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1%、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7.4%、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7%……翻开江西一季度经济发展“成绩单”，尽管受疫情影响，但一些关键指标仍保持较快增长，展现出韧性与后劲。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性机遇，江西着力向转型升级要活力，向创新创造要动力，向全域开放要潜力，勾勒出一幅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向转型升级要活力 走进江西爱驰亿维科技有限公司，可以看到两个汽车工厂，一个是现实版的，一个是云端数字化的“孪生工厂”。 公司智能制造经理谭虎生说，目前公司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0%，通过“孪生工厂”对实体车间进行模拟运行，实现柔性设计和生产，一条流水线可生产6款不同车型。去年底第一款汽车上市，目前已拿到欧洲市场700台订单。 依旧是汽车制造，“玩法”变了，市场格局就大了。近年来，江西着力引导占工业比重约七成的传统产业实施技改，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截至2019年底，全省企业上云数1.6万家，两化融合增速居全国第二。 一个个工业生产新场景在江西呈现：基于“5G+VR”技术，江铜集团城门山铜矿远程遥控矿用大车的精度可达厘米级；通过智能制造，江西铜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铜箔厚度只有4.5微米；运用移动物联网，鹰潭毅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退火镀锡设备可实现远程实时数据传输、故障预警及诊断…… 传统产业发新枝，新兴产业露头角。江西紧盯电子信息、航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短短几年，南昌VR产业聚集上百家企业，上饶引进1000多家大数据企业，抚州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350亿元。 “世界VR产业大会”“中国算力峰会”“移动物联网博览会”……一系列新经济峰会在江西扎堆，VR、物联网、大数据等成为江西经济“新名片”。2019年，全省数字经济总量达7600亿元，根据规划，三年后将达1.5万亿元以上。 有活力，才有更好免疫力。疫情之下，一批江西企业逆势发展：生产5G天线的摩比通讯技术(吉安)有限公司订单同比增长30%；生产5G芯片的江西迅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产值同比增长146.8%……今年一季度，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1%。 向创新创造要动力 2019年营收16.97亿元，今年一季度营收4.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1%、15.12%……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对了什么？ “创新，创新，还是创新！”公司董事长蔡报贵说。与销售业绩同样抢眼的是创新成绩：2019年新增7项专利，累计拥有30项专利；全年研发1000余种新样品；自主研发配套自动化新设备数十台套。 创新是第一动力，近年来江西持续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向外借力，搭建重大创新平台—— 去年10月签约后，不到7个月时间，一个汇聚国内顶尖稀土研究力量的科研创新平台——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院在赣南落地。 面对科技、人才资源禀赋不足的短板，江西主动对接大院大所、知名高校，与中科院共建中科院稀土研究院、中科院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项目等，一大批“国字号”重大创新平台落户江西。 向内挖潜，持续加大科研投入—— 自2015年起，江西省财政连续6年大幅增加省级科技专项资金，2019年全省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比2014年提高近1倍，全省研发投入总量达310.7亿元，增长21.5%，增速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 畅通渠道，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移转化—— 江西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应用，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联合技术攻关。近年来全省高校40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就地转移转化，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南昌大学江风益团队矢志19年研发出硅基蓝光LED技术，围绕这一“世界级”技术，南昌大学和南昌市合作在他所在的实验室成立高技术企业，实验室和企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的“中试”问题，目前当地已形成原材料、芯片、封装、应用的LED全产业链。 向全域开放要潜力 5月13日，首趟“深赣欧”班列从深圳盐田港发出，运抵赣州国际港二次转关后，开往德国杜伊斯堡。 曾经，赣南老区货运从沿海“借港出海”；如今，沿海货物转从赣南走向海外，赣州国际港成为全国铁海联运外贸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内陆港。 这是江西不断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依靠毗邻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闽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江西坚持“不以江西为世界，而以世界谋江西”，聚焦打造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朋友圈”越来越广，开放挖潜成效凸显。 走进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17条生产线开足马力，一片繁忙景象。凭借海外高端订单，短短几年这家从沿海迁到吉安的企业成长为江西最大的加工贸易企业，年产值达300亿元。 从大批量承接沿海电子信息企业转移，到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成为驱动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今年前四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1224.7亿元，同比增长20%，增速居全国第二。 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此前，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也相继获批。 向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东对接长三角地区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向西对接长株潭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向北对接京津冀地区和新亚欧大陆桥的开放通道……随着一系列试验区在江西叠加，一个全域开放的江西正在呈现。 “在江西设立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革命老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探索。”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张和平说。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礼辉 对于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应对疫情冲击，稳定经济，目前应已大致达成共识。财政部领导近日明确提出，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内生动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不过，对于是否可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近期引起了争论。这里从理论争议、法律依据和经济实践三个层次，做一些分析。 一、理论争议：是货币数量论还是现代货币理论 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专家认为，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其理论依据来自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最简单的公式是费雪方程式MV=PY。式中 M表示流通中的货币量，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V表示由支付制度和市场主体行为偏好等因素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Y表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量。由于V和Y在短周期中相对稳定，可视为不变的常量，因而货币的供给影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并决定物价的变动，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先影响经济产出后影响市场价格；如果超发货币，往往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且导致市场利率无节制上升，拖累实体经济。 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专家则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的机理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货币数量论过时了，不能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不宜把宏观杠杆率（货币存量/GDP）的上升视为宏观风险上升的标记，货币数量指标不能准确衡量市场的流动性，货币数量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 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应该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区别于传统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创造货币，税收回收货币，财政支出先于财政收入，税收驱动货币，主权政府不需要为了支出而借入本国货币；而且，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相当于非政府部门的财务盈余，财政的盈余或赤字以及财政的自身平衡均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可以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由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等同于投放基础货币，可以减轻利率上行的压力；而如果面向市场发行国债，由商业银行、企业和个人购买国债，就会产生挤出效应，驱使市场利率上行。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与现代货币理论孰是孰非，可以留待财政货币理论专家去深入探讨。我们比较容易分辨的，是这两种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是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实际。 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前提主要是：市场经济发达，资本市场完善，经济主体产权边界清晰且行为独立。而现代货币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有无限的能力用本国货币偿还任何债务，并且保持币值的稳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从而保持经济平稳；强制性税收可以抽走过剩的购买力，通过调整税率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 显然，货币数量论的假设更多注目于市场机制是否成熟、市场这只“手”是否足够强壮和灵巧；而现代货币理论的假设更多注目于国家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政府这只“手”是否有能力干预和调节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特色。 如果让我选择，我倾向于让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我认为，疫情过后的经济重启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需要时间，在3-5年的周期内，必须适当降低税率，并进一步拉动内需；而实行超高税率只会影响经济重启，并且抑制市场购买力，显然不具有可行性。我还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并不具备类似美元那样的全球性货币霸权地位，如果超发货币，就无法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二、法律依据：是硬约束还是软约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是一家。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并非一步到位。1995年以前，中国允许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透支。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财政透支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增发货币，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1988年，中国开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988年、1989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高达18.81%和18.25%。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储蓄存款利率，形成存款负利率。为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并稳定银行存款，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从1988年9月10日起开办3年期、5年期和8年期的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业务，如果当月物价涨幅超过规定幅度，国家财政对于差额给予补贴。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中国于1991年12月1日起停止办理新的保值储蓄业务。 保值储蓄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性措施，法律才是阻止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防波堤。1995年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也就是说，中国法律并不允许财政赤字货币化。这应该是法律层面的硬约束。 可能有人会提出，《中国人民银行法》制定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25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上述条款，应该考虑予以修订，以便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留下余地。对此我不敢苟同。一是法律应保持必要的刚性。法律条款的延展性、补充性修订尚需仔细研究、层层把关，而如果取消或放宽对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约束，属于颠覆性的改变，必须慎之又慎，严上加严，切不可因一时之急而转变长远之计。二是法律应符合国情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根本性进步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恰恰就是货币数量论设定的前提。而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央的重大决策，这恰恰未能满足现代货币理论设定的前提条件。 三、经济实践：交由市场选择还是实行行政摊派 上述关于货币理论的探讨多少有些拗口，而关于法律约束的分析则不可避免地显得生硬。其实，回到经济实践的层面，我们只需要明确2个问题。 第一，可以承受的财政赤字和赤字率，需要发行的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规模。 赤字率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2019年以前，中国的赤字率一般不超过3%。2019年中国的GDP为99.09万亿元，受疫情冲击，2020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6.8%，但4月份已回归正增长，预计GDP全年可增长3%，达到102万亿元。考虑到应对疫情冲击必然增加财政支出并减少财政收入，建议2020年的赤字率控制在4%以下，财政赤字扩大到4万亿元左右，发行的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也以4万亿元为上限。 第二，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否具有发行市场，是否需要行政摊派并由中央银行认购。 中国具有体制优势、基础设施优势、产业链优势、劳动力优势和内需市场优势，完全可以成功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全面重启经济，并且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平稳持续发展。中国发行的特别国债以及由中央财政担保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属于高信用等级的无风险资产，只要设定适当的利率，无需行政摊派，就可以形成容量足够的发行市场。 例如，中国商业银行不仅有认购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能力，并且有通过认购特别国债优化资产配置的需求。2019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约为230万亿元，其中贷款占比超过50%，债券投资占比不到20%；总负债约为210万亿元。2020年，中央银行几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我预计，具有资产配置需求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成为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市场的认购主体，部分企业和个人也将参与认购。 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专家建议，特别国债可以设定零利率，由中央银行全数认购。我个人认为，由中央银行零利率全部认购特别国债，固然可以节省中央财政的利息支出，但却要付出冲破法律约束的代价，并且承担解构通货膨胀控制机制的后果，可能得不偿失，实在没有必要。 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专家提出，发达国家多年来多次实施货币宽松QE政策，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国2008年以来货币存量规模及其与GDP的比率前所未有地扩大，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反而是出现连年通缩。这些判断值得商榷。我对2001-2019年中美两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做了比较，在这19年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较高的是2007年和200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4.82%和5.93%，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2.85%和3.84%。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都造成了负面影响，2009年，两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为负增长，中国的幅度为-0.73%，美国的幅度为-0.36%。这是19年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唯一一年负增长。需要特别指出的，一是近20年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总体来看是成功的，我们并未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仍然能够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效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幅度，并且有效控制住通货紧缩的周期，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QE政策并不等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西方国家过去多次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有兴趣的学者可以进一步做具体的定量分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正在实施的史上最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举措，将会产生的效应，特别是会不会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还有待观察，目前不宜急于定性定论。 本文原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
中国网财经5月16日讯(记者李春晖)4月份中国经济的表现，给整个二季度开了个好头。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了4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继续改善：工业增加值增速率先转正，消费改善进程加快，投资降幅收窄态势进一步显现。 国家统计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正逐步向常态化复苏。分析机构预计，二季度GDP有望恢复到小幅增长。 4月主要指标继续改善 我国经济运行正逐步向常态化复苏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复工复产复市扎实推进，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延续了3月份以来恢复改善势头。 在主要经济指标中，工业增加值增速率先转正。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3月份为下降1.1%。从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了同比增长，增长面是扩大的；从产品看，统计的612种商品中60%实现了同比增长，产品的增长面比上个月扩大超过20个点。 消费改善程度较上月加快。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78亿元，同比下降7.5%，降幅比3月份收窄8.3个百分点。3月份时是比1-2月份降幅收窄4.7个百分点。 投资降幅收窄态势进一步显现，三大领域投资降幅均有所收窄。1—4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11.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9个百分点。1—4月份，制造业投资下降18.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6.4个百分点。1—4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3.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4.4个百分点。 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正逐步向常态化复苏。 分析机构：预计二季度GDP有望恢复到小幅增长 “3、4月份连续两个月经济处于恢复改善的势头，本身也体现了经济增长的韧性，也为进一步加大宏观对冲政策、进一步推动复工复产增添了更多信心。”刘爱华称。 对于下阶段的宏观经济对冲政策，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下阶段宏观政策要以更大的力度促进需求的回升。 温彬表示，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激发经济潜力。“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政策已经较为明确，预计两会将会对发行额度、发行方式、具体投向等问题进行部署，后续要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他表示。 货币政策方面，温彬认为，货币政策将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实体经济，适时继续实施降准等政策。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随着企业复工率和开工率上升，预计未来两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将保持小幅上升态势。季度GDP是以生产法为基础进行核算，预计二季度经济有望恢复到小幅增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东方金诚 王青 5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7大关键领域改革措施以及贯彻落实的组织保障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我们认为，这是继《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之后，在疫情期间出台的第二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文件。这表明，当前在全国上下集中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和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时，稳步推进重大结构性改革仍在政策议程中居于核心位置。这不仅将为我国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向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也有助于提振当前市场信心。 一、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于《意见》出台的背景，文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这些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 二、7大关键领域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同时，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1、《意见》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下一步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重点推动电力、油气管网和铁路运输业务市场主体多元化和适度竞争。我们认为，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过程中，市场竞争、激励兼容将是未来推动国企经营效率提升的重要方向。 针对当前市场普遍关注的民企经营、融资环境问题，《意见》要求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等。这意味着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对民企的金融支持等措施并非周期性政策，而是已成为我国基础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这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升民营企业投资信心。 2、《意见》提出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重点包括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我们认为，其中的“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进一步为民企营造安心的投资、经营环境。而“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的一项“制度激励”。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重要制度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在从技术的引进模仿逐步转向自主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迫切性越来越大。 《意见》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以及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两项措施近年来持续推进，本次《意见》将其纳入，一方面体现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将推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出台具体举措，精准实施，精准落实。 3、《意见》提出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这部分内容与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相衔接，主要内容是强化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数据等四项基本要素的市场建立、价格市场化改革和配置方式创新等。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已由市场定价。与之相比，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要素配置扭曲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根源。我们判断，继“三去一降一补”之后，要素市场化改革将成为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伴随改革的深入推进，“蜇伏”的要素资源将被唤醒，并将成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这在当前外部环境动荡不定，我国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内需驱动，更需激发各类主体和各类要素潜能的背景下，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意见》提出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这部分内容比较丰富，旨在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经济管理职责，有效弥补市场失灵。针对当前形势，其中有两点内容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意见》强调“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强化监督问责。”二是要求“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我们认为，《意见》的这部分内容实际上也为当前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提供了一种理解框架。 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核心内容是央行直接以零利率认购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零成本融资。这种操作的好处在于能够减轻国债发行带来的挤出效应，使得商业银行资金不因大量购买国债而减弱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能力，同时又可以避免大量国债发行推高市场利率，加剧企业融资贵问题。其不利之处在于央行货币政策将被国债发行“绑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政策利率的调控能力，而且还有可能导致财政纪律松弛，为潜在的政府负债率和通胀率大幅上升埋下隐患。本次《意见》强调要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要求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这包括明确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的边界，严禁政府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避免这两个“口袋”相连通，以及坚守“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等内容。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现阶段我国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可能性很小。当前我国政策利率远高于零利率水平，货币政策传导能力正在改善；未来国债、包括特别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幅度有限，而且这也仅是疫情特殊时期的阶段性政策，因此现有金融体系有能力消化其供给压力。这样来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财政赤字货币化难以成为必要的政策选项。 5、《意见》提出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认为，这部分的一个重点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提法。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是重投资，因此投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高，政府税费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这可以支撑政府对基建等领域的投资。当前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1万美元，未来经济增长将进一步转向消费驱动，增加劳动报酬分配比重将有效支撑居民消费。预计下一步将在最低工资调整、税费体制改革等领域出台向工薪阶层倾斜的具体政策，进一步壮大中产阶层，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 在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主要是解决民众在养老、医疗、住房这三个领域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公平，兜底民生保障。具体方案是提升统筹层次，加大政府投入，织密社会保障网；同时针对本次疫情，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6、《意见》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重点包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健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我们认为，以上措施既是我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化与升级，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看到，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带头掀起一股逆全球化过程，发起经贸摩擦、削弱国际组织等做法层次不穷，持续近30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严重顿挫。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国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作为应对，同时强化对WTO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支持，加大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度。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有助于遏制逆全球化乱流，同时也是在为我国经济持续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未来国内各经济领域将对外资进一步敞开大门，中国不会因外部环境的一时波动而改变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7、《意见》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法治保障。主要包括完善产权保护、健全破产制度、修订反垄断法，完善各经济领域法律法规体系，按照包容审慎原则推进新经济领域立法；健全执法司法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机制，以及全面建立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发展市场经济监督制度和监督机制等内容。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微观主体对未来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能否成为有执行力的法律法规。同时，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并着力强化执法能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法治除了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外，一个重要职能是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真正做到“有权不可任性”。我们判断，下一步针对经济领域公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会进一步强化，重点指向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金融等腐败问题多发领域，通过党内监督、监察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协同发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三、三条保障措施将提高重大改革举措的“落地率”，提升民众对改革推进的“感受度”。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对于以上7大领域结构性改革如何不断走深走实，《意见》给出了三条保障：首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能够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并获得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其次，健全改革推进机制，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能够将《意见》的精神实质与各地实际有效结合起来，调动地方的主观能动性。第三，完善改革激励机制，明确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我们认为，以上三条措施给出了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政治领导、推进机制和激励相容机制，将有效解决“徒法不足以自行”问题，提高重大改革举措的“落地率”，提升民众对改革推进的“感受度”。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2020年5月15日，国发院第144期【朗润·格政】论坛《消费券的中国实践》研究报告发布会在线举行。本文根据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 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的一年。要达到这个目标，今年的增长率应该达到5.6%，5.6%的增长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不太难，但是“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突然暴发以后，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冲击，2月份停工停产，3月份开始复工复产。 新冠疫情不仅冲击到中国，也冲击到发达国家，现在全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确诊案例，对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的冲击也非常大。 思考中国方案最好放眼全球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必须放眼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冲击，才能更好地了解对中国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以及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对于发达国家及世界经济，一些国际主要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在连续调低增长预期。2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3月份变成全球大流行病之后，美国成为新的重灾区，已经有140多万人确诊感染、死亡超过8万人，同时还有巨大的金融、经济与社会冲击，美股3月8日以后连续四次熔断，1987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这种情况总共发生了五次，四次都在今年3月份的两周之内，累计下跌幅度超过30%。美国股票市场崩盘以后也影响到欧洲和全世界，有些国家的股票市场下跌将近40%。 另一个必须重视的影响是就业。新冠疫情还造成美国的失业率急剧增加。5月8人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达到14.7%。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暴发后，美国失业率最高时为10.8%，如今成为二战以来美国失业率最高的一次。为此，美联储动用了7000亿美元救市，还宣布了无限量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特朗普则出台了2.2万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帮助困难家庭和企业，规模达到GDP的10%。 欧洲国家，包括非常保守的德国也出台了财政救助计划，规模达到GDP的10%，英国、加拿大、日本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少则达到GDP的10%，多则达到20%。 尽管出钱多、出手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跌5.9%，全球今年的增长率是负3.0%。 不仅经济增长下滑，贸易也大受影响。根据WTO的预测，今年的贸易可能会减少13-32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今年不能指望出口拉动经济，经济增长必需更多地依靠国内。 中国要想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使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今年的GDP增长率就要达到5.6%，过去我常谈中国GDP还有年均8%增长的潜力，在正常情况下，即使国际经济情况不好，靠国内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达到5.6%的增长甚至更高，应该不难。 但是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大传染病，它影响到需求面，也影响到供给面，既影响城市，也影响农村，影响国内，也影响国外。在这个突然冲击之下，4月17日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的增长是负6.8%，这是1992年我们开始有季度的统计数字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不曾有过的严重负增长，给今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增长压力加大了许多。 4月份开始，已经复工复产，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目前还没有疫苗，还要防止第二轮的暴发和输入型的传染，所以防控必须常态化。再加上外贸的情况不好，很多外贸企业在复工复产以后出现了订单大量下滑甚至被取消。我估计第二季度仅仅能实现比较缓慢的复苏，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主要靠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如果第三、四季度能够反弹到10%，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可达3%-4%。要实现全年5.6%以上的增长，第三、四季度则必须达到15%以上。对中国来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再加上政府的执行能力，真要努力，这个目标并非不可达到。 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还没有疫苗，而且疫情还很有可能从欧美击鼓传花般蔓延到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不仅影响面扩大，而且，很可能像1918年的大流感那样有在明年出现第二轮暴发的风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比第一轮还严重，那就更麻烦。 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我们的政策应该给明年和后年留下一些空间。如果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能够达到10%的增长反弹，全年经济增长率将为3-4%，与原来预期的5.6%还有距离，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今年难于实现。但是考虑到全球的经济增长是负3%，中国能达到3%以上，已经高出全球6个百分点，相当了不起。建党一百年是2021年，在碰到百年不遇的大传染病时，我们把原本要提前一年实现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延期到明年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新基建很好，但还需要消费券解决需求和时间差 今年全年GDP达到3-4%，需要第三、第四季度10%的增长，这也是必须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过去碰到危机的冲击时，像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一般采取的政策是用基础设施投资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以稳定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和过去的金融危机不一样，过去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但是这次为了防疫采取了停工停产、居家隔离，带来了不充分就业、甚至失业，许多企业和家庭没有收入或收入大降而难以为继。 中国今年已经按过去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提出了新基建，这既能创造投资需求，还能给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这个好的经验当然还要继续。但是单单靠传统的基建投资或新基建并不够，这些投资在创造就业，提高收入，增加消费方面会有时间差。根据调查，现在的不少中小微企业，在需求不足的状况很难熬过三个月。疫情总是会过去的，但是，如果大批的企业熬不到雨过天晴，就会有大量失业，而且，将来要重建会有诸多困难。所以现在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经济根基。 除了保企业，还要保家庭，很多家庭在封城以后数月没有收入。虽然现在复工复产，但是有很多工厂复工以后没订单，工人实际上也属于失业、半失业。我们今年要全面脱贫，就要防止一些经济能力弱的家庭和个人因疫情而返贫，需要加大民生基本保障。 在这种状况下，今年的措施必须有点新内容。 在保企业方面，措施有延缓交付五险一金、贷款延期偿还、增加贷款，租金减免或延缓支付等。在保家庭方面，要考虑怎么样让家庭有收入，防止返贫。这当中要分情况，如果是农村地区的低保户，或者是返乡农民工没就业，可以提高低保标准给现金，或者发失业救济。在城市里的人既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发现金，也可以重点发消费券。 发消费券的好处是相当于增加家庭的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而且如果能发得精准，还能更好地对冲当地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企业或产业，从而通过引导消费实现精准救助，一石双鸟，既保了家庭，又保了企业。 对于消费券，国内学界有很多讨论，我个人从3月份开始在几个会议上也谈了发消费券的想法。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谈，而且中国发消费券也有较好的基础，因为中国的数字金融和网商平台比较发达，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我也很高兴看到国内有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有不少实践。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到5月8日全国有28个省市、190多个地区已经发了消费券，共约190亿元，还不算多。 消费券理论上可以保家庭，也可以刺激消费保企业。虽然国外这样的做法不多，但不代表中国就行不通，或必要性不高。我的建议是一方面继续倡导，另一方面也要认真评估一下效果是不是理想，是不是和理论的预期一致。 我在4月14日跟国发院的沈艳老师联系，请她对消费券做个短平快的评估。沈艳老师第二天就邀请人大的孙昂教授，再加上国发院和人大的硕士生组成研究小组，不到一周就设计出整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检验的方法，收集了很多背景资料。这个研究同时也得到腾讯公司的支持，腾讯为此专门建立了相关工作小组，无偿、无条件地提供关键数据。 应对新冠疫情和过去的冲击相比，既要新基建，以启动投资需求、带动就业，维持较好的增长率，也非常需要保家庭、保企业、保消费需求，这是很大的不同。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那就是消费券这样的做法是否要常规化、全国化。这可能有点像过年和平常过日子以及救急和救贫的区别。 总体而言，我的判断是发消费券在危机冲击下对保家庭和保企业有一定的帮助，但不能解决家庭的贫困问题，是救急不是救贫。救贫的问题，比较好的方法还是让贫困人口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好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如果贫困源于老、残、临时失业等问题，可以用失业救济或低保，这部分人更适合发现金。 另外，常规化和全国化也是两个概念。目前，只有190个地区、190亿的规模，相对全国2000多个县，300多个地级市，面铺的还不够。如这个评估所发现的，很多没有发消费券的地区是心有余而财力不足，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较低，保家庭的任务更重。如果能找到方案让这些地方也能够发消费券，对于保家庭、保企业、启动消费的作用会更大。因此，消费券如果能设计得更科学，发放更合理，在当前情况下全国推广的价值还是很明显的。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本报记者 刘萌 “要建好开放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称‘自贸区’）、自由贸易港（以下称‘自贸港’）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我们要把这些开放平台建好，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要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5月1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表示。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海南利用外资保持快速增长 “全球疫情蔓延确实是影响全球跨国投资，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钟山说。 不过，《证券日报》梳理发现，海南自贸区建设以来，利用外资始终保持快速增长。今年前4个月，海南实际使用外资约3.16亿美元，同比增长252.33%。尤其是4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752.11%。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和2019年，海南实际使用外资已经连续两年实现翻番。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吸引外商企业投资，核心竞争力在于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海南省在深化“放管服”改善上下了大力气。海南省对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为外商来琼投资提供了一系列便利。此外，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率先建立政府政策承诺诚信制度，对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为各类投资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快改善了社会环境，努力构建了诚信政府、诚信社会、诚信居民的社会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此外，陆续释放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外资涌向海南的重要原因。今年1月10日，海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希在2020年全省商务工作会议上表示，将扩大自贸港外商投资准入开放，研究制定海南自贸港版外资负面清单，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5月6日，海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采取超常规举措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的实施意见》，从6个领域出台43条超常规措施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局。 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发布为期不远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办）近日发布2020年第一批制度创新案例，在发布会上，省委深改办（自贸办）副主任张华伟表示，相信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的发布已为期不远。 那么，自贸区和自贸港有哪些区别？未来，海南自贸港将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自贸港是开放程度最高的自贸区，与自贸区相比，自贸港在贸易和投资上自由化程度上更高，在税收制度上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盘和林表示，与自贸区相比，自贸港允许开展离岸贸易，海关一线真正的放开，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港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简化了一线的申报手。除此之外，自贸港的优势还包括投资自由，雇工自由，经营自由，经营人员出入境自由等。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建设海南自贸港，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主动对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抓手。对于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以及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有效促进我国对外自由贸易发展以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同样影响深远。 “具体而言，海南自贸港将从四方面发挥作用：第一，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新时期的新路径，要当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尖兵，履行探路开路的责任，并为全面推开树立榜样、提供经验；第二，探索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依托海南现有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同时，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三，探索将经济跨越发展和生态保护提升有机结合、相互支撑的新模式，力求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经济发展，进而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表率；第四，探索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强合作与联动等。”付一夫说。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的开局之年，谈到即将发布的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肖本华预计，总体方案将在“五个自由”“两个便捷”上都有一定的突破，涵盖人员、资金、货物、数据跨境流动、财税制度等方面。 盘和林预计总体方案将会呈现如下亮点：一是人才发展机制将更加完善，总体方案将更加倾向于引进专业化人才，同时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平台也将吸引更多实用型人才。二是配套服务更加全面，总体方案的出台将为企业提供通关、审批、金融、法律、翻译等一站式服务。三是营商环境和海关监管流程更加优化，将进一步提速口岸通关时效，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编辑 孙倩）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晓春 图/网络 “财政赤字货币化”，其作为理论进行讨论和作为政策进行讨论，是不同的。虽然说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但真要作为政策讨论实施，那还是不同的。 传统宏观政策效用递减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和主要经济体经济结构过渡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经济运行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 传统宏观理论，是面对一个经济体的运行进行研究。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是要最终促成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有效需求。但现在由于经济运行逻辑的变化，传统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大量放水抬高了资产价格，改善了宏观数据，却并不增加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有效需求。 以美国为例，市场流动性枯竭，往往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央行应对这样的流动性枯竭进行放水，解决的只是金融市场的问题，抬高的是资产价格。即使因为这样的调控，保证了充分就业，但因为美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且由于全球化，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需求最终不能体现在美国国内。同样由于全球化，央行创造的流动性也不完全停留在本经济体内。 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由于全球化，第二产业的产能是面向全球的，当全球对第二产业产品有效需求不足时，央行创造的流动性也不会进入实体经济，于是抬高了资产价格。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但其与第二产业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恐怕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传统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支出刺激需求，增加就业，实现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我国更是通过大范围的公共项目投资实现财政对经济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应该说，这对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高速发展是有积极贡献的。但现在看来，效用也在递减。 把“财政赤字货币化”常规化将贻害无穷 在传统宏观政策效用递减的情况下，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适应新经济结构的有效宏观调控方式。比如，在货币政策效用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如何起作用。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研究财政政策如何能实质性地起到宏观调节作用，不是为财政找收入！在没搞清楚为什么花钱、怎么花钱的情况下，先说怎么收钱，是本末倒置。 这次抗击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特例，但依然是货币政策效用有限情况下的特例，所以还是财政政策怎么操作的问题。 现在看来，财政要把政府出纳和宏观调控两个功能分离开来。除了对政府出纳的预算需要有法律规定外，对宏观调控类的支出也要有特别的法律安排，特别是当遭遇如这次疫情般的突发事件，财政的特别救助、刺激方案更需要有法律程序安排。 比如，财政将如何救助、刺激，需要多少预算，有多少支出可以在一定时期后退出、单次救助政策的退出时间和程序等。在这个基础上谈赤字，谈如何弥补赤字，才是有意义的。 至于是不是可以财政赤字货币化，简单说，不可以。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作为一个基本惯例、通例，或常规政策，将贻害无穷。 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论证的。在当下抗击疫情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刺激作用，财政政策如何才能精准地帮助大量中小企业渡过当前的困难生存下去，保住就业、保住复工复产的基本盘，同时避免以前大刺激的后遗症。 在这个基础上，探索适应新情况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得益彰的有效宏观调控方式。 (本文作者介绍：浙商银行原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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