿元。 从大批量承接沿海电子信息企业转移，到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成为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今年前四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1224.7亿元，同比增长20%，增速居全国第二。 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此前，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也相继获批。 向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东对接长三角地区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向西对接长株潭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向北对接京津冀地区和新亚欧大陆桥的开放通道……随着一系列试验区在江西叠加，一个全域开放的江西正在呈现。 “在江西设立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革命老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探索。”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张和平说。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欣 有研究发现，可转债发行公司在发行后的第一年存在做低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在第二年则存在做高利润的盈余管理现象。该证据与可转债在两年存续期附近存在强赎高峰期的现象也相当吻合。 有研究发现，可转债发行公司在发行后的第一年存在做低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在第二年则存在做高利润的盈余管理现象。该证据与可转债在两年存续期附近存在强赎高峰期的现象也相当吻合。 2020年5月6日晚，泰晶科技（603738.SH）发布可转债强赎公告，拟以债券面值加应计利息的价格提前赎回全部泰晶转债（113503.SH）。泰晶转债的强赎条款中规定了两种情况：公司股票在过去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23.27元/股），或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 万元。此次公司正是以前者条款为强赎依据，泰晶转债已转股的比例为85.35%，导致未转股余额仅有3150万元，离触发强赎条件中的后者也相距较近。 当日收盘，作为正股的泰晶科技价格为24.12元，对应于17.90元的转股价，泰晶转债的转股价值仅为134.75元，而此时泰晶转债收盘价却高达364.94元，转股溢价率高达170.83%。公司发布强赎公告后，投资者若不转股，按面值加利息被强制赎回的损失更大，因此转债价格需向转股价值回归。这意味着泰晶转债投资者将损失170.83%的转股溢价部分，对正处于狂热炒作中的投资者带来灾难性打击。 5月7日，泰晶转债开盘即暴跌30%，触发临时停牌机制，尾盘复盘后又下跌至190.92元收盘，跌幅扩大为47.68%。5月12日晚，泰晶转债的赎回登记日被确定为5月26日，赎回价格为100.45元/张，而此时其市场价格为195.92元，对应转股溢价率仍高达43.49%。如此转债市场异象为近年罕见！媒体多批判部分投资者存在非理性投机行为。然而，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是否仅仅是市场游资收割“韭菜”所至？ 可转债条款设计促转股 中国的可转债市场具有较为独特的制度设计。可转债发行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还本付息，而往往是在股票增发受限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方案，希望最终促使持有人将转债转换成为股票。 为此，上市公司在可转债发行时就可在附带的基本条款中反映其转股诉求。其中，特别向下修正条款赋予了发行人向下调整转股价格的权利，以增加可转债转换为股票的概率，但转股价下调的范围一般受限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例如，泰晶转债规定，“当公司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可下调转股价的条件设计就较为宽松。相对而言，国君转债（113013.SH）“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的要求就更为严格。 强制赎回条款一般为，在转股期内若转债正股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可转债发行人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就可提前按面值加利息赎回尚未转股的可转债。这里对收盘价限制得越低，转股意愿越强；限制的天数越长，转股意愿越弱。举例来看，已完成强赎的海尔转债（110049.SH）就降低了难度，将要求定为“公司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20%”；而金力转债（123033.SZ）则要求“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才能强赎。 此外，回售条款赋予了投资者在正股价格低迷时将转债回售给上市公司的选择权利，可较大程度保护可转债持有人的利益，促使上市公司在回售期前设法推高股价或下修转股价。比如，泰晶转债规定，当“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也就是说，自2021年12月15日起，若泰晶科技的股价连续30个交易日跌破12.53元，可转债持有人可要求上市公司启动回售。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若经营状况良好，即使触发回售条款，投资者往往也不会选择回售。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因连续30个交易日内股票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澳洋顺昌（002245.SZ）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允许顺昌转债（128010.SZ）以100.276元/张的价格进行回售，但最终仅有10张选择了回售。 若上市公司对自身股价缺乏把握，则更倾向于将回售期缩短。比如，未来转债（128063.SZ）和18中化EB（132014.SH）就将回售期设为债券最后一个计息年度内。为避免该风险，苏银转债（110053.SH）等银行类转债和国君转债（113013.SH）等券商类转债一般干脆都不设置与正股价格相关的有条件回售条款。 转股市值管理动机强 自1992年以来已退市的150多支可转债（不包括可交换债）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强赎退市，仅有极少数最终到期偿付或因回售导致余额过低而退市。其中，因强赎退市的可转债平均存续期仅为两年左右。 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可转债余额占公司市值比例越重、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转股溢价率越大、以市净率衡量的估值水平越高、股票波动率越低、公司股本规模越小，上市公司下修转股价的概率就越大。该结果充分表明，上市公司下修转股价的决定体现了其促进转债转股的市值管理动机。 当可转债进入转股期之后，上市公司除了可采用下修转股价的方式来促进转股以外，往往还通过盈余管理、释放利好等手段推高股价，使其超过强赎条款的触发价格。有研究发现，可转债发行公司在发行后的第一年存在做低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在第二年则将此前隐藏的利润释放，存在做高利润的盈余管理现象。该证据与可转债在两年存续期附近存在强赎高峰期的现象也相当吻合。 2017年定增新规实施后，由于不受“18个月时间间隔”的融资规则限制，可转债的发行出现爆发式增长。2017-2019年，分别有40、67、126支可转债发行，分别募资946亿元、790亿元和2718亿元，近期正是2017、2018年发行的可转债通过强赎转股的高峰期。自2019年1月以来仅有格力转债（110030.SH）是到期赎回退市，天马转债（113507.SH） 、江南转债（113010.SH）则因为回售导致余额不足3000万元而退市，剩下40支可转债都是正股价格大幅上涨而触发强赎条款退市。 近期部分可转债在其正股大幅上涨之时被爆炒，或许并非是市场随机选择的结果，其背后蕴含着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以实现强赎转债的可能。 英科医疗（300677.SZ）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此次疫情导致公司股价大涨，从2019年底的16.59元爆涨至4月17日的高点61.82元。英科转债（123029.SZ）于2020年2月24日进入转股期，至3月31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转股价的130%”的强赎条款，但公司并未及时披露其强赎选择。直至被深交所问询后，公司才在4月7日进行解释，以处于信息披露敏感期为由暂不行使有条件赎回权利。 而在2020年2月，深创投、淄博创新在24元-40元之间的范围进行了大规模减持。3月，英科医疗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方毅也减持了1.35亿元英科转债，还因为短线交易行为被深交所下发监管函。 截至5月8日，英科转债的价格为330.01元，转股溢价率并不高，仅为-0.18%，已转股比例为66.19%。尽管刘方毅承诺在未来十二个月将不减持其持有的英科转债，但近期的大量减持行为已暗示公司内部人对其内在价值的看法。 泰晶科技大股东解禁后减持 无独有偶，此次引发市场关注的泰晶科技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 泰晶科技于2016年9月底上市，同属于一个家族的喻信东、王丹、喻信辉、喻慧玲作为控股股东和共同实际控制人共持股52.28%。 公司盈利能力自2017年以来呈逐年大幅下降的趋势，新冠疫情又带来了更多的不利因素。泰晶转债的回售期将于2021年12月到来。泰晶科技在其业绩进一步恶化之前具有较强的市值管理动机一次性解决减持和可转债转股的问题。 三年禁售期满后，喻信东一家于 2019年11月1日披露了减持公告，计划合计减持公司不超过6%的股份。公告披露后，公司股价短期先是下跌至12月3日的最低14.70元，然后一路大涨至2月25日的最高37.69元。期间，尽管泰晶科技在2020年1月20日发布了归母净利润同比减少 67.00%到79.37%的预减公告，公司股价仍然保持大涨的趋势。上述大股东们先是在2019 年11月26日至12月13日减持了1%的股份，又于2020年2月24日至3月23日以23.75-34.10元的价格减持了约1%的股份。此时，他们仍持有占比50.70%的股份，而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此外，泰晶科技于2月27日公告其董事、高管王斌在2019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已减持47.6万股的基础上，计划再减持不超过3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0.21%。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泰晶科技在2月3日已触发泰晶转债的强赎条款后，并未按照上交所规定在下一个交易日发布公告明确是否行使赎回权，而是选择在3月6日和3月27日两次发布“不提前赎回”公告，其目的是避免对其减持计划造成负面影响。 “不提前赎回”导致溢价率暴涨 据国金证券研报，泰晶科技的股价在2019年6月已有异动。借股价大涨的机会，大股东们大幅减持了可转债。可转债发行时他们的持有比例为58.17%，而截至2019年7月1日其持有比例已降低至13.98%。2019年6月泰晶科技股价的大涨并未引发转股溢价率的上升，却导致其在6月底下降至0%附近，引发当年二季度泰晶转债的转股额超过7000万元，约占2.15亿元可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 与之类似，泰晶转债的转股溢价率在2019年12月起的一波正股涨势中也呈现了下跌趋势，其转股溢价率多次呈现负值，而未转股的转债余额也下降至2019年底的6438.7万元。2020年3月6日泰晶转债的转股溢价率仅为4.2%，正是在泰晶科技发布“不提前赎回”公告后，开始了大幅攀升的历程，至4月28日转股溢价率高达185.96%。有意思的是，泰晶转债的余额在3月18日突然下降至3158.3万元。 3月17日，是谁在转股溢价率为18.74%的情况下进行了较低回报的转股选择，而非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卖出？ 而泰晶转债余额的大幅下降极大刺激了市场的投机情绪，3月18日其价格由159.34元大涨至263.35元，3月19日又继续暴涨为364.69元收盘，一度甚至达到420元的高价。 就在市场开始爆炒泰晶转债之时，泰晶科技大股东正在大幅减持股票，导致其股价处于下跌趋势中。 可转债溢价异常风险高 长期以来，投资者对于可转债市场定价并不准确。可转债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市场定价主要体现在转股溢价率和纯债溢价率上。此外，因可转债具有较为独特的向下修正条款、强赎条款、回售条款，可引发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等手段影响市场价格，其内含的期权价值往往并未被市场充分认识。 我曾撰文分析2018年初小盘转债被低估的情况。近期可转债市场的各种异像更是验证了此前的逻辑：小盘股对信息的敏感度更高，波动性较大，在上市公司不愿意还本付息的情况下更容易引发市值管理动机，导致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最终完成强赎转股。 可转债市场由于涨幅上不封顶、可T+0交易等优势，近期吸引了大量散户进行投机。截至2020年3月8日，仍有12支可转债和3支可交换债的转股溢价率超过100%，其中不少已成为大量投机资金的博弈场所。以横河转债（123013.SZ）为例，5月8日收盘其转股溢价率、纯债溢价率分别高达260.14、206.60%，当日成交额为10.25亿元，对应3828万元未转股余额的日换手率高达2677.64%。正如证监会在2019年12月所提示，可转债存在正股价格波动的风险、利息损失的风险和提前赎回的风险。然而，由于散户对上市公司的潜在市值管理行为并未有清醒认识，其短期博弈行为面临遭受巨大损失的较大概率风险。 例如，再升转债（113510.SH）在3月9日价格一度最高达415元，但当晚再升科技（603601.SH）发布强赎公告后，次日就下跌了53.05%至188.39元收盘，最终于120.19元的价格在3月24日后退市。几乎同时，再升科技的股价也从3月10日的高点19.58元下跌至3月24日的9.89元低点。期间，参与投机的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 “市值管理”导致操纵行为值得监管 进行短期投机本是投资者自身的选择，也是市场实现定价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进行了市值管理行为，其中是否存在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值得监管层关注。 面对2020年以来可转债市场的异象，监管层已多次向投资者加大风险提示力度并加强监控。2020年3月20日，上交所宣布将可转债交易情况纳入重点监控，对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及时实施自律监管。深交所也在3月20日和4月3日先后公告，强化对涨幅较大可转债的实时监控，精准打击异常交易行为，并对涨跌异常的可转债交易开展专项核查，对涉嫌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上报证监会查处。 泰晶转债、再升转债等强赎事件后，投资者遭受的重大损失值得市场深度分析并铭记教训，也提醒监管层关注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行为是否“踩线”。对于上市公司通过延迟披露是否行使赎回权的违规行为和“不提前赎回”公告影响市场的做法，监管层是否能摸索更为有效的监管措施对其进行规范？ 当前仍有258支可转债和可交换债处于存续状态，新增发债券还将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涉及金额数以千亿计。可以预期，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出于转股需求与市场进行博弈的市值管理“游戏”在未来仍将继续！ （招商证券投行部李明阳、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生段俊斌亦有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会计与资本市场，公司财务，证券投资策略。)
自4月下旬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至今，一个月时间内，已有20多个省份推出总额数万亿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5月以来，江苏、上海、天津、重庆、山东等省市相继发布政策推进新基建建设。其中，上海版新基建方案发布，将未来3年总投资的目标定在2700亿元；广州签约16个数字新基建项目，总投资额566亿元。 此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吴亚判断，今年的新基建投资或在1万亿元左右。目前来看，这一数字需要调整，随着各地新基建项目加速推进，其投资体量也可能会出现较快增长。 近日，海通证券策略团队发布研报认为，新基建投资规模相比老基建较小，但是增速很高，预计202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达3万亿元左右，新基建7大领域的投资同比增速均在两位数以上甚至过百。 “我们的课题组做过分析预测，根据现有公开数据，考虑乐观、中性、保守三种情景，在中性情景下，2020年到2025年，以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固定宽带、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等重点领域投资总规模约为17.5万亿元，年均增速约为21.6%。”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徐宪平说，由此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业规模增加约2.8万亿元，年均增速约为22.6%。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近期，工信部连续出台了推动5G加快发展、深入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等文件，致力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更好地发挥对当前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以5G网络建设为例，除了网络建设自身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外，还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包括相关设备、移动终端的研发和生产，以及培育壮大在线教育、智能家居、沉浸式游戏等新型消费。”闻库说。
中新网重庆5月19日电 (记者 刘贤)四川、重庆两地工业和信息化、通信管理部门19日在重庆共同签署《成渝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构建一张“工业互联网”，大力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020年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近年来，川渝两地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已启动。 川渝两地将在五个方面推进合作。 一是协同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以标识解析推动平台协同、产业协同、企业协同。 二是合作建设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汇聚政府、平台、企业、科研院所等各方资源，搭建合作交流桥梁，推动两地工业互联网资源合作共享，开展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运行统计，形成布局合理、高效协同的一体化服务能力。 三是共建成渝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安全体系，建立成渝区域工业互联网安全“一张网”。 四是强化成渝两地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政策协同，促进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和服务共享，合作共建区域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 五是联合组建成渝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联盟，加强两地工业互联网交流合作。 川渝两地将通过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率先建设，逐步辐射中国中西部地区，打造成为中国示范。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朱家德表示，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双方可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合作。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陈金山表示，接下来双方将在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方面共同努力，为更多企业能使用工业互联网上云上平台打下坚实基础。双方要运用好顶级节点建设，培育一批在川渝地区有影响力的、支柱产业的二级节点。双方要大力建好5G等网络基础设施，为企业运营工业互联网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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