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8日召开发布会，介绍口岸城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5月17日，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52万例。我国防控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 3月5日，上海确诊了首例境外输入的病例。“上海是我国年出入境人数最多的口岸城市之一。为了做好‘外防输入’工作，上海市不断强化海关和各区之间的联防联控，无缝衔接，实现闭环管理。”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介绍，疾控队伍及时掌握入境人员的信息和海关初步流调信息，研判分析，尽早发现一些可疑的病例，在最短的时间内落实防控措施；对机场开展现场消毒隔离和个人防护的技术指导，避免出现交叉感染。截至5月17日，上海市累计隔离入境人员超11万人，其中确诊326例，没有发生由境外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地传播。 付晨表示，下一步，上海将不断强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措施，实施全链条的封闭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入境口岸达9个，防范陆地边境疫情输入压力较大。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庞军介绍，广西在入境筛查环节严格落实健康申报、体温检测以及医学巡查，对可疑人员严格实施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查，以及实验室检测排查，对“四类”人员严格落实转运、隔离和留观等措施。严格落实入境交通工具100%的登临检疫，入境人员100%核验健康申报卡、体温检测、开展流调、采样检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月18日至今，广西陆路口岸累计入境人数达到4765人，全部开展了核酸检测和集中医学隔离，没有检出阳性病例。 庞军说，广西对110个抵边村屯进行全天候巡逻，实行网格化、地毯式排查。设置509个疫情防控卡点，对边境通往内陆的人员和车辆实行精准拦截。 据介绍，截至5月17日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确诊病例82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8238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954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记者 申少铁）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庞博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黄奇帆最新演讲：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影响有多大？ 向前 向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奇帆 从长远来看，户籍制度放开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但是短期内还不应该完全放开，应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户籍制度改革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会有重大意义。 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目前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01 户籍制度对城镇化的制约 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烙印，而在人口大量流动时代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严重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限制劳动力合理的流动。 二是影响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受户籍制度影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却无法分享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利益，不仅收入少、经济地位低而且面临各种社会保障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和质量。 第三是人户分离引起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因为以户籍所在地为基础，而产生的居民与政府的矛盾激化问题屡见不鲜。 02 户籍制度改革有何重大意义？ 这次中央决定，要推动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改革，这是“十八大”确定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 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城市居民改善自己生活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使得农村进入城市的2.6亿农民工能够改善福利，让他们扎根城市，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能够达到扩大消费，带动农民增加收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等多重功效。 不仅如此，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还会带来的稳定劳动力，还能推迟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大大增加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等等。 这里要做一个解释。一位农民工从18岁出来打工，干到45岁以后，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再雇佣他了，他可能在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回农村了。一位正常的城市工人则可以干到60岁，而农民工就少了十四五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人生的工龄少了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农民工每年1月初可能就要探亲回家，形成了农民工回城的现象。中国每到春节有近两亿农民工回乡，到了2月、3月又从农村返回城里，这就有了中国农民工几十年来每年有两个月回乡返城的状态。这个状态使得一年中农民工稳定的工作时间只有10个月，少了两个月也就是六分之一。 我们可以想象，一生少了三分之一，一年少了六分之一，实际上就使得农民工实际有效的工龄少了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只有城市劳动力的一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城市化率刚到60%就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的短缺、退出。 如果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这2亿多农民工就相当于延长了一倍的工龄。按3亿人的话，就相当于多出来1.5亿人的劳动力。 这就能够大大缓解中国人口红利短缺淡出的状况，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就会在城市化率到70%甚至75%以后才开始出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举措，是延长中国劳动力红利的一个举措，同时也是改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权利和地位的一种举措。 03 放开落户限制的路径 2014年，国务院提出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可以看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在逐步放宽，当前大城市落户条件已全面放开。全面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意味着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不再受到户籍门槛的严格约束，也不再受到社保、医保等属地化福利的掣肘，这无疑将会加剧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 04 户籍放开已是大势所趋 这两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有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性日益严峻，高新产业以及支撑这些产业的人才储备显得至关重要。 二是人口生育的形势、劳动力人口的形势、老龄化的形势均遭遇前所未有的拐点之变。在这种背景下，谁能拥有更多高素质人才，谁能吸引更多年轻劳动力，谁就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正是各地抢人大战爆发的背景所在，也是深圳、武汉、沈阳等地出台人才落户政策的原因所在。 户籍放开已是大势所趋，城市吸引力提升也是必然。 从当前城市情况来说，不同等级城市由于就业吸纳能力、公共服务水平等存在差异，对非户籍人口的吸引力也会有高有低。 随着人口城镇化率不断的提高，三四线城市现有的公共服务资源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不仅是数量也包括质量。 05 户籍改革的几点建议 因此，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要把握好几个方面。 第一，应注意把握户籍制度改革的五项原则： 一是明确对象。应该是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场所居住的农民工为主。也就是说不要把没有工作的流动人口过分地吸引为户籍落户对象。 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以后，应该有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个方面、“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现在事实上是有区别的。比如医疗保险，城市居民企业缴交1000多元一个月，农村的农民工可能只缴交了三四百元。养老保险也有这样的差异。农民工子女读书跟城市居民子女读书保障也有所不同。 三是农村权益自主处置。农民工转户以后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也就是农村的“三块地”，是他的资源、有价的财产，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资源是集体所有权，但是使用权归农户，农户哪怕进城了，这三块资源应该允许他自愿保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上要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以公平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的选择。 四是合理分布。通过科学设置落户的条件，引导转户的居民、农民工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按4：3：3的比例梯次分布，既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也防止小城镇就业和社会管理不堪重负。“4：3：3”就是说，差不多有2亿多的农民工要落户，其中40%可以在五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落户，30%在中等城市落户，还有30%在小城市、区县城里落户。这样合理梯次的分布，使得各方面相对均衡。 五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长周期共担的成本机制。大家经常有一种恐惧心理，认为一个农民工在城里落户，平均要消耗十万元以上的成本。这个账十几年前就这么说，现在也是这么说，这个账大体算的是对的。 按这笔账来算，两亿多农民工差不多会消耗30万亿元的落户成本。许多城市管理者一听到30万亿，就吓得不敢落实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这属于杞人忧天，没有真正算过账—— 首先，农民工这个十几万成本，并不是完全由政府来承担的。里边有40%的成本是由招聘农民工的企业来承担，比如养老、医疗或者其它的一些负担。 还有30%是农民工家庭自己承担，过去十几年在城里的这些农民工都是自己在承担。还有30%是政府必须承担，比如一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配套。但实际上，农民工哪怕不落户，只要他们在城里活动，那么这些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政府就已经在承担了。 所以，这个承担的比例是可以按照“4：3：3”客观地分解的。 其次，这种“4：3：3”的任务并不是一年完成的，农民工在这里工作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个任务至少可以分解到15年以上。也就是说这30万亿是15年来承担，一年承担2万亿，这2万亿再按照“4：3：3”的比例来分摊，各个方面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第二，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培育城镇体系。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城市群，五大湖的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城市群，都是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几大城市群的带动。最近讨论的长江经济带，从规划角度讲，也有一个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问题。 考察这些城市群或者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化率都在70%以上。 第二，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等级的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也就是说，如果大城市有1000万人口，那么第二层级的城市可能是500万或者200、300万，也就是1：3、1：4，不会出现一个大城市1000万人，相邻的第二层级城市却只有100万或者50万。 这个道理就像一个大齿轮无法和一个极小的齿轮啮合，大齿轮、中齿轮、小齿轮是一个组合，现在城市群都有这样一种合理的配置组合。 第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各城市之间的交通便捷，信息畅通。 第四，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 我们推进城镇化应当以构建城市群为目标。积极培育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城镇体系，促进城市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功能互补。 最后，从长远来看，户籍制度放开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但是短期内还不应该完全放开，应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北京、上海等人口已经超过2500万的超大城市，暂时更不宜完全放开。 (本文作者介绍：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呼和浩特5月19日讯 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4月份内蒙古主要经济指标速度呈现回升势头，市场消费逐渐复苏，房地产开发投资实现增长。下阶段，内蒙古将继续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复工复产达产，努力推进全区经济企稳回升。 工业生产降幅继续收窄 新产品产量增势向好 1-4月份，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8%，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1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较3月份提高1.5个百分点。三大门类“两增一降”。1-4月份，制造业同比增长5.0%，比一季度提高2.1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0.9%，与一季度持平；采矿业增加值下降8.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1个百分点。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高新技术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较一季度提高5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6.3%；稀土行业增加值增长14.3%。生活必需品和农耕物资供应充裕，新产品产量增势良好。速冻食品、膨化食品、小麦粉等分别同比增长1.2倍、68.4%、13.3%；杀虫剂、磷肥、农用化肥分别增长1.5倍、1.2倍、13.4%，分别比一季度提高45.5个、54.1个、1.3个百分点；单晶硅、多晶硅、单一稀土金属、石墨及碳素制品等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67.3%、49.6%、16.8%、6.1%。 市场消费逐渐复苏 生活必需品和汽车类商品零售较快增长 随着各地区各部门促消费措施陆续出台，内蒙古消费品市场逐步恢复。1-4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7.8%，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8个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下降18.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下降16.4%。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下降47.5%；商品零售下降12.6%。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商品成为全区消费的重要支撑。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增长25.6%，饮料类增长5.7%，分别较一季度提高0.7个和0.5个百分点。汽车类商品零售当月由负转正。4月份，限额以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7%，增速比3月份提高18.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首次出现增长。 投资降幅收窄 民生保障等领域投资较好 1-4月份，内蒙古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5.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1.8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2.3%，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6.5个百分点。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第二产业投资下降29.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23.5%，第二、三产业投资降幅分别较一季度收窄9个和16.6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下降18.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0.5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较一季度都有所回升。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15.3%，较一季度提高6.2个百分点，拉动工业投资增长3.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比提高，降幅进一步收窄。1-4月份，全区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0.3%，比上年同期提高8.7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9%，较一季度收窄10.2个百分点，降幅小于全部投资12.6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实现增长。1-4月份，内蒙古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117.0亿元，同比增长5.6%，较一季度提高5.6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257.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3%，较一季度回升16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166.3亿元，下降3.0%，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6.6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持续回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保持上涨 1-4月份，内蒙古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4%，涨幅较一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3.1%，农村牧区上涨3.4%。分类别看，八大类消费价格继续呈现“七升一降”格局。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9.4%，衣着上涨1.0%，居住上涨0.4%，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0.3%，交通和通信下降1.9%，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1.0%，医疗保健上涨3.7%，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3.0%。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0.1%，鲜菜价格上涨9.2%，猪肉价格上涨217.1%。 1-4月份，内蒙古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7%。
新华社5月18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了系统设计，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行动指南。 新华社5月18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了系统设计，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行动指南。 86次提“改革” 聚焦7大领域 《意见》全文超过1.1万字，共有86处提及“改革”，内容涉及资本市场、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等7大关键领域。 “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是此文件的一大特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清醒看到，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还存在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通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洪范向上证报表示：“《意见》的出台，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走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战略决心。” 马洪范认为，朝着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努力，用制度、法治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挖掘和释放自身的经济社会潜力，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也是回应当前新冠疫情冲击、逆全球化等一系列全球经济治理难题的最佳答案。 专家指出，《意见》着力推进对制度建设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改革环节，在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公平竞争、要素市场化配置、宏观经济治理、制度型开放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能够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举措，以关键环节制度创新突破带动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推进。 突出市场化 推进国企混改 在7大关键领域改革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这一章被置于《意见》首位强调。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认为，《意见》有多处亮点，明确了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 《意见》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骨干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机制；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 “对于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国有参股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机制，也就意味着更大程度地落实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对于企业的董事会决策机制、利润分配机制、薪酬激励机制等，能采用更为市场化的机制。”周丽莎说。 《意见》明确，要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竞争性环节电价，适时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深化铁路行业改革，实现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完善烟草专卖专营体制。 《意见》强调，要完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向社会资本释放更大发展空间。 周丽莎分析称：“2016年提出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此次在垄断类企业重点强调了电力、油气、铁路、邮政、烟草，将会大力推动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 《意见》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在全国范围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诸多挑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但只要全社会尤其是改革部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国范围扎实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与配套体系建设，必将形成世界领先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建设经验，进一步彰显中国道路自信和制度模式的优越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研究员郭丽岩说。 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在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建设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赋予其更大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权限。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记者了解到，《意见》出台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抓紧会同相关部门提出落实分工方案，明确落实时间表。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加强对各项改革举措落实情况的跟踪督促，开展改革效果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及时调整改革政策。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剑 现代货币理论（MMT）最近被炒得很热，大家讨论要不要实施之。但究竟是什么是MMT呢？我这边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描述之。《现代货币理论》这本书刚出版时我就买来读了，到现在已经有段时间了，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记错，可我现在太忙，也没时间去拿出来重新翻一遍，所以如果文中有记错的地方，烦请大家指示。 一、从古代货币体系出发 MMT的故事，可以先从“古代货币理论”说起。什么是古代的货币体系呢？假设古代有个国家，突然发明出来了主权信用货币，但还没有发展出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中只有政府和居民（政府雇员归入居民），这时候货币是如何运行的？ 在发明出主权信用货币之前，这个国家的人们是以物易物交易的，有时候会用上一般等价物，比如贝壳或贵金属，但没有信用货币。政府运行需要财政，这时候是实物财政，即居民将一定的产出物（粮食、织品等）作为税赋缴纳给政府，然后政府将这些东西发放给政府雇员，以此来维持政府运行。 而当主权信用货币被发明出来后，政府宣布全国使用该货币，那么它就可以直接用印制出来的货币各居民采购物资，发放给政府雇员。甚至，政府都不用采购物资，直接将印刷好的货币发放给政府雇员即可。这时候还需要征税吗？ 假设政府运行需要征收一国产出的10%，那么在货币出现之前，居民要缴纳10%的产出物给政府。而当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直接用印制的货币向居民采购10%的物资即可，或者将等额的货币直接发放给政府雇员即可。这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征税的。用主权信用货币直接买走一定比例的物资即可，这和用税收的形式征收走一定比例的物资，效果是一样的。 可为什么古今中外所有政府都在征税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类的实物财政（包含税收）是与货币独立演化而来的，所以收税这个行为一直保持了下来。第二个原因，就是《现代货币理论》一书指出的，政府规定以这种货币来缴税，是为了保证居民愿意使用这种货币。如果居民不信任这种货币，那么在平时就不会使用它，这时政府再用该货币向居民采购物资时，就可能被拒绝。 所以，在主权信用货币时代，政府收税不是为了财政收入，是赋予大家以此货币交税的义务，从而保证大家愿意使用这种货币。财政的收税竟然不是为了财政收入，这个观点有点雷人，但推理逻辑确实是完整的。 然后，在以货币交税的义务驱动下，居民愿意接受这个货币了。这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假设刚开始实施这个制度的那一天，居民手上并没有这种货币，所以政府也不可能收到这种货币。所以，政府必须先支出，用货币采购物资，这样货币才会投入到民间的流通中去。于是，一开始实施主权信用货币时，政府是先支出才能收税（而不是先通过收税有了钱，才能有钱花，先收钱再花钱是实物货币时代的特征）。这又是一个看上去雷人的观点，但其逻辑又是完整的。 于是，这个政府先印制了100元货币，采购了物资，民间就流通着100元货币了。然后，政府又从民间征税，收了20元的税。那么现在在外流通的货币余额是80元。于是，一个非常简单却新鲜的公式出现了： 财政赤字 = 货币发行量 这就是大家最近热议的“赤字货币化”。政府以主权信用货币收支，那么其净支出便构成货币发行量。在古代，支出方式包括发放政府雇员工资、赏赐、赈济等，收入方式包括收税、罚没等。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便构成货币发行量。而支出不可能大于收入，因为外面的货币全是政府能过支出投放出去的，政府不可能收到超过投放数量的货币。 二、争议的焦点是赤字率约束 以上是现代货币理论中所提到的几个特征，它来自古代现代体系，因为在主权信用货币出现之后而央行、银行尚未出现之前，这段漫长的时光里，人类的货币制度大致就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这套东西现在并不成立呢？其实不是的，我们继续观察这个体系，通过两个情景分析。 情景一：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买走了过多物资。上面假设政府需要每年产出的10%用于运行，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比如战争、重大基建等，政府就会发行更多货币，买走更多物资用于特殊时期的需要。这时，外面流通的货币更多了，外面可供交易的物资却更少了，那么物价大涨，通货膨胀。即使不遇到特殊情况，而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贪婪，多发了货币，那也会通胀。所以，这是这一制度的一个硬伤，就是没有人控制政府将货币发行在刚刚好的位置。 情景二：如果生产力高度发达，民间生产的物资过多，民间根本消费不掉，于是就产生了过剩，需求不足，物价大跌。当然，这种事情在古代实际发生得较少，当代则较多。这时，MMT的政策建议是，直接让政府印更多货币，买走多余的物资。这样，政府购买就弥补了需求缺口，居民们有了收入，其产出的物价也稳定了。当然，这时政府的赤字肯定是快速上升的，没必要一定得维持在一个所谓的合理赤字率，于是有了“功能财政”的思维：财政不是追求绝对平衡，而是要发挥经济效果。这其实就是凯恩斯老师的那一套。 上述两个情景其实隐含了一对冲突：从情景一出发，我们认为应该控制政府的赤字率，不能滥发货币，而情景二却认为应该赋予政府一定的赤字灵活度，以发挥功能财政熨平经济波动。 所以，要不要控制赤字率，如何控制赤字率，其实是这次关于MMT的争议的焦点。显然，这问题其实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最佳答案是“相机抉择”，该控制的时候控制，该提高的时候提高。而这需要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以及一整套有利于政府做出正确决策的治理机制。 三、对比现代货币体系 明明是古代的货币体系，为何敢称为“现代货币理论”呢？因为我们现在通行的货币体系，并不是另起炉灶新办的，而是从这一古代体系中发展演进而来的，它依然带有一些特征。因此，古代货币体系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研究当代的线索。 我们拿现代货币体系与上述古代货币体系做个对比。 首先是第一个重大差别：古代是政府直接发行货币，而现在，则由央行代表政府来发行货币，财政与央行分离，央行发行的货币并不是直接交给财政使用的，而是直接发行给市场的。所以，财政不能直接拿这货币去采购物资，而是得先收税，有了收入，才能支出，收入不足支出的部分，可以向市场借（但不能向央行借，因为这样就变成了央行直接印钱给财政花了）。这一点和MMT非常不同，倒是和实物货币时代相近（所以，有理由认为现在的体系其实更加古老）。很显然，这一点安排是对前文情景一的回应：怕政府直接印太多钱，所以不让财政直接印钱买东西，而是由央行来印，以便控制通胀。从这一角度讲，央行和财政天然具有相互制衡的关系，他们两家要是其乐融融反倒是不对了…… 但前文已述，情景二与情景一存在冲突，当经济面临严重需求不足，需要政府支出来弥补需求时，就应该允许扩大赤字。所以，MMT持这种主张，即平时是可以设置赤字率，但在必要的时候，可讨论扩大赤字率（但肯定不是完全取消赤字率约束）。近期受疫情影响，经济面临不确定性，需求不足，所以有人提出采纳MMT建议，扩大赤字率。在现代货币制度下，政府要先借入基础货币再支出，因此便会大量发行政府债券，将外面流通的货币借走，外面的货币少了，央行就得增发补上，所以本质上就是央行间接发行货币，给财政拿去支出，这就非常类似MMT了。 然后是第二个重大差别：商业银行出现，央行代表政府发行了货币后，并不用于流通，而是用于充当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再以该准备金为备抵，发行“银行存款货币”。真正用于社会流通的货币其实是存款银行为主，而央行发行的货币，则改名叫基础货币，一直趴在银行的账上。只有少部分基础货币被提取为现金，用于日常流通，但这个只占全部存款货币的比例仅5%（以我国为例），几乎可忽略。因此，现代实行二级银行制度，央行代表政府发行的基础货币主要不用于流通。这时候，如果遇到需求不足，甚至都不用央行多发基础货币，而是采取措施刺激银行扩大信用，派生了更多存款货币，便能一定程度上弥补需求不足。这样，央行就认为，不应轻易动赤字率，货币政策使劲就行了。只有当货币政策失效，无法刺激银行派生更多货币时（货币政策的银行传导失效），才有必要参考MMT，提升赤字率，由财政扩大支出。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8年加盟国信证券，任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海口5月19日讯 据海南省统计局消息，4月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企业复工复产进程加快，居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在多项促消费政策的带动下，海南省市场销售进一步好转，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跌幅大幅收窄。 具体特点如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跌幅明显收窄 市场整体形势回暖 4月份，海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79亿元，同比下降4.4%，较3月份当月收窄22.6个百分点，下降趋势大为减缓，市场整体形势回暖。 1-4月份，海南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2.88亿元，同比下降25%，累计跌幅较1季度收窄6.4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本月实现正增长 餐饮收入下降幅度放缓 进入4月份，消费市场逐步放开，小区封闭管理措施逐步解除，商品零售逐步回暖，消费扶贫、消费一码通优惠券、免税优惠等多项促消费政策措施取得较好效果，4月份当月商品零售同比增长0.6%。 当前疫情进一步趋缓，餐饮消费尽管降幅仍然较大，但下降幅度放缓，4月份当月餐饮收入同比下降35.3%，1-4月份累计降幅较1季度收窄5.8个百分点。 基本生活类保持增长 消费升级类明显改善 4月份，在限额以上单位18个商品零售类值中，14类商品实现同比增长。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势头平稳。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同比增长8.1%；饮料类同比增长54.1%；烟酒类同比增长11.0%；日用品类同比增长3.3%。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明显改善。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和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98.6%和223.2%，增速分别比3月份加快88.9和218.2个百分点；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48.1%、18.9%和8.6%，而3月份分别为下降34.9%、18.2%和20.7%。
2020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18日在南京举行。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传播方式，通过5G网络对主会场系列活动全程直播，为公众奉上一席文化盛宴。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引导社会重视博物馆社会作用，支持多元文化发展，倡导博物馆资源共享，保障公众获取知识和谋求发展的基本权利。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备案博物馆达5535家，比上年增加181家。全年举办展览2.86万个，教育活动33.46万场，接待观众12.27亿人次，比上年增加1亿多人次。免费开放博物馆达4929家，全年接待观众10.22亿人次。“十三五”以来，我国平均每2天新增一家博物馆，达到2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普惠均等成为我国博物馆发展的显著特征。 疫情期间，全国博物馆推出2000多个线上展览，总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启动抗疫见证物征集工作，展现文博行业责任担当。 抗疫也成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重要主题之一。开幕式上，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和江苏省人民医院向南京博物院捐赠一批反映援助抗疫的代表性物证资料。（记者 曾诗阳）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雷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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