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000876）披露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显示，尽管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和猪价下行的冲击，新希望今年的营收、利润都将创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合并营收预计首次历史性超过千亿。饲料业务预计全年外销量超过1700万吨，同比去年增长接近20%，远高于行业平均增速，加上内销量后的总量将接近2400万吨，预计将是行业里第一个年总销量突破两千万吨的企业。新希望表示，顺利地实现了生猪年度出栏总目标。之前提到的今年全年预计出栏800万头已经完成了，预计在年底会略高于800万头。
12月15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下挫逾百点，逼近6.55关口，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冲高回落，最高触及6.5259。截至9点32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5480、6.5306。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降73个基点，报6.5434。 招商银行首席外汇分析师李刘阳预计，人民币汇率中枢将继续抬升，但空间不大。其支撑逻辑主要在于：一方面，美元指数明年在经济复苏和低利率的综合作用下仍然会逐步下行，这将支撑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基本面因素在上半年支撑汇率上行，下半年则会压制汇率。 李刘阳表示，依据模型，人民币汇率中枢在明年上半年会升至6.4水平，而下半年，美元指数下跌的正面影响和中美息差缩窄的影响大致相抵，汇率中枢会停止上行。因而总体看，人民币汇率中枢进一步升值空间不大，会呈现双向波动态势。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贸易研究院共同主办了平台经济反垄断学术研讨沙龙暨《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新书发布会。来自德国和中国的反垄断专家、学者就德国、欧盟和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阿希姆·瓦姆巴赫： 欧盟针对数字经济完善反垄断法律 《不安的变革》是德国曼汉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 Wambach）教授的新著。书中涉及的两大主题是全球范围的数字化变革，以及德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来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阿希姆·瓦姆巴赫教授在研讨会上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时期形成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框架，指出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保障。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的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地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但是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的优势，市场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强，并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的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伊琳娜·贝切柯： 德国管理部门对数字化技术应用进行监测 德国研究与创新委员会成员、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字经济部门主任伊琳娜·贝切柯教授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德国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疫情使得之前形成的技术能力发挥了作用，也催生了新的研发创新。根据一项对德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超过50%的企业在疫情之前就有能力实现居家办公，疫情发生后这种能力发挥了作用。疫情期间经济活动开展的方式发生变化，也导致企业的创新研发增强，德国1/3的信息技术公司、29%的制造业公司，都在短期内开展了新产品研发。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覆盖率方面，德国排在全世界第18位，只有6%的德国企业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为衡量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程度，德国开发了新的数字化指标。德国的信息通信行业、汽车制造业、电子和机械制造业的这一指标高于全部行业平均水平，而其他的行业都低于平均水平。德国的经济管理部门会对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技术应用覆盖面和应用深度进行长期监测。 于尔根·库林：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对大型平台进行规制 德国反垄断委员会主席于尔根·库林教授介绍了德国最新的《反限制竞争法》修正案，即“竞争政策4.0”。不良竞争与缺乏竞争都不利于经济繁荣，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不公平、不稳定的经济生态可能会导致竞争不复存在，而竞争一旦消失，要恢复市场的竞争性就很困难。德国对《反限制竞争法》的修订，就是旨在有效加强竞争的措施之一。这一修订稿草案在2019年就已经提出，其中提出对大型平台企业损害公平竞争的自利行为进行事前监管和干预，也对平台企业避免滥用自身市场地位提供了指导。此次法律修订，强调了包容的系统与合理的干预。 托马斯·费泽： 欧盟《数字市场法》对大型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教授介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的相关进展。该法案的征询意见期已于2020年9月8日结束，计划近期出台。《数字市场法》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类平台发挥其网络效应，在不同的相关市场上有采取自利行为的情况，而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次欧盟的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李强治： 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重点介绍了平台的经济社会角色与监管的基本逻辑。第一，平台的经济社会角色。平台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经济现象。平台的核心功能主要是匹配双边或多边市场，然而，正是其特殊的双边/多边市场结构，决定了平台具备市场参与者与组织者的双重身份，扮演了信息壁垒打破者与重构者的双重角色。特别是超大型平台企业，甚至已经成为具备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设施。第二，监管的基本逻辑。超大型平台企业崛起已经在推动经济社会的资源重组和权力重构，从治理的角度看，那些对市场占有程度越高、占据信息优势越多、公共产品属性越强的平台，应该受到更多的治理关注，并在平台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他进一步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得平台企业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当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同时，随着平台企业经济社会角色的转变，平台承担必要的主动审查义务已经成为更现实的选择，但应限定在非全面审查义务范围内，构建以“制度性、机制性”为导向的系统性责任评估机制，设置必要的多方参与机制，夯实平台履责的正当性基础。 王利民： 应对数字化变革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王利民提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自主探索出来的、符合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是不断思考、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如何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框架下应对数字化变革，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数字化变革不仅仅是在发生，还可以被塑造。这场变革席卷各行各业，但它带来的各种效应、它的发展规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总结。 李小牧： 平台经济反垄断十分必要和迫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中国服务贸易研究院院长李小牧提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市场带来更多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竞争，引发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对此的关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旨在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促进线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有序竞争。因此，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这一话题的学术研讨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王晓晔： 欧盟反垄断经验有较高参考价值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前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晔提出，虽然中国和美国的科技企业在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但是在监管和相关研究方面，欧洲的立法和执法走得更远。从大众的生活来说，数字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相关行业也充满了创新活力，因此在过去二十年中，相关的监管机构都强调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德国和欧盟的经验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 彭文生： 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以“数据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题，介绍了对数字经济的框架性思考，指出数字经济中的很多商品和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边际成本很低甚至为零。因此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型企业表现出超越传统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数字经济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类似，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同土地类似，仍具有排他性。从生产力的角度考虑，数据天然具有非竞争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企业对数据进行的是排他性利用。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平衡。 黄勇： 数字经济领域反竞争效果需要认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教授介绍了中国反垄断法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反垄断法的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第一是对数据的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第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此外，除反垄断法，我国还有其他针对数字经济的立法和条款，所以同样的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罚则，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也是我们目前需要研究的问题。 李富成： 通过试点打造全球最优电商营商环境 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从优化电商营商环境的角度提出建议：在电商领域的产业优势和法治基础上，我国可以在改革动能强的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等区域开展授权试点，打造全球最优电商营商环境。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 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供应链，并衔接国际循环，促进我国电商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伊泰煤基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是一家煤化工研发企业，2017年7月在鄂尔多斯(行情600295,诊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成立。成立不到两年时间，研究院共申请专利71件，其中受理43件、授权17件，申请量和增长率位居高新区前列。“研究院成立以来得到了高新区从政策到资金上的许多帮扶服务，加快了项目研发速度。”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根据研究院需求，执行“一企一策”政策，为企业免费提供研发、办公和中试厂房等场所，还累计帮助争取扶持资金3737万元，并对研究院各项事务开辟“绿色通道”。 围绕鄂尔多斯现代能源产业优势，开发区大力培育与引进这方面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了最大化激发产业优势效能，让更多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待遇，让更多有潜质的创新企业落户鄂尔多斯，开发区先后出台《高新区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扶持政策》及实施细则、《高新区扶持在孵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结合入园企业发展实际给予税收、资金奖励扶持等优惠政策。 今年上半年，为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最大限度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时落实科技创新奖励政策，共涉及15名高层次人才，18家企业。并全力组织开展项目储备工作，共34个项目完成鄂尔多斯市科技计划储备，其中科技重大专项6项、应用研发项目15项、成果转化项目12项、科技合作项目1项。 开发区注重企业研发能力提升，规划布局了“一器三园一中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平台，即一个国家级企业孵化器，三个创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科技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园）及一个科技创新与育成中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产学研合作层面，重点支持企业建立产业研发机构，以此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现已合作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6个、各类创新研发平台19个、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1家、自治区企业研发中心2家，先后引进和培养各类高端创新创业人才400余人。在平台建设方面，鼓励企业自建、合作和进行技术转移等，经高新区认定给予不同等级的经费补贴和奖励支持，最高可达一次性奖励90万元。 今年6月初，高新区入园企业内蒙古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农商银行联合打造的华吉辰智慧物联供应链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是鄂尔多斯市首个全部自建、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网络货运平台，意味着鄂尔多斯市货运物流业向线上转型迈出了一大步。“目前鄂尔多斯市仅煤炭运输一项，保守预计年公路货运市场就在600亿元左右，总市场规模约在1000亿元以上。”内蒙古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世恒表示：“我们有信心在未来抢占更多市场和机遇，推动鄂尔多斯市货运物流行业升级。”企业研发能力提升的背后，是高新区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构建理念，以及高新区在资源嫁接、政策引导、平台搭建方面的一贯付出。 在开发区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与实施细则中，对创新主体培育、孵化器建设和运营，均明确了资金奖励支持。如对在高新区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项目企业，产值和税收达到要求的，经评审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资助；对于新获得国家、自治区重大专项资金的企业及研发机构给予20%的配套资金支持；凡在高新区设立的天使投资基金，高新区管委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参股比例不超过20%，基金投资不低于50%…… “下一步，我们将以呼包鄂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创新管理模式，加大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供给，加大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力度，加强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在高新区的布局，进一步厚植优势、补足短板，把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真正建设成为我市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白霞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余健、通讯员 付宜灵）
12月26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代表四部门就约谈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据悉，此次金融管理部门约谈蚂蚁集团，主要目的是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进一步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金融管理部门根据金融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指出了蚂蚁集团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法律意识淡漠，藐视监管合规要求，存在违规监管套利行为；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排斥同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消费者投诉等。 金融管理部门对蚂蚁集团提出了重点业务领域的整改要求：一是回归支付本源，提升交易透明度，严禁不正当竞争。二是依法持牌、合法合规经营个人征信业务，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三是依法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确保资本充足、关联交易合规。四是完善公司治理，按审慎监管要求严格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五是依法合规开展证券基金业务，强化证券类机构治理，合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蚂蚁集团要充分认识到整改的严肃性和必要性，对标监管要求，尽快制定整改方案和实施时间表。同时，要加强风险管控，保持业务连续性和企业正常经营，确保对公众的金融服务质量。 金融监管部门表示，未来监管的政策取向将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决打破垄断，纠正、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二是坚持所有金融活动必须依法依规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坚持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三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
从中国农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高材生，从硅谷创业获得百亿元人民币财富到放弃资本热潮毅然回到祖国怀抱，朱敏的一腔热血只为科技报国。 1948年出生的朱敏，被誉为“中国硅谷创业第一人”、ZOOM等明星企业的创业导师。他和柳传志同属一代人，却在不同的商业环境下迎击着不同的商业课题。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拨远赴重洋的中国留学生，他一头扎入商业体系相对完善与成熟的美国硅谷，书写了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创业故事。 朱敏在美国创立网迅公司（Webex），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毅然回到中国，以风投“科创教父”的身份挖掘最具潜力的“科技驱动者”，先后投资中芯国际、每日互动（300766）、猪八戒网、聚光科技（300203）、微医等科创企业。 长期以来，国内忽略了对朱敏的关注与讲述。如今，当一些互联网科技企业惦记着“几捆白菜”时，反观现年72岁朱敏在国内“二次创业”的历程，似乎有更多的时代内涵可以去挖掘。 知青生涯锻造生命耐受力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国际商务广场的一间办公室，简单地摆放着几张办公桌椅和一套会客沙发，背景墙上并无其他装饰，书柜里空空荡荡。 赛伯乐投资集团董事长朱敏身穿一件普通黑色大衣，卡其色裤子已显破旧。他瘦高、棱角分明、肤色黝黑、脸上皱纹深刻。他的办公用品只有一个外壳陈旧的iPad， 相比而言，他更喜欢坐在会议桌前，与来访的创业者们讨论事项。 回国前，朱敏一手缔造的美国网迅公司在硅谷名声大噪，在互联网界几乎无人不晓。回国后，尽管已身价百亿元，他仍选择了回归朴素与简单，这一切都与他当年知青插队生涯紧密相关。 1966年，青春年少的朱敏在老家宁波读高二，他的理想是考上大学成为一名科学家，对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朱敏来说，不出意外，他的人生轨迹将朝着理想中的方向发展。然而，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一样，他被送到了边远的乡村“接受教育”。 朱敏没有想到农村生活如此难熬。春种秋收时，他每天从凌晨3点工作到晚上8点。收割水稻时，蚂蝗钻进裤腿，鲜血直流；沿河割完草后，睡在船上被无数蚊子折磨…… 如今，谈起插队生涯，朱敏平和地讲述着。虽然插队期间已经结婚、生子，但他始终无法适应这种重复单调的体力劳动。 骨子里热衷学习的朱敏，通过努力掌握了修车技术，知青一年后，他便被安排进了车队。这依然是个辛苦活，但有趣一些。每天，朱敏要和其他运输工一起，用手拉车把硫酸、硝酸、汽油等危险品从仓库运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道路漫长、颠簸，木制的手拉车经常爆胎，或被货品压坏。朱敏向车队队长建议，由自己和妻子来承担调度与修车的工作。他甚至告诉队长，这样的好处是：夫妇两人的组合，因为女性的工分会被打六折，相当于给车队节约了成本。 朱敏在知青插队时期便展现了商业头脑。面对重复和无休止的体力劳作，朱敏时常仰望天空，扪心自问，人生命运就该如此吗？ 终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凭借知青岁月养成的性格毅力和捶打出的生命耐受力，朱敏夜以继日复习功课，当年便考入了浙江大学拖拉机机械制造系。 但令朱敏没有想到的是，等到自己大学毕业，包产到户了，拖拉机没人买了。那是1981年，新四大件开始流行，朱敏被分配到了冰箱厂。 也是在1981年，IBM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PC5150。那时的朱敏，压根不知道什么是电脑，他更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会被公派到斯坦福大学留学，此后还会在IBM编程，人生与计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求学斯坦福汲取科技营养 进入冰箱厂工作的朱敏，家庭稳定，妻子团圆，但进入人生平稳期的他却不安分地选择了继续求学。彼时，34岁的他以浙江大学管理系第一名的考研成绩获得公派留学斯坦福大学的机会。 朱敏的斯坦福之路有些冒进色彩。出国留学那一年，14岁的儿子朱磊考上了清华大学少年班，在朱敏的劝说下，朱磊放弃了清华就读的机会，跟全家人一起到了硅谷。一年后，朱磊考入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19岁时便从该校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 一边求学，一边养家糊口，朱敏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先是找了份管理公寓的工作，房东有16套公寓，朱敏一家免费住一套，剩下的，由朱敏负责管理。收房租了，朱敏跟房客们喝酒试图拉近关系；房客吵架了，朱敏操着宁波口音的英语在中间做调解人。周末，朱敏也会接一些小时工的活儿，帮别人拔草、修篱笆等。 求学斯坦福期间，朱敏大开眼界，他的才华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那年夏天，我在学校教室走廊看到一则IBM急聘人工智能工程师的消息，很感兴趣。那是我梦想中的工作，但我对电脑一窍不通。” 暑假完了，广告还在，朱敏硬着头皮去敲教授的门。教授看着这个成绩全A的学生说：“我就在等你啊，你怎么不早点来？”教授当即任命他为项目组长。 由于没有计算机基础，在IBM，朱敏有问题也不敢问别人，只能向自己的儿子求助。朱敏后来能熟练编程便得益于这段经历，网迅的前身网络软件会议的程序有一大半是他自己写的。 那时的朱敏，一边在学校苦练内功，研习编程汲取技术营养，一边在校外从事数个兼职，逐步了解美国社会。这些都为他日后在IT领域大展拳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硅谷创业开启东方传奇 硅谷的很多方面都与技术紧密相连，充满奇迹、神秘且令人向往。这个一直走在全球高科技前沿的地方，控制着芯片与计算机等全球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步伐与节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 在此求学的朱敏逐渐被硅谷文化影响。有一天，一个做ERP产品的公司通过朋友找到朱敏，希望他协助处理一个技术问题。从来都没听说过“ERP是什么”的朱敏经过一番钻研，居然成了这家公司里的技术权威，而且帮他们赢得了全球的一批大订单。 参与这家公司的过程给朱敏最大的收获，不是让他在技术上认识了ERP，而是不久之后，他看到了他前三十多年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企业生命轮回方式――一家叫作AFK的小公司被一家大公司收购。后者是美国ERP市场上近于垄断者的一个角色，不断有员工从它那里跳槽，推出功能创新、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这家大公司再把它们悉数收购。 朱敏内心开始萌生创业的念头：“我也做一个创新公司卖给它，不是很好吗？” 1990年，硅谷已从独立的个人电脑发展到将电脑连接起来后的局域网，再到将局域网连到一起的广域网，电子邮件开始兴起。朱敏预感到网络世界上新的创业机遇来了。 1991年，Future Labs成立，这是第一家真正与朱敏血脉相连的企业，也是全球最早开始做多点式实时互动文档会议的软件公司之一。 又一个5年之后，朱敏选择将Future Labs以1300万美元卖给上市公司Quarterdeck。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他分到了300多万美元，成功挖到第一桶金。 初步尝到创业甜头的朱敏并没有停下来享受百万富翁的生活，而是开启了第二段创业历程。1996年，朱敏认识了印度人苏布拉·埃亚。苏布拉·埃亚对朱敏提出的以客户端为出发点设计出具有互动功能的视讯软件感到十分好奇，认为做出这个创意软件的人一定是一位“奇人”，他们一见如故，经过多次沟通，决定合作，于是就将原来Future Labs的技术重新买回，作为新公司网迅的基础，朱敏出任网迅的掌门人。 创业初期，朱敏从中国聘来了三十名工程师。为了生存，一半人员做软件外包项目赚钱养公司，另一半人员从事公司的产品研发，以做到自给自足。而朱敏和合伙人苏布拉则不拿薪水达18个月。 1999年2月，网迅公司的主要产品Webex Meeting Center网络会议中心面世，业务步步攀升。当年第三季度，新产品Webex Business Exchang问世。网络多媒体系统彼时是一个新的领域，面临激烈的竞争。朱敏十分注重公司产品的推陈出新，不断开发新的产品，提高服务质量，使得产品的功能更强，使用起来更方便。一年后，公司每隔一个季度就研发出一个新产品。 “网迅的关键客户是那些喜欢创新，喜欢在产业里寻求改变的人。”朱敏说。 让网迅名声大噪的是跟微软的几番争斗。由于当时与网迅直接竞争的是微软的Netmeeting（网络会议），而且凭借微软与波音同处西雅图，以及比尔·盖茨与波音董事长的深厚私交，波音等公司都使用了微软的产品。但网迅凭借优质的服务和技术产品，最终让波音、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等微软的大客户纷纷“倒戈”，而微软也不得不在2002年停止了Netmeeting业务。 朱敏认为，在竞争激烈的硅谷，最佳生存之道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这在网迅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000年，Webex在纳斯达克上市。朱敏也以发明“基于互联网的实时互动多媒体通讯技术”并拥有20多项专利而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该技术被全球著名IT顾问公司IDC称为“通讯史上的革命”。 2007年，朱敏将网迅以3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思科。 “创投导师”迈向科技的星辰大海 创业成功后，朱敏一头扎进了支持与培育中国科创企业的征途。 实际上，早在2004年之前，朱敏就以个人身份为他“喜欢”的年轻创业者们提供启动资金，一般投资额在50万美元至100万美元之间。对他而言，做出此类投资有各种原因，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他看好创始人，愿意支持他们通过科技推动社会进步。 在引进硅谷著名风投NEA，投资展讯、中芯国际等一批优秀的中国科技企业后，2005年，朱敏归国创办了赛伯乐中国投资基金，投资领域主要定位在基于互联网与IT技术下的现代服务业，重点支持快速成长期的企业。 回国前朱敏带着一个问题，中国企业以怎样的方式走向世界最有利？是通过制造业去海外兼并收购，还是通过技术创新赋能走向世界前沿？ 热衷于技术又经历了硅谷科创实践全过程的朱敏选择了后者。赛伯乐，犹如其名，朱敏将目光聚焦到一批在高科技、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数字产业领域内高速成长的优秀中国企业，如每日互动、聚光科技、微医集团、猪八戒网、ZOOM、正泰太阳能等。 回国后，朱敏有一次在浙大演讲，台下一个叫方毅的小伙子进入他的视线。此时的方毅刚刚开启创业，见到老学长在硅谷叱咤风云，创业归来时，方毅脸上写满了敬意。 几番交流后，朱敏在方毅身上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热衷技术革新、创业能坐得住冷板凳。”朱敏如此评价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我希望能帮助那些与自己当初有类似处境的创业者。” 如今，作为每日互动创始人，方毅将公司定位于一家融合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四大新兴产业的数据智能公司。目前公司市值已超过百亿元。今年疫情暴发时，方毅带领团队即刻开展了大数据防疫的工作，为相关部门提供大数据支持。 类似的投资经历，还有微医集团。这是一家目前全国最大的医疗健康科技平台，累计服务超过8.1亿人次，估值超过55亿美元，被美国咨询公司CB Insight评为全球排名第一的互联网医疗独角兽。它的创建者、微医集团董事长廖远杰视朱敏为最具眼光的天使投资人。“半个小时谈完，还没签订协议，第二天钱就到账了。” 尽管不少科创成长性企业视朱敏为业界导师，但熟悉朱敏的人都称呼其为Min，当红明星公司ZOOM的CEO袁征便是其中一位。“Min，我很怀念我们一起创建Webex的日子。创业初期，我们通过技术创新走向成功，那才是最幸福的日子。”作为昔日一同创业的战友，袁征时常通过微信和朱敏交流。 在朱敏看来，一家伟大的企业，不仅要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要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企业发展储存技术，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所在。 尽管在国内也有失败的投资案例，也有被欺骗的商业经历，但朱敏更在意自己的初心。他时常提及，“科技向善，科技应造福人类。” 当年两万美元公派出国，归来时，朱敏捐赠了1000万美元给母校浙江大学。这是他回馈母校的方式，也是对国家与改革开放心怀感恩的一种表示。朱敏说：“国家给了我两万美元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是对我个人的天使轮，500倍的回报是最基本的啊！” 如今，朱敏身上仍保留强烈的草根性，甚至常常被人误解为“骗子”。他常年开着一辆奥迪A6，衣着简单。开会开晚了，朱敏就自己打车回家，常常被小区保安当成非请勿入的闲杂人等，因为他“看起来太不像有钱人了”。 然而，纵观朱敏海内外的履历，他为科技创新而生，并不痴迷于急功近利、不热衷于短期变现，而是在长周期视野下赢得技术变革带来的更大收益。他的人生一直朝着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前行，实现从“从0到1”的突破。
人民银行15日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今日人民银行开展95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含对12月7日和16日两次MLF到期的续做）和1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需求。 这是自今年8月以来，人民银行连续第5个月超额续作MLF。本次操作的9500亿元MLF，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为2.95%，逆回购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2%。公开信息显示，本月7日和16日分别有3000亿元MLF到期量，本月共计6000亿元到期，本次MLF操作实现对到期量的超额续作。 近几个月，MLF连续超额续作，向市场投放中长期资金，缓解银行负债端成本，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来看，本月以来，中长期资金利率连续下行，1年期Shibor从月初的3.27%下行至3.23%。临近缴税高峰期，短端资金利率近期小幅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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