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新浪财经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肯尼斯·罗格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很多人认为负利率对于央行来说遥不可及，但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思考这一看法了。目前在美国，得到财政部支持的美联储很可能要为经济中几乎所有私人、州和城市的信贷托底。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类似的措施。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要求政府大规模出手干预，但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放弃市场化的分配机制？ 如果人们认定近期的市场压力仅仅是短期流动性短缺，而且很快就能被疫情后的强劲持续复苏所缓解，那么全面债务担保就是一个极好的工具。但如果快速复苏无法实现呢？倘若美国和全球经济正如某些人所怀疑的那样，必须花费数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水平，我们又该怎么办？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则各行各业都不一定能全盘坚持下去，各州和地方政府也难以继续维持其偿付能力。 而对此有一个更好的选项，则是采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财富将以灾难性的规模被摧毁，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债权人也需承担一部分冲击，而这一过程必将引发持续数年的谈判和诉讼。对于那些破产律师和政治游说者来说这将是一场大餐，其中一部分将来自向纳税人施压，要求他们履行救助担保。这样的场景将及其混乱。 现在让我们试想一下，美联储可能会将整个经济体的大部分短期利率推至接近或低于零的水平，而不是仅仅通过担保来支撑市场。欧洲和日本都已低调迈入了负利率区域。假设各国央行采取进一步措施，将短期政策利率下调至-3%或更低的水平，以抵制当前政府债务进一步膨胀的状况。 首先，就像过去正利率的好日子一样，负利率将使许多公司、州和城市免于违约。如果操作得当，负利率将起到与正常货币政策类似的作用，刺激总需求并增加就业。那么在对所有一切实施债务重组手术之前，尝试一定程度的正常货币刺激难道不好吗？ 为了使深度负利率变得切实可行，我们需要采取多项重要步骤。而其中一项尚未有任何央行（包括欧洲央行）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防止金融企业、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大规模囤积现金。各种监管措施的结合，对央行大规模重新存现费用，以及逐步淘汰大面额钞票，都应该起到作用。 这种操作可算不上什么高精尖科技。随着大规模的现金囤积行为被取缔，将负利率传导给银行储户的问题也会被消除。即便不去阻止高风险高费率的批发式囤积，欧洲银行也越来越有能力将负利率转嫁给大型储户。而且政府在完全保护小储户免受负利率影响方面也不会花费太多。同理，只要给足时间和做足规划，实现这一点就很简单。 虽然负利率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但正如我在2016年出版的《货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反对声音要么不得要领，要么易于解决。我还解释了为何不应将量化宽松和直升机撒钱之类的“替代性货币工具”视为财政政策的形式。虽然财政应对是必要的，但货币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后者才能解决贯穿整个经济的信贷问题。在通胀和实际利率摆脱一蹶不振状况之前，只有有效的深度负利率政策才能发挥作用。 而先进经济体的负利率政策也将给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巨大福音，它们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资本外逃，高负债和弱势汇率而遭受重击。虽然在利率为负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也依然需要延期偿付债务，但是美元汇率走弱，全球增长走强以及资本外逃减少将对其有所帮助，尤其是在规模更大的新兴市场。 但不幸的是，当美联储执行其2019年政策工具审查时，关于如何实施深度负利率的讨论实际上被搁置一旁，其全部精力都被放在了抗击疫情上。那些有影响力的银行业游说者也憎恨负利率，即使只要执行得当就不会损害银行利润。经济学界也许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他们都被那些确实存在一个零利率限制的经济体所产生的有趣反直觉结果所迷惑了。 深度负利率的紧急实施并无法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但是采取这么一项政策将成为一个起点。正如日渐揭示的那样，均衡实际利率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被设定在一个低于以往的水平，那么各大央行和政府就该对这个想法进行长期、细致且紧急的思考了。 (本文作者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创投和股权投资机构不断凝聚长期创新资本，不断赋能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助推器”、优化资源配置的“催化剂”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创投和私募股权机构勇于担当，使用所投生态链企业的各方资源参与抗疫防疫，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恢复和扩大生产注入新动能。 截至2020年3月底，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规模突破10万亿元，为资本市场培育了大量优质企业，为实体经济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弹药”。 陪伴创新企业成长 以创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不断凝聚长期创新资本，大力支持科技创新，陪伴中小微创新企业成长，既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创投和私募股权机构以市场化方式不断集聚资金，投资覆盖科技创新企业的初创、成长到扩张并购的全生命周期，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命运共同体，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不少互联网、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企业背后有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身影。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私募基金累计投资于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新三板企业股权和再融资项目数量达11.71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6.89万亿元。私募基金在投项目9.43万个，涉及4.8万家实体企业，在投本金规模7.6万亿元。2019年当年，私募基金投向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本金新增7392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2.9%，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本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何小锋表示，从微观上来说，创投基金支持创业者创业，不仅为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还能为其带来法律、财务上的指导和创业经验，这是画龙点睛之处。从宏观角度来讲，创投机构的投资是反经济周期运作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他资金来源比较受限，股权的价格往往在此时被压低，创投机构反而积极投资；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创投基金又卖出股权，起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 助力高质量转型 以创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新型的金融产品供给，与创新企业紧密结合共生共荣，与科技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良性循环互动，化解高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高风险，成为了配置金融资源支持科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科创板上市的100余家企业中，约90余家企业获得了股权机构融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勇于担当，积极引导、推动所投资的生态链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抗疫防疫，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恢复和扩大生产注入新动力。目前，头部机构正在紧抓企业估值下调的机遇，发掘投资机会、大胆投资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科创企业。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进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阶段，科技创新力量崛起，创新驱动成为第一动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19年6月，科创板迈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为创新创业企业打开深层次的发展空间，为股权投资基金打开新的退出渠道，有望开启科技创业大时代，股权投资行业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股权投资发展迎来新机遇 当前，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新规密集发布。2月14日，再融资新规正式发布并落地实施，适度放宽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规模限制、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且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和锁定机制、发行对象、批文有效期等条件均有所放松，给VC和PE机构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4月27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方案出炉，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性制度改革。业内人士表示，更多代表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技术、新模式的企业将借此打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渠道也将更为通畅，从长远看，注册制改革将进一步促进创投行业的生态繁荣。 此外，不论是从募资、投资还是退出环节来看，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都面临更加广泛多元的资金来源、更丰富的投资机会和更加便捷、丰富的退出选择。 大浪淘沙始见金。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经历从爆发式成长到大浪淘沙式整合的过程。伴随着中国股权投资行业逐步回归本源，走向更加成熟，优秀投资机构需要回归理性精耕细作，为企业真正创造价值、为投资人真正创造收益，才能基业长青，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昨日下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郭卫民表示，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于21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5月27日下午闭幕，会期比原计划缩短了4天半。谈及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时，他表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在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前，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冲性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大了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有分析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受到各方关注。 郭卫民称，经济问题是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的问题，全国政协对如何统筹疫情防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非常重视。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深入研究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并且通过移动履职平台等形式展开讨论，分析经济形势，研究对策。大家认为，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加快恢复，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应对疫情催生的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得到快速发展。 他表示，同时也要看到，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明显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在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前，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冲性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郭卫民称，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在面对复杂严峻局面时展现出超大规模经济的整体优势，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巨大的潜力和回旋余地。 他还介绍，经济界、农业界、工商联界的委员们，聚焦如何克服疫情影响，围绕把握宏观政策取向、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出了多项意见建议；围绕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保护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举措，不少建议被政府部门吸收采纳。 “政协委员们认为，面临的形势越是复杂，我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面对疫情威胁，我们众志成城、顽强拼搏，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郭卫民说，今天我们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相信一定能够化“危”为“机”，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对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出现“逆全球化”，郭卫民表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进程，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科技和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必要条件，经济全球化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正常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可能加剧了一些人的质疑和担心，也有人提出要增加本国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的生产和保障能力。 “但我们认为，‘脱钩’主张不是一张好药方，我们应该看到，全球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多年来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依赖性，面对疫情冲击，各国应该加强团结、加强合作，协调政策立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郭卫民表示，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
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讨论很多。现在形成的一些规则，比如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的目标等，都是基于以前的经济运行状态而发展起来的。但经济运行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规则是否依旧适用？想要打破这些规则，还需要找到可信的依据。在这个基础上，现代货币理论出现。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关于“赤字货币化”的话题激起千层浪。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探讨，全球学界和政策界对此已争论多年。在我国，财政政策近几年愈加积极，但也曾爆发过有关财政政策究竟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的争论，财政扩张程度如何、到底还有多少扩张空间，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背景下，去年4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CF40年会上基于现代货币理论（MMT）框架，分析了我国逆周期调节应采取的政策组合。由此，国内掀起了一场有关MMT的大讨论，业界开始重新思考财政与货币的边界问题。 去年7月，CF40以“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为主题召开首期“金思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央行、外汇局、财科院、国研中心、北京大学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多位专家，就这一主题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等不同维度进行了探讨。 今天，我们完整呈现金思汇上的这场讨论。基于Chatham House rules，本文采取匿名处理。 关于财政与货币的关系 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需要创新 提问：经济学理论如何看待财政与货币的关系？ 发言一 一个国家的预算最后总是以某种方式平衡，一种方式是印钱，另一种是征税，这就是跨期预算平衡。 谁来负责跨期预算平衡？如果由央行负责，通过印钱来平衡，财政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是财政主导；如果由财政负责，通过财政可持续、债务可持续来平衡预算，央行货币政策主要完成的是经济目标，那就是货币主导。 我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版本——弱版和强版。目前主流经济学家讨论的弱版，即如果货币政策效果不是那么强，这个时候应该让财政多做一些事，比如发债或者征税，可能央行需要配合财政做事情，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是否所有的国家都适用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我们是否了解这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当债务水平足够高的时候，利率出现小幅波动或者国家系统运转的可持续受到质疑，这就是灾难性后果，也是最大的风险。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因为采取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而导致高通胀和财政失控的案例。 那么哪些国家有条件采取财政主导呢？我认为美国相对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美联储是有信用的，美元拥有特殊的货币地位。欧洲的条件相对美国弱一些，因为欧盟有众多国家，不同国家发行的债务，没法相互流通和分享。 中国的契合条件是，整体债务水平可控，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但问题在于中国还没到达零利率水平。日后一旦出现零利率，我们的宏观政策框架开始走向财政主导，那么利率走高一点，投资者就会出现不信任情绪——国家能否应对这个风险？我认为大部分国家并不适用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 第二，不管中国采取财政主导还是货币主导的弱版，最终效果会怎样？日本搞了好多年财政扩张，国债水平达到GDP的250%，但收效不明显。日本采取财政主导政策框架的背后是人口主导，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抚养比上升、储蓄率下降等问题出现所带来的各种缺口，利率下行趋势显现，未来就会导致通缩。 有人认为，此时货币政策已经无计可施，货币工具已然失效，只能动用财政工具。如果并非如此，我们可以采取财政扩张的方式解决问题，提升利率水平，并提高通胀水平，但是，这样的话，财政是否可持续？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高通胀带来的风险？对此我比较困惑。 因此，即使是中国资产负债表总体水平良好，我认为采取财政主导的模式依然面临很大的风险，何况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很严重，靠财政主导的政策框架能否走出困境，还是未知数。 发言二 现代货币理论（MMT）是一个热门话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MMT会在这个时点出现？对此可能有很多种解释，我的理解是，因为传统的货币政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都失效了，或者说央行失效了，所以需要考虑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失效了？一方面，利率已经达到零；另一方面，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实行多年，其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子弹打完了。 自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其它货币与美元脱钩，才真正意义上有了信用货币和货币政策。经过40多年，现在利率已达到零，货币政策的子弹已经打完了。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是在波动中趋势性下降的，每次波动的高点都低于上一次，慢慢到零。如果美联储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控制调高，联邦基金率应该会更快到零。 在利率达到零之后，又为什么说货币政策没用呢？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旦达到那个奇点，一种理解是可能会无限的有用，另一种理解是无限的无用。 我为什么倾向于无用？观察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债务、通胀还有货币条件（用利率水平来衡量），可以发现，这几个指标在最近几年出现明显的分化—— 一是利率越来越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二是债务越来越高，和利率之间是明显的镜像关系（高度负相关）；三是危机之后经济增长虽然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总体还算不错；四是通胀一直不及预期，存在通缩压力。这四个指标的分化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现在全球货币政策可能进入陷阱状态：超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导致债务上升，另一方面导致资本产出比率上升。 美国的数据也是支持这一结论：美国的K（资本存量）和Y（经济增长）之间的比率是上升的，与货币条件放松呈反向关系，投资回报率下降。最终形成相互制约的情况，因为产能过剩、高债务压缩通胀上行的空间，而央行盯住通胀，通胀指标不佳导致货币政策没有回归常态的动力。此外，在高负债的压力下，长期就会形成通缩内生的压力。 以前大家讲全球货币政策放松，是认为货币政策放松需要和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相适应。但是近年来，利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这个缺口明显放大。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运用了一个超宽松的货币刺激因素，没有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所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分化，利率越来越低，债务越来越高，增长还可以，但同时出现通缩压力。目前，各国都无法摆脱这种状态，美国试图走出去，但没有成功；欧洲、日本根本没有任何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MMT出现了。传统政策变得无用，很大程度上货币政策失效了，所以就需要财政发力。但是我认为财政发力也未必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财政刺激也存在对私人部门挤出的问题，而政府作用进一步上升也将抑制创新能力。例如，日本债务率是全球最高的，超过400%，但它也没有明显拉动日本经济增长。 二是财政政策可能存在越刺激越通缩的机制。MMT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在控制通胀的情况下，财政可以无限扩张。但是，我认为财政政策越刺激，债务越高，同时过剩的产能也越多，如果刺激的程度稍微减弱，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将立刻显现，长期来看可能是通缩的机制。 而货币政策盯住的是通胀，如果通胀指标长期不理想，则认为是对经济的刺激不够。我认为，这可能正好相反。现在的通胀形成机理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有点失效或者扁平化，甚至与原来相反。例如，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反向的，经济增长率上升时，通胀却是在下降。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非常规货币政策意味着经济好转后需要恢复到常规的货币政策，但是现在发现无法回到原来的货币政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判，认为货币政策会刺激经济增长，当货币政策效果不好时，就选择使用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会不会带来其他问题，我现在没想清楚，但是我认为逻辑上需要考虑这种可能性。 发言三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如宏观调控的角度、中国转型升级发展的角度、未来经济形态演变趋势的角度，以及对现有理论进行创新的角度。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去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天然带有调控政策的色彩。过去没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说法，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才有了经济总量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等说法，才开始在需求管理的框架下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讨论很多。现在形成的一些规则，比如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目标、财政政策的目标等，都是基于以前的经济运行状态而发展起来的。但经济运行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规则是否依旧适用？想要打破这些规则，还需要找到可信的依据。在这个基础上，现代货币理论出现。 对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现象，经济学家是在反思的，比如财政能否向央行透支。支持不能透支的一个主要考虑就是防止通货膨胀。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货膨胀将不可收拾。 强调央行的独立性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因为只有币值稳定，微观主体才会产生预期。反之，如果物价一年一变，微观主体就无法产生稳定预期，其经营活动难以稳定，整个经济秩序就会发生混乱。 当然，现在的央行独立性不仅涉及不同学科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站位问题，或说部门利益问题。站在各个部门的不同角度去思考财政、货币政策，可能会产生很多分歧，包括认识方面的分歧，也包括权力方面的分歧。而一旦牵扯到权责分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就容易讨论不清楚。现实中，有政府就有部门，有部门就有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上述问题就会自然存在。所以对财政、货币政策进行思考和讨论，要跳出部门利益。 思考财政、货币政策的关系，还需跳出学科界限。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在政府干预的角度上有融合，实际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学讲的是商品生产体系，属于完全实体的概念，而货币银行学提供的是一个流通手段，是价值符号方面的一个概念。 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在经济学里也变得分不清楚了。流动性到底是指什么？也成为一个模糊的问题。流动性多了，到底是储蓄多了还是货币多了？储蓄多了意味着资金多了，对应的商品物资多了，那么央行没有办法调控；而货币多了央行当然是可以操控的，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说的流动性的概念，到底是对应储蓄及商品物资还是对应流通手段，我认为至今还有点分不清楚。只要一说到“钱”，就往往把货币和资金混淆在一起。 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没有办法把经济和金融分开，二者是混在一起的。高层讲“提升金融体系与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的适配性”，这个说法可能已经打破了现有学科的界限，认为金融的问题和传统的经济学问题已经混到一起了，以经济学或货币银行学等现有的学科边界讨论这些问题，都已经讨论不清楚了。 经济的金融化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趋势。在农业社会的时候，人类的需求是生存；到了工业社会，大家更多追求占有物质财富和满足消费，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像住房、汽车这些方面的需求；当大家越来越富、收入越来越高，人类最大的需求变为了财富的保值与增值。这个需求不是对产品的需求，而是对资产的需求。 需求的变化导致供求关系和定价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基于产品的供给关系，东西越便宜则销量越大，越昂贵则销量越小；一旦对产品的需求变为对资产的需求，逻辑就反过来了，东西越贵则越能保值增值，销量就会越好，越便宜就越无法保值增值，就愈加没人购买。 这时，一般商品开始金融化，房子首先变成具有金融性特征的商品。实体交易和金融交易结合到一起，二者实际上已经不仅涉及到支付概念，而是形成了信用关系，形成了与债权债务的融合。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实际上都变成了一种金融关系，其中消费信贷是最典型的。 到了现代以后，整个社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工业化的模式是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分散化、小型化、个性化。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风险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过去银行解决钱的问题，现在银行还需解决社会风险问题。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现在银行不仅仅是在融资，本质上在为社会的风险管理需求提供服务，市场上的金融机构在为这种风险管理的需求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化服务。 现在老百姓购买理财产品，就是因为在充满风险、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其手里积累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贬值，所以寻求资产，努力保值增值，就渐渐变成了经济金融化过程中老百姓最基本的需要。由此，未来的商业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将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概念。 微观基础的改变使得央行也要发生改变，因为大众的需求变了，货币的性质也会变。一般商品的金融化使得整个社会财富也在金融化。这样一来，变化后的这种经济形态对应的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包括财政学的原理到底是什么都面临着问号，我认为现在这一套已经不适用了。 对于现在的经济形态，有人称之为数字经济、金融经济，也有的叫互联网经济、知识经济等，五花八门。不管名称叫什么，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内生的不确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风险管理变为普通老百姓的需求后，老百姓不可能像再像自然经济条件时那样，把谷子放在仓里头，把金银财宝压在箱底下。现在人们的财富都是金融化，这时候财富就表现为越来越主观化、虚拟化，这就涉及到资产负债表问题。 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资产和负债怎么确认？过去怎么确认，现在怎么确认？过去确认大都是历史成本法，现在呢？基于不同的目的，实际上有不同的资产评估方法。这种评估方法改变了会计准则和会计计量手段，整个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变得主观化和虚拟化。 有人提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因为资产负债表、公允价值原则有顺周期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资产和负债越来越主观化，这种主观化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基于风险去进行定价。过去的定价规则可能是从供求关系去考虑的，是互为因果的，属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现在的定价规则是基于整个社会需求的变化考虑的，实际上是对风险的定价，而不只是基于所谓的供求关系的定价。 所以目前来看，把房子当成商品去定价或者当成金融工具去定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调控房价的问题上，好多人把房子当成产品去看待，但实际上它具有金融属性，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再去沿着原有的学科、原有的原理去思考财政的问题和金融的问题，我觉得很难再有什么突破。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和央行就是两个钱袋子。从计划经济那一阶段的经济运行情况来考虑财政和货币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货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录、计量的工具。那个时候的情况更方便我们观察货币和经济的关系，后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开始发生改变。 那个时候总是有财政银行之争，但计划经济条件之下，银行就是小银行，财政毫无疑问就是大财政。银行是提供流通手段的，货币是通约化的计量工具，没有其它作用，后来才开始发生变化。 把作为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嵌入到需求管理框架中来看待，来判断应该扩张还是紧缩，导致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有很多方面认识不清晰。例如，怎样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很可能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混淆了。宏观审慎政策不应当像货币政策一样时紧时松，随机变化，也不能把民生政策和产业政策放进宏观调控政策的框架里。从这些方面来看，宏观调控对应什么样的政策，现在在认识上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回到财政和金融的关系问题上，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央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的所谓政府资产负债表，要合并变成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最终需要并表、不能分立。我们讲的政府资产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但国家资产负债表就是另一个概念了，完全不同。 现在的财政金融问题，实际上就是风险管理问题。市场上的商业银行为居民、企业等客户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央行要通过稳定流动性，保证不出系统性危机。按照宏观审慎的理念，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更大层面的整体性风险问题。至于财政，实际上也是为老百姓提供风险管理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养老、教育、医疗等等。老百姓很难通过个人力量去化解这些公共风险问题。 过去称被之为公共产品的东西，现在看起来都是公共风险问题。作为政府的一部分的央行和财政，其实都面对着宏观的或者说系统性的风险问题，就是公共风险的问题。作为微观层面、市场层面的金融，实际上也是通过市场手段去满足老百姓的风险管理需求，包括企业、家庭、个人。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看起来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确定性应该越来越大，其实恰恰相反，现在人类文明越发展，现代社会的内生不确定性越大。我们处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要思考如何构建一种确定性，即构建制度规则。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变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恐怕这些就要重新构建。 现有构建的这种确定性就像刚从河流驶向大海的一艘船一样，经不起折腾，几下就可能被打趴了。现在怎么重新建造一艘诺亚方舟，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确定性，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包括政策创新。 按照过去的思路去讨论财政和金融的关系是行不通的，必须要跳出来。我认为觉得这个题目不是讨论一次的问题，恐怕要讨论多次。产业政策、环境政策不能当宏观调控手段来用，民生政策更不能当宏观调控手段来用，其实真正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我认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仍需探讨。 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各有边界，如何配合 提问：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的区别有哪些？实践中各自效果如何？ 发言一 我想谈四点：第一，从央行的起源看财政和金融的边界；第二，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的型态对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要意义；第三，财政主导的后果是什么；第四，数字时代的货币和财政。 央行的起源应该有两个，既是政府的银行，也是商业银行的银行。历史上是先有政府，再有央行，央行是政府为经济创造货币的特殊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建立这样一个独立的特殊载体，可以提高货币创造的效率，也可以赚取更多的铸币税。 央行的另一个起源要从商业银行、私营银行发展出银行俱乐部的概念谈起。通过集中成立处于银行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央行，银行体系建立起一套信用风险互担的机制。 商业银行运营模式的基本原理是跨期存在一个斜率，即未来利率高于现在，我们的时间是有价值的。银行最基本的机理是借短贷长。银行就可以发行一个即期，如货币这样的负债，在资产端支持货币发行的是商业信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很自然就到了第二个问题：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的型状对央行资产的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或者说，长期利率的水平，对于货币发行是由财政主导还是商业信贷主导这个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决定长期利率的水平？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前，我们认为人活到90岁基本会死亡，因此65岁以后储蓄呈现下降趋势，即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储蓄率下降的过程。但现在人口寿命面临不确定性，未来老龄人口的储蓄率是上升、下降，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再过一两百年发展可能又过了一个轮回，人口结构又会发生变化，但未来几十年来，我们可能会走向日本化；以后几十年，储蓄率上升，实际利率下降，利率长期在零左右徘徊。如果是这样，可以判断收益率曲线在将来的几十年内是非常平坦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的净息差会大幅下降，其“借短贷长”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本身就存疑了。与此同时，私营部门的信贷需求也会下降。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财政主导和政府信贷成为央行扩表和发行货币的主要渠道。但它是有后果的。 财政主导的后果是什么？整个社会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会下降。 以日本为例，其利率曲线非常平坦，应该是有绝好的机会充分发挥更多的赤字，但日本很害怕，因为国债已经是GDP的300%以上，觉得已经非常危险。 过去我们认为财政带来的挤出效应会带来通胀，而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以布兰查德的概念，在宏观经济中，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债务是可以持续增长的，只是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潜在的增长率实际会下降。 发言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短期内是否有解难有定论，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究竟财政主导还是货币主导，在中国其实存在一些特殊的约束。 如果货币政策作为主导，它是否有一个边界？因为货币政策有效性一定是递减的。例如理论上通货膨胀是低通胀，但近十几年高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因素。 另外货币主导也带来了很高的杠杆率，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行为非理性的情况下。记得4万亿计划的时候，我们去一家民营企业调研，他们表示不需要银行贷款。但很奇怪的是，以前企业家请银行行长吃饭，现在银行行长请企业家吃饭，说“你们贷点款吧”。 为了维系与银行的关系，企业就贷了本不需要的款，这是市场行为非理性化的表现。银行、企业都有非理性化行为，造成了现在的高杠杆率结果。 现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前景还无法看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一定会对金融经济、人们日常生活来重大影响。如果未来几十年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会不会改变？当前的货币主导方向会不会有效？ 如果财政作为主导，也受到一些条件限制。中国要走财政主导的路子，确实比较困难，例如有3%赤字红线、偿债能力、减政放权、减税降费等约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受不受到约束？ 我们调研发现，地方负债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解决重大项目投资问题。而这些重大项目投资同质化十分严重，现在几乎所有的地级市都在套用同一个模式，大搞造新城运动，而且新城往往距离旧城很远。这反映出政府决策约束机制的缺失。如果地方政府行为不受约束，财政来做主导，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问题。 至于是不是有挤出效应，跟财政支出结构有关，我们要更多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尽是做一些大项目，做创新、搞芯片研发，肯定会挤出，挤出效应很明显。也是在4万亿计划时期，全国工商联举办一个环境峰会，会长提到4万亿计划实施后地方政府突然有钱，之前与地方政府谈好的污水治理项目都由地方政府自己做了。这就是典型的挤出效应，与支出结构相关性比较大。 尽管宏观政策在变化，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需要相互配合。尽管这么多年的配合存在矛盾，但是未来出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原因，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做好配合。 例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有没有真正完成，看从哪个角度理解。不论人民银行是否真正全部放开利率管制，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央行放开利率管制就全部完成，而是一系列市场结构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上专门提到国债收益率曲线，没有财政配合，人民银行是做不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 我们的国债市场也存在问题，财政部比较关注国债能不能发出去，至于国债流动性如何，是否活跃，是否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不作过多考虑。央行一些学者提出发超短期国债、超长期国债，超长期国债现在发了一些，超短期国债模糊一点。总之财政发国债不怎么考虑货币方面和金融市场方面的需求。 我觉得未来除了所说的大框架，可能还是要从技术角度还要增强二者配合。 发言三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本质上都是国家信用，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但是普遍各国倾向于更多用货币政策，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财政政策的使用在程序、立法上都比较复杂，大规模使用不方便。另外，它还关乎政绩。比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财政没有赤字，也没有发太多的国债。后来美国发了很多债券，国会対债务上限有限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很久，甚至出现政府关门。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加透明，货币政策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效果很难评估，它涉及到一个庞大的、复杂的金融体系，尤其还存在时滞的影响。财政政策则很清楚，收入、支出透明度极高，越民主的国家透明度越高。 为什么会产生现代货币理论这些观点？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全球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了。美国在保罗·沃尓克当美联储主席时，通货膨胀严重，利率提高到20%多。之后美国开始治理，到今天没有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中国80年代曾出现超过20%的严重通货膨胀，2006年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一轮通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便处于较低的通胀水平。但中国有点不同，目前CPI的指数增幅不高，约为2.7%，但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蔬菜水果猪肉的价格上涨明显，甚至翻倍，这与CPI不吻合。全球范围来看，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在中国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 在通货膨胀严重时自然要求政府控制货币、控制财政赤字，这是传统的货币理论。通货膨胀解决了之后，就出现了新的货币理论。 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无论农业还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对通货膨胀形成了抑制。但是80年代以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全球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扩大了。未来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因为技术还在发展，劳动生产率还在提高，通过央行扩表的方式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80年代到现在，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愈演愈烈，未来这个问题仍将严重，仅仅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央行扩表虽然不会产生通胀，但是也解决不了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央行越扩表贫富悬殊越大。为什么这20、30年贫富悬殊差距，可能也是这两个政策使用过度了。所以未来继续扩表、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可能会加剧贫富悬殊，需要找到新的方式。 提问：对处理好财政和货币的关系有什么建议？ 发言一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央银行和财政的关系，财政发力比较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利率下降幅度大，基础货币供给量大，但是商业银行不愿意放贷，广义货币派生不出去，货币乘数陡降。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基础货币供给并没有太多，但是广义货币快速扩张，主要是由于财政的引导和地方平台发力，这给我们留下了货币政策的空间。 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货币政策空间比较大的国家，目前我们仍有10%的准备金率、2.6%-2.7%的基准利率。这对于中国未来维持长期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优势，我们需要珍惜这些货币政策空间。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欧央行的独立性下降，重要的原因是货币政策没有空间，所以转向财政政策是很自然的。 发言二 理论研究之外还需要做实证研究。确实央行的货币政策更便捷、更隐蔽、更有效，政府用起来方便。但是中央银行也做了很多央行权责外的事，例如很多调结构的事。这些政策应该做一些后评估。 我们发布了许许多多的政策，汇集成很多页的报告，但是每一项政策是不是真的有效，没有人评估。记得“七五”计划期间，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投资所对“七五”重大投资项目做了后评估，登在报纸上。后评估的结论是，从经济的可行性角度，不考虑社会效应，真正经济上成功的重大投资项目只有5%，也即95%的重大投资项目在经济上是不成功的。这种后评估是很有震撼力的，很值得我们去反思问题。 发言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上看，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成功的。但从中央强调的逐渐爆发出来的金融风险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还有很多不完美之处。 我们在研究、讨论财政和货币框架时，借鉴、学习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多，但是是否考虑到中国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环境上的巨大区别？ 成熟的市场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面对的是真正的自负盈亏的微观市场主体，而中国目前面对的是大量预算软约束的各级国企，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 我认为，国有经济一定要有边界，否则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有效性就会减弱，财政货币政策会面对一个无底的漏斗洞，最终只会货币越发越多。 因为在软约束条件下，国企只想着能够拿到资金即可，拿到资金就可以做大资产规模，根本不在意资金的成本即利率的高低，唯一目标就是弄到钱、把企业资产规模做大。 比如一些中央和地方国企建立矿泉水公司、洗涤用品公司、连锁超市、酒店等，挤入这种完全竞争性行业，没有任何行业志气，核心产业、核心技术少有人盯。而且预算软预算机制下，只求规模做大，效益不去考虑，很多做得商业上不可持续，信贷资金、变相的财政资金来源一旦断奶甚至给的慢了点，项目立即停摆。 这种不受成本约束、一心只想把规模最大的商业模式，是国有经济病，一定程度上也会传染给民营企业。 我认为，财政货币政策框架、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要有效果，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有效果，国有经济一定要有边界。竞争充分的行业最好交给民营经济，混改力度要更大，胆子要更大，步子要更大，而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可以国有为主，这些国有企业一定要有行业志气。 忽略这个基础的差异，很难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中新网合肥5月19日电(记者 张强)合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桑林兵介绍，今年以来，合肥经开区一方面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方面，坚决打赢“六稳六保”攻坚战，在合肥市率先实现“四上”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并推进107个项目集中开工、18个项目成功签约。 安徽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走进安徽国家级开发区”系列新闻发布暨集中采访活动18日走进合肥经开区。 合肥经开区成立于1993年，2000年晋升为国家级经开区。2019年，合肥经开区实现GDP1150.2亿元、工业总产值近3000亿元，综合发展水平蝉联安徽省开发区综合考核第一名，位列全国218家国家级开发区第13位，是安徽第一大工业集聚区。该区致力打造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高地。 桑林兵说，当前，把握疫情催生加速的新需求新趋势，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是对冲疫情影响，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之举。今年以来，合肥经开区全面加快“新基建”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孕育更广的发展空间，释放更多的增长潜力。3月份，合肥经开区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5.8%；4月份以来，经济速度加快，全区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6.7%。 目前，合肥经开区在清华启迪科技城建设全国产化的自主安全可控(鲲鹏)数据中心，建设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二期，打造全国工业安全云基地和消防云中心总部。引进全球最大企业应用软件供应商德国思爱普，建设工业互联网创新赋能平台。引入东华软件长三角城市群中心总部基地，联合腾讯打造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平台。 同时，合肥经开区为产业升级注入“数字动力”。推进传统家电向智慧家居转型，合肥海尔以卡奥斯工业互联网赋能5大互联工厂，实现行业引领技术236项。推进新能源汽车向智能网联转型，蔚来汽车ES8实现L2级自动驾驶；江淮汽车2021年将实现L3级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江淮大众首款量产车型思皓E20X已搭载智能网联系统。推进智能终端数字化转型，联宝科技投资6亿元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设备关键装备数控化率达到100%。 此外，培育数字经济新生态。打造5G示范园区，与华为、安徽启迪共建全国首个5G应用联合创新中心和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平台；与东风汽车合作打造无人驾驶示范项目，目前已引进培育智信汽车等44家5G产业链企业，构建5G产业生态；建设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园区，围绕哈工大机器人六大前沿科学研究方向，布局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两大领域创新平台，已集聚31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完)
图片来源：微摄 新华社华盛顿5月19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19日表示，美联储将保持联邦基金利率在接近零的超低水平，直至确信经济已经受住新冠疫情考验。同时，美联储将继续使用所有可用工具为经济提供支持。 当天，鲍威尔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一道出席了由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就新冠疫情在美暴发以来所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展开讨论。鲍威尔表示，本次经济衰退的规模和速度在现代史上前所未有，“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美联储将继续使用各种工具来支持经济”。 针对美国经济重启，姆努钦认为，由于疫情导致大量失业，美国有必要尽快重启经济，否则美国经济将“面临遭受永久性损失的风险”。不过鲍威尔的态度较为谨慎，认为有效管控疫情是当务之急。 鲍威尔还说，自3月以来，美联储与财政部为市场和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未来，美联储准备推出一项为疫情暴发前财务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新计划。但他同时强调，美联储的行动只是公共部门应对新冠疫情的一部分，隐晦重申了需要更多财政政策支持的立场。 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15日通过一项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计划。不过，该计划在由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前景不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明确表示无意接受这一援助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也曾表示，即便该计划获得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也将遭到白宫否决。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历史节点之上，后浪涌起之时。着眼于历史坐标系，2020年全国两会立于多重历史节点，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路径产生方向性影响。由此，在应对短期风险冲击、实现“六稳”“六保”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将是今年两会的应有之义。 “前后浪相继，洪波向东流。”随着今年全国两会的临近，增速目标、就业目标、赤字率等短期政策焦点已经引发市场的热烈猜想。但是放眼长远，今年两会的重要看点并不局限于此。放之于历史坐标系中，今年两会既处在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点，也将面向全球疫情后剧变的新格局。内外历史节点的交叠之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料将是今年两会的核心主题之一。以此为起点，新一轮改革后浪预计将在三个方面率先奔涌。其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对下阶段中国改革全局发挥基础性支持。其二，在维持金融开放“高速度”的同时，激活金融改革“加速度”。其三，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释放其短期稳定需求、长期推动转型的双重红利。我们预计，相关的方向性信号有望在两会期间有所展现，并将揭示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成长性机遇的长期脉络。 历史节点之上，后浪涌起之时。着眼于历史坐标系，2020年全国两会立于多重历史节点，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路径产生方向性影响。由此，在应对短期风险冲击、实现“六稳”“六保”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将是今年两会的应有之义。 从内部来看，2020年既是“十三五”与“十四五”的过渡期，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点。相较而言，在第一个百年目标收官之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将更加突出两大发展重心。一是“民富”，即人民生活在总量上更为宽裕，在结构上水平差异收窄。二是“国强”，即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面向两大重心，未来要素市场料将成为改革深化的核心阵地。一方面，通过土地、资本、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传统要素的生产效率提升抵减边际投入收益的下滑，以要素间收入分配的优化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石。另一方面，通过数据、技术等新要素市场的发展，将“激励兼容”这一上轮改革的成功秘钥应用至最富活力的数字经济领域，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从外部来看，新冠疫情正在瓦解全球旧格局，强博弈、高风险、多不确定性的新世界逐步到来。对于全球经济，本次疫情并非一次性冲击，而是从根本上拆解了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健增长）。一方面，疫情的长期化正在持续抑制资源、人口、资本等要素供给。另一方面，疫情以及其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逐步导致国际贸易阻滞、经济活动停滞、产业链条疏离，进一步拖累生产效率。两者交叠之下，再考虑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已近极限，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枢料将长期下行。在这一全球趋势下，中国经济亟待做好两方面的改革应对：一方面促进消费升级，以内需的稳步扩大克服全球总需求的长期失稳；另一方面加速产业升级，以科创能力的提升跨越全球化的退潮。基于此，中国有望从供应链单一中心成长为供应-需求链双枢纽，主动适应并参与重塑疫情后产业内贸易区域化、产业间贸易全球化的嵌套体系。 由远及近，当上述历史的长趋势发轫于2020年的短时点，新一轮改革后浪预计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率先奔涌。相关的方向性信号有望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所展现，值得市场予以密切关注。 后浪之一：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财富之母”。过去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土地制度改革始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随着2020年新版《土地管理法》、《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推出，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提速，今年两会或将进一步聚焦“一点一面”两大关键。对于土地改革自身而言，建设用地改革将是下一阶段的关键“点”：在结构上，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桎梏、跨区域调配障碍，激活建设用地对农民增收、产业落地、城乡发展的多向支持作用；在效率上，加快完善建设用地的定价、配置和收益分享机制，进而脱离粗放式的土地宽供应，从存量土地中挖掘提效空间。对于中国改革全局而言，充分发挥土地改革的全“面”辐射作用，构筑多项关键性改革的正向循环，正是当务之急。其中，土地改革与户籍改革相互配合，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新型城镇化不仅在需求端培育更多层次的内需市场，在供给端亦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为中国制造业全体系升级提供坚实基础。 后浪之二：金融体系改革。十九大至今，中国金融开放在蹄疾步稳中不断取得成果，同时也对内部金融改革形成了积极的“鲶鱼效应”。以今年全国两会为承接，在维持开放“高速度”的同时，下阶段发力重心或将转至改革“加速度”。我们预计，两会期间四方面的改革举措或将加码。第一，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将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的高效率领域，尤其是加速资本与科创的结合，支持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发展。第二，以贯彻新证券法为主线，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大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维护效率、公平、韧性并存的市场生态。第三，以盘活资本存量、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为目标，进一步推动高流动性、高稳定性的金融工具创新，从而为经济短板领域拓展融资渠道。第四，以LPR为“利率锚”，加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打通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公里”，坚持通过改革方式持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避免因短期经济压力而重拾旧模式。 后浪之三：数字经济发展。今年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标志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我们预测，在两会的新规划下，数字经济或将承担起短期稳定需求、长期推动转型的双重职责。从短期来看，新一轮消费促进政策预计将与数字经济紧密结合。一方面，在政策实施中用好数字化渠道，实现降低搜寻成本、精确化投放、差异化执行，从而提高消费券、社会救济等工具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把握疫情后数字经济模式固化为日常生活必需的历史机遇，从在线办公、教育、娱乐、医疗、餐饮等领域激活新一轮的消费红利。从长期来看，两会或将从“软”、“硬”两个方面发力，加速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在硬实力方面，新基建料将得到积极财政、资本市场工具创新的双重加持，加快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在软实力方面，数据、技术两大要素市场的培育，以及DCEP与现实经济循环的融合，预计将成为下阶段的建设重点。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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