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星沙海关发布统计，今年前11个月，长沙市共计实现进出口额2058.9亿元，同比增长14%，占湖南省外贸总量的47.41%，顶住压力实现稳定增长。其中，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蓝思科技、安克创新等为代表的湖南上市公司，围绕以高新技术产品为核心的成套设备和以消费电子为核心的机电产品，成为对外贸易主力军。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同期长沙出口总值近一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同期长沙出口总值两成以上。 长沙海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今年以来，面对进出口巨大下行压力，长沙市积极做好稳外贸工作，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外贸新动能持续注入。今年前11个月，长沙市对东盟贸易额435.7亿元，增长53.7%；长沙市对欧盟贸易额216.6亿元，增长7.8%。截至11月底，今年已实现市场采购出口9.45亿美元，同比增长63%；预计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突破22亿美元，增幅70%左右。今年长沙市成套设备、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军，向世界展示湖南制造的魅力。” 在成套设备的生产制造领域，三一重工积极打造灯塔工厂，推动自主创新产品，成为主力军中当仁不让的核心力量。12月27日，三一重工旗下的三一专汽迎来2020年度第3万台商用车下线。该款产品因在工作效率、燃油消耗、驾驶体验、维护维修方面具有优势，现已经销售至全国及多个海外市场，今年已为三一重工创造100多亿元销售收入。三一重工宣传部负责人黄艳向记者表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年12月份，三一专汽灯塔工厂正式投产，引入智能制造平台、数字化集成和智能化决策系统，全面升级下料、焊接、成型、涂装、装配等5个模块。三一专用底盘以及专用汽车的合格率提升至98%，产能提升50%，制造周期缩短40%，人工成本降低40%，关键技术环节领先全行业5年以上。” 记者了解到，在成套设备出口中，不仅是三一重工屡创佳绩，中联重科、山河智能、星邦智能等企业也斩获颇丰。在消费电子出口领域，安克创新则力拔头筹，凭借着独创的“浅海理论”成为出口海外市场的佼佼者。安克创新董事长阳萌将消费电子市场比喻成大海，将公司战略确定为“浅海”战略。他向记者表示：“‘浅海’战略要求安克创新在选择品类时有两个原则。首先，该品类要处于‘浅海’位置，已经有一定市场需求，市场规模不能太小；其次，该品类虽然身处‘浅海’，但是有衔接‘深海’的进攻位置，有一定成长空间和创新空间。”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源头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其方式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之间的多元隐性契约。”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召开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发表主题演讲表示。 他认为，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他提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他进一步建议：“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国企 多元隐性契约带来的金融风险及其解决方法 金融乱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信用扩张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金融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也要按照市场原则，在根除扭曲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我们不仅要拆除金融本身的定时炸弹，对金融风险进行一系列的攻坚战，更重要的是找到风险产生的根源，找到新的大循环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 近年来，金融整顿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清理影子银行、调整资管业务、整顿股市、债市中个案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果没有2015年以来持续5年的大整顿，就很难想象今年我们可以度过中美冲突和疫情叠加的艰难期。 但在这一过程中，风险也在逐步暴露。从2015年股灾、到汇灾、再到债券市场暴雷，这些是深层次风险的逐步暴露，还是治理过程中风险的自我延伸？目前我们在治标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治本上还没有根本性破题，这需要我们对风险的根本性机制和体制性节点有更深的思考。 过去20年，本质上是政府信用扩张的20年，其中，地方政府信用扩张是风险产生的核心焦点。而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重要的源泉，不是分权体系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而是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城商行、地方国企这几大主体之间的隐性契约。这些隐性契约在不同时期承担了地方政府财政扩张的第二只手、第三只手，按照不同的形式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信用以隐蔽的方式侵蚀金融体系，这是很重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014年的“46号文”和“51号文”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新老划段，这对地方债务的显性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这一过程中，土地财政发挥了核心功能，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融资、扩张的一个重要跳板。 这个跳板首先是靠城投公司，然后是靠大型投融资平台，在2014、2015年整顿之后，又创新出“银信证”等新通道，这些新通道被叫停后又产生了新的方式，今年暴露的地方国企债券违约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通过资金等各种方式所形成的新通道的一种反映，这是对我们过去所说的地方政府与国企之间的软约束关系的一种强化。 如果想让金融行为真正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重新梳理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改变软预算约束是尤其重要的。 地方政府信用扩张造成了双循环的最大堵点 目前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整合力度在逐步加强，金融配置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竞争中财政运作的隐蔽手段，且这种手段在全世界都在使用。 现在热议的MMT理论放在地方政府层面，与地方政府无约束的隐蔽融资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MMT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政府债务与自然人债务的本质性区别——地方政府并不像自然人一样，有生命周期的财务约束。所以如何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究的问题。 虽然我国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债务上限做出了一些约束，但基本是上面有监管举措，下面有创新的规避方法。核心问题在于，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存在着严重扭曲。在新阶段里，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核心发动机的角色，要不要重新定位？地方政府是否要与中央政府一样，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要转换成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核心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城市和区域社会建设功能，与现行税制之间的冲突？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事权下沉，财权上移，导致新世纪我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带来的内生压力是，地方政府为应对竞争，必须要寻找新的、非财政性的财源。而非财政性的财源必定来自于金融。所以这20年间，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我们在解决了很多的风险性、扭曲性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加剧扭曲。 最明显的表现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水平。预计今年年底，我国总体政府负债率285%，其中居民债务率约60%，狭义的政府债务率约60%，企业债务率约160%。但如果对非金融企事业单位的债务率进行细分，可将其进一步分解为城投公司的债务、事业单位的债务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都属于类政府债务。这几大债务加总，再加上目前狭义的政府负债率，总负债率可能远远超过140%。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率可能远高于美国。 当然，中国政府的债务率与美国的不一样，中国还有很多资产，但我们一定要重视。因为政府债务率扩张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三大层级，他们虽然不归为政府债，但都在依托政府信用进行扩张。所以目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拆除了一系列风险点，但风险依然在蔓延，债务率一直在延伸。 如果按照我国目前285%的总体债务率和6%-7%的融资成本计算，利息支付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7%-18%。这意味着风险会持续暴露和孕育，因为宏观债务率太高了。因此，仅在个案上、在金融机构本身寻找风险治理的方法，而没有在真正创造风险的扭曲的问题上做文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难触摸到风险根部的。 目前地方政府也在打“服务实体经济”的牌，强迫城商行、村镇银行等向中小企业进行大规模贷款，要求银行救助一些绩效较差的国有企业，还要求通过一些隐性手段为投融资平台融资。所以，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的双循环格局中的最大堵点。 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 2014年以来，中央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对银信证合作等新型通道进行了全面治理，今年还把目光转到地方国企。在过去7、8年，地方国企急剧膨胀。全国国有资产从2013年的104万亿，上升到目前的230多万亿，增长到2.24倍。其中，央企资产从48.6万亿上升到87万亿，增长到1.79倍；而地方国企从55.5万亿增长为147万亿，增长到2.7倍，比央企资产扩张速度高出一倍，而负债则扩张得更厉害。 那么是否有必要通过大幅度扩张地方国企，来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和发展功能呢？今年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文件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结构和功能分布。 地方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国企？如果从战略实施、产业引领、国计民生、科技创新等功能来考量，或是从国有经济的“五力定位”（影响力、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来讲，地方国企真正的战略性效益是什么？对此，我认为目前既要解决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对财税体系进行调整，也要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性的信用扩张冲动。 对此，我们需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这就要求地方国企“瘦身”，并适当地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但只是战略性地扩张，而非全面扩张，可以按照目前的新定位，比如服务于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进行适当地布局。 解决地方信用扩张需要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财税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中也涉及到中央财权、事权重构的问题。 第二，重新梳理地方的区域性自然垄断行业。目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投公司，都有自己基础建设的主要载体，这成为地方政府天然垄断的一种模式。但这种垄断模式实际上并不自然，我们完全可以引入一种全国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而不一定天然要和地方政府产生联系。 第三，要对地方国企进行全面的、功能性的调整，甚至要进行战略性“瘦身”，这是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这几方面的改革能够将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我们从系统性风险的源头上做文章。
12月14日，天津市互联网新经济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成立大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喻云林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出席并致辞。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担任联盟特聘专家。美图电商直播运营中心等4个互联网项目集中签约。 喻云林在讲话中指出，组建互联网新经济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是加强天津市互联网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创新动能、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信创产业发展、壮大互联网经济。要依托联盟，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科技成果转化新引擎、人才集聚新磁场。要凝心聚力，把系统观念、创新服务、深化合作贯穿工作全过程，为联盟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连茂君在致辞中指出，天津市互联网新经济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的成立，对于推动创新资源和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滨海新区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创造发展条件，完善支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发展铺路搭桥，破解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以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增强产业集群效能，推动互联网新经济产业蓬勃发展。
定增引入战投此路不通，新朋股份再想一计，实控人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部分股权给新潮集团，从而实现两者股权捆绑。 12月28日午间，新朋股份公告称，公司于12月25日收到实控人宋琳的《告知函》称，宋琳于12月25日通过大宗交易向江苏新潮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新潮集团”）定向转让所持公司1510万股股份，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8%，转让价格为每股4.47元。以此计算，新潮集团支付了约6750万元，成功牵手新朋股份。 按照最新股权结构显示，此次转让后，新潮集团将以1.98%的持股比例，一跃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实控人宋琳表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提高公司竞争力。 公开资料显示，新潮集团主要从事集成电路的封装测试、自动化设备研制，并对电子、电器、机电等企业投资。集团董事长王新潮是长电科技的创始人。此后国家大基金入主之后，王新潮与新潮集团开始逐步从长电科技退出，新潮集团的主营业务转变为以投资半导体企业为主。而新朋股份目前业务主要覆盖制造、投资两大领域，其中，制造业务涵盖了汽车零部件、金属及通信零部件业务两个业务板块。 回溯此前公告，新朋股份与新潮集团的牵手可谓一波三折。今年6月3日，新朋股份曾披露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拟以4.05元/股的价格向新潮集团发行不少于5000万股、不超过8200万股A股股票，募集不超过3.32亿元。当时，公司称，拟借助新潮集团在半导体领域的资源优势，导入半导体领域的潜在客户资源，提升精密加工制造能力和生产效率，对汽车电子领域进行战略布局，以增强公司制造业板块的盈利能力。 不过此次定增没有得到监管层认可。今年11月26日，新朋股份宣布终止此次定增，公司解释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造成。最终公司实控人通过转让存量股份的方式，引入新潮集团这个投资人。 新朋股份之所以如此执着，确实因两家交情匪浅。据新朋股份披露，早在公司上市之前，新潮集团董事长王新潮就看好公司的发展并进行了投资。2019年7月，新潮集团更是进一步与新朋股份展开合作，共同投资了南京金浦新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主要围绕半导体产业进行布局和投资，其中较有名的投资项目就是入股湖北九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湖北九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IC）设计EDA工具软件的厂商，主要产品为整套模拟IC设计的EDA工具。 就在近日，天眼查显示，华为旗下哈勃投资也相中了九同方微电子，投资了该项目。
据“浙江新闻”消息，12月28日下午，省科协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省科协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学伟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谢志远同志担任省科协党组书记，提名谢志远同志为省科协副主席人选；郑金平同志不再担任省科协党组书记，提议郑金平同志不再担任省科协副主席。 谢志远简历 谢志远，男，1970年10月出生，浙江永嘉人，教授，法学硕士，硕导。 曾任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党委书记、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衢州学院院长等职务。 现任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人选。
经济日报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832个贫困县，经过8年精准扶贫、5年脱贫攻坚战，2016年至2019年已有78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今年国家对剩余的52个贫困县实施挂牌督战，各地区各部门努力克服疫情影响，集中精力、加大投入、攻坚克难，近期通过省级专项评估检查达到退出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宣布退出。 “十三五”期间，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全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贫困群众摆脱贫困。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老大难问题已普遍得到解决。全国“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存量问题已全部解决，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部完成，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书任务全面提前超额完成，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责任书任务总体完成。 按每人每天生活费1.9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率由1990年的66.58%降到了2015年的0.73%，有7.46亿人摆脱了贫困，占到世界减贫规模的70.11%。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杉杉股份昨晚发布公告称，公司于当日召开董事会，选举杉杉企业创始人郑永刚担任新一届董事长，庄巍担任副董事长，原董事长李智华专任公司总经理。 “该项任命表明，作为杉杉股份实际控制人，郑永刚将亲自操盘上市公司，其发展重点是锂电池材料和新收购的偏光片业务。”有市场人士称，按照郑永刚经营实业的历史和其强势的个性，其执掌公司后有望对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郑永刚此次回归“一线”，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资料显示，郑永刚从服装产业起家，后进入锂电池材料产业，此次出任杉杉股份董事长，表明其将彻底投身高科技产业。 关于郑永刚的复出，有分析人士认为，主因或为杉杉股份对LG偏光片的收购。目前，LG化学、日东电工、住友化学是全球偏光片三大巨头，其中，LG的市场份额多年稳居第一。进一步看，通过出任董事长来直接掌舵偏光片业务的发展，不难看出郑永刚对此次收购的重视程度。 对于此次收购，郑永刚在合肥参加世界显示大会时表示，杉杉收购偏光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随着中国乃至全球面板市场的迅速增长，作为液晶显示面板的关键核心材料，偏光片是极具竞争力和未来性的产业。”郑永刚表示。 郑永刚的亲自出马，也表明其高度看好锂电池材料产业。此前，郑永刚多次在不同场合发声，认为锂电池产业将迎来黄金20年，杉杉必须成为行业龙头。 回看公告，杉杉股份近年来持续进行产业调整，将与锂电池材料不相关的产业逐一剥离，起家的服装业务也不例外。公司认为，这种战略调整，将使杉杉股份聚焦锂电池材料和偏光片显示材料两大产业，形成高科技双轮驱动的格局。2019年，郑永刚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卖奥特莱斯，很多人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就应该卖掉，就应该做新能源。别的与新能源无关的资产也在卖。人的精力有限，我们就是要聚焦新能源，做精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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