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两个悖论：其一是高社融与低投资间的悖论，这表明当前高速增长的社会融资规模主要还是被用来纾困而非促进增长；其二是低信贷利率与高信用债利率间的悖论，后者才真正反映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偿债压力巨大的事实。结合这两个悖论看货币政策，一方面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依然不畅，另一方面也说明货币政策是稳中偏紧的。在经济依然面临重大内外部不确定性、复苏依然不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并逐步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2.5%甚至更低的“合意”水平。 一、货币政策现存的问题 202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迎来V型反弹，货币政策逐渐转向中性，但是经济复苏的背后存在两个奇怪的现象。其一，高速增长的社会融资规模并没有带来高速增长的投资，低投资与高社融并存的现象让我们不禁发问：钱去哪了？其二，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走势分化，较高的信用债利率与较低的信贷利率并存，那么，究竟哪个利率才能反映实体经济真实的融资成本？ 第一，高社融与低投资相悖。2020年4月份以来社会融资规模以不低于12%的速度快速增长，1至11月份社融增量达到32万亿，相当于2019年GDP的32%。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增速放缓的长期趋势下，实体经济真的需要那么多融资吗？可以看到，当前固定资产投资恢复缓慢，2020年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为2.6%，不到2019年末的一半，其中第二产业、制造业投资还在萎缩。此外，企业存在明显的货币窖藏现象，2020年1至11月份新增企业定期存款5.1万亿，较2019年全年多增2.5万亿。结合高速增长的社融和同样高速增长的定期存款，为什么企业会一边大规模借钱，还一边大规模的存钱？ 从融资需求角度来看，社会融资规模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因为投资而产生的新融资需求，二是以往存量负债的展期融资需求，前者对应着新增投资规模，而后者主要反映的是债务人难以按期还债的借新还旧规模。所以，高社融与低投资相悖的现象说明，当前的高社融主要还是被用来纾困而非促进增长。 第二，低贷款利率与高信用债利率并存。2020年3季度货币市场利率Shibor 1周和DR007基本回升至了7天逆回购利率附近，并进一步抬升了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从信贷市场来看，3季度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小幅上行5bp至5.31%，但是与2019年末相比大幅下降了43bp，明显超过了同期1年期LPR的降幅30bp。但是从债券市场来看，3季度企业债收益率基本恢复甚至超过了疫情前水平，1年期和10年期AAA级企业债收益率分别达到3.17%和4.28%，较2019年末仅分别下行1bp和上行8bp。这表明，央行政策利率向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传导出现了明显分化。对于较低的贷款利率与较高信用债利率，到底哪个才能反映实体经济真实的借贷成本？显然是后者。因为存量社融的展期需求可以方便地通过信贷市场、由债务人与银行一一谈判达成，但是，这在公开的债券市场难以做到。由于债券市场难以借新还旧，债务人的信用风险肯定会在债券市场暴露，进而表现为信用债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虽可以通过LPR影响信贷市场，但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依然是分割的两个市场。总之，相比LPR，债券市场的利率才反映了实体经济真正的借贷成本。在社融高速增长的情况下，2020年4季度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债券违约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增加，也佐证了上述看法。 二、对央行姿态的判断 在总需求政策中，判断央行的姿态无非是从“价”或“量”两方面。前者指基准利率水平，特别是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后者主要看央行“扩表”还是“缩表”，以及货币供应水平变动。 首先，从“价”来判断，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货币政策偏紧。2020年4月份起国债收益率攀升、期限利差收窄，国债收益率曲线呈平坦化上行（图1）。3季度国债收益率便超过了上年末水平，11月份1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高点2.97%，突破1年期MLF，出现短暂倒挂；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高点3.35%，与1年期MLF的利差处于历史高位（图2）。国债收益率与中期政策利率的利差变化，说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一般来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达到3%，实体经济平均的借贷利率将在5%以上，在PPI为-2%和核心CPI为0.5%的情况下，这又相当于真实利率高达7%或者4.5%以上。无论用哪个物价水平来计算，真实利率都超过或者接近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的复合增长率（5%左右），意味着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必然发散。 图1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宏观金融研究中心。 图2 中国国债收益率与中期政策利率（%）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宏观金融研究中心。 其次，从“量”来判断，货币供应增速放缓，货币政策偏紧。与疫情以来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的大幅扩表相比，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不大，2020年前三季度央行资产增量3600亿，远低于2009年及此后平均每年2到3万亿的增量。从货币供应来看，2020年6月份起M2增速从11.1%的高点开始阶段性下行，3季度央行提出货币供应规模从“合理增长”转向“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 11月份社融同比年内首降0.1个百分点至13.6%（图3）。政策转向之下资金面压力渐显。对此，2020年3季度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中长期货币政策工具力度明显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MLF的投放分别达到5万亿元和1.7万亿元，较2季度分别增加3万亿元和1.3万亿元。 图3 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宏观金融研究中心。 无论是从“价”还是“量”来看，当前货币政策都是稳中偏紧的。但是目前经济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经济复苏基础不甚稳固，以至于社会融资的膨胀更多得是为了借款人“续命”，信用风险已经先行在债券市场中暴露。总之，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不宜过快上行，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货币政策转弯的时点与力度，谨防货币政策急转弯。 三、建议 第一，进一步压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持续深入推进LPR改革，深化LPR在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FTP）中的内嵌程度，加强贷款FTP与LPR的联动性，加快推进LPR衍生品业务发展。灵活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疏通短期利率至长期利率的传导机制，着力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信号作用和利率引导功能，保持短、中、长期流动性供需平衡，降低利率波动，稳定市场预期。 第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金融机构的贷后管理，避免信贷扩张冲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存款向投资转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于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收益率。健全地方专项债管理体系，加强资金与项目的对接，提高专项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第三，加强金融稳定，维护内外均衡。进一步拓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坚持以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完善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避免财政风险与金融市场风险的双向传导。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还需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防范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传递。 第四，适应财政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国债占我国央行资产的比重远低于日美欧等主要经济体，不利于提高我国国债的安全资产地位。财政政策应该更多地以国债融资支持中央财政支出的增长，而央行则应该通过公开市场大力购买国债。以国债为基础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一方面可以形成从短期到长期的可靠的收益率曲线，打通央行货币政策利率向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传导的渠道，另一方面，这可以有效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从而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粗略估算，在实际GDP增长率5%、核心通胀1%的水平上，能够保证全社会新增收入覆盖债务利息的“合意”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应该在2.5%甚至更低水平。
12月30日，中国地震局地震预警技术研究成都中心在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简称“减灾所”）揭牌。依托每日互动（股票代码：300766）战略合作伙伴——减灾所，中国地震局成立地震预警技术研究成都中心，主要承担地震预警技术开发、地震预警信息增值服务和中国地震预警网灾备相关任务，以切实发挥减灾所在地震预警工作中的技术创新作用，加快推进中国地震预警网建设。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闵宜仁与减灾所所长王暾共同为中心揭牌。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地震预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地震局地震预警技术研究成都中心主任王暾表示，减灾所将以高水平建设地震预警技术研究成都中心为起点，面向全球，与中国地震局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密切合作，联合开展新一代地震预警科技创新攻关，更好推进和服务“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建设和服务社会。 此前，11月20日，中国地震局与减灾所已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目前正围绕中国地震预警网建设，积极推动预警信息、技术、软件等融合。本次揭牌也是落实合作备忘录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早在2015年，每日互动就与成都高新减灾所展开了深度合作。当监测到地震发生时，每日互动的精准推送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会在第一时间将地震预警信息推送到受灾区域用户的手机上，并能够根据用户所在位置距离震源中心不同的距离显示不同的倒计时读秒，为人们争取逃离危险的黄金时间。这正是利用人们不太会关闭手机，且会随身携带手机的行为特点，再加上消息推送的快速性和精准性的特点让预警信息能够打破传统传播的壁垒，更快更准地传播到个人。 同时，为了不断扩大手机预警信息发布的渠道，2017年3月，每日互动在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等指导下，成都高新减灾所的大力参与下，倡议成立了互联网公益推送联盟，联合众多互联网领先APP一齐发力，让地震预警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覆盖更多的用户。 多年来，每日互动与减灾所一直积极开展地震预警科技创新攻关，共同研发“更快更准”的地震预警科技及应用。此次地震预警技术研究成都中心在减灾所的落地，既是政企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每日互动多年来与中国地震局、成都高新减灾所深入合作的阶段性里程碑。
天眼查APP显示，近日，上海苏宁易购(行情002024,诊股)销售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信息。案号为（2020）沪0115执30800号，执行法院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执行标的为968545元。关联司法案件为上海皇佳刀片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奉浦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相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上海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4月，注册资本约5.8亿人民币，疑似实际控制人为张近东。
鲁西化工12月31日午间公告，为抢抓市场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落地，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将先期启动60万吨/年己内酰胺•尼龙6项目一期工程建设，工程计划投资33亿元，预计2022年9月完工。 此前，公司曾公告，拟投资超过140亿元，建设60万吨/年己内酰胺•尼龙6项目、120万吨/年双酚A项目、24万吨/年乙烯下游一体化项目，以上项目分期分步实施，持续完善园区产业布局，不断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此次公司于12月3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己内酰胺•尼龙6项目一期工程的议案》，由于该项目投资精准性和投资计划可操作性更强，公司决定先期启动60万吨/年己内酰胺•尼龙6项目一期工程建设。而120万吨/年双酚A项目、24万吨/年乙烯下游一体化项目分期分步的方案正在研究制定中，待方案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告显示，60万吨/年己内酰胺•尼龙6项目一期工程建设项目主要包括30万吨己内酰胺、30万吨尼龙6及配套生产设施和公用工程等辅助设施。一期工程计划投资33亿元，该项目建设使用的货币资金，主要通过公司自筹、银行贷款及其他融资等方式，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该项目预计2022年9月完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新增30万吨/年己内酰胺、30万吨/年尼龙6及配套产品，预计年可新增销售收入42.6亿元，利税7.6亿元。 公司表示，将在确保现有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依托公司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工程化优势和园区一体化优势，投资建设己内酰胺•尼龙6项目一期工程，可以进一步延链、补链、强链，扩大化工新材料产品的比重，提高产品的市场占用率，提升园区的综合竞争力，保持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与监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出席会议并在“高峰论坛”环节发表致辞。他指出，未来我国在提升权益类投资方面还有较大潜力。老龄化和低利率两个重大结构变化对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而言，既意味着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资管行业须要为更多长期养老储蓄提供权益类资产配置机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关键在于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权益融资。他表示，未来政策的设计，包括监管的设计，应有意识地推动资管转型，更加注重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更加注重资管结构的优化，以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 以下为致辞全文整理。 资管转型如何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我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首先，在美国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资管市场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当中，权益类的包括有一定信用风险的还是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共同基金里面货币基金比较多。但是这些年来权益类的、风险类的资产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也包括一些另类的投资和一些特殊资产的投资。 从成熟市场看，资管资产的结构与金融机构表内资产结构有较大差异，表内相对来说是风险偏好相对适中的；表外的这一块，风险偏好比表内的明显要高。我看到有很多数据都反映出这个情况，比如国内所说的权益类等非标资产，大体相当于国外所称的另类资产，在国外大型资管机构中占有一定比重，这种情况在成熟市场比较普遍。 为什么资管市场的结构可以更倾向于具有一定风险的资产配置？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因为它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投资人自担风险，受托人则履行受托义务，投资者和管理人之间是信托关系；相反，如果是表内资产，投资者（存款人）和金融机构（银行）之间就是债权债务关系，此时的风险承担者是银行，其资金运用的风险偏好自然要低一些。同时资管相对于个人投资而言，又具有集合投资优势：一方面可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投资人就专门做这些，投研能力一般强于普通个人投资者；此外，它也是一个长期投资，我们看到国外的市场中，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是资管的重要资金来源。正因为是集合投资、专业投资、长期投资，资管的风险偏好可以更大一些，权益类等风险投资主要依靠资管特别是养老金等长期投资。 从我们的情况来看，资管结构中低风险的或中低风险资产占比较多。比如，R1-R5这5级，相对来说R1、R2是低风险的，R3是中风险，这三部分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我们的权益类资产比重，即使在发展较早的公募基金，只有10%左右，绝大部分还是货币类、固收类资产。中外资管结构差异，有很多复杂因素，主要是两条：一是我们的理财投资者或者资金来源中，个人普通投资人占的比重较大，机构投资人占的比重还较低，这和国外有很大不同；二是我们的长期资金比如各种各样的养老金，以及我们银行的长期储蓄，投入资本市场的还比较少。一方面，从我国居民资产结构来看，权益类等风险资产的比重在上升，但另一方面比重还很低，再加上房产的比重占比很高，居民广义储蓄真正投向资本市场的不多。无论是投资者的结构还是投资者本身的资产结构，跟成熟市场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未来的巨大潜力。 尽管资管增加权益投资是一个过程，但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趋势。随着养老金制度改革，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的推进，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支持，资管的权益投资比重将有一个较大幅度增长。 第二， 从全球宏观环境变化来看：一是低利率；二是人口的老龄化。这两个重大变化可能在各个国家尤其在主要经济体当中都不同程度地正在发生并延续。 在这种情况下，资管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这当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一方面，人们的寿命在延长，养老储蓄需要在上升，当下可能需要储蓄得更多或者对我们当下储蓄的保值增值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利率尤其是无风险利率又在不断走低。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要求养老等长期储蓄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比重，以对冲长期储蓄增多叠加利率下降带来的损失。 第三，资管增加权益投资，也是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发展阶段也正在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尤其是高质量发展对创新驱动的要求日益紧迫。对资管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言，都是在把储蓄转化为资本，但关键是什么样的资本。显然，适应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需要的，是更能承担一定不确定性风险的资本，而不只是需要获取固定收益的债务融资，我们更需要能够承担不确定性、承担风险的资本。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资本形成面临更大的挑战，必须是有一定技术创新、有一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资本。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再到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会议，都特别强调要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权益融资，就是为了适应我们的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资管应更多地发挥风险承担能力较强的优势作用，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我认为这一点应成为资管转型的核心。 最后，我们的资管新规本着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准则，推行净值化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非常正确且必要。在此基础上，我们政策的设计，包括监管的设计，应有意识地推动资管转型，更加注重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更加注重资管结构的优化，以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本。从这个角度而言，资管转型任重而道远。
目前已登记成立异地商会169家 拥有近3万家会员企业 上海异地商会登记制度又有新突破。记者从昨天召开的上海市异地商会登记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今年11月底，在上海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异地商会共计有169家。在放宽地市级异地商会登记的基础上，上海正试点长三角县级异地商会登记制度。目前，上海市张家港市商会已登记成立，江苏丹阳、高邮商会已通过审议，浙江省将有8家县级商会递交登记材料。 “这些年来，上海异地商会可以说规模、质量‘双提升’。”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一级巡视员黄建平表示。最新数据统计显示，上海异地商会共拥有近3万家会员企业，其中上海市浙江商会、上海市江苏商会分别拥有会员企业逾1400家和1200家。 通过积极发挥人缘和地缘优势，异地商会积极帮助会员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疫情期间，得益于“政会银企”四方合作机制，上海市浙江商会与上海农商银行、浙商银行等6家银行深化战略合作，获得2500亿元授信，为150余家会员企业直接对接超过500亿元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了特殊时期企业面临的资金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上海包括异地商会在内的191家市级社会组织立项扶贫项目675个，扶贫资金10.34亿元。今年疫情以来，上海异地商会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做出积极贡献，累计捐赠价值已超过6.2亿元。 2016年，上海修订《上海市异地商会登记管理办法》，全面放开了地市级异地商会登记。制度的“松绑”带来了上海异地商会数量与规模的扩大。在上海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169家异地商会中，省级商会26家、跨地域商会1家、地市级商会141家、长三角县级商会1家。 据悉，明年，市民政局将会同有关单位，修订《上海市异地商会登记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异地商会登记管理，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尽管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和猪价下行的冲击，新希望今年的营收、利润都将创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合并营收预计首次历史性超过千亿。”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董秘胡吉在近日召开的分析师会议上如是说道。 新希望在会上介绍，2020年公司的各项业务进展总体顺利。饲料业务方面，预计全年外销量超过1700万吨，加上内销量后的总量将接近2400万吨，预计将是行业里第一个年总销量突破两千万吨的企业；禽板块今年由于行情因素导致整体利润回落，但在关键的战略举措上取得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商品代自养比例提高较快；食品板块方面，明星产品“小酥肉”继续提升，全年营收超6亿元，成为一大爆品；养猪业务方面，公司已顺利完成了出栏800万头的年度出栏总目标，预计在年底会“略高于800万头”。 明确2021年2500万头出栏考核目标 2020年是新希望养猪业务发展最快的一年，胡吉在会上表示：“如果回顾起来看，2017年公司外销生猪大概170万头，2018年是250万头，2019年是350万头，今年超过800万头，3年实现了超过4倍的增长。如果到明年能实现内部考核目标2500万头，3年可能会实现接近10倍的增长。增长速度在行业历史上是非常快的。” 据介绍，截至12月中旬，新希望的种猪总存栏达到216万头，其中父母代能繁超过100万头（加GGP\GP能繁超过120万）。相较2018年、2019年均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将为公司未来更长时间的生猪产业发展和出栏奠定较好基础。而伴随着相关工程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新希望在2020前三季度有250多亿元资本开支，全年超过300亿元，预计2021年资本开支超过300亿元。“到明年年底，公司这三年累计新增投资700亿以上，这是公司在发展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周期。”胡吉说道。 对于市场关注的养猪成本问题，新希望表示，公司的成本面临着一些压力，不考虑筹建公司费用，预计2021年上半年的成本会维持在15元左右，随着满负荷的持续运营，2021年第四季度争取不超过14.5元，2022年成本有望每季度持续下降，希望2022年第四季度成本不超过13.5元，努力做得到更好。以期在猪价的下行期保持较大成本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新希望在当天的分析师会议上坦言，相比市场的预期和公司内部在年初制定的挑战目标，养猪业务“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包括出栏结构、自产仔猪育肥的完全成本、发展速度、自育肥出栏方面还存在差距。公司认为，上述方面的不达预期有一个大的共同点，它们都属于大踏步、超常规、快速发展中遇到的阶段性挑战和问题。“2021年，公司已经明确了出栏考核目标，就是2500万头出栏。基于当期的现状来说，这一目标还是极具挑战。公司会调集匹配各类资源去解决问题，全力以赴去实现目标。具体从生产角度看，将会围绕出栏目标实现、非瘟防控、出栏成本降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新希望表示道。 此外，针对市场较为关心的股权激励、股份回购等问题，新希望进行了回应。据悉，涉及股权激励的内部沟通协调“已经完全达成共识”，大的框架思路已经确定，预计会在一季度左右完成新一期的股权激励。伴随着股权激励方案的确定，公司的回购动作也会匹配股权激励的进度，会在一季度之内“较快落地完成”。 2021年猪价和头部猪企有望逐步走稳 从行业来看，12月份国内猪价震荡上涨，中下旬涨幅被认为超越了业内预期。接受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猪价在短期内较稳，养猪行业头部企业在未来的行业周期波动中依然有望占据优势。 卓创资讯提供的信息显示，截至12月28日，本月外三元出栏均价33.78元/公斤，环比涨幅12.71%。“本月国内猪价呈震荡上涨走势。进入12月份，南北终端市场消费全面复苏，腌腊、灌肠等传统习俗的开启导致大规格肥猪消化速度加快，自月初起，猪价便呈现快速上涨走势。进入下旬，受冬至提振，北方屠企多有提量动作，国内生猪供应量再度收紧，猪价继续攀高。”卓创资讯分析师牛哲向记者表示，在消息面无重大利空的背景下，明年1月份行情或高位运行，月内猪价振幅较本月或收窄。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猪价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太大变化，而“翘尾效应”可能也会产生影响，所以至少在短期内在春节这段时间对猪肉市场较为看好。“我觉得对于生猪头部养殖企业来说，2021年依然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他们拥有市场竞争优势，从目前来看，生猪周期依然处于比较高位运行的状态。” 在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看来，随着国内生猪养殖产能的逐步释放，猪肉国内供需情况已相对缓和，猪肉和生猪价格在今年下半年以来已呈现走低之势。近期猪肉和生猪价格波动且涨幅明显，应该是受春节临近消费预期拉升和美豆大幅上涨带动饲料原料豆粕上涨所推动的成本效应所致。他告诉记者：“未来国内猪价走势一则受到大量产能释放的影响，二则受到国际饲料大宗原料如玉米、豆粕、鱼粉等价格走势的影响，估计随着巴西大豆收获季节的到来和头部猪企大量产能的释放，2021年猪价和头部猪企都将呈逐步走稳之势。” “春节即将到来，猪肉价格会存在回升的可能，但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实际供需，近年来不少企业尤其是房企加入到养猪行业，生猪供应逐渐提升，未来直接考验到猪企的产业链渠道畅通与否，打通上下游产业链需求，以量换价，这可能也是猪企发展出路，但随着加入者越来越多，猪企可能存在一轮洗牌过程，头部猪企或产业链畅通的猪企未来竞争优势更明显。”腾讯证券研究院专栏作家郭施亮向记者表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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