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回顾2020全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虽较为深远,但并未撼动头部省份的发展。尽管全年GDP增速的大幅变动属于暂时性现象,但仍能看出中西部地区受多个利好因素影响后展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速动力,吉林省的进步为东北地区提供了参照。 截至1月28日,除河北、新疆外的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与增速。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对比剔除河北、新疆后的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GDP数据后发现,总体来看,2020年广东、江苏等头部省份依然位居GDP总量前列,而在GDP增速上各省区市排名有较大浮动,19个省区市全年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省区市GDP增速相对较高。 专家认为,回顾2020全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虽较为深远,但并未撼动头部省份的发展。尽管全年GDP增速的大幅变动属于暂时性现象,但仍能看出中西部地区受多个利好因素影响后展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速动力,吉林省的进步为东北地区提供了参照。 安徽总量接近上海 据记者统计,2020年29个省区市GDP总量排名与2019年排名基本一致,GDP排名前10的省区市由高到低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海南、上海。在排名变动上各省区市的变动幅度较小,前10名头部省份中,仅去年排名7、8位的湖北和福建省调换了排位。 整体来看,GDP头部省份在2020年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下,依旧展现出了自身的强大底蕴。江苏省就顶着2020年的风浪取得了“双胜利”,全省经济总量跃上10万亿元台阶,人均GDP连续12年居各省、自治区之首。 虽然前10位头部省份名单没有变化,但根据记者测算,排在GDP总量第11名的安徽省在数值上与第10名的上海市仅相差19.98亿元,差值较2019年差距进一步缩小。考虑到上海在今年定下的GDP增速目标是6%而安徽为8%,今年安徽或许有望超过上海。 南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分院院长孙文华向证券时报记者指出,安徽经济总量若能进步自然是对安徽经济发展的肯定,但经济的发展高低也不能仅通过GDP来判定,如上海的经济密度就高于安徽。安徽正处于工业发展期,其当前的经济发展动力会高于以服务业为主的上海。目前,安徽正积极承接上海非大都市核心功能疏解和苏浙产业转移,如何整体融入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推动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安徽更应该努力的方向。 增速排名洗牌 中西部占据主导 据记者统计,2020年不低于2.3%全国GDP增速水平的省区市共有19个,增速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西藏、贵州、云南、安徽、重庆、甘肃、宁夏、四川、湖南、江西、江苏、广西、山东、浙江、山西、海南、福建、吉林、广东,除湖北外28个省区市都呈现出全年GDP正增长,相比于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为正的省区市仅16个,我国全年经济明显恢复。 从地域分布来看,2020年的GDP增速最高的前10名地区全部位于我国中、西部,尤其是排名第一的西藏自治区,全年GDP增速7.8%,远超第二名3.34个百分点。 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一方面,排名前10的省份疫情严重程度相对较轻,并且疫情高峰期主要出现在一季度,对全年经济影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就是消费和房地产投资等内需动能增速较强,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是前10个省份的GDP与其消费支出增速重合度较高。此外,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改变了中西部的区位条件,由内陆地区变成前沿地带,加上具有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弥补了海外疫情大封锁下的产出缺口,促进当地出口增长,进而拉动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等指标逆势向好。 而2020年GDP增速最低的地区除湖北外,都位于东北地区,分别是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同为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则超过了全国GDP增速水平,在增速排名上上升了11位。 对于东北三省之一的吉林省在2020年的发展,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中心副主任陶金认为,在经历了前几年的GDP挤水分后,经济增长重新出发。吉林省的工业基础相对较好,尤其是科技水平较高的重工业发展态势良好,2020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在复工复产相对迅速的情况下,经济增速跑赢了东北其他地区。 今年发展动力将回归常态 “今年GDP增速排名出现较大变化主要与疫情冲击影响程度有关,属于暂时性现象。”伍超明对记者说,今年的GDP增速并不能完全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活力,属于外部意外冲击下的变化。随着疫情的稳定和对经济影响的消退,预计未来数年这种大幅变化将趋于缩小,逐步回归往年的窄幅波动常态。 在陶金看来,各省区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或将面临一些风险,最重大的就是集聚过程和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和普遍规律,但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不够高,这背后是户籍制度、人口流动阻碍甚至是利益分配等问题。若未来城市地区的集聚过程由于城乡改革受阻而放缓,可能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造成掣肘。 伍超明认为,今年各地区GDP增速会与2020年有较大区别。首先是基数效应的影响,2020年增速较低的省市,基数较低,有利于今年同比增速的提高,存在一定“基数幻觉”。其次,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消退,各省份经济增长动力将大概率回归常态,内生动能将主导今年的经济增长。
截至1月28日,除河北、新疆外的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与同比增长数据(GDP增速)。 券商中国记者统计对比后发现,总体来看2020年广东、江苏等头部省份依然位居GDP总量前列,而在GDP增速上各省区市排名有较大浮动,19个省区市全年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省区市GDP增速相对较高。 专家认为,回顾2020全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虽较为深远,但并未撼动到头部省份的发展。尽管全年GDP增速的大幅变动属于暂时性现象,但仍能看出中西部地区受多个利好因素影响后展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速动力,吉林省的进步为东北地区提供了参照,而默默发力的贵州正愈显其冲劲。 江苏跃上10亿台阶,安徽总量接近上海 据记者统计,2020年29省、自治区、直辖市GDP总量排名与2019年排名基本一致,GDP排名前10的省区市由高到低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海南、上海。在排名变动上各省区市的变动幅度较小,前10名头部省份中,仅去年排名7、8位的湖北和福建省调换了排位。 整体来看,GDP头部省份在2020年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下,依旧展现出了自身的强大底蕴。江苏省就顶着2020年的风浪取得了“双胜利”,全省经济总量跃上10万亿元台阶,人均GDP连续12年居各省、自治区之首。 即使全年GDP增速-5%,在2020年初为抗击疫情做出巨大经济发展牺牲的湖北省也并没有在经济发展上“掉队”,反而在下半年奋起直追,全省全年进出口逆势增长8.8%,新增社会融资规模首破1万亿元。日前公布的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巩固经济持续回升态势”作为2021年重点工作的第一项,并定下10%的全年GDP预期增速目标,显示出湖北省的发展信心。 虽然前10头部省份名单没有变化,但根据记者测算,排在GDP总量第11名的安徽省在数值上与第10名的上海市仅相差19.98亿元,差值较19年差距进一步缩小。考虑到上海在今年定下的GDP增速目标是6%而安徽为8%,今年安徽或许有望超过上海。 南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分院院长孙文华向券商中国记者指出,安徽在经济总量若能进步自然是对安徽经济发展的肯定,但经济的发展高低也不能仅通过GDP来判定,如上海的经济密度就高于安徽。安徽正处于工业发展期,其当前的经济发展动力会高于主要以服务业为主的上海。目前,安徽正积极承接上海非大都市核心功能疏解和苏浙产业转移,如何整体融入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推动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安徽更应该努力的方向。 增速排名洗牌,中西部占据主导 据记者统计,2020年不低于2.3%全国GDP增速水平的省区市共有19个,增速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西藏、贵州、云南、安徽、重庆、甘肃、宁夏、四川、湖南、江西、江苏、广西、山东、浙江、山西、海南、福建、吉林、广东,除湖北外28个省区市都呈现出全年GDP正增长,相比于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为正的省区市仅16个,我国全年经济明显恢复。 从地域分布来看,2020年的GDP增速最高的前10名地区全部位于我国中、西部,尤其是排名第一的西藏自治区,全年GDP增速7.8%,远超第二名3.34个百分点。 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一方面,排名前10的省份在疫情严重程度相对较轻,并且疫情高峰期主要出现在一季度,对全年经济影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就是消费和房地产投资等内需动能增速较强,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是前10个省份的GDP与其消费支出增速重合度较高。此外,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改变了中西部的区位条件,由内陆地区变成前沿地带,加上具有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弥补了海外疫情大封锁下的产出缺口,促进当地出口增长,进而拉动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等指标逆势向好。 而2020年GDP增速最低的地区除湖北外,都位于东北地区,分别是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同为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则超过了全国GDP增速水平,在2020年的增速排名上上升了11位。 “多年来东北经济表现相对低迷,我认为人口外流只是结果,根源在于东北没有很好地跟上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中心副主任陶金对记者说,多年前东北依靠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增长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极,但工业生产的路径依赖也很明显,同时工业大规模生产天然对民营和中小微市场主体产生抑制,经济活力有限,当互联网等新经济领域和服务业需求崛起时,东北等北方地区并没有微观基础来承接这些趋势,失去了大量的发展机会。 对于“东北三省”之一的吉林省在2020年的发展,陶金认为,在经历了前几年的GDP挤水分后,经济增长重新出发。吉林省的工业基础相对较好,尤其是科技水平较高的重工业发展态势良好,2020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在复工复产相对迅速的情况下,经济增速跑赢了东北其他地区。 此外,还有许多省份在今年在GDP增速排名上有所变化,如2019年GDP增速排名前10的福建和河南却在2020年排名大幅下降,分别降到2020年的第17位和第24位。而山东省则在增速排名中上升了12位。 贵州省正悄然崛起 作为一个GDP体量排名中位的省份,贵州省在经济排名中往往不算新闻焦点。但记者梳理两年经济数据发现,贵州省已连续三年在全国GDP增速排名中名列前2,连续十年位居全国前列,是2020年唯一个实现GDP总量排名上升两位的省份。 贵州省统计局局长、新闻发言人肖云慧在19日的贵州省2020年主要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是贵州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出强劲恢复、稳定转好、逐季回升的良好态势。 数据显示,2020年,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2%,增速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全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0.2%。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6.5%,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3.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1.4%。 陶金表示,贵州省近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显著快于全国。其中,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投资活动的增长,贵州省投资率在近年来超过60%,高于全国水平20个百分点,在投资带动下,贵州工业部门的规模在持续扩大。此外,近几年贵州依靠前期的基础设施基础,开始转型发展电力和大数据产业,可以说贵州真正发挥了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有取有舍,成功发展了特色产业。再加上国家在近几年对贵州脱贫工作力度加强,既增加了总体消费需求,又提高了整体劳动力质量,可以说托底了贵州的经济增长。 增速高低属于暂时现象,今年发展动力将回归常态 “今年GDP增速排名出现较大变化主要与疫情冲击影响程度有关,属于暂时性现象。”伍超明对记者说,今年的GDP增速并不能完全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活力,属于外部意外冲击下的变化。随着疫情的稳定和对经济影响的消退,预计未来数年这种大幅变化将趋于缩小,逐步回归往年的窄幅波动常态。 在陶金看来,各省区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或将面临一些风险,最重大的就是集聚过程和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和普遍规律,但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不够高,这背后是户籍制度、人口流动阻碍甚至是利益分配等问题。若未来城市地区的集聚过程由于城乡改革受阻而放缓,可能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造成掣肘。 伍超明认为,今年各地区GDP增速会与2020年有较大区别。首先是基数效应的影响,2020年增速较低的省市,基数较低,有利于今年同比增速的提高,存在一定“基数幻觉”。其次,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消退,各省份经济增长动力将大概率回归常态,内生动能将主导今年的经济增长。
金融界网1月29日消息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在该市两会期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1.5%;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完成省下达的年度任务;经济金融风险有效防范。
“美股此前大涨冲向3900点(标普500),暗示经济增长和通胀将出人意料地攀升,但美债收益率仍拒绝攀升,因此必然有一个要让步,我们认为股市的再通胀交易需要暂歇。” 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威尔逊(Michael Wilson)在本周的美股策略展望中如此认为。 周三,美股果然率先变脸,收益率踌躇不前的美债胜出。“恐慌指数”VIX日内飙涨超61%,冲破37,创下2020年11月初以来的近三个月新高。截至收盘,标普500指数收跌98.85点,跌幅2.57%,报3750.77点,连跌两日,创三个月最大跌幅;道指收跌633.87点,跌幅2.05%,报30303.17点,连跌五日,创2020年10月28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并创三周新低;纳指收跌355.47点,跌幅2.61%,报13270.60点,连跌两日。 海外病毒变异、疫苗普及慢于预期、财报季来袭等都令市场的做多情绪受阻。截至1月28日午盘,恒生指数和上证综指分别重挫近2.1%和1.48%。 疫情担忧引海外市场重挫 最新的美联储FOMC1月会议事实上对市场并不具有负面影响。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保持当前购债规模不变,同时认为最近几个月美国经济复苏步伐有所缓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备受打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必要情况下,美联储可以在资产购买方面采取更多行动,现在还不是讨论关于缩减资产购买力度的日期的时候。美联储会注意沟通清楚,确保没有人对其承诺的在时机到来时将逐步缩减购债而感到意外。 从这些表态来看,美联储的措辞依然相当谨慎,尤其是在市场高度关心的是否会缩减购债问题上,算是给出了定心丸,但是美股依然重挫。原因在于,新冠病毒的新变种在世界各地出现,这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各国民众接种疫苗的进度仍慢于预期,加剧了各国继续加强封锁的风险。 嘉盛集团分析师Joshua Warner对记者表示,随着人们对疫苗供应短缺的忧虑升温,欧盟委员会主席警告疫苗生产商“必须交付疫苗”。但是,阿斯利康上周警告欧盟,由于生产产能问题,将要交付的疫苗剂数比最初同意的剂数少60%左右。阿斯利康高管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提及,阿斯利康的产能比预期的落后两个月,公司正在“夜以继日地修补疫苗生产中方方面面的问题”。辉瑞也警告,本月和下月的疫苗产量少于预期。 不仅欧洲,澳大利亚、泰国与美国都在担心疫苗供应的问题。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夏季之前全民接种疫苗,美国希望再购买2亿剂(1亿剂来自辉瑞、1亿剂来自Moderna)。疫苗供应扰动正值全球新冠病毒病例数破亿、死亡人数超过215万人之时,英国近期也迎来了第10万人的死亡,全球抗疫形势严峻。 威尔逊对记者表示,再通胀交易需要稍事休息,这并不意味着周期股和小盘股后续不会有更好的表现,但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回调。摩根士丹利认为,尽管此前股市发出了经济复苏的乐观信号,但全美企业联盟(NFIB)小企业乐观指数在11月和12月大幅下降,这是由于担心更高的税收、新一届政府的监管措施,以及为应对疫情而出现的额外封锁,在短期内这将打击股市表现。 KVB PRIME特约剖析师吴臻(Boris Wu)对记者表示,在公布利率决议之后,美国证监会表示将加强整体市场监管并正积极监测期权、股票市场的波动,并正与其他监管机构合作,评估形势,审查受监管的实体和金融中介的活动,这也导致市场情绪更偏谨慎。 尽管大盘重挫,但散户逼空机构的疯狂戏码仍在上演。多只被机构大量做空但受散户热捧的个股仍然飙涨:首要“逼空战场”游戏驿站(GME)盘中最高涨近157%,最高至380美元,收涨近135%,日内实现股价翻倍,从1月13日至今的两周里累计上涨1642%;影视院线股AMC娱乐盘中最高上涨超过310%,一度触发交易熔断,收涨超301%,股价创2018年10月以来新高。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称,拜登团队“正在监控”游戏驿站的情况。 就在隔夜美股大跌前一天,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已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平仓空头头寸,同时削减多头头寸。高盛机构经纪业务部门汇总的数据显示,在此期间,他们从市场流出的资金总额达到2014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 中国市场受溢出效应冲击 美股如此剧烈震荡也产生了溢出效应:恒生指数、上证综指和创业板指数都出现大幅下跌。 尽管2021年全球和中国市场开年一片大好,但接受记者采访的机构认为,降低收益预期仍是关键词。 “货币政策从应对危机模式要回到常态,周期品、制造业复苏的速度也已很快。今年的‘开门红’更多受到新增资金入市的推动,若后续市场出现调整,热度可能有所下降。”煜德投资合伙人蔡建军对记者表示。1月的前两周,已有27只偏股基金合计发行规模达2085亿元,机构预计整个1月发行规模可能达到4700亿~5300亿元,年初至今南向资金流入超过2600亿港元。 从1月26日开始,A股和港股就同步大幅下挫。26日恒指大跌超700点,跌破30000点大关。“恒指30000点以上的部分基本都是受到流动性和情绪推动,部分企业估值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建银国际港股首席策略师赵文利对记者表示。 对流动性的担忧近期也扰动市场。 虽然市场短期震荡,但一些机构并不认为“再通胀交易”会马上逆转。一是市场对拜登刺激政策仍抱有期待(目前讨论的只是纾困计划,后面还有经济复苏计划);二是耶伦听证会上的宽松表态也令市场感到未来刺激政策仍存空间;同时,近期美元虽然反弹但幅度不算大,中长期“弱美元”格局未变,商品和物价普遍还在上涨。 就未来的关注点而言,瑞银中国策略主管刘鸣镝对记者表示,市场目前预计在低基数下2021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会大幅反弹,经济反弹将带动非金融企业盈利普遍复苏。潜在的2020年四季报和2021年一季报(将于4月底前发布)超预期将支撑部分成长股。不过一个潜在的不利因素是疫情相关的出行限制或使国内旅游、线下消费和经济中相关的部分在今年一季度承压。 瑞银预计,内地资金将偏好拥有品牌、平台和创新能力的私营龙头企业。在现在的市场反弹下,部分个股的权证交易活跃,这或会加大之后市场回撤的幅度。通常来说,199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股票投资者更偏好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公司。对于在岸市场,建议投资者继续结构性地坚守拥有创新能力、品牌和平台优势的行业龙头,而市场也可能继续给予相关公司估值溢价。战术上,建议投资者增加对顺周期板块的配置敞口,借力于经济上行周期。总体上,看好材料(有色金属、化工)、工业(建筑机械、光伏、电动车产业链、自动化)和可选消费(家电、汽车、运动服饰)。
金融创新一直以来都是被反复热议的话题,它不仅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同时还可以促进整体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中欧创业营八期上海模块特设的“诺奖课堂”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C.默顿(Robert C. Merton)教授通过云端,向我们深度解析了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市场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他看来,金融创新可以让人们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从而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01危机爆发推动金融业变革 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是从基础的金融产品中派生出来的交易形态,是有关互换现金流量或旨在为交易者转移风险的一种双边合约,其产生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上的一系列风险。通常来讲,金融衍生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约、互换协议等一种或多种形态。 这种金融工具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产生。众所周知,金融危机会阻碍金融创新,比如2008年前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但它也可以推动金融创新,形成不断完善的金融系统,比如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金融业。 上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美国乃至世界运转了近30年的货币体系土崩瓦解,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完全解体。从那时起,西方国家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此情况下,各国不得不面对金融市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在以前从未有过。 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美国还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73-1974年、1979年,全球发生过两次石油危机;通货膨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创下(美国)内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达到9%左右;1973-1974年中期,美国股票市场实际缩水50% ……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胀”。总体来说,美国在1973-1975年的经济衰退实际上是一场经济危机,当时的常规经济政策集体哑火,其影响蔓延到了20世纪80年代。 面对这一情形,美国金融业出台了多个创新举措,以规避市场风险。以期货、期权和互换为主体的金融衍生品应运而生,此外还有首个电子证券交易机构(纳斯达克NASDAQ)等在内的诸多创造性解决方案。 02浮动or固定?莱比锡的两个选择 作为新兴风险管理手段的金融衍生品在全世界范围迅速推行,为后来的资本市场全球化奠定了基础。而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无形的衍生品合约不仅能够对冲风险,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衍生品合约可以通过一种非侵入、可反转的方式,有效地将风险重新分配给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人士。莱比锡天然气管道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德统一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电力需求的提高。为了满足电力需求,就需要提高天然气的供应量。德国城市莱比锡面临两个选择:其一,支付5000万美元兴建一条连接至欧洲供气网的管道,以浮动价格购买天然气;其二,支付3亿美元兴建一条从该市东部通往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并以德国马克为单位签署一项15年的固定价格合约。 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莱比锡要面对西欧不断波动的天然气价格,但好处是可以避免与俄罗斯打交道,从而避免政治风险;如果选择第二种方案,莱比锡则要面对修建成本过高的问题,但好处是天然气价格稳定。这座德国城市该如何做选择? 莱比锡最终选择将两种方案相结合:他们与一家银行签订合约,银行按等于俄罗斯定价合约的履约价格为欧洲天然气价格提供15年上限,以换取1.25亿美元的溢价。而银行承诺,如果莱比锡从西欧购买天然气的成本高于从俄罗斯购买的成本,差价将由银行承担。 这是一种能够缓解期货市场波动性的创新金融方案,其基于俄罗斯固定价格优势,在一定的标准价之下规避西欧天然气价格浮动过高的风险。而从西欧来购买天然气的方案,也直接让莱比锡省掉了2.5亿美元的修建管道成本。 03风险不能消除,但可以转移 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于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金融创新推动金融系统的完善,而金融科学、技术和经济需求也在不断推动着金融创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金融创新浪潮,其中尤以新型支付系统和加密货币备受瞩目。在未来,金融创新将受到三大要素的驱动,即对金融应用的认识、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领域的需求。 但创新离不开详尽的规划,毕竟重建经济基础设施(如养老体系)需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进行此类重建时,固然可以借鉴全球最佳实践,但这只能起到一般性指引作用,切忌亦步亦趋。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目的就是要规避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把经济风险转移到真正可以承担风险的事情上。 风险不能彻底消除,但可以转移。分散、对冲和保险是进行风险管理的三大主要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散投资是现代金融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做分散投资的结果势必会导致投资效率低下。通过分散投资,把风险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无疑对我们大有裨益。 上述三种风险管理手段都能借助衍生品得到高效实施。事实上,从问世以来的四五十年间,金融衍生品工具一直在为社会创造红利并在全球得到推广普及,其社会效益获得广泛认可。我认为,金融的发展趋势在于将衍生品合约的运用从有限的管辖范围,比如特定的国家或市场,扩展到全球范围。 总的来说,衍生品在金融市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衍生品是多相金融系统之间的高效“适配器”,能够提高全球金融一体化和多元化;其允许高效的风险分散,并通过将风险分担选择与比较优势、现金投资、治理、流动性、征用和税务问题分离,实现其他目标;开发权益、利率、货币和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能够提高金融稳定性等。 作者简介:罗伯特·C.默顿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常任教授,也是美国金融协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的前任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成员,以及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研究员。1997年,默顿教授凭借一种确定衍生品价值的新方法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与另外两位搭档共同发明的金融期权数学模型Black-Scholes-Merton,是至今为止世界上解决期权价格动态的最佳模型之一,应用十分广泛。
“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的一番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一公开表态也被市场解读为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如果不设目标,意味着货币政策稳增长的压力减少,进一步指向政策可能收紧。1月26日当天,两市大幅低开,沪指收跌1.51%,创业板指收跌2.89%。 岁末年初,往往是新一年政策的例行讨论期。从2020年初的GDP“保6”之争,到2021年初“争议GDP目标是否应永久性取消”,有关GDP增速问题总能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 目前,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已放弃将GDP增速作为宏观调控目标。此时,我国是否也应取消GDP目标?货币政策真的可以不管GDP吗? 对此,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各方认为,目前用GDP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的确存在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但多数专家认为,GDP指标仍然在发挥作用,而这一问题牵涉甚广,替代指标难寻,退出并不容易实现。 用就业指标替代靠谱么? 关于“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的争议由来已久。 早在2015年,各地下调GDP增长目标,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未提GDP预期增长,曾引发关注。当时,有观点认为,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等都是长远打算,短期内很难在GDP增长率上反映出来,但长期看,质的转变又一定会反映在GDP的增长上。 1月26日,马骏在50人论坛的专题研讨会上建议,从2021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GDP的数字可以作为一个预测,财政部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来进行财政收支的预测,投资部门可以将其作为基础来预测投资行为,但不应该将其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指标。 马骏认为,2020年GDP增长速度存在一个很大的基数效应,因为这个基数效应,2021年GDP可能达到8.5%,如果把2021年的目标定到8.5%,2022年突然掉到五点几,解释起来会很费劲。 在IMF预测2021年中国GDP增速达8.1%之际,上述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往年,政府工作报告按照“惯例”都会提出新一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却并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 在马骏看来,2020年初的时候,因为疫情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无法定这个目标,定得太高,做不到;定得太低,起不到提振信心的作用,所以没有必要设。2020年不设当年的GDP增长目标,是非常正确的,是以“民生为本”治国理念的优秀案例。 对于2020年不设具体增长目标,市场大多持赞同态度。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认为,2020年不设GDP增长目标的利远大于弊。 但分歧在于“永久性取消”。一位业内权威专家对记者表示,2020年由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无法确定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预测2021年也不会定具体目标,而如果定一个区间目标则意义不大。不过,他对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并不赞同。 “我们的GDP目标肯定是有很多不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它的不足仍然是最少的。在正常年份下,取消这一目标并不现实。”陆挺认为。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析师周茂华对记者表示,目前用GDP衡量经济确实存在一定问题,比如,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不平衡,甚至以GDP为目标可能导致一些资源不合理配置等问题。但GDP指标简洁,基本符合各国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生产力,提高民众生活水准等),目前取消并不现实,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指标。 在上述会议中,马骏给出了几个应该取消GDP增长目标的理由:一是,GDP增速作为官方目标,如果定得高,存在加大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二是,强调GDP考核,可能会出现一些地方虚报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三是,把稳定就业、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市场经济下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普遍做法。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已经放弃了将GDP增速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则认为,除了上述几点原因外,预测并确定合理增长目标本身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GDP目标制定后又不能随时调整,而计划往往不如变化快,制定目标的初衷就很难实现。取消GDP增长目标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取消GDP增长目标,比较传统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就业和通胀。次贷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要同时注重宏观审慎,资产价格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监测目标。”明明称。 此前,十九大报告不再提GDP翻番类目标,“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展望2035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在“十四五”规划建议稿中,也特别强调,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建议稿对“十四五”和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时可以在认真测算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 近期,地方两会纷纷召开,对接“十四五”规划,上海、北京均提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 “五年规划中一个重要的计划,就是经济指标的计划,如果取消GDP增长目标,相关计划如何实现?地方政府考核什么?”上述权威专家指出,我国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取消GDP增长目标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如何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一文中提出,货币政策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将就业纳入考量。 但在分析人士看来,纳入考量并不等于要用就业指标替代GDP指标,从目前来看,就业、失业等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劳动力状况,用就业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因为,与GDP增速变化相比,我国失业率的变化并没有那么明显,很难作为政策目标。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中国GDP增长分别为6.1%、2%左右(预计);2019年末、2020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3.62%、4.24%。 陆挺指出,我国就业统计、失业率统计质量相对较差,人口流动性又比较高,替代指标的寻找非常困难。 货币政策转向了吗? 实际上,GDP增长目标取消与否,之所以被广泛讨论,除了上述原因,另一个焦点还在于货币政策的方向。市场普遍担忧,如果不设GDP增长目标,货币政策稳增长压力减少,进而会转向收紧。 陆挺撰文指出,市场近来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心已酝酿了几周。A股和港股市场连续多日上涨后,投机心态不断加重,投资者必然担心央行和其他监管部门为防止泡沫而采取一些措施,因此已经有些风声鹤唳。 明明对记者表示,股市、楼市近期比较火热的状况与去年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有一定关系,但也不能全部归咎于此,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企业盈利的改善、居民资产配置理念的变化等,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从宏观政策角度看,监管层打压资产泡沫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政策选择上并非只有收紧一种办法。 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转向的担忧已有所显现。继26日股债双跌后,28日,A股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截至收盘,沪指跌1.91%,深成指跌3.25%,创业板指跌3.63%。29日开盘三大指数反弹,截至午盘,上证指数报3513.37,涨0.23%;深成指涨0.5%,创业板指涨0.35%。 实际上,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问题,近一段时间,监管层已多次表态,并且观点明确。26日,央行行长易纲在“达沃斯议程”线上对话会上表示,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确保采取的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而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预计今年中国的GDP增长将符合预期,回到正常增速。 陆挺分析,我国经济因为疫情还在面临一些风险,因此即使最近股市火爆,货币政策突然转向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市场对此的惊恐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与海外央行有所不同,我国央行实行多目标制,货币政策目标包括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等,远多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货币政策多目标制增加了中国央行政策调控的难度。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认为,几项最终目标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保一个可能恶化另外一个,如稳增长、保就业与控通胀、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就可能存在矛盾。化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体系已逐步提上日程,当前,去掉GDP增速目标是央行的核心矛盾,而提高就业的重要性是去掉GDP目标的关键,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未达到物资的高度充裕,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换言之,国内经济发展还得关注总量,只是接下来要更加兼顾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周茂华称。
2020年,我国GDP已经超过100万亿元,对中国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又有哪些重要意义?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第一,这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1.6万亿元人民币,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元的台阶,2012年突破了50万亿元,2020年又突破100万亿元。20年内,经济总量规模扩大至10倍,成就举世瞩目。按照目前测算的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7万亿美元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达到17%左右。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差距继续缩小。 第二,这标志着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进步。重大科技成果过去一年持续涌现。“嫦娥五号”成功登月并采样返回,“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开放运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载人潜水艇“奋斗号”下潜突破万米,量子计算机“九章”成功研制。“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成为现实。科技创新日趋活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我国工农业生产能力明显增强。2020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持续居世界第一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预计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位。基础设施不断改善,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达到3.8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5.5万公里,5G终端连接数已超过2亿,均居世界第一。信息、商务、研发、营销等现代服务业持续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四,这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挖掘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潜力。我国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世界最大的,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4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超过55万亿元,资本形成总额也接近45万亿元,这将助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进一步发挥。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仍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还比较大,创新能力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需要艰苦奋斗,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