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范迪 5月20日，联想集团发布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19/20财年全年和第四财季业绩。 在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19/20财年，联想集团实现营收507.16亿美元，同比下滑1%；毛利8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3%；税前利润10.18亿美元，同比增长19%；净利润6.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 其中，联想集团第四季度实现营收105.79亿美元，同比下滑10%；毛利18.61亿美元，同比下滑2%；税前利润0.77亿美元，同比下滑57%；净利润0.43亿美元，同比下滑64%。 联想集团表示，过去一年中，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爆发以及随后的工厂停工对集团的营业额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集团本财年最后一季的营业额按年下降9.7%。 PC和智能设备业务占八成营收 从不同业务来看，联想集团的主营收入主要来自智能设备业务集团和数据中心业务集团。 其中，智能设备业务集团由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业务、移动业务组成。该业务集团的营业额按年增长0.5%，达到452.16亿美元，占比高达89.16%。其税前利润按年增长25%，达到23.02亿美元。 19/20财年，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业务的全球市场份额为24.5%，按年增长了1.2个百分点。其营业额按年增长3.6%，达398.59亿美元，占集团总营业额的79%。税前利润为23.45亿美元，按年增长18%。 业绩报表示，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导致宏观经济放缓影响了集团在中国的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业务。此外，第四季度新冠肺炎爆发，当时其在中国武汉的工厂需停产。中国生产线的暂时关闭导致供应短缺，从而阻碍了移动业务进一步提高利润率的潜力。 报告财年的第四季度，智能设备业务集团的营业额为93.66亿美元，同比下滑10.45%；税前利润4.66亿美元，同比微增0.65%。 其中，移动业务在19/20财年的营业额下降19.2%，达52.18亿美元，而年度下降的58%来自第四季度的供应短缺。移动业务占集团总营业额的10%。此外，移动业务全年录得亏损4400万美元。 在19/20财年中，数据中心业务集团的营业额为55亿美元，同比下滑8.72%；税前亏损2.25亿美元，去年同期亏损2.31亿美元。2018至2020财年，数据中心业务累亏约8.81亿美元。 业绩报显示，数据中心业务集团的第四季度税前亏损达0.76亿美元，占其全年亏损的34%。在新冠肺炎之后，某些地区的需求受到影响，但包括运费在内的供应链成本却有所上升。 联想集团19/20财年经营费用 在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19/20财年，联想集团的经营费用为69.19亿美元，同比上升12%。其中，销售及分销费用增长11.81%至29.72亿美元；行政费用增长14.31%至25.25亿美元；研发费用增长5.53%至13.36亿美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联想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为87.37%。总资产为321.28亿美元，其中存货为49.47亿美元，同比增长44.0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35.51亿美元，同比增长33.35%。总负债为280.69亿美元，贷款15.65亿美元。 雇员福利成本达39亿美元 业绩报显示，19/20财年，联想集团的雇员福利成本为38.35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加3.75亿美元，主要由于较高的应计奖金和销售佣金、长期激励计划奖励和工资及薪酬。其中长期激励计划为2.59亿美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联想集团全球总人数大约63000人，较上一财年增加约6000人。据此计算，19/20财年联想集团的雇员福利成本人均为6.0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3.28万元。 在财报发布的五天前，联想集团刚刚公告称，杨澜获委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自2020年5月15日起生效，特定任期为三年。 杨澜担任联想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将获支付董事袍金现金及股权权益。就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非执行董事的年度董事酬金为3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4万元），包括董事袍金现金10万美元及价值23万美元的股权权益。 公告显示，杨澜为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及传媒企业家，于业内约有三十年经验。杨澜为阳光媒体集团及阳光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办人及主席，阳光文化基金会为非牟利团体旨在改善教育、传播慈善文化。 财报显示，执行董事为杨元庆；非执行董事包括朱立南、赵令欢；独立非执行董事包括Nicholas C. Allen、出井伸之、William O. Grabe、William Tudor Brown、杨致远、Gordon Robert Halyburton Orr、胡展云及杨澜。 此次公布的业绩报中未披露董事及高管薪酬数据。据上一财年的年报数据，执行董事杨元庆的薪酬共计1537.1万美元。非执行董事朱立南、赵令欢的薪酬均为30.1万美元。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结构主要包括袍金和长期激励奖励。18/19财年，除胡展云的薪酬为1万美元外，其他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均在30-46.5万美元之间，其中张首晟的薪酬最高为46.5万美元。 据联想集团此前披露的组织章程细则，董事毋须持有任何资格股份，董事可就其服务收取由公司于股东大会上不时釐定的酬金。此外，董事会可不时釐定董事总经理、联席董事总经理、副董事总经理或其他执行董事或获本公司委任执行其他管理职务的董事的酬金。 与杨澜获委任公告一同发布的还有一份董事名单及职能公告。公告显示，杨元庆为提名及企业管治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出井伸之、William O. Grabe；Nicholas C. Allen为审核委员会的主席，成员还有William Tudor Brown、Gordon Robert Halyburton Orr、胡展云；William Tudor Brown为薪酬委员会主席，成员还包括赵令欢、William O. Grabe、Gordon Robert Halyburton Or。 截至发稿，联想集团股价报4.360港元，跌幅0.46%，总市值524亿港元。今日早盘，联想集团股价一度涨至4.74港元，涨幅8.22%。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据商务部监测，上周(5月11日至17日)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下降2.7%，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其中，肉类价格有所回落，猪肉批发价格每公斤38.91元，比前一周下降7.4%。 食用农产品市场：肉类价格有所回落，其中猪肉批发价格每公斤38.91元，比前一周下降7.4%；牛肉批发价格与前一周持平，羊肉批发价格下降0.4%。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4.14元，下降2.8%，其中西红柿、大白菜、苦瓜批发价格分别下降11.3%、10.6%和8.7%。禽产品价格小幅回落，其中鸡蛋、白条鸡批发价格分别下降2.4%和0.9%。粮油价格略有波动，其中菜籽油、豆油批发价格比前一周分别下降0.2%和0.1%，花生油、大米批发价格分别上涨0.5%和0.2%，面粉批发价格持平。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其中草鱼、鲤鱼、鲫鱼批发价格分别上涨1.8%、1.5%和0.9%。6种水果平均批发价格上涨2.1%，其中葡萄、柑橘、西瓜批发价格分别上涨7%、3.8%和0.2%，梨、苹果批发价格分别下降1.9%和1%，香蕉批发价格持平。 生产资料市场：钢材价格小幅上涨，其中热轧带钢、螺纹钢、高速线材和槽钢价格分别为每吨3916元、3792元、3908元和3910元，分别上涨0.5%、0.3%、0.3%和0.1%。成品油批发价稳中略涨，其中95号汽油、92号汽油价格持平，0号柴油价格上涨0.1%。煤炭价格小幅波动，其中动力煤价格为每吨547元，下降0.4%，炼焦煤价格为每吨729元，上涨0.1%，二号无烟块煤价格为每吨895元，基本持平。有色金属价格略有波动，其中锌、铝价格分别下降0.2%和0.1%，铜价上涨0.1%。基础化学原料价格小幅下降，其中硫酸、聚丙烯、纯碱、甲醇价格分别下降1.2%、1%、0.7%和0.5%。橡胶价格小幅回落，其中天然橡胶、合成橡胶价格分别下降1.5%和0.5%。化肥价格小幅下降，其中尿素、三元复合肥价格分别下降0.6%和0.3%。
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讨论很多。现在形成的一些规则，比如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的目标等，都是基于以前的经济运行状态而发展起来的。但经济运行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规则是否依旧适用？想要打破这些规则，还需要找到可信的依据。在这个基础上，现代货币理论出现。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关于“赤字货币化”的话题激起千层浪。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探讨，全球学界和政策界对此已争论多年。在我国，财政政策近几年愈加积极，但也曾爆发过有关财政政策究竟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的争论，财政扩张程度如何、到底还有多少扩张空间，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背景下，去年4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CF40年会上基于现代货币理论（MMT）框架，分析了我国逆周期调节应采取的政策组合。由此，国内掀起了一场有关MMT的大讨论，业界开始重新思考财政与货币的边界问题。 去年7月，CF40以“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为主题召开首期“金思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央行、外汇局、财科院、国研中心、北京大学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多位专家，就这一主题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等不同维度进行了探讨。 今天，我们完整呈现金思汇上的这场讨论。基于Chatham House rules，本文采取匿名处理。 关于财政与货币的关系 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需要创新 提问：经济学理论如何看待财政与货币的关系？ 发言一 一个国家的预算最后总是以某种方式平衡，一种方式是印钱，另一种是征税，这就是跨期预算平衡。 谁来负责跨期预算平衡？如果由央行负责，通过印钱来平衡，财政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是财政主导；如果由财政负责，通过财政可持续、债务可持续来平衡预算，央行货币政策主要完成的是经济目标，那就是货币主导。 我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版本——弱版和强版。目前主流经济学家讨论的弱版，即如果货币政策效果不是那么强，这个时候应该让财政多做一些事，比如发债或者征税，可能央行需要配合财政做事情，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是否所有的国家都适用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我们是否了解这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当债务水平足够高的时候，利率出现小幅波动或者国家系统运转的可持续受到质疑，这就是灾难性后果，也是最大的风险。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因为采取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而导致高通胀和财政失控的案例。 那么哪些国家有条件采取财政主导呢？我认为美国相对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美联储是有信用的，美元拥有特殊的货币地位。欧洲的条件相对美国弱一些，因为欧盟有众多国家，不同国家发行的债务，没法相互流通和分享。 中国的契合条件是，整体债务水平可控，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但问题在于中国还没到达零利率水平。日后一旦出现零利率，我们的宏观政策框架开始走向财政主导，那么利率走高一点，投资者就会出现不信任情绪——国家能否应对这个风险？我认为大部分国家并不适用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 第二，不管中国采取财政主导还是货币主导的弱版，最终效果会怎样？日本搞了好多年财政扩张，国债水平达到GDP的250%，但收效不明显。日本采取财政主导政策框架的背后是人口主导，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抚养比上升、储蓄率下降等问题出现所带来的各种缺口，利率下行趋势显现，未来就会导致通缩。 有人认为，此时货币政策已经无计可施，货币工具已然失效，只能动用财政工具。如果并非如此，我们可以采取财政扩张的方式解决问题，提升利率水平，并提高通胀水平，但是，这样的话，财政是否可持续？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高通胀带来的风险？对此我比较困惑。 因此，即使是中国资产负债表总体水平良好，我认为采取财政主导的模式依然面临很大的风险，何况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很严重，靠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能否走出困境，还是未知数。 发言二 现代货币理论（MMT）是一个热门话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MMT会在这个时点出现？对此可能有很多种解释，我的理解是，因为传统的货币政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都失效了，或者说央行失效了，所以需要考虑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失效了？一方面，利率已经达到零；另一方面，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实行多年，其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子弹打完了。 自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其它货币与美元脱钩，才真正意义上有了信用货币和货币政策。经过40多年，现在利率已达到零，货币政策的子弹已经打完了。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是在波动中趋势性下降的，每次波动的高点都低于上一次，慢慢到零。如果美联储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控制调高，联邦基金率应该会更快到零。 在利率达到零之后，又为什么说货币政策没用呢？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旦达到那个奇点，一种理解是可能会无限的有用，另一种理解是无限的无用。 我为什么倾向于无用？观察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债务、通胀还有货币条件（用利率水平来衡量），可以发现，这几个指标在最近几年出现明显的分化—— 一是利率越来越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二是债务越来越高，和利率之间是明显的镜像关系（高度负相关）；三是危机之后经济增长虽然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总体还算不错；四是通胀一直不及预期，存在通缩压力。这四个指标的分化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现在全球货币政策可能进入陷阱状态：超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导致债务上升，另一方面导致资本产出比率上升。 美国的数据也是支持这一结论：美国的K（资本存量）和Y（经济增长）之间的比率是上升的，与货币条件放松呈反向关系，投资回报率下降。最终形成相互制约的情况，因为产能过剩、高债务压缩通胀上行的空间，而央行盯住通胀，通胀指标不佳导致货币政策没有回归常态的动力。此外，在高负债的压力下，长期就会形成通缩内生的压力。 以前大家讲全球货币政策放松，是认为货币政策放松需要和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相适应。但是近年来，利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这个缺口明显放大。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运用了一个超宽松的货币刺激因素，没有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所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分化，利率越来越低，债务越来越高，增长还可以，但同时出现通缩压力。目前，各国都无法摆脱这种状态，美国试图走出去，但没有成功；欧洲、日本根本没有任何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MMT出现了。传统政策变得无用，很大程度上货币政策失效了，所以就需要财政发力。但是我认为财政发力也未必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财政刺激也存在对私人部门挤出的问题，而政府作用进一步上升也将抑制创新能力。例如，日本债务率是全球最高的，超过400%，但它也没有明显拉动日本经济增长。 二是财政政策可能存在越刺激越通缩的机制。MMT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在控制通胀的情况下，财政可以无限扩张。但是，我认为财政政策越刺激，债务越高，同时过剩的产能也越多，如果刺激的程度稍微减弱，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将立刻显现，长期来看可能是通缩的机制。 而货币政策盯住的是通胀，如果通胀指标长期不理想，则认为是对经济的刺激不够。我认为，这可能正好相反。现在的通胀形成机理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有点失效或者扁平化，甚至与原来相反。例如，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反向的，经济增长率上升时，通胀却是在下降。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非常规货币政策意味着经济好转后需要恢复到常规的货币政策，但是现在发现无法回到原来的货币政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判，认为货币政策会刺激经济增长，当货币政策效果不好时，就选择使用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会不会带来其他问题，我现在没想清楚，但是我认为逻辑上需要考虑这种可能性。 发言三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如宏观调控的角度、中国转型升级发展的角度、未来经济形态演变趋势的角度，以及对现有理论进行创新的角度。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去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天然带有调控政策的色彩。过去没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说法，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才有了经济总量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等说法，才开始在需求管理的框架下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讨论很多。现在形成的一些规则，比如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的目标等，都是基于以前的经济运行状态而发展起来的。但经济运行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规则是否依旧适用？想要打破这些规则，还需要找到可信的依据。在这个基础上，现代货币理论出现。 对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现象，经济学家是在反思的，比如财政能否向央行透支。支持不能透支的一个主要考虑就是防止通货膨胀。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货膨胀将不可收拾。 强调央行的独立性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因为只有币值稳定，微观主体才会产生预期。反之，如果物价一年一变，微观主体就无法产生稳定预期，其经营活动难以稳定，整个经济秩序就会发生混乱。 当然，现在的央行独立性不仅涉及不同学科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站位问题，或说部门利益问题。站在各个部门的不同角度去思考财政、货币政策，可能会产生很多分歧，包括认识方面的分歧，也包括权力方面的分歧。而一旦牵扯到权责分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就容易讨论不清楚。现实中，有政府就有部门，有部门就有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上述问题就会自然存在。所以对财政、货币政策进行思考和讨论，要跳出部门利益。 思考财政、货币政策的关系，还需跳出学科界限。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在政府干预的角度上有融合，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学讲的是商品生产体系，属于完全实体的概念，而货币银行学提供的是一个流通手段，是价值符号方面的一个概念。 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在经济学里也变得分不清楚了。流动性到底是指什么？也成为一个模糊的问题。流动性多了，到底是储蓄多了还是货币多了？储蓄多了意味着资金多了，对应的商品物资多了，那么央行没有办法调控；而货币多了央行当然是可以操控的，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说的流动性的概念，到底是对应储蓄及商品物资还是对应流通手段，我认为至今还有点分不清楚。只要一说到“钱”，就往往把货币和资金混淆在一起。 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没有办法把经济和金融分开，二者是混在一起的。高层讲“提升金融体系与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的适配性”，这个说法可能已经打破了现有学科的界限，认为金融的问题和传统的经济学问题已经混到一起了，以经济学或货币银行学等现有的学科边界讨论这些问题，都已经讨论不清楚了。 经济的金融化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趋势。在农业社会的时候，人类的需求是生存；到了工业社会，大家更多追求占有物质财富和满足消费，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像住房、汽车这些方面的需求；当大家越来越富、收入越来越高，人类最大的需求变为了财富的保值与增值。这个需求不是对产品的需求，而是对资产的需求。 需求的变化导致供求关系和定价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基于产品的供给关系，东西越便宜则销量越大，越昂贵则销量越小；一旦对产品的需求变为对资产的需求，逻辑就反过来了，东西越贵则越能保值增值，销量就会越好，越便宜就越无法保值增值，就愈加没人购买。 这时，一般商品开始金融化，房子首先变成具有金融性特征的商品。实体交易和金融交易结合到一起，二者实际上已经不仅涉及到支付概念，而是形成了信用关系，形成了与债权债务的融合。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实际上都变成了一种金融关系，其中消费信贷是最典型的。 到了现代以后，整个社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工业化的模式是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分散化、小型化、个性化。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风险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过去银行解决钱的问题，现在银行还需解决社会风险问题。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现在银行不仅仅是在融资，本质上在为社会的风险管理需求提供服务，市场上的金融机构在为这种风险管理的需求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化服务。 现在老百姓购买理财产品，就是因为在充满风险、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其手里积累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贬值，所以寻求资产，努力保值增值，就渐渐变成了经济金融化过程中老百姓最基本的需要。由此，未来的商业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将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概念。 微观基础的改变使得央行也要发生改变，因为大众的需求变了，货币的性质也会变。一般商品的金融化使得整个社会财富也在金融化。这样一来，变化后的这种经济形态对应的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包括财政学的原理到底是什么都面临着问号，我认为现在这一套已经不适用了。 对于现在的经济形态，有人称之为数字经济、金融经济，也有的叫互联网经济、知识经济等，五花八门。不管名称叫什么，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内生的不确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风险管理变为普通老百姓的需求后，老百姓不可能像再像自然经济条件时那样，把谷子放在仓里头，把金银财宝压在箱底下。现在人们的财富都是金融化，这时候财富就表现为越来越主观化、虚拟化，这就涉及到资产负债表问题。 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资产和负债怎么确认？过去怎么确认，现在怎么确认？过去确认大都是历史成本法，现在呢？基于不同的目的，实际上有不同的资产评估方法。这种评估方法改变了会计准则和会计计量手段，整个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变得主观化和虚拟化。 有人提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因为资产负债表、公允价值原则有顺周期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资产和负债越来越主观化，这种主观化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基于风险去进行定价。过去的定价规则可能是从供求关系去考虑的，是互为因果的，属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现在的定价规则是基于整个社会需求的变化考虑的，实际上是对风险的定价，而不只是基于所谓的供求关系的定价。 所以目前来看，把房子当成商品去定价或者当成金融工具去定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调控房价的问题上，好多人把房子当成产品去看待，但实际上它具有金融属性，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再去沿着原有的学科、原有的原理去思考财政的问题和金融的问题，我觉得很难再有什么突破。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和央行就是两个钱袋子。从计划经济那一阶段的经济运行情况来考虑财政和货币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货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录、计量的工具。那个时候的情况更方便我们观察货币和经济的关系，后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开始发生改变。 那个时候总是有财政银行之争，但计划经济条件之下，银行就是小银行，财政毫无疑问就是大财政。银行是提供流通手段的，货币是通约化的计量工具，没有其它作用，后来才开始发生变化。 把作为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嵌入到需求管理框架中来看待，来判断应该扩张还是紧缩，导致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有很多方面认识不清晰。例如，怎样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很可能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混淆了。宏观审慎政策不应当像货币政策一样时紧时松，随机变化，也不能把民生政策和产业政策放进宏观调控政策的框架里。从这些方面来看，宏观调控对应什么样的政策，现在在认识上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回到财政和金融的关系问题上，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央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的所谓政府资产负债表，要合并变成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最终需要并表、不能分立。我们讲的政府资产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但国家资产负债表就是另一个概念了，完全不同。 现在的财政金融问题，实际上就是风险管理问题。市场上的商业银行为居民、企业等客户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央行要通过稳定流动性，保证不出系统性危机。按照宏观审慎的理念，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更大层面的整体性风险问题。至于财政，实际上也是为老百姓提供风险管理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养老、教育、医疗等等。老百姓很难通过个人力量去化解这些公共风险问题。 过去称被之为公共产品的东西，现在看起来都是公共风险问题。作为政府的一部分的央行和财政，其实都面对着宏观的或者说系统性的风险问题，就是公共风险的问题。作为微观层面、市场层面的金融，实际上也是通过市场手段去满足老百姓的风险管理需求，包括企业、家庭、个人。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看起来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确定性应该越来越大，其实恰恰相反，现在人类文明越发展，现代社会的内生不确定性越大。我们处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要思考如何构建一种确定性，即构建制度规则。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变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恐怕这些就要重新构建。 现有构建的这种确定性就像刚从河流驶向大海的一艘船一样，经不起折腾，几下就可能被打趴了。现在怎么重新建造一艘诺亚方舟，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确定性，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包括政策创新。 按照过去的思路去讨论财政和金融的关系是行不通的，必须要跳出来。我认为觉得这个题目不是讨论一次的问题，恐怕要讨论多次。产业政策、环境政策不能当宏观调控手段来用，民生政策更不能当宏观调控手段来用，其实真正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我认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仍需探讨。 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各有边界，如何配合 提问：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的区别有哪些？实践中各自效果如何？ 发言一 我想谈四点：第一，从央行的起源看财政和金融的边界；第二，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的型态对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要意义；第三，财政主导的后果是什么；第四，数字时代的货币和财政。 央行的起源应该有两个，既是政府的银行，也是商业银行的银行。历史上是先有政府，再有央行，央行是政府为经济创造货币的特殊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建立这样一个独立的特殊载体，可以提高货币创造的效率，也可以赚取更多的铸币税。 央行的另一个起源要从商业银行、私营银行发展出银行俱乐部的概念谈起。通过集中成立处于银行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央行，银行体系建立起一套信用风险互担的机制。 商业银行运营模式的基本原理是跨期存在一个斜率，即未来利率高于现在，我们的时间是有价值的。银行最基本的机理是借短贷长。银行就可以发行一个即期，如货币这样的负债，在资产端支持货币发行的是商业信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很自然就到了第二个问题：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的型状对央行资产的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或者说，长期利率的水平，对于货币发行是由财政主导还是商业信贷主导这个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决定长期利率的水平？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前，我们认为人活到90岁基本会死亡，因此65岁以后储蓄呈现下降趋势，即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储蓄率下降的过程。但现在人口寿命面临不确定性，未来老龄人口的储蓄率是上升、下降，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再过一两百年发展可能又过了一个轮回，人口结构又会发生变化，但未来几十年来，我们可能会走向日本化；以后几十年，储蓄率上升，实际利率下降，利率长期在零左右徘徊。如果是这样，可以判断收益率曲线在将来的几十年内是非常平坦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的净息差会大幅下降，其“借短贷长”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本身就存疑了。与此同时，私营部门的信贷需求也会下降。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财政主导和政府信贷成为央行扩表和发行货币的主要渠道。但它是有后果的。 财政主导的后果是什么？整个社会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会下降。 以日本为例，其利率曲线非常平坦，应该是有绝好的机会充分发挥更多的赤字，但日本很害怕，因为国债已经是GDP的300%以上，觉得已经非常危险。 过去我们认为财政带来的挤出效应会带来通胀，而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以布兰查德的概念，在宏观经济中，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债务是可以持续增长的，只是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潜在的增长率实际会下降。 发言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短期内是否有解难有定论，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究竟财政主导还是货币主导，在中国其实存在一些特殊的约束。 如果货币政策作为主导，它是否有一个边界？因为货币政策有效性一定是递减的。例如理论上通货膨胀是低通胀，但近十几年高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因素。 另外货币主导也带来了很高的杠杆率，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行为非理性的情况下。记得4万亿计划的时候，我们去一家民营企业调研，他们表示不需要银行贷款。但很奇怪的是，以前企业家请银行行长吃饭，现在银行行长请企业家吃饭，说“你们贷点款吧”。 为了维系与银行的关系，企业就贷了本不需要的款，这是市场行为非理性化的表现。银行、企业都有非理性化行为，造成了现在的高杠杆率结果。 现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前景还无法看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一定会对金融经济、人们日常生活来重大影响。如果未来几十年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会不会改变？当前的货币主导方向会不会有效？ 如果财政作为主导，也受到一些条件限制。中国要走财政主导的路子，确实比较困难，例如有3%赤字红线、偿债能力、减政放权、减税降费等约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受不受到约束？ 我们调研发现，地方负债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解决重大项目投资问题。而这些重大项目投资同质化十分严重，现在几乎所有的地级市都在套用同一个模式，大搞造新城运动，而且新城往往距离旧城很远。这反映出政府决策约束机制的缺失。如果地方政府行为不受约束，财政来做主导，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问题。 至于是不是有挤出效应，跟财政支出结构有关，我们要更多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尽是做一些大项目，做创新、搞芯片研发，肯定会挤出，挤出效应很明显。也是在4万亿计划时期，全国工商联举办一个环境峰会，会长提到4万亿计划实施后地方政府突然有钱，之前与地方政府谈好的污水治理项目都由地方政府自己做了。这就是典型的挤出效应，与支出结构相关性比较大。 尽管宏观政策在变化，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需要相互配合。尽管这么多年的配合存在矛盾，但是未来出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原因，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做好配合。 例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有没有真正完成，看从哪个角度理解。不论人民银行是否真正全部放开利率管制，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央行放开利率管制就全部完成，而是一系列市场结构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上专门提到国债收益率曲线，没有财政配合，人民银行是做不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 我们的国债市场也存在问题，财政部比较关注国债能不能发出去，至于国债流动性如何，是否活跃，是否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不作过多考虑。央行一些学者提出发超短期国债、超长期国债，超长期国债现在发了一些，超短期国债模糊一点。总之财政发国债不怎么考虑货币方面和金融市场方面的需求。 我觉得未来除了所说的大框架，可能还是要从技术角度还要增强二者配合。 发言三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本质上都是国家信用，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但是普遍各国倾向于更多用货币政策，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财政政策的使用在程序、立法上都比较复杂，大规模使用不方便。另外，它还关乎政绩。比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财政没有赤字，也没有发太多的国债。后来美国发了很多债券，国会対债务上限有限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很久，甚至出现政府关门。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加透明，货币政策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效果很难评估，它涉及到一个庞大的、复杂的金融体系，尤其还存在时滞的影响。财政政策则很清楚，收入、支出透明度极高，越民主的国家透明度越高。 为什么会产生现代货币理论这些观点？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全球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了。美国在保罗·沃尓克当美联储主席时，通货膨胀严重，利率提高到20%多。之后美国开始治理，到今天没有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中国80年代曾出现超过20%的严重通货膨胀，2006年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一轮通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便处于较低的通胀水平。但中国有点不同，目前CPI的指数增幅不高，约为2.7%，但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蔬菜水果猪肉的价格上涨明显，甚至翻倍，这与CPI不吻合。全球范围来看，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在中国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 在通货膨胀严重时自然要求政府控制货币、控制财政赤字，这是传统的货币理论。通货膨胀解决了之后，就出现了新的货币理论。 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无论农业还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对通货膨胀形成了抑制。但是80年代以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全球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扩大了。未来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因为技术还在发展，劳动生产率还在提高，通过央行扩表的方式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80年代到现在，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愈演愈烈，未来这个问题仍将严重，仅仅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央行扩表虽然不会产生通胀，但是也解决不了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央行越扩表贫富悬殊越大。为什么这20、30年贫富悬殊差距，可能也是这两个政策使用过度了。所以未来继续扩表、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可能会加剧贫富悬殊，需要找到新的方式。 提问：对处理好财政和货币的关系有什么建议？ 发言一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央银行和财政的关系，财政发力比较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利率下降幅度大，基础货币供给量大，但是商业银行不愿意放贷，广义货币派生不出去，货币乘数陡降。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基础货币供给并没有太多，但是广义货币快速扩张，主要是由于财政的引导和地方平台发力，这给我们留下了货币政策的空间。 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货币政策空间比较大的国家，目前我们仍有10%的准备金率、2.6%-2.7%的基准利率。这对于中国未来维持长期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优势，我们需要珍惜这些货币政策空间。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欧央行的独立性下降，重要的原因是货币政策没有空间，所以转向财政政策是很自然的。 发言二 理论研究之外还需要做实证研究。确实央行的货币政策更便捷、更隐蔽、更有效，政府用起来方便。但是中央银行也做了很多央行权责外的事，例如很多调结构的事。这些政策应该做一些后评估。 我们发布了许许多多的政策，汇集成很多页的报告，但是每一项政策是不是真的有效，没有人评估。记得“七五”计划期间，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投资所对“七五”重大投资项目做了后评估，登在报纸上。后评估的结论是，从经济的可行性角度，不考虑社会效应，真正经济上成功的重大投资项目只有5%，也即95%的重大投资项目在经济上是不成功的。这种后评估是很有震撼力的，很值得我们去反思问题。 发言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上看，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成功的。但从中央强调的逐渐爆发出来的金融风险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还有很多不完美之处。 我们在研究、讨论财政和货币框架时，借鉴、学习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但是是否考虑到中国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环境上的巨大区别？ 成熟的市场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面对的是真正的自负盈亏的微观市场主体，而中国目前面对的是大量预算软约束的各级国企，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 我认为，国有经济一定要有边界，否则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有效性就会减弱，财政货币政策会面对一个无底的漏斗洞，最终只会货币越发越多。 因为在软约束条件下，国企只想着能够拿到资金即可，拿到资金就可以做大资产规模，根本不在意资金的成本即利率的高低，唯一目标就是弄到钱、把企业资产规模做大。 比如一些中央和地方国企建立矿泉水公司、洗涤用品公司、连锁超市、酒店等，挤入这种完全竞争性行业，没有任何行业志气，核心产业、核心技术少有人盯。而且预算软预算机制下，只求规模做大，效益不去考虑，很多做得商业上不可持续，信贷资金、变相的财政资金来源一旦断奶甚至给的慢了点，项目立即停摆。 这种不受成本约束、一心只想把规模最大的商业模式，是国有经济病，一定程度上也会传染给民营企业。 我认为，财政货币政策框架、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要有效果，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有效果，国有经济一定要有边界。竞争充分的行业最好交给民营经济，混改力度要更大，胆子要更大，步子要更大，而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可以国有为主，这些国有企业一定要有行业志气。 忽略这个基础的差异，很难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快递柜收费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上周，国家邮政局约谈了丰巢科技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其调整完善快递柜收费机制，回应用户合理诉求。5月16日，丰巢宣布整改措施，之前的收费条款大多更改或取消。 从“求打赏”到“要收费”再到被叫停，快递柜将走向何方？反对者认为，消费者已经付了快递费，快递柜应该是快递服务的一部分，是否单独再付费需要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支持者强调，快递柜大大提升了物流效率，用户占用快递柜时间过长理应付费，毕竟企业也要生存。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快递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智能快递柜的出现无疑是一种业态进步。而收费引起的动静，实际上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困扰物流服务的“最后100米”问题。解决这个矛盾，需要进一步依靠契约精神和市场规律，推动共识形成。 “超时收费”，商家用户各有苦衷 快递柜收费，缘何引风波？ 以丰巢来说，原先快递柜占用不收费，使用超过24小时可以自行打赏。根据丰巢稍早前公布的方案，4月30日起，丰巢非会员用户享受12小时内免费保管包裹服务，超时后收费每12小时0.5元，3元封顶。付费会员则享受7天内不限制保管次数的服务，会员收费标准为每月5元。 “我是反对这种双向收费的做法！当初进小区的时候说是对业主免费，现在出尔反尔，单方面强制收费。毕竟，我网购时已经交了快递费，不应该被二次收费。”北京市民王晓珊说。 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丰巢快递柜“打赏收费”就曾饱受争议——用户提取超时快递，系统就会弹出“扫码赞赏1元保管费”，显示快件在柜内存放的时间，并有倒数30秒的计时。但由于提示跳过按钮位置不明显且呈灰色，被消费者质疑属于诱导性支付。 “最让人生气的是，消费者没有选择权！比如在不情愿使用丰巢的情况下‘被投递’。”在浙江绍兴从事医务工作的王媛说，自己买的东西都是寄到单位的，快递员一般不会询问自己要不要放丰巢。“如果放在丰巢，又赶上双休日，别说12个小时，超过24小时都有可能。因为这，我已经被收了两三次超时费。其实，如果快递小哥能询问我，让我选择，我就会让他放外面或请传达室代收，毕竟周边社会治安很好。”她说。 国家邮政局《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王媛等消费者吐槽的“选择权”问题，就在于实际生活中很多快递员没有征询收件人意见。 丰巢官网公开数据显示，目前该公司旗下快递柜日均包裹处理量已经达到1200万件，全国快递柜占比达到43.8%，北上广深市场占有率超70%。 该公司在5月9日《致亲爱的用户一封信》中回应称：免费保管12小时，是基于派件高峰时段推算的，其目的是加快用户取件速度，提升快递柜周转率。如果过了时间没有取，会影响第二天高峰时段新一波快递的投放。丰巢方面表示，公司在全国累计铺设超18万个快递柜，哪怕周转率提升1%，也会带来资源使用率的极大提升。 别看快递柜小，牵涉面却很广。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快递企业累计完成业务量125.3亿件。4月国内快递业务量预计完成62.5亿件，同比增长27%，快递业务收入预计为712亿元。 “用脚投票”，市场规律发挥作用 面对收费的快递柜，一些社区和用户开始决定“用脚投票”。 上海中环花苑小区业主在公开信中强调，丰巢没有兼顾到旅游出差、快递员晚上派送等场景。该小区业主给快递柜算了一笔账：丰巢公司目前占有70%的市场份额，且其已向快递员收取了使用费（大中小三种格子，每单分别收0.45元、0.4元和0.35元），即使每个格子周转率一天只有一次，单个快递柜80格，取快递员支付费用三档的中间值0.4元/单计算，每天收入至少为36元，而快递柜进驻小区每天的场地租金收入（含电费）只有十几元，每天的利润率为240%甚至更多。 与此同时，很多小区开始“自建快递柜”。阿里巴巴线上批发平台1688数据显示，该平台上销售的快递柜近一周环比交易额增长1400%，买家数暴增300%。购买人群主要为小区物业、业委会以及创业公司。 行业内部，一些企业开始采取“反向操作”。比如，菜鸟驿站就宣布，为了保障社区居民就业，将继续延长“专项就业扶持计划”，在降低门槛的同时，持续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的包裹服务。 不过，也有消费者对丰巢快递柜收费表示理解。 在北京从事财务工作的李燕平时很忙，时常没空及时取快递。“快递柜毕竟提供了服务。你不在的时候帮你保管东西，提供了安全便利，自然要收取相应费用。”李燕表示，以往丰巢不强制收费，自己也会根据存放时间进行打赏。 “任何服务都是有成本的，总得让企业挣到钱、生存下去。如果大家都不交钱导致企业倒闭，也会影响这类服务的提供。”李燕说。 快递柜对生活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取快递的人。80岁的退休老人王春华每天在小区散步时都会路过门口的快递柜。“我们小区管理严格，上电梯都要刷卡。以前总是在楼道里见到送快递的，要我帮他们刷卡上楼。但是，给不熟悉的人刷卡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现在好了，小区里有了那个‘大柜子’，很多送快递的就不上楼了，直接塞那里面，我瞧着好多了！”王春华说。 北京市东城区的快递员宋益说，使用快递柜省时省力，还能避免因用户不在造成的二次投递，受到不少同行欢迎。对于客户反映的“擅自投递”行为，宋益表示：“我们投递之前一般还是会询问客户。毕竟投柜子要收费，自己到手的钱就变少了，所以客户在家时我都尽量送过去。” 有分析认为，丰巢的问题在于搞错了真正的用户。“收件人的需求是你送到家门口，没有快递柜，大多数情况下反而更快捷。而快递员为了多寄件而使用快递柜，他们才是真正的用户，丰巢将运营成本转嫁到收件人身上，进行二次收费，引起公关危机也不奇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对笔者说。 化解“纠纷”，明确定位健康前行 “超时收费能督促居民取件，把柜子空间及时腾出来。虽说现在还是不够用，但好歹能多投两个件了。”宋益觉得，快递柜终归是好事，如果要推行收费制度，那么收费时间与收费方式就需要相关各方进一步协商完善。 丰巢科技首席营销官李文青表示：“成本方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硬件的采购，一个柜子就是几万块钱。另一个是公司每年付给物业的租金场地费，每个快递柜一年就是几千块钱。而快递柜的广告业务也不像外界想的那么赚钱。如果说我们广告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那也没有必要去向快递员和用户收费。”相关数据显示，丰巢2020年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3.34亿元，亏损2.45亿元。 据了解，目前菜鸟驿站智能柜、兔喜快递超市等快递存放点的收费均为单向向快递员收费，暂不向消费者收费。那么，丰巢抢先收费，对行业长期发展会有何影响呢？ “快递柜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它解决了终端衔接中的时间差问题。但是，丰巢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市场定位，从目前的市场供需状态来看。如果没有快递柜，快递员仍可送货上门或协商其他收货方式。”万喆说。 目前，相关各方在积极化解这场“纠纷”。 5月13日，国家邮政局约谈丰巢有关负责人并指出，智能快递箱投递是近年出现的快递末端服务新业态之一。丰巢此项收费行为虽未违反有关规章，但存在着全局站位不高、风险评估不够、征询意见不足、应对处置不妥等问题，应深刻反思、汲取教训。 5月16日，丰巢宣布调整此前引发争议的收费模式，提出“快递入柜征得用户同意”“调整用户免费保管时长”“已付费用户赠送一个月会员权益”3项整改举措。 “丰巢这类‘互联网+’企业，实际上是在不能盈利的情况下依靠不断融资来支撑运营。一旦整体的融资环境和全球经济发生变化，公司就会遇到困难。”万喆表示，未来，丰巢等快递柜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的运营管理，明确其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快递柜的设立和运营虽然属于市场行为，但又面对广大消费者，具有一定公共属性。邮政管理部门将督促各类快递企业加强管理，通过技术升级和规范服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用邮需求。
伴随着港珠澳大桥等跨境基建的建成使用，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方面都已经实现了“通”，而湾区资金流的“通”成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外汇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为构建“金融跨境大桥”指明了方向。 “中国资本项开放又进一步。”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意见》释放了多个信号，并在人民币国际化、港澳与内地相互开放、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顺应了中国资本项开放的现实需要。 互联互通新阶段 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推进，跨境投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准入及准出的阶段，即QFII、QDII、RQFII三种直接投资管道。在这个阶段中，因制度限制、资金划拨等原因，国外资金量进入有限。 伴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陆续开通，跨境投资进入互联互通时代。这一机制解决了跨境资金需求与制度差异的矛盾。在跨境投资中，通过沪港通、深港通进行转变，内地资本成功连通了全球市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00737）规划纲要对金融发展与融合做出了一系列规划，其中明确提出‘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一华南地区券商研究员告诉记者，目前来看，在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例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试点，引入港澳地区股权资金支持大湾区项目建设；复制自由贸易（FT）账户体系，成功搭建全功能型跨境资金池；沪深港通平稳运行等。 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资本双向开放不断推进对跨境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 恒大研究院报告指出，从现实看，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便利度越来越高，资金流还不够，信息流最薄弱。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合作重点之一在于推进湾区内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协同、城市金融功能错位互补，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前述券商研究员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金融业双向开放程度不平衡，跨境资金流动不畅，跨境金融服务水平不高，难以满足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 如何进一步畅通“资金流”，让“天堑变通途”适应粤港澳大湾区新需求，《意见》指明了构建“金融跨境大桥”的方向。沈建光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积极促进跨境资金流动，提升本外币兑换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在境内外成员之间进行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在资金池内实现本外币按需兑换，对跨境资金池业务实行宏观审慎管理。同时对已经落地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进行优化完善，特别提出要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意见》同时就可能出现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强调根据收支形势适时逆周期调节。 金融业如何发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当前国内金融市场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与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存量规模巨大是有密切关系的。 “为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前期粗放式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方式转型。而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形成，需要一个由直接融资主导的、对创新风险容忍度更高的金融市场的支持。”前述券商研究员表示，与此同时，如何让国内居民家庭和国际投资者以更有效的方式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发展，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财富保值增值的渠道，也是各界一直关切的问题。 该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求深圳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金融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金融要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是服务湾区科技企业的发展，促进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做境内外金融体系的沟通桥梁，将境外经济金融资源引进来，同时也帮助境内经济金融资源有序向外输出。 为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地方监管层也在发力。近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晓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将支持深交所与港交所进一步深化合作，扩大“深港通”中ETF指数基金、债券等投资品种范围，积极探索“理财通”试点，完善在大湾区内建设港澳保险服务中心方案，推动粤港澳三地车险“等效互认”。 对于这一诚意十足，分量够重的政策“大礼包”，市场一致认为将让粤港澳大湾区整体金融环境变得更有活力。 光银国际表示，目前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仅停留在部分股份的部分交易上，并没有拓宽至新股市场。如果完善港股通能够使得境内资本可以进入到一级市场的话，我们相信将会吸引更多的南下资金进入港股新股市场，投行业务下的IPO业务将获利。同时，《意见》鼓励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企业赴港澳融资、上市，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内地优质公司选择在香港上市，中资投行所拥有的优势也将被放大。长远而言，境外金融机构或可借IPO吸纳更多内地客户，港股的竞争力也进一步增加。 对于市场一直期待的“债券南向通”，光银国际认为，这一次《意见》中明确表示将研究拓展“南向通”的开启，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在内地发行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无疑利好中资机构的投行业务，投资渠道拓宽直接刺激投资需求增加，相信会有更多的境外资本通过“债券通”进入境内债券市场。此外，投行也将与境内外银行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一方面，引荐更多的境外资本入境投资；另一方面，也可吸引更多的境内资本关注并投资包括美元债在内的债券产品。
作者 | 顾梓仝 5月20日晚间，瑞幸咖啡开盘跌逾40%。截止发稿，瑞幸咖啡跌40.09%，报2.63美元。 此前，瑞幸咖啡自4月7日起停牌，至今已有30个交易日。 今日盘前恢复交易时，瑞幸咖啡一度下跌50%。 4月2日晚间，美股开盘前一小时，瑞幸咖啡发布公告，自爆其财务造假。公告称瑞幸咖啡COO及其下属在2019年第2至第4季度累计虚增营业收入22亿元。 之后3个交易日内，瑞幸咖啡股价累计下跌逾83%。4月6日收盘时，瑞幸咖啡总市值11美元，报4.39美元/股。 昨日晚间，瑞幸咖啡发布公告显示，其于5月15日收到纳斯达克交易所的退市通知，瑞幸咖啡计划就此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结果出炉前，将继续在纳斯达克上市。
中新网合肥5月19日电(记者 张强)合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桑林兵介绍，今年以来，合肥经开区一方面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方面，坚决打赢“六稳六保”攻坚战，在合肥市率先实现“四上”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并推进107个项目集中开工、18个项目成功签约。 安徽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走进安徽国家级开发区”系列新闻发布暨集中采访活动18日走进合肥经开区。 合肥经开区成立于1993年，2000年晋升为国家级经开区。2019年，合肥经开区实现GDP1150.2亿元、工业总产值近3000亿元，综合发展水平蝉联安徽省开发区综合考核第一名，位列全国218家国家级开发区第13位，是安徽第一大工业集聚区。该区致力打造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高地。 桑林兵说，当前，把握疫情催生加速的新需求新趋势，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是对冲疫情影响，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之举。今年以来，合肥经开区全面加快“新基建”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孕育更广的发展空间，释放更多的增长潜力。3月份，合肥经开区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5.8%；4月份以来，经济速度加快，全区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6.7%。 目前，合肥经开区在清华启迪科技城建设全国产化的自主安全可控(鲲鹏)数据中心，建设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二期，打造全国工业安全云基地和消防云中心总部。引进全球最大企业应用软件供应商德国思爱普，建设工业互联网创新赋能平台。引入东华软件长三角城市群中心总部基地，联合腾讯打造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平台。 同时，合肥经开区为产业升级注入“数字动力”。推进传统家电向智慧家居转型，合肥海尔以卡奥斯工业互联网赋能5大互联工厂，实现行业引领技术236项。推进新能源汽车向智能网联转型，蔚来汽车ES8实现L2级自动驾驶；江淮汽车2021年将实现L3级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江淮大众首款量产车型思皓E20X已搭载智能网联系统。推进智能终端数字化转型，联宝科技投资6亿元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设备关键装备数控化率达到100%。 此外，培育数字经济新生态。打造5G示范园区，与华为、安徽启迪共建全国首个5G应用联合创新中心和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平台；与东风汽车合作打造无人驾驶示范项目，目前已引进培育智信汽车等44家5G产业链企业，构建5G产业生态；建设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园区，围绕哈工大机器人六大前沿科学研究方向，布局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两大领域创新平台，已集聚31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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