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为庆祝北京大学122周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面对疫情重袭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内外各领域顶级专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围绕全球治理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热点话题展开了一场深度理论探讨。以下是林毅夫教授在该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自1月初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以后，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分享疫情信息，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疫情3月份已经到了收官阶段，并为世界各国防范新冠疫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时间窗口期。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将新冠病毒正式确认为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和采取得力措施，疫情在国际间迅速传播，多国进入暴发期。目前全世界已经有211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确诊的病例。截止到5月4日，海外累计确诊人数达到348.4万人，为中国累计确诊人数8.4万人的41.5倍，并且海外确诊人数还在继续快速增加。新冠肺炎是百年未见的大疫情，作为经济学家我想就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应对以及全球治理的完善来谈谈一些看法。 一、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 一种传染性高的疾病在还没有防治疫苗可用之前，当疫情在一国扩散之后，最好的应对办法是社会隔离和封城、封国措施。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伊朗、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际已经采取了和中国一样的封国、封城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影响生活，而且，也会对生产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已经多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各国的增长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石油价格的闪崩，导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在三月份的两个星期内出现1988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5次熔断中的4次，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 新冠疫情带来的隔离或封城措施，对已经在下滑通道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率已经是零利率或是负利率，虽然除了采用非常规的数量宽松甚至无限量数量宽松，和高达GDP10%甚至20%的财政援助计划，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已经是必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可能下滑5.9%，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7.9个百分点，欧元区今年经济下滑7.5%，比一月份的预测下调8.8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下滑3.0%，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6.3个百分点。 不过，目前新冠肺炎病毒尚未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许多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具有传染性，并且，只要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会有输入性的风险，可能一波已平一波又起。如果新冠疫情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合作一道齐心协力防控而至疫情蔓延至明年，甚至像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那样在许多国家出现更为严重的第二波暴发，那么，发达国家及全球经济陷入像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非不可能。 二、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应对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今年的增长率至少需要达到5.6%，到2030年以前我国的年增长潜力还有8%，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目标本来不难达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我国采取了有效的封城封村居家隔离的防控措施，2月份全国处于停工停产的状况，3月份防疫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开始复工复产，然而许多出口企业面临订单骤降或被取消的困境，并且为了防控输入性的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的蔓延，防疫工作常态化，生产生活仍受到一定影响。统计局4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这是1992年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贸易组织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滑13%到32%之间，下跌幅度可能超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贸易下滑幅度。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出口国，今年我国的增长将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需求。考虑到为了防控输入性的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的蔓延，防疫工作需要常态化，二季度即使全面复工，经济增长可能只是缓慢复苏，全年增长主要依靠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反弹，如果增长能达到10%，那么，全年的增长率会在3%-4%之间。从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以及政府的执行能力来说，要全年达到5%或更高的增长并非不可能，但那样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需要达到15%左右，考虑到全球金融经济有许多不确定性，需要为未来一两年留下一些政策空间，今年勉强去达到5.6%以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在全球经济下降3.0%增长的预期下，我国若能达到3%-4%的增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而且，明年也只要维持3%-4%，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在明年就能实现，何况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复苏，我国经济恢复到正常6%左右的增长的可能性很大，在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大疫情和经济衰退中，10年前定的目标延后一年完成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过去金融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需求面，这次新冠疫情则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农村和城市，国内和国外。受到国内需求锐减、国外订单骤减，许多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更是困难，根据清华大学的一个调查，有85%的民营企业难于熬过3个月，企业破产倒闭会带来失业的增加。 我国政府过去应对危机冲击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措施对创造就业和需求会有一个延后期。这次除了已经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时支持家庭消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城市的贫困户、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口可以发放消费券，在农村提高低保的标准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这样才能启动消费需求，保住中小微企业、保住就业，保证全面脱贫目标在今年实现。同时，在保企业上可以延缓企业贷款本金和理性的偿还，增加给予企业贷款，减免税收和五险一金的缴纳，减免或代缴租金等等。 相信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经济一片肃杀声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仍可以像2008年以来一样，未来每年仍为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 三、 全球治理的思考 现在新冠疫情已经扩散到211个国家，波及到贫穷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许多城镇几乎没有任何测试设备、任何呼吸机，政府的财政也捉襟见肘，难于投入大量资金来增加必要的防护投入。英国皇家理工学院的疫情专家预测亚洲国家至少会有90万人、非洲国家至少会有3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同时，经济下滑也使得许多高负债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到期难于偿还到的危机。 面对这种人道主义的危机，我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的经验，利用强大的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出口支援其他国家遏制新冠疫情，发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主义精神，尽量助力其他国家减少疫情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同时，作为大国倡导和支持二十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和延缓债务偿还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提醒人们在二十一世纪物资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同时，面对像新冠肺炎这样致命的传染病，人类生命和经济、社会组织的脆弱性。除了新冠肺炎之外，在将来人类社会还会面对许多其他致命的传染病以及像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自然灾害，当然，还有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挑战。在这些灾害和挑战面前“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措施，既以邻为壑也难于自保，必须各国通力合作才能避免灾难的产生或是将危害降到最低的水平。希望新冠疫情的教训提供了改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减缓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危机的契机。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彭文生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01 数字经济的微观效应 在讲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之前，数字经济的一些微观效应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简单来讲，数字经济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经济互动的模式。那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和影响经济结构（包括就业、收入等方面）？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活动有何不同？其实有很多的技术进步都会影响经济活动，为何单独强调数字经济呢？这些其实都与数字经济特殊的微观层面特征有关。 非竞争性 数字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即数字服务、数字资产或数字商品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征。传统经济不一样，比如有一个苹果，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但数字经济不同，比如ZOOM软件开发出来后，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也不增加其他人使用的边际成本。有人说数字是当代的石油，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话既有道理也没道理。数字、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投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经济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数字类比石油是对的。但数字和石油还是有着根本性差异，石油开发出来了，我用了一桶，世界上就少了一桶，别人就用不了了。而数字不一样，它是可以重复地几乎零成本地使用。所以非竞争性使得数字经济实现了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 从供给端看，数字经济能实现零边际成本。经济学教科书讲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反而下降，效率越高。数字经济尤其特殊。当然传统经济活动也有规模经济，比如一家汽车制造厂，从年生产10万辆车到年生产100万辆车，分摊到每辆车的固定成本可能会下降。但传统经济的规模效应是有限的，一个机器的使用率也是有限的。要多生产汽车，就必须要增加更多的厂房，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而数字经济不一样，比如微信能同时服务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它的规模效应非常大。这就体现为所谓的零边际成本。传统经济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产量和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不太可能降到零，规模效应也就因此受限。 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有网络效应（可以服务双边市），使用的人越多，对大家越有利，效率就越高。还是用微信举例，我们使用微信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同事、亲人都在用，联系起来方便。如果开发一个软件很少人用，即使免费你也不会用，为什么？因为它对你没有价值。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范围经济 还是举微信的例子，微信的用途越来越多，从一种服务扩展到另外一种服务，带来了不同的业务线、产品和服务。这种相互协同可以提高效率。 机器替代人还是赋能人？ 关于数字经济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讲，数字经济是否会带来机器替代人？我们是否要担心大规模失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否意味着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面临下行压力？比如美国这次总统大选，有个华裔的民主党候选人叫杨安泽，是搞IT出身的。他认为，特朗普上台的原因在于其抓住了美国贫富差距加大这一主要矛盾，但特朗普发现了症状却诊断错了病因。特朗普责怪外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杨安泽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机器替代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让很多人担心，现在看起来很习以为常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被技术替代。这些问题对我们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历史上，经济学家其实一直有这样的担心，从两百年前的李嘉图到一百年前的凯恩斯，都担心机器替代人。经济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即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失业。所以这种担心是贯穿于历史的，很有争议。 在当下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次疫情中的无接触经济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机器赋能人。机器既可以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机器增加我们的能力，提高我们生产的效率。 02 无接触经济启示一： 机器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 机器对人的赋能，体现在很多领域。比如餐饮外卖行业，如果没有数字技术、智能手机、GPS定位等技术支持，那外卖员的配送效率就会非常低；再比如这次疫情下的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等无接触经济，它并不是替代老师，不是替代我们这些还在办公的人，医生也没有被替代，这其实是一种赋能。数字技术使得我们在疫情冲击、社交隔离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它和人是互补的。当然机器也可以替代人，比如无人物流、无人配送、正在发展的无人驾驶等。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短期来看机器赋能人，长远来看取代人？这种想法似乎有道理，但也没那么简单。其实无论是在近期还是在远期，机器既可以赋能人，也可以替代人。 数字经济：中美之别 来看一下中美数字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中美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我把它总结为中国是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美国是资本友好型数字经济，也就是说，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替代人，资本深化替代就业。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和劳动力互补，对劳动是友好的。美国的劳动力替代型数字经济体现为，常规性、简单重复的工作比如一些制造业流水线能被机器代替，同时甚至有一些不是很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也能够被机器替代。中国的劳动互补型数字经济则体现在一些非常规的服务上，比如说外卖、快递、送货员、专车司机、视频主播等等。 为什么有差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供给端来讲，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很多。即使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力成本、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道理很简单，同一个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是可贸易的，在套利行为驱动下，机器人在全球的价格会趋同，但劳动力的可贸易性要低得多。因此在美国，更多地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具有合理性，而在中国，这种成本收益比反而不具有经济性。所以在中国，机器与劳动力更多是互补关系。 从需求端来讲，中美两国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人口数量和密度。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些利用数字技术做劳动力的服务很容易就达到合适的成本收益比。以外卖为例，在美国可能要开车半小时以上才能送达一单，成本收益比并不划算，但在中国，一个外卖员或者快递小哥服务一栋楼，可能就足以覆盖他的成本，甚至还能挣他的工资。所以人口密度高、大城市多，也是中国数字技术和劳动力互补的原因，机器可以跟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中国：数字经济偏向劳动 中国的数字经济偏向劳动。中国的人口密度高，实际上就是中国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大。同样一个劳动力，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服务更多人，提高效率，这就是平台经济模式。一份关于2015年全球独角兽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1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独角兽有176家，而中国占到了64家，数量排名第一。数字技术跟劳动力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这其中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很多人认为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技能，才能够不被淘汰。这种观点肯定有道理。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不完全是这样。 其实我们说机器赋能，实际上是机器降低了对人的技能的要求，不需要特别高的技能，人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外卖员、快递员，或者做一个网红销售。 过去对出租车司机要求的技能其实是蛮高的，因为没有GPS定位，没有通讯效率高的智能手机，要成为一个好的出租车司机，必须熟悉城市里的街道，才能快速地把旅客送到目的地，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把一座城市彻底摸清楚。但现在不一样了，数字技术的赋能降低了对出租车司机技能的要求。 所以我们发现，反而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有了新的就业机会，不容易被替代。有些所谓的有一定技能的工作，却被替代了。因此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这其实不是新现象。工业革命之前织布纺纱、做木匠，都是需要技能的，需要跟着师傅学习好多年。后来技术进步后，反而对技能的要求降低了。所以纺纱织布在工业革命前是一个高技能的工作，工业革命后没有受过太多培训的劳工阶层，都可以在大规模生产的厂房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体现，其实是为技能较低的人群提供了就业机会。当然这不代表低技能的人有工作之后收入就高。在工业革命早期，因为一些社会保障、公共政策跟不上，贫富差距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有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西方国家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这样使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对社会公平的冲击就会小一些。同样地，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这个问题，比如零工经济——劳动者不是和某个单位签订正规的长期合同，而是以计件等方式获得收入，这可能会为一些人提供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但它也带来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在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中美数字经济差异之宏观含义 中美之间数字经济的差异，在宏观上的一个含义是什么？美国的数字经济多是替代劳动力，所以对劳动力不利、对资本有利。中国的数字经济多与劳动力互补，所以对劳动力可能反而是有利的，对资本不利。我们可以从宏观数据来验证这一判断。 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美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但资本回报率是上升的，当然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因素导致其间有些波动（图2-3）。所以过去20年美国股市大牛市其实是有基本面因素支撑，也就是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在上升。 在过去20年的前半段，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也是下降的，但在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却转而上升。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效率的提升以及中国劳动与技术的互补性等。与劳动报酬上升相对应的，是中国过去十几年资本的回报率下降，所以从长远的趋势来讲，过去20年尤其是2007年以来中国的股市为何没有美国股市表现的那么好，和资本回报率的趋势性下降是有关系的。 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含义，它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和就业。总体来讲，机器替代人带来的失业问题，其实没有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严重。机器在某些方面赋能人，就算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技能较低的人来说，机器也不一定都是坏事。这还要看具体的技术模式、技术形式的发展。 03 无接触经济启示二： 服务业可贸易 服务业可贸易 在经济学里我们谈到国际贸易，通常会把商品和服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贸易品，另一类是不可贸易品。一般来说商品是可贸易的，所以制造业是可贸易的，比如中国制造的冰箱、空调、手机出口到美国，美国制造的飞机可以出口到中国。 但服务业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因为服务业的活动往往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而人是不能自由跨境流动的。 这次疫情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什么？就是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了人员流动，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措施达到的效果类似于国家之间移民的限制，这时我们通过无接触经济、数字经济的应用，使得过去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完成的工作或消费，在无接触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所以数字经济克服了人员不能流动的障碍，意味着服务业可贸易，使得未来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我们过去的传统认知。 这几年英文的文献里有一个时髦的词，叫Telemigration，我把它翻译成“远程移民”。这个词的意思是，虽然没有移民，但达到的效果实际上类似于移民。比方说，你人在中国，线上被美国的一家公司聘用。远程移民以及所谓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的。我们用ZOOM共享 PPT的时候，就达到了类似现场的效果，大家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就能看到我共享的PPT。 现在的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共享PPT，还能够使得不同的人同时控制一个PPT。比如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远程办公并在线上共享PPT，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可以同时在PPT上改动。这样就类似于在一个办公室现场工作的情景了。线上的通讯与面对面的交流差别之一是延时问题，信号延时会使得线上交流可能没有在办公室交流效率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5G的应用，延时也会降低，线上交流越来越接近现实，这就使得我们的很多服务性工作，不需要从北京飞到上海，或者从北京飞到合肥，也能够完成。所以不可贸易性，它不仅体现于国与国之间的跨境，也体现于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因为空间距离所带来的障碍，而数字技术能够克服这一点。在过去，服务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是不能交易、不能互通的，但现在也可以互通了。 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 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从我们经济学的历史来看，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是看不起服务业的。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他讽刺嘲笑乐手、牧师，认为他们不能生产粮食、面包，也不能织布、纺纱，因此是无法创造价值的。再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说生产活动涉及到服务业、生产需要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虽然他承认生产需要服务业，但即便到了后来，大家仍然把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讲的就是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书中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后来被广为引用，就是虽然过去几百年技术在不断进步，但音乐会的四重奏还是要4个人，并不是2个人或3个人，由此鲍莫尔认为服务业的效率低。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与其非贸易品的属性有很大关系。那制造业为什么效率高？因为贸易品的生产效率提升快，效率提升快又是因为竞争充分。在中国生产的华为手机要卖到全世界，那产品的竞争对手就会增加，想要取胜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才能赢得更大规模的市场。与此同时，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率高，那么它就会领先，也就能享受规模经济。 因此对于可贸易品的行业来说，贸易会带来技术外溢，带来新的思维、理念和技术，其成熟业态可能会趋于头部集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市场规模小、竞争有限，效率提升比较慢，也没有规模经济，技术外溢也有限。比如在北京的服务业，就只能服务北京当地，甚至只能服务北京某一个小区。所以，如果服务业从不可贸易转变为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增强，那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数字经济：服务业是劳动生产率的新增长点 过去我们说农业、工业发展提高了效率，服务业效率很难提高，所以服务业很难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如果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将会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 公共政策在这其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推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措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这次疫情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可能是会促使各国政府加大宽带、5G等数字基建以提升效率。同时公共政策还应促进竞争、降低垄断。这可能会极大影响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比如 Facebook、谷歌，中国的腾讯、阿里等等。这些企业现在已经占据垄断地位，未来他们会是创新者还是成为创新的阻碍，就要看公共政策如何引导。 经济发展模式之辩 在过去，中国等东亚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制造业和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带来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高，就能够吸收非技能劳动力并推进城镇化，同时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外溢和技术转移。 在未来发展上，前面我提到数字经济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数字经济也可能会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如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环节能够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企业不需要搬迁到中国或者越南，在本土就可以用机器来生产，因为通过节省运输成本，制造业生产离消费者越近效率就越高。所以数字经济发展可能的一个颠覆性影响，是制造业可贸易性的下降。 关于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想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但短期看不会因增加关税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就能轻易实现。然而如果我们看远一点，二三十年以后，如果整个制造业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制造业回流了。所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颠覆性影响，在于颠覆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认知，制造业变得不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下降，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上升，进而对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重大挑战。 现在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有两派观点，一派是比较悲观的，认为机器替代人或成为趋势，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制造业将会回流。这也就意味着非洲、中东等落后国家或地区，想继续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实现了。这些落后国家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低收入陷阱的问题。当然也有比较乐观的一派，认为虽然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可贸易性下降，但是服务业可贸易性上升，那些落后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仍然有优势。印度就是靠低劳动力成本提供服务出口的，未来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可以学习印度经验，靠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其实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也一样，如中国内部的上海和贵州，东部和西部。我们过去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把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但如果未来机器替代人了，制造业就可以放在东部。那西部靠什么来发展呢？答案是服务业。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大的宏观议题。 04 生产率与收入分配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我们继续讨论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的含义。关于国外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从图6可以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过去10年甚至20年来都在下降，这和我们直观的感觉是不一致的。现在大家都在讲数字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通信的改进，人工智能、机器替代人，那效率肯定是提高的。为什么美国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放慢的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Solow在1987年讲过一句话，“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statistics．．．”那为何微观感受和宏观数据会有偏差？一般有三种解释。 低生产率的三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GDP的统计误差，在数字经济时代，GDP作为反映我们生活水平、价值创造、速度提升的指标，它的误差越来越大。因为GDP统计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些市场交易行为没有价格，或者说价格是0即零边际成本。我们用微信或ZOOM，基本都是零成本。这些活动因为没有市场交易，没有货币化，就很难被统计到GDP中。尤其是一些无形资产创造的价值，例如知识产权、创新、品牌和新的商业模式，也很难被衡量。在传统经济中GDP比较容易统计，如厂房、机器设备、交易、制造业等显然都是以货币来衡量的。 第二种解释是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通用技术影响经济、渗透经济需要时间。过去人类发明电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渗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在数字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可能还没体现出来，未来才能观察到。 还有第三种解释，认为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这个听起来有点悖论，不同于我们的直观感受。这就是前面提到的Baumol Disease。Baumol 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由于不是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能提升，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说汽车制造行业，机器替代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会出现剩余的劳动力呢？如果这个部门生产的产品需求是无限的，那这个部门的效率再提高，也没有剩余劳动力。但一般来讲，人们对某种商品或产品的需求总是有限的。需求有限就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部门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流向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因为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这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在整个经济里的重要性反而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工作，这样我们在计算宏观的劳动生产率时，发现它反而是降低的，这就是Baumol Disease。 Baumol Disease： 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 技术进步使得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但其实是有合理性的。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由此就导致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过去人们在用机器织布前雇佣了很多人，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织布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其他部门。农业生产也一样，过去中国农村需要大量劳动力在田里耕作才能解决全国温饱问题，后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了制造业。但制造业也一样，冰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人们对冰箱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剩余劳动力就继续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所以我们说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与收入分配是有关系的。 我们前面讲对就业的担心，其实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到底未来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地受益？数字经济提升的效率，到底哪些人能够享受，哪些人不容易享受？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就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可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比如说，冰箱、汽车生产的效率提升很快，但不代表冰箱或者汽车制造业的工资就能上升，反而是那些效率低的部门的工资上升。因为它效率低，供不应求，我们效率提升，业务收入增加，人们就增加对所有商品的需求，那些效率低的商品价格上升会更快，进而效率低的行业工资会上升。 哪些行业/人更受益于数字经济？ 哪些行业或人群更多受益于数字经济？这并不是说技术进步行业就不会享受数字经济的福利，它享受数字经济的前提是供给有限，即垄断。比如说专利权或者关键的技术人员，人的角色不能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这类垄断要么是技术垄断，要么是自然垄断，本质上受益于效率提升。 有一些行业产品需求无限或者近似无限，譬如攀比消费、时尚品牌。作为品牌的著名设计师，每人每年能设计的时尚服装有限，效率不可能高，攀比消费使得产品价格上升，时尚品牌就此受益。 至于零和经济活动，它不创造经济价值、不增加供给，主要在于分配。比如说警察和罪犯就是零和经济，在此并不是诋毁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但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讲，警察和罪犯的行为是相互抵消的。至于网络诈骗、比特币交易，关于这方面我的观点可能存在争议，我认为比特币交易和一些衍生的金融交易，包括一些期货交易，其实都是零和经济活动。因为一个人受益了，另外一个人就受损，整体上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还有利益集团游说，离婚律师，数字技术、大数据的应用，虽然可以帮助离婚律师打赢官司，挖掘对方隐瞒的财产，但并不创造价值，离婚的双方一方受损一方受益，还是属于零和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它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新的供给，所以它的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不断把资源投到这些领域。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房地产？ 数字经济时代，房地产既面临有利也面临不利的因素。 有利因素是指土地不可贸易、不可再生，生产效率很低。其他部门生产效率提升，用创造的收入去购买效率较低、供给跟不上的土地，这会对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房价有推升作用。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远程提供服务成为可能，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销售等工作生活方式，使得人们不需要住在市中心，从这个角度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市场是不利的。 数字经济对房地产的影响，取决于有利和不利因素哪个驱动力更强。同时，它也面临着公共政策的问题，假设有利因素更强，土地供给有限、生产效率低，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都投入土地中，继而导致上海、北京的房价不断上升，这能否被社会接受？能否被公共政策接受？此时公共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也是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这次疫情下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无接触经济，它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促使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行为改变，也会激发私人部门增加对数字经济投资的热情。公共部门、数字基建等也会因这次疫情而增加未来的投入。当然它也会带来问题，尤其是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 这次为了控制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个人隐私实际上是严重侵犯的。现在大数据能把每个人的行踪都记录下来，为了控制疫情无可厚非，但疫情过后能否退回原点，如果不退回，会对大家的生活、工作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可能就是社会学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技术进步创造的收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进步部门从业人员所享受，它更多的是一种垄断租金收入。以明星为例，明星收入高一些是可以接受，但是网红效应带来的收入效应，真的合理吗？而谈及专利权，专利的保护应该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次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专利会收费吗？我相信不会。救援疫苗的专利不应和传统的专利一样，但如果是其他的药品或者其他的技术进步呢？假设中国或美国的公司这次研发出疫苗，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专利的收益。那为什么其他的专利要有收益？当然专利对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有利的，但任何事情都存在程度是否合理的问题。 还有刚才提及的房地产，随着技术进步如果收益都投入房地产，社会能否接受？是否会拉大贫富差距？整个经济学可能都会面临挑战。过去上百年，经济学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称其为政治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涉及到政治、社会、人文，实际上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包括技术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财产税是否应征收这些问题。 05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货币 无接触经济呼唤数字货币 这次疫情加速了数字货币的发展。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现金交易都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替代了，而这次疫情就显示了其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减少因接触带来的可能感染。这次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财政支持，一开始也有人提议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行货币。所以数字货币也是此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所带来的新现象。 货币金字塔架构的演变 传统的货币金字塔，最高层是央行或财政部发行的货币，安全性最高；第二层是银行信用货币，企业和居民在商业银行存取款，或者在银行账户之间用信用卡、支票和借记卡转账；第三层，即便不是银行存款，某些非银行信用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起到流动性资产的作用，相对较安全，比如以未来现金流为抵押品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货币架构会发生变化，在中间层次商业银行外出现了数字平台，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Facebook酝酿推出的Libra等，这类数字货币依托社交平台或电商平台发展支付模式，在零售层面并不通过银行。 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现在，在商业银行、数字平台之外，央行可能也会发行数字货币。近期有媒体报道，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推出数字人民币体系（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s， DC/EP）。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主要是电子支付，类似于支付宝、微信支付，作用是替代现金M0。至于是不是匿名？可能是一定程度的匿名，但不可能完全匿名，因为央行肯定了解数字货币所支持的支付行为。 由于现金没有利息而数字货币起着替代现金的作用，所以数字货币也是零利息。未来可能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都有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和实物钱包一样，里面不可能也没必要放很多现金，因为现金和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都是零利息，是有机会成本的。 但实际上数字货币起到的替代现金作用并不会特别大，反而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可能有挤压。因为除了偏远地区可能有些老年人还是用现金，现在国内现金基本已被替代，大部分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已不使用现金。当然一些人在参与某些活动时，因为不愿意被他人知晓可能还是使用现金的。 央行数字货币为什么会挤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呢？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没有察觉，但商户实际上要给支付宝或者微信以一定的比例付费。而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收费，那么未来有可能商户会提出消费者用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就可以打折，或者商户更愿意收取央行数字货币。 对此我认为未必是坏事，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什么要对商户收费呢？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不是会促使支付宝、微信支付减少甚至取消对商户的收费呢？如果能免除收费对消费者还是有利的。 当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不应被完全取代，或者说央行的数字货币不应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产生过大挤压。因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支付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微观层面而言，蚂蚁金服、腾讯的金融服务都与大数据有关。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不存在了，这些数据全部汇入央行手中，央行作为公共部门、政策部门，又能利用这些数据创造什么价值呢？当然这涉及到另一问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创造这些数据后，该怎么来保护隐私和促进公平竞争？会不会因为这些海量数据形成自己的垄断市场？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 数字货币发展的大趋势，会挑战很多公共政策问题，包括隐私、垄断、公平竞争等，这些需要市场和政府部门协同，来创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介绍：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原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已经出台的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企业。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深刻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今年的财政政策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利于推动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等，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内生动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财政更好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应有之义。新冠肺炎疫情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了巨大冲击。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预计2020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低于上年。与此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力保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财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强度。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利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主要内涵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有保有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一)做好“加法”，坚持“更加积极”的取向。一是增加赤字规模，明确释放积极信号，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二是落实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经营困难。三是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通过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对冲基层“六保”资金需求。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在分配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落实库款资金提前调度制度及阶段性提高财政资金留用比例等政策以增加地方留用的现金流。五是加强预算平衡，对冲疫情减收影响。全面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资产，增加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减收影响。 (二)做好“乘法”，坚持“提质增效”的发力点。进一步向内挖潜，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坚持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科学核定支出。财政资金进一步优化使用结构和方式，聚焦民生以及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集中资金予以精准保障。强化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防止截留挪用。 (三)做好“减法”，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节用裕民，中央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严控各种一般性支出；地方财政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差旅等经费，严禁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 (四)做好“除法”，坚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隐患。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强化监督问责，妥善处置地方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着力防范国内风险与外部输入性风险叠加共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具体举措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促进人民生活改善。 (一)保市场主体，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纾困和发展。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经济基本盘。要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进一步出台精准、有力度、阶段性的助企纾困政策，加快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恢复正常运行。一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制度性安排和阶段性政策并举，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适当延长前期出台的部分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期限。二是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减半收费，将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三是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全链条、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落实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 (二)把保居民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一是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调整和加快使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企业稳定现有就业岗位。二是突出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三是加强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三)支持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发挥好财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控优势，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堵点”，补上“断点”，推动企业尽快转起来，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继续支持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二是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对新冠肺炎疫苗和药物科研攻关的支持力度，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组建国家实验室，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三是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继续支持引导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引导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四)支持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确保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一是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发展。二是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耕地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机制。三是落实扶持生猪生产恢复政策，稳定和保障国内猪肉市场供应。 (五)做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财力保障，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一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区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地区倾斜。继续落实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政策。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二是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三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巩固完善基本医保住院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机制，稳步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继续支持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四是稳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加快推进全国统筹，加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力度，继续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确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项目。五是全力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支持各地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工作。将符合条件的未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人员按规定纳入低保等救助保障范围。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努力降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六)加大对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兜牢兜实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三保”底线，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中央财政统筹新增赤字、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压减本级支出腾出的财力等渠道，切实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力度，有力保障基层运转。积极创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达民生领域。另外，实施好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推动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促进湖北省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作者为财政部部长 刘昆)
(经济观察)“六保”频现国务院议事桌 中国经济直面风险隐患 中新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王恩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 记者梳理发现，“六保”这一议题近期已多次出现在国务院议事桌上。如5月1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时说，政策调节着力点要放在六稳、六保上，突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5月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4月2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视频座谈会时说，当前应对疫情严重冲击，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必须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切实做到“六保”，努力实现“六稳”。 为何官方如此重视“六保”？最新一场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越是不确定性增加，“保”的意义就更大。 拆解“六保”目标不难看出，其针对的都是当前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是直面和克服困难挑战的积极举措。如疫情之下中国就业压力加大，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居“六保”前两位，凸显官方对民生问题的关切。而作为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保市场主体又有助于防止疫情对经济影响从短期发展为长期，从而为兜底民生打基础。 此外，当前全球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则是将经济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前提。 谈及如何实现“六保”，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社保、就业等政策合力，围绕“六保”、“六稳”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 此前，中国官方已经公布了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一揽子政策。随着疫情全球蔓延，中国经济面临“二次冲击”，从会议透露的信号看，相关政策料将进一步加码。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压力：疫情使经济几乎一度陷入“停摆”；同时，中国经济又处于转型阵痛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向深水区推进，这就使扩需求、稳增长、稳就业相关举措非常必要，为此应找到准确抓手。 “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高度重视‘新基建’，并将其作为促进创新以及应对经济放缓的财政手段之一。”在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JérômeJeanHaegeli)看来，“新基建”有望成为这一抓手。 他向中新社记者表示，这标志着中国正立足国内，通过提振内需缓解今年因全球经济衰退、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等外部阻力造成的风险。 此外，作为一直以来中国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亦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直面风险隐患的重要武器。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在完善打基础、利长远的制度机制上多下功夫，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通过扩大开放，在促进与各方合作共赢中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潜能。 安仁礼注意到，不久前中国官方公布了首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文件。他认为，此举体现出中国将提高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同时加快发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字化经济发展。“这将使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经济体系韧性打下坚实基础。”(完)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已经出台的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企业。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深刻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今年的财政政策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利于推动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等，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内生动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财政更好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应有之义。新冠肺炎疫情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了巨大冲击。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预计2020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低于上年。与此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力保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财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强度。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利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主要内涵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有保有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一)做好“加法”，坚持“更加积极”的取向。一是增加赤字规模，明确释放积极信号，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二是落实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经营困难。三是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通过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对冲基层“六保”资金需求。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在分配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落实库款资金提前调度制度及阶段性提高财政资金留用比例等政策以增加地方留用的现金流。五是加强预算平衡，对冲疫情减收影响。全面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资产，增加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减收影响。 (二)做好“乘法”，坚持“提质增效”的发力点。进一步向内挖潜，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坚持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科学核定支出。财政资金进一步优化使用结构和方式，聚焦民生以及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集中资金予以精准保障。强化绩效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防止截留挪用。 (三)做好“减法”，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节用裕民，中央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严控各种一般性支出；地方财政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差旅等经费，严禁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 (四)做好“除法”，坚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隐患。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强化监督问责，妥善处置地方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着力防范国内风险与外部输入性风险叠加共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具体举措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促进人民生活改善。 (一)保市场主体，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纾困和发展。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经济基本盘。要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进一步出台精准、有力度、阶段性的助企纾困政策，加快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恢复正常运行。一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制度性安排和阶段性政策并举，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适当延长前期出台的部分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期限。二是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减半收费，将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三是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全链条、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落实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 (二)把保居民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一是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调整和加快使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企业稳定现有就业岗位。二是突出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三是加强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三)支持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发挥好财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控优势，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堵点”，补上“断点”，推动企业尽快转起来，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继续支持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二是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对新冠肺炎疫苗和药物科研攻关的支持力度，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组建国家实验室，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三是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继续支持引导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引导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四)支持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确保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一是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发展。二是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耕地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机制。三是落实扶持生猪生产恢复政策，稳定和保障国内猪肉市场供应。 (五)做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财力保障，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一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区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地区倾斜。继续落实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政策。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二是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三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巩固完善基本医保住院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机制，稳步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继续支持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四是稳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加快推进全国统筹，加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力度，继续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确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项目。五是全力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支持各地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工作。将符合条件的未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人员按规定纳入低保等救助保障范围。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努力降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六)加大对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兜牢兜实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三保”底线，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中央财政统筹新增赤字、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压减本级支出腾出的财力等渠道，切实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力度，有力保障基层运转。积极创新财政资金分配方式，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达民生领域。另外，实施好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推动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促进湖北省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刘昆 作者为财政部部长)
来源：海通国际宏观研究 孙明春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一旦回归，就会立即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上句号。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如果央行长期不遵守货币纪律，市场仍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原文于2020年5月13日首发于界面新闻。 ---------------- 今年年初，一场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把全球经济推入危机之中。面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都出台了巨额的财政纾困政策，各国央行也出台了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例如美联储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极力控制疫情的扩散，确保民众健康和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避免经济与金融市场陷入无序与混乱之中。这些措施属于灾难救助措施，而非经济刺激政策，只要存在真实需要，无论规模多大，都无可厚非，不必拘泥于常规情况下对财政赤字率或货币纪律的约束。无论如何，各国政府和央行都要齐心协力度过当前的困难时期，先求生存，等疫情结束后再设法解决这些“非常规措施”（unconventional policies）可能带来的“后遗症”。 然而，作为研究者和市场参与者，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下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央行“无限量宽”政策的边界及其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影响。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负担都已远远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前（图1）。例如，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65%上升到2018年的104%；“欧猪五国”（PIIGS）的国债与GDP的比率则分别上升了30-80多个百分点；只有德国出现了国债与GDP比率下降的现象。 显然，无论是英美日、还是“欧猪五国”，在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的7-10年里，虽然经济早已步入复苏期，但财政政策并没有从“非常规政策”中退出来。至少从数据上看，我们并没有看到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所阐述的在经济复苏后通过实现财政盈余为经济衰退期间的财政赤字“买单”的现象。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明白，虽然理论上讲，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是实现公共债务长期可持续性的必要举措，但在现实实践中，对政治家而言，却永远找不到削减赤字（更不要说实现财政盈余）的合适时机。人类社会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表明，政府债务会越积越多，直到出现高通胀或债务违约。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193个经济体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财政纾困与货币宽松措施。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已推出数轮财政纾困计划，总额已达2.8万亿美元。由于疫情尚未结束，白宫和国会尚在研究出台更多的财政纾困与经济刺激计划，全年下来大概率不止3万亿美元。考虑到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超过1万亿美元，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20%左右。笔者判断，明年、后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依然疲弱，每年财政赤字估计都在GDP的10%左右。这意味着，到2022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就将达到150%。鉴于欧洲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欧洲各国的财政负担在今后2-3年里也会大幅度上升，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令人堪忧。 根据当前全球发展的格局及各国竞争力的变化来判断，在未来5-10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实现经济高增长来恢复财政盈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等方法来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大幅度减少赤字的可能性也不大（政治上不允许）。因此，除非出现高通胀，否则其公共债务负担会愈益沉重。这是否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呢？ 笔者认为，在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国债都是以本币发行，鉴于其中央银行现在都采取或接近采取“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只要央行兜底，相关政府的所有借贷需求都可以被货币化。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央行出于某些原因不出手救助，否则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主权债务危机。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背负金额巨大的外币债务，一旦出现偿付困难，本国央行即便愿意无限兜底，也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帮助本国政府度过这一难关。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出现违约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实际上，在本轮全球危机的初始阶段，黎巴嫩和阿根廷政府都先后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的现象，就是例证。 “无限量宽”的边界 各大央行的“无限量宽”政策虽然大大降低了发达经济体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却把压力转移到中央银行和货币体系上。 在上一轮危机（全球金融海啸）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图2）。面对金融海啸给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美联储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到五年时间里（2009-14），通过三轮“量化宽松”，将资产负债表扩张到4.5万亿美元左右。理论上讲，当经济与金融体系恢复常态后，联储应该收回（或至少部分地收回）非常规时期释放的流动性，也就是实施所谓的“量化紧缩”政策。但“量化紧缩”仅仅开展了不到两年（2018-19），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只下降了7000亿美元，到2019年9月就停止了。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又回到了4.2万亿美元的水平。显然，即便对于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联储来说，也是“放水”容易、回收难啊！ 在新冠疫情和石油价格暴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之后，为稳定金融市场并支持美国政府的财政纾困措施，美联储在过去两个月里又把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2万亿美元，达到6.1万亿美元。考虑到美国政府的财政纾困与刺激计划尚在执行和规划之中，今后2-3年还会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其中相当大部分可能不得不由联储“买单”；同时，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今后数年都可能面临巨大挑战，美联储将不得不通过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陷入萧条、防止金融市场陷入危机之中。因此，美联储仍将在今后2-3里继续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估计在2023年前后就会扩大到10万亿美元了。 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地位（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国际清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美联储似乎可以无限扩表，应对任何危机。但笔者认为，也不能高估了美联储（及其他主要央行）的能力。货币宽松也有极限。毋庸置疑，一旦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回归，就会立即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上句号。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如果央行长期不遵守货币纪律，市场仍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 例如，上一轮金融海啸之时诞生的比特币，很可能就是市场对央行缺乏货币纪律而释放的第一个警告。这样一个毫无内在价值、凭空而生的数字货币，诞生后不但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同，而且催生了一系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或数字资产。尽管今天这些数字货币的体量仍然很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不足以对美元的“霸主地位”形成实质性威胁，但它们已成为很多中长期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保值工具。这是市场准备“用脚投票”的一个早期迹象。 另外，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图3）；由于欧洲、日本的长期国债都是零利率或负利率，而美国长期国债仍有1.5%以上的正收益，私人部门还在净买入美国长期国债。但是，如果把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加总起来，实际上过去5年海外投资者整体还是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累计净卖出规模在5000亿美元左右。 这些现象皆发生在此轮危机之前，其背后的逻辑和意义都值得深思。新冠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又开始新一轮的大幅度扩表。虽然短期内，市场非常欢迎美联储的“无限量宽”，因为它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从天而降；但尘埃落定之后，投资者将如何应对美联储无底线的“放水”呢？在本轮危机中，黄金和比特币价格虽然也出现了大幅度波动，但整体表现比较坚挺，是否是投资者因担忧高通胀重返或当前“纯信用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突变”而采取的对冲操作呢？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影响 自1945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的地位都不可动摇。即便1971年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进入一个纯粹基于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依然坚如磐石。显然，这是一个稳定均衡。然而，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已出现更多均衡点，其中有些均衡点很可能比当前的均衡点更有效率，而且也可能是稳定均衡。然而，从一个稳定均衡过渡到另一个稳定均衡却不是件易事，往往需要有外部冲击才能促成。 一种潜在的均衡就是前述的由黄金、比特币、或其他一些非信用货币取代现有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概率很小。也许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只是今天尚不得而知。 另一种潜在的均衡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货币的重要性出现较大变化。例如，根据中国的经济体量、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等因素分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图4）。但是，实现这个演变并不容易。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年，市场形成了习惯和共识，在此之上也建立了很多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很难另起炉灶。只有出现很大的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所形成的全球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很可能要历时多年，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各国财政负担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包括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成长（不需要中高速成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开放愈益深化，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届时，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市场将主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令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当前形势看，相对于欧美日及大部分其他经济体来讲，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储蓄率、经常账户、财政状况、经济的成长性、外汇储备的充足性等）都更健康。得益于过去几年“降杠杆、防风险”的努力，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都保持了比较大的克制和纪律性，因此在应对此次全球危机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更大。如果我们应对得当，应该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果真如此，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大概率会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可。 当然，这只是从中长期来讲的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决定、水到渠成。能不能走到那一步，取决于今后几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目前应该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平稳度过。因此，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要低估了困难；在应对当前危机挑战的同时，要平衡好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往往不是平滑的，而是剧烈的“跃迁”或“突变”；用公众易懂的词语来解释，就是有可能发生“危机”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变迁都是痛苦而突然的，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稳定也可能造成威胁。尤其是考虑到美元地位的削弱势必伴随着美元汇率的贬值，损害严重依赖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届时这一“跃迁”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有可能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对此，我们必须深谋远虑。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创投和股权投资机构不断凝聚长期创新资本，不断赋能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助推器”、优化资源配置的“催化剂”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创投和私募股权机构勇于担当，使用所投生态链企业的各方资源参与抗疫防疫，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恢复和扩大生产注入新动能。 截至2020年3月底，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规模突破10万亿元，为资本市场培育了大量优质企业，为实体经济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弹药”。 陪伴创新企业成长 以创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不断凝聚长期创新资本，大力支持科技创新，陪伴中小微创新企业成长，既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创投和私募股权机构以市场化方式不断集聚资金，投资覆盖科技创新企业的初创、成长到扩张并购的全生命周期，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命运共同体，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不少互联网、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企业背后有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身影。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私募基金累计投资于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新三板企业股权和再融资项目数量达11.71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6.89万亿元。私募基金在投项目9.43万个，涉及4.8万家实体企业，在投本金规模7.6万亿元。2019年当年，私募基金投向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本金新增7392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2.9%，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本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何小锋表示，从微观上来说，创投基金支持创业者创业，不仅为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还能为其带来法律、财务上的指导和创业经验，这是画龙点睛之处。从宏观角度来讲，创投机构的投资是反经济周期运作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他资金来源比较受限，股权的价格往往在此时被压低，创投机构反而积极投资；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创投基金又卖出股权，起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 助力高质量转型 以创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新型的金融产品供给，与创新企业紧密结合共生共荣，与科技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良性循环互动，化解高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高风险，成为了配置金融资源支持科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科创板上市的100余家企业中，约90余家企业获得了股权机构融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勇于担当，积极引导、推动所投资的生态链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抗疫防疫，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恢复和扩大生产注入新动力。目前，头部机构正在紧抓企业估值下调的机遇，发掘投资机会、大胆投资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科创企业。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进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阶段，科技创新力量崛起，创新驱动成为第一动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19年6月，科创板迈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为创新创业企业打开深层次的发展空间，为股权投资基金打开新的退出渠道，有望开启科技创业大时代，股权投资行业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股权投资发展迎来新机遇 当前，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新规密集发布。2月14日，再融资新规正式发布并落地实施，适度放宽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规模限制、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且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和锁定机制、发行对象、批文有效期等条件均有所放松，给VC和PE机构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4月27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方案出炉，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性制度改革。业内人士表示，更多代表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企业将借此打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渠道也将更为通畅，从长远看，注册制改革将进一步促进创投行业的生态繁荣。 此外，不论是从募资、投资还是退出环节来看，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都面临更加广泛多元的资金来源、更丰富的投资机会和更加便捷、丰富的退出选择。 大浪淘沙始见金。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经历从爆发式成长到大浪淘沙式整合的过程。伴随着中国股权投资行业逐步回归本源，走向更加成熟，优秀投资机构需要回归理性精耕细作，为企业真正创造价值、为投资人真正创造收益，才能基业长青，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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