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5月8日，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统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190多亿元的消费券。这些“促消”措施取得明显效果，实现了聚焦人气、增强信心、提振消费的目标。 消费券提升中小微企业业绩 发放消费券是个“技术活”，各级政府更倾向于在实名制、有经验、多场景的数字化生活平台上发放，确保政府补贴落实到老百姓。支付宝作为其中代表，就积极配合各级政府“促消”。 支付宝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截至5月6日，浙江、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内蒙古、四川等近30个省份的100多个市（区）政府选择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消费券，预计发放资金过百亿元。仅五一小长假期间，支付宝消费券就直接拉动消费近50亿元。其中，杭州消费券五一假期核销金额超过60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金额超过10亿元，杠杆撬动比例超过1：15。 记者注意到，消费券受益商家中，九成以上是中小微企业。据支付宝公布的《中国小店经济五一报告》显示，在消费券和五一小长假的双重刺激下，中国上千万家小店正在快速恢复“元气”。五一期间，有800万家小店的单日收入超2019年同期水平，其中500多万家小店单日收入是2019年同期的两倍以上；有八成小店店主表示，消费券刺激效果很明显。 以杭州市上城区的可莎蜜兒近江店为例，门店店长郑沙沙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3月27日（杭州消费券正式发放），近江店支付宝成交的营业额与上周同期相比增幅达44%，客单价也上涨了14%。消费券促使老客回流也增加了新客入店的概率，对提升门店销量具有重要作用。”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地发放消费券，既刺激了短期消费，又精准地支持了相关行业的复苏。具体而言，发放消费券相当于是政府或企业向民众转移购买力，在特定期限内用于特定领域的消费，从而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相关领域消费的复苏，进而带动企业生产经营好转，缓解经济运行压力。 “羊毛党”盯上消费券 需要警惕的是，就在全民掀起抢券热潮的同时，“羊毛大军”也闻风而来，迫不及待地“薅消费券羊毛”，利用不法手段将消费券兑换成现金。 《证券日报》记者电话咨询了某市的王女士，她朋友的微信群里就有人出售自己抢到的消费券。“由于首波优惠券没有限制收款方必须是商户，所以‘羊毛党’只要有某平台的付款码，互扫就可以套现，压根不用消费。后来平台方开始用技术手段拦截作弊行为，‘羊毛党’转而将‘黑手’伸向有资质的商家，与商家合作套现、互相分账；或者‘羊毛党’干脆以消费券票面价值5折-6折的价格转卖给他人。” “发放消费券的本意是为了提振居民消费，刺激经济复苏。如果被‘羊毛党’用来投机牟利，不仅破坏了用户公平健康参与的市场秩序，还会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给地方政府、企业和广大居民都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付一夫表示。 有人质疑，同样为了促进消费，发消费券和发现金有何不同？与其让“羊毛党”沾了光，为何不直接给居民发现金呢？ 国际新经济研究院经济行为与中国政策研究中心博士郑磊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之所以采用发放消费券形式，是因为消费券不会像现金那样进入银行体系循环，因而不具有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不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而是让其进入消费流通渠道，以促进消费、激活经济。 付一夫也认为，与直接发现金相比，发放消费券更能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起来，刺激消费效果更明显。此外，消费券还可以显著改善经济低迷时期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并为后续促消费、扩内需的长期政策落地打下较好的基础。 为防止消费券被恶意“薅羊毛”，行业专家出谋划策，希望真正杜绝“羊毛党”对消费券的侵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两个有效方法。首先，在设计发行上堵住漏洞，加强处理交易风险，如可使用区块链监控交易过程，制定识别策略进行线上适时打标和拦截，提供信用绑定，设置营销活动和处罚流程；其次，对违规和套取资金行为实施处罚和取消合作单位资格，或不给予消费补贴资金。 付一夫提出多方合作的建议，“这类恶意‘薅羊毛’现象必须要坚决打击。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惩处力度，相关平台要不断升级更有效的技术监测和风险防控壁垒，用户一旦发现此现象也应及时举报，唯有通过多方力量的共同配合，才能创造使用消费券的公平绿色环境。”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张明明（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总监）、张晓晨（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一季度新冠病毒影响之深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增速从6%左右的正增长迅速跌落至-6.8%。虽然当前国内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但常态化防疫工作持续意味着国内经济活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特别是航空、旅行、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消费负面冲击将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海外疫情蔓延也加剧了外部需求萎靡的压力和产业链受阻的风险。 疫情之下，“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成为重中之重。为做到“六保”，大规模的经济支持计划必不可少，然而，对待刺激政策，国内总有一些恐惧，认为这是“四万亿”卷土重来。当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近年来一直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如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攀升、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饱受抨击。 近日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发表《为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现在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文，笔者深以为意。实际上，早在2013年8月笔者便撰文《反思四万亿恐惧症》，谈及虽然反观“四万亿”经济刺激，确实后遗症较多，但“四万亿”的教训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笔者一直认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坐视硬着陆而不采取政策是对“四万亿”矫枉过正的表现。实际上，当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也为金融危机后，中国抓住数字科技等多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增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后疫情时代，危机救助政策不应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反而应该加大力度，如大幅提高赤字率至GDP的5%，增发3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定点帮扶，降低企业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支持发放消费券、现金券，发力新基建，加大对5G、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投资等等，防范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失速。 反思“四万亿”恐惧症 一直以来，“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而饱受批评。但是，在笔者看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即是“四万亿”逆周期宏观政策的逻辑错误，还是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执行机制中存在某种弊端？显然，这二者本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相径庭，一旦混淆不利于总结经验，反而容易矫枉过正。 不妨回顾“四万亿”推出之时的背景：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 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可以称之为硬着陆，危急之时，“四万亿”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业与经济衰退，方向是正确的。“四万亿”的教训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经济结构自身及决策的问题，更值得反思。笔者归纳，有如下几点： 第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包括资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支持，便有花钱欲望，所谓“不花白不花”的现象就反映了对资金运用缺乏约束机制的事实，所以号称“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最终超过10万亿。而项目方面，“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一贯存在，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可以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 第二，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当时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有报道称，2010年10.7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中，有80%来自银行贷款。试问为何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下滑阶段、缺少优质项目之时会取代大量财政功能，天量放贷？恐怕与当时政府给予的支持实体项目压力密切相关。 第三，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存在隐形的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历来被视为优势企业，其项目被视为无风险项目，而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至今没有一例兼并重组案例，更无法谈及破产机制。 第四，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当时的“四万亿”是配合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以及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推出的。而现在来看，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这位列其中的产业由于进入过度，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四万亿”后，中国经济弯道超车 在笔者看来，“四万亿”刺激政策本身无可非议，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是症结。更进一步，笔者在2017年9月文章《金融危机十周年的三点反思》中就金融危机是否削弱中国竞争力、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是否值得等问题做过更为详细讨论。 根据笔者观察，正是得益于当时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其后中国更是抓住了金融危机后弯道超车的机会，获得多领域全球竞争力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 这主要体现在，虽然“四万亿”，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相比于短期较低的收益，高铁、机场、物流等基建投资的长期红利如今正在逐步显现。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国出口份额占比从2006年的8.1%上升至2018年的12.7%，进出口在全球占比23.3%，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高速增长，也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发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从零售市场来看，2006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1万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而当前中国的零售市场突破40万亿，接近美国市场份额。 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发展更是全球领先，截止2019年初，全球15家最大的数字公司全部都来自美国和中国。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中国数字经济更是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 如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5G应用加快落地，5G+红外测温、5G+送货机器人、5G+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消费习惯，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商贸、云签约、云医疗、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将释放巨大潜力。 疫情下，宏观政策应进入危机应对模式 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时刻。根据笔者《GDP-6.8%：经济回暖需跨过三道关卡》、《“六保”的关键是保需求》等文章中提到的观点，本次疫情至少会分阶段地从三个方面冲击中国经济。 第一重冲击是国内供给侧的冲击，即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中国经济短期内遭遇休克式下滑，如一季度GDP回落至-6.8%，创有季度GDP统计以来的新低。当然伴随着国内复工复产，国内供给侧的冲击会逐步缓释。 矛盾向第二重冲击转化，即需求侧的冲击。这其中既包括国内源于经济下行、收入下滑、企业与居民对经济前景不确定加大而导致的国内需求疲软，也体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阶段，新出口订单需求的明显下滑。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第三重冲击，即产业链转移的冲击。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化危为机，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近30%。然而，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多产业链转移的声音，欧美国家希望保证自身产业链完整性、以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也会加大中长期产业链转移的风险。 三重冲击之下，今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在一季度GDP-6.8%的背景下，笔者预期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够恢复正增长已实属不易，倘若没有大规模的经济支持政策保证下半年经济增速尽快恢复到接近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的增长也将面临较大难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若要实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目标，还需尽快开启危机应对的政策模式，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切莫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 一是货币方面继续加大幅度降准、降息。疫情冲击下，国外主要央行集体量价宽松，令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当前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断加大，4月1年期LPR调降20BP，尽快推动实际融资成本的降低对未来企业恢复、经济反弹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是大幅提高赤字率，扩大财政政策空间。危机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比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当前应对危机，美国已经推出2万亿美元紧急经济救助计划，德国亦罕见地突破财政红线，推出7500亿欧元财政刺激计划。相对于欧美，中国政府债务率不高，3%的赤字率也并非红线，应允许财政赤字明显扩大至5%，以缓解财政收支困境，为后续刺激政策留足空间。 三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非常时刻，建议特别国债发放规模可达到3万亿，优先用于公共消费或公共服务领域、设立专项基金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等。发行方式方面，当前有讨论认为国债发行可以通过央行扩表直接购买来实现，即财政货币化。在笔者看来，财政货币化未尝不可，但相比于发达经济体，当前中国的政策空间仍然充足，建议优先用足现有政策空间。 四是扩大“消费券”、“现金券”使用范围，尽快促进消费回补。早在3月初，笔者便发文《疫情之下，“消费券”如何为内地所用？》提倡大规模使用消费券。当前随着防控措施逐步解禁，“消费券”在全国多地广泛实践，客流明显回暖。此外，在失业率上升、居民现金流承压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也可以考虑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券”作为辅助。 五是新老基建并举，为有效扩大内需。新基建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破茧重生、求新谋变创造了积极条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民生托底，也是稳增长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和精准施策手段。此外，继续大力弥补传统领域的不足，加快规划一批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基建项目，如城乡医疗基础设施、养老托幼基础设施等，加大在交通运输、冷链物流、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补齐短板。 六是继续降低社保费率，降低公积金缴费。当前我国企业和居民社保负担仍然较重，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在更长的时期内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抬升居民消费意愿，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也会带动其自身的消费性支出。 七是支持“刚需”群体住房需求，降低房地产对消费的拖累。2016年下半年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调控逐步常态化，持续数年的棚改货币化也开始退潮，2019年建设计划近乎腰斩；近两年房价整体保持高位平稳。这导致，一方面有房一族财富效应缩水，对其消费造成了挤出，另一方面无房刚需一族因购房储蓄需求而减少消费。在“房住不炒”基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解决无房刚需一族的问题，如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等方式，以释放部分消费潜力。 八是加大对外需敞口大企业的扶持。产业链受阻使得外需敞口较大的制造业行业遭遇较大生存压力，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可考虑出台针对具体行业的支持政策，维持企业的存续能力和就业。同时，汽车消费遭遇疫情重创，未来可以降低汽车购买方面的限制，加大对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面对外部供给侧的影响，重点应当保障中国依赖度较强的大宗商品供应，建立充足的战略储备。 当然，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既要实现“六保”，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还需要与改革相结合，在制度环境、公平市场环境、改善政府治理、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其中，释放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红利至关重要。同时，应对中长期的产业链转移风险，应采取更大范围内的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采取竞争中立原则、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如近日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便呈现更加开放的姿态，有助于吸引外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图片来源：微摄 新华社华盛顿4月29日电（记者高攀 许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零至0.25%的超低水平，同时警告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美联储当天结束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新冠病毒和为保护公众健康采取的措施导致美国经济活动大幅下滑和失业人数激增，同时经济活动中断严重影响了金融环境，并妨碍信贷流向美国家庭和企业。 声明说，正在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美国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货膨胀，并在中期内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因此，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零至0.25%的水平，直到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经受住近期事件冲击并回到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的正轨抱有信心。 声明还说，为支持对家庭和企业放贷，美联储将继续购买支持市场平稳运行所需的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促进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到更广泛的金融环境。美联储承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时期使用全部政策工具支持美国经济。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因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大面积“停摆”，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4.8%，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活动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滑，经济下滑的深度和持续时间非常不确定，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疫情得到控制的速度。他强调，美国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将取决于各级政府采取的减缓冲击和支持复苏的政策措施。 此前为应对疫情在美国快速蔓延，美联储已连续多次出台宽松货币政策支撑美国经济，并提供总额高达2.3万亿美元的贷款帮助美国家庭、各类企业、州和地方政府。
（原标题：“云经济”花样不断翻新 专家提醒注意两方面问题） “云经济”泛指以云技术为支撑的社会经济形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封城”、居家隔离等措施在有效防止病毒传播的同时也为诸多“云经济”模式的落地提供了土壤。春节过后，居家消费、远程办公、线上诊疗、在线教育等“云模式”，激发了“云经济”巨大潜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云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线上业务高歌猛进，“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既有现实需求作为支撑，也有政策支持的效果。“云经济”加速发展，一方面有效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具体来看，各地支持“云经济”的政策各有侧重。贵州省发布《多彩贵州促消费百日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将积极支持发展“智能+”“宅经济”“母婴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安排不低于500万元资金向各类云服务消费企业用户发放“云使用券”；支持企业“上云用云”，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点。青岛市税务局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了“云办税、云服务、云培训”等一系列服务举措。同时，深化“非接触式”办税服务，突出“云办税”服务举措，引导各区税务局延伸服务触角，为纳税人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办税环境。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支持企业“上云”的政策，向企业发放“云使用券”，鼓励企业加速互联网融合速度和程度。还有部分地方政府探索的“云”模式对于国内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企业办税办证办照也具有借鉴意义。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超出预期，提升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信息化度，既是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后期防控模式的客观需要，也符合企业向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转型的大趋势，预计“云经济”会成为未来重要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盘和林表示，“云经济”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化危机为转机；也是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良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极大地开拓了“云”的应用范围，为传统企业推进管理数字化转型和开展线上商业模式打下了基础，也有利于孕育新业态，尤其是依托云计算方式的业态。可以说，未来政务、医疗、娱乐、教育等各个行业都具有较大的云上发展机会，对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来说都是强大的助力。同时，刘哲也指出，“云经济”发展还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第一，企业在进行“云投资”时，需综合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短期需求和经济恢复之后的常态需求，综合评估市场规模和持续的客户需要，避免盲目投入。第二，当前仍处于“云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进行“云创新”时，需要合理评估企业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做好现金流管理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安邦咨询 01 什么是危机三角模型 危机三角模型，虽然叫模型，实际揭示的是一种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复杂的循环关系。说它简单，是指形式上很简单；说它复杂，是指的内涵极为复杂。实际上这个危机三角模型是陈功先生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提出来的一个模型建构，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在2016年，现在据说盗版的价格也已经不低了。 现在因为疫情导致的大萧条，世界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有人用经济昏迷来形容，有人用休克来形容，总之美国出现了2000多万人的失业，政治持续陷入混乱，联邦指责州政府，州政府指责联邦。此情此景，让欧洲人不禁开始感叹，二战后的大西洋主义正在破产，美国要丧失世界领导力了。 这么严重的危机和萧条，不由得让人再次想起了危机三角模型。 究竟什么是危机三角？ 危机三角指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城市化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过后再次进入城市化的循环进程。陈功先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始终是在这个循环进程当中持续往复，无法挣脱。为什么这样说？ 从人类的历史和进化来讲，从寻找安全感开始，人类就开始营造城市，实现了人口的积聚。此后，人口的积聚又导致了社会分工，出现了社会组织的需要，进而又产生了皇权，城市逐步壮大。 除了生产之外，扩大城市的方法，历史上更多是依靠战争，战争可以毁灭城市，但也促使更多的人重新积聚到城市，寻求安全感和落脚地，而且战争还带来了惊人的财富，推动城市走向华丽和壮观，这以古罗马最为典型。 《建筑十书》的写作年代，正处于“罗马和平”时代的开端时期，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雄心勃勃，要将罗马建设成一座大理石的城市。2这位罗马皇帝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著名的“七丘城”罗马，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四散分布的草棚屋。《建筑十书》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罗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营建活动 集中于两个区域：一是马尔斯广场的开阔地带，二是建 筑密集的古老集市广场。这些营建活动，主要是由共和 国最后数十年中的主要政治对手及其党羽所发起的，他 们是庞培、恺撒、屋大维、阿格里帕，较次要的还有安 东尼……与罗马老城区相反，这些纪念性建筑构成了一 座辉煌的新城，震撼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斯特拉博 （Strabo）在公元前 9 年至前 6 年写道：“实际上，庞培、 神圣的恺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妻儿朋友及姐妹， 对于城市建筑的热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并为此耗费了 钱财。大多数建筑集中于马尔斯广场，因此，除了广场的自然之美外，远远望去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古代社会，通常财富的来源只有两种：农业与矿产。但 这两种财富的产出方式，无论是依赖开山取石，还是依靠天 气造化，均极为不易，于是战争和抢掠就成为古代人最常用 的致富方式，而且成效非常明显。 中国其实也一样，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价格是在上涨的，这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三国演义》中刘备占领了成都，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封赏群臣，赐予他们宅邸和金银，当时只有富有远见卓识的赵云一人反对，其他人都赞成。 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司空见惯，辉煌壮丽的城市就是这样出现的，那是胜利者的凯歌，带来的是价格上涨。如同现在一样，在城市扩张的同时，争抢土地资源带来的是 “地王”现象，只不过今天的房地产价格疯涨，还带来更多资产价格上涨，扩张的竞争性催动消费欲望，不可避免地拉高价格，甚至是虚高的价格。 狂欢之后，紧跟着到来的噩梦就是危机。价格上涨及竞争性增强，鼓励的从来不可能是理性和均衡，虚高不仅仅是价格表现，更是一种诱惑，引诱着以想象力为基础的生产，进而实现疯狂的过度生产和超级供给，最后在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造成问题，而熨平这一切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一场重大危机。 如雪片般纷扬而至的违约、合规标准的破坏，还有如山的债务和库存，这是让账本数字以一种可接受理由消失的默认选项。从过去到现在，无论人们是否情愿，冥冥中存在的上帝之手都在以这种方式涂抹账本，而危机过去之后甚至就在危机进程中，总会有人或者无数人站出来大声呼叫，声称为了让灾难性的危机不再发生，我们需要更多的钱，建设更大的城市以及随城市而扩张的基础设施。 从古到今，城市是金钱铺就的辉煌。 问题在于，无论何朝何代，建造城市总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古罗马时代的造城，往往基于战场上缴获的数量惊人的财富；现代社会的造城，则通过世界金融体系塑造的资本。 在城市发展史上，资本与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城市因为资本而显得无比壮美，但除此之外，资本还会为我们带来和留下什么？ 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影响力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城市化，涉及经济增长，涉及各种各样的市场，也涉及发展经济学。在最终形成一套贯穿始终，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各种危机的逻辑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有关。 02 危机三角模型与陷入经济衰退的美国 于是，一切从头来过，循环在继续。 现在的美国，危机还在不断深化，失业人数已经达到2000多万人，而且失业率还在升高当中。特朗普总统的办法是发钱，用美联储的公告来说，就是无限量的发钱，因为“我们要支撑流动性”。 特朗普总统在新闻简报会上强调，他希望在第四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一项“非常大手笔和大胆的”基础设施计划，总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集中用于就业和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现在无人怀疑，需要惊人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犹如1933年的美国，争议只是建在哪里、建设些什么项目。 早前，投资银行高盛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称，当前美国经济从结构上已不再倾向于陷入衰退，美国经济已近乎对衰退免疫（The Economy Is Nearly Recession-proof）。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19年10月9日曾表示，经济衰退是繁荣的副产品，但美国经济没有哪个板块特别繁荣，所以，他不认为美国经济十年的扩张，一定要让位给经济衰退。根据鲍威尔的观点，2007-2009美国的经济衰退，是由2000年左右的房地产泡沫所引发。 基于危机三角模型，安邦智库认为，高盛有关“美国经济对衰退近乎免疫”的判断，目前还难以确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并且在陈功先生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都面临着过度城市化导致的资本过剩。“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与金融危机”所构成的危机三角关系，是影响甚至控制经济脉动的重要原因。从“危机三角”来看，资本过剩不仅是理论认识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还是造成过度生产的重要原因。在过度生产的世界里，资本过剩不会表现为通胀，而是会表现为债务和库存；此外，资本过剩还会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高企（如股票价格上涨）。 美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最快复苏，表现出高盛所认为的“对经济衰退免疫”现象，在安邦的部分研究人员看来，这与美国经济结构有关，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已经高度资本化，不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业高度发达，很多产业的发展也与资本紧密相关。 这种情况下，资本过剩的局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美国市场的繁荣。即使是靠泡沫支撑的繁荣，在下一轮泡沫大破灭造成危机之前，资本过剩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就表现为“对衰退免疫”的表象。 03 高度富丽堂皇背后的巨大危机 危机三角模型的基本原理用一种简洁的形式告诉我们，大危机之后，就是一轮更大规模的建设潮，规模要大到能够覆盖原来的损失，而且还能满足和实现更加辉煌壮丽的“梦想”。这意味着危机不仅仅带来了毁灭，而且还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而现实中的区别仅仅在于，有的国家能够拥抱这种可能性，有的国家则一沉不起，永远失去了再次起飞的机会。这种区别取决于政策的创造力，美国的地缘资本主义已经决定它肯定有条件去实现这一切，但其他国家则未必是这样。争议和冲突，建设窗口期的错位，都可能导致一些国家与新一轮的机会失之交臂。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决定了在大危机之后，明智者应该关注的不是进一步的巨大投资会导致什么问题，而是要看谁能在后危机中存活下来，走的更远，而让别人先死。残酷吗？的确残酷，但别无他法，除非世界能够振作理性，在舍财取义方面达成书本上的那个几乎不可能的共识。 现实就是这样，就像美国病毒大封闭当中，众多示威者们打出的口号，病毒不会杀死我，饥饿会杀死我！不理性的做法，在看懂了之后就会发现，实际就是最理性的做法，争取“死在别人之后”的竞赛，已经鸣锣开跑，沉沦者留下的空间和市场，等待明智者去享有，账本上的数字也会跟随改变，一切又会显得再度光明而令人鼓舞。 至少有机会，继续向前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钟林楠 3月份以来，中短期限的债券收益率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下，持续下行，但10年期及30年期的长期限与超长期限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反而有所上行。 在3月9日至4月30日期间，1-5年的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了至少50BP，而10年与30年的国债到期收益率却分别上行了3BP与18BP。 收益率曲线在不对称的走势影响下，持续变陡，10-1年和10-5年的国债期限利差在4月底已经升至139BP和75BP，均超过了历史75%分位数水平。 市场对此讨论较多，很多人认为这种过于陡峭的曲线很难持续，在均值回复的作用下将重新转向牛平。 我们对此不敢苟同。我们认为这种陡峭的状态还将持续，长端利率近期的调整也会继续，收益率曲线转向牛平需要时间和催化剂。 因为从现在的形势看，让收益率曲线不断变陡的核心因素依然存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无法证伪或消除。 一方面，今年利率债的供给总量和结构要和往年不同，给长端带来的压力在5月份将继续强化。 由于稳增长的需要，今年的地方债供给明显前置，加上政金债与国债，1-4月份利率债净融资达到了2.3万亿，要比过去三年同期均值多了近1万亿。 在如此高的天量供给中，10年及以上的期限比例超过了90%，要比过往年份更高大约40%。 这无疑给银行、保险等长期限利率品种的配置盘带去了更多的选择，长端的利率也因此承接了比以往更大的供给压力。 而根据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5月底前，地方政府可以再发行近1万亿的专项债。 按照今年这种拉长发行期限的做法，我们有理由相信，5月份的这一波专项债将会带来更多的长期限债券供给。长端利率所面对的供给压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 此外，5月22日即将召开两会，在两会上，财政赤字、国债供给等具体的信息将进一步明确。 虽然这对市场并不一定会是实质性的利空，但在今年这样更需要财政出手稳经济保民生的环境下，市场总会对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供给超预期赋予更高的权重。 因此长端利率除了显性的专项债供给压力外，实际也还面对着预期的“隐性”供给压力。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的期限利差理论，长端利率更受投资者对未来经济预期的影响。 在3月份，虽然海外疫情爆发对出口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内需正在逐步摆脱封锁和隔离带来的影响，经济最差的时期已经过去，投资者对3月份乃至二季度经济反弹基本是一致预期。 在这种预期下，已经处于历史极低分位数水平的长端利率显然会受到压制。 与其去做多受经济回升压制，走势具有不确定性的长端债券，不如选择受益于货币宽而具有确定性下行机会的中短端债券。这是3月9日至4月末债券市场走势的内在逻辑。 现在我们看5月，这一逻辑依然没有发生逆转。 1、两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带来的不仅是债券供给的压力，还有投资者对增长目标的制定、更加宽松的财政与产业政策的担忧。 如果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更高，那么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力度可能会大超预期；而相反，如果低于预期，那么财政和产业政策力度会偏低。 这两种结果对长端利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在两会真正落地前，市场只能猜测会是哪一种结果，每个人的预期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投资者做多长端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不会轻易押注。 2、海外主流发达国家的疫情已经能够看到峰值和初步的拐点，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开始逐步解除封锁，重启经济。 我们暂且不说这一行为的后续演变与长期影响，但至少目前，其带来的直接效果是风险偏好回升，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恢复，消费边际改善，对国内出口外需形成边际上的利好。 3、内需修复带来的经济回升动力还没有完全释放，这意味着现在即使没有政策上的刺激，经济也能在回归常态的力量下继续反弹，直至经济完全恢复常态。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数据上得到间接的印证。 一是根据商务部和工信部的统计，全国中小企业在4月中旬的复工率是84%，全国生活服务企业的复工率在5月初也在80%-90%左右，均未恢复常态。 二是mysteel统计的234家建材贸易商的日均建材成交数据，在4月份，达到了23.45万吨，是近四年来的新高。受国内疫情防控影响的项目建设进度，在疫情趋于结束后开始加快赶工。 对长端来说，现在为数不多的利好可能是依然处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但在4月3日央行宣布调降IOER后，市场一直期待的，隔夜利率向0.35%靠拢的趋势一直没有出现。 为了继续扩张信用、稳经济与保就业，货币政策现在退出宽松不太可能，由于后面国债与地方债要继续大规模发行，货币政策配合是大概率事件。 但在国内企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经营、存量债务风险已经减弱的背景下，央行是否会愿意让资金利率进一步向0.35%靠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利率互换在4月8日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下行趋势减缓来看，市场对未来资金利率的走势也开始变得谨慎。 如果随着经济现在自然的反弹，央行让资金利率波动加大，重新恢复2019年“相机抉择”的政策模式，那么本就依靠宽松预期维持震荡的长端利率将加速上行，这一轮长债调整的幅度将更大。 而如果为配合国债与地方债的发行，央行继续降准降息，那么投资者更好的选择依然会是做多更具确定性的中短端债券。 长端在经过前期的调整后，会有所下行，但会继续因为财政刺激的加码，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回升预期，而制约其下行的幅度。收益率曲线依然会变陡。 曲线要转向牛平，首先需要让现在的长端利率充分预期财政刺激的力度和经济回升的幅度，然后还要非货币宽松的因素来催化。 潜在的演变路径可能有： 1、两会结束后，财政刺激的因子落地，不及市场隐含的预期； 2、经济从防疫封锁和隔离的深坑中脱离，完全恢复常态，自然修复形成的经济反弹力量结束，经济开始进入政策效果验证期，在外需的作用下，重新停滞或下滑； 3、海外在疫情未结束前便重启经济产生了恶果，海外疫情出现二次爆发，风险偏好重新回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刘哲 张海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短萧条”，各国纷纷推出了相当于本国GDP总量10%到22%的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中国在防疫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建议尽快推出规模不低于10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根据中国经济最新增长结构，再沿用十多年前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方式已是刻舟求剑，考虑到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占比已达60%，本次中国经济复苏方案应该以稳消费为重点，其中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能力最强。 一、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10万亿为宜 面对疫情造成企业短期收入剧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必要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出手一定要快，要赶在大批企业倒闭之前出台足够力度的对冲措施，减缓经济衰退，助力经济早日复苏。通过静态和动态评估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参考发达国家的救助力度、以及对比2009年的历史刺激规模，建议中国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不应少于10万亿。 首先，本次疫情造成的静态损失大，推动复苏需破冰之力。从全年总需求情况看，出口、消费、投资形势都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下降11.4%，考虑到4月海外疫情的迅速扩散，二季度出口仍不乐观。消费受冲击的情况也很严峻，从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0.5%的增速情况看，不仅可选消费受影响严重，甚至很多必选消费也受到明显影响，如果没有足够力度的消费刺激计划，即便疫情受控之后，消费需求复苏的速度也会显著滞后于供给恢复速度。 从投资情况看，中国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4.5%，即便考虑政府基本建设加力，全年投资增速也将大幅下滑。综合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的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静态经济损失近5万亿元。考虑到在巨大的经济下行趋势中救助企业的巨大消耗，以及恢复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复苏的实际需要，所需救助与刺激的总规模应更大。 其次，海外的救助规模平均不低于本国GDP的10%，有其背后的合理逻辑。为了对冲疫情的冲击，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提供无限量的货币流动性，所出台的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规模都在本国GDP总额的10%到22%之间，这既体现了各国对疫情影响的重视程度，背后也必然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和救助规模的经济逻辑，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历史上财政金融刺激规模曾达到GDP15%以上。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曾推出了“四万亿计划”，占到了当年GDP的12.5%，加上金融扩张，总体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应在GDP的15%以上，迅速将中国经济增速拉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不是因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所致。 结合本次经济衰退的救助和对冲的实际需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救助规模，并参考我国历史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建议本次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应在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2019年GDP的10%，不高于2009年的财政加金融扩张的力度。 以上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不应该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某个特定数字为目标，而是以稳就业等“六稳”为底线，以减少企业倒闭、对冲损失、启动市场为重点，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救助对象，以新消费领域为主要发力方向，辅之以符合实际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配合以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中国经济尽快复苏。 二、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构成建议：救助企业和稳消费为主 （一）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 由于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收入减少、短期资金链断裂、人工冲击等方面的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倒闭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大规模失业，企业救助计划应以受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为主，救助方式可包括贷款利息补贴、房租补贴、工资补贴、减税减费等。 1、贷款利息补贴 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的一定比例，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201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3.11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9万亿。若根据受影响时间，免除3个月到6月的贷款利息，总补贴额度不超过1万亿。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2、房租补贴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按房屋租金的50%进行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3、为困难企业代发部分员工工资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在企业承诺被救助半年内不解雇合规员工的前提下，按员工工资的50%进行补贴。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加大国有强现金流龙头企业分红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为2.63万亿元，如果要求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烟草等坐拥巨额现金流的龙头国有企业进行大比例的现金分红，可筹集非税收入2万亿元。 4、减免企业税费 建议进一步减免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员工个人所得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进行筹集。若将财政赤字提升1百分点，能筹集1万亿左右的资金。 5、减免员工的五险一金、停止缴纳住房公积金 建议根据企业实际困难情况，进一步酌情减免小微企业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对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社保的方式来弥补社保缺口。当前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总市值约为26万亿，如果将其中10%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即2.6万亿划转社保基金，将大大充实社保的资金实力。此外，还可以考虑暂停缴纳住房公积金，并将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发还给个人。 （二）以新消费为主的消费刺激计划 可以通过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加大对“老消费”的补贴，同时用价格补贴的方式进行刺激“新消费”。 1、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1万亿消费券，加大老消费补贴 中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一般较低，抗风险能力差，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对刺激消费的效用最大。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直接给居民发放消费券要兼顾公平与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原则，更好地起到提振消费的效果。从带动效果来看，消费券优于无使用限制的现金补贴，可以更好地推动消费尽快恢复到原有增长水平，但是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不能期待有恢复原有增速之外的的增量消费。 2、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补贴新消费1万亿 而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领域，直接针对产品的价格补贴还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增量消费，对经济起到倍数拉动效应。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兼顾电脑、家电，按照10%到30%的价格补贴消费，1万亿消费补贴预计可带动消费总额2-3万亿元。 比如，以消费电子领域中的5G手机为例，假定每部5G手机均价5000元，补贴30%，假设每部4G手机均价2000元，补贴10%，如此补贴力度有望带动智能手机出货量从2019年的约3.8亿部回到2016年的高点5亿部，可带来智能手机新增消费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智能手机5G手机对下游智能穿戴、智能音响、移动视频、游戏、影视等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上游天线、射频前端、机壳、电路板、被动元器件等的拉动作用，其对于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更大，总的杠杆有望达到3倍以上。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也是重要的新消费产品，与消费电子类似，新能源汽车也具有高增速、产业链长、空间大的特点。如果按照新能源车的售价30%进行补贴，预计新能源汽车2020年的销量有望从2019年的120.6万辆，提升到500万辆，预计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约为5000亿元，带动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增量约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新能源汽车对锂电池、充电桩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其对经济将会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 此外，2018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达到8104亿元，以2018年销售额为基数，假定给家电10%的价格补贴可提升35%的销量，总补贴额为280亿，预计可带来2800亿元的消费增量。 新老消费所产生的财政资金缺口，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盘活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或探索将国有房地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的方式进行筹集。 （三）扩大投资：老基建占比高，新基建乘数效应大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从结构上看，老基建占比较大，新基建占比较小；但从乘数效应看，新基建更大。 除了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在城市地下管廊、环保、公共卫生、物流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还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空间。 媒体上流传的新型基本建设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个领域，但其中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名为新基建，实际上是已经持续多年的老基建投资领域，还有提高空间；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是未来重点的新基建领域，虽然只有千亿规模，但对新消费的带动作用更大；其余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更适合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投资，严格意义上并非政府可直接投资的基建项目。 符合实际需要的新老基建投资，在原有的财政预算基础上，可通过提升专项债发行规模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为2.1万亿，建议将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提升至4.1万亿，新增投资2万亿资金用于新老基建。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是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复苏计划中，货币政策也应该解放思想、释放充足的流动性，并尽快降息，全力配合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和经济渡过难关。相对于已经降低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欧美等国而言，中国降息空间最大，不应该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事实上，无论是为了救助企业、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降息都是各国必须和首选的政策工具：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可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大规模发型特别国债、专项债的时期，降息也可以极大地降低政府稳增长的债务成本。只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密切配合，“授人以鱼”的救助政策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刺激政策并重，并加大以释放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为核心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措施，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早日步入复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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