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晚，君实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与CoherusBiosciences，Inc.（下称“Coherus”）签署了《独占许可与商业化协议》（以下简称“许可与商业化协议”）。根据许可与商业化协议，公司将授予Coherus特瑞普利单抗和两个可选项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占许可，以及两个早期阶段检查点抑制剂抗体药物的优先谈判权，并可获得合计最高达11.1亿美元的首付款、可选项目执行费和里程碑付款（下称“本次交易”），其中Coherus将向公司一次性支付1.5亿美元首付款，款项不可退回。许可与商业化协议中所约定的里程碑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里程碑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从交易对手看，Coherus的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其科研实验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奥。Coherus目前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股份代号：CHRS）。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Coherus的总资产为4.09亿美元，净资产为1.05亿美元；2019年度，Coherus实现营业收入3.56亿美元，净利润0.9亿美元。 从合作项目看，首先是君实生物成熟的PD-1项目，瑞普利单抗（JS001，商品名：拓益）是中国首个已批准上市的以PD-1为靶点的国产单抗药物，且至今已在中、美等多国开展了覆盖超过15个适应症的30多项临床试验。2020年12月，特瑞普利单抗成功通过国家医保谈判，被纳入新版医保目录。两大可选项目包括：一是JS006，其是君实生物自主研发的特异性抗TIGIT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二是JS018-1，这是新一代改良的IL-2细胞因子药物，旨在抑制调节性T细胞的刺激，同时保留对效应T细胞及自然杀伤（NK）细胞的刺激活性。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证监会定调了明年资本市场的主要工作。 12月22日，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主持召开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系统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创造性抓落实的务实举措，努力在更高起点上开创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具体来看，有这些关键表述： 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做好明年资本市场工作十分重要。 着力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政策，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制度，支持优质领军上市公司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 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促进畅通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各层次股权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促进改善融资结构。 科学合理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稳定交易所债券市场，夯实信用基础。 着力加强资本市场投资端建设，增强财富管理功能，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助力扩大内需。 推动加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衔接，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推动健全各类专业机构投资者长周期考核机制。 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增强投资者信心。 在注册制改革、健全退市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等方面，持续抓好重点改革措施和关键制度的落地实施。 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严把IPO入口关，完善股东信息披露监管。加强监管协同和信息共享，避免监管真空。 强化对监管工作全流程全链条的监督，严格纪律约束。适应注册制改革新变化，进一步完善对发行审核注册等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做好明年资本市场工作十分重要 会议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两个一百年”交汇、两期规划衔接的重要时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揽全局、举旗定向，深刻总结今年以来的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全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既是对经济形势怎么看的认识论，又是对经济工作怎么干的方法论，是我们在复杂环境下做好经济工作，确保“十四五”顺利开局起航的行动指南。李克强总理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的具体部署，科学务实、针对性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并进一步深化了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全系统要坚定发展信心，全面、辩证、客观看待明年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准确把握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政策导向，深刻领会其内在联系和精神实质，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强调，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做好明年资本市场工作十分重要。证监会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着力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定调六方面重点工作 会议表示，明年要重点要抓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是着力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积极发挥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支持创新的功能作用，更好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政策，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制度，支持优质领军上市公司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募投管退”机制，鼓励投早、投小、投科技。 二是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促进畅通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各层次股权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促进改善融资结构。科学合理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稳定交易所债券市场，夯实信用基础。 三是着力加强资本市场投资端建设，增强财富管理功能，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助力扩大内需。推动加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衔接，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推动健全各类专业机构投资者长周期考核机制。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增强投资者信心。 四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持续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在注册制改革、健全退市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等方面，持续抓好重点改革措施和关键制度的落地实施。稳妥推进市场、行业和产品高水平双向开放。 五是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严把IPO入口关，完善股东信息披露监管。加强监管协同和信息共享，避免监管真空。 六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持久战。进一步完善风险监测、预判和应对处置机制，切实维护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平稳运行。持续推动债券违约、私募基金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缓释，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前资本市场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这六点重点工作指明了明年的改革方向，从大的方向来看，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抓手，把好“入口关”，畅通“出口关”，带动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各环节关键制度创新，加快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基础制度。抓紧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加快制度规则与国际最佳实践的深层次对接，助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从细节出发，在常态化发行IPO和再融资的同时，证监会将加强投资端建设，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 关于“资本的无序扩张”，证监会表示，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要把IPO入口关，完善股东信息披露监管。加强监管协同和信息共享，避免监管真空。 强化对监管工作全流程链条的监督 会议要求，要大力推动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把“两个维护”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监管工作全流程全链条的监督，严格纪律约束。适应注册制改革新变化，进一步完善对发行审核注册等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努力打造“忠专实”的干部队伍，着力锤炼“七种能力”，增强担当意识，提高担当本领。 当前，证监会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监管效能。同时，强化监管约束，完善对发行审核注册等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打造风清气正的监管队伍。
“高毛利”时代结束 创新成药企突围必选项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国家医保准入目录谈判日前已告一段落，谈判结果或于年底前公布。过去一年，通过带量采购、医保谈判等措施，药品、高耗值药材价格大幅下降，患者负担显著降低，患者用药可及性大幅提升。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医保控费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医药市场不合理的“高毛利”时代已进入尾声，企业加速转型，创新药械成为企业的发力方向。 在博弈中让更多患者用得起好药 “某某药进医保了吗？降价了吗？我有卵巢癌，急需这个药，可又吃不起。”“你知道农村有多少癌症患者放弃治疗吗？我爸半年花了10万块，我都快吃不起饭了。”这些是某个医药公众号下的留言，也是目前癌症患者面临的现实。 12月16日晚上7时，随着最后一个治疗黑色素瘤药品的谈判完成，为期三天的2020年度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完成了最紧张的谈判环节。根据今年9月医保局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今年共有751个品种通过形式审查，涉及癌症、精神疾病、眼病、儿科等药品品种。 这是国家医保局第五次开展国家医保准入目录谈判。为了让患者用上新药、好药，通过“以量换价”谈判准入的方式推动药费下降已经成为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常态化操作。 2015年10月，我国首次组织开展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确定乙肝、非小细胞肺癌等治疗的5个药品，经过多轮谈判，3个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幅达58%，最高降幅达67%。2017年，第二轮44个谈判药品中36个谈判成功，包括肿瘤靶向药、心血管病用药以及血友病等重大疾病的品种，平均降幅达44%，降幅最高达70%。 2018年启动抗癌药专项谈判，17个药品谈判成功，涵盖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慢性髓性白血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黑色素瘤、肾细胞癌、结直肠癌等10多种癌症治疗用药，平均降幅达56.7%，最高降幅为71%。2019年11月，150个药品被纳入谈判范围，其中，70个新增药品和27个续约产品谈判成功，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耐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临床治疗领域。此次目录新增品种，平均降幅67%，最高降幅达81%。 今年的谈判结果，国家医保局还未正式公布。从此前市场消息来看，最受关注的癌症免疫疗法治疗用药PD-1/PD-L1单抗价格有望大幅下降。过去动辄一年几十万的费用，让不少家庭对PD-1“可望不可及”。 另有消息显示，已覆盖霍奇金淋巴瘤、非小细胞肺癌、食管癌、肝细胞癌等4个适应症的恒瑞医药卡瑞利珠单抗作为疗效确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或以高达80%的价格降幅谈判成功。此前，一名患者每年使用卡瑞利珠单抗的治疗费用近12万元，若进入医保，按降价后价格，经过医保报销，每年每名患者实际支付费用只要1.5万元，这比此前纳入医保的信迪利单抗的2.9万元又低了近一半。 “以量换价”让更多百姓敢治病 “过去吃的降糖药，已经从65元每盒降到现在的不到6元每盒，算下来每年每个人的药费从此前的4680元，两个人近一万元，降到只要800多元。”山西李女士家中有两个糖尿病患者在服用降糖药，药价下降让她的经济负担顿时减轻了。 除了医保谈判，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更是将大品种的慢病及常见病用药、高值耗材虚高的价格水平降到了“冰点”。 8月24日，上海联采办发布第三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55个通用名品种成功中标，平均降价幅度超过70%，最高降幅高达98.7%。 其中，两个慢性病用药二甲双胍片、卡托普利报出低于1.5分的价格。奥氮平口崩片中，齐鲁制药从去年最低中标价的10元/片，一路降至0.45元/片，降幅达95.5%；康恩贝的非那雄胺片从2018年最低中标价1.88元/片，降至0.17元/片，降幅达90.76%。 据国家医保局测算，对于三批集采的112个品种，按约定采购量测算，每年药品费用从659亿元下降到120亿元，节约539亿元。按报销比例60%计算，可为患者节省216亿元，也为医保基金节省323亿元。其中，治疗乙肝的替诺福韦酯和恩替卡韦两种药物年治疗费用从2015年的约20000元和9000元降低至70元左右。 随着药价大幅下降，用药可及性也大幅提高。据统计，我国慢病乙肝患者近3000万例，规范治疗率仅11%；高血压患者约2.45亿例，血压控制率仅17%。经集采大幅降价后，乙肝用药恩替卡韦在11个试点城市销量从6800万片增至2.07亿片，使用该药治疗的患者净增近两倍；高血压用药氨氯地平、厄贝沙坦、氯沙坦销量普遍增长1倍左右。 11月5日，我国开展的首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易生科技、上海微创医疗、乐普医疗等8家企业的10个产品中选，冠脉支架价格将从此前1.3万元左右均价下降至700元左右。 我国每年约有100万冠心病患者植入心脏支架，预计到2021年，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患者植入中选支架，个人自付费用将降至2500元以下。 药企创新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医药行业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在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以及注册制度改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加快新药审批等一系列医药政策影响下，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与优化，药品、耗材原有格局与商业价值链被打破重塑，企业转型已是必然。 该人士同时表示，目前国家集采和医保谈判正推动中国医药市场逐步跟海外接轨，未来仿制药降价压力将持续，高值耗材集采才刚开始，国产创新药纳入医保放量值得期待。 信达证券首席分析师杨松也表示，此次医保谈判给予创新药更快的准入机会以及相对缓和的降价幅度，预计创新药仍是政策鼓励方向。 在政策的指引下，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某公司内部会上透露，未来几年其研发投入肯定不会减少，现在正是转型升级、把创新药全部铺开的时候，绝不能回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新药（抗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徐兵河近日在首届中国产业链创新发展峰会上表示，中国原创性新药的研发在飞速进展，研发周期快速缩短，不断迭代前进，例如中国CAR-T研究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新型细胞治疗药物上市。
2月1日晚间，福瑞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回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回波”）于近日取得了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告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时间为2020年12月11日，有效期为三年。 福瑞股份表示，此次认定系深圳回波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深圳回波将连续三年（即2020年、2021年、2022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正是美联储发给散户的近两万亿美元的疫情补贴，成为美国人民攻占华尔街、打爆明星基金的子弹。大疫情改写的金融史，才刚刚开始。 走过不易的2020，本来以为2021消停一点，治愈一些。但阳历新年伊始，美国就发生了另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散户们利用网络论坛抱团在一起，动用过去一年美联储派发的近两万亿美元红包，对金融建制派、知名私募基金和华尔街之狼们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围剿”。 整个波澜壮阔的过程就像是“攻占巴士底狱”。当然，与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一样，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暂时胜利，将几个飞扬跋扈的贵族或国王送上断头台。继而当权派开始反扑倒算，最终人民血流成河。接下来的情节应该是，血染的红旗下，更强大的人民力量重新聚集，结合新的知识精英和新兴利益集团，最终走向胜利。 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来说，无节制的债务赤字和货币放水，终究要付出代价。这次散户占领华尔街运动，跟前些时候民众攻占国会山一样，不过是贫富和社会高度分化下的体制之殇。当然，无论什么运动，牺牲的永远都只是普通民众。 当前的散户革命（建制派称为金融民粹主义），处于上半场：散户初战告捷，将几家大型做空基金送上了“断头台”；但华尔街之狼们开始反扑，基金、交易平台、媒体与监管层勾结在一起，对前几天被人民占领的根据地GME等进行围剿，散户处于危险境地。 在第一阶段，散户的确攻势凌厉，势如破竹，在论坛reddit平民领袖DFV的带领下，将华尔街打的落花流水。拿GME来说，在散户的坚决做多下，一个月上涨了800%，1月27日一天上涨了140%。导致几家知名的对冲基金做空大幅亏损在30%以上，仅仅MELVIN一家就亏损了70亿美元，香橼的创始人则直接口头认输。坐在华尔街豪华办公室、满口专业术语、内心充满优越感、蔑视散户的精英基金经理们，这一次终于道歉认怂，向人民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当然进入第二阶段，也与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和革命一样，在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暂时的武装胜利之后，当权派和贵族们开始组织力量反扑。华尔街之狼们利用他们在筹码规模（弹药充足）、专业水平（武器先进）和游戏规则（限制交易），以及与众多主流媒体联系紧密等优势，开始向散户们反扑。最终，被散户多头占领的几支股票高地，熔断式大跌，散户损失惨重，“人民血流成河”。 我第一次用充满感性的、革命式的史诗语言来描述一件金融事件，但除此之外的确无法用其它的语言体系来替代。这或许是疫情作为一个历史分水岭，加速的另一个进程：金融资本主义或明斯基称的基金经理资本主义，在美联储史无前例向散户大放水的背景下，正面临从未遇到过的重大挑战，过去经典的交易策略几乎失灵。华尔街必须直面人数众多、交易没有章法，组织起来会地动山摇的亿万散户的挑战。 要知道，疫情严重肆虐的2020年，美联储为了拯救几乎崩溃的美国经济，迅速将资产负债表扩张了一倍，并毫不犹豫的通过设置spv机构直接向家庭、个人和中小企业的账户上打钱，大量的债务运行被展期、条件内豁免，并发放了大量无息、低息贷款。整个估算来看，大约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货币投向了经济体系。 这些派发的货币，一旦到人民手中，就会立刻形成购买力或者需求。这里的需求分为两大类：消费和投资，分别投向消费品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品或金融市场。 根据消费函数的主要特征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收入假说，可以预想到，在疫情限制线下和其它消费形式下，美联储派发给人民的货币，大部分不是增加消费（耐用品比如房屋的消费比较多），而是进行谨慎性储蓄，投资到金融资产上获取增值。因为美联储派发的这些货币是临时救济型的，并非工资、分红等“持久收入”，需要通过储蓄实现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流平滑。 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些钱不可能永远的发下去，因此需要存储，需要投资，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于是，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现象：数以千万计的散户揣着疫情救济款进入了股市，在大牛市的背景下全力做多。加上自媒体平台的鼓动，YOLO精神（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尽情享受）的刺激和感染，平民领袖的煽动带领，猝不及防的华尔街之狼们溃不成军。自由引导人民，牢不可破的巴士底狱被攻陷，原来被套牢囚禁的散户们不仅解套，还赚得盆满钵满，赚钱效应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做多的革命队伍。 可以说，美联储派发的子弹，最终射向了华尔街的宫殿。革命的烈火燃烧了巴士底狱，但当金融建制派和基金经理们缓过劲来，各方面处于劣势的散户也就败下阵来。 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繁荣并统治了世界近百年后，正在一步步走向黄昏。一如特朗普主义的浪潮。 重大历史进程的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哲学逻辑。美国散户这次华尔街暴动，不过是另一场平民与精英的较量，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结构极化的背景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困境。金融资本主义加速了贫富分化与阶层冲突，同时自身也孕育着走向衰落的因素。 一场百年大疫情，加速了这个历史进程。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下，政府除了货币放水外没有别的办法。民主机制和选票压力下，必须将钱直接打到民众个人账户上，最终导致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平均主义的大放水，第一次普通民众手上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我们知道，在财务管理学上，企业需要持有一定的自由现金流，但是要保持适度的数量，如果自由现金流过多，就可能盲目投资、非理性扩张，最终导致企业走向衰败。 现在，在整个宏观层面，居民部门的账户上突然多了这么多现金流，这种突发的外生的货币冲击，从理论上来说会造成两大后果：或通胀，或泡沫。 显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全球贸易将中国巨大产能吸收（输出通缩），美国人正常的“持久收入”并没有提高反而因疫情下降的背景下，通胀显然很难立竿见影（但可能出现在未来）。因此，华尔街发放的货币子弹，最终载着普通民众的愤怒，集中射向了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 虽然，与历次第一次人民群众的起义一样（参见法国大革命，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美国散户投资者的第一次抱团做多的起义，在华尔街金融资本家的“无耻行径”下（关闭结算平台，限制散户交易，限制散户加杠杆，甚至动用司法系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利。但火种已经点燃，一切才刚刚开始。更何况，拜登左翼浪潮下，还会继续给散户们发“子弹”（约1.9万亿美元）。 这样，去年和今年，大疫情危机救助政策共给散户们发放超过3.5万亿美元的子弹，几乎相当于当前对冲基金的总量。要知道，散户手上这三万多亿美元子弹可是增量，是边际上的风暴，是实打实的多头头寸，如果加上杠杆，加上YOLO革命精神的鼓舞（反正钱是白送的，行为金融学意义上的“心理账户效应”），足以会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建制派们颤抖。 好戏来了，但没有人是旁观者。
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上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列为明年的七大重点任务之一。 时隔四天，苏州市政府发布《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调整落户政策，其中包括租赁人口落户、积分落户与南京互通等重大举措。 “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 消息刚出，就登上了微博热搜。超高的关注度背后，反映的是当前大城市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租购不同权”。 “租房落不了户，即便落了户，他不能够完全享受和当地市民一样的权利，包括子女受教育、就业保障以及其他方面的权利。” 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告诉城叔，苏州此举，从政府角度说是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从市民角度看就是要实现租购同权。 在他看来，未来租房落户应该成为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标准动作”，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发展进入2.0阶段，从单纯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全面发展，影响城市吸引力的因素也在发生转变。 01 最新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户籍政策对城市吸引人才的影响明显减小，除一线城市外，在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中均排在末位↓↓↓ △ 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注：按重要性排序 点击查看大图 这项调查由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起，覆盖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共收回有效问卷11625份。 根据城市级别划分，来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比例为12%，省会城市为37%，一般地级市为43%，另有7%来自县。 从年龄看，30~59岁的受访者占比达91%。其中40~49岁年龄段参与调查居民最多，占比达38%，30~39岁年龄段占比29%，50~59岁年龄段占比24%。 课题组组长冯奎表示，基于问卷调查可以看到，户籍政策总体上已经不再是制约城市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线城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仍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他看来，新一轮户籍政策更重要的是提升城市的内在生命力、内在活力。“租购同权”朝着完整的市民化大大迈进了一步，未来，租户落户应该成为城市化推进中的一个“标准动作”。 当前，受访者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住房，尤其是租房。 一方面是住房负担较重。接近四成参与调查居民住房支出占月收入的比重超过30%，其中有12%的居民住房支出占比甚至超过了60%，对生活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时，在几类选项中，选择“租赁相关法制不健全，权益难保障”比例最高，达到35%，而且选择该项的比重在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差异较小；随着城市等级的扩大，选择“租购不能同权”“租房不够稳定”的比重在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在一线城市等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中，居民对租赁住房的客观需求更大、感触更深，出于租赁住房的现实状况，需要在法律法规、租赁住房供给、租赁住房权利等方面尽快出台和完善制度体系。 冯奎直言，调查反映的住房租赁问题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他们原先的判断。 “租房存在大量的问题，并且越是大城市，层级高的、人口多的大城市，对租房问题反映越强烈，问题越集中。” 他表示，大城市的租赁住房，将是影响人才流动、城市品质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住房问题不单卡住了民生福祉，实际上也卡住了一些城市创新的步伐。“如果许多年富力强、正处在创新创业高峰的人才纷纷逃离，肯定会影响这个城市的创新活动，住房也就卡住了你创新的‘脖子’”。 02 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新一轮“抢人”策略明显指向“城市品质”。 “过去到一些地方去，他们会热衷和你讨论CBD、讨论高楼、讨论地标建筑，现在大家更关注城市的内涵、关注民生、关注市民感受。” 冯奎表示，从去年到现在，在参与地方编制“十四五”规划过程中，了解到很多城市都把“幸福城市”“品质城市”等等列为发展目标，这是进入城市发展2.0阶段后很大的不同。 不过，基于上述问卷调查，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品质仍有诸多短板要补。 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单程城际通勤时间需要控制在1小时之内。当单程通勤时间在40分钟左右时，约有80%的调查者可以接受。当通勤时间延长到60分钟左右时，能够接受的比例下降到不足25%；而一旦延长到80分钟以上，能够接受的比例下降为仅2%。 因此，接下来在推动都市圈协同发展时，要选择距离都市圈中心区单程通勤时间一小时以内地区，而且要尽量控制在4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口才有足够吸引力，距离过长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将阻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进程。” 医疗卫生方面，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费用高”“医生少”，占比均超过一半，并且不同等级的城市和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选择差异； 教育方面，选择集中度最高的是“基础教育需要改进的环节”，其中，对“提高师资均衡化水平”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个性化教学”“教育智能化”。 公共设施方面，城市居民对公园、图书馆、体育场馆等需求缺口仍然较大，有60%左右的受访者希望在常住区域增加配套。同时，还有44.6%的居民希望增加便民购物场所——便民购物场所虽然总体选择比例并不是最高，但各个年龄组的选择比例都在4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实现“老有颐养”成为各大城市必须攻克的难关，改善养老服务供给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超过半数居民选择居家养老，对养老院的接受程度低。 52.95%的居民选择接受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方式，在几种养老方式中选择比例最高。而选择养老院的比例仅为20.09%，在所有方式中最低。 各年龄段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居家上门服务的比例明显提高，而选择互助养老模式的比例在明显下降。 同时，对当前养老方式的不满意程度较高。 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为16.56%，而选择“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合计为35.56%，二者相差2倍多。 显然，养老服务供给没能充分满足居民的需求，并且这种“不满意”随着年龄增长而提升。 △ 分年龄组养老方式和满意度调查 点击查看大图 需要提醒的是，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着着手提升城市品质，但针对性、有效性均存在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此前已有5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城市“三年行动计划”的内容与此次问卷发现的城市品质问题重合度较低。 冯奎透露，有关城市领导在参与分析问卷结果时说，制定“行动计划”时主要是要抢时间出方案，没有进行深入、科学的调研，因而“行动计划”只是反映了职能部门的工作。 同时，问卷结果分析还表明，城市品质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涉及到前端的规划和后端的治理，并非只是城市投资建设的问题。 比如通勤时间过长，实际上跟空间规划、交通站点规划等都有极强关联。 “当前一些地方片面强调以投资建设提升城市品质，既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又有可能造成低效投资、地方负债过高等问题，应该从政策导向上予以纠偏。”冯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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