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乌鲁木齐讯(记者马呈忠)日前，记者从新疆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2020年，新疆数字经济产值增长10%，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6%。 2020年，新疆出台5G基站直供电政策，建成5G基站6272个，覆盖全疆所有地级市；推动长城集团、中科曙光落地乌鲁木齐并建厂投产，带动乌鲁木齐信创基地加快建设。随着新疆数字经济快速壮大，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目前，新疆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覆盖新能源、油气开采、装备制造等20多个重点行业。同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疆企上云”企业达2万多家。 新疆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尼加提·司马义表示，新疆将以5G建设为牵引，统筹建设大数据中心，加强大数据、北斗导航等数字产业链布局。
2020年地方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多个省份增速在前三季度转正基础上继续加快，全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好于预期。各地危中寻机、变中育新，新兴动能表现活跃。同时，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助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政策持续发力取得明显成效。 各地2020年经济年报已全部出炉。截至1月29日，全国31个省区市均发布了去年全年的经济运行数据，除受疫情冲击最重的湖北省外，其余省份均实现正增长。西部地区增速继续领跑全国。 经济增长好于预期 2020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3%，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的积极变化，同样体现在地方层面。多个省份增速在前三季度转正基础上继续加快，全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好于预期。 从经济总量看，东部省份复苏势头强劲，广东、江苏、山东位列前三。2020年，广东省经济总量超11万亿元，连续32年居全国首位；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10万亿元大关，综合实力跨上新台阶；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73129亿元。除粤苏鲁外，GDP总量超过5万亿元的省份还有浙江和河南。超过4万亿元的省份共有9个，除上述5省外，还有四川、福建、湖北和湖南。 从经济增速看，除湖北外其余省份均实现正增长，20个省份的经济增速跑赢全国，其中19个省份同比增速超过3%，增速前三均在西部地区。西藏增速居首，同比增长7.8%。贵州紧随其后，同比增长4.5%。云南同比增长4%。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河北增速领先，比上年增长3.9%。江苏同比增长3.7%，山东、浙江同比增速均为3.6%，海南、福建分别同比增长3.5%、3.3%。广东同比增速与全国同步，达2.3%。上海、天津、北京同比增速慢于全国增速，分别为1.7%、1.5%、1.2%。 在东北地区，前三季度率先实现由负转正的吉林省同比增速继续领先，全年实现2.4%的增长，黑龙江、辽宁的增速分别为1.0%、0.6%。 西部地区增速继续领跑全国。西部12个省区市中有9个省份增速在3%以上。重庆、甘肃、宁夏同比增速均为3.9%，四川、广西、新疆分别同比增长3.8%、3.7%、3.4%。陕西、青海、内蒙古增速分别为2.2%、1.5%、0.2%，慢于全国增速。 在中部地区，安徽同比增长3.9%，湖南、江西同比增速均为3.8%，山西同比增长3.6%，河南同比增长1.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湖北同比下降5.0%。 2021年的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去年湖北经济严重受创，今年要全力回归正常，不仅要把损失的部分补回来，还要力争把应有的增长追回来。考虑去年低基数因素和潜在增长率，湖北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增长10%以上。 动能转换持续推进 2020年，尽管受疫情冲击，“新高”“突破”“提升”等依然成为各地经济年报热词，高质量发展有新进展。 从供给端看，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生产加快恢复，服务业生产持续改善。据记者粗略统计，全国有超过2/3的省份实现了三次产业全面增长。 2020年，山东省成为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超万亿元的省份；四川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总量突破5000亿元，增速创近15年新高；山西省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7%，较年初回升14.6个百分点；江苏省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2.5%，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投资看，投资增速稳步回升，高技术产业和民生领域投资快速增长。在湖南，2020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6%，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投资增长44.2%；在重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3.4%和39.8%。在广东，民生类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69.4%。 从消费看，消费升级持续推进。疫情期间，线上线下融合提速，网上购物、直播带货等新模式新业态逆势增长。在江西，通讯器材类、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0.0%、95.5%。在海南，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汽车类零售额增长22.0%，化妆品类增长132.9%，金银珠宝类增长102.8%，通讯器材类增长11.0%。 从进出口看，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浙江、安徽、江西、重庆等省份外贸规模创新高。2020年，浙江省进出口、出口、进口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比上年分别提升0.7个、0.6个和0.7个百分点，创出新高；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406.4亿元，比2019年增长14.1%；重庆市进出口总值6513.4亿元，同比增长12.5%，笔记本电脑出口值创新高。山东省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跨境电商进出口138.3亿元，增长366.2%。 2020年，各地危中寻机、变中育新，新兴动能表现活跃。在北京，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6%和24.8%，均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在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3.0%。在安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6.4%，创2017年以来最高水平。在甘肃，全年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增速比地区生产总值高1.9个百分点，新能源利用率达95%以上。 民生福祉不断增强 2020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助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政策持续发力取得明显成效。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2020年，北京市先后制定出台“免减缓、返补保”等30余项援企稳岗政策，累计为企业减免社保费1423亿元。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25.9%，增速比上年加快18.3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7.47万人，完成年计划的149.9%。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2020年，贵州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促进农民工返岗就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全体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7.2%，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达54.5%。上海市推出一系列民生保障有力措施，居民转移性收入保持稳健增长，对全年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六成左右。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比上年缩小0.05，连续8年呈缩小态势，自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 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长。2020年，浙江省在册市场主体达803.2万个，企业282.0万家，分别比上年增长10.9%和11.2%。贵州省市场主体数量达346.76万个，比上年增长13.0%，特别是新建投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14家，比2019年还多93家。 展望2021年，地方经济有望延续稳定恢复态势，经济运行将趋向常态。各地纷纷表示，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乘势而上，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1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人类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在同灾难的斗争中成长进步、浴火重生。”铿锵有力的中国声音，为寒冬之中的世界注入生机。 历史常有相似之处。犹记4年前，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出支持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强音。今天，人类再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球瞩目之下，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每当世界发展遭遇逆风或寒流，中国总是不吝于贡献智慧与力量。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初心如磐，勇于担当，始终做国际抗疫合作的推动者和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助推世界团结抗疫，中国尽己所能提供援助。面对疫情蔓延全球，中国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关键信息；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为有需要的国家派出36个医疗专家组，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向各国提供2000多亿只口罩、20亿件防护服、8亿份检测试剂盒……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战疫，用实际行动践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与主张。 助力全球经济纾困，中国坚持开放携手应对。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中国多措并举，率先实现复工复产，有力提振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2020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全年进出口、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和(港股00001)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中国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展，力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12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贸易展会盛大举行，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在按下经济发展“加速键”的同时，还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与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当下，中国担当一如既往。“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中国将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将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将继续推进科技创新”“中国将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应对挑战的中国声音，亦是掷地有声的中国承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中国将继续为世界走出疫情阴霾、实现经济复苏作出更多贡献，与世界各国并肩携手，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阎岳 1月25日（美国时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在当前抗疫及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在发达经济体中，能够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的可能也就美股了。 概括来讲，美股再创新高的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法案有进展。尽管美国各界对这个刺激法案存在不同理解，但总统拜登对此是积极的，正在敦促国会通过。这项法案包括直接向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支付1400美元以及为失业者提供更多救济的措施。 2020年美国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3.1万亿美元，是2009年的两倍多。去年12月，美国通过的9000亿美元刺激法案中也包括向美国人支付每人600美元的措施。 对于这部分可能增加的收入，纽联储的调查显示，大约44.5%的受访者表示会用于储蓄或投资。 其次，本周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今年货币政策走向也将逐渐明朗，超宽松仍是重要选项。 2020年，美联储在支持抗疫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上是不遗余力的，维持超低基准利率，想方设法地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创设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比如紧急贷款计划等。 美联储“极端利己”的政策取向招致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但美联储也很无奈，抗疫、经济复苏都需要钱，不“放水”后果更严重，势成骑虎不得不为。 去年8月，美联储在完成评估后宣布修订货币政策框架，实施平均2%的通胀目标。 各界预计，美联储今年将维持去年的货币政策立场，继续使用既有的流动性救助工具，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力度，谨慎创设新的流动性工具。 第三，基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美国经济将强劲复苏的判断越来越有市场。 根据美国银行发布的数据，在已公布财报的标普500成分公司中，73%的销售收入与每股收益都超出预期。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预计，美国疫苗大规模接种、财政刺激措施支持等因素将在今年年中实现对消费的提振，促进全年经济强劲增长。 在美股不断创新高的同时，部分市场人士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他们认为，股市回调的风险正在加大，也许财政货币政策不能达到预期就会触发金融市场的调整。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1月18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亚洲金融论坛上强调，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实施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严重背离实体经济，通胀和资产泡沫令人担忧。 孤芳自赏不是春。美股该怎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的担忧呢？ （编辑 张伟 孙倩）
张歆 于音律而言，弦外之音，往往最打动人。 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并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易纲同时表示，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消费、内需驱动，这是非常健康的趋势，未来还会持续下去；另外一个趋势显示，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开始略有下降，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证明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 笔者认为，从易纲行长所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导向和经济结构健康态势，可以体会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负责任、可预期、有成效，且调度有序的“弦外之音”。 首先，中国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保障，也是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持。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2020年有力应对疫情并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货币政策不仅对我国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会通过其对于中国产能、中国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向世界经济传导支持力量。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保持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非常必要，既向世界经济展示其实现“动平衡”的能力，也展示其可预期的方面。 其次，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与实现“动平衡”可谓是“硬币的两面”，彼此依靠又对立统一。 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可谓态度鲜明。“稳”所谋求的实际上是总量方面，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方面，精准滴灌并支持重点领域；开放方面，利率汇率改革稳步推进。 “动平衡”的核心因子是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因此，变量主要在于经济复苏的进度、对于风险的预防和应对。实际上，“动平衡”恰恰体现了“为稳而动”“为预防风险而动”“为政策真正转化为实效而动”。 此外，易纲行长关于“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的表述，也表达了与“稳字当头”和“动平衡”组合相似的含义。 第三，从消费端、储蓄端变化，检测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务实性。 笔者注意到，易纲行长提到了两个健康的趋势，分别是经济对消费依赖度增加和储蓄率有所下降，且这两个趋势相互关联。去年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消费，成为动辄触发逾10个部门协同发力的政策领域，因此对其依赖度提升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效果的水到渠成。 储蓄率适度下降，则可能有两种成因，其一，消费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其二，直接投融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对于两者，笔者均乐见其成。第一个原因意味着消费力提升，也折射出“六稳”“六保”成效明显；第二个原因则显示出资本市场强化枢纽功能，引导投融资更高效的对接。可以说，无论哪种成因，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增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于音律而言，弦外之音，往往最打动人。 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并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易纲同时表示，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消费、内需驱动，这是非常健康的趋势，未来还会持续下去；另外一个趋势显示，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开始略有下降，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证明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 笔者认为，从易纲行长所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导向和经济结构健康态势，可以体会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负责任、可预期、有成效，且调度有序的“弦外之音”。 首先，中国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保障，也是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持。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2020年有力应对疫情并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货币政策不仅对我国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会通过其对于中国产能、中国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向世界经济传导支持力量。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保持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非常必要，既向世界经济展示其实现“动平衡”的能力，也展示其可预期的方面。 其次，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与实现“动平衡”可谓是“硬币的两面”，彼此依靠又对立统一。 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可谓态度鲜明。“稳”所谋求的实际上是总量方面，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方面，精准滴灌并支持重点领域；开放方面，利率汇率改革稳步推进。 “动平衡”的核心因子是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因此，变量主要在于经济复苏的进度、对于风险的预防和应对。实际上，“动平衡”恰恰体现了“为稳而动”“为预防风险而动”“为政策真正转化为实效而动”。 此外，易纲行长关于“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的表述，也表达了与“稳字当头”和“动平衡”组合相似的含义。 第三，从消费端、储蓄端变化，检测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务实性。 笔者注意到，易纲行长提到了两个健康的趋势，分别是经济对消费依赖度增加和储蓄率有所下降，且这两个趋势相互关联。去年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消费，成为动辄触发逾10个部门协同发力的政策领域，因此对其依赖度提升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效果的水到渠成。 储蓄率适度下降，则可能有两种成因，其一，消费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其二，直接投融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对于两者，笔者均乐见其成。第一个原因意味着消费力提升，也折射出“六稳”“六保”成效明显；第二个原因则显示出资本市场强化枢纽功能，引导投融资更高效的对接。可以说，无论哪种成因，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增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据新华社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NHK）和共同社28日报道，安倍晋三由于担心宿病恶化而影响执政，基本决定辞去日本首相职务。受此消息影响，今日（8月28日）午后，日经225指数直线跳水，跌幅一度扩大至2%。美元兑日元短线下挫60个基点，刷新日低至106.11，随后略有反弹。在宣布计划辞职消息的同时，安倍晋三还表示，将从9月份开始允许外国居民重新入境日本，并将新冠疫情相关就业补贴延长至12月底。刚成为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据新华社日前报道，截至8月24日，安倍晋三自2012年再次就任首相以来连续在位时间长达2799天，打破了日本首相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纪录。不过，安倍近来频繁前往医院看病，引发人们对其健康问题的担忧。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成为首位战后出生、战后最年轻的首相。然而，2007年9月，安倍突然以身体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务。2012年12月，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安倍率领自民党赢得大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此后，安倍就连续执政至今。8月中旬，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安倍患有溃疡性结肠炎，这是一种慢性炎症，他的第一次首相任期仅持续一年（2006年至2007年）就结束，便与此有关。后来，一种药物的问世帮助他控制了健康状况，让他得以重返政坛。然而，在安倍此次进入医院之前，就已经出现有关其健康的猜测，因为安倍看上去很疲惫，而且在过去两个月中拒绝召开记者会。一家电视台甚至追踪了安倍花费多长时间从办公室入口走到电梯：东京放送(TBS)称，安倍现在需要走21秒，而4月份时他只要18秒。公共广播公司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一项跟踪民调显示，安倍的支持率为34%，47%的民众不支持他，这是自他2012年开始第二个首相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海外网，近期，“谁将成为安倍继任者”也成为热门话题。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6日当时回应称，“安倍的任期还有一年，现在讨论继任者还为时过早”。据日本《每日新闻》26日报道，日本政坛目前被认为可能成为安倍继任者的包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副首相麻生太郎和防卫相河野太郎等人，菅义伟本人也是热门人选之一。对于这一系列猜测，菅义伟26日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称，“我自己完全没有相关考虑，现在最主要的课题是如何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据《环球时报》，一位熟悉日本政治的学者表示，作为日本政坛近年来少有的长期执政首相，安倍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也留下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尚未对日本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比如日本的老龄少子化问题依然严峻、日本经济依然深陷通缩状态等。这可以说是安倍长期执政的不足或失败之处。如果最终仅是留下“日本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首相”之名，不论对安倍个人还是对日本而言，都将是巨大的遗憾。逃离疫情？日本首都圈人口净流出日本政府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严重的背景下，以东京都为中心的首都圈7月流出人口首次超过流入人口。共同社援引总务省的人口移动报告报道，7月东京都和周边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流入人口为29103人，流出人口为30562人，净流出1459人，是2013年7月以来流出人口首次超过流入人口。7月流入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16.1%，流出人口同比减少5.7%。仅东京都而言，7月净流出人口2522人。今年5月25日，安倍晋三曾宣布“日本模式”在抗击新冠病毒上取得了胜利。时隔七周之后，他解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紧急状态。在记者会上，他表示，在没有实施欧洲或美国采取的强制性封锁措施的情况下，日本避免了病例的爆炸性增长。“以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方式，我们在过去一个半月里基本控制住了这场流行病。”安倍表示。“这无疑彰显出日本模式的力量。”不过，7月中旬以来，日本新冠肺炎又经历一轮暴发，新增确诊数远超3月和4月。据NHK统计，截至27日20时（北京时间27日19时），东京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50例，累计确诊超2万例，达20096例。7月以来，东京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几乎一直保持在三位数，8月1日达到472例，为疫情发生以来最高。知事小池百合子7月中旬把疫情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数据还显示，日本当日已新增新冠确诊病例859例，连续6天低于1000例，累计确诊65763例；新增死亡病例11例，累计死亡1241例。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7日统计，日本确诊病例中已有52823人出院或结束隔离，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式检测人数约为139.7万，检测人数较前一日增加约2.1万。疫情下的日本经济何去何从？据中新网援引日本《东方新报》报道，8月25日，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公布了一项经济复苏目标，计划在2022年3月之前，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恢复到新冠疫情发生前的水平。据报道，西村表示，“找到新的商业模式，经济就能重回增长轨道”，他认为，为实现GDP恢复的目标，有必要加速发展数字化经济。不过，日本民间对该国经济前景的预判较为悲观，民间智库预估，日本的GDP在2023年3月之前，都无法恢复到2019年度的水平。8月17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第二季度GDP速报值显示，日本实际GDP比上一季度减少7.8%，按年率换算更是骤减27.8%，系二战后最大减幅。日本GDP增速为应对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大幅冲击，日本央行此前史无前例地加大了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4月27日，日本央行宣布将无限量购买日本国债，取消了此前以每年80万亿日元速度购债的宽松指引。另外，日本央行也将增加购买企业债券和商业票据的规模，取消了购买每种公司债券的上限。日本将从每个发行人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的最高限额分别上升至5000亿日元和3000亿日元，并积极购买ETF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据纵相新闻，近日，日本内阁府公布了最新至七月的景气动向指数。景气动向指数主要用于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经济运行情况以及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变化趋势。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份开始，日本的景气现状指数就已经开始出现下降，并且2、3、4月连续走低，甚至在4月份时跌下10，降至7.9。其中最为夸张的就是3月份的餐饮行业的景气指数仅为0.7，甚至不到1。由此可见新冠疫情对于日本经济状况打击有多么沉重。景气现状指数表景气预期指数表同时在景气预期指数中，2月份至6月份的预期指数都高于现状，从而能够看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超过人们的预期，并且从7月份的预期指数重新出现了下降，并且低于现状指数，说明由于疫情的长期化以及第二轮疫情的暴发，人们对于经济的预期出现了下降。新冠疫情的暴发，让安倍经济学光芒顿失。安倍经济学建立在“三支箭”的理念基础之上：政府增加支出、日本央行放松货币政策、以及一系列旨在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的结构性改革。从效果来看，反映价格变化和经济规模变化的名义增长率提高了，政府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几十年来首次企稳。但是，结构性改革仍困难重重。事实上，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折合年率便已萎缩6.3%。纵相新闻作者张建华、陈源认为，预期低迷其实比经济低迷更可怕，民众的预期下降，担心未来的经济低迷，从而不敢消费，减少需求。这将导致企业的产品积压，停工停产。同时，由于预期的低迷，投资者开始恐慌，容易引起大量撤资，企业的融资出现障碍，资金周转不灵，企业也自身难保。海外的投资者收回大量资金，伴随着本国的资金大量外流，币值出现压力，股市出现压力，而这再次引起民众的预期降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恢复以及后续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日本当前所遭遇的应当是比“泡沫危机”时期更严峻的情形，如何在这样的困境中找到一条复苏的道路，弥补不足，开拓创新，以及如何制定新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来摆脱这次的疫情危机，都是当前日本政府应该思考与探讨的。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央视新闻、新华社、中新网、环球时报、纵相新闻、英国金融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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