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明明债券研究团队 核心观点 供需矛盾与量价矛盾并存，外需、库存、就业压力凸显是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中的一大特征，其本质是供需不对称修复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展望未来，当前经济环境中的结构性矛盾将弱化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全年经济的复苏节奏可能并非一蹴而就。对于债市而言，当前的收益率水平存在一定的超调迹象，随着市场情绪的逐渐释放，利率债的交易窗口将会再度显现。 当前经济的两个特征：两组矛盾、三重压力。自疫情发生以来，随着举国抗疫的稳步推进，我国完成了由疫情攻坚向常态化防控的转变，国民经济也逐渐从衰退向复苏过度，目前我国正处于供需双双改善的恢复期。然而，伴随着经济的有序恢复，当前经济环境中的结构性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1.量价矛盾与供需矛盾并存；2.外需、库存、就业压力凸显。 矛盾？压力？都是一码事。供需矛盾与量价矛盾是内在统一的：供需错配是当前量价矛盾的根本原因，量价分化则是供需矛盾的外在表现。进一步来看，外需、库存、就业的“三座大山”也与当前的供需矛盾密不可分：外需压力加剧了供需的不平衡修复，而供需错配也导致了库存和就业压力的高企。无论是供需、量价的矛盾亦或是外需、库存、就业的压力，均是当前经济供需不对称修复过程中的外在表现，这与我国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政策相关：地产、基建调控思路之下，工业生产的弹性较强，而消费等终端需求的恢复速度偏缓，这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恢复速度不同。 供需矛盾之下的经济复苏节奏。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当前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将制约后续的经济复苏节奏，对于企业端而言，库存压力与持续下滑的产品价格将冲击企业利润，并对企业的扩产意愿形成制约。对居民端而言，企业利润的锐减将助推企业降成本意愿，居民收入、就业的压力或将进一步凸显。外需、库存、就业的三重压力的交织或将导致“企业利润—就业—消费—产品价格—企业利润”的螺旋负向反馈机制的深化并制约经济的回暖脚步。预计2季度的GDP增速有望恢复至3%，3季度GDP增速有望进一步升至6%附近。 把握经济弱复苏进程中的交易性机会。当前国债收益率已接近节后的首个交易日，但基本面环境较彼时仍然偏弱，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债市估值偏低。进一步，我们回顾了历史上与当前收益率水平相近的时期，并对比了当前与彼时的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我们认为当前的债券市场存在一定的超调现象。在基本面弱复苏的环境之下，随着市场情绪的逐渐释放，利率债的阶段性交易窗口将会再度显现。 结论：供需矛盾与量价矛盾，外需、库存、就业压力凸显是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中的一大特征，但本质均是供需不对称修复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展望未来，当前经济环境中的结构性矛盾将弱化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全年经济的复苏节奏可能并非一蹴而就。策略方面，近期债市明显调整，但在基本面弱复苏、资金面以及政策面对债市仍是利好的情况下，当前的收益率水平存在一定的超调迹象，尽管在经济基本面边际修复以及汇率环境制约货币政策空间之下利率突破前低的概率不大，但超跌过后的交易性机会仍然值得关注，我们认为随着市场情绪的逐渐释放，收益率的阶段性高点已经临近，债市超调过后利率债的交易窗口将会再度显现，维持10年期国债收益率2.4-2.6%的区间不变。 正文 2020年5月15日，统计局公布4月经济数据，结合4月PMI以及通胀数据看，宏观经济的供需矛盾与量价矛盾似乎仍在延续，同时外需、库存、就业的压力也开始逐渐显现，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基本面环境中的结构性矛盾？供需矛盾、量价矛盾等结构性问题对后续经济复苏节奏又有何影响？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 修复进程中的隐忧：两组矛盾，三重压力 当前经济的两个特征：两组矛盾、三重压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随着举国抗疫的稳步推进，我国完成了由疫情攻坚向常态化防控的转变，国民经济也逐渐从衰退向复苏过度，目前我国正处于供需双双改善的恢复期。自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政策快速响应以抗击疫情，停工停产、人员隔离的“休克疗法”之下我国经济供需齐缩，PMI、固投、社零、工业增加值等指数均创公布以来的最低值。进入3月后，随着国内疫情逐步稳定，国内经济工作也逐渐由全民抗疫向复工复产边际倾斜，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等国民经济数据均有边际恢复。然而，伴随着经济的有序恢复，当前经济环境中的结构性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1.量价矛盾与供需矛盾并存；2.外需、库存、就业压力凸显。 第一，供需矛盾和量价矛盾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两组矛盾。进入3月后，随着国内疫情逐步稳定，国内经济工作也逐渐由全民抗疫向复工复产边际倾斜，然而，与生产端快速恢复相对比，需求端的恢复进程却有所滞后：从3月的经济数据来看，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明显回升（-1.1%，+24.8pcts），但需求端如制造业投资、消费等分项修复明显偏弱。进入4月后，PMI数据显示生产处于较快的修复中，内需支撑有所改善，但外需压力仍然偏高，新出口订单受国外疫情影响大幅下滑12.9pcts，制造业生产——订单裂口已达历史高位，供需矛盾逐渐凸显。另一组矛盾在于量价关系：当前的工业生产和宏观经济稳步回暖，但CPI、PPI等价格指标仍走出下行趋势，截至4月，CPI、PPI同比增速分别录得3.3%、-3.1%，较前值分别回落1.0pcts、1.6pcts，量与价的背离也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矛盾之一。 第二，外需、库存、就业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三重压力。进入4月以后，外需压力重新升温，4月PMI显示新出口订单受国外疫情影响，从46.4%的低点进一步下滑至33.5%；与此同时，4月产成品库存指数则进一步升值49.3%，录得2013年3月以来的新高，外需压力与库存压力愈发明显。此外，尽管4月宏观经济产需双双回升，但就业压力却有加重之势，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6.0%、31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录得5.8%，较前值均增加0.1个百分点。综合来看，4月宏观环境中外需、库存、就业的压力进一步加剧。 矛盾？压力？都是一码事 供需矛盾与量价矛盾是内在统一的：供需错配是当前量价矛盾的根本原因，量价分化则是供需矛盾的外在表现。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价格由供需曲线决定，而商品供应商/消费者的行为决定供需曲线的形状以及位置。受疫情影响，休克疗法之下一季度宏观经济供需两弱，对应供需模型上则体现为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左移，对应宏观经济中则表现为量价齐缩的结果。进入3月后，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式的有序推进，以工业生产为代表的供给侧快速修复，但终端需求仍然偏弱，供给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工业产成品价格的回落，从而形成当前宏观经济中的量价背离格局。 进一步来看，外需、库存、就业的“三座大山”也与当前的供需矛盾密不可分：外需压力加剧了供需的不平衡修复，而供需错配也导致了库存和就业压力的高企。进入4月后，随着减税降费、发放消费券等增量需求政策的相继落地，内需逐渐筑底恢复，社零分项中4月汽车消费同比增速摆脱负值区间也侧面说明内需的复苏已步入正轨，但外需风险正逐渐凸显：从全球制造业PMI数据看，4月美国、欧元、日本制造业PMI指数进一步下探到历史低位，分别收录41.5%、33.4%、41.9%，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放缓料将导致供需矛盾升温。进一步，供需错配的持续深化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供需不平衡之下企业库存高企对企业产能、利润的制约，以及企业利润锐减之下企业主动缩减成本所导致的失业率持续持续走高。因此，无论是供需、量价的矛盾亦或是外需、库存、就业的压力，均是当前经济供需不对称修复过程中的外在表现。那么，为何会发生供需不对称修复的现象呢？ 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经济复苏也伴随着供需矛盾、量价分化的组合，这与我国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不无关系。次贷危机过后，为刺激经济复苏，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四万亿”政策推出后，在房地产与基建项目的双重刺激下，工业生产快速改善，工业增加值同比于2009年2月触底后迅速反弹，但PPI的上行则直到2009年7月才开始出现。而从供需的视角看，需求的修复与生产相比呈“同步不同幅”的特征，供需虽同步反弹，但PMI生产-PMI新订单的缺口持续走阔，直到2009年7月才开始逐步回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轮经济复苏进程中供给端与需求侧的恢复速度并非完全一致。 供需矛盾之下的经济复苏节奏 对于企业端而言，库存压力与持续下滑的产品价格将冲击企业利润，并对企业的扩产意愿形成制约。从4月的经济数据表现看，当前工业生产有序恢复，但产成品价格仍然偏弱，同时考虑到出口订单明显回落对企业营收的拖累，我们认为4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难以实现正增。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工业/制造业而言，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虽然转正，但制造业的固投增速仍位于负增区间，这反映了工业企业生产/投资恢复速度并不对称，同时也说明当前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仍是筑底修复阶段而非主动扩张阶段。往后看，需求走弱、利润磨底的环境之下企业投资扩产的动力不足，或将对后续的产能形成顶部约束。 从居民端来看，企业利润的锐减将助推企业降成本意愿，居民收入、就业的压力或将进一步凸显。受订单锐减与产成品价格齐降的影响，企业利润大幅收缩，1-3月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变动-36.7%，较2019年全年的-3.3%大幅回落33.4pcts，与之对比，1-3月企业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4.6%，较2019年全年的4.1%回落18.7pcts，利润降幅明显高于成本降幅，企业有一定的主动降成本动机，或将导致居民收入、就业的压力继续凸显。 此外，外需、库存、就业的三重压力的交织或将导致“企业利润—就业—消费—产品价格—企业利润”的螺旋负向反馈机制的深化，并制约经济的回暖脚步。立足当下，疲弱的外需和高企的库存将在一定程度上压降企业的扩产意愿，并进一步对工业品价格产生冲击，企业盈利从“底部一横”向“上斜之杠”的切换脚步料将放缓，居民收入、就业、消费均有一定的收缩压力，而居民消费的缩水也将传导至企业利润端，形成“企业利润—就业—消费—产品价格—企业利润”的恶性循环并弱化经济的内生复苏动力。 展望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工业生产有望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从三驾马车来看，随着促消费、稳就业政策的持续发力，预计消费增速或将于二季度转正，但考虑到上文中提到的内生增长矛盾，对消费增速不宜高估，料难以超过3%。投资方面，随着疫情对房企销售、开工的制约放缓，上半年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有望明显改善，预计将在2%-3%之间波动；基建投资预计将在专项债发力的带动之下明显提速，上半年增速或将超过5%；制造业投资则受企业利润收缩、工业产品价格下降所影响仍维持负增，预计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速难以超过-5%。此外，随着欧美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逐渐显现，预计二季度出口增速将降至-15%甚至更低。展望三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工业生产或将进一步攀升，社零有望进一步复苏，但考虑到暑期红利的确实，预计消费难以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固投增速将在基建投资的带动之下延续攀升，预计前三季度累计同比增速有望恢复至4%-5%；出口增速受海外疫情以及全球经济走势的影响较大，预计三季度出口仍难以发生明显好转。结合来看，我们认为2季度的GDP增速有望恢复至3%，3季度GDP增速有望进一步升至6%附近。 把握经济弱复苏进程中的阶段性机会 当前债券收益率已接近节后的首个交易日，但当前的基本面环境较彼时仍然偏弱，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债券市场估值偏低。自5月以来，地方债供给压力有所加大，但在汇率环境的制约之下货币政策仍维持静默，债券市场则持续调整，截至5月19日，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收录2.73%，较4月30日的2.54%累计上行19bps，5月19日盘中10年期国债活跃券（190015）、次活跃券（190006）盘中一度触及2.75%、2.82%，与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2月3日）的中债到期收益率（2.82%）相差无几。对比当前和彼时的经济环境，目前我国仍处于基本面的恢复阶段，但经济环境中的结构性矛盾也决定了后续经济的复苏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二季度我国增速大概率仍将弱于往年同期；再回望彼时的基本面环境，疫情自1月底开始爆发，考虑到彼时我国正处于春节假期，隔离防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其实尚未完全显露，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基本面环境较彼时是偏弱的，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债券存在估值偏低的可能。 进一步，我们回顾了历史上与当前收益率水平相近的时期，并对比了当前与彼时的基本面环境。我们发现除本次之外，历史上还有两段时期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降至2.8%以下，分别为2008年12月以及2016年8月-10月。 从量、价的二维视角看，当前的经济基本面要弱于历史上的另外两个阶段。2008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7.1%，2016年3、4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6.8%、6.9%，明显高于当前的经济增速。从分项数据看，2008年12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5.7%，2016年8月-10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持续位于6.0%以上，均明显强于当前的工业生产。社零消费、固投的同比增速也是如此，2008年12月社零当月同比、固投累计同比分别录得19%、26.6%，2016年8-10月社零消费、固投同比增速中枢分别在10.5%、8.2%左右，也明显强于当前。从价格上看，2008年12月PPI同比增长-1.5%，2016年8-12月PPI中枢在0%附近，也明显高于2020年4月-3.1%的PPI增速。因此，从量、价的二维视角看，当前的经济基本面要弱于历史上的另外两个阶段。 其次，与历史上的另外两个阶段相对比，当前时点下的资金面更为宽松，政策面也对债市更为有利。2008年12月DR001加权利率中枢为1.13%，2016年8-10月，DR001加权利率均在2%以上，与之对比，2020年4月的DR001平均利率在1.06，进入2020年5月后，DR001利率中枢进一步下探至1%以下，因此从资金面的角度上看，当前的流动性环境是利于债市的。此外，政策面上，当前与过去两段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房住不炒”以及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监管，在当前政策对地产以及非标融资的监管趋严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从经济修复速度还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政策面的严监管对债市也绝非利空。 对比历史上债券收益率水平与当前较为接近的时期的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情况，我们认为当前债券市场存在一定的超调现象。在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对债市的支撑强于上述两个阶段的前提下，当前收益率水平却持续攀升，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债券市场存在一定的超调现象，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有经济复苏预期升温、地方债供给压力等因素，但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货币政策的宽松步伐边际放缓所导致市场对货币政策节奏的预期差。往后看，随着市场情绪的逐渐释放，我们认为收益率的阶段性高点已经临近，债市超调过后利率债的交易窗口将会再度显现，我们维持10年期国债收益率2.4-2.6%的区间不变。 市场回顾 利率债 资金面市场回顾 2020年5月19日，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大体上行，隔夜、7天、14天、21天和1个月分别变动46.80bps、13.83bps、1.91bps、18.17bps和-8.27bps至1.44%、1.53%、1.63%、1.94%和1.66%。国债到期收益率全面上行，1年、3年、5年、10年分别变动2.26bps、1.91bps、5.71bps、0.19bps至1.28%、1.63%、2.11%、2.73%。上证综指上涨0.81%至2,898.58，深证成指涨1.21%至11,052.85，创业板指上涨1.38%至2,144.12。 央行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2020年5月19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流动性动态监测 我们对市场流动性情况进行跟踪，观测2017年开年来至今流动性的“投与收”。增量方面，我们根据逆回购、SLF、MLF等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定存等规模计算总投放量；减量方面，我们根据2020年5月对比2016年12月M0累计增加14,718.3亿元，外汇占款累计下降7,346.2亿元、财政存款累计增加2,404.3亿元，粗略估计通过居民取现、外占下降和税收流失的流动性，并考虑公开市场操作到期情况，计算每日流动性减少总量。同时，我们对公开市场操作到期情况进行监控。 可转债 可转债市场回顾 5月19日转债市场，平价指数收于87.47点，上涨0.77%，转债指数收于113.59点，下跌0.12%。254支上市可交易转债，除辉丰转债停牌，乐普转债、欧派转债、机电转债、海澜转债、正裕转债、华通转债、长城转债、洪涛转债和金禾转债横盘外，103支上涨，141支下跌。其中，全筑转债（12.45%）、龙蟠转债（10.38%）和国轩转债（6.78%）领涨，天康转债（-4.93%）、久吾转债（-4.88%）和金农转债（-4.77%）领跌。252支可转债正股，除雪迪龙(行情002658,诊股)、天汽模(行情002510,诊股)、百川股份(行情002455,诊股)、山鹰纸业(行情600567,诊股)、英联股份(行情002846,诊股)、北方国际(行情000065,诊股)、海峡环保(行情603817,诊股)、博彦科技(行情002649,诊股)、三力士(行情002224,诊股)、万顺新材(行情300057,诊股)、内蒙华电(行情600863,诊股)、小康股份(行情601127,诊股)、中航电子(行情600372,诊股)、鲁泰A(行情000726,诊股)和凌钢股份(行情600231,诊股)横盘外，174支上涨，63支下跌。其中晶瑞股份(行情300655,诊股)（10.01%）、文灿股份(行情603348,诊股)（9.99%）和新莱应材(行情300260,诊股)（9.98%）领涨，新希望(行情000876,诊股)（-3.67%）、德尔股份(行情300473,诊股)（-3.40%）和华钰矿业(行情601020,诊股)（-3.26%）领跌。 可转债市场周观点 近一周以来转债市场遭遇了较大的挑战，总体表现较差。一方面正股市场表现疲软，转债相关行业并不属于近期市场表现较好的板块，另一方面，转债溢价率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压缩，股性估值再次回归到20%阈值以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上周绝对价格较低的标的变现明显弱于高价标的，我们用绝对价格105/110/115元三档阈值来区分高价与低价个券（同时控制规模），均发现低价标的的表现更差。低价标的作为债性个券的代表，其短期承压可能与近期的无风险利率回升有关。但从本源来讲，如此明显的回撤与投资者情绪关联可能更大。除去市场利率，低价标的估值的支撑主要来自波动率的预期以及条款博弈，其中波动率占据主要位置。而近期转债市场炒作已经明显降温，同时风险资产上行压力明显，投资者情绪开始退坡，成为此次低价券调整的导火索。资金流出可能并非低价标的回撤的主因，转债市场4月惊喜过后获利了结应该主要存在于高价标的之中而非低价标的。 从策略上，我们一直以来并不推崇低价策略，单纯的博弈波动难以把握，也不是转债市场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长远看正股表现才是转债盈利的核心源头，把握好正股与转债的效率区别是转债市场超额收益的重点。特别的是多数低价标的溢价率水平同样高企，我们一直强调转债策略要看重效率，估值太高是效率不足的典型。总而言之低价券策略更适合短期博弈，而非长期价值。 从低价券的调整衍生到近期转债市场的策略，在惊喜与效率两大关键词的框架下，总体思路上我们建议投资者更关注市场的价值因子而非博弈策略。短期市场情绪偏弱，但是随着市场的回落，也拉开了诸多标的未来获利的空间，策略层面可以随着价格回落在价值标的中间更有可为。 总体结构上依旧从顺周期与逆周期的两大视角着手。顺周期板块正处于收获的时间段，逆周期板块则正是参与的机会窗口。顺周期中建议以优质消费白马为底仓，更关注硬科技相关的方向，逆周期思路下我们仍旧关注需求侧中估值较低的基建方向，潜在供给扰动的上游周期方向，以及疫情冲击较重的服务领域。 高弹性组合建议重点关注东财转2、裕同转债、聚飞转债、福特转债、乐普转债、博特转债、希望转债、顾家转债、中天转债、至纯转债。 稳健弹性组合建议关注顺丰转债、海大转债、天铁转债、新泉转债、博威转债、深南转债、高能转债、利德转债、仙鹤转债、索发转债。 股票市场 转债市场
“自己亲手种下的树木，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们慢慢长大，心情很愉快。”5月19日，在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已有92岁高龄的黄振芳望着郁郁葱葱的树林如是说道。 立夏时节，正是最热的时候，在黄振芳家庭林场内，树木蓊郁，在树木遮挡下凉爽些许。看着茂密的树林，满目绿色，很难想象在三十多年前，这里一片荒凉、杂草丛生。 后洋村是著名的老区基点村，“靠山吃山”，三十多年前，乱砍滥伐让后洋村的绿林变荒山。“那时一下雨，荒山上的泥和土就被冲刷下来，一片狼藉。”53岁的后洋村村民张汶君忆及三十多年前的情景，如是说道。 荒山是如何变绿的？1983年，适逢政府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号召农民勤劳致富，年逾半百的黄振芳决定包山造林，他带领全家开垦荒山。 从最初的50亩到后来的上千亩，短短几年时间，他们共造林1207亩，其中速生林114亩。因此，黄振芳于1989年被评为宁德市唯一一位福建省造林大户。 如今，黄振芳老人虽已高寿，却精神矍铄，他表示，有空时，他还会到林场来看一看，看着树一年一年长高。 其实，与杉树一同长大的，还有他的儿子们。黄振芳的小儿子黄传茂跟着父亲一块上山种树那年16岁，如今他已年过半百。 忆及那时候的艰苦，黄传茂说：“那时候，几乎每年都下几场雪，山头经常封冻在冰雪之中，我们每天冒着严寒上山，扒雪堆、敲冰块、挖林穴、种树苗，非常艰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振芳敢想敢干，造林1207亩，并在114亩速生林中套种马铃薯、玉米等经济作物，采用“以短养长”的产业发展思路，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极大吸引和影响了当地村民，后洋村掀起了“造林热”，至今，该村林地面积扩增到7300多亩。 荒山变绿地，绿地也变成了经济，后洋村村民们纷纷效仿，在林下套种生姜、马铃薯、魔芋等经济作物。并且，后洋村以黄振芳家庭林场为核心，探索林养、林种、林游相结合的产业化发展模式，2016年，该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000元，25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 如今，千千万万棵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黄振芳大儿子黄传融望着群山说道，三十多年过去，这山也绿了，水也清了，现在整个后洋村的荒山全部都造上林，真的是绿水青山。 “好的生态，给了我们一个好的经济基础。”七步镇副镇长吴丽玉告诉记者，为增加经济效益，后洋村利用丰富的生态资源，发展起蜜蜂养殖、铁皮石斛、花卉种植等林下经济；村内还铺设了观光旅游步行道，新建展示厅、休憩亭等，发展林下旅游经济，以此来促进村民增收。 目前，黄传融从事的就是蜜蜂养殖和巨峰葡萄种植。在他看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尤其重要。“这些树木我们舍不得砍掉，也不能砍掉。我想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来增加收入，维持目前的生活。”黄传融说。 近几年，后洋村还引导村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原来失管、分散的茶园进行整合，集中建设150亩高山标准茶园，推广生态有机茶园栽培管理技术，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荒山变绿地，绿地变经济”，周宁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周宁县持续推进造林绿化、森林抚育、封山育林工作，不断扩大森林面积。2017年至今，该县累计完成植树造林面积16719亩，森林抚育完成面积44134亩，以森林覆盖率72.82%获称“福建省森林城市(县城)”。 据悉，周宁县还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争取福建省级林下专项资金910万元，补助各类林业专业合作社和林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林下经济项目54个，引进花卉苗木生产企业12家，支持建设省级现代花卉大棚4家，带动民众就业增收。(完)
[摘要]政协委员们认为，面临的形势越是复杂，我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面对疫情威胁，我们众志成城、顽强拼搏，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今天我们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相信一定能够化“危”为“机”，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中国网财经5月20日讯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于今日15:00召开。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 王翰林 摄) 以下为文字实录： 记者：我的提问关于经济方面的。有分析认为，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6.8%，所以想请问发言人对今年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 郭卫民：谢谢。经济问题确实是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的问题。全国政协对如何统筹疫情防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非常重视。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深入研究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并且通过移动履职平台等形式展开讨论，分析经济形势，研究对策。大家认为，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加快恢复，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应对疫情催生的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得到快速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明显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在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前，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冲性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在面对复杂严峻局面时展现出超大规模经济的整体优势，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巨大的潜力和回旋余地。 经济界、农业界、工商联界的委员们，聚焦如何克服疫情影响，围绕把握宏观政策取向、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出了多项意见建议；围绕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保护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举措，不少建议被政府部门吸收采纳。 政协委员们认为，面临的形势越是复杂，我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面对疫情威胁，我们众志成城、顽强拼搏，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今天我们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相信一定能够化“危”为“机”，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谢谢。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马克·罗伊（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法教授）、本·艾弗森（杨百翰大学财政学助理教授） 美国的两大零售巨头内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和J.C．彭尼（J.C． Penney）近期未能为其债务支付利息。预计其中一家甚至两家会很快申请破产，而这也预示着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引发的美国企业倒闭潮即将到来。当前大多数美国家庭都缺乏现金储备来支付未来三个月的各项费用，许多家庭和个人也或将宣布破产。 不久之后，美国可能就要面对数百万消费者失信，数千计小企业倒闭以及多家大型上市公司破产的三连击，同时许多行业也会整体破产。 按照历史经验，美国的破产申请数量一般会在失业率激增的几个月后到达顶峰。而今美国的失业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过去六周内有超过3000万人递交了失业救济申请。如果历史会在未来几个月重演的话，那美国法院系统就将面临其成立以来数量最大的破产案件。 破产程序在正常情况下运作良好且足够快捷，特别是在重组大型上市公司方面。但如果系统不堪重负从而导致企业被困在诉讼程序中，它就无法很好地运作，经济也将因此蒙受损失。 如果破产案件像2008~2010年度金融危机之后那样激增，那么根据处理每宗案件所需的时间计算，每位美国破产法官必须每周工作近50个小时才能跟上案件量增长的步伐。实际上当前经济的收缩状况要比2008年金融崩溃时更为剧烈，表明破产案的增长率很可能达到2010年的两倍。即使这3000万新失业者中只有区区0.9%的人申请破产，破产案件的数量也将超过2010年的峰值。我们无法指望破产法官能每周工作100个小时，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并通过司法分流手段去略过一些申请。 政府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所给予的支持可以让某些人或者企业免于当即破产，但是许多企业仍将难以履行对债权人，雇员和供应商的义务。然后它们仍会像内曼·马库斯，J.C．彭尼以及许多石油企业一样无力偿还债务。尽管政府也在2008年10月的危机中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当时的破产案件量也出现了激增。 与许多人的认知相反，破产并不等于着被判了死刑，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可靠基础业务的上市公司而言。对于这些还能赚钱的企业来说，破产可不意味着关闭和清算。只要有了合适的资源，破产法官就可以非常高效地将这类公司改组为具备生存和竞争能力的企业。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美国航空公司都经历过破产重组并再度实现健康运行。此外破产允许小企业主（比如倒闭餐馆老板）摆脱原有债务重头再来。可见维持一个高效的破产制度程序对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而人满为患的破产法院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首先，破产者需要走一系列特殊程序来偿还关键供应商（有时甚至是雇员）的欠款。如果法院迟迟不做出裁定，这些付款将被延迟，从而导致整个供应链陷入混乱。 此外，某些破产决定必须当即下达以便企业可以获取并保留足够的现金以撑到下次支付薪金的时候。本文其中一位作者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当破产法庭变得拥挤时案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裁定，导致太多的小企业遭到清算，债权人所能追回的欠款也就更少。 更糟糕的是，从现在起到几个月后一直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将承担过多债务以致无法有效运营。那些债务缠身的企业经常会拒绝或是无力涉足一些前景良好的商业项目，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就业和投资。这类负债累累的企业一般都可以通过破产来迅速重组。但是如果法院必须在从今往后六个月间超负荷工作，那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 而令事情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65%的破产法官年龄大于60岁。出于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健康原因他们必须远程工作，因此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召集可以让债务人和债权人相互商量妥协的“庭内会商”。 但即便前景略显黯淡，如果历史依然按照原来的走向同时破产申请数量在衰退开始的几个月后达到顶峰，那么就还是存在一个行动窗口的。如果这次破产的高峰期来得更快，那就真没有什么时间可供挥霍了。 为此美国国会应当将现有的破产法官和助理人数增加一倍。尤其是立法者应设立新的临时法官职位，重新安排其他联邦法官的工作内容，并把那些不那么繁忙法院的破产法官调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上述这些都是一些低成本高回报的措施。尽管司法提名的党派意味越来越浓，可能令一些国会议员有所犹豫，但破产法官是由联邦上诉法院而非总统任命的，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党派关系也不应成为破产法院扩大审判能力的绊脚石。 正如我们从前希望能提前数月增加医疗保健系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一样，审判能力也需要当即得到增强。解决破产案件堆积威胁的最佳方法是尽早结束公共卫生危机和快速的经济复苏，但我们目前无法指望这一点。而眼下我们还拥有充足的前置时间来维护与缺失的病毒检测试剂盒和呼吸机同样重要的商业环境，也不应重蹈前者的覆辙。 【本文为新浪财经意见领袖的独家稿件，转载请标明来源】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在我们看到的经济数据里，一季度形势很严峻，经济增长率为-6.8%。这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过。这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是短期和阶段性的。具体分析，1月、2月、3月合在一起的经济增长率-6.8%，主要是因为2月份形成的经济大滑坡。但是3月份的情况已经在好转，往回找了一些，所以合成的比率是-6.8%，是明显的经济负增长。这里面看到的数据，和GDP相比，一季度货物进出口增长率是-6.4%，没有像有些人预计的那样断崖式的大滑坡，比GDP下滑的幅度稍微小一点。这里面3月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3月份经济同比增长仅为-0.8%，意味着中国经济在面上来看，其实一季度的尾巴上已经表现出来疫情得到了相当明显的控制以后，经济由“前低”转入“后高”的势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定要上来的，而整个经济好转，外贸方面却有新的问题了。因为一季度的时候，国际上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疫情状况还没有出现高峰期或者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到了3月份明朗化了——二季度中国本土情况明显好转，然而，外面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情况相当严峻，所以，外贸进一步的演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最近欧洲的说法是他们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希望是这样的。美国特朗普一再打气说它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平台状态，至少美国每天报出来的死亡人数还在1000多人以上，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现在中央关于应对这样一个严峻形势的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强调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服务于“六稳”和“六保”的。既要应急纾困，又要对接从短期和中长期怎样恢复到疫情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继续追求超常规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上去。现在这个时点上来看，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央要特别安排的宏观措施都已经在概念上浮出水面。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强调灵活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在原来说的“更加积极”的基础上“三箭齐发”，要提高赤字率，更有力度地运用地方专项债（这是对应建设项目的，包括新基建），以及作为非常时期代表性的非常之策的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到底怎么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具体的方案。本月下旬两会上，一定会把相关方案公之于世的。 这种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带有强刺激一揽子方案的特征。当然我们就要按照中央这样的部署，在掌握“六稳”“六保”要领的同时，把短期和中长期继续追求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衔接好。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继续争取打开外贸潜力空间方面应该做的努力。这个具体分析起来要特别注意，在大数据时代，要看到不同门类的外贸物品的差异性——当然说得更开阔一点还有服务贸易，在当前形势下，所具有的不同的特征。 我看到在有大数据支持下的一个具体的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况：美国市场上来自中国的进口品，不同门类有不同的具体表现。2015年到2019年，疫情暴发之前，已经有了贸易战的情况下，本来美国的办公用品等，高达70%要从中国进口，迅速滑落到30%出头，去掉了一大半：而另外一些，比如说手机、电视机、玩具等这样一些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贸易战已呈现那么剑拔弩张的局势，大家有种种顾虑，而这些出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争取在外贸方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要做这样具体的分析：哪些产品是我们值得重点推出口的。特别对于一个目的地市场，如对于美国市场的继续努力，实际上就是贸易原则里说的比较优势，使我们有可能经过努力之后，在相对高的规模上，实现对目的地市场的外贸。 当然在外贸的眼睛对外的同时，也要考虑所谓“出口转内销”。外贸行业自己已经在讨论这个概念，他们说出口转内销也有一些顾虑。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说，他们外贸做顺手了以后，对国内市场反而是陌生的。有这样的畏难情绪，怎样来进一步开拓内销渠道？我觉得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且在中国特色之下，政府的政策扶持、信息服务等等有可能会更便捷地对上位，这方面还是要积极地考虑，争取对外挖掘潜力的同时，也要把外贸行业的出口转内销作为一个相匹配的要领。 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供给方面，即在有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怎样薄利多销？企业的朋友们有经验，可以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不同的贸易品怎样掌握薄利多销，保证不亏本？临界点是明显不一样的。国际市场上已经看到了，为什么易变质品，像牛奶、鲜花没有什么出口的情况下，就只好倒掉埋掉？因为它们可调节的弹性余地小。另外一些耐用品可以利用一定的库存条件，找到新的出路。这方面中国的外贸企业要及时总结国内国际的经验，尽量做好相关薄利多销权衡算账的事情，来制定好自己所在行业、所在企业面对特定目的地市场的一个定制化方案。这个定制化方案要争取让它的水平比较高。 在流动性提高，能够有更好的融资支持条件的同时，还要掌握好结构，掌握好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内因地制宜的要领。这么大的中国，各个区域、各个行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要充分注意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强调的不是笼统地讲扩大内需，总量环境好了问题似乎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而是一定要优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的结构问题。首先，从制度结构上来说，怎样更好贯彻深化改革的方针。从自贸区在上海确立，一轮轮扩展的所谓企业的负面清单和反过来约束政府行为的正面清单这种制度建设，要伴随抗疫以后前低后高的更好发展和对接中长期目标。同时，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注重机制创新。再有，产业结构视角上，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非常明显，而且产业政策的方向容易确定，但相关机制怎样合理化，是挑战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要支持新经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绿色发展，但是怎么用好机制创新？政府资金毕竟有限，哪怕有非常之策，这些有限的现金怎样能四两拨千斤？应通过政策性融资，“四两拨千斤”，以及通过PPP，政府出“引子钱”，以比较小的比重持股，把持股的大头留给非政府的社会资本和企业，更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政府的资金应产生一个乘数放大效应，把整个局面打开，来贯彻产业政策，来支持外贸企业一方面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掌握好必要的转内销。这些政策支持的机制一定要对接市场、兼容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而且要注意在这方面，政府不要自以为是，动辄搞出很多的自己拍脑袋决定的条条框框，这些东西都值得讨论。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现在决策上的意图比较清晰了，在扩大内需方面，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宽松灵活；财政政策“三箭齐发”。在两会上，应该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具体部署里的方案设计。当然还有非常关键的，前面强调了深化改革要焕发企业的潜力和活力，在这方面可以讨论一个现在的热点。我们应对现在的挑战，采取措施的重点，有大家都关注的新基建。但是也有一些同志非常强调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这两个侧重点，必要性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所解决的问题还是有所不同。 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更多带有应急和短期的必要性。从中长期来看，消费也还要让它继续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但是它的支撑力是第二顺序的，因为消费根本的来源是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收入能够可持续增长，而收入从哪里来？一定要有经济蓬勃发展，有就业机会，有工资在上升轨道上合理的提高，有经济活力带来的往前看好的预期。为使老百姓有了钱也敢花钱，当然还要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预防性储蓄，加上经济发展要有后劲，使大家在实际生活中感觉到有奔头。收入增长，后顾之忧减少，当期的收入就能以比较高的比重转为当期消费。这些综合在一起，消费支撑力才能形成中长期的支撑力。短期的救急非常必要，那么多的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还有民航等等这些大企业，很多的业务都没有了，几乎归零了。怎样让这些严重受冲击的行业和企业生存下来，这时候一些救急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有资金注入，让企业生存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种救急和纾困要用的资金，我个人建议首先动用常规轨道上的失业救济金，加上现在在精准扶贫的概念下，对于低端低收入阶层可动用的资金，以及在特殊时期应该考虑动用的国家级战略储备——多少年前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时就说到过的，在国家层面以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资金池来形成战略储备，一般情况下一分钱都不要动用。但现在不是一般情况下，现在是特殊时期，非常时期，可以考虑动用一部分。这些钱拿来以后救急纾困，在定位上比较明显，是合乎原来制度安排设计的逻辑的。 但是有的人主张说，今年要发行的特别国债拿来也是用于救急和提振消费，那么偏向就可能由此而发生。特别国债我们在历史上用过两次，一次动用这种非常手段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另外一次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两次具体方案有些明显的差异，第一次是把工农中建在降准以后可动用的存差，划过来以后成为特别国债资金来源。财政部用这笔资金反过去打入工农中建的资本账户，使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样国际上所说的中国主要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这样一种非常不良且影响市场预期的判断，就不攻自破了。它是解决了资本形成的问题，解决了工农中建这种非常关键的大型银行支撑整个经济有后劲发展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世界上金融危机风雨飘摇时，我们要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它的运作是以动用外汇储备，经过置换，形成了人民币形式的资本金注入，给中投注入资本金，这也属于资本形成。 现在这一轮，前面我列举到的常规手段的一些资金动用之后，如果我们认为救急纾困还必须加码，不排除特别国债的一些资金给它加码加上去。但我认为作为侧重点的，是特别国债还是要关注于“有效投资”、资本形成、长远发展的后劲这种战略层面上的可持续问题。因为在“扩大内需”中现在我们要依仗投资来解决的，一定是在战胜疫情以后，怎样尽快恢复中国至少是中高速的增长，以及在大的经济体里有超常规特征的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以此去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就这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变“危”为“机”，在疫情冲击之下，动用非常之策，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好。所以，如果从对策来说，我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一揽子”，既考虑提振消费，又考虑有效投资。这两个重要概念，中央政治局都强调了。但是在逻辑上来说，只要应急的、纾困的能够达到托底要求以后，剩下的可用资金的侧重点就是优化结构地形成有效的投资项目和高质量发展。中央战略把它在一揽子里面说全了，我觉得特别重要，当下一定要注意摆好顺序，在托底的消费形成这个机制上，也要很好地结合“一揽子”里面的有效投融资，如以工代赈，也要注重突出优化结构的安排。 具体的有效投融资的项目，我认为在中国真是俯拾皆是。新基建就不用多说了，这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支撑条件。前些年已经有了支撑现在数字化平台运行的新基建，现在还要趁势总结抗疫中间的经验，继续把它往上提升。中央给出了七个方面的重点，其实还不止这些，新基建要结合原来老基建所说的架桥修路，医院学校，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等，互相渗透结合，要体现在全中国打造更好的一些经济增长的集群、增长点区域、新的开发区，综合开发而形成的战略性的、对经济成长的有支撑意义的基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现在北方看重的环渤海，是最基本的三个增长极地区了。其他那么多城市群、城市圈，还有现在要开发的另外的一些区域性中心，都应该把新基建的因素合理注入到它们的开发中间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投资的重点。 在这方面，定制化的方案设计非常关键。掌握好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跟市场对接的机制也非常关键。除此之外，我是觉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些在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应该进一步重视的，看起来是老基建而实际上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举足轻重的事情，要抓住不放。远的不说就说北京，有些事情是非抓不可的，而且现在紧迫性还在不断提升。比如北京的公共交通体系，它的支撑力远远不能和纽约、东京相提并论。所以出现了老百姓收入增长以后，大家有能力买机动车，解决自己的代步问题，结果现在买一辆机动车，摇号已经高到了不可思议的3000个号里中一个号，这已是国际笑话。看起来北京也是高楼大厦林立，和曼哈顿、东京没什么大的差别，实际上我们的现代化水平可是差得太多了。人家那边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为什么不必采取这样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就是因为人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形成了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老百姓收入有，愿意买车就买车，但人家买车自然而然就是应急用和到了周末节假日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绝对不是北京现在这种困难局面。北京现在怎样破这个困难局面？已没有别的选择，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赶紧加快我们的轨道交通网的建设。4号线、16号线都是逼急了用PPP的方式做，这就有了新的机制。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的有限资金，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来把这个事做好。政府应该抓紧在新的形势下，把有效投融资的项目，在各个地方辖区里排列好。 跟轨道交通匹配的，一定还有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机动车在平常的情况下出动了以后，要在网状交通的一些节点上能够把车停下来，让车主们能够进入首选的轨道交通网解决到达目的地的问题。而中国在中心区域里形成的情况，是地皮比较紧张，停车难的特殊问题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是平安大道两边。平安大道当年作为重点项目、政绩的突出表现非常鼓舞人心，但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繁荣景象就是上不来？它其实什么都想到了，但两边店铺林立的道旁，就是没有设计停车位，车停不下来，所以就是没有人气。这些年两边的店铺商家嗷嗷叫也没有办法。怎么解决有效供给的问题？最新的经济方案是一个停车位，可以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最高处到最低处的车挪到地面50秒之内开走。企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要靠资金推动，资金怎么来？需要政府给点推动力。企业以PPP的方式做，做成了以后运营过程中有停车费，自然就是现金流，这是非常好的一种PPP对应的机制。 我还可举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北京可能有几百万人口面临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加装电梯的需要，这个事情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十多年前人们住进四、五、六层的楼，没有电梯普遍都可以接受，现在却普遍不能接受了，而且人口还在老龄化，为了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这些小区里加装电梯。现在听起来畏难情绪主要是说服一层的住户太困难了。那中国抗疫过程中怎样说服大家服从大局的？而且经济手段在这里面完全可以匹配上，探索和总结经验后做这个事情，这个局面一定要打开。 北京如此，全中国几百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类似轨道交通网的建设，干道的建设，停车位的建设，老旧小区的改造等问题，光这几样就要多少投资？更不要说新农村建设。 我想强调的是，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当下的举措里一定要充分重视有效投融资，有效投融资一定要找到政府有限资金能够发挥乘数效应的好的创新机制。 以上观点整理自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5月）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特殊之年的中国如何动用非常之举，科学合理地利用政策工具，令中国经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疫情和世界经济濒于萧条中稳住基本盘，令世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大公网采访时表示，由于疫情本身以及政策等多元不确定性的叠加，因此不宜过度强调GDP增速的数字目标，建议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强化“六保”，在分阶段达到底线目标的基础上设定较为弹性的增长区间。在保就业、保经济主体等目标分解下，建议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设定在“3.5%-5%”区间。 对中小微企业启动疫情补贴等超常规扶持政策 减税降费对于缓解疫情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冲击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而以再贷款以及普惠金融为核心的金融政策起到了辅助性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很多小微企业很难通过传统的金融工具和税收体系来获得当前的各种救助，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救助必须在目前政策的基础上启动疫情补贴政策等超常规扶持政策，以维持这些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基本运转，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萧条期，世界经济的先行参数、全球金融参数、主要经济体的一季度增速以及未来失业的规模都宣告了世界经济在全球疫情蔓延中陷入萧条。因此，疫情蔓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经济社会的停摆将对中国外部环境产生极度的冲击：一是世界总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和订单大幅度下降；二是各国生产停摆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断裂，从而导致中国外贸的供给侧冲击；三是中美贸易冲突在疫情中恶化，围堵中国、孤立中国、围剿中国的国际舆论和各种脱钩行动将导致市场预期低迷和信心不振的局面；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和汇率的动荡，将通过资金流动和汇率调整对中国外贸和金融市场带来明显的扰动。 加大内需扩展对冲外需下滑，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力度 因此，中国要改变这种外部局面的政策有：1）加大内需扩展的幅度，有效对冲外需下滑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2）进一步强化出口的多元化，开辟新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在疫情救助和无接触经济贸易方面的出口；3）加大稳外贸的力度，通过内部采购，使部分外贸企业向内部市场转变；4）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力度，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疫情很可能加剧中美贸易脱钩和逆全球化的速度，各国也必将在经济安全意识强化的作用下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关键物质和技术的再布局，从而导致世界价值链缩短、多元化和脱钩化。但必须明确的是疫情只是一个加速剂，而不会从根本上导致全面脱钩和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收益以及资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本轮逆全球化依然是阶段性调整，经济主权和国家新安全体系将部分回归，但不会从根本上替代全球化的基本体系。 新产业十分重要，特别是以5G为核心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这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但在当前疫情超级冲击下的生死攸关的关口，新基建和新经济将面临“小马难拉大车”、“远水难解近渴”等问题，因此需要一揽子刺激计划，需要新旧产业、新旧基建同步扶持和发力。 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全国各类市场壁垒 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全面升级十分关键，一方面要通过各种要素市场改革使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各类壁垒能够打破；二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全面缓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循环和再生产深层次问题；三是进一步推行结构性改革，将我们面临的很多趋势性下滑因素有一个系统全面调整。四是构建新的激励相容、权责对称的新激励体系。 本文原发于大公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刘哲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一季度中国GDP近3万亿元的巨大损失，由于二季度国内需求复苏缓慢、海外需求继续大幅萎缩，上半年中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考虑到服务业在GDP占比高达53%，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60%的实际情况，且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服务业恢复速度显著落后于制造业、需求面的恢复明显落后于供给面，以及实践中观察到的大量中小微服务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由“阶段性停业”转为“止损式关闭”的情况渐增，稳增长、保就业的各项救助和经济复苏政策一定要赶在企业采取“止损式减员”和“止损式关闭”之前尽快出台，重点应该放到扶持服务业和刺激消费两个方面。 一、经济复苏计划可否等到掌握市场主体大批消失的证据之后再出台？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前些年都有一定的积累、“家底厚”，因此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不必急于出手救助。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观察到企业大批破产倒闭的证据，考虑到疫情受控后各行业早晚都将逐步恢复，“经济韧性很强 ”，因此可以到年中看看情况再说。 上述思维方式同武汉最初面对疫情的决策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我们来看一下疫情初期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12月31日公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1月3日公告“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5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1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有组织行为学专家分析指出，尽管公告措辞悄然从“现象”变成了“证据”，从“明显”变成了“明确”，体现了决策者在小心求证、谨慎决策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决策思维模式上早日变为“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就不会有“万人宴”、高调新年庆祝会等活动，也许造成的损失会小一些。 事实上“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和“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面对的完全是同一种事实情况，只是背后的决策思维模式不同而已——如果决策者听到汇报说“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很自然得出一种决策结果；反之，如果面对同样的事实，决策者听到说“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则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决策。如今面临着是否要尽快出手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家智囊们和相关决策支持部门的思维模式应该是“未发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大批退出的证据”呢？还是“未排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可能”？ 显然，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老底”就不会关闭的专家和决策者，肯定完全不了解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疫情冲击下进退两难的决策心态。就算这些企业前些年都赚过钱，都“老底厚”，现在亏损几个月也未必就会破产而倒闭，但是在连续亏钱的情况下，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就不会普遍止损吗？一般先降薪或停产放几个月假，万不得已才会裁人，如果这样还看不到好转的希望、继续亏损，很快就会有大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止损、主动退出市场。那些认为没有看到大量企业破产就不用出手的决策逻辑是脱离实际的，绝大部分市场主体退出都会发生在破产倒闭之前。 在相关讨论会上，部分专家和决策支持部门甚至认为即便真的看到疫情冲击下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也不应该“盲目出手”救助，因为在他们眼里，有些企业主动关闭退出也许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呢，就算一些个体工商户关闭了，也许过一段时间另一批个体工商户又起来了呢。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在很多决策支持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存在的普遍认识，与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的“保市场主体”的精神是完全相悖的，也是不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无论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何市场主体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和发展之后，决定关闭都是企业家最痛苦的决策，一旦做出这样的艰难决定，关闭后短时间就不会再开始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论是土地、劳动、储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是宏观上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要形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任由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主体消失，不仅打击投资和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消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旦市场主体大批量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遭受的将不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影响。 二、如何科学测算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所需的规模 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世界各国除了纷纷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之外，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政策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0%，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过的救助规模也在本国GDP的10%以上。上述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救助和稳定计划，主要以稳定金融市场、稳定消费和救助企业为主，背后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以及稳金融、稳消费救助的经济逻辑，无论是救助规模还是救助方向，对我国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直接投入相当于本国GDP10%以上的资金，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可能是负的？难道相当于GDP规模10%的救助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不是应该形成10%的经济增长吗？显然不是，就好像一个人突然生病，若不给他输液，他就会死去，但是输液的结果他也就是躺在床上而不活动——不活动哪里有GDP？ 疫情冲击下很多宾馆都无人入住，很多餐馆、酒吧都停止营业，政府如果不输入救助资金，这些企业主自己也会付房租、付利息、付工资，但是肯定亏损压力很大，一旦资金断裂或内心不想再承担更多亏损就会关闭；此时若政府提供了工资补贴、房租补贴或利率补贴后，或许这些企业主就感觉好一些，能坚持到疫情结束后、消费慢慢恢复后。因此很多救助资金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并不产生新消费和新增资本形成，只有新增最终消费或新增资本形成，才带来经济增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出台了最低相当于GDP规模10%的刺激计划而我国学者的建议一般认为经济刺激规模在5万亿（相当于中国GDP的5%）左右就够了——因为我们没有考虑疫情冲击下大规模补贴消费者，认为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应该自己“吃老本”；也没有大规模补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它们也可以“吃老本”。假设上述理念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那么疫情中这些实力已经大幅削弱的消费者主体和企业、个体工商户主体，疫后恢复原有消费水平和供给水平的力量就不能高估。 在这样的前提下，救助和经济刺激的规模一方面要从“六保”的底线思维出发，另一方面则要实事求是地评估损失，测算经济复苏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模。假定没有新冠病毒疫情，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应该是6.1%，而疫情造成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则疫情造成一季度的静态经济损失就接近3万亿元。虽然二季度制造业和投资恢复较快，出口受医疗物资出口影响也好于预期，主要受服务业和消费恢复较慢的影响，中国经济能保持同比零增长或小幅正增长，二季度静态损失也接近1.5万亿元。是否有必要完全对冲上半年4.5万亿元的静态损失才能保住市场主体、保住就业稳定？或者经济相向运动的惯性和乘数效应，仅仅对冲上半年的静态损失根本不足以扭转经济向下的局面？这是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经验来看，2009年的财政和金融扩张规模超过GDP的15%以上，如此规模的刺激力度才使中国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非都与上述经济刺激计划有关系。 所以，结合疫情冲击造成的实际损失，参考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规模，并结合我国历史上2009年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本次救助和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安排5万亿元恐怕是不够的，应以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当前中国GDP总量的10%，不高于2009年的扩张力度，以确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 有数据显示，今年1-2月全国有24.7万家企业倒闭。另有机构测算，虽然一季度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但如果考虑到因疫情冲击失去工作的几千万农民工，实际失业率毫无疑问是两位数，因此保就业的形势已经前所未有的严峻。如果此时再出现市场主体大批主动退出的情况，在保就业和基本民生的任务会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如何合理安排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的资金方向 面对疫情冲击，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救助计划无一例外地着眼于消费补贴和企业救助，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大搞新基建或老基建，而只有中国学者在新、老基建问题上争论不休？ 首要原因是来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惯性。欧美经济已经是消费主导，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小。以美国经济为例，2019年美国GDP增长2.34%，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达到75%，如果计算上政府消费，消费拉动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救助和经济刺激措施瞄准居民消费和企业救助，无疑是符合其本国国情的。那么中国呢？我们的增长结构还是2003年非典时期的投资拉动占69%吗？抑或是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在GDP占比53.3%吗？当然不是：在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7.8%，而包括新老基建、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内的所有新增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刻舟求剑地沿着老方法去扩展基建投资显然已经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 其次是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的原因。从决策机制和决策机构上看，我国在安排以项目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直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从财政部门到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具体的投融资模式，对于投资项目的删选、申报、审批、融资等都有成熟可循的操纵模式和责任机构。相比而言，在给居民发消费券或消费品补贴，或给企业发工资补贴、利息补贴、房租补贴等，虽然在实践上操作难度并不大，但是与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观念相去甚远：很多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补贴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给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等措施会“让钱打水漂”，不如老基建、新基建能留下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在与部分长期专注于地方基建项目的咨询公司联合调研中，我们发现前期地方专项债项目中，已经存在不少项目申报材料拼凑作假、通过倒算项目现金流夸大收入为项目注水、可行性研究论证走形式、资金到位后闲置或挪用等问题。以上情况的出现固然有管理方面的责任，但是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建设，有市场回报的项目越来越少，加之前期推行PPP方式，对地方的可行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彻底的梳理和挖掘，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可用于专项债投资的项目的确存在较大困难。这种情况也从微观上反应了靠扩张投资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需要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越来越少，即使地方政府再挖空心思研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考虑到传统基建的上述情况，新基建被额外重视。然而从实际可行规模测算，新基建可投资规模不过几千亿，不足以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担当大任。不仅如此，按照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的观点，新基建中很多数字基建项目公共属性不足，且不确定性高，应该由企业来投资而非政府主导。最后，不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项目从申报到发行再到形成实物投资、进入经济循环，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对于扩大内需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不如刺激消费的效果更加立竿见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及时告别传统思维定势，把握新时期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在不忽视新、老基建拉动作用的同时，尽快启动以企业救助和稳消费为重点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其中老基建规模占比高、政府主导，新基建弹性大、市场主导；在扩大消费方面，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加以引导，以尽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对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应安排万亿以上新消费补贴，给5G手机、新能源汽车以相当于总价20%的消费补贴，可带动3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在刺激新消费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的救助力度。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一定比例的贷款利息，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房租补贴方面，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直接进行房租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还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困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一定的员工工资补贴。以上补贴可以不超过之前年度一定时期缴纳的税款总额为限。 四、经济复苏计划资金来源应优先考虑财政赤字，应适当控制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规模，防止经济失衡 如前文所述，从融资结构来看，地方专项债发行过多、过快，在实践中已经遇到项目不足的问题。此外，地方专项债项目全部由政府主导，一般会带动2到3倍的银行信贷资金，这必将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融资，使原本已经失衡的融资天平更加倾斜。 有数据显示，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只占约25%；在商业银行授信额度中，民企的银行授信额度仅约为国企的1/10；在发债方面，2019年以来，国企发债融资规模是民企的13倍多。2020年以来，已经决策安排的专项债发行额度已经达到2.29万亿元，若按照某些建议进一步扩张，全年有可能近4万亿元，将带动10万亿元以上的银行信贷配套资金，如此增量巨额资金流向国有部门，必将造成民营信贷额进一步减少，导致已经倾斜的融资天平更加严重失衡。在民营经济贡献80%以上的城镇就业的情况下，进一步严重倾斜的融资天平，必将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 从融资结构和资金投向相匹配的原则看，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都有还本付息的要求，更适合扩大投资。只有扩大一般财政赤字的资金，才能够用来补贴消费者、发放企业救助补贴等，更符合中国当前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 总之，无论从融资结构平衡出发，还是从财政资金投向更符合增长结构特征触犯，都应该对2020年全年新增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适当控制，在优先次序上尽量多用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少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剩下的资金缺口，可通过加大国企分红力度、国有股权划转、国有基础设施发行REITS等方式来解决。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的经济救助和复苏计划中，财政扩张都必须有货币宽松政策相配合。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平均利率的一般原理，利息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今，受疫情影响很多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已经答大幅下降甚至为负，此时若继续特立独行、在全球全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仍然不大幅下调存贷款利率，已经严重不符合经济规律。考虑到海外新冠病毒确认感染人数依然在攀升，5月底确诊病例将超过500万，预计9月份全球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1000万，经济复苏任重而道远，建议应该尽快大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并早日推出一定规模的、与增长结构相匹配的救助与经济复苏计划。 （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哲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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