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投资、消费全面提速。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1月，我国消费同比增长5%，环比提高0.7个百分点；1至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比1至10月份提高了0.8个百分点，消费和投资增速均创下年内新高。 在经济恢复态势持续向好的背景下，明年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怎么走？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副院长王涵在兴业银行·兴业证券2020私募基金年度峰会上表示，明年经济将呈现“冲顶回落-回归常态”的走势；市场表现方面，股市和债市都有机会，其中，股市在明年将是“过渡年”；债券市场上，利率债方向确定，或有两波机会。 在王涵看来，参考2009年的经验，短期内宏观经济经过了疫情冲击，将会有一个冲高回落再回到常态的过程。中长期看，明年疫后的扰动因素逐渐消散后，经济内生的结构调整仍将延续；同时，政策和经济的组合正进入到新的阶段，需求侧政策的“大开大合”淡出，未来总量政策的波动率会逐步下降，更需要关注红利型政策的效果。 事实上，明年“前高后低”的经济结构也是市场的共识。这一方面与每个人的疫后行为有关，因为个体行为可能更注重安全保障，小到每一个个人，大到整个企业，都开始追求安全性的资源配置，意味着所有人都选择了增长速率更低的方式；另一方面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明显下降有关，每年经济增长都会因为劳动年龄人数的下降而拖累一个百分点左右。 王涵说，如果把目光从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可以发现，疫情发生之前，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结构性调整，在疫情之后这样的调整还会延续。明年上半年面临的很可能是经济大过山车所带来的市场大起大伏，而当下半年整个经济增速重新放缓，市场将更多地反映经济中长期内生结构性的变化。 具体来看，明年下半年经济结构将向内需消费型、数字化和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经济效率将得到提升，政策引导作用明显。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的龙头企业和支柱行业和十年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就在于经济结构本身的调整。特别是疫情的到来，使得科技类、互联网企业拥有了额外的增长动因。 王涵称，从投资在经济中的占比来看，如果说2015年之前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是投资单一动力驱动，现在则可以说是消费和投资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固定资产占GDP比重已经下降到了50%左右。 在这一情况下，金融市场将如何表现？王涵表示，综合比较国内GDP表现和万得全A的数据，中国经济和股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稳定。在2005—2011年期间，股市和市场之间的走势非常相似，但是在2012年之后，当经济增速的波动率下降，虽然整个经济走势还在下降，但股市已经止跌了，甚至在2014年后，当一些红利性的政策逐渐释放，整个市场会逐渐步入牛市。 他分析称，明年一季度之后，经济增速必然要回归到正常水平，并预测未来政策会逐渐从总量政策的大开大合转向红利性政策的释放。而围绕着明年经济的“过山车”，周期股票很可能迎来博弈的窗口。之后随着明年下半年经济增速逐渐回落，经济波动减弱，市场将会把目光重新放在长期红利上，经济结构会向内需驱动，向技术驱动，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如医疗保险、养老等转型。 债券市场方面，王涵认为最确定的是利率债，明年年初及年中或有两波交易机会。首先明年一季度可能就是这轮经济增速的高点，经济确认顶部；第二波机会则是明年中期，当经济开始从高点回落，市场将重新评估中长期增长率的范围。 另外，谈到市场可能面对的风险，王涵表示，明年股票市场的高估值板块存在一些风险，比如汽车、电器、机械、设备、航空等行业。“这并不是我们内生估值太高的问题，而是要小心在海外高估值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动荡会不会向国内传导，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实习生刘甜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1年，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看来，中国需要在结构改革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 他认为，结构改革政策的要义在于补上重要的短板，而中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最大的短板是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张斌表示，应该把近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接下来结构改革政策的头号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社保、城市公共服务、土地、户籍等方面的政策做出突破性调整，让农民工享受与其他市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张斌提出，过去在提升总需求的政策工具选择上，由地方政府参与和主导，并且有不同程度政府信用背书的举债投资大行其道，这种提升总需求的方式代价高昂，带来多重困境。 “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在于开大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前门，让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真正发力。”张斌强调，当遇到需求不足的时候，首先使用的工具应该是降低利率，把利率政策工具用足；如果还不足以扭转局面，则可以扩大预算内财政支出。 降低利率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货币增长和房价上涨？ “未必如此。”张斌对此解释称，降低利率刺激了私人部门信贷需求，私人部门信贷增长带动总需求增长。实现同样的总需求增长，所需要的私人部门信贷少于公共部门信贷。再考虑到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大幅下降，房价未必会上涨。 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张斌认为，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开放，而是来自垄断，包括国际市场上的各种垄断。 对此，一要积极参与CPTPP等国际经贸协定，与国际社会协力抵制垄断行为；二要把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的力量打破垄断；三要在基础科研领域引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单，这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力量。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出色地控制住了疫情，这是经济恢复增长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疫情传播严重并对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破坏的2020年1季度，中国采取了非常果断、有针对性的经济对策，包括货币和财政支出总量上的扩张，也包括有针对性的纾困。 这些政策有助于防止需求过度下滑和保障供给，再加上我国居民部门较高的储蓄率，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在疫情中垮掉，大部分受疫情影响突出的居民和企业挺住了。一旦疫情得以控制，经济很快就再次展现活力。 第三，出口的出色表现。在国外疫情严重、国外很多制造业产品生产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国凭借完整、灵活的工业体系补上了缺口，不仅让出口大幅增长，也及时满足了国外市场的需求，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2021年，中国需要在经济结构改革、总需求管理、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政策上做出调整，挖掘内生增长潜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让社会大众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红利。 结构改革政策： 让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经济增长是个正反馈过程。有各个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经济才能在正反馈进程中不断获得增长动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结构改革政策的要义在于补上重要的短板。补短板不仅是带动一个部门的成长，也会形成各个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如何找到经济发展的短板？没有参照系，仅凭自身的感受很难找到真正的经济短板。我们把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中的规律性现象作为参照系，把中国经济成长和经济结构变化轨迹放在参照系中做对比，从而为发现中国经济的短板找到了线索。 中国的制造业成长和发展非常成功，制造业发育程度大幅超出了所对应高收入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出口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国的制造业能力。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对应的是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经济体才会出现的出口复杂度。 有学者指出中国制造业相较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还有很大距离，这是事实，但还应该看到就中国目前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而言，我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已经很出色。 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研发投入、生产分工和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的证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还在持续推进。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制造业不是中国经济的短板。 中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最大的短板，是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与参照系对比中，中国最突出的差距是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就业占比偏低，城市化率偏低，以及消费占比偏低。 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仍有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能完整纳入就业统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就业偏低，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和消费占比偏低。 应该把近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接下来结构改革政策的头号目标。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公正，关系到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也关系到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长潜力。 近3亿农民工能够安居在城市，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会有再一次的巨大释放。这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带来人力资本积累和供给能力的巨大提升。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社保、城市公共服务、土地、户籍等方面的政策做出突破性调整，让近3亿的农民工享受与其他市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市圈发展是吸纳新劳动力最大的磁场，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但是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短板没能补上。 与此相关的改革对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是巨大挑战，会带来公共支出负担增加。这些都是短期和局部的困难。拉长时间从全局来看，近3亿农民工安居在城市，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和人力资本提升给解决这些困难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把接纳好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作为硬任务，政策设计能被倒逼出来，困难也会一个一个化解。 需求管理政策： 让规范的政策工具真正发力 不要低估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经济正反馈的成长进程中一定会遇到颠簸。严重的颠簸，比如大萧条、严重的失业和企业大面积破产，是对市场最大的破坏。成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避免或者减少这些破坏，是对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不可或缺的保障。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稳定，这一点也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在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上有不少教训。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变化的总体特征是“易冷难热”，总需求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提升总需求。 在提升总需求的政策工具选择上，降低利率、政府举债扩大支出这些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没有充分发力；表面上不纳入政府预算支出，但是由地方政府参与和主导，并且有不同程度政府信用背书的举债投资大行其道，商业金融机构也广泛参与其中。 上面这种提升总需求的方式代价高昂—— 一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幅上升。大量商业金融机构和债券市场凭借的不是商业逻辑而是信仰，深度参与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投融资活动当中，从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真要摊开账本来看，地方政府主导的这些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并不乐观，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靠借新还旧才能维持，金融机构持有的相关资产规模巨大且质量堪忧。 二是地方政府不得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高地价和高房价与此密切相关。 三是由于缺少规范的监督机制和风险评估，资源浪费难以避免。 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在于开大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前门，让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真正发力。 当遇到需求不足的时候，首先使用的工具应该是降低利率，把利率政策工具用足。如果还不足以扭转局面，则可以扩大预算内财政支出。 做到了这些，就可以收缩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可以把审慎监管措施真正落地，采取高标准的信用风险评估标准和高标准的信贷原则，这不仅关乎降低信用风险，也关乎优化资源配置。 优先使用降低利率政策提升总需求。降低利率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和居民的债务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和居民持有的资产价值，双管齐下强化了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进而促进其增加支出。 这是优先发挥市场自发的力量应对需求不足。中国目前债务规模达到260万亿元，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债务人2万多亿的债务成本下降，再考虑到降低利率带来的资产估值提高，其对提升资产负债表质量和扩大支出的作用不可小觑。 很自然的担心是，降低利率会带来更多的货币增长和房价上涨，未必如此。 降低利率刺激了私人部门信贷需求，私人部门信贷增长带动总需求增长，出于保增长目的的地方政府信贷扩张就可以收缩。实现同样的总需求增长，所需要的私人部门信贷少于公共部门信贷。 降低利率带来的可能不是更高的信贷和货币增长，而是更低的信贷和货币增长。在更低的信贷和货币增长环境下，再考虑到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大幅下降，房价未必会上涨。 对外经济政策： 安全威胁来自垄断而不是开放 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开放带来更大的市场，带来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放还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开放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经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和世界深深捆绑。中国已经习惯于在全球配置资源，分享国际市场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 别的不说，我们每天吃的各种肉类离不开进口植物蛋白质，如果要在中国种植这些大豆，光是土地就要多占用6亿亩。我们甚至难以想象中国离开国际市场会怎么样。 开放程度越高，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越强，对安全问题的担心也随之而来。需要认清的是，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开放，而是来自垄断，包括国际市场上的各种垄断。是垄断威胁到了供应链，是垄断给产业链插上了锲子。 最近几年，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增加，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对抗情绪升温，有些发达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我国的高科技企业。这些打压手段正是凭借着发达国家在某些产品和服务上的垄断才能奏效。 打破垄断的方法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说明这样既没有效率，也不安全。 我们需要做的，是积极参与CPTPP这样的国际经贸协定，与国际社会找到更多的共识，与国际社会协力抵制垄断行为； 是把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的力量打破垄断； 是在基础科研领域引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11月中国经济各项数据继续向好，多项指标增速升至全年最高或年内首次转正。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复苏态势，体现了疫情“先进先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韧性。生产端：工业部门复苏持续工业部门是中国下半年以来经济得以向潜在增速快速接近的主导力量。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1.03%。其中，制造业增长7.7%，引领工业部门复苏。疫情以来，工业部门的复苏经历了三个逻辑转换：一季度，政策推动下的复工复产，率先从供给端修复工业活动；二季度以来，信贷政策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加上减税降费政策，企业现金流和资金压力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三季度，房地产和基建产业链拉动工业制造业持续复苏，制造业盈利情况持续改善。四季度随着补库周期重新开启、投资活动回暖，工业部门复苏有望进入年内第四轮逻辑转换，即内生性的复苏。从11月份的数据看，工业部门确实在政策逐渐退出后，表现出稳定的自身修复趋势。不过，少了积极宽松政策下的强力刺激，内生性的复苏速度是受限的，货币政策甚至减税降费等托底政策都有可能较疫情期间继续弱化，这也将压低工业部门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预期。但未来似乎还可以期待的是财政政策保持一定力度，促进基建产业链需求回升托底工业部门需求。需求端：消费缓慢爬升，投资存在掣肘11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5.0%，较上月提升0.7个百分点，略低于预期，但仍保持了平稳复苏态势，环比增长1.31%。与工业部门和投资领域不同，疫后消费的复苏一直遵循内生修复的逻辑。一方面，尽管速度相对较慢，反映了消费对政策的不敏感，但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体现了消费的顺周期性，只要经济不存在新的明显外生冲击，消费仍将继续复苏，并有望在明年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时，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也将支撑消费进一步回暖，11月城镇居民调查失业率降至5.3%，远低于今年的目标上限6.0%，同时低于去年的目标上限5.5%。未来随着反垄断政策加强、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居民收入公平化和就业的增长仍然是可期的。前期消费复苏过程中的薄弱部门，限额以下消费增速在经过短暂波动后，在11月同比再次转正，支撑了消费增长，同时限额以上消费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增速已经达到近几年高点，背后是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网上消费的持续回暖。11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3.5%，降幅较上月收窄1.8个百分点，恢复速度有所加快。背后有两大因素：一是信贷扩张过程中，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继续增长，在前期的股市、房市、结构性存款等投资渠道弱化后，这些贷款中企业实际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有可能是提高的，这将支撑未来制造业中长期投资继续回暖；二是出口高增加速了工业部门开启新一轮补库周期，促进制造业库存投资增加。此外，未来消费的继续回暖也有望从下游向上游继续传导需求，最终刺激企业增加产能投资。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8%，较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虽然经过几年的“房住不炒”“一城一策”的严格和精准调控，但始终保持较强的韧性，明年这种韧性并未看到明显的弱化，因此房地产投资仍然会在严格调控的压力下保持一定的增速。从资金来源看，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收窄，但下半年以来主要房企仍然保持销售的平稳增长，自有资金相对充裕，预计将有效支撑未来投资活动的平稳增长。三四五新规预计明年会在有限范围内开展试点，但大概率不会普遍实行，因而不会造成行业系统性的资金紧张。11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较上月提高0.3个百分点。近几个月基建增速低于预期，很大程度上和前期财政资金淤积、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有关，根源在于资金快速进入最前端的县市域财政环节后，并未找到足够多的合适项目。11月、12月北方进入冬季，对基建实务工作量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但考虑到明年可能会对财政资金效率进行针对性的提高，以及重大项目的规划，基建依然有持续稳步回暖的可能。经济复苏未到拐点，货币政策如何走？经济复苏持续，市场对货币政策退出的预期渐强。但12月15日央行超额续作MLF，投放规模达到9500亿元，创下单日MLF投放新高。尽管市场对此次MLF投放量有乐观预期，但规模如此大的投放规模仍然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一方面，调节同业存单的利率，降低银行中期资金成本，是MLF的重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在预期信用将逐步放缓扩张速度、信用债市场波动、信用开始分层的情况下，维护流动性，尤其是维护中小银行的流动性，是央行近期比较关注的事项。然而，正是因为流动性将保持充裕，信用端的收缩才变得更加可能。流动性的充裕，更像是为了信用的收缩而做的托底工作。2020年，实体经济为抗击疫情和重启复苏，增加了大量的信贷和债务，在央行“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实体经济中的债务不能再继续快速地积累了。同时由于银行间流动性需要维护，央行不愿意通过减少基础货币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方法来牺牲流动性，同时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市场对货币政策明显转向的恐慌性预期，因而只能通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窗口指导的手段，让商业银行直接减少信贷业务的拓展，而这种信贷收缩的速度很可能是比较快的，因此有可能看到信贷增速在2021年一季度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
2020年让人感慨万千，即将来临的2021年对我们是否能更温柔一点呢？在本文中，我拣几个好消息讲一讲。 股市长期赚钱效应还在 2020年7月，指数的大涨让很多人惊呼“牛市来了”，我也应景写了一篇文章《在牛市里，你要骑上一匹快马！》，建议大家通过买基金的方式分享股市收益。但随即指数便被困在“3200点-3500点”的箱体中区间波动，持续考验并消耗着投资者耐心。 临近年底，很多券商发布2021年策略报告，乐观者预测指数突破4000点，甚至还能向上再看1000点；也有悲观者担心指数仍无法挣脱箱体波动格局。不过，在很多人看来，2021年的投资收益大概率难以媲美2019年和2020年（截止2020/12/17）。这两年，沪深300指数的涨幅分别为36%和22%，创业板指数更是录得44%和55%的靓丽表现，同期市场交易量也是逐年抬升。 面对量价齐升的表现，谁也不能否认过去两年已是牛市；但也正因为过去表现太好，市场才对2021年能否再创佳绩心存疑虑。 分析师靠股市预测吃饭，但投资者不能靠预测来赚钱。对投资者来讲，一年的涨跌不可能精准判断，投资布局只能着眼于长远——未来三五年内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归根结底是对十四五期间经济转型和增长的信心。 只要这个信心是足的，股市长牛的基础就是扎实的，三年内不用的钱继续在2021年买入就没有错。至于买什么，还是建议买基金。 以国内1700余只股票型开放基金为例，今年以来加权平均收益率高达48.9%，算数平均收益率为31.3%，中位数为29.6%。把时间拉长，近三年（其中仅783只成立3年以上）加权平均收益率81%，算数平均收益率48%，中位数41%。足以吊打其他主流理财产品。 再以沪深300指数基金为例，自2015年1月起，每周的周一定投1000元，截止到2020年12月共计投入31万元，收益16.6万元，总收益53.57%，年化收益14.43%，同样吊打其他主流理财产品。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2021年无论指数升到4000点还是跌至3000点，长期看都是相对较低的点位，可以继续买入基金，长期赚钱效应还在。 此外，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房住不炒的背景下，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只剩下股市了。随着居民财富逐步流入股市，会对股市形成长期支撑。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相比高收入群体的买无可买，中低收入群体未被满足的消费缺口最大，消费意愿更强，在同等增量收入中会拿出更高比例用于消费。所以，无论是基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有序，还是经济层面的促消费、内循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夯实中等收入群体都是基础和保障。 几个月前，当6亿中国人月入1000元的新闻刷屏时，很多人被这个数字震惊，但继而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发力方向和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 过去十年，在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中，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持续提升，这是好事，但不可否认，缩小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也同样重要。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要推进共同富裕，大致来说，共有提高工资收入、拓宽财产性收入、税收调节三个途径。具体措施在十四五规划中已经讲明，主要包括： （1）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2）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3）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4）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 2021年，GDP高增长值得期待，加薪有了基础。2020年GDP增速被疫情砸出一个坑，2021年触底反弹，有望实现高增长。如据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预测，2020年全国GDP增速将在1.9%-2%之间，2021年有望达到8%。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021年，面对8%的经济增长，很多人可以期盼一次像样的加薪了。 拓宽财产性收入，更多要指望资本市场。调查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中，九成以上为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和基金占比仅为9%，提高财产性收入，要持续扩大股票和基金占比，从这个角度看，A股的长牛、慢牛至关重要。 税收调节，2021年有望看到一些新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以后，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财富，为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和遗产赠与税）创造了条件，财产税的开征则能为继续降低收入税（工薪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创造条件，在一增一减中优化收入分配。 当然，收入分配优化是个持续渐进的过程，2021年未必能有大进展，但趋势很值得期待。 从促消费中受益 “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作为十四五开局第一年，在收入分配之外，2021年还有望出台一系列促消费新举措，每个人都可能从中受益。 比如各位“打工人”的休假问题。这几年下沉市场崛起，“有钱有闲”是最受认可的一个原因：买房压力小所以有钱，工作节奏慢所以有闲。有钱有闲才有高品质生活，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才有发展空间。 就一二线城市而言，有钱的消费者很多，但有闲的很少，导致的结果就是商品消费需求满足率高，服务消费仍有很大潜力，因为前者消耗金钱，后者还需要消耗时间。为激活服务消费潜力，必须给年轻人更多自主时间，所以我们在十四五规划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 方向已经明确，相信大家的休闲时间会越来越多，生活品质也能越来越高。 再比如压制消费需求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难题，在2021年大概率会出现一些破局点。整体方向是逐步降低家庭层面的支出，由社会公共服务进行承接，以降低个人的负担和后顾之忧，激活消费活力。目前看，发展普惠型养老、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扩大医疗保险保障范围、推动教育均等化、房住不炒、租购同权、合理调控租金水平等正成为未来政策的着力点。 此外，对于消费主义的认识有望更趋客观。就国内情况看，过去几年，消费主义思潮逐步崛起，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消费升级进程；但其弊端在疫情之下被放大，又引发了广泛的反思与争议，也在相当程度上逆转了消费行为。 从各国历史来看，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几乎都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无他，消费崛起必然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 经济发展初期，自我实现追求的是温饱和安全，这个阶段，民众满足于攒钱存款，勤俭节约是主流文化诉求；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段时，自我实现更多地侧重享受生活、要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勤俭节约不再是唯一的声音。这个时候，节俭与享乐的持续相抗会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文化现象。 考虑到国内消费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消费热潮只是刚刚兴起，这种争议，更像是“进两步、退一步”中的暂时后退，主流文化对消费的接受度，预计会越来越高。 对未来保持一份敬畏 好消息暂且说这么多吧，接下来再泼一点冷水。 虽然本文对2021年做了一些乐观预测，但未来变幻莫测，没有谁能看清它的样子。 在《管理咨询的神话》一书中，咨询顾问界专家马修？斯图尔德评论说，“就后知后觉而言，战略家的理论总是100%精确的，但是，当把他们的理论投向未来时，战略家整体上都表现得极为糟糕。”这句话或有绝对之处，但的确点出了预测之难。 面对即将来临的2021年，我们需要一些预测带给我们确定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所有的预测（比如上文的几个预测）都可能错得离谱。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始终对未来保持一份敬畏，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能着眼于长远、稳步前行。
12月28日下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建集团”）在西安举办成立70周年暨整体上市仪式。此前，证监会批准延长化建向陕西建工控股集团发行22.08亿股股份、向陕西建工实业有限公司发行2230万股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陕建集团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将实现整体上市。 陕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义光在活动现场表示，陕建集团成立70年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经济指标逐年攀升。企业总产值由成立初的3720万元增至目前的1200多亿元，年均增长12.3%，翻了3000多倍；利润总额由成立初的6万元增长到目前的23.74亿元，年均增长16.32%，翻了近4万倍；承建项目数量由最初的58个增加到目前的3254个，年均增长5.92%，翻了56倍；竣工面积由不足20平方米增长到目前的1380万平方米，翻了69万倍。 公开资料显示，陕西建工集团成立于1950年3月，前身为隶属于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国营西北建筑公司。经过70年发展，陕建集团目前主营建筑工程施工，拥有9个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4个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1个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1个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23个甲级资质等多项资质，在陕西省建筑行业龙头地位显著。 截至11月末，陕建集团2020年以来累计新签合同额2660.7亿元，同比增长26.12%；实现营业收入1243.82亿元，同比增长15.19%；利润总额23.74亿元，同比增长42.3%。 2017年，陕建集团提出“五年两步走”战略目标，即2020年建成“千亿陕建”，再用3到5年时间实现整体上市并挺进世界500强。2018年，陕建提前两年完成了“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紧接着就迈入了实现整体上市和挺进世界500强的新征程。陕建集团表示，整体上市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拓宽融资渠道、倒逼管理提升、扩大品牌知名度，是陕建集团增强投融资能力和发展动力的必然选择。 此次重组完成后，陕建集团有望成为陕西省首家营业收入超千亿的上市公司。陕建集团透露，后续公司拟作为陕西省属建工板块资本运作平台，进一步整合重组省内零散的优质建筑业资产，全面提升省属建工板块竞争优势。 张义光表示，70年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是陕建集团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陕建集团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站在上市公司的全新高度，在迈向世界500强和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华铁股份公告，预计2020年净利润为4.2亿元-4.7亿元，同比增长38.77%-55.29%。公司2019年12月并入山东嘉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2020年合并山东嘉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全年业绩。公司2020年地铁轨道维保业务收入增长，新增铣磨机整机业务收入，使公司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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