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我们倡导“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并成为市场重大机会。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危机渐近，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推动社会认识深化。房地产市场运行符合“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框架。保持客观、理性、专业、建设性的态度，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格调的研究。 一、2021年美国经济：刺激国内经济优先，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1、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 拜登上台后将以抗疫为首要工作，实行口罩令、社交隔离、疫苗接种；并施行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抗疫任务艰巨。 财政政策发力短期救济、结构性税收、基建、绿色新政等方面。短期财政救济包括提供失业救助和企业贷款等。税收政策兼具调节收入分配和弥补财政缺口作用，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减免工作家庭税收。基建和绿色新政拉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岗位，计划斥资2万亿美元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 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国会掣肘，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财政刺激规模上存在分歧。若两党分治两会，拜登的财政计划可能面临较大阻碍。 2020年初疫情发生以来，美联储先后通过降息至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QE）等手段缓冲疫情冲击。考虑到美国2021年疫情严峻、经济低迷，预计2021年仍将维持低利率货币宽松环境。 2、拜登上台后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将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 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在对华策略上，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贸易领域，美国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在贸易领域，拜登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 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 人才交流领域，预计拜登政府将逐步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放开移民限制。 外交领域，美国将修复盟友关系，重塑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 二、2021年中国经济：经济持续恢复，但不宜盲目乐观 2020年3月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出口、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主要拉动力量。疫后中国经济复苏的主逻辑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力，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防疫物资、居家办公需求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欧美需求恢复，出口超预期高增。 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牢，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减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面临放缓压力；消费仍受就业和居民收入抑制，恢复缓慢；如果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2020年5月是政策顶，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经济顶，回归潜在增长率，但经济复苏的韧性较强。 基建投资的快速反弹难以持续。基建投资是典型的逆周期对冲力量；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基建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大幅下降，叠加地方财政压力大，挤压基建支出空间。10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3%，但1-10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5.5%。 房地产是周期之母，房地产短期看金融。2020年在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3月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复苏周期贡献明显。但是，随着5-6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边际收紧，未来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均面临回落压力，但考虑到2020年拿地较多、2021年长租房发力，预计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区域分化将是未来的主流。 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仍有韧性。8月以来出口当月增速始终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是疫情相关的防疫物资、居家办公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来欧美需求恢复。2021年随着疫苗大面积使用、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但欧美需求端修复料将加快，海外供需缺口难以快速收窄，出口仍有韧性。 就业形势严峻，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和物价低迷。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184万人，累计同比-15.4%；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较去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10月小型企业PMI为49.4%，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宏观上是数据，微观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从趋势看，PPI恢复好于核心CPI，印证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好于终端需求。预计2021年伴随经济恢复，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值得重视的是，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三、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但不宜过快收紧 2020年1-4月，为应对疫情冲击、托底经济，央行大幅降准、降息，社融、M2增速快速抬升，货币政策处于2016年以来最宽松的时期。5月至今，随着经济向潜在增速恢复，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结构性宽松与结构性收紧并存。总量宽松政策在数量层面已经退出，在价格层面保持平稳，但债券市场利率实际上已回升至2019年高位水平。 我们认为，2021年货币政策大概率继续保持稳健中性，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稳杠杆、防风险。 经济基本面不足以支撑货币收紧，货币政策宜保持观察。总量层面，结构性宽松和结构性收紧并存，长期趋于正常化，社融、M2增速逐步回落。狭义流动性层面，央行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流动性“不缺不溢”，预计资金面仍将维持紧平衡。广义流动性层面，年末信用扩张周期迎来拐点，2021年社融、M2增速将由今年的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速向“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增速+合理加点”回归。结构层面，流动性精准投向基建和实体经济，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小微、民企、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 金融监管或将成为2021年重要的政策主线之一，稳杠杆、防风险。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体系下，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实现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金融创新纳入审慎监管，合理控制杠杆，反对不正当竞争，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平台经济商业模式面临大调整。 四、2021年三大风险点 1、不要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作共赢（1979-2000年）、竞争合作（2000-2008年）、战略遏制（2008年至今）；反映两党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近年美国两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态度趋于统一，涉华法案和政策多由跨党派议员联合发起、并大多获全票通过。2020年7月公布的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对抗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此外，即便长期以来作为对华温和派代表的拜登，自此次总统竞选以来对华态度也逐渐强硬。 2、谨防触发重大金融风险 以永煤违约为代表的信用债风险集中爆发并非偶然。打破刚兑可以，但绝不能恶意逃废债。一些僵尸企业，债务风险已经难以掩盖：近几年经济环境不好；2016年以来金融去杠杆；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流动边际收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等金融风险防控仍任重道远。城投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地产仍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的几大“灰犀牛”。在内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强的背景下，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 建议：货币政策不宜过快收紧，谨防触发重大风险；金融监管政策与流动性管理工具相互配合，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制度、资管新规、MPA考核是三大抓手；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 3、疫情形势仍存在反复风险 海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全球当日新增病例近70万，尚未出现拐点；其中，美国日新增近20万，印度、俄罗斯、巴西3万左右，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超1万。 中、美、德、俄等经济体研发的疫苗陆续将在2020年底上市，预计可以覆盖部分发达经济体。但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等流程要求较高，新兴经济体明年接种或不及预期。且考虑到人们接种意愿不统一，新冠病毒传播性极强等因素，不要奢望疫情在短期内彻底结束。据官方消息，2020年底中国国药、BioNTech/辉瑞、莫德纳、牛津/阿斯利康可以上市投产，产量可达10亿剂、13亿剂、5-10亿剂和30亿剂，但BioNTech/辉瑞和牛津/阿斯利康实际产量远低于计划产量，不确定性仍大。 五、中长期三大挑战 1、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2、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总人口突破14亿。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 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 3、亟待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 当前地方惰政、企业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等问题突出，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行政干预；二是带动企业家积极性，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事业都是人干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区域竞争和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都涉及重大理论创新突破。 六、七大建议：新周期、新基建、新战略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 我们建议：1）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2）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3）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4）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5）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我们长期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 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抓手。在资产端，资本市场精准匹配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助力国内产业链做大做强。在资金端，资本市场匹配不同种类资金风险偏好，实现社会财富的滚动增值。 建议：1）资产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强化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2）市场端，稳步推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完善转板机制，推动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制配套，整治资本市场乱象。3）资金端，鼓励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稳步推进对外资开放，引导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产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5、大规模减税降费 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未必是坏事，中国可以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中国应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建议：1）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同时升级监管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2）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调动外资积极性。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南极电商（002127）5日晚间公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南极电商近期跌势明显，1月4日公司股价跌停，5日接近跌停，报收于11.09元/股。公司高峰期总市值逼近600亿元，5日收盘市值为271.71亿元。 此次，南极电商具体回购方案为，半年内回购总金额不低于5亿元、不超过7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666.67万股，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333.33万股。 南极电商上一次回购发生在2018年，计划回购总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最终，公司耗资约1.517亿元进行了回购。 公司公告称回购是为了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这其中，增强投资者信心显得更为迫切。 南极电商的主要业务，是打造和营销“南极人”这个品牌，将其授权给一些厂家，收取授权费。在淘宝等电商渠道上，“南极人”往往价格便宜，销量位于前列，这些多是南极电商授权其他厂家使用品牌，这也是南极电商的盈利模式。 这种模式曾因利润高而被推崇。公司董事长张玉祥曾在券商交流会上称，在合作模式上，公司对客户没有强管理，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也不合理。 他同时表示，公司过去对营销玩法、商品创新不够重视，需要补齐短板。经过这几天复盘来看，公司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没有问题，但公司“小而美”的事业部管理模式与之有些不适配。 针对股价大幅下跌，南极电商同时发布公告称，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无重大需要对外披露的事项。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5日讯鸿达兴业(002002.SZ)今日跌停，截至收盘报3.42元，跌幅10.00%。 12月11日，鸿达兴业公告称，公司于日前收到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通知，获悉鸿达兴业集团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本次解除质押数量为13.17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0.0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 截至公告披露日，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禧公司”）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鸿达兴业集团累计质押数量为4.08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2.5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77%；成禧公司累计质押数量为1.75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9.7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76%。两者合计质押数量为5.83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7.0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2.53%。 截至三季度末，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持有鸿达兴业4223.35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1.634%，是其第四大流通股股东。海通证券资管－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海通证券资管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持有鸿达兴业2453.00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0.949%，是其第六大流通股股东。 资料显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1月8日，注册资本48.46亿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大股东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1%。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孟丽君所撰写的《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同阶段内外两种循环的发展演变。 该文提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文章认为，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一是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二是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三是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五是加快自主创新。 关于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文章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关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文章提到，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因此，文章建议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外循环方面，文章建议，既要内向集成全球资源，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继续引进先进技术，继续进口自然资源，也要外向集成全球资源，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与此同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以下为全文内容，刊发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文 | 江小涓孟丽君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 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 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 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 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 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 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 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 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 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 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 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et al．，2015）。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 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 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 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 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 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 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 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 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 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 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 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见图8）。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接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国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主要出口产业的就业密度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 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9）。 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很长时期，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 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它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改革开放以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4）。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最近10年：要素禀赋改变、 国内市场扩大与外循环地位下降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经济总量和国内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循环的地位由升到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本节分析这些变化及原因，并与其它大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一、要素禀赋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和全球产业链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了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10）。 与此同时，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 从科技能力看，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 此时，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促发展，具备了现实条件和可能性。 同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也在进行调整，部分向发达国家回缩。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提高了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导致制造业活动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 技术进步如3D打印（增材制造）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 二、外循环地位有所下降并相对稳定 受上述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较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首先是加工贸易比重有明显下降，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高达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这个特殊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见图11）。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成本上升、国产化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呈较快下降趋势。2009~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快速下降，从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48.84%下降到32.04%；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32.04%下降到22.01%（见图11）。 同期，外贸依存度也有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从32.6%下降到18.42%；进口依存度从25.01%下降到17.26%（见图12）。 三、国际比较：大国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图13（a）、图13（b）和图13（c）分别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国与其他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1）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13中3张图显示，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2）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贸易依存度28.2%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个百分点。 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低于大国平均水平也符合规律。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四、一个概览及预测 图14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 第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 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 第三段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循环，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更多依靠国家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 完善体制和政策 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这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丰富多元，消费档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解决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根本问题。过去多年我国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大量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带动增长。现在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 以往多年，政府总是在关注企业是否经营困难、是否缺少某种资源，并较多使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补贴“困难”企业。这在特殊时期可能有必要，但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二、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国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 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李实，2020）。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魏后凯等，202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对未来预期不稳，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 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这种情形造成了这个庞大群体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郑得坤、李凌，2020）。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使之长效化。 还要加快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长期来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在大口径外循环发展阶段中的城市化，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外向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 这种机制已经改变，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成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对较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较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化的新引擎。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际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国企集团，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国有独资。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国有战略性股东，让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通过“混改”方式实现国企的资本结构调整、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是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 还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五、加快自主创新 现在，我国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之中的尖端技术，难度愈来愈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理论可分析可预测的。 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技术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之外，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杀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 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 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以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畅通高效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更符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2010年以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今后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1．继续吸引外资流入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 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FDI流动的意义远不止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寻求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江小涓，2008）。 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部外部各种资源。 从我国情况看，现在我国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5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2．继续引进先进技术 长期以来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 图16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ICT产业技术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 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术可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 3．继续进口自然资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一些可变资源方面，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6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17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二、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投资者希望提高资金收益率。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3%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 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强劲动力。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 第二，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我国过剩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他们处于我国当时这个结构转换时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用户和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和售后服务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Alyson and Assche，2010）。 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9表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以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个网络中的份额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 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20）。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21）。 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 近些年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平台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期望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避免头部平台承担过多创新负担，同时促使平台与其子平台之间保持协调和互补，强化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动力（Sturgeon，2019；Pisch，2020）。这种趋势为我国企业更多加入开源创新群体、更多加入全球创新链并不断提升位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四、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 在我国，数字产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将会全面发力，成为引导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借助国内迅速发展的数字生产平台，数字产业已经是我们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 迄今共有5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5），“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22）。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与最终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对物流绩效和运输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国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越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 物流4.0作为数字平台主导的价值链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将同时影响价值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陆华等（2020）研究表明，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会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仓储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自动驾驶汽车、仓库自动化、物联网（IOT）数字跟踪系统和大数据预测分析等尖端技术相结合不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间品向产成品转移的速度，而且可通过需求预测来提高从产成品向需求终端转移的效率。物联网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最近几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我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还将发展，我国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这种复杂情形下，不应该作极端化的选择，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 五、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1．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采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我国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 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 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 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 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 2．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 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国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国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由我国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4．加快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本文的分析表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5日讯 斯达半导(603290.SH)今日跌停，截至收盘报268.65元，跌幅10.00%。 自12月7日至12月14日，斯达半导连续6个交易日股价上涨，涨幅分别为10.00%、5.41%、0.20%、9.10%、1.24%、8.53%。 自12月以来，西部证券与中泰证券曾发研报给予斯达半导增持评级。 12月2日，西部证券发布研报《斯达半导(603290)：工业、汽车景气度提升 功率半导体龙头受益》，研究员为兰飞。研报称，近日，据Digitimes、集微网等媒体报道，8寸晶圆代工产能紧张，多家晶圆代工已上调8寸代工报价。公司作为多个国内外知名车型平台定点，产能逐渐释放，叠加工控需求旺盛，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业绩逐步改善。同时，公司作为IGBT国内龙头企业，有望充分享受国产替代红利。预测公司2020年-2022年营业收入为9.73/12.86/16.89亿元，同比增长24.8%、32.2%、31.4%，归母净利润1.89/2.55/3.47元，同比增长39.7%、35.2%、36 %。维持公司“增持”评级。 12月14日，中泰证券发布研报《斯达半导(603290)：IGBT龙头 国产替代领军者》，研究员为胡杨、张欣。研报称，公司行业龙头地位稳固，根据公司年报披露数据，2018年公司IGBT模块销售收入全球市占率达2.2%，荣登国内第一，全球第八。公司IGBT模块产品丰富，种类齐全，覆盖汽车级和工业级应用。公司不断增大研发投入，芯片自研率逐年提高，构筑公司竞争优势。同时，公司致力提高管理水平，不断规范各级管理程序，近年来营收规模持续攀升，毛利率和净利率也得到大幅度提升。预计公司2020-2022年的营业收入分别是：9.57亿元、12.58亿元、16.61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是1.73亿元、2.33亿元、3.14亿元，对应的PE分别为251、187倍、139倍，行业可比公司2021/2022年估值约为127/100倍，公司高于行业可比公司平均估值，但考虑公司在IGBT赛道独特卡位，首次覆盖，给予公司“增持”评级。
1月5日，恒大发布业绩公告显示，去年实现合约销售额7232.5亿，同比增长20.3%，销售面积8085.6万平方米，同比大增38.3%，累计销售回款6531.6亿，同比增长38.5%，均创历史新高。 回顾全年，在行业普遍走低背景下，恒大销售情况逆市大增，关键在于一系列贴合市场的政策，力保“高增长”。 去年2月，恒大实施了“网上卖房”的营销革命，并辅以系列让利组合拳；进入金九银十，恒大又推出“全线7折”优惠抢跑楼市，两个月大卖1820亿，再创历史新高。 得益于此，恒大全年实现销售7232.5亿，超额完成全年6500亿销售目标的111%；全年累计回款6531.6亿，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成为少数实现销售、回款大幅增长的龙头房企。同时，恒大年内回款率已高达90.3%，位居行业领先水平。恒大在公告中表示，2021年销售目标为7500亿。 “降负债”是恒大新战略核心，除了通过销售“高增长”、土储“控规模”以外，恒大还多管齐下全力降负债。 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吸引高质量战投，如恒大去年在地产、汽车、物业等板块，共引入318亿港元的股权投资。另一方面，还加快优质资产上市，如恒大物业于去年12月成功登陆港股再募资约70亿港元，此举进一步增加了公司净资产，推动负债率大幅下降。 得益于销售的强劲增长、土储规模的严格控制，以及资本市场多重利好动作，恒大截至2020年年底有息负债较3月份宣布新战略时下降1578亿，预计恒大2021年有息负债减少1500亿的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据此前媒体报道，恒大汽车已与海通证券签署上市辅导协议，拟在科创板上市，根据恒大汽车9月25日公告显示，预计发行的人民币股份的初始数目不超过16亿股（行使超额配股权前）。 此外，恒大汽车亦披露了募资用途，其中约70%将投向新能源汽车项目研发、生产及营销网络建设，以持续增加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储备，进一步提升研发实力与生产能力，扩大营销渠道，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在研项目的产业化，助力长期发展；而另30%则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一般企业用途，以改善财务状况。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5日讯*ST同洲(002052.SZ)今日跌停，截至收盘报1.10元，跌幅5.17%。 昨日晚间，*ST同洲公告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12月14日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其中，《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显示，同意聘任王祖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同时王祖珍辞去公司审计部总监职务。 截至三季度末，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持有*ST同洲6830.80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9.157%，是其第二大流通股股东；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持有*ST同洲628.80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0.843%，是其第八大流通股股东。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持有*ST同洲1116.55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1.497%，是其第五大流通股股东。 资料显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30日，注册资本153亿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有：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力宏计算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零度聚阵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百利博文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华宇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深圳平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4日，注册资本8亿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罗春风。深圳平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