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可以说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 近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20年春季会议改成远程会议，这可以说是两大国际金融机构70年来第一次非现场举办重要的年度会议，当然这与全球疫情有关系，也显示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 无接触经济，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不需见面就能完成的经济活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看到很多此类经济行为，比如电商、生活服务、远程办公/医疗、线上娱乐/教育、在线销售、智能物流等（如图1），这离不开产业信息化、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支持。可以说，无接触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2020年因疫情而发展加速。新模式或技术能多大程度达到商业应用或社区应用，其实和不同路径的成本有关。在线互动的效果可能不及面对面互动，但疫情使得人与人当面互动的成本大幅提高，线下转线上就符合成本收益比了。 疫情过后有些无接触经济的发展可能放缓或不会持续，但这次疫情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社会管理方式的时代离我们更近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将带来什么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生产效率、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有什么含义？ 数字经济增加服务业可贸易性 这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主要发生在服务业。工人不能返工，机器无人操作（除非已实现自动化），相关制造业就难以复工。但通过远程通信、数字技术的应用，一些服务业可实现复工。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制造业是可贸易品，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商品可以跨境流动，但人不能自由跨境流动，服务业往往要求人与人之间互动。这次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人员流动，效果类似国家间的移民控制。无接触经济有助于克服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障碍，显示服务业可贸易的潜力。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的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降低延时等，都增强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研究文献有个流行词Telemigration，可翻译成“远程移民”或“虚拟移民”。一个人没有移民，但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应用被另一个国家的机构雇用，所以叫Telemigration。贸易一般指国与国之间，但大型经济体内部也存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之分。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商品是可贸易的，很多服务业过去是不可贸易的。无接触经济同样彰显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我们要重新思考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传统上经济学对服务业不太瞧得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质疑甚至讽刺乐师、牧师、律师对社会的价值。马克思的《资本论》说，生产活动需要服务业的支持，但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现在人们对服务业价值的认知已发生变化，但有个观点现在仍得到很多人认同，即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慢。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举的一个例子被广为引用，他说虽然有几百年的技术进步，音乐会四重奏还是需要四个人。 服务业可贸易对生产效率的含义 我们怎样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尤其是过去10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不仅是美国（图2），还有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学文献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统计误差。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一些经济活动边际成本接近零。比如过去听一首歌需要买唱片，现在通过数字技术无数人可以享受同一首歌，它的边际成本是零。边际成本是零的经济活动不一定体现为货币价值，没有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GDP）里，进而没有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二是通用技术渗透需要时间，就像电发明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的渗透持续几十年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个渐进的过程。三是某个或某些领域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粮食生产或冰箱制造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现实生活中人们需求有限，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剩余劳动力，而剩余劳动力一般会转移到生产效率不够高、供给不够多的行业和产品上。由此导致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效率比较低的部门，使得这类部门在整个经济里所占比重增加。按照权重来算，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速就没有先进部门那么快，甚至是放慢的。这在经济学文献里被称为“鲍莫尔病”（Baumol Disease）。即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停滞部门或效率低的部门。也就是说，总体劳动生产率放慢，不一定是没有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生产效率低的行业。一般来讲，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较慢，随着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服务业占用资源增多。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美国更是如此（图3、图4）。 数字经济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原因包括：一是贸易带来竞争，竞争会提高效率。二是贸易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因为市场规模增加了，边际成本下降。最后，贸易可能带来技术外溢，提高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部分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都假设单一部门经济平衡增长，但现实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并不是平衡增长，发展经济学虽然包含结构转型，但一般只应用于低收入国家。现在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重新重视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不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也可能适用于中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后，提升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和公共政策都有重要含义。 那公共政策怎样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呢？一方面是引导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应如何监管数字经济，避免或降低垄断、促进竞争等。数字经济的零边际成本特征，导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出现了几家科技巨头、平台经济，美国的亚马逊、脸书、谷歌等，中国的腾讯和阿里等，现在也有较大的争议。巨头在成长过程中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会不会成为新的垄断反而阻碍新的创新呢？这是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对发展模式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制造业与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是成功的范例。现在数字经济可能改变背后的逻辑。数字经济不仅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还可能降低了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商品包含两类成本，一是制造成本，包括劳动力等；二是贸易成本，包括运输等。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背后的推动力是制造成本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如果机器替代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劳动力成本差异可能就不是问题了，机器替代人会导致制造业回流到高收入经济体，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但同时，数字技术降低了人和人远程互动的成本，使得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增加了，这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深远含义。 现在国际上经济学文献有种观点，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中东、南亚等，想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行不通，未来是机器替代人，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这是比较悲观的看法。但也有相对乐观的，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就服务业而言，发展中经济体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仍存在，这种发展模式就是印度模式。印度以服务业出口而受到关注。中国的出口是制造业，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贸易逆差，印度反过来，印度是商品贸易逆差、服务业贸易顺差。这两种模式之争，到底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我相对偏乐观，机器替代人不能够阻碍落后国家的进步。但是发展模式需要变革，我们要更多关注服务业。其实不仅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一样，中国东部和西部，上海和贵州，西部如何追赶东部？过去靠制造业转移，东部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机器人的成本下降，靠制造业转移降低地区间的差异，这个模式是否还像过去那么有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更需关注分配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可能影响相对价格。有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简称BSH）讲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增长时，实际汇率升值。这是因为贸易品生产率提升，工资上升，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非贸易品行业工资跟随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但其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导致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上升，即实际汇率升值。同样逻辑也适用于国家内部，大城市价格相对于小城市、农村的价格高，主要也体现在服务业价格高。随着部分服务业变成可贸易品，非贸易品范围缩小，意味着其价格上升压力可能更大。这对收入分配可能有重要含义。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是赋能劳动者，但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的工资并没有跟随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开始改善，背后有公共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作用。按照经济学理论，劳动者的报酬跟随其边际生产率提升，前提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但现实中有垄断问题，有些经济活动有负外部性。 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呢？一是供给有限的行业，由于技术进步不能引入该行业，或者虽有技术进步但某种原因形成垄断，供给因垄断受到限制。这些情况下，其相对价格上升，从业人员收入和资本收益上升。比如专利权在有效期内享有专利租金，人难以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还有房地产，地产是生产效率提升几乎不可能的产业，因为土地不可再生，空间有很强的排他性。二是产品与服务是需求近似无限的行业，人们的攀比消费，比如对时尚与品牌的追求很难用理性行为解释。三是具有零和属性的经济活动，一人所得即另一人所失，这对整个社会来讲不创造新增加值，主要是起到分配作用。即使数字技术提高其个体生产效率，但它是零和的，效率越提高，对方受的损失可能越大。比如，网络诈骗与网络警察、比特币交易、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游说、离婚律师等。数字经济带来部分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按照“鲍莫尔病”，结果可能是社会资源更多配置给供给有限、需求无限（攀比）及零和经济活动。我不是要否认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而是收入分配可能越来越走向极端，需要公共政策的关注。 疫情下的思考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而且它引导资源配置，会改变成本和收益比较，改变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行为。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引导公共部门投资，比如5G新基建。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次社区防疫显示大数据有助社区精细化管理，但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边界在哪儿？这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新的特征，公共政策该如何应对？技术进步提升效率后资源将如何分配，是否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技术进步慢、垄断、畸形消费需求、零和经济活动上？这些都涉及社会伦理，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绕开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学应该向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所回归，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工业革命时期开启了政治经济学，今天在数字经济时代，在边际效用理论之外社会伦理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应不应该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类似保障？应不应该增加财产税？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倾向于不可再生的资产，比如上一辈遗留的资产、房地产，这种状态能否持续，怎么来纠正？这些可能都是需要公共政策关注的问题。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2020年6月3日，北大国发院在线举办第145期【朗润·格政】论坛，聚焦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与经济复苏问题，并发布第2期“中国个体经营户研究”报告《烟火重聚：中国个体经营户新冠疫情下的复苏》。本文根据中国科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疫情加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性 今天要讨论的报告和议题都很重要，用电子支付的大数据进行分析是经济研究的一种创新，也是应对疫情中经济学界的意外收获。很多人讨论消费券好还是现金好，如果能基于科学的调研数据和实验进行比较分析，会贡献更大的经济学价值，胜过经济学家的直观判断。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疫情后阶段，面临恢复经济、恢复基本民生的问题，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非常值得关注。今年政府没有确定GDP的具体增长速度指标，但是提出“六稳”“六保”。这两条当中第一点分别就是稳就业、保就业。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课题组提供了估算数据，从官方数据来看，2019年城镇就业4.4亿多人，其中私营企业占近33%，个体就业占26.4%，个体就业还只是统计了已经在市场监管局进行工商登记的部分，显然有很多人并未登记。所以课题组估算的数字更大。在这一轮疫情中，小微企业、个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最大。我以前讲过，在疫情的冲击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有的主体受到冲击显然更大，恢复起来也更难。 国内外都在讨论疫情被控制以后，经济怎么复苏，会是U型、V型、L型，英文大写字母几乎用了一个遍。我认为这次疫情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复苏的轨迹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本身，可能主要取决于疫情的流行病学曲线如何变化。 中国的流行病学曲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历了倒V字形，即迅速上升，到顶点以后下降。但恰恰此时全球疫情开始暴发，而且形成了大流行。从全球疫情的曲线来看，目前呈齿状的倒W形，并且现在还没有到顶，之后会怎么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疫情曲线来看，期待中国经济能出现V字形或U字形复苏已经不太现实。主要困难在于受国际冲击比较大，而且不确定性很强。 中国不仅是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一个最大的开放经济体，货物出口位居世界第一。最近的PMI指数显示，出口新订单的指数在2月份下降到28.7%，3月份略有回升到46.4%，4月份又降到33.5%。5月份继续在35.3%的低点上。虽然4月份中国出口增长强劲反弹，但是影响因素包括：完成此前的延误订单、汇率变化、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加等，所以，仅凭目前的数字尚不足以判断中国的出口已经持续复苏。 保基本民生与促经济复苏的内在逻辑一致 虽然国际疫情压力很大，而且发展趋势难测，但中国还要继续保持开放，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寻求主动“脱钩”。但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复苏可能要在更大程度上靠内需拉动。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主要都是为了满足内需而存在并从事生产的，所以其恢复意义重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国有大量人口的就业和基本生计状况脆弱，疫情加大了保民生的压力。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提出了一个引起热烈反响的事实，即在全国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的同时，仍然有6亿人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从数据上看，2019年中国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平均是30733元，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户，折成月收入是2561元。在这当中，统计给出五等份，收入最低的这2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只有615元。再往上一个档次即收入次低的20%，平均也只有1315元。两者相加占到全国居民家庭数的40%，低收入家庭的成员一般偏多，意味着这40%的家庭的总人口超过40%，即大体有6亿人。这部分人无法承受失业、就业不足或长期没有工作收入。 第三，疫情对就业带来的冲击明显，低收入群体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只相当于往年同期的约70%。明显差了30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2018年1月才有，从这之后一直到去年底，失业率总体在5%左右，但今年1月份是5.3%，2-4月这几个月大体上升到6%左右。 过去的研究表明，5%左右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大体相当自然失业率，即摩擦性失业加上结构性失业，属于充分就业状态。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出现了周期性失业现象，需要政策应对。从宏观经济学来看，常规情况下最简单的做法是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使之回到潜在的增长能力上，失业率在理论上就会降回到自然失业率水平。 失业率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所代表实实在在的人。从个体层面上，最容易遭遇失业的人与最承受不起失业的人，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重合度。因此这个人群也是保基本民生的重点。 第四，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不能只靠刺激经济。 如果面临的是经济周期现象，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回到潜在增长能力上就可以消除周期性失业。但是，疫情的特点决定了只采用刺激的办法可能无法回到潜在增长率，因为这是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冲击。就业恢复不能完全指望刺激经济。相反，我认为恢复就业本身反而是恢复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和发动点。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因素，越来越多地来自不可抗因素，形成了巨大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市场会失灵，劳动力市场也会出现失灵现象。因此，这时恢复就业、降低失业率，应该动用政府这个有形之手，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市场经济，放弃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而是基于特殊情况，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扶持扶助小微型市场主体。 最后一点，如何通过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促进就业恢复。 每年国家统计局和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会提到“城镇新增就业数”，去年是1352万人。有人不理解，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怎么还会有这么大幅度的新增就业？其实新增就业是流量概念，指的是不断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或机会，不是净增加。随时创造出来的新就业机会并不一定能保持住，但不断创造就可以增加就业。因此，新增城镇就业其实对应着不断产生的新市场主体及其新创造的就业岗位。 根据官方统计，从新的市场主体来看，每天新增企业1万多个，新增企业可能不包括个体工商户。这意味着，在新创企业之外，新增个体工商户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尽管这都不是留下来的净增量，但是不断创造的主体也意味着能够不断创造就业。增量很重要，不断创造新的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新增企业，就会不断出现新的就业岗位。中央“六保”讲“保市场主体”，李克强总理说“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指的也是各种市场主体，包括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包括被总理“点赞”的地摊经济在内的新增个体户，都具有进入门槛比较低的特点，对于恢复就业十分管用，特别是对恢复就业困难人员的经济活跃度更为重要。易于失业的人也是承受不起失业的人群，同时也是比较难以回到劳动力市场的人群，要靠门槛最低的市场活动帮助他们恢复就业和基本生计。 积极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创业和生存环境 恢复和保持新增企业增长速度，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为多种所有制、多种业态、多种经营模式和多元化的就业形式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比较理论的说法，改善营商环境，可能对正规的企业更管用，应该把一般性的说法，转化成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的政策建议。这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做到让这些小微型市场主体在进入市场活动时真正面临零障碍。 第二，如果这些小微型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活动有障碍，就要让他们成为纾困和救助的主要受益者，直至发放补贴，让他们进入消费市场。市场出现失灵时不能只算经济账。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为小微型市场主体作主。大中型企业有什么诉求知道去找谁，他们对GDP、就业和税收贡献大，诉求容易得到重视，容易找到资源，但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有时投诉无门，这时需要让他们诉求有门。 第四，类似蚂蚁金服等高科技平台，此时正应该加入帮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行动中来，在政府之外，商界和社会也应该向小微型经济倾斜投入更多的资源。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我希望不要仅仅把地摊经济看作短期救急措施，即使未来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了，我们也可以总结地摊经济发展的经验，借助这次放宽对地摊经济管制的机会，将精华部分保留，而不是“一刀切”地将其取缔。 地摊经济不只是短期救急措施 地摊经济对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非常有用的。在疫情中，就业受到冲击较大的是城市里的低收入人群，以及从农村到城市里来打工的人群。地摊经济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临时就业的途径。当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居民收入相应增加，那么对于提振消费也是有帮助的。 我希望不要仅仅把地摊经济看作短期救急措施，即使未来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了，我们也可以总结地摊经济发展的经验，借助这次放宽对地摊经济管制的机会，将精华部分保留，而不是“一刀切”地将其取缔。前两年，以城市安全隐患为由禁止民宅改造成商业用途。但是，这样的做法太过生硬，城市安全措施不到位就应该集中解决安全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将店面关闭。一些城市将店面的招牌都换成整齐划一的形式，使整座城市失去了生气和多样性。另外，还存在政策和目标相违背的现象——一方面想要繁荣夜市经济、拉动消费，另一方面，却将街道清理得“干干净净”，没有人气。一个城市要带有温度，有烟火气。希望从今以后，我们的城市规划不要“贪大求洋”。 地摊经济对于实体店铺的冲击不会很大。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正向循环，循环的强度越大，各方得利就越多。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的市场行为都受到限制，经济发展就很缓慢。但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每个人都能参与市场活动，经济就遵循“滚雪球效应”发展起来。所以，地摊经济的发展对于实体店铺来说并不是件坏事，居民通过地摊获得收入，有了经济基础后也会去实体店消费，这对于实体店铺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未来地摊摊位应该拍卖 通过定点、定期的方式来引导地摊经济规范发展。限定摆摊的地点和时间，时间一结束，摊主们应该遵守规定自觉撤离，而且要将场地打扫干净。如果违反规定，可以实施一些惩罚措施。通过规则的制定来使公民养成守法意识，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这样一来，发展地摊经济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也能得到缓解。 如果未来对于地摊的需求量变大，管理也趋于规范，个人觉得这种摊位是应该拍卖的。政府规划好摊位，然后一次性收取摊位费，以避免像以前一样多次收取管理费造成的冲突。对于一些真正的贫困户，可以采用抽签免摊位费的方式。通过赋予他们摆摊的机会，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的措施能够激励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风气，同时缓解政府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一件做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一些政府官员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城市就应该“干净”，所以他们想不到这些措施。我们得牢记，城镇里一半的就业是由个体工商户和雇佣5个人或以下的小商小店提供的。所以，千万不能小看这些小微企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政府应该尽力保住一些小微企业或者支持新的小微企业“冒出来”。比如，可以由政府出面承担这些企业三个月的房租，减免半年的税收等等。先鼓励大家赶紧把企业办起来，那么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 本文原发于网易，作者同意转载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一、【早盘盘面回顾】 目前两市共55股涨停(不包括ST及未开板新股)，20股封板未遂，封板率73.3%。连板数16家，3连板及以上个股11家。早盘指数震荡走高，创业板表现较强。受消息利好，中药股开盘走强，带动部分资金回流口罩、基因测序等防疫板块，地摊经济概念继续涨停潮，网红经济概念持续走强，光刻胶再度爆发，临近尾盘，科技股整体走强，消费电子、半导体板块纷纷拉升，整体看，市场题材炒作氛围良好，持续性好转。在昨日高位股强烈调整后，人气高位股轴研科技、省广集团等先后拉升封板，市场人气得到修复。盘面上看，地摊经济、光刻胶、网红经济等涨幅居前，海南、乳业、港口航运等跌幅居前。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0.51%，报收2936点；深成指涨0.62%，报收11181点；创业板指涨0.64%，报收2159点。沪股通净流入6.06亿，深股通净流入24.2亿。 地摊经济概念延续强势，前排核心股继续一字涨停。该板块连续走强主要有几个逻辑：1)地摊经济概念本质上属于消费的范畴，相比网红经济、食品消费等消费板块，自身位置低，有补涨需求；2)题材启动于周一，卡在指数反弹和情绪共振的启动期，会有高溢价。东北证券指出，随着各地政策的放开，“地摊经济”成为了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一方面，低端消费品如啤酒、调味品等将直接受到提振，另一方面，就业提升也将推动餐饮旅游、商贸零售、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等大消费行业的盈利持续修复。 省广集团在周一高位缩量涨停，昨天放量下杀是在预期内，今天又强势反包，最近3天的形态有点模仿星期六在1月16日、1月17日和1月20日的时候，那么明天该股或冲高回落做双顶。当然，介于省广集团多波行情的超强生命力，该股何时见顶并不好猜测，信仰持股等双顶真正做出来才是最合适的卖点。在网红经济补涨龙广博股份以及省广集团超预期反包涨停的带动下，网红经济概念再次走强。可以发现，昨天是一个主线题材在主升浪过程中的第一次分歧，今天是分歧后的资金回流，回流后再次走弱才是卖点。 科技行情的启动先是由芯片板块开始，其中光刻胶板块走得最强。最近科技行情轮动到消费电子、MiniLed等科技分支，但这些都不会是主线板块。今天芯片内部亦出现分化，其中光刻胶概念在轴研科技的带动下走强，但其余分支走得一般。总之，科技板块主要围绕国产替代方向来做，主要包括光刻胶，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目前还在低位的5G通信。 新题材中药板块高开高走，陇神戎发直接一字涨停开盘。消息上，6月2日，习近平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湘财证券曾表示，疫情期间，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中指出，加强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并给出医学观察期和临床治疗期的中成药及处方推荐，包括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疏风解毒胶囊、防风通圣丸等药品，对中药行业及企业形成一定利好。但他们当时认为，从长期来看，中药行业政策压力仍在，在标的选择上，建议偏向“轻药重医重消费”，关注以下具有独家品种等产品优势的龙头企业，具备一定消费属性的品种。 方正策略表示，行业配置上，继续关注偏内需的确定性机会，关注四条线索：一是汽车、家电、地产等地产后周期品种；二是传统投资稳增长领域，如旧改、铁路投资等；三是新基建调结构领域，如5G、数据中心、充电桩等；四是日常消费领域，如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等。综合来看，6月首选汽车、家电、轻工家居。 总结来看，市场还是将主线核心放在消费和科技这两个领域，其中消费分支中地摊经济概念借助位置优势连续走强，核心股大多一字涨停，不少个股开得太高，可操作性并不强；网红经济概念在今天是主升浪过程中分歧后的反包，下次再走弱就是卖点了。科技板块主要围绕国产替代方向来做，主要包括光刻胶，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目前还在低位的5G通信。 午间涨停分析图 二、【午后题材前瞻】 郑州市提出多项措施培育夜间经济、有序发展市集 据“河南发布”消息，郑州出台为民造福十条意见，其中一条为“培育夜间经济有发展市集” ：将开展“醉美一夜郑州”系列消费促进活动，鼓励创新服务业态，增加服务品种和服务项目，进一步促进社会消费；开展县(市、区)、开发区夜经济活动评选，市财政将对前三名给予奖励。 灯光营造环境，环境创造气氛，气氛吸引人流，人流带来消费。景观照明工程己成为促进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LED灯具备节能环保、易于控制的优势，在景观照明中的应用日趋广泛。 相关上市公司中，欧普照明是国内LED通用照明市场龙头，公司积极拓展基于多功能灯杆的多场景应用，并探索与 5G 业务的结合；华灿光电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LED外延片及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产品为GaN基高亮度蓝、绿光LED芯片。 三、【市场新闻聚焦】 1、6月3日讯，据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博6月3日发布消息，按照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6月3日起将舒兰市风险等级由高风险调整为低风险。吉林省将根据疫情发展态势，适时对各地分区分级做出调整。 2、6月2日讯，习近平6月2日下午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要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中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要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特约丨周俊生 编辑 | 何艳 国家领导人将地摊经济作为“人间的烟火”来高度评价，这为地摊经济正了名，让民众深受鼓舞。6月2日，A股大盘应运出现了“地摊概念股”的炒作，一些与地摊经济沾边的个股直奔涨停，成为当天盘中的“网红”。6月3日，这一概念炒作之风顺势蔓延至港股，其中不乏个别摆摊“售货车”一度股价翻倍。 这股“地摊概念股”的炒作，同以往的概念股炒作并无两样，没有坚实的基本面支撑，不可能维持长久。地摊完全是个体小本经营，而一家企业要成为上市公司，都是有很高门槛的，即使是一些食品类、农产品类企业，也不可能依靠地摊经营来增加业绩。但股市从来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或者说股市的道理是资金为王，当市场资金对一些个股贴上忽然走红的地摊标签，这些股票火上一把也就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现在的股市虽然已经有点“高大上”的样子，但它最初出现时，却也是从地摊起步的，传说中最早出现的“梧桐树下的交易”，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A股市场的发展也有这样的过程，很多八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发行的股票，几乎都有地摊交易的经历。今天一些看上去规模很大的民营类上市公司，不少也是从地摊上迈出第一步的，比如，新希望的董事长刘永好，在回忆其创业时，总是要说到马路边上的一篮子鸡蛋。想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说，今天在马路上摆摊的年轻人，说不定几十年以后就会进入胡润的百富榜。 地摊经济在最近一二十年里出现了一些曲折，随着政府对市场管理的权力强化，地摊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绝迹了。不过，地摊经营很难克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百姓的意见也一直存在，因此对地摊曾经的限制也有其可以理解的理由。但它造成的后果却是，城市里的烟火气在减少，更重要的是，地摊交易消失以后，原来以此谋生的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本来，这些矛盾不为人关注，但疫情的发生加剧了这种矛盾，这次政府对地摊经济的肯定实际上就是对真正的市场的肯定。 地摊经济的曲折，对股市也很有启发。摆地摊能活跃市场，但增加了市场管理难度，简单的做法是全面禁止。假如当年梧桐树交易因为像地摊一样杂乱而被取缔，那么今天也许就不存在股票市场了。今天的股市交易，已经实现了无纸化，交易者可以西装革履，坐在空调房里一尘不染，环境卫生自然是没话说了，但他们交易的股票，其股价却经常像不听话的野马，上窜下跳，没有秩序，说起来与地摊交易又有什么两样？因此，为了给股市安上笼头，管理部门给股市设置了很多规矩，如涨跌停板，如T 1，其目的就是给股市锁上安全的锁，让它们动弹不得。 实际上，地摊经济作为各种经济活动中的细端末节，对拉升GDP、改变目前我国在经济运行上出现的困难作用有限，重要的是承认了民众在市场交易中的自由权力，正是有了这种自由，经济才能活起来。股市也是如此，本来就是民间自由交易发展起来的股市，如果限制过多，要求市场活跃基本上也是缘木求鱼。最近几年来，A股市场不断有声音呼吁恢复T 0，取消涨跌停板，就是投资者在吁求自由交易的权利。如果相关部门能够从近日国家领导人为地摊经济“站台”的行动中受到启发，积极研究问题，给股市引进“烟火气”，对于股市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 如此说来，A股市场上出现的“地摊概念股”行情，就并非全是无厘头的了，在忽上忽下的K线图里，我们也能看到市场的期盼。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我刚刚参加了两会，这次会议时间比较短，但是内容没有减，而且要求进一步提高。时间是精缩了，但是会议要开成精华版。就两会的经济政策，我想简短谈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个交流。 第一，大家都很关心刺激政策的规模。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刺激规模，特别是财政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度的，没有搞过量措施。另外，我感到一些短期做法具有长期意义。 刺激政策的规模是两个一万亿，即财政赤字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一万亿。此外，中央拟安排地方专项债3.75万亿，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以提高到25%。基建项目的资本金率通常是20%，如果按这个计算，3.75万亿专项债可以融资3万亿以上。把这几项合起来实际可以达到9万亿左右，占到2019年GDP的9%左右。这个数字比正常年份要大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国家10%甚至20%以上的毕生，总的来讲算比较克制。 从正面来讲，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有空间的，比如财政赤字和国债都有提升的空间，货币政策还是正利率，没有搞量化宽松等等，这也符合有些同志提出的“子弹不要一次打完”的主张。疫情到底怎么往前走？目前看起来中国国内率先已经控制住了疫情，中国经济恢复的情况还算正常。海外的情况不太一样，欧洲已经出现拐点，美国的拐点还不太明显。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有一种说法是，要想真正控制住疫情，不是取决于最早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而是取决于最晚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这个地球上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疫情，就要面临疫情防控的问题，所以我们财政和货币政策要留有一定余地，留一点子弹。看起来这次子弹没有打完。 第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这次两会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指标，而是提出一个就业指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登记失业率为5.5%，同时提出一些反映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指标。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宏观经济增长指标？我认为它们代表着积极的变化。今年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给出的理由是今年情况特殊，不确定性太强，而且今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所以现在不太好提具体指标。但是反过来说，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要设定一个GDP增长速度指标？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争议，一直有很强烈的声音建议不再设GDP增长指标。这次两会实际上把就业指标推到前台。为什么说推到前台？因为我们以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指标的理由是，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GDP增长的背后是就业，而这次把就业直接推到前台。反过来说，如果就业达到比较满意的水平，如充分就业，那么这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意味着全社会资源利用水平是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达到了适宜的水平。 我建议今年尝试不再直接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明年正式开始执行。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及其它经济指标相互关联的，为什么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其一，设定经济增长指标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就业，这次把目的直接推到前台。其二，过度强调增长速度指标可能有一定副作用。反过来说，明确就业指标包含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建议以后中央政府只提就业指标，同时也提出有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在省级层面，可以提出各自的增长速度指标，当然也可有其它指标。中央提就业指标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省级提增速指标。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各省可以从实际出发定指标，不要搞一刀切。中国这么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机制是地区竞争，这个机制也可以继续起作用。 此外，建议国家评估各省的发展状况，根据评估结果匹配中央的政策，特别是区域政策。发展好的省份，政策力度大一点，反之政策力度小一点。这样是否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就是中央提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省定增长速度指标，然后中央评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采取相应政策。 第三，这次还讲了两万亿国债怎么用。它们主要用于地方政府，而且主要用于救助。中央要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主要是保就业和保基本民生。我认为这个机制也可以常态化。以往部分中央政策落到最基层时，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中间环节会扭曲政策的本意。这次建立的机制直达政策需要救助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数字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机制在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财政部发一笔钱，直接进入贫困户的个人账户。这和精准扶贫息息相关。下一步要大力发展数字政务，重要特点是减少中间环节。过去中间环节太多，既有行政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现在完全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直达式政务系统。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能不能直接给低收入阶层发放货币或者消费券来援助他们，但操作起来有困难，因为尚未形成直达低收入阶层的数据系统。两万亿国债用于救助并直达基层，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起一套直达式的政务数字体系。 另外，我再讲两个具体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两会时非常关注宏观政策，讨论最多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到底能给出多大的空间，似乎中国经济恢复和长期增长主要靠宏观刺激政策。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最近几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将来维持中速增长，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结构性潜能。无论是此次经济恢复还是以后的持续增长都要依靠结构性潜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在短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停顿情况之下提供救助，使之尽快转入正常增长轨道。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还得依托结构性潜能，简单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所蕴含的发展动能。具体地说，中国人均收入才一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四万美元以上，美国六万多美元。中国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差距超过3万美元，差距就是潜能。这种追赶的潜能可使中国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等新的潜力也可以为中国所用。我最近倡导的观点是，今后五至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蕴含的结构性潜能最大。关键是要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能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保守估计，那么今后十年每年可给中国经济提供0.5至1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和疫情有点关系，主要是涉及美国跟中国的脱钩问题，包括在技术上对中国卡脖子。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中国可能采取所谓备胎战略，欧洲等其他较大的经济体也会如此。中国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譬如芯片、软件、重要的装备和飞机发动机等。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比较大，可以分摊成本。如果一定要搞备胎战略的话，中国一定比韩国强，某种意义上比美国也要强。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讲，过去只有一两个供应者，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备胎有了以后可以打破垄断，从市场竞争角度，也可以给出积极评价。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有代价的。中国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搞开放了，现在对付卡脖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当然很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美国。现在如果美国不对你开放，那么我们要对其他地方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备胎战略中，我们的最大短板在哪里？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发。美国最近要卡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中国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领域要推动改革，建议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在深圳或杭州等地设立一些发展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如果不补上这个短板，那么中国的创新搞到一定时间就可能没有后续动力了，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大国。这项改革很难，但是不搞不行，需要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各位！ 沈建光：谢谢刘世锦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把主要资金投入到都市圈和城镇化建设。它的重心是传统基建、新基建、还是旧城改造？ 刘世锦：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觉得这2万亿主要是用于救助。那我为什么要讲都市圈呢？我觉得都市圈投资不需要特殊政策，主要靠激发民间投资。核心城区里有不少人想到城乡结合部，也就是都市圈的小镇去买房子。解决了小产权房、宅基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入市等问题后，需求一定会出来，出来后就有人愿意投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中的投资与上面提到的两万亿没有什么关系。大力发展都市圈和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量级比这大得多，大量社会资金将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这里面的投资会涉及很多领域，如新基建，但重心还是老基建。譬如在核心城市周边1小时通勤圈范围内建立起几十个到上百个小城镇，用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可以想象这个投资量有多大。 另外，从投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对基建等领域进行投资时很容易出现失误。前段时间发了地方专项债以后，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太高，因为没有太好的投资项目。目前投资都市圈的出错概率较低，有利于调动起投资的积极性。 本文为作者在京东数科研究院于5月30日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本文作者：彭泗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人间烟火味”，直戳凡人心！近日，地摊经济刷爆朋友圈，连股市也出现了一个地摊概念股的暴涨！此外，阿里、京东、微信支付、美团、苏宁等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出招。 地摊经济并不是突然火起来的词汇，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往往伴随着争议与负面新闻。此次“出圈”，或许是一次“重生”的机会。不过，要实现健康发展，地摊经济还需要进行六方面的升级。 1，观念升级：低门槛，不等于低端，更不应该被低看 提起地摊经济，很多人都觉得是穷人经济、低端经济、落后经济，甚至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是应该被淘汰和打击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作用下，城管追击小摊贩就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猫与老鼠”的故事。想要发展地摊经济，首先要克服一定程度上对地摊经济的污名化，应当抛弃旧观念，认识到地摊经济同样是正常的经济形态之一。地摊不是一个城市的“伤疤”，不是城市文明的累赘，相反，给地摊经济合理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城市具有温情与活力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地摊经济门槛低，包容性更大，更加贴近一般市民的生活，更能体现地方特色与风土人情，地摊上也可以出精品。健康发展的地摊经济同样可以成为“城市风景线”。 从经济生态的视角来看，在中国的广大消费市场中，存在着各地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即使在大城市，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习惯等都存在着差异，“地摊现象”其实是整个经济生态的一部分。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往往是多元的，各种经济形态、产品销售形态、就业形态都应当是共存的。地摊经济作为经济形态的一种，也需要得到尊重、扶持、培育和优化。 2，质量升级：低门槛，不低于低质量，地摊经济也需要全面质量管理 历史上的地摊经济，确实存在门槛低、价格低、质量也相对较低的情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都显著提升。如果还是以质量低劣的产品和服务来摆地摊，很可能无人问津。因此，地摊经济需要跟上发展的步伐，需要在质量上全面升级。 首先，货品质量必须提升，不仅要价廉，更要物美，否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通过货品质量的提升，可以改变消费者对“地摊货”的固有偏见，让消费者发现在地摊上同样能淘到好货甚至精品。 其次，食品安全、卫生与质量必须得到保证。在后疫情时期这一点更加重要。地摊小吃的卫生与否往往是消费者担忧的问题，要提升地摊经济的食品卫生水平，不能仅仅依靠经营者的自觉，也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 第三，地摊经济的服务质量也需相应提升。过去在地摊购买的商品几乎没有售后服务等相应的服务措施，为满足现在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更高要求，地摊管理者与经营者应有意识地完善相关服务，用更好体验吸引更多消费者。 3，体验升级：要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地摊经济也要由过去的温饱消费升级为体验消费 地摊经济要持续发展，需要吸引大量的持续的顾客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顾客的“口味”已经升级了。 以前很多人逛地摊，可能是要以低价解决温饱问题，不仅图方便，更图便宜；现在，很多人逛地摊可能是为了好吃好玩好体验，追求特色、小众、精品。在地摊经济消费人群的构成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分层和断裂。因此，地摊经济想要留住顾客，必须在升级体验上下功夫。良好的体验让顾客感觉到逛地摊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方式，他们在过程中也会获得乐趣，逐渐变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而为地摊经济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4，现场管理升级：要善用新技术，树立新规范，建立新秩序 “摊主们”要给顾客好的体验，不仅需要质量保证，而且需要良好的现场管理，为顾客创造方便、有序、温馨的消费环境。 例如，摊主可以借助移动支付来方便交易、通过微信号来建立与顾客的连接；市场管理者可以通过网络反馈来评优罚劣；摊主之间可以建立行业协会来提高共识、相互督促，共同提高经营及服务水平。 5，政府服务升级：要放水养鱼，不要拔苗助长 目前，各级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地摊经济，把放开、搞活地摊经济作为保就业、保民生、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误区。 地摊经济看似简单，却是牵涉面很广的系统工程，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更需要政府部门的精细管理和优质服务。 首先，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尊重经济规律、尊重百姓意愿，不要搞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不要搞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要放水养鱼，不要拔苗助长。相关部门需明确职责，确定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在给予市场主体充足的经营空间的基础上，对于需要规范管理的部分，实施有力的管理措施。 其次，政府部门需要对地摊经济的经营者、参与者、消费者、管理者等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需要倾听民众对于相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服务水平，在保证必要的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服务流程。另外，可以结合消费券等财政支持手段，引导、刺激人们在地摊经济方面的消费。 第三，对地摊经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进行科学的评估，不要夸大地摊经济的作用，不要为了树典型抢新闻而片面宣传个别案例。 6，产业生态升级：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帮扶作用 地摊经济的焦点在地摊，但是背后可以嫁接很多环节，包括线上线下的打通和规划；管理和服务地摊经济，也不能只看地摊，需要对地摊经济的产业生态进行全链条管理、服务和优化升级。一些大企业新近推出的措施，对于优化地摊经济的产业生态就能起到很好的引领、帮扶作用。 例如，阿里1688平台发布“地摊经济”帮扶计划，通过源头好货、数据智能、金融扶持、客户保障四大维度的赋能，为数千万“摊主”提供全方位的进货和经营支持；京东发布名为“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从保供货、助经营、促就业三方面入手，组织超过500亿的品质货源，加上无息赊购，全力支持地摊和小店经济；苏宁推出“夜逛合伙人”地摊夜市扶持计划，提供可追溯优品货源，并为夜市摊主提供近距离免费冷链仓储服务；腾讯旗下微信支付面向平台超5000万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贴、商家教育指南、经营保障支持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政策，助力小微商家。 这些大企业的“加持”，对于地摊经济生态的重塑，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使得一些微型企业或个体户实现地摊经济的O2O。 (本文作者介绍：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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