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活动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成功举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副总编辑、总经理室总经理彭健明，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袭艳春，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哈思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召集人梁建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常务副召集人任学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洲非洲地区语言节目中心主任安晓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副主任张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副主任郭彦，以及来自各省市文旅、宣传部门和全国各广告公司的代表出席本次活动。活动由张斌、谢颖颖、唐天骄主持，央视新闻、央视频新媒体平台同步在线直播。 总台央视副总编辑、总经理室总经理彭健明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建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文化旅游产业迎来了高速发展，2019年我国实现旅游总收入6.63万亿元，同比增长11%。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10.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5%。2021年，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将更加旺盛，文化旅游产业将迎来更大发展。近年来，总台和各省宣传部门、文旅部门紧密合作，为各地建设文旅品牌、发展文旅产业提供包括广告在内的整合传播服务，协助各地创建了“好客山东”“多彩贵州”“清新福建”等一批响当当的省域文旅品牌。本次推出的“美丽中国行”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旨在为各省、区、市的文旅品牌建设提供线上线下联动的整合传播服务，塑造全新城市(行情300778,诊股)形象，共绘美丽中国画卷。跟过去的广告传播方案相比，“美丽中国行”更凸显融媒体传播的特色，除了电视资源，还配置了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频等新媒体资源。“十四五”规划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这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总台将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服务，支持在座各省市、各部门、各企业打造全新品牌形象，开启文旅品牌传播新格局！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让阳光永远照耀着每座城，让阳光永远温暖着每颗心。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袭艳春表示，山东是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人口大省。这里有16座特色鲜明、繁荣发展、文明和谐的美丽城市，这里有11个地级以上市、12个县级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长期以来，山东省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总台策划的“美丽中国行”活动，是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必将有力助推中国的城市形象塑造与推广。 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哈思挺表示，自2011年开始，“多彩贵州”形象片陆续在央视播出，有效提升整体品牌影响力， 2016至2019年，全省接待外省入黔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2019年，贵州省实现旅游总收入超1.2万亿元，跃居全国第3位。今年总台给予贵州极大的支持：一方面是大力支持贵州打好“宣传促消费扶贫”组合拳，充分激发贵州文旅产业与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的消费扶贫作用；另一方面，央视新闻融媒体8月在贵州举办“买遍中国-贵州站”直播带货活动，为疫情下贵州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丁俊杰在活动现场解读了城市文旅品牌建设价值及策略。城市品牌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其实都与民生有关，与民心有关。城市品牌建构过程中，必须明确文化是城市最大的不动产。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提到：“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以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要做城市品牌，要借助品牌媒体。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魅力中国城》《坐着高铁看中国》《直播中国》《买遍中国》等丰富多彩的栏目展现城市风貌，讲好城市故事，建设城市文化产业，打造城市品牌。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的内核隐藏、渗透于城市的方方面面，指引着城市建设及城市形象的塑造及传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广告资源管理部主任佘贤君现场发布了总台“美丽中国行”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本次方案的产品设计理念是聚焦媒体融合传播，包含电视主线传播与新媒体亮点传播。具体的实现方式有叙事营销、活动营销与拦截营销。叙事营销是通过长秒广告讲述品牌故事，活动营销是借助直播活动等与观众拉近心理距离，拦截营销则是与消费者定时定点“约会”。“美丽中国行”的电视端产品涵盖新闻类栏目与旅游类栏目，涉及到《朝闻天下》《新闻联播》《中国地名大会》《中国考古大会》《远方的家》等总台重磅资源。新媒体融合产品则包括直播活动类与国际传播类，与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频、CGTN等总台新媒体平台进行深度定制合作，助力中国城市品牌和文旅品牌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新媒体经营工作组负责人吴丹华解读总台新媒体矩阵传播价值。总台是一个拥有一云多屏、无处不在的新型主流媒体旗舰。在国内，总台有34个帐号粉丝数超过1000万，位居所有媒体之首。在国外，总台CGTN各语种帐号有超过3.3亿粉丝。今年以来，央视新闻在各平台的粉丝数都保持着快速增长，平均增长率接近50%，全网总粉丝数超4亿人。总台的直播带货火爆全国，“买遍中国”活动目前已在11个省份举办，推荐各地名优特产，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大美中国，如此多娇；牵手相约，天地同心。在媒体融合传播大发展的今天，总台与各省市、各企业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城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国家平台，合力推动城市形象建设，对接经济“内循环”，共绘美丽中国的壮美画卷。
导读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我们提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成为业内广为采用的经典分析框架，人口人才是区域经济和各行各业兴衰的根基。我们在前期系列报告中提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逻辑，指出人口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人才价值日益凸显，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以期准确把握人才流动趋势。 摘要 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智联招聘拥有约2亿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约630万；其中85%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14.6%。在求职者中，约四成为流动的跨城求职者。人才求职和跨城求职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性，高峰均在春节后的3月。从性别看，2019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60%，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4%，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2%为本科及以上，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37%，高学历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作年限看，流动人才中46%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总体的44%，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工资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5%月收入超6000元，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0%，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1%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 榜单概览：上海连续3年成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为衡量不同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海归人才流入占比的加权结果。其中，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力，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和海归人才流入占比反映城市对年轻高学历人才和海归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从结果看，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自2017年起连续三年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2019年应届生和海归人才流向北上深广的比重分别占比24.5%、28.7%，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北上广深的比重20.2%，应届生和海归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2）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人才流出。分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8%、-2.4%、-0.2%、-3.2%，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西部持续流出但有所收窄，东北持续流出且幅度扩大。分线城市看，2019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7%、1.1%、1.8%、-0.3%，2018年分别为-0.9%、4.9%、-0.3%、-2.3%；结合近4年数据观察，一线因京沪控人持续流出，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14%、13%、7%、7%，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0%、2.8%、-4.0%、0.0%、-0.5%，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受北京控人影响人才净流出，成渝和长江中游基本平衡。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1）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持续为负且降幅扩大，主因北京严控人口、疏解产业，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北京流向上海、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上海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持续净流入但逐渐下降，主因上海控制人口及产业转移；深圳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4%、0.2%，主因深圳活力强、人才政策吸引力大；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广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持续稳定净流入，主因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杭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始终为正且比较稳定，主因南京发展速度较快且2018年“宁聚计划”实施吸引人才；重庆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2018年由负转正主因信息技术产业等发展吸引人才；武汉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2017年由负转正，主因2017年“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 风险提示：样本偏差；简历投递与实际人才流动可能存在一定出入 目录 1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 2 榜单浏览：上海持续3年成为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1 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 2.2 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聚集、京津冀人才流出 3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 3.1 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 3.2 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 正文 1 数据说明：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人才流动趋势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但当前能够反映人才流动的数据缺乏。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比例分别在2011、2013年见顶，标志着过去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消逝，中国亟需转向人才红利。并且，从人口自然增长趋势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随后进入负增长。在此背景下，2017年以来全国约100城先后掀起 “抢人大战”，既是抢年轻人口更是抢人才。一般可通过官方常住人口数据分析人口流动，但反映人才流动的数据缺乏，特别是在非普查年份。为此，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以期准确把握人才流动态势。 数据说明及特征：智联招聘拥有约2亿个人注册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含登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630万，其中，求职人才即当年有简历投递行为的用户中约85%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14.6%（2015年小普查数据）；在求职人才中，约四成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投向城市不同的流动人才。人才求职和跨城求职具有明显的月度波动性，求职高峰一般在春节后的3月，2019年3月求职人数和流动人数占比分别为11.3%、13.1%，2018年分别为12.1%、12.3%。 1）从性别看，2019年流动人才中男性占60%，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54%，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智联招聘平台求职人才中男女比例为54：46，其中流动人才男女比例为60：40，说明男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54：46、64：36，2019年流动人才的性别比例更加平衡。 2）从年龄看，流动人才中超8成为18-35岁。2019年求职人才中18-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岁及以上分别占比30.2%、34.5%、20.5%、8.8%、3.4%、2.6%；流动人才中各年龄段人才分别占比30.7%、34.1%、19.6%、8.8%、3.7%、3.1%，求职人才和流动人才的年龄结构较为吻合，18-35岁分别占比85.1%、84.4%，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86.1%、78.6%，2019年流动人才更加集中于18-35岁。 3）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2%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7%，表明高学历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求职人才中初中及以下、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2.5%、13.0%、38.4%、41.5%、4.7%，其中流动人才各学历分别占比为2.1%、10.4%、36.8%、45.0%、5.7%，流动人才中本科、研究生学历比重均高于整体水平，2019年流动人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0.7%、较求职整体的46.2%高出4.5个百分点，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50.5%、47.5%，说明本科及以上的求职者职场竞争力较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4）从工作年限看，流动人才中46%工作5年及以下，高于求职总体的44%，职场新人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19年求职人才中工作年限为1年及以下、1-3年、3-5年、5-10年、10-20年、20年以上分别占3.1%、21.1%、19.4%、30.3%、22.3%、3.8%，流动人才中各工作年限人才分别占比3.3%、23.0%、19.3%、28.2%、21.9%、4.3%，其中工作5年以下的分别占比43.6%、45.7%，说明部分职场新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愿景尚有较大不确定性、更有可能跨城求职。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39.3%、40.4%，2019年流动人才更加集中于5年及以下。 5）从工资水平看，流动人才中45%月收入超6000元，明显高于求职总体的40%，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求职人才中月收入4000元及以下、4001-6000元、6001-8000元、8001-10000元、10001-15000元、15000元以上分别占比29.3%、30.8%、17.2%、9.4%、8.0%、5.3%，流动人才中各收入人才分别占比26.4%、28.8%、18.1%、10.6%、9.6%、6.5%，其中6000元以上的分别占比39.9%、44.8%，而在2018年上述比例分别为39.9%、45.8%，说明收入更高的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6）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1%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高于求职人才总体的48%。2019年求职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是IT|通信|电子|互联网、房地产|建筑业、生产|加工|制造，分别占比19.4%、14.9%、13.9%，合计占比48.3%；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也是上述三个行业，分别占比19.0%、17.5%、14.8%，合计占比51.4%，说明流动人才分布更加集中，且流动人才在房地产|建筑业的分布远高于求职人才。从二级行业分布来看，2019年求职人才最多的前五行业分别是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互联网/电子商务、教育/培训/院校、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酒店/餐饮，合计占比33.7%；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五行业则略有不同，第四和第五名分别是加工制造（原料加工/模具）、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合计占比34.7%。 2 榜单概览：上海持续3年成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沪深京居前三 从人才吸引力指数观察，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上海连续三年第一，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苏州、天津位居前十。为衡量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海归人才流入占比的加权结果。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人才净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力。其中，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不在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该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为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其他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指现居住地和简历投向地不一致的人才。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应届生流动人才/应届生流动人才总量，海归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海归流动人才/海归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城市对年轻高学历人才和海归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从结果看，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的上海市人才吸引力指数2017年由第二名升至第一名，随后三年持续第一；由于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人才政策吸引力强，2016-2019年深圳排名第3、3、3、2位；北京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排名为第1、2、2、3位，有所下降；广州则始终为第4位；杭州因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连续四年稳居第5；南京为第6、6、7、6名；成都2019年为第7名且近三年较为稳定；济南2019年为第8名，比2018年的第14名有所上升；苏州为第7、8、9、9，较为稳定；天津为第8、10、12、10名。2019年前50强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33、6、8、3个；一二三四线分别有4、32、14、0个，分别占一二三四线城市数量的100%、91%、17%、0%；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有12、7、5、2、3个。 2019年应届生、海归将简历投向北上深广的比重分别占比24.5%、28.7%，均高于流动人才流向北上广深的整体比重20.2%，应届生和海归更倾向往一二线城市集聚。从应届生看，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前四名分别是北上深广，合计占比24.5%，高于北上深广的人才流入占比20.2%；应届生人才流入前十城市还有成都、杭州、郑州、南京、西安、天津，前十合计占比45.2%，高于前十城市的人才流入占比36.1%，意味着和流动人才相比，应届生人才更加向一二线城市集聚。和2018年相比，2019年流入北京、武汉、成都的应届生占比分别下降0.5%、0.5%、0.4%，流入济南、深圳的应届生占比分别上升0.3%、0.2%。从海归看，海归人才流入占比前四名分别是北上深广，合计占比28.7%，高于北上广深人才流入占比的20.2%；海归人才流入前十城市还有杭州、成都、南京、天津、苏州、青岛，前十合计占比44.6%，高于前十城市的人才流入占比35.5%，意味着和流动人才相比，海归人才也更加向一二线城市集聚，尤其是向一线城市集聚。和2018年相比，流入北京、成都的海归人才占比分别下降0.9%、0.3%，流入东莞、深圳、长沙、无锡的人才分别上升0.3%、0.2%、0.2%、0.2%。 2.2人才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人才流出 人才净流入占比是人才吸引力指数的核心指标，等于（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 1）分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8%、-2.4%、-0.2%、-3.2%，东部人才持续集聚，中西部持续流出但有所收窄，东北持续流出且幅度扩大。全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不含三沙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分别有87、80、95、34个。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2016-2019年东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4.2%、63.2%、60.8%、61.6%，均超六成但稍有下降，意味着全国流动人才超6成向东部集聚；中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而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西部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和流出占比均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0%、5.9%、5.3%、5.3%，逐年下降，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8.2%、8.2%、8.3%、8.5%，逐年上升。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东部分别为7.8%、6.2%、5.7%、5.8%，虽略有下降但仍维持较高水平；中部分别为-4.0%、-3.2%、-2.4%、-2.4%，虽逐年上升但人才仍然净流出；西部分别为-1.6%、-0.7%、-0.3%、-0.2%，人才净流出但逐年上升至基本平衡状态；东北分别为-2.2%、-2.3%、-3.0%、-3.2%，人才净流出且幅度扩大。 2）分线城市看，2019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7%、1.1%、1.8%、-0.3%，2018年分别为-0.9%、4.9%、-0.3%、-2.3%，结合近4年数据观察，一线因京沪控人持续流出，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较为平衡，四线持续流出。我们把全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二线城市35个，三线城市81个，四线城市176个（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呈下降趋势，人才流出占比基本稳定；二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44.9%、46.3%、47.9%、46.4%，呈上升趋势且约半数人才流入二线城市，人才流出占比基本稳定；三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0.5%、19.3%、18.6%、20.8%，2019年上升较为明显，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四线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12.2%、11.6%、11.6%、12.6%，2019年上升较为明显，人才流出占比呈下降趋势。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一线分别为0.8%、-0.5%、-0.9%、-2.7%，受京沪控人影响一线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开始由正转负；二线分别为0.6%、3.2%、3.6%、1.1%，二线人才持续集聚；三线分别为0.4%、-0.3%、-0.3%、1.8%，较为平衡；四线分别为-1.8%、-2.5%、-2.3%、-0.3%，人才持续净流出。 3）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5.0%、2.8%、-4.0%、0.0%、-0.5%，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京津冀受北京控人影响人才净流出，成渝和长江中游基本平衡。从人才流入流出占比看，长三角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均呈下降趋势，2019年分别为22.6%、17.6%；珠三角人才流入占比较为稳定，人才流出占比分别逐年微降，2019年分别为13.9%、11.1%；京津冀2016-2019年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14.3%、16.2%、17.0%、17.3%，逐年上升；成渝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均较为稳定；长江中游人才流出占比逐年下降。2016-2019年分别有64.6%、64.7%、64.5%、63.1%的人才流入五大城市群，均超6成。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16-2019年长三角分别为4.7%、4.6%、4.6%、5.0%，人才净流入且占比高于其他城市群，人才大量向长三角集聚；珠三角分别为1.7%、2.0%、2.2%、2.8%，人才净流入且逐年上升；京津冀分别为-0.4%、-1.9%、-2.9%、-4.0%，人才净流出且流出规模逐渐扩大，主要受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大幅下降影响；成渝分别为-0.7%、-0.2%、0.3%、0.0%，流入流出基本平衡；长江中游分别为-1.3%、-1.0%、-0.3%、-0.5%，流入流出基本平衡。 3 重点城市：深广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逐渐上升 从重点城市看，我们选取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重庆、天津、杭州）作为观察对象，并根据一二线城市对其划分进行具体分析（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5月报告《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排名：2019》）。 3.1一线城市：北上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深广呈上升趋势 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四个一线城市北上深广分别为-3.9%、0.5%、0.2%、0.6%，广州最高、北京最低。从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的趋势变化看，北京、上海因严控人口、疏解产业而逐年下降，分别从-0.7%、1.3%降至-3.9%、0.5%；广州逐年上升、深圳呈上升趋势，分别从0.3%、-0.2%升至0.6%、0.2%，主要因为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大学生数量全国最多，深圳经济发展速度快且人才吸引政策力度大。 1）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持续为负且降幅扩大，主因北京严控人口、疏解产业；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北京流向上海、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北京常住人口增量逐年下滑，2011-2018年从57万降至-17万，2019年缩窄至-1万，2017-2019年连续3年为负，2016-201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始终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6-2019年北京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7.2%、7.3%、7.1%、6.3%，但人才流出占比持续攀升，分别达7.9%、9.6%、9.9%、10.2%，北京的人才流入和人才流出均居全国城市首位，但流出逐年攀升、流出明显大于流入，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7%、-2.3%、-2.7%、-3.9%。从来源看，2019年人才向北京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天津、郑州、深圳、廊坊、石家庄、西安、成都、沈阳、武汉，合计占比达44.7%。其中，京津冀城市有3个，合计占比达15.6%。人才流入北京主要因为北京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GDP规模达到3.5万亿，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二，同时13个行业中北京有8个的薪酬位于所有城市之首。从去向看，北京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天津、深圳、成都、廊坊、济南、杭州、广州、石家庄、西安，合计占比达42.5%。其中，流出北京的人才中7.7%流向上海，流出上海的人才中13.1%流向北京，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北京流向上海和上海流向北京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8%、0.6%，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流出北京的人才增多主要因为北京控制人口、疏解产业。2013年北京开始严控人口，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北京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2020年及之后北京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根据北京市发改委，截至2019年底，北京市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2.28万件；2014-2019年北京市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759家，疏解提升市场631个、物流中心122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2018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累计减少489家。2019年北京流出人才的29.7%来源于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深圳外的其他8个重点城市，也高于北京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23.4%。 2）上海：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持续净流入但逐渐下降，主因上海控制人口及产业转移。2011-2019年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放缓，增量从44万降至4万，其中有两年为负。2016-2019年上海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6.3%、6.1%、5.6%、5.2%，持续下降，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4.9%、4.9%、4.7%、4.8%，流入大于流出，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3%、1.2%、0.9%、0.5%。从来源看，人才向上海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苏州、深圳、青岛、杭州、南京、合肥、郑州、成都、武汉，合计占比达48.1%，显著高于2018年前十来源地的45.7%，上海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北京占比15.1%，而长三角城市有4个、合计占比16.3%。人才流入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上海GDP规模达到3.8万亿、位列全国城市第一。2019年上海流入人才中9.9%流向商业服务，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13个行业中上海有4个薪酬位列第一、8个位列第二，其中商业服务位列第一。从去向看，上海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杭州、苏州、深圳、南京、广州、合肥、成都、郑州、无锡，合计占比达51.6%。其中，长三角城市有5个，合计占比达25.9%，长三角城市对上海的人才有分流作用。人才流出上海主要因为上海控制人口规模和产业转移，2016年上海“十三五规划”及《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15-2040）》均要求2020年及之后上海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8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减少1666家。2019年上海流出人才的7.6%、7.4%来源于服务业和金融业，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也高于上海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4.4%、5.7%。 3）深圳：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4%、0.2%，主因深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才政策有吸引力；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2015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从2014年的15万大幅上升至60万，2015-2018年平均增量为56万。2016-2019年深圳人才流入占比基本稳定在4.9%左右，分别为4.8%、5.1%、5.0%、4.7%，但人才流出占比呈下降趋势，分别为5.0%、4.9%、4.6%、4.6%。从来源看，人才向深圳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广州、北京、天津、东莞、上海、成都、长沙、武汉、惠州、佛山，合计占比达52.8%，高于2018年前十来源地的50.4%，深圳的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珠三角城市有4个，占比22.9%；流入深圳的人才中13.1%来自广州，流入广州的人才中17.4%来自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来源城市的第1位。人才流入深圳主要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和人才政策有吸引力。2019年深圳GDP增速6.7%，高于全国平均的6.1%，也高于北京和上海的6.1%、6.0%；2016-2019年深圳平均GDP增速为8.0%，高于广州、北京、上海的7.0%、6.6%、6.6%。深圳还拥有华为、腾讯、平安等众多著名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吸引大量人才。深圳的落户政策逐渐放宽，且补贴幅度较大，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2016年深圳将全日制本科生、硕士、博士的租房相关补贴从6000、9000、12000元分别提高至15000、25000、30000元，2017年落户门槛放宽至35岁以下专科学历人才，对新引进的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分别给予300万、200万、160万的奖励。从去向看，深圳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广州、东莞、上海、北京、惠州、佛山、长沙、杭州、武汉、成都，合计占比达53.9%，低于2018年前十去向地的56.4%，深圳人才流向的方向更加分散。其中，广州占比达15.0%，珠三角城市有4所，合计占比32.3%，深圳和珠三角地区人才流动频繁；流出深圳的人才中15.0%流向广州，流出广州的人才中18.6%流向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7%、0.6%，规模基本平衡。 4）广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人才净流入且持续稳定增长，主因广州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广州常住人口增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2019年从4万升至40万。2016-2019年广州人才流入占比基本稳定在4.2%左右，分别为4.2%、4.3%、4.2%、3.9%，2019年略有下降，人才流出占比持续下降，分别为3.9%、3.8%、3.6%、3.3%，流入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5%、0.5%、0.6%，逐年上升。从来源看，人才向广州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北京、佛山、东莞、上海、长沙、成都、武汉、珠海、郑州，人才流入占比合计达50.8%。其中，深圳占比17.4%，珠三角城市有4个，合计占比29.6%。人才流入广州主要因为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成本较低。2019年广州GDP增速为6.8%，高于北京、上海、深圳的6.1%、6.0%、6.7%。广州的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根据英国经济分析智囊机构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在全球133个城市样本中，上海与深圳排名并列第25位，北京、广州分别排名49、68位；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7.8、21.5、23.8、14.8年，广州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在一线城市中最低。2019年广州流入人才的13.3%、5.3%流入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以及服务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从去向看，广州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佛山、东莞、北京、上海、珠海、杭州、中山、惠州、长沙，人才流出占比合计达57.2%。其中，深圳和佛山占比分别为18.6%、12.1%，珠三角城市有6个，合计占比44.9%，与北京13.6%的人才流向京津冀都市圈、上海25.9%的人才流向长三角都市圈和深圳32.3%的人才流向珠三角都市圈相比，广州人才流向珠三角都市圈城市的比重显著更高。一方面是因为珠三角多为粤语城市、文化相近，另一方面是广州高校数量较多，广东省人才为求学向广州集聚，毕业后从广州回流至省内其他城市。根据教育部数据，广州普通高校数、211高校数分别为37、6所，分别排名第5、6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广州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为108.6万人、位列全国第一。 3.2二线城市：杭宁渝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津蓉有所下降 从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看，6个重点二线城市杭宁渝汉津蓉分别为1.4%、0.9%、0.3%、0.1%、-0.1%、-0.7%，杭州最高、成都最低。从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变化看，杭州从0.8%逐年升至1.4%，因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且薪酬相对较高；南京、重庆、武汉呈上升趋势，分别从0.8%、-0.1%、-0.3%升至0.9%、0.3%、0.1%，南京经济增速在十城中排名第一且2018年实施“宁聚计划”吸引人才，重庆的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武汉2017年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留住人才；天津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下降，从0.2%降至-0.1%，主要因为发展速度放缓且薪资水平在十城中倒数第一，成都在-0.3%至-0.8%区间波动，主要由于薪资水平相对较低。 1）杭州：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始终为正且逐年攀升，主因杭州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薪酬超越广州在十大城市中位列第四。2013-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从4万逐渐增至55万，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杭州排名全国第一。2016-2019年杭州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0%、3.3%、3.3%、3.4%，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2%、2.3%、2.1%、2.0%，人才流入明显大于流出，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1.0%、1.2%、1.4%，逐年攀升，2018-2019年居全国之首。从来源看，人才向杭州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合肥、宁波、郑州、南京、广州、苏州、成都，合计占比达46.6%，明显高于2018年杭州人才前十来源地的44.0%，杭州的人才来源集中度有所上升。其中，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人才合计占比23.6%，杭州发展所需人才主要在一线城市中，杭州也具有从一线城市抢夺人才的能力。且杭州前十来源地有5个来自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25.1%。人才流入杭州主要是因为产业发展迅速，尤其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行业发展较快。根据杭州市统计局，2019年杭州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增长15.1%，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14.6%，均高于杭州GDP增速6.8%。2019年杭州流入人才28.8%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明显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其中，12.8%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二级行业，高于除重庆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同时杭州薪酬较有吸引力，在十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四，高于广州，其中13个行业中杭州有1个位列第一（交通|运输|物流|仓储），1个位列第二，2个位列第三，7个位列第四。从去向看，杭州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宁波、南京、深圳、苏州、嘉兴、绍兴、广州、金华，合计占比达44.9%。其中，有7个去向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32.3%。 2）南京：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始终为正且比较稳定，主因南京发展速度较快且2018年“宁聚计划”实施吸引人才。和上述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常住人口增量相对稳定，2011-2019年始终在2-10万区间波动、2019年为6万。2016-2019年南京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3.1%、3.0%、2.9%、2.8%，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2.3%、2.1%、1.9%、1.9%，均逐年下降，但人才流出明显大于流出，使得南京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9%、0.9%、0.9%，基本稳定。主要因为落户条件放宽且电子通信、制造业等行业增长速度较快。2018年“宁聚计划”即《人才落户实施办法》实施，不再以就业为落户前提，年龄条件也从35岁放宽到40岁。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2019年南京GDP同比增长7.8%，不仅高于全国的6.1%，也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2018年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高于全国的6.2%，其中，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53.1%、108.9%、29.6%，高于全国的66.2%、6.4%、11.2%。从来源看，人才向南京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合肥、杭州、西安、深圳、徐州、成都，合计占比达45.7%。其中，有5个是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25.8%。从去向看，南京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上海、苏州、北京、无锡、杭州、常州、徐州、合肥、扬州、镇江，合计占比达49.5%。其中，有8个是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达40.8%。南京和长三角的人才互动非常频繁，部分因为南京高校较多，长三角人才为求学向南京集聚，毕业后从南京回流至长三角其他城市。根据教育部数据，南京普通高校数、211高校数分别为34、10所，分别排名第6、3名。 3）重庆：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2018年由负转正主因对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重庆常住人口增量维持在高位，2011-2019年增量平均为27万。2016-2019年重庆人才流入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为1.3%、1.3%、2.0%、1.8%，人才流出占比在2016-2018年均为1.4%、2019年上升至1.6%，导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1%、-0.1%、0.5%、0.3%，逐年上升且2018年由负转正。从来源看，人才向重庆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成都、北京、西安、长沙、上海、深圳、天津、贵阳、广州、武汉，合计占比达62.8%。其中，成都流入重庆占比达26.4%，高于大部分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电子产业等具有较强吸引力。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25.7%流向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高于除杭州外的其余8个重点城市，也明显高于流出人才从事该行业的比例13.1%，其中2019年重庆流入人才中14.4%流向互联网/电子商务的二级行业中，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重庆电子商务企业个数2013-2018年从640个增加到2545个；重庆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个数2008-2017年从68个增加到540个。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重庆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45.2%，高于全国2019年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速的20.8%。从去向看，重庆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成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杭州、贵阳、武汉、昆明，合计占比达51.0%。 4）武汉：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2017年由负转正，主因“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实施。2011-2019年武汉常住人口增量平均为16万人，常住人口保持较高增长。2016-2019年武汉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1%、2.2%、2.7%、1.9%，人才流出占比2.3%、2.1%、1.9%、1.8%，逐年下降，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3%、0.0%、0.8%、0.1%。主要因为2017年开始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大学生可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或租到租赁房；不满40周岁的留汉大学毕业生可凭毕业证落户，硕士、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分别为4万元、5万元、6万元、8万元。根据武汉市委组织部，2017-2019年新增留汉大学生共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2017年确定的五年达到100万的目标。从来源看，人才向武汉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郑州、长沙、成都、广州、西安、杭州、襄阳，合计占比达45.0%。从去向看，武汉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长沙、南京、成都、郑州、宜昌，合计占比达45.1%。 5）天津：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且2018年由正转负，主因天津发展速度放缓、2019年GDP增速5.3%在十城中最低、且薪资在十城中最低。天津常住人口增量呈下降趋势，2011-2019年从56万降至2万。2016-2019年天津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2%、2.2%、2.3%，较为稳定，流出占比分别为2.0%、2.1%、2.3%、2.4%，逐年上升，使得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2%、0.1%、-0.1%、-0.1%，逐年下降。从来源看，人才向天津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沈阳、石家庄、廊坊、深圳、唐山、保定、西安、郑州，合计占比达55.1%。其中，北京占比高达31.8%，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第一来源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从去向看，的天津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石家庄、廊坊、济南、广州、杭州、重庆、保定，合计占比达54.5%。其中，北京占比22.8%，显著高于其余城市第一去向地占比，主要因为地理位置近且北京工作机会多。人才流出天津主要因为发展速度放缓且薪资水平低，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天津2019年GDP增速为5.3%，在十大重点城市中倒数第一；2017-2019年GDP同比增速平均为4.0%，不仅远低于2010-2016年的平均增速12.6%，也远低于2017-2019年杭州、南京的平均增速7.2%、7.9%；同时天津薪酬较低，2019年4季度平均月薪为7813元，在十城中排名倒数第一，13个行业中天津有10个在十城中位列最后。 6）成都：2016-2019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始终为负，主因薪资水平较低，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第一目标城市，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成都常住人口增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2019年从2万升至25万，2016年变动较大、高达126万。2016-2019年成都人才流入占比分别为2.3%、2.8%、3.7%、2.9%，流出占比分别为3.2%、3.1%、4.0%、3.6%，流出始终大于流入且差距在2017-2019年逐年增大，使得人口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8%、-0.3%、-0.3%、-0.6%。净流出成都的人才较多是因为薪资水平低，2019年4季度成都平均月薪为8326元，在十大重点城市中排倒数第二，13个行业中有7个在十大城市中薪资水平排倒数第二。从来源看，人才向成都流入的前十大城市分别为北京、重庆、西安、上海、深圳、绵阳、长沙、广州、郑州、贵阳，合计占比达47.5%。从去向看，成都人才外流的前十大城市分别重庆、北京、深圳、西安、上海、绵阳、眉山、广州、德阳、南充，合计占比达46.2%。其中，流出重庆的人才中17.9%流向成都，流出成都的人才中13.6%流向重庆，重庆与成都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的第1位，成都流向重庆和重庆流向成都的人才流出在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中占比分别为0.5%、0.4%，人才从成都净流向重庆。2019年成都流出人才的30.6%来源于房地产|建筑业，显著高于其他9个重点城市，且远高于成都流入人才流向该行业的比例13.1%。 智联招聘课题组专家李强 王一新 周培 李小丽 北京大学黄玉致、伦敦大学学院闫婧对本文有贡献
（脑诞生，最高日产超14万台。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3月工厂开门，4月全面复产，6月投入物联网自动化组装线，9月推出首款命名为“刀锋”的5G折叠屏手机……因疫情曾在年初暂停，如今，这个联想全球最大最先进的自有工厂，以只争朝夕的姿态跑出中国智能制造的“加速度”。 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湖北省，在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跌近四成基础上，前三季度GDP已恢复至去年同期九成。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次世纪疫情带来的冲击史无先例，全球各国概莫能外。在空前的历史大考中，作为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面对的是多重任务、多难抉择—— 既要以举国之力对抗肆虐疫情，又要防止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付之东流；既要防止经济停摆、社会失序等难以预测的风险，又要确保“十三五”顺利收官，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到底有多难？ 仅春节节后复工多延迟一天，全国减少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约达1500亿元。疫情阻断的时间越长，经济社会重启和复苏的难度就越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沉着应对，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能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勇拼搏—— 一手抓防控：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武汉“封城”，八方驰援，全国上下打响了一场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一手抓发展：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出台一系列纾困惠企政策，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疫情胶着对垒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社区调研指导全民战“疫”；在抗击疫情的关键阶段，总书记专赴湖北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强调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武汉返回不久，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浙江考察调研，释放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推动复工复产的鲜明信号。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复工复产关乎生计。 “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 一年来，云南、北京、湖北、浙江、陕西、山西、宁夏、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上海、江苏……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跨越大江南北，到基层、看企业、进农村、访农户，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 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20多次会议统筹部署疫情防控；3次中央财经委会议、5次中央深改委会议、7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未来蓝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航船穿风劈浪、行稳致远—— 这是超常规的政策部署：增加1万亿元财政赤字，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年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推动金融系统合理让利1.5万亿元……一揽子对冲政策周密齐全，力度空前。 这是因时因势的有效应对：在“六稳”基础上，犹如及时雨的“六保”政策迅速出台，纾困惠企举措保住市场主体，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守住“米袋子”、守好“菜篮子”，畅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一系列举措直达基层，立竿见影。 冬去春来，山河无恙。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一度按下“暂停键”的中国，重新动起来、跑起来。热干面的香味又飘了出来，空荡荡的影院迎来了久违的观众…… 2020年极不寻常的全国两会，在推迟两个多月后召开。“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5月23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时的讲话高屋建瓴、指引航向。 一个个相继转正的经济指标，印证着中国经济提速的脚步： 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出口增速转正； 5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和工业利润增速转正； 6月，外贸进出口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转正； …… 7月16日上午10时整，“转正”二字在网上刷屏，这条消息令人振奋：在一季度回落6.8%的基础上，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提升10个百分点，同比增长3.2%。 10月19日，中国宣布前三季度经济增速转正，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复苏。 “中国将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2月1日在其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作出判断。此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机构纷纷为中国发展投下“信任票”。 这个正增长，来之不易，殊为至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 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讲的这番话，道出了中国人民坚忍不拔的品格和蕴含的无穷力量。 承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 细读时隔9个月的两段话，令人分外感慨：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 ——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一个是抗疫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令； 一个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在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作出的郑重宣示。 一诺千金重。 当千年梦圆近在咫尺，凶险疫情来袭却让一切充满变数。能否如期完成脱贫攻坚？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以有力行动兑现承诺。 这承诺，是克服疫情冲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11月23日，对贵州沿河县思渠镇边疆村金元组村民陈茂富来说，是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包括沿河县在内的贵州9个贫困县彻底摘掉贫困帽子，告别贫困历史。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陈茂富难掩激动。面对疫情，他曾经担心生活受冲击。但坚守在基层的党员干部、迅速落实的扶贫政策、有力的防控举措，消除了他和村民们的担忧。 如今，一家5口通过务工、产业分红、公益性岗位等渠道，人均年纯收入已超过1万元，陈茂富对未来日子充满期待。 2020年，是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面对疫情冲击、洪水来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全国总动员，挂牌督战不含糊，坚决打赢这场总攻战！ 这样的场景让不少网友记忆犹新：在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直播平台，点赞当地特产柞水木耳——“小木耳、大产业”。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彰显兑现承诺的坚定信念。 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优先保障扶贫项目开工，进行挂牌督战……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扎实有力，脱贫攻坚成就彪炳史册。 这承诺，是不折不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心—— 不久前，一则有关高值医用耗材的消息引发关注：经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冠脉支架价格从均价1.3万元左右下降至700元左右，为“心病”患者带来福音。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民生改善一直在路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今年以来，无论是开会还是考察，“确保”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多的词语之一，也鲜明体现他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与信念。 疫情下，民生保障力度不减，百姓获得感实实在在：1至11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22.1%；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0.6%，实现由负转正；前11个月，卫生、教育投资分别增长26.1%、13.9%……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在一个个具体指标上：回望“十三五”，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人均GDP破1万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十足。 这承诺，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2020年收官之际，中国重大科技成果突破捷报频传： 11月10日，“奋斗者”号深潜万米，逐梦深蓝； 12月1日，“嫦娥五号”上天揽月，筑梦苍穹； 12月4日，“九章”问世，圆梦“量子优越性”； …… 这是拼搏创新的中国气魄，这是催人奋进的中国力量。 创新，成为这一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深刻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加快科技创新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道出了中国开拓新局的核心与根本。 云端会议、在线课堂、线上医疗、直播卖货、人工智能……1至11月，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1.5%，新动能点燃中国经济复苏引擎。 不久前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被放在12项重大任务之首，“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被写入规划建议。 前进——“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12月11日，深圳出台重磅新举措——正式启用外国人就业居留事务服务中心及外国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这意味着，外国人在深圳就业“线上一次申请，线下一次跑动”即可同时办理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审批时限从15个工作日缩至7个。深圳还获赋权签发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为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办理有效期最长10年、每次停留最长180天的多次往返“R”字签证。 这是新近落地的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首批40项授权事项清单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已按下“快进键”。 砥砺奋进，坚定向前。 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前所未有的挑战压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10月14日，广东深圳。 11月12日，上海浦东。 一个月内，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地标，出席庆祝大会，擘画改革蓝图。 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支持实施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制定意见，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是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 2月14日，疫情防控最吃劲时，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7项事关长远的重大改革文件。 改革到了新的历史关头，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改革。 一年来，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到部署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从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浙江“破冰”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抓住关键布局落子，体制机制障碍不断破除，发展动力持续激发。 开放大门越开越大，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9月4日，北京。 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类服务贸易展会——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这是疫情发生以来，由中国举办的首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际经贸活动。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但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阻断不了我们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信心和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的致辞，通过电视和网络信号，传遍神州大地、播向五湖四海。 两个月后，上海。 经历近20小时的飞机和中转、3次核酸检测、14天隔离，意大利珠宝商马可·鲁索来到如期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眼下全球许多机遇之门已关上，但进博会这扇‘窗’还开着。”马可·鲁索连连感叹，“一切都值了！” 逆风破浪，危中育机。 疫情冲击下，国际贸易投资大幅萎缩，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为全球经济复苏创造机遇，也为自身发展谋求先机。 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到33条，自由贸易试验区由18个增至21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 前11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8%，持续回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预计全年减少40%下，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3%，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时近年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连续出席多场国际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纵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住了“压力测试”，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不断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体现。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谋深虑远、周密部署。 聚焦公共卫生、生物、粮食、能源、金融、网络、防灾备灾、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加强前瞻性谋划和战略布局，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主动作为； 对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加强系统集成，统筹部署推进，着眼长远…… “我们确实在经历一场大变局。”对中国治理能力深有认同的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说，成功应对挑战，将是一场治国理政的大考验，需要中国和其他国家携手开展大合作。 新局——“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科学部署、精准施策，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南海之滨，浪激潮涌。半年前启航建设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片繁忙景象。 12月1日，海南自贸港首张“零关税”商品清单，即原辅料“零关税”商品正面清单正式执行。清单上169种进口商品一律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作为中国开放前沿的海南，正扬帆奋进。 驶向更深阔的海域，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迎来新的航程—— 深秋的北京，一场为期4天的会议吸引世界目光。 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5年和15年的发展蓝图。 历史交汇点，亦是转折点。 此时此刻，“十三五”收官在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在望；“十四五”即将开启，中华民族将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重大判断，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凸显出洞察大势、把握未来的远见卓识。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也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中国将不断拓宽发展新空间—— 距离首都北京100多公里的施工工地，塔吊林立、夜光如昼。超10万建设者争分夺秒，昼夜奋战。 这个“全球最大施工现场”正是雄安新区，从高起点规划到高质量建设，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雏形初显。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放眼中国地理版图，一个个重大国家战略，联南接北、承东启西，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翻开“十四五”规划建议，区域发展“第二梯队”呼之欲出。 进入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将不断重塑发展新优势—— 逆全球化加剧，外部风险冲击，该如何应对？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断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有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开放的中国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作出重要部署——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依托于良好的金融环境、充足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南京市创新创业蓬勃发展。近日，在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南京紫金投资集团主办的2020南京科创资本招商推介暨青年投资人峰会上，清科研究中心高级研究总监房瞻发布了《2020年南京市股权投资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南京市强化金融服务、加大了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对于科创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更是非常大，2017、2018年相继出台“科技金融31条”和“股权投资十条”，并且为了吸引和留住科技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制定了《创业南京英才计划》、设立了南京人才基金，为整个南京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力提升和生态环境打造都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截至今年9月底，南京市新募基金数量为56支，总金额达到131.87亿元，排名江苏省内第二，多支主投方向为科创企业的基金完成募集。例如由产业集团、江苏国信、中信建投、南京产业发展基金、江苏省电力设计院等共同投资建立的江苏疌泉国信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主投新能源技术领域、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由百仕达出资建立，江宁产业发展基金和江宁科学园参投，主投生物科技、制药、医疗装备等医疗健康领域的南京宽平晟诺基金。 从投资的情况来看，2019年南京市股权投资案例数达到了237起，全国排名第七，并且南京市在过去的五年持续保持增长，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2%，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活跃度整体下滑，但南京的下滑幅度还是相对较小，前三季度共完成170多起投资，预计到年底可追平2019年的数量。 从产业分布情况来看，南京市各个细分产业的活跃度在近几年也随着产业政策的变化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据房瞻介绍，过去几年全国都在投互联网的时候，南京市最活跃的两个行业一直都是IT和医疗健康，半导体领域的活跃度也从2016年开始逐年上升。“从今年前三季度最新数据来看，排名最靠前的三个行业分别为IT、医疗和半导体。这几个行业是目前我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三大行业，也是硬科技发展当中最核心的三大产业，因此南京市股权投资市场的产业结构是非常好的，未来的后发力量会比较强。”房瞻表示。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抉择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是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部署，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和一系列政策安排。 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运行中扮演着“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角色，对推动资本形成、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枢纽作用。今年是我国资本市场成立30周年。经过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基础性制度不断健全，各项功能有效发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对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意味着资本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使命。 一、充分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和内涵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蔓延，让2020年成为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变化，也使得一些长期积累的历史性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阶段和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应对，具有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过去二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迷，外部需求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全球政治形势错综复杂，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卡脖子”问题日渐突出。这些因素叠加，给我国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从“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经济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之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低等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通过“两头在外”的生产贸易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矛盾逐渐凸显，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发展质量亟需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调结构转方式、大力发展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新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主动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畅通经济循环，即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就需要以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潜力和禀赋优势，意味着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条件和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之一，就是要牢牢抓住扩大内需战略，推动供给侧改革深化，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以新需求带动新供给。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之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更高开放水平上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国内循环是基础，但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要坚持开放、分工合作、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是在更大范围、更高开放水平上要素资源的配置和优化。 二、资本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战略支撑作用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枢纽平台。资本市场各项功能的有效发挥，对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科技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链完善、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等，具有重要作用。也正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资本市场的战略支撑作用广受期待。 资本市场是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对于融资结构改善、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持续占比较高，金融资源更多流向传统产业和投资领域，并造成杠杆率居高难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让更多要素资源配置到高效领域，提升效率，这对融资结构优化提出迫切要求。资本市场是提高直接融资的主渠道，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 资本市场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所在。国际经验显示，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市场的包容性，可以让更多科创型企业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助推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相关产业链的完善，解决一些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资本市场是财富管理的重要方式，对于居民财产保值增值、消费扩大和升级具有重要支持作用。中央多次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此前，我国居民理财渠道匮乏，不少资金涌入房地产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发展壮大，市场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市场吸引力持续提升，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长期资金逐渐成为资本市场重要机构投资者，也是居民财富管理的重要渠道。因此，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进而以“内循环”推动“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三、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需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层次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基础制度逐步健全，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均位居全球第二位，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达到4100家，债券市场托管规模约为115万亿元。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依旧明显，各项功能发育依然不够成熟，比如直接融资占比偏低、制度建设与成熟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仍待提高。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既给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需要资本市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夯实基础性制度，提升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发挥与实体经济发展形成良好循环。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补短板、锻长板，促进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政策传导、风险防范化解以及预期引导等各项枢纽功能有效发挥。过去两年，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已经从科创板增量试点向创业板存量改革推广，与之相伴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也相继落地。未来一段时间，全面推行注册制将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任务，并由此进一步带动信息披露、退市、交易等基础制度的改革完善。同时也要继续加强市场法治化建设水平，强化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二是要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市场包容性，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等层次分明的股票市场，以及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协同发展的债券市场，新三板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市场等也在规范中健康发展。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需要推进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深化创业板新三板等改革，让更多科创类新兴企业对接资本市场，也要加快债券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 三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新发展格局不是自我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在更高开放水平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稳步提升，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但与成熟市场相比国际化依然需要提高。面向未来，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市场互联互通程度将继续提升，更多境外投资者将通过多渠道进入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也将迎来更多外资同行。资本市场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将进一步助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有机融合。（作者赵洋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生）
未来五年“四低两高”的经济运行模式依然会持续。“四低”主要体现在持续的低增长，持续的低贸易，持续的低通胀，持续的低利率；“两高”表现在高债务和高风险上。 关于低增长，今年是一个非常低的低点，明年会摆脱低点。但是摆脱低谷会不会使我们回到过去4%左右的稳态增长环境呢？我们认为是否定的。 未来的增长不仅仅是不确定性很大，同时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对整体经济基本面带来了结构性深层次的实质性冲击。这些冲击大家的预测差别非常大。而影响未来经济的因素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就是大家期盼的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低。 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突破和发展，要着重看几个方面：一是有没有基础理论突破，二是有没有重大技术和工艺的突破，三是有没有产生蜂聚现象，四是产业化似乎处于加速状况，五是从经济增长、经济组织方式、社会模式的重大转变进行研判，这几个研判并不支持我们近几年有重大的技术革命和组织革命。 未来五年，技术进步并不支持我们摆脱长期停滞的状况。 另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几年会出现加速。特别是从2020年到2035年全球老龄化率从9%越过10%，这导致世界储蓄率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资本形成会产生一系列系统性的变化。这几大变化导致低增长会持续。 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逆全球化，人类经历了四次逆全球化，这四次逆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规律是在大国博弈、超级博弈的时期，逆全球化往往不是在五年八年，而是持续二十年左右，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持续12年的逆全球化，是不是结束了？答案否定的，逆全球化还会进一步进行。特别是新冠疫情使安全问题、产业链的备胎问题全面提出，即使新冠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也会导致逆全球化更进一步。全球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最高点26.5%下降到2019年21.6%，下降4个点。今年一年下降5个点。 我们预计未来几年，这个数字依然不好看。IMF预测未来出口增长反弹之后会有一个快速的回落。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是不是在大刺激之后马上出现通货膨胀？我们的判断，目前全球将维持低通胀，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的状况，基本上保持一个很低迷的状况。同时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也不会像很多人讲的，在后疫情时期会出现超级反弹的过程。这样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警示。 第四个问题是低利率。美国、欧元基本上是零利率，美国和英国基本上是接近零利率，全球的均衡实际利率已经为负，重要资产的收益率也是处于历史最低点。低利率的形成，使大家考虑很重要的问题是世界经济是不是会日本化。因为日本在这种低利率、低增长、老龄化的状况下已经持续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 同时，高债务将进一步持续。到今年10月份全球债务总量已经达到272万亿美金，债务率升至365%，这个数字很高。而这个过程中，一个是国家由于今年财政赤字率导致政府债务率大幅度上扬，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率已经达到124.7%，已经超过了二战后1946年最高点。新兴经济体也达到了65.3%的历史高峰。更为头疼的是，在债务这么高的状况下，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脱实向虚，全球股市中纳斯达克指数在这几个月增长42.7%，道琼斯指数增长了5.8%，我们的上证、深证增长得也不错。但是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大缺口。因此在未来几年，特别是明年，全球泡沫化，脱实向虚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高级的金融风险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的高债务、高风险在目前这种结构搭配下出现问题。这使经济运行四低两高不仅没有解决，还会进一步持续。 世界上面临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冲突中进一步恶化。不仅在恶化，而且解决的方案又成为比问题还要严重的问题。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找到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方法。世界的不平等已经很严重，二战前夕大家会看到世界的解决方法是德国模式、北欧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这几种模式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在全球化这个时代已经全面破产。美国在这次竞选中几位候选人对于不平等提出了几大方案，一是全民收入计划，二是全球资本税收体系，三是新国家主义。这几种方案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吗？我们很担忧。并且更重要的是，全球这个问题在各大板块、各个国家得到了深化，同时财富分化现象比收入分化现象更为严重。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是，由于收入不平等难以解决，那么植根于收入分配之上的社会分化、社会激化、社会民粹化，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所看到民粹主义短期得不到解决，民粹主义指数目前已经跟1933年的历史最高点大致相当。同时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在这种状况下难以得到解决。最明显的是区域主义代替世界主义，一系列的协议都是立足于区域做一些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主义孕育出来的强人政治和个性政治，不仅不会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强。大国领袖有特点，小国领导也超级有特点，因为有特点的选民选出有特点的领袖，大家也会看到我们的地缘政治全面恶化，地缘政治指数已经达到历史高峰。 所以我们会看到，未来五年依然是一个超级时代，在这个超级时代我们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亚洲时代到来，是不是会减少我们的一些问题呢？世界的中心向亚洲转移，亚洲的中心向中国转移。但是我们会看到世界的角力完全向亚太区域转换，这个转换使我们成为冲突的焦点。我们怎么进行定位，非常重要。还有就是金德尔博格陷阱的问题，比如美国拜登政府上台是不是提供了新一轮的世界公共品？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 世界经济刚刚开始全面开启新一轮的低迷期，我们没有找到世界复苏的方法。各国的结构性问题和世界结构性问题将持续发酵。全球低速增长必定会带来全球利益分配模式的持续变化。就是这个蛋糕越变越小，分蛋糕的方法越来越恶劣，并带来各国冲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大国博弈持续掀起新浪潮。八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同时疫情不仅仅使一些表象性的问题恶化，更重要的是基础性、结构性、趋势性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未来五年是中国的关键期，保持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带来格局和博弈的质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作出一系列的考虑，一是如何突破卡脖子的约束，二是如何改变不对称的博弈，三是如何在博弈激化中稳住基本盘，四是在新一轮大变局中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五是在世界动能弱化的时候如何构建国民经济循环的新动能，这很自然地延伸出我们在五中全会谈到的新发展格局来进行调整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这种战略一是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控制实现创新驱动。二是推动关键环节的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的红利。三是实行需求扩大战略，推进需求侧的改革。四是通过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推动人口红利转换为人力资源红利。 （本文节选自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刊发于12月29日企业思想家微信公众号。）
12月31日，青海春天再次涨停，这已经是其连续四天涨停。 此前一天的12月30日，青海春天发布股票异常交易公告称，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除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它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青海春天曾表示，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市场和消费场景的恢复，从中长远看，疫情不会改变白酒行业的发展趋势，基本面向好是行业发展的基本趋势，白酒消费向品牌和产区集中的趋势、高端白酒越加受到市场和消费者青睐的趋势、商务宴请以高端白酒为主、个人消费以中端白酒为主的趋势、商务消费和个人消费占比不断上升的趋势和数字化转型的趋势等行业发展、消费趋势依然不变，此外，疫情也使得消费者健康喝酒的需求越发强烈，更加关注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 有不愿具名的分析师向记者表示，青海春天四涨停与白酒板块持续被资金热捧有关。青海春天目前是白酒股里边股价较低的标的，更容易受到游资的青睐。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指出，白酒上周波动是上涨过程中的正常整理，继续看好白酒板块跨年行情，若有调整仍为布局机会。近期多家酒企召开经销商大会，均明确宽广成长空间。此外，春节旺季渐行渐近，多家酒企均已陆续打款发货，预计旺季望迎开门红。 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也向记者表示，在2020年疫情的影响下，世界经济都比较低迷，整个产业板块也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北上资金以及大量的游资会去找一个回报率相对稳定，安全的避风港。有很多白酒股虽然利润表现不是太好，但是在资本市场表现非常不错。不难发现，资金倾向于选择白酒板块做避风港。 今年以来，青海春天持续布局大健康板块。 6月，青海春天拟对价9500万元受让三普药业拥有的虫草参芪膏、利肺片等6个中药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和有关生产技术及资料。 12月7日，公司对三普药业更进一步，拟以2.4亿元对价收购三普药业拥有的土地、厂房和生产线等资产。待收购完成，公司除将拥有自己的办公场地外，还将新增7条药品生产线、1条保健食品生产线及药品经营所需的专业库房。 青海春天称，这将有利于公司打造特色药品及特色保健食品的生产和经营。 12月17日，青海春天在回复上交所监管函中披露，今年前三季度，三普药业实现营业收入1.04亿元，净利润0.35亿元。 青海春天在半年报中还表示，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冬虫夏草研发成果和商业转化成绩的企业，在冬虫夏草高效利用和深加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未来公司将继续开展冬虫夏草在食品、保健食品及其他用品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继续坚持冬虫夏草产业的发展，加大对大健康产业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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