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不足万字，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但背后隐藏着的信息量依然巨大。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进行解读。 01 不提全年增速具体目标， 并不意味着悲观 政府报告实事求是地回应了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综合性问题，并冷静评估了当前经济面临的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由此采取充分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既着眼当前，又面向未来。总体上，这是一份令人信心增加的报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不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综合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对预期目标作出调整后达成的共识。它反映了中国对自身经济和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个客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形势是悲观的。恰恰相反，当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的节奏和力度，加上一揽子政策逐渐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正走上正轨。但任何一个经济体，从骤停到恢复常态都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设置目标，也表明了政府的认识是非常客观的。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正是从骤停到全面恢复。由于中国疫情控制的非常讯速，全国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中国GDP非但不会负增长，经济反而会将增长1.2%左右，到2021年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到9.2%。中国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如果能够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那么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我相信会远远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预期。 从经济发展趋势上是十分明显的，全年将呈现“前低后高”，随着二、三、四季度的来临，增速会节节提高。明年的增速也将恢复到7%-8%甚至如IMF预测的9.2%，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基数较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政策将发挥作用，经济将恢复到中高速发展的正常状态。 疫情造成方方面面的冲击，停工停产对于企业对于国家经济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有的无法挽回，有的需要我们逐渐消化，依靠有章法、有步骤的调整，恢复到常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02 2万亿！稳企业和保就业，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一整个部分谈“稳企业和保就业”相关的内容。不惜笔墨的原因，表达了我们沉着、真实地应对疫情造成危机的核心政策。“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更是直接地表达了政策的核心诉求。 无论是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是产业政策，以及在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的微观政策，最终都指向现阶段最主要的目的——稳企业和保就业，为经济回归正轨，留下青山，赢得未来。 这一核心政策背后有两大逻辑： 第一，企业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活动骤停，它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从企业内部看，企业若收入大幅下滑甚至为零，员工收入也必然大幅度下降；从外部看，处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们，一家的支出就是另一家的收入。如果不及时有力地应对，就容易引发“链式反应”，造成无数企业的关停和人员的失业。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企业在这次疫情冲击下，并非是企业自己经营不善，或是出现战略性方向的错误。这些企业是我们发展所需要的微观基础，必须帮助他们度过这一难关，才能留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青山”。 稳企业和保就业，听起来并不陌生，但是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以往的经济周期里，当危机发生，政策往往会采取结构性的调整政策，保的是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政策面向的是为我们的非农人口提供了70%-80%就业岗位的中微小企业，它们是真正的重点。 2万亿！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政策力度的极大普惠。非常时期，非常举措：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财政政策长期以来保持稳健，在各国表现中也属优秀。在罕见疫情冲击下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六保、六稳有着重要意义，并且我们的财政政策依然有腾挪空间。 而将2万亿元的支持转移给地方政府，深入市县，他们更接近中小微企业，能够把钱花到刀刃上，纾困解忧，留下青山，也能够保住4-5亿人的“饭碗”（非农就业总人数5.7亿乘以70%-80%）。就业稳定，收入可期，必然能带来消费上的活力，这是促使经济重回正轨的不二法则。 03 强有力的宏观政策， 必须与深化改革并行 我们应对这次危机，既要着眼于当下，又要立足长远。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我们固然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还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如何才能实现呢？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应对新技术、新需求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活力，保持高质量的强劲增长。因此，一定要处理好一揽子刺激政策和深化改革的关系。越是在经济越到短期困难的时候，越是破除利益藩篱，实现改革的良机。 今年强有力的宏观政策，与深化改革并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在财政方面，深化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政策架构调整，形成符合长远发展的财政框架。 第二，更好地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信息时代，无论是疫情之下还是恢复常态，都要建立起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形成更好的支持和服务机制。现阶段，将2万亿转移给地方政府惠及企业，政策意图明智，高瞻远瞩。但可以预期，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挑战和拖延，都需要我们有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落实。 第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中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稳定的力量，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次政府报告可以与几天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结合起来理解。前者尽管主要围绕今明两年的工作部署，但也是立足长期和未来的。而后者，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这些科学的部署和政策“红利”，一方面能帮助中国妥善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04 理性看待杂音和噪音， 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比如，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这些举措与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必须认识到，拥有什么样的全球化是各国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被动接受的结果。中国应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解决当前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管控好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乐意解决和积极应对这些问题。这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当前，面临疫情危机，短期内会出现一些情绪化的意见，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些短期的杂音和噪音，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开放。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我们提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文本中使用了“与国际接轨”等提法，非常关键。中国其实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当前再次重申中国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开放意见，更加积极地与现有国际机构的充分合作，实现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 未来，在全球化的进展中，任何因为短期的、短视的一己私利，因为短期疫情危机所发出的反对开放和全球化的种种噪音，都不应、不能干扰开放的主线。 05 社会事业这一课， 我们必须补上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高速度上，更表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发展上，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提及。 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次综合性的、全面的危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损失，也能督促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报告提出，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政府将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推进和完善与人民健康事业相关的体制机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既要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要增进人民的福祉，让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 这也是我们这次政府报告非常特别的地方：经历此次疫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这是应对疫情不可或缺的功课，也是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结三点： 1，无需悲观。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不用悲观，也没有必要悲观。世界的发展，遇到各类意想不到的罕见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都还在。在冲击面前，宏观政策共识已经体现，接下来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落实。用改革和发展促落实，困难会得到克服。 2，随着科技的发展，整个世界的繁荣仍将持续，甚至更多国家会逐渐加入到中高速增长的国家行列中，这是世界大势。但是，在逐渐的经济繁荣面前，我们要看到全球面临的风险，比如类似的疫情危机、全球变暖等各类问题。中国当然也面临这些问题，比如我们要实现的高质量增长，我们做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将在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3，疫情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冲击，将造成长期影响，包括对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身处技术变革的大时代，要看到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损失，也要看到在这些改变中隐藏的机遇，去发掘更多充满希望的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篇幅大幅压缩，更为精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不设GDP增速目标。 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目标，今年更重视“稳就业保民生”，并提出“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与去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352万相比，今年的就业目标调低了不少。这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倒闭，失业人群增加。从今年一季度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疫情对就业造成较大压力，今年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就达到了5.9%。而今年设定的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 “报告对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变化和接下来面临的困难有清醒认识，对接下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设定了分门别类的目标。报告分别提及了克服短期困难的短期宏观政策措施，激发中长期发展潜力的改革措施以及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其他政策措施，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说。 毫无疑问，今年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经济增长压力也是史无前例的，而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在疫情打击下面临着生存考验，失业人群增加……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是影响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难题。没有具体增长目标后，财政货币等政策如何支持经济增长？如何“稳就业保民生稳企业”？ 不设GDP增速目标，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专家估算实际增速区间2%-4%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目标。对此，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解释—— 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今年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明显影响已经明显显现，一季度GDP出现1992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为-6.8%。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为6%。如果假设潜在经济增速保持在这个水平，粗略估算，2020全年的GDP名义增速大概是3.2%。 但问题在于不确定性。在今天召开的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情况吹风会上，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指出，现在无法准确判断全年增速大致区间，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新冠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疫情是决定全球经济活动的最大因素，这个问题无法判断，也就无法判断围绕疫情的管控措施。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季度，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很多分析认为，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衰退程度不亚于大萧条时期。如果提出一个具体目标，可能和实际执行情况有很大出入，反倒在工作中影响很多工作着力点。 在“两会”前，不少学界人士也对GDP设在什么目标有过一番争论。在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看来，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具体目标，“在预期范围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GDP增速目标很难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风险有充分的覆盖，也很难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质量和结构进行充分体现。简单的GDP目标设定很容易使中国陷入唯GDP中，而忽略了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核心风险。” 今年不设增长目标，而是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但“不提目标不意味着不重视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任由经济增速下滑。”孙国君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从当前来说，有两个方面，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而稳就业和脱贫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 那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概是多少呢？根据刘元春测算，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若要达成这个目标，全年GDP增速不应低于4%。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推算，2020年GDP实际增速的底线是2%，若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冲（例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2020年经济实际增速区间为【2%，4%】，相应中枢为3%，如果政策对冲的效果好，3.5%、4%甚至更高的水平也是有望实现。 赤字率最低3.6%，发行特别国债1万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的赤字率突破了3%的约束，往年最高为3%，今年的赤字率安排是“3.6%以上”，“以上”二字，意味着实际赤字率只高不低。同时，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此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今年比较特殊的还有“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目的就是将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用这种特殊举措，最大程度上保证抗疫资金能够真正达到受影响的企业、居民手中。 关于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今年2月底，张斌就在2019年第四季度CF40宏观政策报告《对症下药应对疫情冲击下半场》中提出相关建议。（张斌：疫情下半场的政策应对）该报告指出，需要根据疫情冲击的特征设计应对政策。 报告建议，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这是防止广义信贷塌方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次生伤害的关键保障。发行特别国债可增加全社会的广义信贷，弥补疫情阶段的商业贷款下降，有助于保持广义信贷增长的基本稳定。凭借政府信用发行低成本、长周期的特别国债是为收支缺口融资的最佳方式。需要汲取过去经济刺激方案的教训，政府收支缺口不能让地方政府从商业金融机构融资，这样做其实是放弃了利用政府信用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不仅融资成本更高，而且可能给金融机构留下大量不良资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收支缺口不能让企业买单，这样做没有起到帮助居民和企业部门渡过难关的政策初衷。粗略估算，大致需要1-1.5万亿特别国债规模填补各项优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资金。 这1万亿特别国债通过什么方式发行？财政预算报告披露了相关细节。具体来说，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发行期限以10年期为主，与中央国债统筹发行。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而抗疫特别国债的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本金由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地方财政偿还7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张斌在上述报告中还指出，从政策工具角度看，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从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此次财政政策被寄予厚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除了上述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外，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券新增1.6万亿，加在一起3.6万亿。这样的扩张规模和力度是否足以支撑起刺激经济增长的需求？ 在张斌看来，与疫情期间的发达国家相比，这是个相对保守的财政扩张计划。他指出，今年前四个月，公共财政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万亿，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0.2万亿，接下来，政府收入下降也未必能止住。新增的债务多数用于抵补政府收入损失，能带动的新增政府支出有限，或不足以带动经济走向正常区间。 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推动利率下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事实上的政府债务融资支出扩张较为有限。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会与之配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并且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对于货币政策，刘元春认为，有两个重点需要关注。 第一，保持流动性充裕是重要前提，今年报告数量型目标更加明确。“要引导M2和社融增速明显高于2019年”，预计可能在两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 第二，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切实推动利率下行。此前，在降准降息方面已有诸多相应举措，但在市场利率的引领下，企业资金成本的下降幅度并不大。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0%，与中央政策并不完全吻合，这说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金融成本反而有所提升。因此，下半年货币政策工具如何拿捏、怎样创新值得高度关注。 张斌认为，考虑到接下来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较大，政府发债支持的财政扩张相对保守，实现稳企业和900万新增就业要更多依靠信贷扩张，货币宽松难以避免。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私人部门投资和信贷意愿较低，信贷扩张最终还是少不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信贷扩张。 房地产调控思路未变 改造老旧小区3.9万个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房地产调控思路并没有放松，仍强调“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最终的目标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强调了“因城施策”。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此次重提“因城施策”，其含义在于希望各地基于楼市实际情况来决定具体实施政策，为各地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但是从近期各地房地产市场相继轮动来看，地方政府仍按捺不住想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冲动。但是在中央总体调控思路不变的要求下，各地也陆续出现了“政策一日游”现象。由此看出，中央对于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和决心不变。后续的货币宽松，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带来一定的压力，但预期市场仍会相对稳定。 对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刘元春认为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区域分化严重。第二，结构性问题严重，存量和增量有突出矛盾。 对于每年“两会”必提的房地产税问题，刘元春指出，对增量是好工具，但会对存量带来很多争议。他分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房地产税立法，主要因为报告是年度引导，不会对体制机制性问题进行过多琢磨，重在解决当期问题，而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的矛盾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另一方面，最近的一些中央文件都有对房地长问题有着一以贯之的战略部署。近期一些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土地价格出现上扬，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这不意味着整体房地产政策会有重大调整。 虽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房地产政策上的着墨并不多，但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提出了具体数量目标。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此次报告明确提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今年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是2000年底前建成的住宅区。此外，改造资金由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给予倾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改造运营。 这不仅是首次针对老旧小区提出明确的数量化目标，同时，也站在民生角度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生活舒适度。此外，基于稳投资的考虑，可以预计，老旧小区改造接下来很可能会成为地方政府引导投资的重要着力点。 稳企业，重点救助小微企业 疫情下，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就是中小微企业。对于小微企业的救助和纾困措施，此前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地方力度都有所加大。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其中一些措施包括：减税降费，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延缓缴纳所得税等。报告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在对企业的金融支持方面，主要措施包括：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近期，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召开金融科技线上研讨会，聚焦“疫情冲击下的小微企业数字化融资”。与会专家认为，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为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融资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持手段。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分析下，互联网银行可以很好地识别哪些小微企业需要贷款，而利用实时数据和对企业家行为特征分析后再进行评判放贷，风险和违约率往往也更低。 毫无疑问，在这场疫情导致的企业生存危机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涉及到的就业人群最多。 张斌认为，（对小微企业）最主要的帮助方式应该是通过开放市场、扩大总需求、减税降费等多管齐下帮助他们扩大收入，而不是大幅放松信贷条件。需要关注一些小微企业一方面利用优惠贷款利率获取资金，另一方面把资金用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的套利行为。 此前，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多次撰文指出，政府应当设法帮助企业度过危机，尤其是服务业当中的中小型企业。在避免造成不必要道德风险的同时，政府应减税减费，并慷慨补偿受到重创的企业。政府还应考虑设立流行病保险基金，让整个社会承担病毒造成的企业损失。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 读 疫情冲击之下，新经济在中国究竟会如何演化？本篇作为手册的开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作用如何？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 摘 要 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体量上，广义新经济当前占国内GDP20%-25%左右，而狭义新经济，即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占比约7%。 新经济不同成分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 新制造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拉动作用显著，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感应上，新制造却表现钝化，资源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占据首位，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空间。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元器件需求感应度在众多行业中排名提升异常显著，某种程度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对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的反应来看，新经济服务表现突出，三大需求的提升对新经济服务增长的拉动作用均较大，但新制造对出口需求的响应最为显著，因此需警惕后续外需冲击对新制造的影响。 新制造对于生产端的贡献大于投资端。参考近年情况，新制造每提升1%增速，大约可以提升工业生产1-2个点，提升固定资产投资0.5个点左右。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拉动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个点左右。 新经济动能如何捕捉？ 我们尝试采用两个视角来补充官方统计信息，一是构建的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的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的传导。我们发现疫情冲击之中，新经济成分较工业生产回落幅度较小，韧性较高且中长期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后疫情时期，需要寻找的是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项，以及新基建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发力点，经济增长的反弹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后续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撑力度仍会不断加强，虽然体量角度，传统成分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关键，托底作用显著，但未来边际改善将更多源于新经济。疫情冲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提升了新经济迈向崭新阶段的动力，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稳定、政策发力、改革提速，新经济势必会揭开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正 文 近年来“新经济”一词稳居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诉求。“新经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新消费”、“新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实际上，关于高新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探讨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陷入下行趋势之中，人口、外贸、城镇化等一系列传统的数量红利趋弱，人们开始期待人才、制度改革、技术升级等质量红利的爆发，而新经济便是质量红利的有效载体。 存量经济时代，又叠加疫情冲击，新经济能否托起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本篇报告作为《新经济手册》第一篇，我们力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观察与捕捉新经济发展趋势？ 一、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提出，用于描述美国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的黄金阶段，“更快、更好、更便宜”构成了代言新经济的关键词，同期与“新经济”齐名的还有“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从关联词上我们可以看出，最纯粹的新经济是指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新经济既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伴随技术革新，“新”的成分在不断演化，90年代的新技术可能已经是成为前普遍应用的常规技术。另一方面，新经济成分的判定，也需要依据各个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做出相应修正，新经济的内涵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需求角度出发，试图对中国的新经济做一个全面界定。我们认为广义的新经济成分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同时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 而狭义的新经济则对应由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主要对应第二产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以及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图1）。本篇报告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新经济范畴。 从需求端来看，三个划分维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新基建、新消费实质上均与新制造存在着关联： （1）新制造在相关定义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都有所涉及。其中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2017）、高技术服务业（2018）均有明确的细分行业名目更新，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国常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依据中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在当前阶段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从工业增加值角度和固定资产完成额角度，加总了上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投资额，我们发现新制造比重占整体工业增加值比例在20%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2%。 （2）新基建方面，目前中央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媒体的表态，广义新基建包含七大子领域，我们从互联网科技和交运与能源基础设施两个角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互联网科技与通讯技术领域涉及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涉及城规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领域。近期，发改委对新基建的核心范围进行了再明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我们对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政策也进行了汇总（图2）。通过对PPP项目的梳理，我们发现广义新基建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参见报告“新版‘4万亿’？新基建？29省市两会的线索”，20200305）。 （3）新消费方面，我们主要强调新业态与新产品的结合，其中餐饮、交通、教育、消费电子、休闲娱乐等子行业均涉及新消费内容。若我们简单以线上实物和非实物的零售额占社零比例来看，新消费大约占比25%，若考虑线下以及政府和机关团体消费，则新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更大。 因此，从需求法角度大致估算广义新经济占比，我们考虑了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 （注1：出口端由于拆分高技术产品的新经济附加值难度较高，我们仅从消费与投资角度考虑。若包含出口因素，新经济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公式中投资端的转化系数依据资本形成率进行转化，转化蕴含的强假设是新经济行业投资的资本转化率与其他行业一致。此外新基建我们仅依靠PPP项目库的大致比重进行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部分的转化系数由社零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构成。） 对于狭义新经济的比重，我们从生产法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评估： 综合内需端的消费、投资，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的比例大约占GDP 20%-25%左右，狭义新经济大约占比在7%左右。由于新基建规模我们做了较强的假设，因此广义新经济的占比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7%左右，只是比我们测算的规模略大些。 二、从投入产出表看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经济 在广义新经济定义下，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济结构变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试图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广义新经济进行一个观察。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的问题——宏观统计分类与行业分类的衔接，我们根据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申万行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进行了一一对应（见附录1），最终将三者的行业划分进行了衔接，为分析建立了基础。 2.1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到了3个基本概念来观察经济结构变化： （1）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产值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最终产出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量，包括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我们以汽车生产电力消耗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图3）。汽车生产对于橡胶、钢铁、电子产品以及电力需要直接投入，但生产橡胶、钢铁、电子产品等也同样需要对电力的消耗，这就构成了一次间接消耗，在生产钢铁前铁矿石的采选同样也需要电力，这又构成了电力的二次间接消耗，因此汽车生产对电力的完全消耗，除了包含生产的直接消耗，也包含多次的间接消耗。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耗包含对自身的需求，例如电力生产也需要消耗电力（例如煤炭开采）。 （2）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行业影响力代表该行业单位产出对其他行业的需求波及程度，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拉动的大小。影响力越大表示该行业对各行业生产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明显，影响力系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平均影响力。感应度代表各行业都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时，该行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辅助，敏感度越大表示该行业对经济的供给推动作用越强，敏感度系数越大代表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越大。 （3）生产诱发额与生产诱发系数：生产诱发额代表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对各行业的产出诱发，即为了满足某项最终需求而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对各行业所需的总产出，生产诱发系数是相应的诱发额与最终需求额的比值，系数越大，表示该类最终需求对该行业生产影响越显著。 2.2新经济在投入产出表中的表现 我们根据2019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业进行再分类，最终形成农林牧渔、采选业、食品饮料与烟草、传统制造（纺服、轻工等）、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煤炭、钢铁、原油、化工等）、装备制造、公用事业、建筑业、传统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环保、公共服务、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业十六个大类行业。 从产值角度来看，2017年较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上升明显，特别是新经济服务业。整体趋势来看，2017年较2012年产值比重上升最快的大类行业是新经济服务业、建筑业、公共服务行业。新经济制造与新经济服务总产值的占比达到14%，由于分类中我们将通用、专用、交运设备等统一分类为装备制造，因此若考虑装备制造业中分项，产值比例将更大。 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大类行业中新经济制造行业对于经济影响力最高，此外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与建筑业也相对靠前，体现出新制造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处于重要位置。感应度角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影响力方面，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对于经济拉动作用远超全行业平均水平。感应度方面，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原材料、公用事业以及部分批发零售服务外，电子元器件排名相对靠前，体现出电子元器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2.3在支柱产业中新经济服务业上升快于制造业 中国支柱产业有何变化？我们认为支柱产业对于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占比高，构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并且对一国税收收入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行业排名，将三个指标排名简单平均得到支柱产业。大类行业上，当前构成中国支柱产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传统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新经济服务业（图7）。从名次变化来看，2017年与2012年相比，上升最为显著的是新经济服务业，同时金融业也表现突出，传统制造业与采选业回落较多。从细分行业上，我们看到电子元器件与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自2002年以来，首次跻身前列（见附录3）。 2.4从产业链视角看新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对于几大产业链条的投入关系，我们以部分行业为例发现： （1）对于新经济成分需求提升较多的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链条和汽车链条，建筑业对于新经济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需求也明显增多。制造业部分行业开始体现出服务化的倾向，上游服务业的投入在增多。 （2）作为上游行业，电子元器件是新经济成分渗透到装备制造、汽车等制造业中较快的子行业。 具体来看： 建筑链条：我们选取了地产和基建相关的房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两个子链条。房屋建筑方面，上游行业基本稳定，可以看出除金属制品外，其他类别的上游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背后是货币金融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的贡献出现提升。土木工程建筑体现的更为显著，除了上游行业出现显著变化外（2012年上游中砖瓦石材、水泥石灰和石膏占据重要位置，2017年已经位于前五之外），专业技术服务在基建工程中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认为建筑链条的产出投入变化反映出测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等技术在基建领域投入的显著提升，以及货币金融资源重要性提高，与此同时，钢压延产品等投入占比出现下降。 汽车链条：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链条变化并不显著，上游投入变化主要集中在汽车整车，其中2017年电池成为上游投入行业，2012年上游的橡胶制品与金属制品已经排名靠后。此外，我们发现，汽车链条对电子元器件以及金属制品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游行业中忽略了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的投入，上述服务业的投入在2017年的汽车链条中地位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传统制造链条：我们选取纺织服装服饰和家具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传统制造链条在上游投入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投入比例，2017年与2012年相比的变化均基本可以忽略。但我们发现批发零售服务的投入，在纺织服装领域出现了下降，而在家具链条中却出现了提升，表明传统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比例出现了显著分化。 装备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以及电机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装备制造中电机和轨道交通设备相关子行业上游投入比较稳定，但2017年铁路运输与轨道交通设备的上游行业对钢压延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电子元器件行业投入，这一点与汽车零部件子链条有相似之处。同时，电机方面电子元器件的需求也出现了进一步提升。 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钢压延产品和基础化学原料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钢压延产品的上游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取代了钢、铁及其铸件等行业成为上游。同时钢压延产品对煤炭，以及电力、热力的需求也出现进一步提升。基础化学材料方面，上游行业以及投入比例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电力、热力生产的投入占据重要地位。 三、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需求响应 3.1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以及对生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之中，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拉动作用如何？ 我们依据行业增速与权重测算了新经济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占比与贡献情况。我们发现，新经济在生产端的贡献度要高于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大约在5%-16%波动，若以中枢10%来评估投资端贡献，则新经济制造每提升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0.1个点左右。生产端，对应新经济成分每提升1%拉动生产提升0.2个点左右。 此外，新经济成分在生产端的弹性也更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季度内变动可以达到5个点以上，信息行业GDP增速年内变动可以达到10个点以上，远高于一般行业波动。因此若参考近年情况，新经济制造大约可以提升工业增加值1-2个点，转化到GDP大约0.3-0.6个点。投资端，新经济制造与服务的投资增速季度内变动最大幅度基本在5个点左右，提升投资0.5个点，转化到GDP大约是0.25个点，因此总体而言，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提升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0.9个点。 3.2新经济如何响应三大需求的变动 我们基于生产诱发额，再度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角度来观察新经济成分的地位。生产诱发额代表了最终需求对一个行业生产的诱发额，我们区分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三个角度： （1）从2017年和2012年变化来看，新经济服务行业对三大需求的反应都是比较敏感的，即三大需求对新经济服务的生产诱发比较突出。从绝对额的排名来看，2017年，三大需求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的生产诱发额都名列前茅。 （2）新制造对于出口的反应最为敏感，即出口端生产诱发额最大，出口增加1%意味着新经济制造的生产提升0.52%。居民消费、投资增加1%分别对应新经济制造0.3%和0.14%的提升。因此后续外需冲击对于新制造的影响需要重视。 （3）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建筑业和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居民消费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食品饮料、烟草与农林牧渔。因此，投资端对于新经济领域的需求拉动有限。但我们认为，新基建在年内的发力将有效弥补这一需求响应的缺失。 综合宏观经济地位和生产诱发系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3个结论： （1）除了后疫情时期逆周期政策带来新基建的提升外，短期宏观环境将更加利好新经济服务。无论是消费反弹，还是投资提升，二者对于新经济服务的生产拉动都较高； （2）虽然在后疫情时期，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出口端的下行压力对于新制造领域仍然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内需的修复虽然可以对负面影响进行部分对冲，但总体拖累大概率仍然存在。 （3）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体量上来看，传统成分仍然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压舱石”，托底作用也很显著，但是从生产和投资变动中，我们看到近年来传统成分日渐式微。因此，在传统行业乏力，或力图再度改善边际表现的过程中新经济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无可替代。 四、如何观察新经济及其内部的传导 官方统计数据中已经存在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描述的信息，但由于覆盖领域少，代表性有限，因此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给出补充：一是我们前期编制的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逻辑，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观察。 官方统计数据方面，我们从几个粗略的指标大致能体会到新经济当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动能表现。生产方面，高技术产业增速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19年增速基本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点以上，在GDP（不变价）增速对比方面，信息技术GDP增速近年波动远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指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体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8%，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3%，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是高技术制造还是高技术服务增速都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即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服务业企业营收水平。粗略观察下，新经济成分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高波动性与高增长性两个特征。 对于新经济动能捕捉的补充，在前期报告中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结合高技术行业相关的产量、投资、进口和PPI数据构建了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参见报告“构建国泰君安经济指数：领先和同步指数”，20191025），指标选取视角基于上市公司营收的关联度，反应的是新经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通过指数看到，新经济在疫情中的回落幅度弱于工业增加值波动，从侧面表现了疫情阶段新经济成分的韧性较强。 实体经济角度的产业链传导方面，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分别考察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细分行业的“上游”链条。其中新制造核心上游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和铸件等行业，新经济服务上游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商务服务、通信设备等行业。在新经济制造内部，电子元器件构成了核心上游，新经济服务业则是计算机行业。 产业链轮动与传导方面，我们将生产和投资两个维度的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方面用以提前捕捉新经济动能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验证新经济指数运行。综合全部行业2012年以来前后12期以上的相关系数，我们选取了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些行业作为轮动判断。生产方面，我们发现多数新经济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存在同步性，即生产角度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投资角度，新经济制造领域存在一些行业传导上的领先滞后关系，我们对其中三个链条进行了汇总。 我们从简要的传导链条上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金融业对于仪器仪表制造业，进而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先部分轻工制造行业，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出口端的联动造成，因此后续出口端冲击后的修复，行业顺序大概率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新经济服务行业中，我们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滞后印刷业15期左右，滞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3期左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勘查业滞后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期左右。 基于对新经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为短期内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但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新经济对于降成本、降能耗、创造新财富（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长远的意义。虽然新经济带来部分传统行业短期就业的流失，但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结合新业态所做出的贡献。 当前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内需修复正当时，海外疫情整体仍处于高平台期，第三波海外疫情冲击也将到来，外需冲击仍需警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认为： 一是要寻找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消费以及新基建逆周期政策发力点。后续经济增长的修复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 二是疫情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经济中的适用，将加快居民生活数字化信息化步伐，新经济服务所覆盖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同步面临生产经营的改进。因此，新经济服务领域利好相对集中，增长趋势已经被疫情影响所夯实； 三是后续对于新经济成分的政策支撑力度会持续加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新经济份额提升的趋势不会停歇。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将对新经济服务提出更高的诉求。 疫情的冲击虽然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将触碰了新经济步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按钮，我们认为，新经济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通道之中！ 附录 附录1：行业分类对应表 附录2：细分行业影响力与感应度 附录3 ：细分行业支柱产业排名电子元器件在2017年上升显著 附录4：各类生产诱发系数 (本文作者介绍：国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全球经济学家)
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国全国两会在特殊时期召开，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各国专家学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通过两会进一步把握中国发展脉搏，了解中国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信中国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将为世界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体现了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全国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两会的举行，体现了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哈立德表示，中国采取严格防控举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中国抗疫成就极大增强了世界人民战胜疫情的信心，也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信心。 俄罗斯阿尔希波夫基金会主席阿尔希波夫认为，中国全国两会将讨论部署中国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预算、立法等议题。“中国正以满怀信心的姿态，拥抱未来各领域发展的新机遇”。 “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格外引人注目。全球抗疫和世界经济急需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法国尼斯欧洲研究所学者乔治·佐戈普鲁斯认为，全国两会的召开表明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这些将更加坚定各国战胜疫情的信心，进一步推动国际抗疫合作。 老挝老中友协秘书长西昆·本伟莱认为，全国两会向世界表明，中国有信心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将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激发民众积极性和创造力，奋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释放利好消息，提振世界经济发展信心”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同比增长11.8%。截至4月中旬，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达99%，民营企业复工率超过90%，中小企业复工率超过80%。中国复工复产提速扩面，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恢复稳定提供了强大动力。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皮埃尔·皮卡尔一直对中国发展颇为关注：“全国两会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了解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当前全球疫情形势十分复杂严峻，疫情仍在全世界蔓延，中国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如何发挥全球经济重要引擎作用等，都是我关心的话题。” “全国两会的召开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指明方向，对世界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墨西哥普埃布拉功勋自治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拉克尔·莱昂·德拉罗萨认为，中国有效控制疫情，经济社会发展正逐步回归正轨，作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不会减弱。 佐戈普鲁斯认为，欧洲疫情形势日益好转，复工复产复学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一些国家的重要任务。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在应对疫情挑战、有序复工复产方面积累了很多有益做法，“我希望这些宝贵经验得到进一步总结，并分享给国际社会以资借鉴”。在他看来，各国采取许多管控措施以防控疫情，要重启经济就必须重新开放、加强合作，“在这种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价值更加凸显，加强互联互通有望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中研究中心负责人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当前疫情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鼓励进口更多国外优质产品，为更多外国公司提供巨大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将给包括巴西在内的很多国家经济复苏带来希望。” 哈立德对中国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充满期待，他说：“很多机构预测，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中国全国两会的决策指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进而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经济在遭遇疫情冲击后实现复苏的重要因素。在此关键时刻，国际社会期待中国释放利好消息，提振世界经济发展信心。”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实现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的重要法宝” 国际人士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科学部署下，中国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努力守住全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为把握主动权夯实基础，成为世界上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的国家之一。 “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中国能够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和全国疫情防控的战略成果，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大西广认为，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 阿尔希波夫认为，中国为战胜疫情集中各种资源，有效实施检测、诊断、隔离等措施，“全国上下一盘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在此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中国的表现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语言学院院长拉杰布认为，中国制度具有显著优势，保障中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实现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的重要法宝。”皮卡尔表示，“中国全国两会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委员齐聚一堂，为国家发展谋大计，为民众谋福祉。我相信，这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 记者 邹松、黄培昭、任彦、屈佩、张远南、刘玲玲、丁雪真、刘军国、孙广勇、刘旭霞）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薛源
如何巩固前期疫情防控成果、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如何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之时，恢复经济增长、巩固中国制造、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热点。 《证券日报》记者从联想集团(港股00992)了解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今年将围绕建设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推动信息产品消费、大力发展“5G+工业互联网”、推动新基建和智慧经济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热点领域，结合自身的产业实践，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交6项建议。 在杨元庆看来，这次疫情是“危”也是“机”，加快了工厂、车间智能化改造的步伐，增加了生产过程的远程管控，生产设备的远程诊断和维护需求，使生产少人化、自动化、柔性化趋势明显，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更加迫切。 他表示，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稳住经济基本盘需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在供给侧，应该大力发展以“新基建”为基础的智慧经济，稳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以实现中国制造的“产业跃迁”。在需求侧，应当继续大力促进信息产品消费，拉动内需，以实现国内消费升级。 因此，杨元庆提出，要从加大新基建力度、加强市场政策引导、加快构建应用生态和加速培育复合型人才等四个方面，提升“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能力，从而推动制造业持续创新发展。他还建议，要通过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有效利用，推动智慧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层次最丰富的消费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消费不断升级，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内需市场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强力的引擎。推动消费升级，PC等智能设备产品是“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具有双重推动作用。 “第四次产业革命不断深化，在引领本次产业革命的物联网（端）、边缘计算（边）、云计算（云）、5G（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等智能科技领域，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基本处于相同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还具有比较优势。这就为中国制造业补齐短板、突破创新、打响自有品牌提供了新的起跳板。一旦这个全新的端-边-云-网-智的技术架构与中国体量庞大的制造业相结合，新的智能制造产业将释放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效率红利。”杨元庆表示，因此，中国应当通过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为驱动的智慧经济，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跃迁”，重新“卡位”全球价值链，在后疫情时代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的深度融合还十分不足，尤其在家庭、社区和医院三个重要端口，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杨元庆建议，应该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加快建设覆盖“家庭+社区+医院+科研机构”的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全面提升我国的医疗健康水平。 具体来看，杨元庆认为，要加强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入快建设“数字家庭医生”平台，构建居家医疗物联网（IoMT）解决方案；加快建立社区医疗智慧网格平台，推进分级诊疗和应急医疗管理部署；深入推进“新一代互联网医院”的组织建设，提升规范，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支撑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建立“国家医疗大健康超算平台”，助力中国医学大脑成长。
5月19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港股00992)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拟围绕建设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推动信息产品消费、大力发展“5G+工业互联网”、推动新基建和智慧经济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热点领域提交六份建议。 杨元庆建议，加快建设覆盖家庭、社区、医院、科研机构的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医疗健康水平。稳住经济基本盘，既是保障民生、恢复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要求，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产业跃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杨元庆认为，稳住经济基本盘需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在供给侧，应该大力发展以“新基建”为基础的智慧经济，稳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以实现中国制造的“产业跃迁”。在需求侧，应当继续大力促进信息产品消费，拉动内需，以实现国内消费升级。 杨元庆认为，要从加大新基建力度、加强市场政策引导、加快构建应用生态和加速培育复合型人才四个方面，提升“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能力，推动制造业持续创新发展。通过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有效利用，推动智慧经济快速发展。 杨元庆表示，个人电脑绝不仅是消费品，也是生产力工具。在抗击疫情中，无论是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办公还是在线零售，都离不开PC、智能手机等“居家生产力”设备产品。促进信息产品消费，加大PC等智能设备的渗透率，对于实现消费升级、促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智慧经济、扩大出口、提升教育水平、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杨元庆认为，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有着基础性和持久性的作用。着眼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必须继续加强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强化教育信息化的大规模供给能力，提升教育信息化智能水平，进一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文/连平（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邓志超（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资深研究员） 近日来，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持中国财政赤字应该货币化的观点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频发，各国执行货币大宽松的环境下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这样的状态已经超越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解释范畴，应该用现代货币理论（MMT）来指导货币政策实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各国财政异常困难，应该考虑非常时期的非常应对；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本不富裕的财政在抗疫的同时，还要支持“六保”任务，这使得中国有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此，我们持不同观点。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较强、财政政策可拓展资源较多、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仍有良好的空间等方面来看，当前中国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危害，从长期看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十分慎重。 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含义需要厘清 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间不能划上等号。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满足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有条件地配合财政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投放货币流动性，帮助财政融资；再如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中，有些以国债为抵押品，通过调节这些货币工具的使用规模，可以间接调控金融市场对国债需求；央行压低市场利率，降低财政融资的成本，等等。而财政赤字货币化，特指的是中央银行在上述业务开展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为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或者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或者以零利率发行永续国债，等等。这可以看做是广义层面上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几乎是无底线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极端的。两者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常规政策，其围绕的核心点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前提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财政赤字货币化常常出现在危机应对之中，其直接目标是不受限制地提供财政融资，其实质是财政政策无偿占用货币政策资源，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本丧失，对经济体具有系统性的危害。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为法律所禁止。 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别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还在于不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中央银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降准并指导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以及各种以国债抵押为载体的工具都是对财政融资的支持。这些货币政策操作是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市场机构共同完成的，目的是对财政融资形成必要的市场约束。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走向极端的话，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同属于政府部门，一个发债一个直接印钞买债，财政和货币当局“左手倒右手”，既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也脱离了市场定价。 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趋势性和“无成本”两个特点。从前文的分析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拿钱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国债在一级市场融资，也可能是直接透支，并且是零利率。从字面上理解，“化”字代表的是一种长期趋势。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趋势性的财政向央行直接拿钱行为才可以被认定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趋势性的变化会持续产生影响经济且形成新的规则，而偶然因为巨大外部冲击而需要采取的措施，其影响可能是一次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常规支持，如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不能与财政赤字货币化划上等号。人类历史上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间并不长，之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都以悲剧告终，在沉重教训和实践经验下有关国家痛定思痛，才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为政府融资。另一方面，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趋势形成，财政融资就基本上是“无成本”的。这是因为既然政府可以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没有偿还的约束，那还有什么必要付息呢？因此，往往通过“借新还旧”、有期限债务转化成永续债、让中央银行核销等方式逃避债务偿还，最终实现“无成本”。然而，这看似无成本的操作，实际上却是以通胀或资产价格猛涨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来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行为买单。 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通常需要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针对于不同时期，政府采用的政策手段是不同的。理论上，在没有发生外生冲击的情况下，经济体内生的周期性变化应该以常规政策手段进行调节，其主导思想是“削峰填谷”的逆周期思维。经济上升期，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期，加大财政支出和投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体遭受较大的外部冲击，常规的逆周期政策已经不管用、经济体无法自行恢复或者自行恢复时期过于漫长时，政府就有可能突破常规政策规则、采取大力度的较为极端的手段，进行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但是，危机应对往往容易产生扰乱原有市场规则、经济恢复后难以退出、政府行为失范和失控的道德风险等负作用。所以，各国政府在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会轻易启动危机应对。 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始终未能解决精英阶层占据绝大部分资源进而使得收入分配越发不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再加码、政客为当选许诺过高福利而导致财政赤字一再高企等问题，使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长期运行在一个日渐削弱的财政基础上，以至于当危机再度来临时，欧美国家可以采用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都较为有限。加之一次次的危机冲击，一步步地压缩了这些国家本已不多的政策空间，同时也耗尽了本就不富裕的财政资源。这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便在面对正常的经济下行周期而非危机冲击时，财政政策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常常需要动用危机应对手段来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事实上也是被逼无奈，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考虑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见，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体内固有的矛盾和一次次的危机冲击，导致其危机应对行为常态化，才使其走上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条“不归之路”。 二、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尚不成熟 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放任了危机持续发酵，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严重挑战。凯恩斯以当时的宏观背景为鉴写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石，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思想。上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良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一步稳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影响和地位。七十年代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和本次新冠疫情等多次危机冲击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现，财政赤字越陷越深。理论上，危机消耗财政资源，财政资源不足由赤字来补，赤字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好转后再弥补过去的赤字。但经济增长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同时危机频发，从上一次危机中走出来的经济可能刚刚好转，还未来得及弥补上次的赤字，就形成了“旧债还未还完又欠新债”，最后只能“借更大的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体一再无奈地拖着越来越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前行。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可能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将达到GDP的15%，抑或更高。 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急需为其行为找到理论的支撑，于是现代货币理论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现代货币理论重点讨论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该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货币承担记账的职能，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在主权货币制度不破产的情况下，可将国债发行与货币政策有条件地打通。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应该执行“功能财政”，实现经济体的充分就业。这就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危机时期，政府需要权衡的是到底道德风险重要还是经济稳定重要？而在大多数场合，政府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后者。同时，上世纪金本位制度的彻底瓦解也为政府“无限度印钞”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纸币本位下货币政策改以通货膨胀为锚，极大地便利了货币的扩张。而巧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危机中，通货膨胀都较为稳定，已有证据表明大量流动性进入资产领域。 “功能财政+通胀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推崇现代货币理论。当前，全球范围的各国央行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危机，然而对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危机可能是常态化的，这就使得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已经走在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上。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始终没有解决“量化退出”问题。理论上退出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高通胀，但这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二是通过推高资产价格，而这又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市场大幅震荡，可能重演次贷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流的经济学家大都不赞成现代货币理论。总体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熟。 三、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 面对罕见的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国际经济挑战，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但却不能轻易盲目跟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目前日渐明朗的是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较大。政策制定有其前提条件，而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危机迫不得已时刻才可以动用极端的政策手段进行“抢救”。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GDP增速为-6.8%，为改革开放以来单季最低。市场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的预期也由最初的与非典时期相比较，调整为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足以说明疫情造成损失的严重性。然而，从3月和4月的各项经济数据强劲复苏的情况来看，经济韧性已经开始显现，走出疫情影响的确定性逐步增加。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些表述都未提及要采用非常规手段应对，表明即使疫情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依然在常规政策可以应对的范围内。五月中旬，我国疫情已经基本走入尾声，经济重启状况较好。4月末，97.5%的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5月，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宣布了复学通知。从短中期来看，似乎没有必要紧急启用大力度的危机应对的货币政策来支持财政政策，更何况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通常，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两个暗含的前提，一是财政资源存量不足以应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支出，二是财政融资遇到困难。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状况，很明显，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中国财政的举债空间依然不小，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不足60%，长期以来执行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财政负债的基本情况使得我国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有足够的应对空间，也给予了财政后续融资以足够的信用。另一方面，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拥有的资产看，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除了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有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份，未来随着进一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企业中保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国有持股比例，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可以为未来财政带来可观的资金来源。当下还可以进一步盘活政府存款类资金的使用，截止到今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合计为33.9万亿，且还在不断增加。这说明财政类存款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如适度加以盘活，则可以在短期内为财政政策提供可观的财务资源。 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市场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和市场利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无效且几乎没有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而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践来看，尽管银行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个政策传导基本是正常的且效率正在改善，例如改进LPR报价机制，通过多次调降MLF利率切实引导了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下行。而货币政策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当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为9.5%，银行业的综合加权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0.4%。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每普降一个百分点，约可投放长期资金约2万亿。这意味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对于经济的刺激力度较大，也有助于以较大力度支持财政融资。同时我国的利率水平也远未接近于零，当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5%，三年期为2.75%；一年期贷款LPR报价为3.85%，五年期及以上贷款利率为4.65%，且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迹象。由此看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政策无效这一条件也不成立。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经济运行状态良好，规则并未受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破坏指的是国债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扭曲，供给远远高于需求，导致国债利率走高，财政融资成本高企，财政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行国债，而这一点正是现代货币理论所强调的理论适用前提之一。疫情之前，我国债券市场一直对利率债“钟爱有加”。当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下行压力凸显，国债受到青睐。疫情发生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资金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这使得债券市场对国债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加大。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疫情进入尾声而全球疫情肆虐、中外国债收益率利差将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和中国金融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未来国际资本对国债的需求可能也会显著上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基本可以判断我国当前不存在国债市场无需求的可能，那又为什么要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极端手段呢？相反，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央银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发行零利率国债，反而会破坏债券市场的利率定价机制，使得整个市场的利率中枢受到破坏，价格信号出现紊乱。 既然中国经济走出疫情确定性明显、现有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资源都较为充足、货币传导通畅且尚有政策空间、债券市场依然稳健有效，那么我国有什么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呢？ 四、清醒认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上述分析主要是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前中国不但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本就有支持财政融资的功能，其采用的方式是以市场主体购买国债，而央行对市场主体释放流动性；通过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降低财政融资成本；直接进入国债二级市场，通过买卖调节国债市场。这一做法使财政赤字融资加上一个市场机制的约束，这个约束是由金融历史上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教训转化而来，其意义深刻。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地方政府债券。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暂且不论法律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仅就中央银行的法定货币信用而言，不通过市场主体而进行“左右手互倒”凭空创造货币信用的行为，就足以让市场主体对于法定货币失去信心，信用更是无从谈起，以及由此引发央行的各项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和预期管理的失灵。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严重伤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功能。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对经济系统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和财政支出效率较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缓冲危机冲击和重启经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口子一旦开启就会为为所欲为开方便之门；赤字规模就会不断扩张，“借新还旧”的螺旋式循环会一再上演。由此产生的危害并不只是政府行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失范，更是政府刺激经济行为的失控。扩张的赤字最终又会转化为货币流动性进入到社会，其出口或是通货膨胀或是资产价格猛涨，从而损害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从历史上多次恶性的通货膨胀事件的起因来看，无不是由政府利用货币为财政融资，初期纪律失范，后期行为失控所造成的。近年来，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的事件似乎减少，但资产价格猛涨，导致收入分配不平问题进一步发展，经济风险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对经济体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 财政赤字货币化对市场化经济体制构建是一种倒退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预算软约束都广受各界诟病。因为在财政预算软约束下，资源使用效率低，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且政府挤占社会资源情况严重。同时，预算软约束支撑了各种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又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定价体系迟迟得不到发展。经过多年的行政治理和财政规范，特别是中央下决心打破“刚性兑付”后，预算软约束问题才得到明显改善。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当于中央政府开始重走预算软约束的路，这将会出现比预算软约束更糟的状态，与市场配置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南辕北辙。 在现阶段人民币发行之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发行纪律受损。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脚步不断加快，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挑战将加大。人民币尚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无法像美元、欧元一样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财政赤字货币化必然削弱和损害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只会让投资者降低对人民币的信心，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抑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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