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中国银行业协会村镇银行工作委员会在线发布了《中国村镇银行行业发展报告2019-2020》(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是中国银行业协会村镇银行委员会,在中国银保监会指导下,组织编写的第三份围绕村镇银行行业发展状况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村镇银行近两年来的整体经营发展情况,探讨了村镇银行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以点带面分析了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作为主发起行在大股东履职、并表管理、运营支持、公司治理、经营效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与成效,以及各特色村镇银行在党建引领、服务农小、精准扶贫、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实践做法。报告指出,村镇银行机构组建数量由“数量”向“质量”转变。至2019年末,村镇银行组建数量1637家,开业数量1630家,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的1306个县(市、旗),县域覆盖率达70%,且新设机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资产负债规模增速居银行业首位。2019年末,2018、2019年末,全国村镇银行资产总额分别为1.51万亿元、1.69万亿元,负债总额分别为1.33万亿元、1.5万亿元,总资产、总负债两年平均增速为14.52%、15.09%,较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平均增速分别高3.9和5.1个百分点,居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支农支小特色明显,对县域、农村地区持续“供血” 成效显著。截至2019年末,村镇银行支农支小的贷款余额连续7年保持在90%以上,累计发放农户及小微贷款余额达5.59万亿元,存贷比78.5%;坚持“小额、分散”授信原则,户均贷款余额33.4万元,连续8年保持稳步下降。流动性总体较好,风险抵补能力较强。2018、2019年末村镇银行流动性比例分别为69.13%、74.4%,均与主发起行签订了流动性支持协议,流动性风险整体可控;不良贷款率分别为3.66%、3.7%,资本充足率为18.3%、17.2%。主发起行对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截至2019年末,4家大型商业银行累计设立村镇银行139家,6家股份制银行设立村镇银行69家,95家城商行在215个市发起设立村镇银行463家,175家农商银行在271个市发起设立村镇银行935家。不同类型主发起行的管理模式、公司治理理念、经营策略及风险控制策略对村镇银行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有强大的管控能力、战略引领能力、品牌影响力和科技服务能力;股份制银行有较强的市场反应能力,特色鲜明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城商行的小微信贷理念、技术、模式和管理经验能较好地传递给村镇银行;农商行较好地传承了“农村” 基因,与村镇银行的定位较为契合,在文化、服务、产品方面和农村、农民更近、更接地气,能帮助村镇银行找准差异化经营理念和特色化发展模式,引领村镇银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村镇银行的发展机遇在于县域经济发展、普惠金融、差异化竞争优势和体制机制改革红利,挑战集中在宏观经济、同业竞争、金融科技、品牌认可度等,提出了村镇银行未来发展思路,如坚守支农支小定位、探索特色发展模式、强化内部管理与能力建设等。报告还精选了15家主发起行和17家特色村镇银行案例进行了详细展示,并以专题形式探讨分析了村镇银行投资管理模式和“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发展情况。为引导村镇银行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下沉服务重心、专注信贷主业、完善公司治理,持续增加对当地“三农”和小微企业、社区客户的金融供给,报告附录了获得全国村镇银行综合服务能力评估荣誉的村镇银行名单,供村镇银行对照查阅、互促学习,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能力。【邀请单位】各信贷、担保机构董事长、行长、主管副行长等高管,以及信贷管理部门、风控部门、法务部门、授信审批部门、业务部门等的相关业务人员。【开班时间、地点】时间:2021年1月14日-16日,培训共计三天 。其中1月13日为全天报到培训地点:陕西 * 西安课题服务老师:仝金贝联系方式:13611182280(微信同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8日讯 据银保监会网站消息,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黄洪在2020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上表示,信托业要杜绝与监管博弈的心态,不通过变通或绕开监管规定开展信托业务,更不能以此寻求相对于其他信托公司的不正当竞争优势,破坏市场秩序。 以下为全文: 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黄洪在2020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上的讲话 (2020年12月8日) 同志们: 很高兴参加今年的信托业年会。去年的信托业年会上,我提出了在全行业建设良好信托文化的建议,得到了全行业广泛的响应。信托文化是一个总括性概念,信托法律关系所包含的各利益主体以及各环节流程,都具有各自的子文化,如委托人文化、受托人文化、受益人文化、金融人文化、合规文化、风险文化、内控文化等等。这些子文化共同构成了信托文化这个大概念。在这些子文化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三个文化,即委托人文化、受托人文化和合规文化。委托人文化和受托人文化构成了信托法律关系,塑造了信托业独特的商业模式。而这种商业模式能否成功,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并有效创造价值,最终取决于是否依法合规,是否具有合规文化。抓住这三个子文化的建设,就抓住了信托文化建设的牛鼻子,并能够带动其他子文化的建设,整体信托文化的建设也就水到渠成。这三个子文化,每一个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鉴于本次信托业年会的主题是夯实受托人定位根基,今天我想单独聚焦受托人文化,谈几点意见,供大家讨论。 一、什么是受托人文化 信托制度是舶来品,但受托人文化不是。我们国家五千年的历史,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事例屡见不鲜,受托人精神也一直是我们民族古往今来最鲜明、最崇敬的品格之一。古代皇帝临死前若继位人太小,一般就会指定托孤大臣代为处理事务,这就是典型的受托人,好的受托人如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周公,以及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们都认真履职、不负所托,特别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流芳百世,直到今天都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榜样。坏的受托人如司马懿,利用托孤大臣的身份谋取自己的私利,最终谋朝篡位,辜负别人托付,为后世不齿,千载之下饱受诟病。可以说,古人已经用行为对什么是受托人文化作了最好的诠释。我认为,良好的受托人文化,应当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守正。守正就是作为受托人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始终走在人间正道上。一是要遵纪守法。作为受托人要遵纪守法,同时还要确保信托目的合法合规、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是信托法律关系成立的前提。二是要遵守公序良俗。遵循社会普遍的道德约束和公认的行为准则,不投机取巧,善用信托制度的灵活性,防止信托制度被委托人不合理利用。三是要承担社会使命。结合自己的职责定位,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且有能力承担的社会使命,推动社会与自身共同成长进步,这也是每一个社会主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就信托业来说,要承担起国家赋予金融机构的社会使命,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忠实。忠实是指受托人必须品格高尚,忠于委托人,为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积极管理信托财产,不负委托人和受益人的信任。一是要对委托人诚实守信。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虽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但绝不能按自己意愿而必须按委托人意愿行事,不能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牟利,不能作出违背信托目的、不忠于委托人和受益人的行为,更不能误导或欺诈委托人。二是要以积极的方式管理运用信托财产。依照忠于信托目的的原则,主动追求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积极地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实现信托财产的有效运用和稳步增值,这才是真正的不负所托,称得上忠于信托目的的实现。 (三)专业。专业是指受托人应当具有实现信托目的所需要的专业能力。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是基于对受托人品格和技能的双重信任。对受托人品格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忠实文化上,对技能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专业文化上。一是要管得住。受托人要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内控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能够有效防止因自身过失而导致信托财产损失,具备保护信托财产安全的能力。二是要管得好。具备与受托服务目标相匹配的专业人才队伍和主动管理能力,对信托公司来说,在资产管理领域应当具有通过风险管理创造风险价值的能力,在财富管理、服务信托和慈善信托领域具有相应的法律、税务、信息科技系统、企业经营管理等综合服务能力。 二、为什么要建设受托人文化 自“一法两规”颁布以来,我国信托业的制度定位逐渐明确,即办成“主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做专业的受托人。近年来,信托业按照这个定位要求,淡化固有投资机构色彩,努力拓展信托业务,积极按照信托业务规律完善公司治理、内控机制、业务流程和激励约束机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与此同时,全行业仍然存在受托人文化不成熟、受托人职责不清晰、受托人定位有偏离等问题,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意识不牢,未坚实树立受托人定位的思想自觉。从表面上看,信托公司都认可了受托人的定位,但由于对受托人文化思考不深、理解不透,实际执行中往往发生偏离受托人定位的问题。比如信托公司普遍明白委托人信任的重要性,但却将委托人对自己的信任建立在明示或暗示的刚性兑付,而非自己的忠实品格和专业水准上,违背了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制度定位,将信托业务从直接融资做成了间接融资,从“代人理财”做成了“自己理财”,从表外业务做成了表内业务。再比如,资金信托业务作为目前信托公司的主流业务,主要从融资端发起,信托公司在开展该类业务时主要围绕融资人的需求创设信托产品,对融资人利益的关注多于对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的关注,这实际上违背了以受益人为核心的信托规律,展业逻辑存在错位。同时,信托公司在当前资金信托业务模式下获取的主要是利差收入,违背了信托公司以管理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准则,盈利逻辑也存在错位。 (二)守正不足,未高度重视受托目的的正当性要求。信托公司在守正文化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不够坦荡。热衷于投机,利用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到处找缝隙、钻空子,千方百计为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和限制性领域的资金融通提供便利,导致灵活性这一信托制度的最大优势没有服务于委托人的正当需求,反而成为市场乱象的重要诱因。二是不够规矩。从投机主义发展而来形成了行业浓厚的江湖草莽气息,进而发展为漠视规则和纪律,各种跨越监管红线、阳奉阴违的现象频繁发生。比如压降信托融资类业务是去年底监管部门就提出的要求,但今年上半年部分信托公司仍然迅猛发展,结果下半年面临极重的压降任务。三是不够担当。行业未充分认识到近年来信托业大发展呼唤大担当的使命要求,仍然没有改变“我是小块头”“只管闷声发大财”等思维定势,在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口号多于行动,有效有力的举措不多,扰乱宏观调控却得心应手,与当前信托业在金融业的整体地位不相匹配。 (三)忠实不够,未完全做到对委托人的勤勉尽责。这主要体现在信托公司履行受托职责的质量方面。一是大量存在损害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的行为。信托公司作为受托管理机构,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受托履职不力引发的操作风险,这本应是信托公司风险防范的重点。但当前信托业在受托履职管理的全流程各环节均存在瑕疵,比如尽职调查时不全面不审慎;产品推介时夸大收益淡化风险,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落实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未如实揭示项目风险信息,甚至隐瞒资金真实投向;投后管理不完善,信托资金被挪用甚至无法回收等。这些行为损害了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导致信托公司操作风险严重,并不可避免地转化为表内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二是缺乏积极管理运用信托财产的主动性。行业主观上存在惰性,转型发展的积极性、能动性存在欠缺,过度强调转型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依然对通过简单的影子银行业务和通道类业务盈利存在路径依赖和幻想,主要提供同质化、低端化的信托产品,缺乏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促进信托财产稳步升值增值的内生动力。 (四)专业不强,未具备履职所需的主动管理能力。专业能力不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管理能力薄弱,不足以保障信托财产安全。信托公司普遍存在风险管理粗放的问题,未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和方法较为简单,仍遵循传统类信贷业务的风控模式,采取较为原始的人工评估、财务评估和经验评估方式进行风险识别和管理。同时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不健全,前中后台之间的有效监督制衡机制不完善,部分信托公司的前台业务部门独立性过高,不像信托公司的内设团队,更像是承包信托公司牌照的个体户,机制设计存在较大隐患。二是投资运作能力薄弱,不能实现信托财产高效运用。大部分信托公司投资研究能力存在短板,深度研发水平不高,综合创新能力需要提升;信息科技系统建设明显滞后,且自主开发能力不足,对外部依赖程度高,难以支撑内部管理和外部展业需要;人才结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非标债权投资领域,股权投资、标准化业务、资产配置及服务信托等创新业务领域人才储备不足等。 三、怎样建设受托人文化 信托历经几百年发展,模式千变万化,但受托人在信托法律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始终未变。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信托公司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围绕受托人的中心地位建设良好受托人文化。具体来说应当做到:树立一个意识,牢记两个使命,养成三个习惯,提升四个能力。 (一)树立一个意识 就是牢固树立受托人意识。意识引领行动,只有信托业全体从业人员都树立了受托人意识,发自内心地认同受托人定位,深刻领会并遵循受托人义务的本质,才能转化为行动上的自觉,形成建设良好受托人文化的内生动力。全行业要大力加强受托人意识的培养,将“守正、忠实、专业”的要求嵌入企业文化、发展战略、员工培训、制度规定、激励约束机制等环节,引领全体员工将受托人定位作为根本定位,将充分履行受托义务作为首要职责,将以“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作为职业生涯的根本守则。 (二)牢记两个使命 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信托业已经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是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体系乃至社会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影响力。大块头就要有大担当,信托公司要将服务国计民生纳入自己的使命范畴,作为受托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服务国计民生要牢记两个使命: 一是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信托公司作为连接投资和融资、金融和实业的桥梁,要将自身业务开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紧密绑定,依托信托制度优势,为实体经济提供针对性强、附加值高的金融服务。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落实、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支持扩大内需等方面拓展业务,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入研究满足人民群众近年来不断增长的财富保值增值、传承、慈善等需求。一方面持续丰富信托产品体系和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投资选择,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民;另一方面发扬传承文化,助力我国中产阶级和高净值人群财富有效地传承下去,支持国家长治久安;同时推动慈善信托业务发展,发挥慈善信托制度在社会财富分配、慈善救济、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 (三)养成三个习惯 播种行为,便收获习惯;播种习惯,便收获性格;播种性格,便收获命运。良好习惯一旦养成,便会以自然而然、不期而至的方式持续下去,犹如物理学中的惯性力量。信托业要按照建设受托人文化的要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进而凝结为行业的行为规范。具体来说,要养成三个习惯: 一是养成遵规守纪的习惯。要尊重规矩、敬畏规则,不碰法律底线,不越监管红线,通过合规守法经营创造利润,赚清清爽爽的钱。要配合监管、拥抱监管,严格执行监管规定,并领会贯彻监管规定背后的精神实质。要杜绝与监管博弈的心态,不通过变通或绕开监管规定开展信托业务,更不能以此寻求相对于其他信托公司的不正当竞争优势,破坏市场秩序。今后严监管、强监管态势将进一步巩固,监管问责也将更加严格,不遵规守纪注定没有出路,这一点,信托公司和各银保监局都要坚信不移。 二是养成埋头实干的习惯。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社会运行的铁律,金融业虽然有牌照价值的加成,但也不例外。信托业要树立赚“辛苦钱”的理念,埋头实干,通过提供高质量服务获取相应报酬,靠创造价值来获取利润,不要总打量着利用全能性金融牌照的优势,靠投机赚钱。如果行业迟迟不能扭转投机的风气,全能性金融牌照这一信托公司最大的政策优势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三是养成勤勉尽责的习惯。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忠实地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是信托公司安身立命之本。信托公司全体人员都要兢兢业业履职尽责,对委托人和受益人诚实守信,在受托管理的各个环节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损害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同时要提高思想自觉,积极主动、持之以恒地围绕委托人和受益人需求提升自身的主动管理能力,为受益人创造更多价值,更好地实现信托目的。 (四)提升四个能力 信托业要真正成为地位崇高的受托人,最终还是依赖于自身管理能力的提高。信托公司只要有决心、有意愿,完全有资源、有能力做高品质的受托人。对这一点全行业要有清醒而自信的认识。 一是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探索构建与信托业特点相匹配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从产品设计、产品营销、尽职调查、信息披露、风险揭示、投后管理等全流程增强受托管理能力,消除受托履职瑕疵,将风险与收益切实让渡给投资者,实现“卖者尽责”基础上的“买者自负”。强化权力制衡和监督,公司管理上要重点加强对大股东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制衡监督,内控机制上要重点加强中后台部门对前台业务部门的制衡监督。要优化激励约束机制,从制度上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二是提升专业化资产管理能力。信托业作为资产管理行业的一员,未来要在资产管理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提高资产管理能力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资产管理能力必须要与产业发展紧密融合,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聚焦少数行业精耕细作。要加速选拔和培养具有产业背景的专业团队,提高整体投研水平,强化资产识别、获取、评判和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发挥信托公司投融资兼备的制度优势,为企业提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金融需求场景下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走专业化、精细化道路。 三是提升综合化管理服务能力。近年来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迅猛发展,今后还有广阔空间,是信托公司未来重要的增长点。信托公司拓展财富管理业务的关键,在于具备根据委托人需求提供一揽子、一站式综合管理服务的能力。要具备产品设计能力,能够设计满足委托人需求的组合产品投资策略;要具备资源整合能力,整合各类资产供给渠道满足委托人的资产配置需求,整合法律、税务、企业治理、跨境投资等资源和服务满足委托人的综合需求。在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基础上,挖掘拓展为委托人提供财产传承、财产保管、执行监督、结算清算等服务信托业务的机会,进一步丰富综合管理服务的内涵。 四是提升信息科技支撑引领能力。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行业的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托公司要深入研究应用金融科技,强化科技赋能,加快补足金融科技短板。要坚持业务导向和需求导向,深化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管理能力,在客户管理、投资决策、运营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加大科技投入,深层次地对各类业务模式、运营方式、产品服务进行改造和重塑,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成本,改善客户体验,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为公司转型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引领。 同志们,信托业发展历史一再表明,坚守受托人的根本定位,坚决回归信托本源,坚持信托法律关系,做精做细信托主业,是信托业的根本出路,也是实现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信托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建设良好受托人文化,牢记受托人定位,夯实受托人根基,履行受托人义务,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作出行业的新贡献! 谢谢大家!
市场期待已久的证券公司保荐业务规则正式发布,规则建立了统一、规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标准,压实了中介机构市场“看门人”的职责,规范了券商保荐业务行为,强调了保荐代表人的执业能力和质量。这将极大改善行业生态,促进形成能力和责任相匹配的权责清晰、运转协调、相互制约、各负其责的“看门人”机制。 我国实施证券保荐制度已有16年,保荐代表人从首批的609名到现在的5500余人,执业人员大幅增长,这和注册制改革相关。企业上市的进度加快,更多企业踏上IPO征程,券商投行对于保荐代表人的需求相应增加,同时,个人申请保荐代表人资格时担任过项目协办人及通过保代考试两项重要条件均被取消,替代为“非准入型的水平评价测试”,让保荐代表人队伍迅速扩容。 尤其是今年下半年,《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发布以来,一大批新保荐代表人入场,让不少老保荐代表人面临空前的职业压力。 表面上看,规则引导下,保荐代表人的准入门槛降低,但实质上,监管强度较之前更甚。一方面,监管明确保荐代表人专业能力水平评价测试是验证拟任保荐代表人是否熟练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具备所需专业能力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更注重的是个人能力和执业经历。同时,新增的名单分类机制持续动态跟踪保荐代表人的执业能力,通过分类公示保荐代表人的执业情况、专业能力水平评价情况、诚信信息、处罚处分措施情况等,对保荐代表人实施动态分类管理;另一方面,监管强化了保荐项目的管理,在交易所对项目现场督导、证监局的例行抽查之外,中国证券业协会增加了对保荐机构的执业质量评价,定价能力、合规能力、发行承销组织能力、销售能力、风险控制实效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将越来越成为投行的竞争力所在。 面对注册制的机遇和挑战,保荐代表人群体优胜劣汰的进程才刚刚拉开序幕。在事中事后监管方式的调整下,那些市场声誉好、专业素质过硬、客户资源丰富的保荐代表人将脱颖而出,在注册制带来的企业上市潮中满载而归,而靠混津贴、混签字费的保荐代表人将逐渐被淘汰。
中原银行是河南省属法人银行,总部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2014年12月26日,中原银行正式成立,掀开了金融豫军发展新的一页。2017年7月19日,中原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刷新了国内金融机构从成立到H股上市的最快纪录。 截至2019年6月末,中原银行全行资产总额6520.25亿元,较成立之初翻了三番。下辖18家分行和2家直属支行,共有营业网点472家;作为主发起人,在省内设有9家村镇银行和1家消费金融公司。 中原银行立行伊始坚持“科技立行、科技兴行”,秉承“稳健创新进取高效”理念,不断探索融入金融科技,大力发展移动金融、线上金融,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居国内城商行领先地位,荣获“2019年度金融科技服务银行天玑奖”等荣誉。从2018年起,中原银行开启数字化转型,以打造敏捷银行、未来银行为目标,全面启动科技和数据能力建设。 系统架构师 工作内容: 1.深入分析挖掘业务需求,主导从业务架构到技术架构的实现过程,负责评审、设计应用系统架构方案; 2.负责企业级架构规划的目标梳理和实施路径实践,通过具体项目不断完善规划内容; 3.负责推进DDD的实践和推广,对实施团队进行培训赋能; 4.负责架构治理平台的功能设计以及研发工作,协调各方做好相关功能研发和项目推进; 5.负责编写架构管理规范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及时面向开发团队进行宣导; 6.负责新技术的研究分析,评估新技术引入相关可行性及风险。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Java或C开发经验,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5年以上(资深8年,中级3-5年)技术规划、架构设计相关经验,具备良好的基本功,熟悉数据结构和算法,具有计算机领域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3.具备丰富的架构设计经验,能够准确、全面的理解业务,并根据业务发展设计合理的架构方案; 4.熟悉各种设计模式,熟练掌握基于SpringCloud的微服务架构体系; 5.具备良好的系统分析能力、抽象能力,能够抽象并设计通用框架及模块; 6.具备良好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团队沟通能力; 7.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工作主动、严谨,责任心强,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顺应注册制趋势,新规标准下退市导向发生变化,不再重点针对连续亏损公司,引导上市公司更加注重持续经营能力,但垃圾股的含义将发生变化,僵尸公司、空壳公司和重大财务造假的害群之马将面临退市风险,新规下有持续经营能力的亏损公司不退市仍然与打击垃圾股是有机统一的。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银保监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为22.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9万亿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保险公司保费收入3.7万亿元,同比增长7.2%;赔款与给付支出9989亿元,同比增长6.1%。截至二季度末,纳入统计范围的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2.6%,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0.4%,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稳定。(记者 谭谟晓)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确保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进入处置阶段时,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构成以及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提出明确要求,并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方面表示,《办法》的出台有利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早制定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长远看,实施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机制,对提高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强化市场约束、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拓展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品种,提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可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吸收损失 《办法》所称总损失吸收能力,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债务工具的总和。较高的总损失吸收能力保证银行进入处置程序时有充足的能力吸收损失,由此降低“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在危机中出现倒闭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此外,“内部纾困”模式有助于激励银行股东和管理层加强风险管理,降低其过度冒险并陷入危机的可能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有效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于2015年11月批准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交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正式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的国际统一标准。 我国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积极参与了总损失吸收能力框架的制定和出台,并争取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可延后6年执行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即最迟须从2025年和2028年起分别达标。 近年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深入研究国际规则,加强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沟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起草了《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构成以及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提出明确要求。 根据《办法》,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应满足以下要求。一是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8%。二是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杠杆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75%。此外,人民银行有权针对单家银行提出更审慎的要求,确保其具备充足的损失吸收能力。 “《办法》出台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加强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强化主动负债能力,完善风险处置机制,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增强稳健发展能力。”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四大行能否按时达标 所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金融机构,其业务与其他机构有较强的关联性,同时在金融体系中提供难以替代的关键服务,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将给地区或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冲击。 目前,被金融稳定理事会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中资银行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距离我国总损失吸收能力达标还有4年多的时间,不少投资者关注四大行当前存在多少资金缺口以及是否能够达标的问题。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为,《办法》对四大行的资本要求提升,可能对其盈利构成有限影响,但在中长期有助于提升国内以银行体系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强抗风险能力。 周茂华进一步表示,总体来看,《办法》主要是补齐国内金融监管短板、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商业银行风险处置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更倾向于制度建设,整体上对市场影响有限。 夯实金融体系稳定性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言,其不仅需要计提更多监管资本,而且会面临更多的监管约束。2018年11月27日,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了总体性的制度安排,标志着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初步建立。 2019年11月,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评估办法》),《评估办法》作为《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之一,是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董希淼提示,《办法》适用的对象是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主要是对接和落实国际监管标准。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应在征求意见之后,尽快正式公布管理办法,补足监管制度短板,推动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逐步落实要求,加强和完善对我国金融业有效监管,更好地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业内人士也认为,多份文件陆续出台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同时,对标全球监管最新实践,实现监管标准一致,也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