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日本人称之为叫“团块二代”,什么叫“团块二代”?这要从日本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大概是在1946、1947年,迎来了一波生育高峰期,这波生育高峰的后代大概出生在70年代初,70年代初这批人也被称之为“团块二代”, 70年代这批人大学毕业以后,正好赶上日本90年代以后经济泡沫的破裂的状况。他们遇到的情景就是,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是工作机会少了,收入的增长低了,甚至收入减少了,因此他们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变得更宅,开始变得很佛系,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子,机会也变少了。 所以,中国未来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有“团块二代”的特点。同时也会出现日本人说的“三和群体”,他们还称其为“三和大神”。最初出现在名为三和的这个地方,很多人在那里找工作,他们找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干一天就休息,整个未来一周、一个月就不干活了。 随着我们的经济增长步入低增长状态,特别是疫情的冲击,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所谓的就业群体也好,有很多人称之为零工群体也好,可能会出现日本当年的这种情况,就是“三和群体”。这其中还会有几个特点: 第一,从投资这个角度,很难再去赚到泡沫的钱,不像在过去十年中能够从金融的泡沫里头赚到钱那样容易; 第二,企业经营越来越讲求实惠、实用,要提供性价比好的产品和服务; 第三,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后疫情时代,或者说疫情叠加上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生活变得很简单,社交变得很简单,原来很多无效社交、无效的通勤都会被去掉。从精神状态来讲,人们开始去寻求新的文化作品、影视作品,去寻找所谓的精神导师,人们开始重新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因为经济环境变了,收入的增长变了,倒逼人们去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日本当年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宫崎骏这批漫画家就是泡沫时期活跃起来的,在萧条时期他们成为很多人的精神的导师,日本不少政治领导人也都是一些漫画家的粉丝。 像优衣库、无印良品这样的企业,它的特点是什么?产品不贵,能够严格地控制住成本,同时它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性价比非常好,泡沫时期人们是不买这种产品的,因为觉得太掉价。但是当收入锐减甚至收入出现负增长的时候,人们觉得性价比好的产品和服务是最值得的,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人们也不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浮夸和奢华,所以消费领域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实惠型企业的天下。到现在日本的首富仍然是优衣库的老板,为什么?它还是得益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骏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最近几周,关于是否应该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国内外都特别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财政赤字货币化”听上去是一个挺学术的词,也有一些支持者,但其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 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些提议我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引用了近年来在西方开始受到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暂且不论MMT本身是否经得起检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QE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即传统的货币政策没有空间了。而我国即使在严重的疫情冲击之下,仍然保持了正的利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的空间,因此并非适合MMT的应用场景。即使在西方,MMT如果被民粹绑架了的政府过度使用,也可能导致债务的无限扩张乃至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本报记者 向炎涛 如何巩固前期疫情防控成果、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如何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之时,恢复经济增长、巩固中国制造、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热点。 《证券日报》记者从联想集团了解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今年将围绕建设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推动信息产品消费、大力发展“5G+工业互联网”、推动新基建和智慧经济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热点领域,结合自身的产业实践,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交6项建议。 在杨元庆看来,这次疫情是“危”也是“机”,加快了工厂、车间智能化改造的步伐,增加了生产过程的远程管控,生产设备的远程诊断和维护需求,使生产少人化、自动化、柔性化趋势明显,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更加迫切。 他表示,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稳住经济基本盘需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在供给侧,应该大力发展以“新基建”为基础的智慧经济,稳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以实现中国制造的“产业跃迁”。在需求侧,应当继续大力促进信息产品消费,拉动内需,以实现国内消费升级。 因此,杨元庆提出,要从加大新基建力度、加强市场政策引导、加快构建应用生态和加速培育复合型人才等四个方面,提升“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能力,从而推动制造业持续创新发展。他还建议,要通过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有效利用,推动智慧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层次最丰富的消费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消费不断升级,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内需市场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强力的引擎。推动消费升级,PC等智能设备产品是“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具有双重推动作用。 “第四次产业革命不断深化,在引领本次产业革命的物联网(端)、边缘计算(边)、云计算(云)、5G(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等智能科技领域,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基本处于相同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还具有比较优势。这就为中国制造业补齐短板、突破创新、打响自有品牌提供了新的起跳板。一旦这个全新的端-边-云-网-智的技术架构与中国体量庞大的制造业相结合,新的智能制造产业将释放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效率红利。”杨元庆表示,因此,中国应当通过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为驱动的智慧经济,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跃迁”,重新“卡位”全球价值链,在后疫情时代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的深度融合还十分不足,尤其在家庭、社区和医院三个重要端口,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杨元庆建议,应该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加快建设覆盖“家庭+社区+医院+科研机构”的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全面提升我国的医疗健康水平。 具体来看,杨元庆认为,要加强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入快建设“数字家庭医生”平台,构建居家医疗物联网(IoMT)解决方案;加快建立社区医疗智慧网格平台,推进分级诊疗和应急医疗管理部署;深入推进“新一代互联网医院”的组织建设,提升规范,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支撑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建立“国家医疗大健康超算平台”,助力中国医学大脑成长。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高 经济学中有个“破窗理论”,说的是打碎窗户反而是件好事。打碎了一扇窗户,自然需要换新的。这样,安装窗户的人就有了工作,有了收入。这个装窗户的人把他的收入再花出去,就能让更多的人有工作、有收入。于是,打碎了一扇窗户,却让很多人境况变得更好。所以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打碎窗户是件好事。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砸碎一扇窗户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是好是坏取决于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类似地,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可能利大于弊、也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分析一定要放在经济背景中,而不能简单的赞成或反对。 经济中的需求不足往往与高储蓄率相伴随,并容易演变成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此时,货币数量论失效,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这种情况下借用财政的支出能力,可以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在当前全球需求不足的状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适用的道理。 尽管在当前需求不足的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立论依据,但因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从疫情冲击中复苏,且我国本就有变相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目前没有必要使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 “现代货币理论”在近年来成为宏观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以下简称MMT)内涵比较庞杂,但简单总结起来就是政府印钞票有益无害:印钞票能拉动实体经济增长(货币不是中性的),还不会带来通胀。拥有这等好用的“法宝”,政府应该扮演“最后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印足够多的钞票来确保经济处在充分就业状况。当然,印出来的钞票需要有人去花。最好的花钱人就是政府(不然会引出为什么把钱给张三而不给李四的收入分配的头痛问题)。这就是财政扩大开支,而由央行印钱来填补财政留下的赤字——财政花钱、央行买单——用学术语言来说即是“财政赤字货币化”。[1] 国内经济学界近期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话题。2020年5月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可以在我国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2]。尽管在这篇讲话中通篇没有提到现代货币理论,但其思想与MMT高度吻合。其后,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变得相当热烈,赞成与反对者都有。不过,这些讨论往往就政策谈政策,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实行宏观政策的经济环境。 1.“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需要考虑宏观经济环境 只有把宏观经济环境考虑进来,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才有意义。MMT源自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是与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相异的一套宏观分析范式。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如同鸡同鸭讲,难以争辩出对错来。要对MMT、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做出有效的讨论,需要从范式选择的分叉点出发,找到范式适用的前提。MMT是否成立的前提是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在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中,MMT方才成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张才有道理。反之,如果经济中不存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供给而非需求才是经济的约束,MMT就不成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建议也不适用。这背后的道理可以借助“破窗理论”来看清。 经济学中有个“破窗理论”,说的是打碎窗户反而是件好事。打碎了一扇窗户,自然需要换新的。这样,安装窗户的人就有了工作,有了收入。这个装窗户的人把他的收入再花出去,就能让更多的人有工作、有收入。于是,打碎了一扇窗户,却让很多人境况变得更好。所以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打碎窗户是件好事。这正是凯恩斯提出的“乘数效应”的核心逻辑——政府多花一块钱,能产生一连串的后果,让全社会的总收入增加超过一块钱。 只有在经济处在需求不足、有许多工人失业的情况下,“破窗理论”才能成立。设想,如果装窗户的人本来就有工作、有收入,那么打碎了这扇窗户,只是让安窗户的工人放下他手里正在做的活计,转来修理这扇窗户,而并不会增加这工人的收入。这样,打碎窗户就有害无益。类似地,如果经济不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下,所有产能(包括工人)都处在充分利用的状态,政府多花一块钱来创造需求,就必然会挤出民间一块钱的需求——产能如果被用来满足政府这新增一块钱的需求,能用来满足民间需求的产能就会相应减少。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只会挤出民间支出,而不会产生“乘数效应”,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理论不能成立。 “现代货币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MMT栖身其中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秉承凯恩斯的思想——甚至可以把“后凯恩斯经济学”叫做“原教旨主义的凯恩斯经济学”。相应地,其成立前提也是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从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辨别经济中是否存在需求不足。如果需求不足,也即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瓶颈,那么经济的波动应该呈现价量同向变化(经济增速与通胀正相关)的特点——需求扩张带来真实经济增长加速以及通胀的上行,需求收缩带来真实经济增长减速和通胀下行。反之,如果需求充足,供给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那么经济波动应该有价量反向变化(经济增速与通胀负相关)的特点——供给扩张令真实经济增长加速、通胀走低,供给收缩令真实经济增长减速、通胀走高。 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龙头,可以通过美国经济来了解世界经济的状态。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的真实GDP增速与通胀之间明显负相关,表明在这段时间里供给是经济增长的瓶颈。相比供给来说,需求在这段时间是充足的,没有长期的需求不足。而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真实GDP增长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明显转正,经济波动时的价量同向变化,表明需求成为这段时间经济运行的瓶颈,需求不足成为一个长期现象。“后凯恩斯经济学”和MMT在这段时间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原因就在于经济环境的这一变化。因此,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提出MMT不无道理。(图表1) 2.需求不足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 需求不足通常与高储蓄率相伴。经济中有大量的储蓄者——他们倾向于将其当前收入的较大部分留到未来去支出。同时,经济中还会有大量的人愿意将其未来的收入提前到现在来支出。超前消费者(借钱消费的人)和投资者(借钱投资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超前支出的行为平衡了储蓄者滞后支出的行为,确保了经济中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但如果超前支出的行为减少——比如超前消费者的消费倾向降低、或是投资者投资意愿下降——那么全社会的储蓄率就会上升,全社会当前的支出就会下降,从而带来需求不足的倾向。在次贷危机之后,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与储蓄率上升相伴随的需求不足的倾向更为明显。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过高的储蓄率会带来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央行印出来的钱是购买力,可以用来买东西。央行增发货币创造了购买力之后,如果这些购买力马上被人支出出去,变成市场里的购买行为,货币的增发就能比较顺畅地影响经济增速与通胀等宏观指标。这时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是顺畅的,央行可以比较容易地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减来调节实体经济。但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未必一直顺畅,也可能会有阻塞的情况。当储蓄率很高的时候,人们会把自己相当部分的收入存起来(存入银行也好、藏在床垫下也罢),而不拿出去买东西。这时,货币增发虽然会增加全社会的购买力,但并不会带来购买行为的相应扩张,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就会阻塞。在更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将其获得的增量货币全部都存起来,一分都不花出去(此时边际储蓄率为100%)。这就落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货币的增发对购买活动的刺激作用为0。 当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的时候,货币数量论失效,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总量与经济增速及通胀等经济指标有稳定的数量关系。但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时,这种数量关系就会失灵。而在经济落入流动性陷阱的极端情况下,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此时,货币增发不会带来通胀上升这样的副作用,央行印钞票来刺激经济可以不用在物价上付出代价,走向MMT的大门随之打开。 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时,可以依靠财政政策来疏通传导路径。前面的推演里存在一个逻辑矛盾: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的时候,货币的增发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活动,因此货币增发不会带来通胀升高的代价;但这也同时意味着货币增发在刺激实体经济增长与就业方面无效。因此,MMT的关键一环是在增发货币的同时,找到把这些增发的货币支出出去的主体,也即能将货币购买力转化为购买行为的经济主体。这方面,政府是一个绝好的选择。央行印钞票拿给政府花,能够避开印钞票分给民众会带来的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操作起来也比较简便。借助财政的支出能力,也能疏通货币政策到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政府花钱、央行买单”会成为MMT的一个主要内容,道理就在这里。 离开了宏观经济背景,单纯讨论MMT、或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没太大意义。MMT药方能用的前提是,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如果这一前提条件不成立,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顺畅,货币增长一旦加速,就会体现到经济中的购买行为和物价上,令通胀上升。这种情况下,MMT所倡导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一定会让通胀失控。反过来,如果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MMT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有其用武之地。所以,对MMT的探讨不能离开经济环境。就像在“破窗理论”中一样,根据经济环境的不同,砸碎一扇窗户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抛开经济环境,单纯分析应不应该砸碎窗户是没意义的。类似地,脱开经济环境,单纯就MMT而讨论MMT,就“财政赤字货币化”讲“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没有太大意义。 在当前全球需求不足的状况,MMT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适用的道理。在次贷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中,货币数量论早已失效。美欧日的央行也早已抛开了货币数量论的教条,长期采用QE等非常规货币宽松手段。可以说,发达国家央行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向MMT靠拢。进入2020年后,新冠肺炎的蔓延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疫情一开始虽然会同时冲击经济的供给与需求两面,但随后对需求的抑制效应会强于供给。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员工的组成相对固定,因此较容易复产;但社交隔离的防疫措施对需求的抑制则更为长期(想想人员流动性较强的餐饮娱乐场所受的影响)。因此,疫情后全球经济处于更为明显的需求不足中。我国今年3、4月愈发明显的通缩趋势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环境中,MMT自然会得到更多拥趸、“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比较极端的政策建议会被提出也不令人奇怪。 3.我国没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候 尽管在当前需求不足的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立论依据,但因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从疫情冲击中复苏,因而当下没有必要走到那一步。随着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弱化,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复苏。最近两个月,国内总需求已经有扩张的迹象,经济增速也已经从今年1、2月的低位明显回升。这表明,当前的政策应对是有效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还没有使用的必要。 此外,我国其实本就有变相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融资平台所从事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具有公益性质,项目的回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层面,而无法转化为项目本身的现金回报。这使得融资平台很难依靠自身的投资回报率来覆盖融资成本,所以需要政府信用的介入来确保融资平台能获得融资,启动投资项目。项目建成之后,政府可以利用项目社会效益所创造的收益(如更高的卖地收入)来帮助融资平台偿还其债务。究其本质,融资平台的投资行为有“准财政”的属性,融资又来自金融市场,因而正是结合了财政和货币来创造总需求的有效工具。只是融资平台的商业模式并不为一些观察者和决策者所认识或认可,所以引发了2018年以来对融资平台的打压。正是因为前两年有这样创造需求的有效工具不用,才加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呼声开始浮现。在疫情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变成了国内刺激经济的主要抓手,其投资增速已经开始明显加快。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力,“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就不高了。 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分析一定要放在经济背景中,而不能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砸碎一扇窗户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是好是坏关键取决于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类似地,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可能利大于弊、也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就政策讲政策的讨论,其实错失了讨论的关键。在当前需求不足的宏观背景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道理,不应被简单的否定。但是,考虑到我国当前各项针对新冠疫情的宏观政策应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还没有使用的必要。(完)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连日来,各地复工复产都在努力跑出加速度,紧锣密鼓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通过优化政务服务、深入推动改革来促进相关行业的转型升级。总体来看,遭遇新冠疫情一季度的“大考”后,中国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在快速恢复中展现出了充分的韧性,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接下来,凝心聚力,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瞄准可能的风险隐患早做准备,着力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两会”召开在即,面对今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各界都热切关注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越是不确定性增加,“保”的意义就更大。围绕“六保”、“六稳”,如何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怎样才能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期待参会的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在凝聚共识中增强信心、共克时艰。 宏观调控的优势就在于相机抉择,及时让政策奔着问题去。当前经济运行整体上处于恢复期。同时,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增加,只能依靠扩大内需稳住基本盘。所以,今后一段时间的调控主攻方向要放在抓“六稳”、促“六保”上,及时完善税费减免、金融支持、降低成本等助企纾困政策,期待更多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 保经济基本盘要先保市场主体。亿万市场主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企业在员工就在,经济回升就有动力,就业就有支撑,收入与消费就可持续,就能形成良性循环。或许有人说,基层税收的压力太大,银行信贷的成本过高,但看问题要分主次、看长远,应急状态下的短期付出,如果能换来基本盘稳定,重回正轨的生产与消费将会迅速回补政府财力,信贷风险也将有效修复。因此,如何保住亿万市场主体,增强中小企业化危为机的信心,更需群策群力。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试行的产业链负责制很值得推广,就是选派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下沉企业一线,担任“产业长”,协调相关企业的上下游供需关系。千万不要觉得这背离所谓的“市场本意”,政府的“有形之手”就该在这时出手、积极作为、为所当为。只有保证链条不断,企业生产线才能坚持下去,相关的就业、信贷才有依托。此外在加快全面复工复产中,为保住更多就业岗位,必须抓紧实施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托底。 保市场主体的另一面是淘汰落后产能。之前“去产能”的艰难行进,在当前形势下可能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大浪淘沙,必然有些落后产能、高污染行业要在竞争中淡出,这也是实现市场出清和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但是社会政策如何托底,如何让保障措施落到每个企业、每个家庭,考验着代表委员们的智慧和技能。 把脉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把制度优势和市场规律结合好,汇聚发展澎湃动力,我们就一定能稳住经济基本面、挺起经济基本盘,就能为渡过难关赢得时间、创造条件,实现稳中求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 经过2月份以来的持续“降息”、降准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当前市场流动性已处于较高水平,央行也在近期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 □ 此轮政策刺激的关键应在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受益范围更大,可以直接惠及中小微企业和家庭,针对性更强,货币政策更多起到补充、配合的作用。 继5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未对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开展续作后,15日,央行按惯例开展每月新作MLF,并维持2.95%的利率不变,相关操作超出市场预期。 当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其中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MLF这一政策利率,MLF利率下调会带动贷款市场利率下行。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这引发市场对于“降息”的更大期待。 MLF利率为何保持不变?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首先,经过2月份以来的持续“降息”、降准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当前市场流动性已处于较高水平,央行也在近期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监管部门已认为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 数据显示,5月15日,上海银行(行情601229,诊股)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品种报0.8640%,7天期报1.6570%,14天期报1.2590%,1个月期报1.30%。虽较13日的低点有所上行,但仍处于历史低位。 其次,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明显高于2009年二季度的上一个高点水平(57.2%)。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但一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仅上升0.7个百分点至66.0%,比2009年二季度要低17.7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不仅远低于历史高点,环比上个季度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 “这表明,主要受宏观经济总需求不振、企业订单萎缩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并未随着信贷环境改善而同步上升。由此,当前宏观政策的侧重点或是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王青说。 本月还会“降息”吗?王青认为,考虑到LPR报价以MLF利率为主要参考,因此5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报价保持不动的概率较大。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央行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适度让利,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报价小幅下调的可能性。 “短期央行调降利率概率偏低,主要是国内市场流动性充裕与信贷环境宽松,经济活动逐步回暖,短期降息并不迫切,尤其避免降息对楼市、汇率稳定预期构成干扰。”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但逆周期调节仍有望进一步发力,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托底经济。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预计,6月底之前还有一轮“降息”,逆回购、MLF、LPR,甚至存款基准利率也有可能进一步下行。不过,此轮政策刺激的关键应在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受益范围更大,可以直接惠及中小微企业和家庭,针对性更强,货币政策更多起到补充、配合的作用。 王青判断,未来着眼于稳住就业大局、提振经济增长动能,6月之后央行“降息”节奏有可能适度加快,年内MLF利率还有下行空间。这将带动当前已处低位的一般贷款利率再下降,进而激发企业贷款需求,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而在“房住不炒”原则下,房贷利率下行幅度会相对较小。(记者 姚进)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庞博
今年以来,美联储通过两次降息,把目标利率降至零附近,同时实施无限量QE,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升至创纪录的6.7万亿美元;我国也采取了多次降息降准举措,4月份M2增速达到11.1%,达到209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放水”,自然引起人们对通胀的担忧,但迄今为止,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均没有出现通胀抬升的势头,而且中国4月份的CPI已经从2月份的5.4%峰值降至3.3%,PPI则为-3.1%,呈现出通缩趋势。如何来解释全球货币“大放水”背景下经济仍然呈现通缩压力呢?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ID:lixunlei0722) 作者:李迅雷 原标题:《水往“高”处流》 01 央行大放水:并未流入寻常百姓家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符合自然规律。只要资金流入经济体,肯定会引起某些商品或资产价格的上涨。于是我们自然会想到费雪方程式,MV=PQ,其中 M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V 为货币流通速度,P 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Q 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实际应用中,经常用 M1 或者 M2 等广义货币代表 M,以名义GDP 代表 PQ。 但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M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会流入到资本市场,按照凯恩斯理论,货币需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交易需求、储蓄需求和投资需求。因此,我们不妨把费雪方程式做一个扩展: MV=P1Q1+P2Q2+…+F1Q1+F2Q2+… 其中F为某类金融产品价格。 也就是说,货币大放水对商品和金融产品的价格和数量都会带来影响,但现阶段之所以不会引发通胀,可能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一是疫情之下总需求大幅下降,通胀通常与GDP增速具有明显相关性,我国从90年代至今的四次幅度较大的通胀,都发生在经济过热、实际GDP大幅走高阶段。今年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为-4.8%,我国为-6.8%,均出现了大幅度负增长。故CPI没有继续上升也属正常。 有人或许会问,美国前期通过的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直接向民众派发现金,其中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可以获得1200美元的现金。如此大规模的钱发下去,为何没有导致通胀呢?这是因为这些现金补贴不足以弥补美国工薪阶层由于降薪或失业导致的收入减少总额,更何况还存在结构性问题,即4月份高达14.7%的失业率中,失业人群以低薪阶层为主,这些人才是消费主力。 二是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假说理论,当利率降低到无可再降低的地步时,任何货币量的增加,都会被以“闲资”的方式吸收,因而对总体需求、所得及物价均不产生任何影响。如今,日欧美均为负利率或零利率,美联储又无限量放水,但在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政策环境下,数量扩张型货币政策对刺激实体经济复苏的效果十分有限。 事实上,当今我们面临的,一方面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偏紧,地方政府、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压力大现金流短缺,另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资产荒”,但金融机构虽有钱但缺可以配置的资产,货币的脱实向虚趋势十分明显。 02 水往“高”处流,高处不胜“热” 我关注到今年以来的两大现象,一大现象是我国今年以来A股市场的新开户人数大幅上升,其中3月市场共新增投资者189.12万,较2月份的89.54万户环比暴增111.21%,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这应该是居民部门“脱实向虚”的一个例证。年初至今,国内创业板指数走势强劲,丝毫不受疫情影响;在餐饮业一片哀嚎声中,某些品牌白酒的股价却不断刷新历史高度。 再看一下美国股市,虽然3月份经历了大幅下挫,被称为进入了技术性熊市,而到了4月中旬,美国三大股指持续大幅反弹,涨幅均超过20%,居然进入技术性牛市。而且,纳斯达克指数还在逼近历史最高点,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反弹,恐怕与美联储无限量QE政策有关,尽管美国的疫情远比中国严重。 第二大现象是豪宅购买和奢侈品消费热潮汹涌,今年前四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3397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6758亿元,同比名义下降16.2%,降幅不可谓不大。但是,豪宅的销售则是另一番景象:深圳楼盘招商太子湾,推出豪宅公寓,户型面积240-398㎡,总价2133万-5479万,首付1000万起步。然而,富豪们却像买白菜一样带着口罩排队抢房。 杭州最贵楼盘之一,仁恒滨江园的最低价1200万元,共有992组家庭报名购房,中签率仅6.2%;位于上海的碧云尊邸均价近12万元/平方米,总价最高8000万元,抢购者之多居然需要动用警力来维持秩序。 与豪宅热销相对应的,是国内奢侈品消费的也同样火爆,根据阿里拍卖提供的数据,2020中国3月奢侈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0%,月环比增长超50%,与全球奢侈品行业销售额萎缩近三成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LVMH首席财务官表示,从3月中下旬起,LVMH旗下品牌在中国的大多数门店销售出现同比增长,4月份势头更猛,有些品牌甚至超过了50%。 我国4月份的CPI降至3.3%,预计下半年会出现负增长,但近期国内LV、香奈儿、Tiffany等奢侈品已经开始涨价。2019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增长约2.2万亿元,其中90%由中国市场拉动。中国凭借18.5%的世界人口,16%的世界GDP占比,拉动了全世界35%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越来越明显,即便没有疫情,分化也已经成为大趋势,包括区域人口的分化、经济落差的扩大,包括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此消彼长,也包括了头部企业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其他非头部企业生存压力的增加。 此外,居民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全球性棘手问题,而且存在分化加剧趋势,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说,工薪阶层的薪酬增速比不上资本回报率,于是收入和财富的分化程度越来越大。 03 分化下的投资机会与经济问题 全球经济的衰退是大趋势,因为主要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是源于全球长期和平环境下社会结构的越来固化,阶层逆袭变得越来越困难,皮凯蒂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不过他认为有解药,如罗斯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将收入税最高税率提高到90%以上,而对大额遗产的税率则高达70%;联邦政府在很多行业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还鼓励工会的发展。 但是,现实中巨额资本背后的精英阶层通常更有话语权,桑德斯已经退出竞选,特朗普或拜登无论谁上去,都不可能在美国下一轮总统任期内去缩小美国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为了避免发生危机,美联储依然一如既往地释放QE,而QE恰恰是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源泉。四月份美国失业人口达到2200多万,与此同时,在职人员的人均薪酬的增速却创了历史新高,说明低薪者的失业比例很高。 在西方的主要经济体中,抑制收入差距过大,主要靠三大税收: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有了这三大税种尚且不能抑制贫富差距,更何况我们还没有。因此,我以为收入差距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很难缩小。故我从2017年开始,就看好高端消费品,提出权益资产投资上应该“抓大放小”、《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 当然,这只是在商言商的一种投资建议。但毕竟居民收入的持续分化会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水往“高”处流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而税改的确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种有效工具,但最难决策的问题是如何去权衡当下和长期的利弊,而且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同步推进。什么时候水往低处流,什么时候“流动性分层”问题能够改善,这才是经济结构转好的标志。 当前的疫情实际上是在加速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分化趋势,进一步拉开企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能否借助此时财政支出规模大幅增加之际,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改善社会收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