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 2020年12月 为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我国于2011年颁布实施《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为全面反映《纲要》实施进程，国家统计局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和资料，对《纲要》在健康、教育、福利、环境和法律保护等五个领域2019年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纲要》实施总体进展顺利，绝大多数指标已提前实现目标，但少量指标尚有差距，相关领域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仍需加强。 一、《纲要》各领域的实施情况 (一)儿童与健康。 1.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2010年以来，我国覆盖城乡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见图1)。2019年，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5.6‰、7.8‰，分别比上年下降0.5和0.6个千分点，明显低于10‰和13‰的《纲要》目标。18岁以下儿童伤害死亡率为11.42/10万，比上年下降2.7%，比2010年下降49%，下降幅度明显高于“以2010年为基数下降1/6”的《纲要》目标。 图1 2010—2019年婴儿死亡率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儿童发育状况不断改善。2019年，我国进一步推动儿童早期发展工作，倡导母乳喂养，加强儿童健康风险因素干预，确保我国儿童健康成长。2019年，全国儿童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为3.24%，较好控制在“4%以下”的《纲要》目标之内。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和低体重率分别为5.38%和1.37%，均比上年下降0.06个百分点，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1.12%，比上年略高0.01个百分点， 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均远优于“12%以下”“7%以下”和“5%以下”的《纲要》目标。 3.儿童疾病防治效果显著。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了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免疫规划监测管理体系，以及县、乡、村三级预防接种服务网络，实现了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的信息系统和疫苗电子追溯的协同平台对接。2019年，适龄儿童各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1]接种率均超过97%。全国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为91.9%，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为93.6%，分别比上年提高0.7和0.9个百分点。 (二)儿童与教育。 1.学前教育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加强。2019年，我国继续推动各地以县为单位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大力发展公办园，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园，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迅速增加。2019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1万所(见图2)，其中公办幼儿园10.8万所，民办幼儿园17.3万所，分别比上年增长5.4%、7%和4.5%。全国共有幼儿园教职工491.6万人，专任教师276.3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8.5%和7%。学前教育(包括幼儿园和附设幼儿班)在园幼儿4713.9万人，比上年增长1.2%。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3.4%，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远高于“达到70%”的《纲要》目标。 图2 2010—2019年幼儿园数及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2.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普及。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2019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3万所[2]，其中普通小学16万所，初中学校5.2万所。全国共有专任教师1001.7万人，其中普通小学626.9万人，初中374.7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2.9%、2.9%和3%。全国在校生1.54亿人，其中普通小学1.06亿人，初中0.48亿人，分别比上年增长2.6%、2.1%和3.8%。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427万人，占在校生比重为9.3%，比2010年提高1.6个百分点。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8%，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基本实现“达到95%”的《纲要》目标(见图3)。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02.6%[3]。 图3 2010—2019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3.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随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的深入实施，义务教育普及成果不断得到巩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不断提升。2019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375所，比上年增加55所，增长0.2%。全国招生1439.9万人，在校学生3994.9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6.7%和1.5%。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89.5%，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进一步接近“达到90%”的《纲要》目标(见图4)。 图4 2010—2019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4.特殊教育发展明显提速。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实施以来，我国残疾人的受教育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促进了教育公平，增进了残疾人福祉。2019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192所，专任教师6.2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40所和0.4万人，增长1.9%和6.3%。招收各种形式[4]的特殊教育学生14.4万人，在校生79.5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16.8%和19.3%，比上年提高5.4和4.2个百分点；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在校学生77.9万人，比上年增长12.4%。 (三)儿童与福利。 1.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数量稳中有升。2019年，民政部、教育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儿童福利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区域布局，有力推动了我国儿童福利保护工作的开展。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686个(见图5)，比上年增加35个；机构共有床位9.9万张。其中，儿童福利机构484个，床位9万张；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202个，床位0.8万张，全年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8万人次。 图5 2019年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个) 2.孤儿生活质量继续改善。2019年，我国进一步提高孤儿保障水平，中央财政补贴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提高50%，孤儿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遗弃儿童的现象大幅减少，我国孤儿数量连续七年持续减少。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孤儿23.3万人，比上年减少7.2万人，下降23.6%。其中，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分别为6.4万人和16.9万人，每人每月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为1499.2元和1073.5元。社会散居孤儿中被家庭收养1.3万人，占孤儿总数的5.6%，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孤儿回归家庭的美好愿望得到进一步实现。 3.残疾儿童专业康复服务能力稳步提高。2019年，我国推出《0～6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19年版)》，进一步提升了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供给能力和保障水平。截至2019年底，全国开展残疾儿童康复的残疾人康复机构9775个，比上年增加739个，增长8.2%(见图6)。全国共有18.1万名0—6岁残疾儿童接受了基本康复服务，比上年增加2.4万人，增长15.4%，占接受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的比重为1.74%，比上年提高0.28个百分点。 图6 2011—2019年残疾儿童康复机构 (四)儿童与环境。 1.儿童生活环境日益改善。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2019年，全国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4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3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为41.5%、96.8%和99.2%，分别比上年提高0.4、1.3和0.2个百分点。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重达到87%，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2.儿童社会环境持续优化。近年来，社区环境对于儿童生存发展和保护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儿童之家(或儿童中心)28.9万个，比上年增加6.2万个，增长27.1%，城乡社区覆盖面进一步提高。社区服务中心(站)25.2万个，比上年增加7.6万个，增长43.1%。基层组织中持有证书的专业社会工作者6.1万人，比上年增加1.4万人，增长29.4%(见图7)。 图7 2010—2019年持有证书的专业社会工作者 3.儿童文化产品和活动场所更加丰富。近年来，儿童接触文化艺术和娱乐体验的途径更加多元，可获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更加丰富。2019年，全国出版初中及以下少年儿童图书4.4万种共计9.5亿册，出版初中及以下少年儿童期刊206种共计3.8亿册。全国3196个公共图书馆中共有少儿文献1.3亿册，比上年增长14.5%。全国少儿广播节目、少儿电视节目、电视动画节目播出时间分别为26.6、57.4和39.9万小时，分别比上年增长0.2%、0.1%和6.5%(见图8)。全国未成年人参观博物馆和科技馆分别为28653万人次和1874万人次[5]。 图8 2011—2019年少儿广播节目、少儿电视节目、电视动画节目播出时间 (五)儿童与法律保护。 1.儿童权益保障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2019年，我国推进修订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等方面印发了相关意见，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未成年人节目等方面出台了相关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保障我国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2.儿童合法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为切实维护儿童合法权益，我国持续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力度，拐卖儿童现象明显减少。2019年，全国破获拐卖儿童案件413起，比2015年下降45.4%。三年来，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发布近4000名儿童失踪信息，找回儿童3900余人，找回率达到98%以上。 3.儿童法律援助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保护弱势群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工作。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得到法律机构援助共计13.8万人次，占受援人数的6.9%，比2010年增加5万人次，增长57.1%。县级以上妇联组织为妇女儿童提供信访、热线咨询等服务超过20万件次。 4.未成年人犯罪比重持续降低。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力度，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比持续下降(见图9)。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4.3万人，比2010年减少2.5万人，降幅达36.9%。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比重为2.59%，比2010年下降4.19个百分点。 图9 2010—2019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所占比重 二、《纲要》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乡间儿童健康水平仍不平衡。 2010年以来，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升，但城乡间不平衡的矛盾依然存在。2019年，城市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3.4‰和4.1‰，分别比2010年降低2.4和3.2个千分点；农村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6.6‰和9.4‰，分别比2010年降低9.5和10.7个千分点。但从城乡比值看，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1：1.94和1：2.29，显示出农村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见图10)。 图10 2010、2019年分城乡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二)职业教育仍需大力加强。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提出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但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6]规模看，2019年在校生1576.5万人，与2010年和2015年相比，分别下降29.6%和4.8%。从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7]看，2019年比值为0.65:1，与2010年(0.92:1)和2015年(0.7:1)相比均有所下降，与《实施方案》提出“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注： [1]本文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含麻疹成分疫苗、乙肝疫苗、甲肝疫苗、乙脑疫苗及流脑疫苗。 [2]本文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四舍五入，可能会产生计算误差。 [3]根据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计算方法，由于分子(12—14岁)在校生中包含非学龄段学生，毛入学率可能会超过100%。 [4]含特殊教育学校、附设特教班、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学生。 [5]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自2015年开始，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开始逐年推进免费参观，由于部分科技馆不具备分年龄段统计数据能力，该指标为不完全统计数据，历史数据不可比。 [6]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及技工学校。 [7]本文职普比指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与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的比值。
近日，最高法《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文件明确“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此文件有两个指征。一是明确了多年未经认可的七类“地方金融组织”为金融机构，从司法层面确认了其金融机构的身份地位，明确与民间借贷的区别；二是变相使这七类地方金融组织不再受民间借贷利率的四倍LPR限制，简单地说15.4%不再是这七类机构的利率上限。这个文件字数很少，但是利率限制一直是近期信贷市场乃至舆论纠结的焦点，再结合近期其它的消息面，对市场的影响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同期有媒体报道，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相关领导披露2021年《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等三部监管立法即将出台，报道还详细披露了条例的一些细节。两相结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信贷市场未来有可能的变化。 一、信贷市场主体将进一步明确，民间借贷只限于极小范围内的非盈利性互助，商业性信贷行为必须持牌经营。高院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机构”身份，而即将出台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也将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视为专业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与民间借贷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条例同时还规定“对于未经批准擅自经营放贷业务，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经营，并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也就是说，整个司法与监管的顶层设计已表明了一种态度与原则，即民间借贷原则上只能是亲朋好友、关系企业之间的非盈利性互助，严格禁止并打击民间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放贷。对民间商业性放贷人而言，监管的真空已经消失，不构成刑事犯罪的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及处罚，构成刑事犯罪的由司法直接打击，商业性民间借贷将处于数年来最严厉的制度环境下，此市场将全面萎缩。 二、文件貌似仅对小额贷款公司、典当等七类小机构产生作用，实则上影响面将全面延伸至整个信贷市场。持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市场将全面回复到之前的以年化利率24%、36%为基础的两线三区的格局。 按现有监管的规制，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已实现了市场化，理论上没有上限，但是2017年最高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仍然是有效的约束，其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请求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其司法实践中的真实利率不应超过年化24%，这里的调减不是酌情减少，而是必须减到24%以内。 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机构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这一规定，将使金融机构放心大胆地摆脱4倍LPR的限制，占信贷市场主体地位的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将全面回复到年化24%的水平线上，这也算是另一种对司法过度刚性下压市场利率的一种纠偏。 社会公众不要再简单地固守“金融机构放贷利率不应该超过民间借贷利率”的观点。新的金融秩序是“民间借贷不可以商业化、规模化”，“放贷必须持牌”，因此民间借款法定利率高低对互助为主的民间借贷而言已没多少影响，新的制度下民间商业性借贷已完全视为非法，并纳入现实打击范围，4倍LPR仅是为了给互助性的熟人借贷提供便利而已。 当然，最高法给广东省高院的批复，其它的省法院认不认可，也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但是从公正稳定、节省司法资源角度看上讲，其他省市均应自觉遵守此批复，不应该也不太会随意变动。 三、对七类组织的金融机构身份的认定，将全面提升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权威，同时为规范地方金融市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预计《非存条例》出台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将拥有合法且可执行的手段对无牌金融行为进行查处与处罚，且有相当的便利将日常监管中发现的严重非法金融行为移交给公安及司法部门。值得注意的是，与之而来的是民间借贷市场供给的全面萎缩，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大幅度降低地方金融组织的准入门槛，通过大力发展持牌地方金融机构来弥补民间借贷市场的空白。 四、利率与市场承压的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将得到短期的回血，作为资金方的银行受到利率合规的压力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部分中等以上规模的助贷机构业务有可能重启，与之高度关联的金融科技公司压力也会同步减轻。但是，互联网小贷新规将会在《非存条例》出台后正式落地，这种压力的减轻只是一时之机，拿不到牌照的互联网小贷的全国性经营之路将被终止，互联网小贷新规在正式出台时会不会调整，将成为互联网小贷的生死一线，不出意外时间应该就在今年的上半年。 五、普惠、小微信贷产品与市场仍将保持相当的活跃度与创新能力。利率空间的弹性将使金融机构更宽松地在客群定位、利率定价、风险管理上锚定长尾人群，从而有机会提升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按当前的科技能力与信贷机构各类成本计算，持牌机构回复到两线三区后才有更大可能实现商业的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看，高院的司法解释重新恢复了被政策扭曲的小微信贷定价空间，次级、长尾人群与中高风险的小微企业经营贷能得以继续。 六、传统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将陆续迎来政策利好期，战略方向也将得以明确。利率的弹性恢复能让一部分坚持传统信贷产品的机构生存下来；更多的场景方、渠道方也将因互联网小贷的停摆转向与传统地方信贷机构合作，B+B+C模式将开始兴起。尽管如此，传统信贷市场仍是压力重重，政策利好不代表机构可以凭牌照挣钱，银行小微信贷市场的下沉、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均在持续加大，弱势机构仍将继续退出。对有市场理解力、资金实力的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创新与突破仍是必选项。 七、对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地方金融组织而言，身份的认定远比利率水平的调整更有长远价值。除了利率外，金融机构的身份意味着很多原来只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才能享有的政策待遇有很大可能得以承接，包括骗取贷款罪对借款人的约束、五级分类风险准备金的税前扣除、中央与地方的小微信贷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与各政府部门相关制度的匹配等都有了现实的可能。同时，由于身份的确定以及与民间借贷行为的明确区分，行业的社会地位与公众认知度也会进一步提高，有利于长期的经营。 《非存条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及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数据与征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划预期，2021年将是金融监管政策密集出台的一年，由此也将引发信贷产品与信贷市场的巨变，各类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助贷机构均需密切关注政策预期、做好预案以指导本机构的工作，2021年也应是地方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的战略元年，期待更多、更好的机构参与到普惠金融事业中来。
ST亚星因筹划收购景芝酒业，公司股价走出了5个“一字”涨停板，然而，1月17日，公司公告宣布终止此次收购，这桩被资本市场及业内看好的A股“饮酒”案未能成行。 1月17日下午，ST亚星发布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司表示，1月11日，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订现金收购景芝酒业白酒业务控制权意向性协议的公告》，现经审慎研究，交易双方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对于终止收购的原因，ST亚星表示，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进行了积极磋商、反复探讨和沟通。由于交易双方未能就本次收购涉及的经营性资产范围，尤其对涉及白酒业务衍生经营性资产（酒文化、文旅产业资产等）是否划入本次收购范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认真研究，双方协商一致，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时《合作意向协议》自动终止，各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据记者对比之前ST亚星发布的收购公告可见，酒文化、文旅产业资产等业务在第一次公告中并未出现，而此次终止收购是否与上述业务有关？但截至发稿，记者并未从双方处获得答复。 一位行业分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对ST亚星终止收购景芝酒业感到意外。 ST亚星涨停板的背后，除了资金对白酒股的热捧外，本次收购案还有一大看点即这是在当地国资推动下进行的，外界认为此事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想到刚刚启动的收购案这么快就“流产”。 对于终止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ST亚星表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处于筹划阶段，交易相关方均未就具体方案最终达成实质性协议，交易各方对终止本次交易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同时，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终止收购景芝酒业，让ST亚星想依靠酒业大力发展的梦想泡汤，也让景芝酒业成为鲁酒第一股的愿望暂时搁浅。 不过，据记者了解，在资本将白酒当做优质资产的当下，业外资本对优质酒企的关注度仍在，而景芝酒业作为鲁酒龙头企业，也是芝麻香型国家标准的起草者，其依然被外界看好。 四川凤求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消费品营销专家肖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景芝酒业是国家芝麻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起草人，掌握芝麻香型白酒酿造核心技术，是山东省白酒龙头企业，团队优秀，在山东潍坊周边核心根据地市场拥有强大的品牌力和卓越的销售业绩。 在肖竹青看来，资本选择白酒行业投资标的企业有三个标准：一是，有历史有文化的品牌，二是有优秀经营团队，三要有核心根据地市场稳定的业绩，而景芝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彼时，北京君度卓越咨询公司董事长林枫在接受记者采访亦表示，景芝酒业作为鲁酒的龙头企业，本身有很好的资源，同时也具有芝麻香的香型优势。只要有了资金的支持，就解决了“卡脖子”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下的景芝酒业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在失去了与ST亚星的联姻后，这棵梧桐树，将引来什么样的金凤凰？本报将持续关注。
报告要点 近期，转债遭遇信用风险事件冲击，估值主动压缩，类似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 近期，鸿达兴业(行情002002,诊股)大股东违约，引发市场对转债信用风险的担忧；悲观情绪影响下，广汇、搜特等资质偏弱的低价券大幅下跌、估值主动压缩。再融资压力下，12月14日鸿达兴业大股东发行的20鸿达兴业SCP001发生实质性违约，使得正股和转债大幅下行。15日，估值主动压缩的转债只数超180只，相关个券多为中低评级、正股资质稍弱的低价券；各个主流平价区间的转股溢价率均值均有所下降。 类似信用风险冲击并非第一次发生，多通过流动性和正股预期等路径影响转债。信用风险冲击多导致机构流动性紧张，引发转债抛售等，多影响大盘转债及高价高溢价率品种；信用风险也可能导致市场下修正股盈利预期，多涉及部分资质偏弱个券。中长期，转债扩容过程中，信用风险频发还可能导致债性转债估值下降。 信用收缩下，信用风险仍可能阶段性影响市场，需关注偿债压力大的行业风险 伴随政策“退潮”、信用收缩，2021年企业的偿债压力明显上升、尤其是上半年。贷款展期规模，截至11月初已超3.7万亿元，使得企业债务的偿付压力延后至2021年上半年。同时，信用债到期和回售规模达7.4万亿元、较2020年多增超过7000亿元；其中，3月和4月的合计规模超过1.5万亿元。此外，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或加快通道业务等收缩，进而加大信托贷款和其他债权融资等难度。 行业来看，地产、建筑、采掘等传统高负债行业，及受疫情冲击大、恢复较慢的休闲服务、纺服、商贸零售等行业偿债压力或较大。从企业债券到期和回售规模看，地产、建筑、交运、采掘等规模居前、增速较高，休闲服务增速高、主体资质偏弱，汽车等民企占比较高。结合偿债能力，地产、纺服、采掘、休闲服务等负债率较高；商贸零售、建筑、纺服等经营性现金流对到期债务覆盖率相对较低。 信用风险冲击下，个券分化继续加大，规避偿债压力大的个券、关注错杀个券 个券来看，短期债务规模大、杠杆率高且业务改善进度慢，及控股股东现金流较为紧张的个券，偿债压力可能较大。从正股看，可结合到期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等指标进行筛选，尽量规避短期债务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较高，及现金流状况较差且业务恢复进度偏慢的公司。此外，大股东信用资质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基本面和股价，因此也应当尽量规避大股东质押率、持股比例均较高的个券。 信用风险冲击下，部分基本面尚可的个券或受到悲观情绪的拖累，后续可以关注相关个券的配置机会。信用风险事件冲击下，市场的悲观情绪导致大量个券大幅下跌、估值主动压缩。具体来看，近期转股溢价率主动压缩幅度较大、转债跌幅较大的个券中，可以持续关注部分基本面尚可、信用资质较好的个券配置价值。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大幅调整，市场出现大幅波动。 报告正文 转债市场的“信用”风险 近日，鸿达兴业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发行的超短融违约，再次引发市场对转债信用风险的担忧，当日正股跌停、转债收跌超20%。疫情以来，鸿达兴业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现金流状况有所恶化，现金到期债务比持续为负。叠加永煤等信用风险事件的影响，集团再融资压力上升；12月11日，拟用于偿还20鸿达兴业SCP001的20鸿达兴业MTN001取消发行，12月14日，20鸿达兴业SCP001发生实质性违约，债券余额9.5亿元。违约风险影响下，鸿达兴业正股和转债大幅下行；12月15日，鸿达兴业正股跌停，鸿达转债跌幅超过20%。 悲观情绪影响下，广汇、搜特等中低评级、偿债压力较大的低价券均大幅下跌、估值主动压缩。受鸿达兴业等信用风险事件的影响，12月15日以来转债市场的估值大幅、主动压缩；12月15日当日，估值主动压缩的个券只数超过180只。从个券类型来看，估值主动压缩的个券多为中低评级、正股资质稍弱的低价券，例如亚太、大业、广汇、华钰、本钢等。从转股溢价率的变化来看，各个平价区间的个券转股溢价率均值多有所下降，其中90到100元、100到110元平价区间的个券转股溢价率约分别下降2%、3%。 类似的信用风险事件冲击并非第一次发生，信用风险主要通过“流动性”和“正股预期”等两种路径影响转债市场。信用风险冲击下，机构流动性阶段性紧张，从而引发转债等资产抛售，主要影响银行等大盘转债及高价高溢价率品种；信用风险也可能导致市场对基本面较差的正股预期发生变化，主要影响部分可能存在信用瑕疵的个券。中长期来看，转债市场持续扩容过程中，信用风险频发也可能导致市场对于债性转债的估值下降。（详见前期报告《转债视角，看信用风险》） 伴随政策“退潮”、信用收缩，2021年企业的偿债压力明显上升、尤其是上半年。2021年，企业贷款、债券等债务偿付压力明显上升，非标融资收缩压力也可能加大。其中，贷款展期规模，截至11月初已超3.7万亿元，使得企业偿付压力延后至2021年上半年；2021年信用债偿付压力也明显上升，到期规模达5.7万亿元、较2020年多增近5000亿元。节奏上来看，2021年上半年企业债务偿付压力较大、尤其是3月至5月，非标收缩等压力可能在年中开始加速显现。例如，信用债到期多集中于上半年，尤其是3月至5月、占全年比重36%。（详细参见前期报告《信用“收缩”年，再融资压力的结构分化》） 具体行业来看，地产、建筑、采掘等传统高负债行业，及受疫情冲击较大、报表修复较慢的休闲服务、纺服、商贸零售等行业，未来偿债压力或较大。从企业债券到期和回售分行业来看，地产、建筑、交运、采掘等规模居前，较2019年增长均超过20%；休闲服务偿债规模虽然不大、增长较快，主体资质偏弱、AA及以下占比达32%；汽车等行业到期回售规模相对小，但民企占比较高。结合偿债能力，地产、纺服、采掘、休闲服务等行业负债率较高，未来的再融资能力可能相对偏弱；商贸零售、建筑、纺服等经营性现金流对到期债务的覆盖率较小。 [1]短期债务以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之和计算。 个券来看，偿债规模较大、杠杆率较高且业务改善幅度偏弱，及控股股东现金流较为紧张的个券，偿债压力可能较大。从正股自身来看，可以结合到期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等指标进行筛选，尽量规避短期债务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较高导致再融资能力受限，及现金流状况较差&；业务恢复进度偏慢导致经营偿债能力较弱的公司。此外，大股东的信用资质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基本面和股价，因此也应当尽量规避大股东质押率、持股比例均较高的个券。 [2]合规原因未显示公司名称，下同。 信用风险冲击下，部分基本面尚可的个券或受到悲观情绪的拖累，后续可以关注相关个券的配置机会。信用风险事件冲击下，市场的悲观情绪导致大量个券大幅下跌、转股溢价率主动、大幅压缩。具体来看，近期转股溢价率主动压缩幅度较大、转债跌幅较大的个券中，可以持续关注部分基本面较为优质、信用风险较小的个券的配置价值。 研究结论： （1）近期，鸿达兴业大股东违约，引发市场对转债信用风险的担忧；悲观情绪影响下，广汇、搜特等资质偏弱的低价券大幅下跌、估值主动压缩。再融资压力下，12月14日鸿达兴业大股东发行的20鸿达兴业SCP001发生实质性违约，使得正股和转债大幅下行。15日，估值主动压缩的转债只数超180只，相关个券多为中低评级、正股资质稍弱的低价券；各个主流平价区间的转股溢价率均值均有所下降。 （2）类似信用风险冲击并非第一次发生，多通过流动性和正股预期等路径影响转债。信用风险冲击多导致机构流动性紧张，引发转债抛售等，多影响大盘转债及高价高溢价率品种；信用风险也可能导致市场下修正股盈利预期，多涉及部分资质偏弱个券。中长期，转债扩容过程中，信用风险频发还可能导致债性转债估值下降。 （3）伴随政策“退潮”、信用收缩，2021年企业的偿债压力明显上升、尤其是上半年。贷款展期规模，截至11月初已超3.7万亿元，使得企业债务的偿付压力延后至2021年上半年。同时，信用债到期和回售规模达7.4万亿元、较2020年多增超过7000亿元；其中，3月和4月的合计规模超过1.5万亿元。此外，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或加快通道业务等收缩，进而加大信托贷款和其他债权融资等难度。 （4）行业来看，地产、建筑、采掘等传统高负债行业，及受疫情冲击大、恢复较慢的休闲服务、纺服、商贸零售等行业偿债压力或较大。从企业债券到期和回售规模看，地产、建筑、交运、采掘等规模居前、增速较高，休闲服务增速高、主体资质偏弱，汽车等民企占比较高。结合偿债能力，地产、纺服、采掘、休闲服务等负债率较高；商贸零售、建筑、纺服等经营性现金流对到期债务覆盖率相对较低。 （5）个券来看，短期债务规模大、杠杆率高且业务改善进度慢，及控股股东现金流较为紧张的个券，偿债压力可能较大。从正股看，可结合到期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等指标进行筛选，尽量规避短期债务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较高，及现金流状况较差且业务恢复进度偏慢的公司。此外，大股东信用资质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基本面和股价，因此也应当尽量规避大股东质押率、持股比例均较高的个券。 （6）信用风险冲击下，部分基本面尚可的个券或受到悲观情绪的拖累，后续可以关注相关个券的配置机会。信用风险事件冲击下，市场的悲观情绪导致大量个券大幅下跌、估值主动压缩。具体来看，近期转股溢价率主动压缩幅度较大、转债跌幅较大的个券中，可以持续关注部分基本面尚可、信用资质较好的个券配置价值。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大幅调整，市场出现大幅波动。
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2020年各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财政刺激与量化宽松幅度更大，央行的扩表速度达到历史新高。且从当前疫情演变和货币与财政政策实走向看，全球性的宽松还将持续。 经验数据显示，在过去数年中，美日等大规模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均未出现显著的通胀趋势的倾向。这是因为（1）供应链全球化的时代廉价的生产成本使本土市场供给充沛，压低物价；（2）发达国家的流动性陷阱，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对资本的吸引小于金融投资品，流动性脱实向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本轮疫情过后，由经济复苏与量化宽松持续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回升，叠加劳动力增长拐点和逆全球化效应下生产成本的提高，各国债务货币化带来的狭义通胀风险将大概率上升。 一、疫情之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动带来流动性过剩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部分国家实体经济基本停摆、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跨国供应链支离破碎、国际贸易大幅度萎缩。为了减缓疫情冲击，各大经济体先后推出多轮超常规经济救助政策予以应对。从救助方案的具体内容看，各国抗疫时期的经济策旨在支持物资供应，缓解家庭、企业和社会的压力。大量专项补助不仅有助于帮助家庭和企业渡过因疫情期间停工停产带来的收入下滑造成的短期现金流压力，还能防止由此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带来的一系列违约风险，有助于防止转化为金融危机。 庞大的经济援助计划和专项补贴支出造成各国政府部门负债的大量增加，与之相适应，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确保了政府高杠杆运作的可持续性。央行一方面通过大举购入资产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稳定资产价格，另一方面大幅降息，降低政府债发行成本，进一步支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复苏。 各大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显示：除中国外，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量化宽松力度大幅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美国为例，自年初新冠爆发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规模已接近金融危机后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总规模，至今扩表达金融危机时期的近三倍，12月末联储总资产同比增长76.9%。与此同时，日本与欧洲央行的扩表速度亦达到历史新高。 从目前抗疫进程和货币与财政政策实行进展看，全球性的宽松还将持续。3月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失业人数在一个月内从737万增长至2250万，失业率从4.4%飙升至14.7%，其后，随着第三、第四轮救济法案出台，中小企业的就业岗位成为重点救助对象，在近3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下，失业率逐步回落，目前维持在7%，12月末，美国两党达成一致的新刺激协议，这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维持量化宽松、9000亿美元的流动性即将注入市场。 欧洲方面，年末疫情的再度爆发令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欧洲央行于12月增加了50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额度，各国协调步调并采取更多政策刺激的需求同样迫在眉睫。 中国方面，有效的疫情控制使经济在4月份就步入复苏进程，因此政策刺激力度也相对温和。在经济发展首要目标从“快速修复”转向“稳定防风险”之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了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将更加稳健，但依然保证流动性充沛的信号。从货币供应量看，M1与M2的剪刀差持续收敛，反映出经济活力逐步提升。2021年，随着经济修复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活性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二、近十年来的货币洪水为何没有推升物价导致通胀？ 在传统经济学逻辑认为：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将指向通货膨胀。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美、日三国的央行总资产分别扩张2.2、7.8和6.7倍，基础货币量增长302.9%、613.2%、和670.1%，与此同时，以CPI和PPI为代表的通胀指数在十年内并未有明显的中枢抬升迹象。其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CPI和PPI指数受供需关系的影响。过去近20年中，随着生产技术与全球供应链的日益成熟，劳动力外包、生产资源的跨国流动和新技术的引入缩减了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进口商品低廉的成本和价格有助于压低本国市场物价，缓解通胀指数上升压力。 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的流动性并未完全流向实体经济。央行能通过扩表操作向商业银行投放货币以增加基础货币总量，但实体经济是否能够有效受惠还取决于银行的货币派生环节和实体经济部门实际的资金运用环节。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面对生产率下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缺乏吸引力的市场环境，向实体经济放贷的意愿相对偏低。新增货币一部分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重新回归央行（以美国为例，2008年后美联储开始为准备金支付利息，极大鼓舞了存款机构回存资金的积极性），另一部分则流向资本市场，导致股市的资产价格一路攀升，从2008至2019年，日经500与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61%和123.2%，远高于其GDP增长幅度（3%、45.7%）。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流动性涌入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根据瑞士银行的统计，自08年以来，EM-103（10个新兴经济体代表）政府债券的非居民持有比例从约11%大幅上升至约32%，投资外流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发达国家的通胀倾向。因此，近十年来，虽然货币不断超发，中美日等主要国家的PPI和CPI却相对平稳。 三、后疫情时代 债务货币化可能导致货币废纸化 本轮疫情过后，由各国史无前例的债务货币化带来的通胀风险将大概率上升。 首先，本轮流动性投放的规模和速度远高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数据显示，2008至2018年，美联储共扩表3.5万亿美元，伴随准备金最大增长约2.7万亿美元。疫情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急速扩展约3.3万亿美元，准备金最大增长为1.5万亿美元。从各国救济政策的具体施行内容看，更多的财税支持将直接作用于企业与家庭部门，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率显著提升。但由于隔离、停产等特殊原因对旅游、娱乐及商务消费形成阻碍，且预防性储蓄在经济下行风险中有所上升，导致消费需求没有出现相应的高涨，因此超发货币对物价上涨没有直接的作用。 2021年，在疫苗普及、隔离解除和企业复工复产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下，拜登政府推出的1.9万亿刺激计划大概率将有效促进消费和投资，货币流通速度也将因此得以快速回升，而欧美等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短时间内不会立刻退出，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通胀快速上行。 其次，全球各主要区域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增长率下滑和老龄化迹象。以过去半个世纪来持续为全球规模化生产提供劳动力支撑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为例，其劳动人口增长率已由90年代的15%跌至1.3%，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加上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和跨境贸易的影响，也将打破原有的供求关系，抬高商品价格。加剧通胀风险。 最后，尽管货币洪水不一定会直接推升CPI与PPI指数等典型通胀指标，但资产价格上涨在所难免。而房价、股指等资产价格的上升会影响市场对于通胀预期的判断，水涨船高将是资产价格和消费价格之间必然的联动效应。
2020年，作为口罩概念股龙头，道恩股份以严峻疫情下的突出价值、社会责任担当及亮眼市场表现，广受外界关注和认可。2021年，面对限塑令带来的需求与机遇，道恩股份在可降解产品已产业化基础上，继续向上游基材合成挺进，持续发力可降解材料赛道。 1月17日晚间，道恩股份公告称，公司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投资建设年产12万吨生物可降解树脂（PBAT）项目，其中一期投资建设6万吨连续聚合生产装置。这意味着，道恩股份将完成可降解塑料的全产业链布局，为可降解塑料时代实现领跑奠定基础。 最严限塑令催生风口 巨量市场空间开启 随着塑料应用的日益广泛，废弃塑料对环境的污染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限制传统塑料的使用、开发可降解塑料也逐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2021年1月1日起，史上最严限塑令正式落地实施：全面禁止生产、销售部分塑料制品，推广绿色塑料制品、探索新业态，并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处置，专项处理塑料垃圾。 我国是全球塑料生产和使用的大国。智研咨询研报显示，2019年我国塑料制品总产量8184.17万吨，需求量为6805.38万吨。其庞大规模仅从塑料袋的消耗量来看便可见一斑。据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统计，我国每天使用塑料袋约30亿个，截至2019年，塑料袋年使用量超过400万吨。 在“限塑令”的要求下，一些重点地区不可降解塑料产品正在梯度退市，这些塑料制品一旦退出市场，将会给替代品留下巨大的市场空白。 “禁塑并非禁止整个塑料工业，而是通过可降解材料对部分不可降解材料进行替代和改善。”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马占峰也表示，以玉米、秸秆加工制成的聚乳酸材料为代表，具备可降解功能的生物基材料快速走入大众视野。目前生物基材料产业标准化、产业化推进很快，近期全国多地发布了限塑具体期限和产品目录，为生物基材料产品的发展创造了市场空间。 据天风证券数据，限塑令施行前，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渗透水平低，2018年可降解塑料在我国的市场需求为4.2万吨。随国家相关政策落地，仅外卖、快递、农膜三个领域的需求便将达到154.53万吨，对应可降解塑料市场约270亿元，市场增长空间达36倍。长期来看，可降解塑料存在千亿级的市场空间。据国信证券测算，可降解塑料约有1017万吨的潜在需求空间，对应市场规模约1777亿元。 打造全产业链布局 培育业绩增长新动能 作为改性塑料领域的头部企业，早在国家限塑政策酝酿之初，道恩股份便积极进行可降解塑料的技术研发和业务布局。通过不断创新发展，公司在可降解塑料领域已经完成技术和产品积累，蓄势待发。 “公司已储备了可降解塑料技术，形成了系列产品储备，包括全降解PLA/PBAT合金改性系列产品、全降解PLA/PBAT+淀粉合金改性系列改性料、改性母料产品及低碳降解产品等。”道恩股份董事会秘书王有庆告诉记者，其中，部分产品已完成产业化，可降解改性材料已取得欧盟TUV生物降解认证，下游客户制品（包装袋）已取得欧盟、日本、美国等多种认证，并小批量出口。 此前，可降解塑料的市场供求规模较小，面对当下骤然暴增的市场需求，产能将成为业内公司能否把握机遇、脱颖而出的关键。王有庆告诉记者，在实现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的基础上，公司顺势而为，布局上游完成全产业链打造，为扩张产能提升规模按下加速键。 中纺院在可降解塑料领域拥有技术优势，道恩股份一直积极布局可降解塑料并已实现产业化。双方此次进行战略合作，将在多方面实现强强联合。公司表示，双方在可降解材料领域技术研发、产品应用、人才培训、市场推广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为公司在可降解材料领域的产品升级、产业链延伸和市场推广提供技术支撑，将对公司整体的业务发展和业绩提升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有行业人士分析称，道恩股份是国内改性塑料行业龙头企业，受益于疫情下熔喷布订单的大幅增加，公司业绩实现爆发式增长。在熔喷料业务持续驱动的同时，公司在可降解塑料领域亦拥有突出优势及发展潜力。随着限塑政策的落地实施，以及可降解塑料新增产能项目的建设投产，将进一步助力公司业绩实现高速增长。
为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助力减少线下接触频率，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光大云缴费于今年全力打造了“社保云缴费”专属服务微信小程序。截至12月初，光大云缴费城乡居民社保代收服务已覆盖20个省级地区，灵活就业人群社保代收服务覆盖7个省级地区，年度服务客户已超过6000万户，缴费笔数突破7000万笔，覆盖人群超过2亿。 为了更好服务社保代收，近日成功将“缴费钱包”服务输出至小程序上。缴费钱包凭借“小、快、灵、好”的服务特点，进一步推动缴费服务与金融服务的深度结合。同时，随着年末社保缴费高峰季的到来，光大云缴费面向天津、河北、山西、吉林、青海等7省14市同步开展“暖心守护”优惠活动，用实际行动惠及广大用户，真正将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据了解，为助力各级各地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政策要求，加大“一网通办”服务力度，加快推动便民服务线上化，为群众带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光大云缴费大力引进各项缴费项目，全面布局全国交通云、社保云、医疗云、教育云等行业云缴费服务。同时积极响应国家社保缴纳便民化、线上化要求，深入拓展社保代收服务，解决城乡居民社保缴纳“最后一公里”的迫切需求。 光大银行云生活事业部总经理兼光大云缴费科技公司总经理许长智介绍，今年以来，光大云缴费持续投入了大量科技及运营资源，不断进行产品创新，积极打造社保代收服务场景的模式优化及体验便捷性。一是持续整合独立、碎片的多渠道缴费服务，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社保服务平台；二是在满足线上自主缴费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平台功能，陆续推出社保缴纳查询、医保电子凭证等增值服务；三是打造便民服务五大生态工程。 光大银行表示，将不断做实便民服务和普惠金融基础，提升全国便民缴费服务的数字化、便利化、智能化水平，努力践行“为民服务解难题”精神，为促进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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