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8月17日16点，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1692518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上周（8月10日-8月16日）全球新增确诊病例1810503例，新增死亡病例43918例。 上周发达国家新增确诊469010例，连续3周下降，新增死亡病例8141例。发展中国家疫情并未好转，上周新增病例1341493例，新增死亡病例35777例，均创新高。 申根区国家上周新增病例84003例，创17周新高。西班牙、法国累计确诊病例在过去一个月分别增加了32%（83958例）与20%（41863例），合计超过申根区同期新增病例的一半。 图1 申根区周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表2 全球累计确诊前十国家确诊病例及相关指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表3 全球累计确诊前十国家死亡病例数及相关指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上周美国新增确诊病例358349例，较前一周少增18343例；新增死亡病例7114例，较前一周少增259例。截至8月16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为5403213例，已经有接近1.7%的美国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上周西欧主要国家疫情加速蔓延，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周新增病例持续增加，已连续3周环比增幅保持在10%以上，其中法国新增病例较前一周增加了77%。上周法国新增确诊病例17728例，已经超过4月下旬水平。由于法国疫情快速蔓延，欧洲多国针对法国增加了隔离检疫等限制措施，英国政府就在13日晚间宣布将法国从旅行隔离豁免国家名单中剔除，此前英国已经将西班牙剔除出豁免名单。 截至8月16日，巴西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340197例。上周巴西新增病例304775例，已连续4周维持在30万以上，累计确诊病例周环比增速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上周拉丁美洲国家哥伦比亚、阿根廷新增病例创新高，分别为80851例与48070例，排名全球第4、5位；截至8月16日两国累计确诊病例分别为468332例与294569例。 上周伊拉克是中东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新增病例26816例创新高。伊朗疫情也并未有明显好转迹象，新增病例仍维持在周增17000例左右的高位。沙特疫情趋于好转，上周新增病例降至9852例，连续两周低于1万例。 印度疫情局面依然严峻，上周印度新增病例432589例，连续两周为全球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截至8月16日，印度累计确诊病例为2647663例，但周环比增速仍是全球水平的两倍多。另一方面，菲律宾与印尼疫情加速蔓延，上周两国新增病例分别为31340例与14153例创新高，其中菲律宾周新增病例环比增幅更是超过17%。 南非疫情进一步缓和，上周南非新增病例27486例，较前一周下降43%，已连续3周减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5日晚宣布，从8月17日起南非将放松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锁令”等级，由三级降为二级，酒吧、体育馆、健身房等场所得以重新营业，尽管营业时间仍然有限制。截至8月16日，南非确诊病例为58734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11839例。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数据，上周31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81例，50例为本土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8例，117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周一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GDP同比下跌9.9%（环比年率下降27.8%），与此前公布数据的英国、美国和欧元区一样，当季经济都创下了有数据记载以来的最大的萎缩。 图2 主要国家、经济体二季度GDP同比增速 来源：Wind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27国6月失业率为7.1%，连续3个月上升。整个二季度欧盟19国就业人数较一季度减少550万人，环比下降2.8%，均为1991年有数据以来最大降幅。但从更前瞻的数据来看，全球各经济体就业市场正在逐步改善，但各国情况差异较大。IHSMarkit公布的综合PMI中的就业指数分项指数显示，多数国家7月PMI就业指数都比1-7月更高，意味着全球就业市场整体改善，其中美国7月就业指数回到了扩张区间。日本、印度与英国情况有所不同，这三个国家7月就业指数低于1-7月指数水平，在过去的两周印度已经成为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该国也是7月就业市场恶化最为明显的主要经济体。 图3 主要国家/经济体7月综合PMI就业指数（制造业与服务业） 来源：IHSMarkit 疫情数据图表 全景 图4 确诊病例到达100例后主要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变化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5 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00例后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增长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6 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00例后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增长14日均值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7 死亡病例到达10例后各主要疫情国家死亡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8 死亡病例到达10例后各主要疫情国家死亡病例增长3日均值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9 国际确诊与新增确诊人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0 国际确诊与新增确诊人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研究院计算 图11 国际新冠确诊死亡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2 国际新冠死亡与治愈人数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欧洲 图13 申根区确诊与新增确诊人数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4 欧洲主要疫情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图15 欧洲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6 欧洲主要疫情国家确诊死亡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美洲 图17 美洲主要疫情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图18 美洲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19 美洲主要疫情国家确诊死亡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亚太 图20 亚太主要疫情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图21 亚太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22 亚太主要疫情国家确诊死亡率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非洲 图23 非洲主要疫情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图24 非洲主要疫情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计算 中国 图25 中国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图26 中国新增确诊及疑似病例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研究院计算 图27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症状感染者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按语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实践积累，中国的五年规划体制越来越成熟，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提升五年期规划在制定和评估等阶段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的要求日益紧迫。鉴于此，本部分以“十三五”规划为例，在综合考虑了国家经济、政府收支、人民生活、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基础上，同样运用异度均衡的思想，结合社会效益-成本理论，构建了“十三五”规划前三年国家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比值模型，利用该模型来评估“十三五”规划目前取得的绩效。希望借此为国家制定及评估五年规划的指标及成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损耗及总收益的核算范围 在进行“十三五”期间国家的总收益总损耗分析之前，首先必须弄清楚规划期间国家收益和损耗的基本内容及核算范围。本文认为，规划期间国家总收益是指整个国家在规划期内创造的财富及经济增长，而国家总损耗是国家在规划期内为履行其职责、实现其执政目标、必须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的管理和投入及政府自身正常运转所耗费的各种社会资源，以及由其所引发的现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对国家及社会所造成额外负担和损失。两者的具体核算范围如下： （1）“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收益的核算 本文将“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家总收益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其中隐性收益又包含了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显性收益表示国家的直接财富收入，用国家在规划期内的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来衡量，隐性收益表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即国家经济的进步，用国家在规划期内GDP的增长来衡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隐性收益包含了当前和未来的隐性收益。 显性收益表示“十三五”期间国家的直接财富收入，用此期间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来衡量。隐性收益表示“十三五”期间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即社会经济的进步，用此期间的经济活动带来的GDP增量来衡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当前的经济活动在未来若干年都会为社会创造收益，因此本文将隐性收益分为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其中当期隐性收益表示“十三五”规划期内的经济活动给该规划期带来的GDP的增量，未来隐性收益表示“十三五”规划期内的经济活动给未来各年带来的GDP增量的总和。 （2）“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损耗的核算 国家总损耗分为显性损耗和隐性损耗，而隐性损耗又包含当期隐性损耗以及未来隐性损耗。显性损耗表示国家消耗的直接损耗，用政府在规划期内的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来衡量。当期隐性损耗则包含了资源损耗、生态环境损耗和社会民生损耗。 在资源损耗的核算上，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土地资源损失的损耗以及矿产资源的损耗进行计算，土地资源损耗主要核算规划期内为城区或工业建设等消耗的土地量以及单位面积土地本身的价值，包括生态价值和经济作物价值。矿产资源损耗主要核算规划期内各类矿产资源消耗的总量以及单位矿产资源的价值。 在对生态环境损耗的核算上，主要对“十三五”规划期内广义的环境经济内容进行计算，即对生态环境的各部分损失进行计算。但由于数据、核算方法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重点放在环境损失的核算中。对环境损失的核算，只核算环境污染，对环境污染的核算采用虚拟治理损耗的计算方法。虚拟治理损耗是指规划期内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包括对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实物量和价值量，以及两者综合的核算。本文采用治理损耗法核算虚拟治理损耗，这一方法的具体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损耗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下限核算。在核算数据方面，选取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的数据，选取污染物的治理损耗作为环境污染价值量的核算数据，即假设对所有排放的污染均给予治理。 在对社会民生损耗的核算上，主要计算规划期内居民的生活损耗总的增加量，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教育及住房损耗等。 在对卫生医疗损耗的核算上，主要计算规划期内由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政府卫生医疗费用的增加以及规划内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所消耗的各类资源的价值。 未来隐性损耗主要指国家在当前规划期内的行为对未来可能造成的风险，由于未来的损耗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前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假定未来每年的隐性损耗会在当前规划期内年平均隐性损耗的基础上波动。 2.模型构建 基于异度均衡的思想，可以构建“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数学模型，具体如下： 本文将隐性损耗分为当期隐性损耗和未来隐性损耗，因此根据上式可以构建如下等式： 上式中表示“十三五”规划期间产生的未来隐性损耗，假设未来平均每年的隐性损耗为，结合任期决策模型中关于社会贴现的假定可得“十三五”规划期间的未来T年的隐性损耗为： 将上式代入的表达式可得： 若未来平均每年的隐性损耗在规划期内年平均隐性损耗的基础上波动，且是满足期望值为的随机变量，于是有 本文采用的主要符号及说明如下： 表示“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家总收益与总损耗的比值；表示规划期间第i年的国家的显性收益；表示规划期间第i年的国家的隐性收益；表示规划期间第i年的国家的显性损耗；表示规划期间第i年当年的隐性损耗；t表示“十三五”规划的前t年，T表示未来隐性损耗考虑至T年，则表示未来T年内总的隐性损耗；为未来T年内总的隐性损耗对当前损耗的折现，由于模型中是对T年内的总损耗折现，未来方便模型计算，同样将折现的年限定位T/2年。随机变量可以假定其符合某种分布，或者可以用历史模拟法来确定其分布情况。 3.计算结果分析 参考前文任期公平问题中的模型及核算方法，可得“十三五”规划期间考虑不同未来年限隐性收益条件下国家的总收益情况，具体如下表1所示： 表 1 “十三五”期间考虑不同未来年限的国家总收益情况统计（单位：亿元） 同样地，也可以得到考虑不同未来年限隐性损耗的国家总损耗情况，具体如下表2所示： 表 2 “十三五”期间考虑不同未来年限的国家总损耗情况统计（单位：亿元） 基于上表，通过国家总收益比总损耗可得“十三五”期间考虑不同未来年限下的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情况。 表3 “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收益和总损耗比值情况 根据上表3可得如下所示的可视化柱形图： 图一 考虑不同未来风险的“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 由于本文认为未来每年的隐性损耗会在当前规划期内年平均隐性损耗的基础上波动。为了进一步探讨未来隐性损耗的波动性以及在波动范围内损耗发生的概率，本文假定未来平均每年的隐性损耗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其期望值为当期隐性损耗，标准差位5%的期望值。于是可以得到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国家未来总损耗的置信区间以及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置信区间，具体如下表4所示： 表 4 95%置信水平下，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置信区间 上表中，时间T表示考虑的未来隐性损耗的年数，当T=0时表示不考虑未来隐性损耗，总损耗和比值的置信区间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国家总损耗以及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波动范围。以T=1为例，根据上表考虑未来1年的隐性损耗时，国家总损耗的值落在区间[691634.714, 815605.197]内的概率为95%，相应地，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落在区间[0.895,1.055]内的概率也为95%，说明即使在损耗波动的情况下，总收益总损耗的比值也以极大的概率落在区间[0.895,1.055]内。 根据图1可以得出，随着考虑的未来年数逐渐增加，“十三五”期内国家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比值呈现先增后减的情况，说明在短期的未来，“十三五”期间国家的经济活动带来的隐性收益的增长幅度是大于隐性损耗的，而在长期的未来，隐性收益的增长幅度会逐渐小于隐性损耗的，因此国家总收益总损耗的比值也会逐渐下降，慢慢出现小于1的情况。但从“十三五”总体来看，直至T=10时，国家总收益总损耗的比值才开始出现小于1的情况，说明即便是考虑了未来10年左右的隐性收益和损耗，国家的总收益总损耗比也只是略小于1，比较接近1，说明国家在“十三五”期间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是贴合异度均衡状态的。总的来看，“十三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保持了经济理性，兼顾了当前和未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尽管如此，但根据文章的结论和相关数据可以发现，一旦将长期效应（考虑未来10年甚至是更长远的隐性收益损耗）纳入到异度均衡评估中，国家总收益逐渐会无法覆盖总损耗。说明“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了各种“红利”，如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以及资源红利等，把当期的风险某种程度上后移到了更长远的未来。国家在制定及实施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时仍然存在重视当前经济发展，而在核心技术投入、教育投资、环境保护、民生等影响比较长远的方面则投入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地方发展中，GDP热潮等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从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未来国家的发展规划应该更多地考虑异度均衡，尤其是需要将未来风险纳入到规划中来。 本文撰写说明：本论文由朱小黄博士主笔，构建了整个论文的学术逻辑和写作内容以及基本观点。杨军博士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并参与了论文的修改完善及建模的讨论，王丹研究员参与了各种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论文文本整理及数据的收集检验。孙伟研究员参与了整个研究过程并对本文所涉及的数学模型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蔡鑫博士在算法及模型支持上及场景的具体计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除此之外，在异度均衡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林嵩教授、张光利博士、谭庆华博士有不少贡献。张微林博士和谢东平博士也提供了帮助。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基辛格 1、粮食，美国对外的王牌 二战结束之际，粮食问题成为当时战争国家摆在头等，亚洲和欧洲近千万人忍受着饥饿，美国以地缘政治目地向外援助，用赊账的方式提供给法国和意大利，以免其倒向苏联。 在南亚，巴基斯坦一遭旱灾美国立刻给予粮食援助，这是为了防止苏联南下。仅在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 而且粮食没有形成类似于石油的欧佩克组织，很难形成统一的利益趋势，美国政府一般通过扶持本国企业，对外援助。在当时有三家美国粮食公司，美国阿丹米ADM公司、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公司。这三家美国公司，直到现在还是美国对外粮食输出的利器。 上述三家公司外加法国路易达孚公司，控制着全球80%的农产品贸易，直接或间接影响粮食领域的种子生产交易、农产品收购、仓储、运输、期货、机械化农具和化肥等诸多环节，这些企业都有政府背景，通过广泛介入渗透其他国家的粮食市场，参股入股粮食企业，达到干涉他国政权的目地。 人们习惯根据他们名称的首字母，称作“ABCD”四大粮商。 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了一项粮食援助计划，美国可以合法制度化的对外使用粮食援助手段，美国政府可以以有偿或者无偿方式对外提供粮食援助。这就是著名的《480号公法》，所谓的“粮食换和平”也就是从这开始而来。 一开始美国政府只是通过该法案来缓解本国农产品剩余问题，到了后期发现可以通过粮食输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策及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苏联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尽管苏联希望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改变这一状况，但是自身体制的限制收效甚微。 不得已，苏联政府决定向美国购买粮食，1972年美苏达成一项7.5亿美元的信贷协定，内容为美国为苏联提供5亿美元贷款，苏联则在今后3年内购买美国谷物，最终美苏之间达成了3000万吨粮食协议，由美国粮食企业嘉吉来提供大部分粮食。 随着后期苏联内部粮食问题得不到接近，最后直接影响美苏之间的“中导条约”的谈判。最终苏联政府妥协让步，全盘接受美方要求，销毁射程在500至5500千米的中程和中近程导弹。 这是美国人第一次通过粮食输出达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尝到甜头后，如法炮制使用粮食武器又影响了诸多国家，在智利，智利国内粮食减产只能增加进口缓解危机，外汇大量消耗同时引发通货膨胀。高涨的粮价引发民众不满，最终在粮食紧缺和社会动荡情况下阿连德下台并在军事政变中自杀，亲美派的皮诺切特上台。 在他上台后美国重启粮食援助，但援助的粮食并没有多少落到民众手中，大部分由军方销售，销售所得资金又用来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此举稳定了南美后院、出口了粮食、顺带销售了军火，可谓是一箭三雕。 而在亚洲那边，美国瞄准了中国，但是拥有者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美国到头来以失败告终。 2、中国粮食，坎坷 1948年，清华大学的一群教授为了抗议美国扶持战后日本经济的举动，决定联署一份《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其中就包括《背影》的作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 在朱自清签字后的两个月后，他就因严重的胃溃疡最终导致胃穿孔，医治无效去世。半年之后，北平和平解放。 知识分子的呐喊改变不了中国那时贫弱的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姓温饱问题仍不是被放在首要的位置！ 在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2千多亿斤，在除去饲料、榨油、种子、酿酒等其他用途后，平均每人一年仅4百多斤口粮。折合平均每人一天仅有一斤多粮食。 在当时两条发展之路摆上政府的面前，是暂缓工业化，发展民生的"小仁政"；还是引进设备，发展工业化的"大仁政"。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最终，国内还是选择了发展工业化的道路。 为了尽快实现工业积累，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出口，1950年粮食出口122万吨，1951增加至200万吨，到1960年，粮食总计出口2400多万吨，实现外汇收入20多亿美元。 可以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厂里的每一颗零件，都是全国人民勒紧腰带，从口粮中省出来的。 随后,三年自然灾害期以及错误的决策下到来的特殊时期，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粮食危机，"饥饿",成了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永生难忘的记忆。 国家也从出口赚外汇变成进口保命，为了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粮食必须进行计划供应。按人头每月供给定量的粮食。粮票，应运而生。 （图源：网络） 在那个挨饿的年代，粮票成为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硬通货，与之相配合的，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中国城乡之间二元分割特征。但是即便实行计划供应，仍解决不了粮食缺口的问题。 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掀起了大量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建设。还有上海，就将上海市就将一部分富余人口转移至周边苏、皖等地所建农场，来减轻了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 转移人口只是杯水车薪，粮食依然缺乏，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月里，广大中国人民就靠着这些半物质半精神的食粮，度过了最难熬的寒冬。 粮票，在中国使用长达40多年，成为那一年代独特的历史记忆，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特殊时期过去之后，在恢复经济的背景下，农业生产问题真正的摆在的头等位置。 1978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农业的活力又逐渐被激发出来。 同时，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杂交水稻和以李振声为代表的远源杂交小麦，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粮食格局，基本上实现了用7%的耕地养活全球20%的人口。 在1999年，周星驰执导的《喜剧之王》上映。尹天仇对着柳飘飘的一句，“我养你啊”，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画面。 现如今，国人也不用在操心粮食问题。可以说，从寒冬中走来的国人，更加明白民以食为天的特殊意义。对粮食短缺的恐惧深深融进中国人的基因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经说过： 我们的科研经费来讲，原来少得可怜，上世纪60年代最开始只有500元科研经费，后来增加到每年有2000元，这就算好的了，但出差只能坐硬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每年有了2万元的经费，那时我们很满意了；80年代后期两系杂交稻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里的一个重大专项，经费就更多了， 一年1000万。这对于我们是个天文数字！ 正是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让在这块不至于成为以后被外界限制的领域，毕竟，粮食危机，比今日的芯片危机，更为严重！ 3、新时期，争夺 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一篇叫做《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到，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人民的饮食会迅速多样化。中国人民会从严重依赖淀粉类主食的饮食结构，转为更多地食用副食品。在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上，西方专家集体认定，“中国养活不了10亿人”。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发达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冷战时美国政府一直对不听话的国家搞“粮食禁运”，美国政治人对“粮食武器”运用已极为熟练。 对于中国这个区域，始终都想把触角伸向这块有着五千年农耕历史的国家。 1994年，中国为了进入WTO必须在粮食领域进行让步。于是中美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中国的大豆进口和主要粮食进行关税配额。签署这个协议，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美国农产品能够进入中国，这其中，尤其以大豆最多。 1995年，中国刚开放粮食市场，美国就开始大规模地对美国农场主的大豆种植进行补贴。直接结果就是美国农民的大豆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美国大豆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虽然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大豆补贴政策提出抗议，但是那时的WTO由美国主导，抗议无效。 到了2000年左右，中国当年的大豆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4.8%，美国大豆产量则占28.6%，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家。 正是基于这个格局，美国不忘时不时发挥关税游戏，在2003年在美国棉纺织利益集团压力下，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中国挥舞起了关税与配额，为了缓和局面，时任总理温家宝出访美国，表示将派出代表团去美国买大豆，总量达150万吨。 中国粮食话语权旁落，大豆市场也带来惨痛的教训，在2001~2004年，国际资本突然开始炒作大豆，美国大豆从415炒到1064，同期中国大豆也跟涨。 直接导致东北豆民大量扩种，国内压榨能力大幅增加，但是2004年4月开始，大豆价格暴跌，在短短半年时间，美国大豆价格从1064跌到500，国内价格同样暴跌，很多扩产的豆农巨亏，国内的压榨企业，他们进口的大豆还在海上，价格就已经跌去一大截，很多国内压榨企业由于巨额亏损倒闭。 在之后，中国中小型大豆加工企业和本土榨油企业不堪承受负荷，纷纷宣布破产，被外资低价兼并。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在中国2004年的大豆危机后，成功地控制了大豆85%的实际加工能力。 并且，外资榨油企业只收购转基因大豆，不收国产大豆，收购价比较高，逼迫农民只能种转基因大豆，种子要从国外进口。转基因大豆占据中国市场后，定价权就在他们手中。 面对这般情况，中国一直都在等待时机，机会很快就来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豆价格也随之暴跌，从7月初的高点，到年底价格跌去一半，中国的豆农再一次面临巨额亏损。 但是中国高层突然发力，大量收储，价格比市场价高，又略高于豆农的种植成本，同时，采取行政干预的方式，开始限制企业对食用油的涨价幅度，安排中储粮和中粮等国企入市，采用小包装食用油定点供应。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借着全球粮食价格低谷，中国强化了大豆、豆油、菜籽油、棉花、白糖等经济作物的贮备。同时，采取粮食保护价，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保持农业的活力。同时把外资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压缩，打压他们在国内的话语权。 大豆失守只是外资操控中国粮食市场的一个缩影，主粮问题上，在2005年同样上演多空对决！ 在2005年12月-2008年7月，国际小麦价格从291涨到1334，涨了4.6倍；国际玉米价格从185涨到758，涨了3.2倍。主要原因仅仅是因为当时国际上流传2005年全球仅仅存在上千万的粮食缺口问题。 同期中国的粮食价格也涨了，小麦从1400左右涨到2000左右，涨了0.7倍；玉米从1200左右涨到1800左右，涨了0.7倍。 这般平静背后是中国开始动用国家粮库进行抛储，刚开始的时候，国外资本拼命抬价，全部吃进，进一步造成供不应求的形势，不过中国的抛储从刚开始是十天半个月一抛，到后来每周一抛，最后时刻是每隔一两天抛一次。 国外资本彻底傻眼了，中国也适时的出声：中国的贮备粮还有1亿吨，够全中国人吃一年，足可以撑死敢来炒作的投机资本！ 从那时候开始，中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但粮食价格一直基本控制在自己手中。 201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高达6.6亿吨，同期全球的粮食产量也只有27.22亿吨，中国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就已经占据了全球总产量的24.4%，中国也是目前世界上粮食产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人从吃不饱到吃得好，也就短短71年的时间现如今，中国高仓对于粮食的态度，便是，基本口粮掌握在自己手里，大豆这类可以进口。 4、小结 改革开放的拿来主义思想，在2018年中兴被打一记闷棍后醒悟，如今美国挥舞着关税的棒子限制中国的科技企业之时，我们应该庆幸，有足够底气可以从容应对美国的粮食利器。 倡导节约粮食，可能是基于目前全球疫情肆虐，粮食产量下滑的一种未雨绸缪。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是最基础、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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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昨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1例(山东4例，上海2例，广东2例，四川2例，河北1例)，本土病例8例(均在新疆)；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晓非 8月12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谈到，中国人均的住房建筑面积37平米，但人均居住（使用）面积，其实只有20多平米。也就是过去20多年房地产的市场化，基本上解决了住得开的问题，但是住得实际上是不够好的。 从跟中国人口密度差不多或者比中国高的国家来看，他们的人均居住面积是大大超过中国的，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下一轮的追求是要追求住得更好一些、更宽敞一些。比如意大利、日本、英国、德国，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都跟中国差不多或者是高于中国，但是他们人均的居住面积要高得多。 从供给端入手，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从目前住房结构来看，商品房面积的占比也就刚过1/3，大量存量老旧公房、小产权房亟待从体制、机制、建筑质量上升级。存量的房地产的改造、投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国家卫健委：昨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广东6例，上海4例，内蒙古1例，浙江1例，福建1例，山东1例，四川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9例(均在新疆)；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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