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由中国人民保险冠名，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和华夏时报社共同主办的“脱贫：媒体、企业的温度和力量”——第十三届（2020）人民保险中国经济媒体高层峰会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举行。行业资深专家学者、主流财经媒体总编辑、企业高管等共聚一堂，深入探讨媒体、企业在脱贫攻坚、公益慈善事业中如何发挥作用，分享优秀扶贫公益案例，助力中国公益财经事业新发展。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我们是这样做扶贫的》。据王行最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 年，是一家以扶贫济困为宗旨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基金会瞄准导致贫困的主要成因，聚焦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计扶贫、救灾扶贫等领域开展扶贫工作。截至2019年底，累计筹措扶贫资金和物资68亿元，发放小额信贷571亿元，受益贫困人口和灾区民众4030万人次。在致力于国内扶贫的同时，基金会也秉持“大爱无疆，民心相通”的工作理念开展国际人道救援与扶贫发展援助项目，聚焦6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消除贫困、零饥饿、健康福祉、优质教育、清洁饮水和体面工作，自2005年至2019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在24个国家和地区实施项目，总投入超过2亿元人民币，受益人数约90万人次。王行最表示，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三十一年有余，一直遵循扶贫初心，通过实施品牌项目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项目设计遵循转折点干预的理论。他认为，贫困人口在一生中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坎儿”。如能迈过这些坎儿，他们的命运就会得到切实的改变，如果跨不过去，他们就会身陷贫困，不能自拔。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的所有项目，就是要帮助贫困人口跨过生命中各个阶段的坎儿，从出生到死亡，帮助他们善始善终。这些年基金会先后实施了母婴平安项目、爱加餐项目、新长城助学项目、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善品公社等诸多内容丰富又极具针对性的扶贫项目，助力贫困人口生活的改善和提升。以产业扶贫善品公社项目为例，王行最阐述了这一流程的具体实施思路。第一步：发现问题。比如效率问题、品质问题、品牌问题、营销问题和人才问题。第二步：设计实施解决方案。例如，通过租金合作社的方式提升效率，把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实现规模化，解决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问题；通过品质管控来提升农产品的品质；通过品牌的打造塑造品牌；通过开展产品营销，拓展产品市场；通过人才培养提升农户的经营能力。第三步：总结产业扶贫的模式。第四步：复制推广。“2019年以来，善品公社带动了辐射23685户7万多农民，参与支持的消费者超过10万人，2019年善品公社上线扶贫产品15款，销售收入总额1700万元，户均经营收入13400元。如今我们已将这一整套产业扶贫模式推广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安徽、陕西、山西、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自治区等19个省8个县，孵化了9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王行最说。
6月10日，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主持召开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会议，贯彻落实6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精神，研究做好下半年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具体措施。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脱贫攻坚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全国“两会”关于脱贫攻坚的具体部署，及时传达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报告和胡春华副总理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对下半年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进一步细化措施，研究部署中国残联各位领导赴重点任务省蹲点督导和作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国家脱贫攻坚督查有关事宜。 会议指出，到年底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只剩下200天左右的时间，贫困残疾人在未脱贫人口中的占比高、脱贫难度大，完成剩余贫困残疾人脱贫任务，重在做实做细兜底保障及脱贫解困各项工作。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重要指示，认真配合做好会领导蹲点督导工作，层层压实攻坚责任，督促整改问题，推动基层残联全面精准掌握贫困残疾人现实情况，精准发力，坚决夺取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程凯强调，一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脱贫攻坚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两会”部署和胡春华副总理讲话要求，攻坚克难确保剩余贫困残疾人脱贫任务如期完成。二要全面排查贫困残疾人“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情况，聚焦贫困残疾人兜底保障“应保尽保”目标及纾困解难需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持续加强部门协作和蹲点督导，确保各项惠残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不留死角。三要加大贫困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力度，帮助受疫情影响的残疾人领办或安置带动贫困残疾人就业企业及合作社等全面复工复产，组织推动贫困残疾人通过易地就业、扶贫基地及公益性岗位等途径实现就业，采取有效途径帮助残疾人家庭及扶残助残企业销售农产品，保障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稳定增收，努力减小疫情影响。四要督导各地残联将有返贫风险和贫困边缘残疾人纳入党委政府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加强数据共享与比对分析，推动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因残致贫家庭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叠加落实，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脱贫成色。五要积极参与、主动配合，严肃认真开展好脱贫攻坚督查和普查。 中国残联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残联
据商务部网站11日消息，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全国妇联十部门发布《关于巩固拓展家政扶贫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加大财政支持，对贫困劳动力通过有组织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资料图 中新经纬摄 《通知》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巩固“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和全国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成果，完善家政扶贫政策，吸纳更多贫困劳动力从事家政等生活服务工作，更大程度发挥家政扶贫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通知》提出，加强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协议的落实，支持家政企业举办宣讲会、招聘会，组织贫困县在本地就业平台上发布家政服务需求信息，帮助贫困劳动力应聘、就业。 《通知》提出，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组织家政企业登录商务部家政扶贫供需对接平台，发布岗位信息，了解具有从事家政服务意愿的贫困劳动力情况。加强家政扶贫供需对接平台与全国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信息系统的信息共享，组织更多具有从事家政服务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向家政企业输送。 《通知》还提出，努力帮助贫困劳动力返岗。各地要通过帮扶机制摸清这些人员的就业状况和就业意愿。对于受疫情影响等原因未返岗的，要努力解决返岗中遇到的困难，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支持贫困地区通过“点对点、一站式”输送贫困劳动力到中心城市“返岗”，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行前和到达后的健康监测，推广健康信息互认等机制。 《通知》明确，支持贫困劳动力稳岗。各地商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要支持家政企业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中心城市要指导家政企业用好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的优惠政策，优先安排对口支援地区的贫困劳动力上岗。家政企业可与员工紧缺的零售、仓储、快递、外卖等企业合作，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采取共享用工的方式、对其他劳动者可通过提供就业信息等方式，帮助贫困劳动力渡过难关。 《通知》要求，吸纳更多贫困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结合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2019-2020年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加大贫困地区转移劳动力培训力度，保障有意愿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劳动力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培训课程。各地在培训中要及时使用新修订的《家政服务员》职业标准，提高培训质量；加强家政服务师资培训。 《通知》提出，加大财政支持，2020年各地可根据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加大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将稳岗返还标准最高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100%。各地区可利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及扶贫资金对从事家政服务的贫困劳动力培训等项目予以补贴。对优先招用贫困劳动力的家政企业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贫困劳动力通过有组织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疫情防控期间外出从事家政服务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和生活费补贴，有条件地区可加大奖补力度。 《通知》提出，支持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信息共享，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为信用状况良好且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对有从事家政服务意愿、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贫困边缘人口，可纳入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等扶贫政策给予支持。此外，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与商务主管部门合作，开发针对家政服务需求的商业保险产品。(中新经纬APP)
近年来，中国脱贫攻坚成绩斐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贫困人口占九成以上，而到2019年已经基本消除了极端贫困。 按照中国的贫困标准，即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以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已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3.1%，即从7.7亿人减少到3050万人。而根据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中国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降至0.6%。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标准，即每日收入不足1.9美元，那么在1978年到2015年间，中国贫困人口从约8.75亿下降至1000万。 得益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今天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上世纪中叶大幅提高约30岁。 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自1981年以来，全球约有12亿人口脱贫，其中中国脱贫人口占约74%。如果没有中国的减贫成功，联合国第一项千年发展目标（即1990年至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实现便无从谈起。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减贫成就，究竟原因何在？ 1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 首先，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坚持贸易与投资开放，逐步放开商品价格，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加强产权制度，控制通货膨胀，从而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使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进而引发了快速的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升。 中国的对内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1980年开始设立的沿海经济特区，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加大对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投入，迎来了增长模式转换的新时代。 中国享受巨大的人口红利长达40年。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进一步推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 2 各级机构，政策支持 自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也就是今天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并在省、市、县等地方各级政府均建立了扶贫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监督扶贫政策的制定，包括国家贫困线的划定和减贫项目的顶层设计；各级扶贫办负责监督地方减贫项目落实情况。 扶贫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使人们获得可持续性生计，也就是通过发展来脱贫。由于大多数贫困人口来自农村，所以发展农业生产力是重中之重，许多扶贫项目就是专门针对农村地区设计的。各级扶贫机构推动相关政策设计和项目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避免了再次遭遇饥荒。 3 量身定制，精准施策 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地域上，中国的减贫节奏并不一致。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减贫速度最快，后来随着贫困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放缓，减贫速度随之变慢。 改革开放初期，仅仅依赖经济增长就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而近年来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则更有针对性。要想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必须了解贫困家庭及其成员信息。2014年，中国完成了全国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相当于针对最贫困人口创建了一个大型“数据库”，初步统计出7000万贫困人口。 随着中国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该数据库不断更新，为基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确保最后一批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提供了参考依据。 4 社会各界，一齐动员 中国除了将扶贫工作成效纳入政绩指标，以此调动各级政府官员积极性外，大量企业、银行、民间组织和慈善团体也群策群力，为减贫事业添砖加瓦，做出一份贡献。这种“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中国独有的。 中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使贫困和偏远地区可以更方便地对外销售商品，和以更低价格购买商品。政府大力加强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助推了当地产品走向市场。大型电子商务企业也积极扶持农村电商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还使贫困人口能够享受更多的金融、医疗以及教育等服务。 改革初期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资源下降，导致教育和卫生等政府服务不均衡。为了扭转这种不平等现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包括重新分配财政资源，激励优秀教师到最贫困地区工作，以及鼓励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学校同贫困地区学校“结对子”，进行对口帮扶。 5 国际合作，全球经验 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功也部分依赖于国际伙伴关系。世界银行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扶贫援助，特别是为农业、运输、能源、城市化、卫生、教育、社保以及扶贫等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建议和财政资源。中国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注重提升自身的改革能力建设，将国际经验“消化吸收”，结合中国国情在国内进行推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作 者: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前局长郝福满 (Bert Hofman)，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副研究员江诗伦 (Lauren A. Johnston) 责编 ：布英娜 编辑 张钊 潘家欣（实习生）
中国在近几十年里一直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这一目标即将实现。尽管面临疫情等挑战，中国仍将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毫无疑问，中国为全球减贫树立了榜样。 在英国经济学家科林·斯皮克曼看来，中国减贫政策基于三大支柱：宏观、结构和微观。与西方经济体相比，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因而能够给弱势群体提供财政支持。而当经济发展蛋糕越做越大，重新分配资源变得更加容易。 城乡结构调整也是脱贫的一大关键因素。2010年以前，中国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将超过2.5亿人迁入城镇。此举可以解决与贫困息息相关的两大问题：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完善的卫生保健体系。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分配呈金字塔结构，小学入学率合理，中学相对降低，高中就更低了。而将大量农村社区迁入城镇，让集中读书和就医成为可能。 对于最偏远、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而言，在政府的监督与财政支持下，实施一些微观政策是必要的。比如让村民易地搬迁，让他们喝上干净的自来水、用上太阳能；引入家畜和其他动物，来支持当地农业发展；任命当地官员来监督进度，并提交有关数据。得益于上述一系列有力举措，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 尽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脱贫工作带来了挑战，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驻中国、朝鲜和韩国代表马泰奥·马尔基西奥认为，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中国完全可以吸收疫情的“短期影响”。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也将继续支持中国，让弱势群体有能力抵御各种冲击，进而确保减贫成就的长期可持续性。 目前看来，全球减贫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世界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约合人民币13.47元）的人口比例预计会从2019年的8.2%增加到2020年8.6%。而中国勇于应对挑战致力于在2020年年底前消除绝对贫困，可以起到榜样作用，启发其他国家。
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日发布关于镇雄等9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公示。这是云南最后9个未摘帽贫困县，均已达到贫困县退出标准，拟退出贫困县序列。 公示信息显示，昭通市镇雄县、曲靖市会泽县、红河州屏边县、文山州广南县、普洱市澜沧县、丽江市宁蒗县、怒江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县9个贫困县(市)提出贫困县退出申请。经州市审核、省级核查和第三方实地评估检查，9个贫困县(市)均已达到贫困县退出标准，拟退出贫困县序列。 精准扶贫初期，云南省有88个贫困县，是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份。到2019年底，云南省还有9个贫困县尚未脱贫摘帽，剩余贫困人口达44.2万人，为全国剩余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 今年以来，为攻克剩余贫困堡垒，云南省以“挂牌督战”为契机，实施了“百日总攻”“百日提升”“百日巩固”等脱贫专项行动，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中国华融全面落实定点扶贫责任，十九年来，累计投入资金7684.63万元，精准实施210个扶贫项目，派驻定点扶贫干部11人次，全力以赴支持四川省贫困人口第一大县宣汉县顺利摘帽，全县GDP由2002年34.7亿元大幅增长至2019年的369.9亿元，211个贫困村20余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到“脱贫人口最多的县”的历史转变。 中国华融累计投入教育扶贫资金4466.14万元。建设学校，实现从幼儿园到中学“全覆盖”，捐建3所学校、27处教学用房、6栋学生宿舍、8座运动场、38口饮水井，1800个华融学生床及华融桌；资助学生，持续多年实施“中国华融奖助学金项目”、“一对一”爱心资助，共资助贫困学生4218人次实现求学梦想。 2020年，针对疫情中凸显的乡村公共医疗短板，中国华融第一时间向宣汉16个乡镇卫生院捐赠130万元医疗设备和救护车并投入使用。多年来，中国华融瞄准因病返贫致贫的难点痛点，创新搭建“设备+保险+手术+培训”四位一体健康扶贫“安全网”，帮扶33万人次享受补充医疗保险，500余名贫困白内障患者获得免费手术救治，720余名乡村医生接受技能培训，惠及全县37个乡镇、40余万群众。 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中国华融累计投入民生帮扶资金1483万元，修建11处饮水工程设施，解决山区群众“饮水难”问题；新建、硬化村级道路超过14公里；建设7处新村聚居点和住房附属设施。今年疫情期间，中国华融积极通过线下线上自己买、帮助卖等多种形式，解决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把消费扶贫作为定点扶贫的创新点和增长点，累计购买帮销扶贫产品超过1000万元。 中国华融还通过融资租赁产品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支持；设立扶贫基金，引入子公司专业手段支持农产业发展；创新研发推动防贫保险，对宣汉1.1万未脱贫户、监测户及边缘户提供返贫救助；采用慈善信托手段增加扶贫项目管理效能；支持宣汉立足特色资源，研究乡村发展模式，提供行业研究咨询；提供金融知识培训，扶贫专项债、企业融资等咨询服务，送金融知识下乡，支持宣汉县探索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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