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山东上市公司协会、山东省证券业协会联合向沃华医药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其在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沃华医药总裁曾英姿、常务副总裁王炯代表企业接受表彰。 2020年8月份，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沃华医药主动赴沂蒙革命老区——临沂市平邑县保太镇和平村考察中药材采购项目，沃华医药董事长赵丙贤听取考察汇报后强调，在保证原材料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国家扶贫工作。2020年沃华医药先后两批采购价值97万多元丹参。目前，沃华医药已将和平村列为原材料储备供应商，并进一步延伸扶贫内容，加大对种植户的技术指导和专家支持，帮助农民尽快实现科学种植、规模化种植，保证原材料质量和产量，真正做到长效扶贫、共赢扶贫。未来，沃华医药还将探讨在金银花、山楂等采购方面与和平村合作。 丹参是沃华医药四大支柱产品——心可舒片的主要原材料，因此对其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和平村的丹参各方面指标均符合企业生产标准。好材出好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天然药物化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邹忠梅教授发表的《心可舒制剂中化学成分的定性和定量特征》课题证实，沃华心可舒片有效成分含量高于仿制品，且更加稳定。目前，沃华医药拥有药品批准文号162个，独家产品15个，其中，治疗骨质疏松症的骨疏康胶囊/颗粒、治疗高血脂症的荷丹片/胶囊、治疗出血性中风的脑血疏口服液，与沃华心可舒片组成企业四大支柱产品，同样疗效显著，业绩突出，前景广阔。 沃华医药作为潍坊首家上市的医药公司，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沃华医药紧急调拨和生产价值1160万元清热解毒类药品支援疫区，免费向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2018年9月，向寿光灾区捐赠15万元物资。多年来，沃华医药多次向潍坊市高新区慈善总会、敬老院、高新区人民医院等机构捐款捐物。组织精准扶贫行动，在临朐、沂水等贫困山区收购丹参、山楂，提高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此外，企业还积极关怀社会健康，定期开展健康主题讲座活动，看望当地生活困难的家庭。2020年企业荣获了“全国医药企业榜样”“中药行业抗疫突出贡献单位”等称号，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支持公益事业的同时，企业保持着良好的效益。据了解，沃华医药2020年预计利润同比增长80%至120%。公司将于1月21日将披露2020年年报，打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第一枪。一系列业绩的取得，对提振经济、稳定就业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佳表达。
记者获悉，一站式资产管理服务(TAMP)平台美信联邦宣布完成千万级美元的C2轮融资，由宇新大数据基金领投。同时，美信联邦宣布品牌升级为美信数科，为金融行业数字化升级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本轮融资领投方——宇新大数据基金由华侨银行集团和宇信科技集团共同发起设立，基石投资人包括金融科技产业龙头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厦门市区两级引导基金出资代表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市集美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此次融资当中，在厦门市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下，美信数科也已经于厦门成立其南方运营中心，以此更好地服务机构客户。后续，美信数科也将与宇信科技合作，不断深化对金融机构数字化升级的技术解决方案。 36氪曾对美信联邦进行报道。美信联邦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B2B一站式资产管理解决方案平台，围绕其核心产品iTrade为财富管理领域的上下游双方提供系统与服务。 美信数科（原美信联邦）联合创始人刁盛鑫表示，当下，财富管理行业的客户人群正在不断年轻化，其认知也在不断提升，再加之疫情带来的影响，财富管理行业的数字化升级势在必行。 因此在本次融资后，美信数科将增加其在配置组合算法、产品和数据分析、数字化内容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投入，升级大数据、算法、服务等输出能力，建立“端+云+服务”的解决方案输出模式，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复杂系统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产业升级。 当前，美信联邦已经形成了“数据+产品+服务”的业务闭环，实现对金融行业各机构从营销获客、用户服务、产品、供应链、交易及数据等全环节的覆盖。在金融机构行业进入数字化的阶段中，美信数科也建立了数字化场景和生态，围绕算法、场景、数据来建设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营销、金融产品、会员、交易等数据的互通，帮助金融机构和理财师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而在疫情期间，美信数科通过和嘉实财富的合作，也完成了公募基金配置数字化技术基础设施的搭建。 过往融资方面，2019年3月，美信数科完成数千万美元C1轮融资，由BitRock Capital领投，千山资本、贝塔斯曼亚洲基金（BAI）、韩国创投伙伴（KIP）、复朴资本等老股东跟投。在此之前，美信数科还曾于2016年获得由 BAI 和梅花创投领投的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以及KIP韩投伙伴（Korea Investment Partners）领投的A轮融资。 团队方面，美信数科联合创始人刁盛鑫，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双学士，2017年度福布斯亚洲杰出青年及同年的胡润百富30位30岁以下的创业领袖，曾先后供职于美银美林、法国兴业银行，专注于美国和跨境兼并收购和资本募集；联合创始人叶一舟为中山大学学士，中国富强财富管理公司（290HK）前董事，拥有12年全球财富管理经验；创始人吴晓雯为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投行部以及瑞士银行香港分行投行部董事。 投资方观点 本轮投资方宇新大数据基金由新加坡华侨银行（OCBC）参与发起管理，后者作为东南亚第二大的金融服务集团，旗下拥有私人银行新加坡银行、保险公司大东方控股和资产管理公司利安资金，均与美信数科有潜在的业务协同效应。 宇新大数据基金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区投资代表、宇新大数据基金管理合伙人郭燕妮女士表示，“在数字化浪潮下的财富管理行业变革和服务升级已经是大势所趋，美信数科通过不断迭代的技术和服务能力，助力大资管行业资产端和流量端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满足中国大众富裕群体不断提升的高效全球配置资产的需求。”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营商环境应如何科学定义？ 31省区市、七大区域、九大区域发展战略（或倡议）的营商环境，谁居榜首？ 营商环境“东西之差”“南北之别”究竟不同在哪里？ 同一区域的不同省份，如何找差距、补短板？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张志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创新交叉学科平台外聘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三保副教授等共同完成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近期正式出炉。报告评估了中国内地31省区市的营商环境，比较了“全国整体”和“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还形成了31份分省报告，就下一步“如何积极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出详细、具体的建议。 这也是该团队关于全国营商环境评估的第二份报告（第一份报告《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 “本项工作完成于新冠疫情最肆虐的时段。那时我们虽地处北京和湖北，但彼此精诚合作、互相勉励，以勤奋甚至忘我工作克服内心的不安。我们期待本研究能助力中国各级政府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励精图治，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个人和企业的创造精神；为企业选择乃至创造合适的营商环境开展创新创业提供可能路径；为学界同仁开展宏微观连接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张志学教授表示。 以下内容摘自报告，有删减 01 评价指标构成与主要发现 这份报告将“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营商环境建设的4个方面“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确定为一级指标，分别以“公平竞争、高效廉洁、公正透明、开放包容”为效果目标；在此基础上，参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吸纳多个国内外主流评级体系的相关指导，形成了“融资、创新、竞争公平、资源获取和市场中介”，“政府效率、政府廉洁与政府关怀”，“政策透明、司法公正”，以及“对外开放、社会信用”等12个二级指标；最后，基于既有参照指标体系和数据可获得性，确定了二级指标的24项三级指标；由此，构建出中国内地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发现： -各省营商环境呈现层次化特征，子环境的均衡度存在较大差异。 -营商环境从低到高分为C—A+共7个等级，处于中等（B）和落后（B-）两档的省份最为集中，数量占了1/2强。 -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简单等同于营商环境水平，一些省份的营商环境排名与地理禀赋或者行政级别不匹配。 -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分属中等和落后档，东北三省亟待改善营商环境。 -部分省份“子环境均衡度”与“整体营商环境”严重倒挂。 -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差异显著：地理上的七大区域中，华东地区遥遥领先，西南、华北、华南跟随其后，这四个地区高于全国均值；华中、东北和西北则低于全国均值。 -九大区域发展战略均衡度不一，一半区域营商环境高于全国均值，另一半低于全国均值。 政策建议： - 各省政府可对照得分与排名，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 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继续深化改革，持续引领。 - 浙江、安徽和贵州，保持整体优势的同时，着力优化排名较低的子环境。 -整体排名靠后的省份，可以聚焦优化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子环境，从而提升整体水平。 -省份间应形成互动学习机制，以平衡省际发展差异，实现高质量发展。 02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前十强” 根据前述评价体系，全国各省级行政区营商环境的指数排名中，前十强为：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山东、贵州。 更进一步，根据评价结果将各省营商环境从高到低划分为A+、A、A-、B+、B、B-、C等7个等级，分别对应的水平为：标杆、领先、前列、中上、中等、落后和托底。 “A+”级的北京和上海，营商环境都是“标杆”，但是，两地建设的侧重点不同：上海着力于关注“企业感受”，而北京最注重“市场环境”建设，两地的经验正在全国推广。 广东和四川处于“领先”的“A级”，与行政级别和地理禀赋比较匹配。 但是，天津和湖北的排名都低于全国省份的中位数，显然与行政级别和地理禀赋不匹配。于天津而言，最大的短板在于政府的廉洁指标得分较低；而湖北的法律政策环境得分和排名都低于平均水平，影响了整体排名。 东北三省问题明显，吉林属“B级”（中等）、黑龙江和辽宁属“B-级”（落后），“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亟待转变。 03 整体优，不代表局部优 怎么衡量营商环境的均衡度？要看“市场、政务、法律、人文”这四个“子环境”排名的标准差，标准差越小，营商环境的均衡度就越高；标准差越大，均衡度就越低。 通过各省的排名，可以看出： 整体营商环境的前四名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子环境均衡度的表现也很卓越，不愧为营商环境优化的标杆。 整体营商环境的前十名中，浙江、安徽和贵州子环境均衡度较差，与整体排名严重倒挂。 子环境均衡度的前十名中，山西、陕西、新疆和西藏整体营商环境差强人意。 再来分类看看各省营商环境的子环境情况： “市场环境”：全国各省的平均分为40.26，12个省份高于平均分。占据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第一名北京（80.03），远高于第二名的广东（56.61） 。 “政务环境”：31个省的平均分为53.1，上海、贵州、北京、四川、广东排名前五。贵州力压北京位居第二，除了政企关系，还得益于出色的政府电子服务能力。 “法律政策环境”：各省平均分为66.92，前五名是上海、安徽、北京、四川和云南。 “人文环境”：全国的平均分为55.5，前五名是上海、浙江、北京、广东和江苏，可见沿海省份的人文环境得分普遍较高。 在四项子环境中，上海三项第一；河北和天津排名靠后，同为沿海省份的河北，对外开放程度低，没能发挥环京津地区的优势。 04 区域排行榜：谁第一，谁垫底？ 如图，七大区域的整体营商环境中，华东位居榜首，西南、华北和华南紧随其后，这四个地区都高于31省53.86的均值；华中、东北和西北则低于全国均值。 更进一步，九大区域发展战略或倡议下的营商环境排名又如何？简言之，“长三角”最强，“丝路带”较弱。 具体分析，长三角一体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部率先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战略的营商环境，高于全国均值；而中部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的营商环境低于全国均值。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5.0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上海、广东、浙江、海南、福建等五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3.19。 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十省，营商环境均值为62.23。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涵盖北京、天津、河北三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1.3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等10省份，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9.41。 中部崛起战略涵盖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江西、山西六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2.6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涵盖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0.88。 东北振兴战略覆盖黑龙江、辽宁与吉林三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8.87。 西部大开发战略涵盖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和西藏等12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8.74。 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重庆、云南、宁夏、吉林、黑龙江、辽宁、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广西、西藏等13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6.60。 05 31份“分省报告”，对症施策 我国省份营商环境存在三大特点：层次化特征明显；各省营商环境的子环境均衡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立足于以上指标体系的量化结果，各省政府可以对照自身得分与排名，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比如：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应继续深化改革，持续引领；整体排名靠前但子环境均衡度较低的浙江、安徽和贵州，应在保持整体优势的同时，着力优化排名较低的子环境；对于整体排名靠后的省份，则应基于当地资源禀赋，通过聚焦优化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子环境，从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水平，之后择机弥补其他子环境的短板。 各省又该如何因地制宜、对症施策？ 结合以上评价指标和研究结论，我们完成了针对31个省份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形成了31份分省营商环境报告，每份报告都包括营商环境评价的基本概况、相关省份营商环境的横向和纵向对比、优化该省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建议。 以下为部分省市内容摘选： 北京： 营商环境指数78.23，全国第一（A+级），优化营商环境的标杆，与人均GDP排名持平；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中居首，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政务环境（第3），法律政策环境（第3），人文环境（第3）。未来应保持整体领先优势，并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 天津： 营商环境指数为51.76，全国第18，处于中等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7）；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24，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11），市场环境（第22），政务环境（第25），人文环境（第29）。未来应着力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人文环境，提高整体营商环境水平。 河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3.93，全国第16，处于中等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5）；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20，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1），市场环境（第17），法律政策环境（第17），人文环境（第25）。除政务环境外，其余三项子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均处于全国中下游，尚存较大提升空间。 山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6.74，全国第23，处于落后水平（B-级），略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6）；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8，处于上游。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18），市场环境（第21），法律政策环境（第24），政务环境（第24）。未来应着重优化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从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排名。 内蒙古自治区： 营商环境指数为44.97，全国第25，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11）；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5，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9），市场环境（第26），法律政策环境（第26），人文环境（第30）。可见，人文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是未来需要着力优化的领域。 辽宁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7.43，全国排名第22，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其同年人均GDP排名（第14）；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25，四个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9），市场环境（第10），政务环境（第23），法律政策环境（第27）。未来应保持人文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相对优势，大力优化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 吉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1.21，全国排名第20，处于中等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8）。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6，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9），人文环境（第17），政务环境（第17），法律政策环境（第20）。未来应保持市场环境的相对优势，着力优化法律政策环境。 黑龙江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7.98，全国排名第21，处于落后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30）；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1，相对均衡，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9），人文环境（第19），法律政策环境（第19），政务环境（第27）。这种较低水平的均衡表明，黑龙江各项子环境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应着力优化政务环境。 上海市： 营商环境指数为76.95，全国排名第2，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持平（第2），是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A+级）；营商环境的子环境均衡度全国排名第一，四个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法律政策环境（第1），人文环境（第1），市场环境（第3）。未来上海应保持国内领先优势，对标国际先进水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 浙江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0.68，全国排名第7，位居全国前列（A-级），略低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4）；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中排名第22，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2），市场环境（第5），政务环境（第6），法律政策环境（第18）。未来应保持人文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优势，着力优化法律政策环境。 安徽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9.27，全国排名第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高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3）；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中排名第27，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2），人文环境（第12），市场环境（第12），政务环境（第26）。政务环境是拉低安徽子环境均衡度的首要因素，未来应重点关注、力求补齐短板。 江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4.54，全国排名第13，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1），处于全国中游（B级）；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排名第12，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12），人文环境（第14），市场环境（第18），政务环境（第21）。未来应稳步优化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着力补齐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两个短板。 山东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9.26，全国第9，略高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0），处于全国中等偏上水平（B+级）；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0，四种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7），法律政策环境（第10），政务环境（第14），人文环境（第15）。未来应继续保持市场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的前列水平，着重优化政务环境和人文环境。 河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7.15，全国排名第11，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高于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7）；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6，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8），人文环境（第11），政务环境（第12），法律政策环境（第14）。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排名相对落后，是未来优化工作的重点。 湖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3.17，全国排名第17，处于中游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8）；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21，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9），人文环境（第10），市场环境（第15），法律政策环境（第22）。其中，法律政策环境相对落后，与中部地区及长江经济带的其他省市相比处于劣势，有较大优化空间。 广东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8.69，全国排名第3，高于人均GDP排名（第6），是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领先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4，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2），人文环境（第4），政务环境（第5），法律政策环境（第7）。其中，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与营商环境排名接近，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空间相对更大。 海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5.27，全国排名第12，高于同年人均GDP排名（第16），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B+级）。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8，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3），法律政策环境（第13），政务环境（第15），人文环境（第24）。人文环境为短板，有较大改善空间。 重庆市： 营商环境指数为60.95，全国排名第6，高于人均GDP排名（第9），是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前列的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14，远低于其整体排名，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7）、人文环境（第8）、法律政策环境（第9）、市场环境（第16）。未来应保持政务、人文和法律等优势指标稳中有进，大力优化市场环境。 四川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7.53，全国排名第4，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19），是中国营商环境优化的领先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3，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4），法律政策环境（第4），市场环境（第6），人文环境（第7）。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排名与营商环境整体排名相同，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则有一定改善空间。 贵州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8.11，全国排名第10，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7）。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2），法律政策环境（第15），人文环境（第21），市场环境（第28）。未来应保持政务环境优势，推动法律政策环境稳中有进，着力优化人文环境尤其是市场环境。 陕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6.27，全国排名第24，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12）。子环境均衡度排名全国第4，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20）、政务环境（第22）、市场环境（第23）、法律政策环境（第25）。可见，四个子环境均有较大优化空间。 甘肃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1.22，全国排名第29，处于落后水平（B-级），略高于人均GDP排名（第31）。子环境均衡度排名全国第28，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8），人文环境（第16），市场环境（第25），法律政策环境（第31）。未来应保持政务环境优势，推动人文环境稳中求进，并着力优化市场环境尤其是法律政策环境。 （以上区域排序不分先后） 后记：本研究尚存改进之处。例如，数据来源未必都是最新的。由于不同省份数据在一年内出现巨变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状况不大可能影响本报告的主要结论。考虑到各省会因地制宜地改善具体环境指标，我们会在未来研究中具体展示这种变化。本报告是团队协作的结晶。康璧成贡献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本报告作者为：张三保、张志学（通讯作者）。按贡献度排序，其他成员包括：康璧成、赵可心、陈晨、徐艾琪、戚雅婷、李坷歆、赵文涵、邓佳祺、石庆涵、盛心、张雪倩、张一驰。 最后，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632002）和面上项目（72072137）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张志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教授、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创新交叉学科平台召集人。在香港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讲师，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访问学者，美国伊里诺依大学Freeman访问学者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教授。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国际学术组织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当选主席、2021年学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企业领导与文化、谈判与冲突处理、团队过程等。
据IPO早知道消息，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商务”）的上市辅导工作日前已全部完成，择日将正式冲刺科创板，中金公司担任保荐人。 2002年1月8日，银联商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7年7月19日，银联商务有限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0,000万元；今年8月27日，银联商务开始接受中金公司的科创板辅导。 作为一家国内大型非银行支付机构，银联商务提供以银行卡收单、网络支付为基础的综合支付服务，为基础的综合支付服务，以及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商户增值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银联商务是首批获得人民银行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支付机构，同时可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和“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基于商户受理网络提供的综合支付服务支持 POS、自助设备、码牌等在内的各类终端，银联商务支持受理实体银行卡、预付卡、网络支付账户等全种类个人支付账户，支持刷卡(插卡)支付、条码支付、刷脸支付、NFC 支付、互联网支付、移动远程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服务可完全覆盖线上、线下支付场景。 从交易量来看，根据Nilson Report历年发布的亚太地区收单机构排名，银联商务自2013年以来连续七年收单交易金额排名榜首，自2017年以来连续三年收单交易笔数排名榜首。 2017年至2019年，以及2020年上半年，银联商务受理各类支付交易304.2亿笔，交易金额55.6万亿元，其中线上交易93.2亿笔，交易金额26.1万亿元。 从覆盖广度来看，截至2020年6月末，银联商务累计服务包括大中型、知名企业在内的各类商户数量超过1800万家，累计铺设终端超过2900万台，实体服务网络覆盖中国大陆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及港澳地区，并拓展至96%的县域，横跨零售批发、生活服务、金融地产、文旅教育、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政务公缴等多个行业。 财务数据方面，2017年至2019年，银联商务的营收分别为79.38亿元、80.08亿元和80.45亿元，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2020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则为29.73亿元。 2019年，2019年，银联商务的净利润为4.57亿元，而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6.74亿元和6.99亿元；2019年的毛利率为51.47%，略低于2017年和2018年的52.57%和54.39%；2019年的净利率为5.68%，同样低于2017年和2018年的8.49%和8.73%。 IPO前，银联商务的控股股东为联银创投，间接控股股东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联”)。其中，联银创投持有55.54%的股权，而中国银联则直接持有银联商务4.14%的股权，并通过其全资持有的联银创投合计持有银联商务59.68%的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中国银联股权分散，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因此，银联商务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外部投资方中，光大控股联合IDG资本联合成立的光际资本持股9.34%，为最大机构投资方；浙民投、雅戈尔、七匹狼、正海投资等皆为投资方。
日前，中化国际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正达集团”）持有的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农集团”）39.88%股权，同时扬农集团拟向先正达集团以102.22亿元出售其直接持有的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农化工”）36.17%股份，先正达集团以现金支付前述交易对价。本次交易中，资产购买交易与资产出售交易互为前提条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中化国际发布的收购预案修订稿，本次交易前，中化国际持有扬农集团40.00%股权，为扬农集团的控股股东，同时扬农集团直接持有扬农化工36.17%股份，为扬农化工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据悉，宁高宁担任中化国际控股股东中化股份董事长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化集团董事长，是中化国际的关联自然人。同时，宁高宁担任先正达集团的董事长。因此，先正达集团为中化国际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化国际将合计持有扬农集团79.88%股权。同时扬农集团不再直接持有扬农化工股份，扬农化工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先正达集团。 本次的交易标的扬农集团的主营业务为基础化学品、精细与专用化学品、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氯碱化工、芳香烃氯化硝化加氢、生物基环氧树脂、芳纶特种纤维、电子化学品等五大主导产品系列，广泛应用汽车、航空航天、5G等领域。 “中化国际收购扬农集团后，可以增强自身在细分市场的优势。”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化工新材料是很多行业的基础性生产资料，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制造业产品要求的不断提高，化工新材料的潜在成长空间广阔。此次收购是中化集团对旗下各业务单位的一次结构性梳理，将扬农集团从先正达体系中剥离转移到中化国际，更进一步理顺业务单位之间的内部关系，减少内部资源浪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化国际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化工新材料业务及其他业务。其中，化工新材料业务主要包括高性能材料及中间体业务、聚合物添加剂业务；其他业务主要包括医药健康业务、天然橡胶业务及贸易业务。对于本次收购对公司产生的影响问题，中化国际在E互动中回复称，“如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坚守‘跻身头部、打造科技驱动的创新型精细化工企业’的战略目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提升化工新材料和关键中间体优质资产的持股比例，进一步聚焦以化工新材料为核心的精细化工主业，持续拓展化工新材料业务。” 公开信息显示，本次重组涉及出售的扬农化工为A股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农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于2002年4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扬农集团的农药业务的管理平台。扬农集团的农药产品主要通过扬农化工实现对外销售，扬农集团（除扬农化工）的农药产品主要为吡虫啉、啶虫脒及多菌灵，与扬农化工的农药产品不存在重叠的情况。2018年至2020年1-9月，扬农集团向扬农化工出售上述农药产品的金额分别为4.18亿元、4.03亿元及3.26亿元。 上述报告期内，扬农化工对扬农集团的整体利润贡献比例较高，但占比均不超过50%。扬农化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考虑36.17%股权比例）占扬农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46.26%、47.27%及46.90%。中化国际方面表示，“剥离扬农化工后，由于扬农化工具有完整的农药产品销售渠道及销售团队，因此扬农集团将继续通过扬农化工对外销售农药产品，但是农药业务将不再作为扬农集团的主要发展方向，不会再新增相关业务产能。未来随着扬农集团碳三产业链的建成投产，农药业务的收入及利润占比将进一步降低。” “中化国际作为中化集团面向国际市场的经营平台，在中化集团收购国际化学与种业巨头先正达后，需要突出自身的市场优势，减少与兄弟单位之间的业务重叠和内部竞争。”沈萌如是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董毅智表示，“化工新材料行业未来确实很有发展，目前也是处在一个较大的转型期，因为新材料、新能源、农药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个阶段巨头之间就有可能进行相互的并购整合。” ”中化集团通过此前对农药业务的成功整合，可以看出集团高层的策略，通过整合可以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目前从体量上来看中化集团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更高程度的产业整合上，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及未来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及研发上都要下足功夫。“董毅智分析到。 记者就本次重组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化国际董办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对方尚未对此进行回复。
（原标题：利好消息刺激种植业指数涨近7% 农发种业等4只个股集体涨停） 今日种植业指数全天涨幅居前，截至12月21日收盘，种植业指数涨6.69%，位列申万二级行业指数涨幅前列，具体来看，板块内个股集体上涨，农发种业、丰乐种业、登海种业、隆平高科等4只个股集体涨停，科创板上市股荃银高科涨15.20%。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风光表示，近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种业列入到重点任务中，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是其中的要点。受此影响，今日种植行业相关个股走势非常活跃。“种植业今日较好表现主要受到了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种植业相关政策利好的带动。种植业存在比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政策支持和引导下未来几年板块成长确定明确。但是种植板块规模小，股价弹性大。当前板块几家上市企业普遍估值比较高，投资者需要把握入市节奏。”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信证券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农业的侧重点是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指引，虽然国内口粮无对外依赖，但提升粮食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安全等级至关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次把种子与耕地作为农业发展重点，有望驱动种植链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与此同时，今日市场做多资金也积极抢筹种植业个股，行业内有近半数个股获得大单资金抢筹，有4只个股均获得超1000万元大单资金净流入，隆平高科获得大单资金净流入金额最高，为34825.49万元，其次是丰乐种业获得大单资金净流入10414.94万元，农发种业获得大单资金净流入4158.78万元，万向德农获得大单资金净流入1591.25万元，4只个股合计大单资金净流入50990.46万元。值得一提的是，社保基金和QFII在今年三季度末持仓个股中也涉及了部分种植业股票。其中，社保基金持仓3只种植业个股，分别是登海种业、苏垦农发、海南橡胶，持仓量分别是636.17万股、3405.53万股、1578.20万股，合计持仓5619.90万股。QFII也持仓3只种植业个股，合计持仓量为3182.61万股，其中，持有隆平高科1724.10万股，持有北大荒1385.13万股，持有香梨股份73.39万股。投资策略方面，夏风光认为，应该注意到种植行业的毛利率非常低，国家安全战略之下，也不允许基本农产品价格出现暴涨，相关行业上市公司很难重现类似猪周期的业绩暴涨。所以其中值得关注聚焦的龙头种业公司并不多。可以关注科技含量高，产品应用广泛，转基因技术储备雄厚的龙头农业公司。国信证券表示，优先看好种业，其次利好土地种植受益畜禽存栏回升带来的需求提升以及玉米库存周期反转，玉米和大豆等饲料粮价格后续走势保持乐观。口粮虽供给较为充足，但受饲料粮需求替代、恶劣天气等外在因素影响，2021年仍有较好的涨价基础，因此我们看好种植链景气上行，重点推荐。标的方面，优选种子与种植板块。其中，种子板块推荐隆平高科、荃银高科、登海种业；种植推荐苏垦农发。表：12月21日种植业个股市场表现一览 （编辑 上官梦露 策划 吴珊）
摘 要：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下一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然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是全球化、WTO规则和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近年来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数字经济、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新因素，对我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分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将产生深远影响。金融可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支持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以及经济社会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尤其需要强调本币主导、本币优先，在中国企业对外产业转移过程中优先使用人民币，为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提供更好的保障、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多方面优势条件，可率先实施。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人民币国际化 粤港澳大湾区 一、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文本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建议》的主题和纲领，即“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于高质量发展，可有多个层面的解读，比如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等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三次产业形成比较合适的规模、比例，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情形下经济将具有非常典型的创新驱动特征。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在同一个方向上分析和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经济增长驱动要以内需为主。当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尤其是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形下，社会主要行业、产业的投资回报就会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边际回报和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例也会相应提高，这是扩大内需真正有效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外循环仍然十分重要。首先，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分工可以实现各方的福利改进和资源配置优化，国际产业分工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比较优势。历史上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清晰，很早就有“田忌赛马”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即使一方资源要素单个比较而言不具备优势，但按各自分工、在一定的组合下仍然能实现最优配置，并在比赛中胜出。因此，即使经济增长驱动以内需为主，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全球分工，要放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生产。更何况，在供给端，还有不少资源要素和供应环节，在我国也是稀缺或存在短板的，必须依赖国际市场。 不仅如此，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价值链的跃迁。这个调整、升级和跃迁的过程如何发生？更具体而言，是主要在国内实现，还是仍然需要着眼于全球，在国际范围内实现？ 从经济运行的一些现象和具体数据看，总体而言广东“六稳”“六保”成效显著，经济复苏较快。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局面，离不开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也与广东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恐怕与广东比较早地在国内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战略有关。“腾笼换鸟”是什么？其实就是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供应链价值链的跃迁。广东不仅10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一过程，而且目前仍然在持续推进。过去，广东“腾笼换鸟”主要是促进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国内其他地区转移，如佛山的陶瓷工业大批外迁；而现在，则更多地是面向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转移，如东莞、惠州的一些电子组装产业转向越南。 这一进程实际上具有普遍性。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到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南美国家兴建产业园、工业园，实际上就是产业对外转移。这些工业园、产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面积超过125平方公里。对此，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认为这是本地企业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只要企业总部在本地、最终合并财务报表在本地，部分生产环节是否在本地并不重要。不过，也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此有较多顾虑，主要是担心“产业空心化”，导致本国或本地竞争力的损失。为此，有关部门也在中西部地区兴建了一些产业转移承接园区，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用以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对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不是转移到境外。 对此，我们要客观正视这个趋势，顺应市场规律，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具有战略视野的顶层设计，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支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序实现产业对外转移，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中国企业着眼于全球的新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一方面，这种产业跨国转移反映了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就是体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竞争优势，按物理空间、地理空间进行分工，使要素在边际产出上获得更优配置。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改革开放早期，产业从日本往“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转移，当比较优势进一步发生结构性调整时，又依次往中国大陆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我国总体上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劳动力等要素可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一些产业、行业和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往往也很难具有特别的禀赋优势。即使有，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多属水土涵养或生态脆弱区，搞大规模的产业开发，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所以不宜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沿着这个思路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真正做到“腾笼换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要继续基于国际视野、国际范围、国际市场去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去支持中国企业继续着眼于全球，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布局，实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路与早期改革开放的思路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注重吸引直接投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创汇”，出口创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汇；另一个是进口替代，以市场换技术，在中国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而现在，在新一轮全球化格局及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我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可能要调整为，顺应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序顺利推动产业对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二、新形势下产业全球分工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配置，商品、货物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市场原则进行交换。按照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到后来克鲁格曼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或者空间和地理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形成国际分工，专门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和供给效率，各国的福利均可以得到边际改进。二是 WTO规则。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总体上按照 WTO所确定的规则进行。所有 WTO的成员国都共同遵守这一规则，并按此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商品、货物和劳务的交换。三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均衡、实现资源要素配置帕累托最优的最好手段，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商品货物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也不例外。这个过程按照什么价格信号得以进行？过去在较长时期内，主要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所形成的货币相对价格信号，亦即美元汇率。美元是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外汇交易货币。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国际产业分工，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对各国货币形成的汇率价格信号调节、配置而形成的。 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5月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与之相随，决定国际分工的上述基本因素和逻辑框架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第一，全球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原理、市场原则实现最优配置，但是现在，首先资源不一定再像过去那样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兴起，大大改变了全球化格局。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应对外部冲击和确保供应链安全成为全球投资贸易活动中必须面对并予以重视的问题。同时，技术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产业链趋于柔性化、智能化、扁平化，因此一些领域出现了区域化替代全球化的趋势。即使部分资源、商品、劳务仍然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但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这一过程可能不再主要基于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而要更多地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地缘政治、安全、公共卫生防疫等。 第二，WTO规则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商品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照 WTO规则来配置，国与国之间按照 WTO规则开展投资贸易活动。但在今天，WTO正越来越被边缘化，尤其是随着近日最后一位WTO仲裁法官的退休，WTO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一些新的规则正在部分或相当程度地替代WTO，成为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比如我们最近签署的RCEP，以及近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TPP、CPTPP、USMCA、CEPA等，还有一些双边投资协定（BIT）等。尽管仍有一些国家还在积极推动WTO改革，但WTO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这根本上是WTO规则自身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WTO规则主要基于传统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资源和商品主要在国与国之间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最优配置。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演进，国际分工、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更多地转由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和全球布局实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内。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近10年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一直快于货物贸易，占比已超过国际贸易的40%。这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逻辑一致的，国际经济活动更多地围绕跨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内部上下游产品、技术和服务配置开展，相应地体现为服务贸易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WTO主要是针对全球商品和货物贸易，侧重于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等。即使WTO也试图针对服务贸易的兴起有所行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但客观地说，GATS签署时间太早了，参与国家非常多，因此无论是在理念还是措施上，都存在较大局限性，也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与前面所说的那些新规则相比，总体上标准不够高，适应性不是非常好，比如对于国际投资保护重视程度不够、更多采用正面清单等，不能很好适应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和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成为主流的趋势。事实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概念或提法，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承诺、竞争中性、劳工原则、新金融服务、跨国信息传输和数据处理等，都是WTO不太被重视和强调的，甚至是根本没有体现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新规则在标准上优于WTO的主要方面。 第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美元一家独大，但随着欧元、人民币崛起，美元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最近，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欧元的结算比例再次超过了美元，成为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第一大结算货币。今年1-9月，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在所有本外币跨境结算中的比例已接近 53%，成为第一大国际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由来已久，早期表现为“特里芬难题”。2009年3月，周小川行长《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阐述了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深刻问题，及其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凭借美元的国际使用和国际结算优势，在国际上广泛实施长臂管辖，可能会最终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更快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此外，最近以来，还产生了两个新的因素，以前不太突出，或者没那么重要，但今后可能将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虚拟集聚和数字经济，使得要素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上，资源要素按地理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通常是指要素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形成的物理和地理集聚，从而形成规模经济、集成创新，并涌现了大量的国际企业、产业集群和遍布世界的城市群。但数字技术、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资源集聚与配置的形态、方式和效率。一方面，数字本身开始成为要素，数字要素和其他如资本、人力和技术要素不同，不一定需要通过物理和空间集聚才能产生规模效应，数据要素可通过网络空间实现虚拟聚集，并产生广泛的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下，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导致了一些传统生产要素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络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而不一定要像过去那样，必须通过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才能进行生产和交换。随着数据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集聚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推动产业布局、供应链调整发生深刻变化。 二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使得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面临新的硬约束。总体而言，过去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力并不强，更多依靠情怀、责任感去维护和推动，但依靠个人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投入到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贡献中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持环境保护、控制气候风险的产品往往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性质，不容易界定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无法收费，从而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导致市场失灵。但最近以来，尤其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30·60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世界上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要用30年时间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属不易。而且，这将是一个比较强的硬约束。 三、金融业应顺应趋势更好地支持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当前形势下，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全球布局所依据的基本规则、逻辑框架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此，金融业需作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开展新一轮的全球化布局，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首先，继续高举全球化和高水平开放大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主动有所作为，参与新一轮国际化标准，尤其是更高规格、更高水平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当前重点是加快落实RCEP、积极加入CPTPP，以及与美国、欧盟的BIT协定。同时，尽可能维护WTO，积极推动WTO改革。但客观地说，当过去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出口创汇、进口替代、吸引直接投资的时候，WTO框架是够用的。而当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下一步转向“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供应链情况下，WTO框架就远远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更好地保护我国的全球投资利益、推动相关的服务贸易，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和跃迁。所以，需要对WTO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在这方面，可通过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尝试，大力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目前我国20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各地也都很有积极性，但在改革试点的内容和举措上，总体看比较同质化，多把重点放在投资贸易便利化和一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般性措施上，开放水平和标准并不高。国际上对自贸区最基本的界定是，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投资贸易的规则要优于WTO。而现在，WTO也相对落后了，国际上涌现出了很多更优于WTO的投资贸易规则。为此，需要对我国诸多自贸区的种种政策措施进行仔细分析评估，这些自贸区政策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优于WTO规则的要求？能不能更先进、更具前瞻性地反映和对标最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否则，就失去了开展自由贸易区试验的意义。 第二，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当前数字技术、网络空间、虚拟集聚对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在业务和资源配置层面重视对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投入，助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另一方面，对部分传统和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应支持其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动化、柔性化和定制化。总体而言，能够真正体现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一些领域，在大湾区是比较成功和突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什么在珠三角能涌现出像腾讯、华为、大疆这样的一批科创型企业呢？应该说，与背后的金融支持、金融业态有非常大的关系，大湾区、特别是深圳集中了相当一批活跃、敏锐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机构。当然，金融业自身也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这方面我国金融业总体上走在国际前沿。 第三，更加坚定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好服务于我国企业在新形势下的产业对外转移和全球布局。要充分认识到2008年危机后、尤其是这次疫情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发生巨大转型，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对下一步我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对，落实好五中全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要求，在这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过程中，实施“本币主导”、“本币优先”战略，更多地通过使用人民币实现产业对外转移和调整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球布局的主动性。对此，后面再做进一步分析。 第四，充分重视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以及落实“30·60”目标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起步较早，2012年银保监会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2016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此后，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一道，在绿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甚至在一些领域是引领者，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绿色金融能走在全球第一方阵，也是因为绿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意志，陆续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多项文件中，生态文明甚至写入了宪法。从这个角度讲，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将成为下一步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硬约束，对下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金融业改革发展都将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过去成绩的基础上，金融业可开展更加积极、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进行充分的核算、评估和压力测试，既做好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又对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转型提供比较好的支撑。 四、在大湾区率先实施产业对外转移本币优先、本币主导 “十四五”期间，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求，中国企业仍需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要提供全流程的交易银行和相关服务。理论上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投资兴业到哪里，中国的金融机构服务就应该跟到哪里，因为只有中国金融机构最熟悉中国企业，语言、制度、法律等方面的障碍比较小。其中，特别要强调“本币优先、本币主导”，也就是在大规模供应链重构、产业转移过程中，用人民币来实现对外投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美元或者用其它国际货币。 首先，有利于降低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以中国企业在老挝兴建工业园为例。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家首先在国内把人民币换成美元，通过对外投资审批和结算程序，将这笔美元资金汇到老挝。之后项目验资落地，通常需要按照当地法律把美元兑换成老挝当地货币吉普。在工业园的投资兴建过程中，由于是基于产业转移，因此多数机器设备、生产线、相关服务和劳务、甚至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时，在老挝的这个中国企业需要再次把老挝吉普兑换成美元，从中国进口上述相关设备、商品、劳务和服务。而中国出口商完成上述出口、收到美元货款后，还要再把收到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入账。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中方投资商，还是所有涉及的双方相关企业，都要承担较大的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已经在相当多的与中国有密切贸易投资往来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接受，在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和投资过程中，更多地直接使用人民币，既具有相当广泛的双边共识，也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不仅有助于双方节约或避免使用外汇，更有助于企业降低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其次，有利于吸引境外市场主体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分享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快速增长的好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购买股票、债券及其它金融产品。这意味着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投资目的地国家市场主体在收到人民币后，除了可用来向中国进口机器设备、生产线、原材料、劳务和服务以外，还可以投资中国的金融产品。总体而言，我国的金融产品回报率高，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大吸引力。以十年期国债回报率为例，最新的数据大概是：美国1.15%，日本0.033%，法国-0.3%，德国-0.6%，而中国大约在3.2%上下的水平[1]。一个境外投资者如果投资十年期政府债券，购买中国国债的收益是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的4倍左右。在此次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动荡过程中，国际投资者严重缺乏安全资产，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回报率高，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甚至还明显升值。这时，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安全投资资产的价值更加凸显，可以帮助境外投资者进行更好的全球资产配置。 第三，有利于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形成，推动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旦境外投资者广泛、大量地持有人民币资产，通过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安排好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保障，以及推动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会逐步在全球形成人民币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就会形成有深度的、交易活跃的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这将有助于形成真正符合市场规律、覆盖全球人民币投资者预期和风险偏好、反映人民币供给和需求相平衡的价格，也就形成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的最终形成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形成的是一个由全球投资者交易决定的均衡汇率，它更透明、更稳定、更可预期。因此，也必将有利于全球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在推进产业对外转移和升级过程中，通过人民币及其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线、调整供应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跨国企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和安排生产布局，并获得全球范围内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边际利润？最基本的就是靠资金的有效管理和配置，靠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价格信号。 对于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来说，在支持、配合、帮助广东以及其他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腾笼换鸟”、对外转移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提供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全过程的交易银行服务，帮助中国企业以及投资对象国的银行和企业有效地开展人民币业务，从账户开立、资金落地、交易的结算清算以及后续资金及流动性管理、套期保值、合规风控等各方面，为市场主体接受、投资和持有人民币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要利用已有的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以及过去长期形成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粤港澳三地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最有竞争力的服务。 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一个显著优势，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有一整套关于人民币从账户开立、资金和资产管理，到交易结算和清算的金融基础设施，有与内地实现互联互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登记、托管、交易、结算、清算系统，还有对标国际、相当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香港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为中国企业在新一轮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调整和跃迁过程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 同时，内地金融界也具备条件和优势为这个过程提供支持、保障和服务，进一步深化扩大开放，为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开展有效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人民币在落实“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任务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 以报告时间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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