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德邦证券旗下资管子公司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资管”）领取了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正式获准开业。 德邦资管于今年3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设立，成为券业第19家获准开业的券商资管子公司。 “德邦资管获准开业，标志着德邦证券全面布局大资管业务，向成为业内领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资产管理机构又迈进了坚实一步。”德邦证券总裁兼德邦资管董事长左畅表示，资产管理一直是德邦证券最具竞争能力和成长潜力的业务之一。经过长期积累，资产证券化已成为德邦资管的业务亮点，不仅累计发行居行业前列，也创造了多个行业首单。近年来，德邦资管发力大类资产配置，提供符合各类风险收益水平的资产管理产品，以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 当前，大资管行业发展至新阶段，并有两大显著特点：回归本源加强主动管理和成立独立资管(理财)子公司开展业务。近年来，券商资管子公司扩容明显，设立速度明显加快。今年以来，已有安信资管、甬兴资管、德邦资管和天风资管获得证监会核准设立。 分析人士指出，在券商资管去通道、发力券商大集合改造之际，行业竞争更加激烈。独立开展业务的券商资管子公司在回归资产管理本源的同时，如何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走好差异化竞争的路线，备受市场关注。 对于资管子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德邦资管董事长左畅表示，德邦资管将围绕“产业+金融+科技”的核心思想，强力打造以主动管理为核心、另类投资为特色的资管品牌，秉承大中台理念，强化核心产品团队建立，完善产品全周期构架和管理。另外，公募RIETs的试点为另类投资业务打开了一条通路，德邦证券作为20家参与试点的机构之一，已协同德邦基金组建联合项目组，合力投入公募REITs业务的提前布局。 今年以来，德邦证券在战略迭代、人才引进、业务发展等方面均有较高的行业热度。据悉，公司内部提出了“二次创业”，聚力打造“大资管+新经济”双轮驱动的中国领先投行，聚焦于大健康、大消费、科技、互联网、智能制造五大新兴行业，在资管、投行等业务端持续发力。资管子公司的成立将为德邦证券带来新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引擎，持续提升大资管能力。
2020年，中国债券市场有了一系列新发展，其中有六个方面值得关注。 净融资规模下降显著 较之2019年，2020年中国的债券发行增长率趋缓，加之清偿规模扩大，造成净融资额下降显著。发行规模增长趋缓，当然首先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有关。深入到债务融资的结构层面分析，则可看到，与债券融资相互替代的工具（即银行贷款）增长很快。这说明，2020年，我国非金融机构的债务融资主要依赖的是银行贷款而不是发行债券，这显然与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我们应对新冠疫情的整个货币政策操作特征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抗“疫”，央行站到了发放贷款的第一线上。认识及此，我们也可合理推断，2021年，随着紧张局势趋缓，我国债券融资的增速可能加快。在易纲行长1月8日的公开讲话中，“促进企业发债融资”已经成为实施2021年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利率债、信用债和同业存单净融资额增减互见 利率债净融资额有所增加，信用债净融资额下降明显，同业存单净融资则出现负增长。三类主要债券品种融资额发生剧烈变化，显然与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形势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各类债券的供求关系变化密切相关。利率债的融资额有所增加，主要归因于国债、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规模跃增，这当然为刺激经济和抗击疫情所必需；信用债净融资额的下降，显然与2020年若干企业债务违约密集出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业存单融资额负增长，则是与2020年货币政策宽松、同业融资需求减少以及监管部门着力整顿同业融资相关。 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有较大进展 如所周知，中国债券市场的基本弊端之一，就是市场分割。这种分割，不仅表现在债券的发行分别由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准，而且管理规则不尽相同上，还表现在这些债券一向都在确定的市场中进行交易，主要是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柜台市场和其他市场，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被学术界形象地称为“五龙治水”的状况，既是中国行政体系中部门间缺乏协调的表现，也是中国特有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路径的结果。改变市场分割状况，一直是我国债券市场改革的目标之一，在2020年，我们显然向着这个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可以通过各种债券的跨市场发行规模观察到这一进展。2019年，我国跨市场品种发行量超过1万亿元，而2020年前三季度便已达到5.3万亿元。跨市场发行占比则由2019年的2.4%上升到2020年1~9月的12.5%，这为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债券市场分割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实现的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以及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可以选择通过互联互通机制或者以直接开户的方式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协议交易。应当说，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等主要监管当局在2020年颁发了很多政策，向着互联互通的方向同向而行，是推动这一进展的主要动力。 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有利于切实便利债券跨市场发行与交易，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统一市场和统一价格，为货币政策顺畅传导和宏观调控有效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效率，推动构建以客户为中心、适度竞争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债券违约的新动态 关于违约问题，我们自2016年起就不止一次讨论过。当年，债券市场的违约金额从116亿元跃增为403.34亿元，违约主体则从民企到央企、再到地方国企，范围不断扩展。对此，我们强调了看待违约现象的两分法。违约现象发生，当然说明一些企业的素质不够高或者经营出了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债券市场是有鉴别和筛选功能的，这个功能非常“冷酷”地以违约的方式表示出来。 当时，发展我国债券市场最要做的工作就是打破刚兑。因为，在此之前，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债券市场事实上呈政府信用、银行信用笼罩天下的格局，并衍生出“刚性兑付”的荒谬结果。也就是说，我国市场上的债券尽管名目繁多，但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各级政府或商业银行“背书”的，市场和投资者也是根据这些提供隐性担保的主体的信用来决定债券的信用和价格。显然，那时，“穿着各种服装”的债券实在只是政府债券和银行贷款的替代品。以信用违约为始点，市场正在摆脱这种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传统格局，凸显了不同筹资主体的不同信用特征，展示了不同投资主体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投资倾向，从而使得债券市场真正开始发挥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总之，中国债券市场上出现违约，有其积极的作用：它使中国债券市场摆脱了其政府信用和银行信用的母体，打破“刚性兑付”，开始了独立发展的进程。 2020年，债券市场上的违约现象有了新的变化。令人瞩目的事态就是，尽管违约规模的增长有所放缓，但其对市场的冲击强度更大。原因包括：第一，因破产重组清算导致的违约增多。也就是说，发债的公司出了问题，并且有关部门开始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公司运营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违约，应当被看作是依循市场规律行事、负责任的违约。第二，国企债务违约在2020年的占比提高得较快。2019年仅占20%，到2020年便达到50%以上。这一事态印证了我们很久以来秉持的一个看法，即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经济的问题集中于国企，因此，扎扎实实推进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实体经济领域如此，金融领域亦然。第三，高信用等级债券的违约增多，且违约企业的信用等级有向上攀升之势。2018~2020年，发行时主体评级为AAA级的债券违约金额由131.15亿元快速增加至654.09亿元，占比也由14%提高到49%。如果加上AA+级，2020年的债券违约金额中有81%发生在高等级发债主体中。这个状况令我们担忧。面对越来越多高信用等级企业债券出现违约现象，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信用评级何用？信用评级体系下一步如何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信用环境建设是一国金融基础设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之一，信用评估则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的公司评级都在投资级以上，但一进入市场便堕入垃圾级别，我们的评级公司情何以堪？显然，违约事态的发展，对我国信用评级事业的发展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债券市场法治基础进一步巩固 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的债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十分健康的因素。例如，新《证券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为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新动力。新《证券法》新增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专章，并对此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其中最重要者包括：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区分制度、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纠纷的强制调解制度等。 新《证券法》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2020年7月13日，杭州中院对原告王放等487人与五洋建设、陈志樟、德邦证券、大信会计、锦天城律所、大公国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行立案受理，并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12月31日，杭州中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对债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给予判定。杭州中院审判的此次债券纠纷案件，开创了多个业内第一，它是全国首例债券欺诈发行案，是证券纠纷领域全国首例适用中国特色“代表人诉讼制度”审理的案件，也是首个判定承销商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例。这个案例实质性地推进了我国债券纠纷处置的法制化进程，有助于震慑债券发行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助于压实中介机构法律职责；有助于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十余年前，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从事过一项关于中国金融生态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显示，金融生态对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其中，法治环境更居关键地位。对于某一地区而言，其法治环境优劣并不取决于案件多少，而取决于出现风险事件后能否及时得到公正处理。在我们的评级系列中，浙江在很多年份中均居前列。如今，第一个贯彻新《证券法》的案例又发生在浙江，这不能说是巧合。 债券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2020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迈出了新步伐。这一年，与中国对外开放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就是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该理论甫一提出，就被国外学者误读为中国要重新闭关锁国，重提自力更生。之后，中国用实际行动回答世人：实施双循环的中国经济绝不是封闭的经济，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债券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2019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先后解决了境内外企业发行与国际惯例接轨、放开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资产规模上限、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的程序等一系列问题，当然也包括在产权层面上实质性地进入中国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完善上述机构的治理机制等问题。这些举措，完善了既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效果是是否显著的。今年以来，境外机构在人民币资产配置总量上的增长，既是存量机构对人民币资产配置增加的结果，也是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境外机构数量扩张的结果。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境外投资机构家数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仍旧稳步增长，按照法人机构统计口径，截至2020年6月末，共有1018家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中，455家机构通过直投模式入市；563家机构通过债券通模式入市，分别较年初增加6家和75家。 当我们进一步敞开大门，以制度性对外开放的新姿态迎接全球投资者时，就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境外机构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偏好。资料显示，按照占比大小，境外投资者投资产品的顺序是：国债（59%）、政策性金融债（30%）、同业存单（7%）、中融短票（3%）、金融债（包括资本债，1%），而企业债和资产支持证券则无人问津。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愿意投资真正高等级的安全债券。据此我们可以有两个进一步的认识，其一，在中国，符合国际标准的安全级债券，一是国债，二是政府机构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二，境外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投资中国的债券，事实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路径。因为，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就是非居民持有本国货币定值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创造条件让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包括国际组织、各国中央银行和私人投资者，更多地购买并持有我们的政府债券。我们指出这一事实，意在强调：为了迎接境外机构大规模进入的好时光，为了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有密度、有弹性、有深度的国债市场。要达此目的，须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精诚合作。 在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好消息值得一提，就是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伴随中国债券被进一步纳入国际指数而不断深化。当前国际债券三大指数已尽数将中国债券纳入旗下。2020年2月，摩根大通宣布把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9月25日，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于2021年10月份被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政府债券指数（WGBI）。这些动态对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正面评价和激励。 2021年1月12日，以“双循环：新格局 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债券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参加论坛并发表演讲。本文系李扬教授所作的主题发言，业经作者审定，将分为上、下篇发出。 上篇为回顾2020年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并作出评论；下篇则选择了我们当前遇到且今后仍会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分析，即超低利率乃至负利率长期化及其影响的问题。
西吉县曾是西海固地区最贫瘠的县区之一，全县共有贫困村238个，占宁夏回族自治区贫困村总数的五分之一，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5万人，占固原全市的近40%。可以说这里集中了宁夏、固原最难的扶贫问题以及最艰巨的脱贫任务。因此，西吉的脱贫需要超常规的手段，需要全方位的帮扶。 “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中央的部署要求，更是国企的责任和担当所在，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水发浩海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文涛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而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 据了解，水发浩海集团有限公司是山东省属国有独资企业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实施现代农业投资的一级权属公司。公司围绕“现代农业、水务环境、能源环保”三大核心板块，频频向着贫困地区“逆行”，以产业发展带动当地贫困群众脱贫增收和致富奔小康，实现了企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协同推进。 一手兴产业，一手促就业 “过去咱家每年就挣几千块钱，现在一年顶过去全家干好几年。”冬日暖阳下，说起最近几年家里的变化，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镇牟荣村村民杨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家里有七八亩地，以前种土豆和玉米，全看天吃饭。把耕地流转给水发浩海后，一年收入4800元；我自己进到西吉现代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当起了农技工人，每天收入80元。仅这两项收入，一年就有3万元左右。一家人不仅走出了贫困，还过上了相对宽裕的生活。” “自从有了水发浩海，我们农民就有了打工的地方，给了我们很多无形的帮助。”今年52岁的将台堡镇包庄村村民陈占军说，“我家里六口人，以前都是靠务农养家，如今却不同了，我们夫妻二人在梨树山上工作，收入比以前好多了！” 据了解，在当地像杨娟、陈占军一样的村民还有200多位。他们之所以能在家门口就业，离不开水发浩海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地的耕耘。 “位于宁夏自治区西吉县将台堡镇的水发浩海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园项目，计划总投资4.18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2.68亿元，主要建设现代农业高科技示范产业园、有机梨园基地和蔬菜深加工基地。”王文涛介绍道。 2019年开工建设的“西吉现代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是宁夏最大的农业产业园，占地1800亩，有智能温室、新材料节能日光温室、寿光第九代大跨度日光温室及大型拱棚共276座。产业园如今已经成为这条大山沟里改变当地群众生活的“金凤凰”，被称为宁夏扶贫东西部协作鲁宁样本。 今年已经57岁的将台堡镇牟荣村村民马鹏禄，家里有三口人，妻子患病在身，常年无法劳作。“之前家里的全部经济来源就是靠我一个人种地，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梨树山项目启动后，我就把自家地全部流转出去，现在在梨树山上工作，一切都好起来了……” 马鹏禄所说的梨树山项目，正是在牟荣村梯田上水发浩海投资1.4亿元建起的万亩梨树产业示范项目。“一期6000亩黄蜜冠有机梨2020年已经挂果，今年就会有收成。”水发浩海西吉项目负责人杨俊炜说，“当地海拔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结出的果子特别甜，口感非常好。” 升级现代农业挖穷根 山东的黄蜜冠虽然适应干旱气候，但是西吉的倒春寒对果子存活是个巨大考验。水发浩海邀请山东农业大学和宁夏大学的专家团队联合攻关，延迟果树的挂果，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等明年梨子收获了，我们就向当地百姓推广树苗和种植技术，用经济林置换生态林，梨树下再套种黄花菜。”梨树产业项目负责人老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对当地生态保护和农民增收、企业创收都是一件大好事，三方共赢。” 马铃薯产业近年来成为西吉农民脱贫致富的“钱袋子”。截至2019年底，西吉县已建成种薯繁育基地11.29万亩，种植马铃薯85万亩。然而，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外销受阻，全县43万吨马铃薯沉睡窖中。 为全力支持西吉县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确保西吉县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摘帽，水发浩海于2020年底开始投产的马铃薯产业园，通过搭建公司渠道资源，解决了外销受阻带来的马铃薯销售难题。据悉，该项目计划总投资5亿元，除了建设中的马铃薯产业园，还计划建设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中心，配套一个马铃薯产业研究院，以及一个马铃薯加工厂。 除此之外，水发浩海还在西吉战略性规划培育马铃薯繁育原种能力6000万吨，示范推广马铃薯高淀粉专用加工型品种20万亩，年生产马铃薯原种2000万粒，生产可供加工优质商品薯30万吨。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2亿元，新增就业岗位450个。此举将大大促进西吉县马铃薯产业优化升级。 为全力支持西吉县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截至目前，水发浩海投资建设的蔬菜深加工基地占地面积192亩，新建蔬菜深加工厂1座，冷链物流集配中心1座，建设预冷库、恒温库、速冻库、锅炉房及垃圾回收间、制冷机房污水处理车间等1.3万平方米，蔬菜加工车间2.8万平方米。同时，还安装了速冻脱水蔬菜、浓缩果汁、梨罐头、杏仁粉等生产线5条，购置了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从卖土豆到卖红军粉，从种芹菜到生产芹菜汁，如今，西吉正在改变“土里刨食”的农业产业发展路径，摆脱从种养环节入手的传统模式，转而从加工端、市场端发力，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把农业的出路放在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接二连三”上，进而把贫困人口附着在产业链条上助力脱贫。 产业兴旺稳脱贫 2020年11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布，西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随后的11月23日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在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无疑，要保障贫困群众、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经济收入不降，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然要在保障产业长久性、持续性、竞争力等方面下功夫，切实推动产业优化整合、升级改造。 “除了西吉的马铃薯产业，包括西吉的牛羊肉产业，我们都有项目，整个项目投资18亿元。项目建成后，西吉县将具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打破制约西吉发展的瓶颈。”王文涛说。 2020年11月17日，水发浩海（吴忠）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生态扶贫项目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举行。投产后的公司集饲料加工、饲草种植、5000头标准化肉牛示范养殖场、肉牛屠宰、加工、冷链物流于一体。拥有年屠宰10万头肉牛生产线，生产加工冷鲜、热鲜牛肉及特色肉制品。实现了从养牛养羊到“种、养、产、加、销”全程生态循环产业。 此外，水发浩海集团还与海底捞、西贝、新天地、京东等知名供应链企业深度合作，把红寺堡打造成西北区域肉类、果蔬的集采中心。 而水发浩海开发的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黄花菜产业园项目围绕黄花菜“产、加、销”和“基地+农户+企业”的全产业链进行规划，针对产业链条薄弱环节设计项目建设内容，着力解决当地黄花菜产业化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旨在带动红寺堡区黄花菜产业增产增效，促进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增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和乡村振兴建设作出贡献。 “巩固脱贫成效需要加强产业发展，这既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王文涛总结道，而如何参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推进可持续发展，则是当下企业仍需思考的事情。
12月22日，天风证券2021资本市场年度策略会在武汉举办。天风证券总裁王琳晶在会上发言时表示，天风证券将继续推进研究功能转化，持续提升天风品牌的影响力，围绕大投行、大财富、大机构的战略，进行以下三方面的布局。 一是公司建立投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和研究业务整体的协同机制，通过平台化、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方式，为优质产业资源提供战略、人才、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全方位咨询和赋能服务。 二是以深度专业化为核心，联合研究机构、产业智库，通过平台化、系统化的方式，研究业务将成为整个大机构业务条线的发动机。 三是搭建国家及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智库，提升天风研究品牌的价值，为资本市场发展和产业转型建言献策。
新式茶饮赛道迎来新玩家。 1月12日，天眼查APP显示，新式茶饮品牌未来茶浪WILLCHA（简称“WILLCHA”）完成了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小罐茶和品品香茶业。 资料显示，WILLCHA诞生于北京，专注于健康精品茶饮，为注重生活品质的年轻人提供零负担、轻养生的现制茶饮、茶点和精品袋泡茶等原创产品。WILLCHA所属公司为北京青春朝露茶饮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桂香，持股比例为40%，由李桂香控股的天津青春朝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30%，北京小罐茶业有限公司持股20%，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持股10%。 “小罐茶对WILLCHA进行了天使轮投资，但是WILLCHA的运营、规划完全是独立的，和小罐茶本身没有关系。”小罐茶方面相关负责人1月13日对记者表示，“未来公司会持续关注WILLCHA的发展，以及新茶饮赛道。” 除了小罐茶和品品香茶业入局，有媒体报道称，WILLCHA已经启动了新一轮融资，由浪潮资本担任财务顾问。 记者就融资、未来发展等问题采访WILLCHA公司相关负责人，但是截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事实上，近年来，海底捞、呷哺呷哺、小龙坎、娃哈哈等越来越多的品牌开设了奶茶店/茶饮店。 奈雪的茶联合CBNData发布的《2020新式茶饮白皮书》显示，2020年，新式茶饮消费者规模正式突破3.4亿。 “随着整个新中式茶饮消费人口基数的扩容，新式茶饮进入多渠道、多场景、多消费人群的‘三多’利好阶段，消费层次的拓展让中国新式茶饮赛道允许更多的品牌进入。”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对记者表示，新式茶饮与咖啡品类成了新生代青睐的双子星产品。 但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认为，近年来虽然奶茶店开店数量增长迅速，但关店数量也在持续攀升。根据行业统计数据，奶茶店的存活概率为20%左右，即大部分新开奶茶门店处于亏损状态。空间效益、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平衡仍是茶饮行业面临的主要难题。
如果把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界定为明星城市，那么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一定算得上是城市中的超级明星。 而今，这样的超级明星又多了一个，那就是苏州。 1月19日，苏州市市长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整个“十三五”时期，苏州GDP年均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6.1%，现已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 2万亿是个什么概念？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2020年贵州省GDP为1.78万亿元，山西省1.765万亿元，黑龙江1.37万亿元……换句话说，苏州的经济体量比很多省份都要大。 排在苏州前面的城市都有谁呢？答案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和广州——这五个城市当中，上北深广都是笑傲群雄多年的老大哥，直辖市重庆则是西部的龙头。 反观苏州，既不是直辖市，也不是省会，更不是计划单列市，相比之下少了很多政策光环的照耀。然而，即便是没有太多的仰仗，苏州依然从全国数百个城市里脱颖而出，将杭州、武汉、成都、天津等一众明星城市都甩在身后，无愧于“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 苏州凭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不妨来做一番讨论。 1 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在江苏，苏州的风头一点都不逊于南京。 早在300多年前，苏州和南京就开始暗暗较劲了：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一称问世，其名源于“江宁府”与“苏州府”的首字，江宁府是南京的古称，可见彼时的南京和苏州一字齐肩、携手并进；时至今日，南京虽然贵为省会，但江苏的简称“苏”，仿佛又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 论经济实力，苏州放眼全国都鲜逢敌手：论总量，苏州GDP于2011年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第六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只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之后，2020年再度成为第六个“两万亿俱乐部”成员；论人口，苏州早在2010年就突破了千万大关；论人均，苏州2019年人均GDP高达 17.9万元，遥遥领先于全国的7.1万元（见图1），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即为初等发达国家，超过3万美元即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么苏州的人均GDP（约合2.6万美元）已相当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准。 苏州经济体量之所以如此庞大，其发达的县域经济可谓居功至伟。2019年，由苏州市代管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四个县级市，联手贡献了苏州1.92万亿GDP中的1.02万亿，占比高达53%；而根据苏州各区最新的政府报告测算，四个县级市在2020年均实现了可观的增长，并仍将贡献整个苏州GDP的53%左右（见下表）。另外，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2020年）榜单》之中，这四个县级市悉数位列前十名；其中，昆山已是连续多年高居榜首，而张家港和常熟也分列第三、五名，足见苏州各区域经济发展之全面，苏州“地级市之王”的江湖地位也得以成就。 除此之外，苏州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现已实现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达到了52%，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这样的成绩在全国难逢敌手。 在如此特殊的202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疫情防控的到位自然是直接因素。公开信息显示，苏州是中国十大经济城市中疫情最轻的，虽然常住人口达1000多万，但苏州确诊病例低于90个，治愈率为100%，其他同等人口量级的城市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得益于此，苏州经济在短时间内重启，并迅速回暖，这也是苏州2020年多个经济指标能实现逆势上扬的原因。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苏州只是一个地级市，既没有深圳那样的特区优势，也没有南京杭州那样的省级首府的地位，但依旧能稳扎稳打地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苏州模式”，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种缺乏先天禀赋、更多依靠后天努力而崛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城市更具借鉴意义。 2 总结起来，“苏州模式”的精髓主要有三： 一是拥有以工业为核心的强大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综合国力与社会财富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命脉，拥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抵御各种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其中，工业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正是这样一个工业大市。改革开放以来，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与上海浦东开发的契机，苏州大力吸引外资和台资入驻，以包括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多个产业园区为支点，不断致力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现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35个工业大类，涉及167个工业中类、489个工业小类、16万家工业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从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稳居全国前三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产值达到了8718亿元。而这些，也成为了苏州经济稳健发展的根基。 二是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社会整体产出实力，并带动整个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可小觑，前文提到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此外，苏州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惊人的3.7%，显著高于全国2.23%的整体水平（2019年数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6.5%，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名，无不彰显出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之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在仅仅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苏州近1/8的GDP，截至2019年底，这里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400家，累计培育独角兽及独角兽（培育）企业50家，科技创新型企业6000多家，“国字号”科研院所15家；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并持续改进完善，现已形成了“以注重规划先行、突出先行先试、坚持开放创新、强化亲商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为主要内涵的园区经验，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创办高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链式效应，更是连续数年在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位列第一，并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案例之一。而这一“园区经验”，与“昆山之路”和“张家港精神”并称为苏州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法宝，共同为苏州工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贡献着力量。 三是形成了发达的民营经济。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关键力量。而组成民营经济的众多民营企业，又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它们经营灵活，效率更高，拥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追逐利润的动机也极为强烈，对提升区域市场活力来说至关重要。 苏州民营经济的发达，可以从以下数据里得到佐证： （1）2020年上市公司数量144家，稳居全国前五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其中有3家入围世界500强； （2）共有26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8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双双位居江苏省第一，上榜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数仅次于杭州，与深圳、无锡并列第二； （3）在“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活动中，苏州得分位居全国第三。 除此之外，苏州发达的民营经济以及众多民营企业还提供了更为灵便、包容、广阔的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720多万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350多万外来人口来此谋生，这也反映出，苏州对于外来人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0》显示，全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中，苏州高居第九位。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共同为苏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 3 当然，苏州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诟病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苏州对于外贸的过度依赖。 回顾历史，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在整个苏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苏州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苏州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 事实证明，外向型经济给苏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苏州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典型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还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然而，外向型经济蒸蒸日上的另一面，却是苏州对于外贸和外资形成了较强的依赖，而且愈演愈烈。数据显示，近些年苏州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00%（见图2）。 要知道，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恰恰在于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赖于此，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本地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既不利于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自己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甚至还会威胁到自身经济安全。 事实上，这一弊端已经有所显露。近年来，关于“外资撤离苏州”的讨论时常出现在网络之上，从数据上看，自2011年起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同比呈现出明显的下滑之势，其中2013~2017年更是表现为负增长（见图3）。虽然2018年以后有复苏迹象，但鉴于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或是单边制裁行为，难免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这对苏州来说，是个不可忽视的隐患。 正因为如此，经济体量迈上新台阶的苏州，未来更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尽快摆脱过去以外贸外资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进口替代和外资替代，同时推动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继而打造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夯实实体经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又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 而这些，不正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精髓所在吗？ 苏州，真的是观察和反思中国经济的最好样本！
12月21日，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总结2020年和“十三五”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分析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提出2021年工作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会议要求，2021年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包括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方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会议指出，2020年，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其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方案，因城施策、分类调控，加强金融土地政策联动，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运行，基本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住房保障工作扎实推进。推进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试点，大力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1~11月，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206.9万套，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会议指出，“十三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其中，住房发展向住有所居目标大步迈进，2019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到39.8平方米、48.9平方米；全国棚改累计开工超过2300万套，帮助5000多万居民出棚进楼。城市建设发展成就显著，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城市数量达到684个、城市建成区面积达6.03万平方公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城市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会议要求，2021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全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切实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建设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文城市。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构建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建设完整居住社区，推动物业企业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服务业。深入开展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工作，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和运行模式。 二是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方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强化城市主体责任，完善政策协同、调控联动、监测预警、舆情引导、市场监管等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三是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加强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快补齐租赁住房短板，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加快构建以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做好公租房保障，在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重点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培育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和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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