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张德礼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民粹主义夹持下逆全球化思潮被逐步付诸行动。2020年新冠疫情后，有关逆全球化的讨论愈演愈烈，逆全球化可能是中长期里影响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关键变量。 1 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方法多样。比较权威的是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Jan Sturm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发布的KOF全球化指数，由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个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KOF全球化指数开始于1970年，最新数据是2017年的。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全球化进程慢了下来，而经济全球化基本停滞。 一些研究，如Peter A.G． Van Bergeijk（2017）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可以用进口占GDP之比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法国智库CEPII 将全球进口额占全球GDP之比，回溯到了1827年，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观察更长时间范围的全球化进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动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进口额/全球GDP 从1842年的低点5.4%，一路上升到一战前（1913年）的高点15.6%。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萧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1945年全球进口额占GDP之比只有3.7%。 二战结束后，在跨国企业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是两个重要时点。全球进口额/全球GDP，虽然有阶段性的回落和震荡，但从1946年开始整体是在上升的，2008年到达历史高点26.3%，此后震荡回落，2018年该比例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 因此，从全球贸易额占GDP之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2008年是全球化的顶峰。2009到2020这12年间，我们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根据Global Trade alert的统计，2009年到2018年全球贸易干预次数持续上升，2019年短期有所好转。由欧盟28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发起的贸易干预次数，趋势和全球的基本一致。 Global Trade alert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到2019年受贸易干预影响次数前10的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均为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认为发达国家是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挑起者，也是主要受影响者。 这12年间除了经济全球化倒退外，政治层面上的逆全球化呼声也越来越汹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退出欧盟，成为首个退欧的国家，这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开倒车事件。欧盟内部除英国外，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元的政党，有些还相当有影响力，比如勒庞此前领导的国民阵线党。美国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则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随后开启退群模式、向多国挑起贸易争端。 理解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根源，本质上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由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率先由它们自己来反对和逆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美欧国家目前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政治精英屈服于民粹主义，通过逆全球化行为来转移国内矛盾。 经济层面上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多扮演消费国的角色，进口低价消费品维持了低通胀。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凭借着资本和技术优势，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全球，赚取海外利润。 低通胀方面，张步昙（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9国）的超额供给，带来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9国）通胀的持续低位运行。同时，进口价格因素对工业化国家的通胀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廉价产品出口使得发达国家享受了温和而平稳的通胀。 赚取海外利润方面，在美国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达到542.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25.6%。 反观美国企业经存货计价调整后来自于本土的利润，2019年为1580.9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高点下滑了18.2%。1580.9亿美元的利润规模和2006年的水平接近，而2006年到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增长了1.1倍。 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均衡惠及每个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经济精英享受跨国生产和跨国销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产业外迁导致失业等原因。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选择性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将自身经济出现的问题甩锅给全球化，煽动民众反对和逆转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强化。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超出主流预期的是特朗普最终获胜。《华盛顿邮报》使用每个郡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2年和2016年的投票数据，分析后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对比2012年，看2016年哪些郡变红（共和党）、哪些郡变蓝（民主党）时，发现五大湖地区的锈州地带明显转向特朗普。这些州的工业衰退，反全球化思潮相对更为汹涌。在制造业产值占比超过15%的州中，希拉里只赢得了俄勒冈州的支持。 二是各个郡“没有大学文凭白人”的比例，和该郡2016年共和党得票率的变化，有很明显的正相关性。特朗普在低教育白人选民中更受欢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称，是“是美国乡村白人族群把川普推向总统宝座”。 特朗普当选，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也被视作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17年3月22日，知名投资机构桥水基金发表了一篇61页的报告《Populism： The Phenomenon》，在这份报告中，桥水基金称它们创建的衡量全球冲突的指标——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当时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 近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2018年美国向中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在就贸易问题向欧盟、日本等国施压。2020年新冠疫情后全球贸易接近停摆，逆全球化的声音也多了起来，比如4月9日白宫经济顾问Larry Kudlow称“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等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的成本买单。” 一些知名学者，比如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3月17日撰文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担忧。哈佛大学教授Stephen M． Walt称，新冠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而全球知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Robin Niblett直言不讳地称“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2 民粹主义的兴起 和以往一样，我们所担心的逆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政治精英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向民粹主义屈服。那为何民粹主义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广为肆虐呢？ 我们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因全球化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让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变差。加之全球化红利并未平均惠及发达国家的每个参与者，在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扩大、资产价格泡沫后贫富进一步分化等压力下，全球化成为这些问题的背锅侠，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而政治精英的有意曲解，让反全球化思潮变成逆全球化行动。 第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降低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前面分析过，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技术、资本，整体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提升。2000年到2018年，金砖国家GDP全球占比从7.7%跃升到23.1%，同期美国GDP占比从30.5%下降到23.9%，欧盟GDP占比26.6%下降到21.9%。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后，在全球政治中的参与度也在提升。2008年后要求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呼声不断，这让全球化的主导者——欧美国家感到威胁，降低了对全球化的认同感。 第二，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由于产业变迁等原因一些行业所受影响也相对更大。但全球化只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因素，不应该当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理由。 近20余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扩大。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8年的0.49。 考察美国1967年到2018年的住户收入分配数据，发现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将住户按收入五等分，1967年到2018年只有最高收入的那20%的住户收入占比提升，从43.6%到52.0%，其余四种收入水平的住户收入占比都在下降，其中收入最低的20%住户收入占比从4.0%降低到3.1%。 在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中，这种收入集聚效应更加明显。1980年到2014年，美国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从10.7%提高到20.2%，占比接近翻番。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 全球化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一，对发达国家而言，部分制造业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既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也是本土产业进一步升级的要求。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20.5%下降到2018年的8.5%，同期制造业GDP占比从20.0%下降到11.0%。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对部分州比如五大湖地区的冲击更大，全球化更容易被当成替罪羊，2016年制造业占比高的州也更支持特朗普。 第三，债务泡沫和资产价格膨胀，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政治精英通过逆全球化来转移国内矛盾的诉求更加强烈。 相比于收入分化，财富分化的速度更快。2009年到2018年主要国家中除法国外，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提高。而且这些国家的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60%以上，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这意味着财富分化问题本身就比收入分化更严峻。 贫富分化扩大，除了收入分配不均外，更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整体维持了低利率环境，债务持续扩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2019年三季度全球债务上升到252.6万亿美元，和GDP的比率达到322%，创下历史高点。显然低利率环境和债务扩张，无论是从融资还是投资的角度看，对富人和有产阶级都更为有利。 低利率环境下，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在今年大跌前，美股整体是在创新高。在美国10%的人持有了84%的股票，这部分人群财富增长远快于其他居民，这导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 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国大多数的财富集中于出生于1946-1964年的老龄人口手中。对于年轻人而言，资本市场入场时机已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这加剧了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这也是为什么低学历白人更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之前，全球本身就面临着缺乏一个新兴的、能够加杠杆的大型经济体的问题，经济和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新冠疫情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的稳定市场和重启经济的措施，将会使债务扩张、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等问题进一步积聚，可以预见民粹主义将更进一步盛行。对中国经济和市场而言，需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风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过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余永定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否定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种观念必须纠正，必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好的。自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不到2%。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实际财政状况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差很多。例如，世界银行提出了“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IMF把许多在中国并不作为赤字的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一些预算项目的收支差额算作赤字，从而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10%左右。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概念大大夸大了中国财政的脆弱性，中国在决定财政预算时完全没有必要受这一指标的束缚。 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对GDP比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低，更是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显著低于欧盟（包括低于德国）。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比较高，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但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对GDP比仍不超过50%，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债务对GDP最低的三十多个国家之一。 第二，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根据约定偿还债务，不再继续提供融资，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其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国债余额。有谁会怀疑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国债券呢？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第三，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GDP增速。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个途径降低杠杆率的。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就是因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财政赤字对GDP比和国债余额对GDP比都有显著提高。原因何在？是财政支出过快吗？不是。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5.7%。结果，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显而易见，中国2020年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财政状况就没办法改善。靠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毫无顾忌地增加本国的杠杆率，中国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增加政府杠杆率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中国要犹豫不决呢？ 第四，尽管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但中国企业杠杆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高杠杆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因此而避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呢？中国不少企业之所以杠杆率很高是经营不善，而又缺乏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首先，中国企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是股市发展不够健康，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资本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其资本金要求同私有企业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我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高，因而对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财政赤字是否应该突破3%这一门槛存在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相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抗疫纾困，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对此我们抱有充分信心。 本文来源于网易。
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引人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也“回应”了近期资本市场的热点事件，比如金融委明确提到，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金融1号院”现将会议重点内容梳理如下，供投资者参考： 重点一：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金融委及成员单位以“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政策确定性，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 重点二：在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韧性较强。 重点三：会议要求金融委各单位完善宏观预案，创造有效需求，优化供给结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政策质量，狠抓政策落实。 重点四：会议认为，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重点五：会议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重点六：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创造有效需求保持流动性充裕 会议要求金融委各单位完善宏观预案，创造有效需求，优化供给结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政策质量，狠抓政策落实。 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这意味着宏观政策将继续加强逆周期调控力度，激活经济增长点、释放经济潜力。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融资成本，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进一步减税降费和加大公共支出。此外，一系列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政策将出台实施，大力促进内需加快恢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因为目前来看，疫情对经济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前期，国内消费、投资受影响比较大；后期，全球疫情尚未结束，预计二、三季度外需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未来提振需求的关键在于保就业，而要保就业就必须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必然就需要适当扩大内需。从这个角度来讲，继复工复产之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将是创造有效需求。 恒大研究员任泽平团队也认为，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成为全球复产复工最快的避风港，二季度经济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恢复，全球投资者对A股、中国经济的信心会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任泽平团队也提到，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增长的底线，建议从以下几大方面着手：一是在推进防疫常态化的同时，尽快有序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防止一刀切、不计代价控制疫情的倾向。二是启动以新基建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三是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增信等力度，帮助市场主体纾难解困，并确保落实到位，特别是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活服务业行业和出口企业。四是通过以工代赈、加强创业支持、研究生扩招、开发临时岗位等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稳就业工作。五是推进房地产政策回归稳健中性，要充分发挥房地产的实体经济功能。六是以落实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振微观主体信心，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已制定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方案 会议提到，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资料显示，我国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占全部商业银行的比重超过50%，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长期以来，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增加金融供给主体，有助于填补我国大型金融机构无法或无力顾及的市场，从而优化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改善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等状况。”从长远看，要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加大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推动中小银行更好发展。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包括加大了股东股权违法违规乱象治理力度，稳妥开展高风险机构违规股东股权清理整治。 不过，曹宇也强调，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加强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仍任重道远。他介绍，当前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重点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加强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开展公司治理评估，强化“三会一层”履职监督和问责，优化股东结构，严格把关股东资质，规范股东行为。而银保监会发布了股权管理办法和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也为推动相关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 近日，个别中概股财务造假事件备受瞩目。对此，近一个月来，金融委已三次重磅发声，要求坚决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 此次会议也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曹宇也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性质恶劣、教训深刻，银保监会将坚决支持、积极配合主管部门依法严厉惩处，对财务造假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共同维护好良好的市场环境。他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合规、诚实守信是我国法律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真实、完整、如实地反映企业财务会计情况，是所有企业的法定义务。 尊重契约，理清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近期，“原油宝”产品投资出现较大亏损，引起市场和舆论的广泛关注。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近期表示，对此风险事件高度关注，第一时间要求中国银行依法依规解决问题，与客户平等协商，及时回应关切，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中国银行尽快梳理查清问题，严格产品管理，加强风险管控，提升市场异常波动下应急管理能力。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中国银行方面也回应称，我们将以对客户认真负责的态度，持续与客户沟通协商，在法律框架下承担应有责任。同时，中行正在全面梳理审视产品设计、业务策略和风险管控等环节和流程，深入查找存在的问题、隐患。与此同时，中行继续与客户保持诚挚沟通协商，始终与客户站在一起，尽最大努力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受当前疫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提醒金融消费者进一步增强投资风险意识。银保监会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督促银行进一步加强账户类产品风险管控，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孟珂 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对会议所要求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显得十分重要。 颜色分析表示，一方面，去年受国际关系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去杠杆的因素，使得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此时加强货币政策的流动性管理是应对短期冲击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厂、商店停工、停产、停业，导致了我国资金流转放缓，也就意味着货币乘数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基础货币维持整体经济的流动性。如果不提供更多的基础货币，那么货币乘数下降会导致整体社会流动性不足，接连会引发企业资金流断裂、老百姓资金流加家庭资金流出现问题，而这又会导致进一步的货币乘数放缓。此外，为确保我国企业全面复产复工，从财政层面或将发行较多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和特别国债，这需要确保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保持充裕的流动性才能认购这些债券，以保证利率的逐步下行。 “在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整体经济循环速度下降的情况下，”颜色认为，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一是需要加快经济运行速度，从供给着手，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复市；二是从量上着手，银行提供更多的基础货币，使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以提高经济循环速度，同时保证不会出现太多的现金流断裂等问题；三是，目前海外疫情蔓延，国外订单减少，导致我国企业面临供给侧压力较大，因此，我国经济要实现V型反转，不仅货币政策需从量上着手，还需保证企业贷款利率逐步下行。 颜色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在流动性管理方面并不“吝啬”，主要的表现在：1月份全面降准、3月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4月份定向降准，通过3次降准我国贷款利率实现了逐步下调。并且，2月初，央行分别下调7天及14天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当月中期MLF操作利率同幅下调；3月30日，央行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20个基点；4月份，央行又将MLF操作利率下调了20个基点。此外，我国还通过再贷款、再贴现这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精准的流动性支持，2月份以来，人民银行先后出台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实体经济，4月份又新增了1万亿元再贷款。可以看到，我国在流动性管理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谈及年内“保持流行性合理充裕”基调是否将有所改变？颜色表示，由于疫情对于外贸造成冲击，以及全面复产复工对信贷供给有更多的要求，未来还需进一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下一步降准、降息的幅度或将加大。另外，推动货币乘数的恢复，加速整个经济流动循环也十分重要。（编辑 张明富 才山丹）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建军 美股的红四月 本文着笔时（5月5日），美股标普500指数收盘2842点，比疫情爆发后，3月23日最低点的2237点涨幅超过27%。如果回看一个多月来的收盘价最高点，即4月29日的2939点，那么标普500指数从底部已经反弹31%。 标普500指数 标普500在4月份表现极为抢眼，总体涨幅达到了12.7%，这是自198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也是二战以来第三大单月涨幅。同样，4月道琼斯指数上涨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5.5%。在疫情日趋严重、经济数据表现极差的4月，美股却走出了牛市行情！ 美股反弹合理却脆弱 美股红4月，有悖常理，但也合乎其理： 一是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为疫情中的经济搭建了“政策之桥”和“情绪缓冲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3月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曾经讲到“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座桥梁，把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体连接到另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上。”美联储把利率降至零利率水平，“不惜一切代价”实施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美国财政部对企业和个人的救助，对缓冲疫情冲击起到了三方面作用： → 居民生活要得到基本保障，收入稳定、债务不会因失业而增加； → 企业能够得到基本运营的资金，不会因为现金流缺乏而倒闭； → 金融机构能够正常进行放贷业务，不会因为危机惜贷造成信用市场枯竭。 股市是预测未来的最佳指标---美国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被市场认可，以及对经济重启和疫情防控的期待---全都反馈在股价之上，市场情绪逐渐从极度的恐慌中恢复了理性。 最具代表性的市场情绪恐慌指数VIX，从3月中旬的最高点82，下降到4月末的39，这一水平和3月初的水平相当，股市从低点反弹是合乎情理的。 市场恐慌指数（VIX） 二是股市上涨是科技类大企业的超预期表现拉动的。标普500代表的是美国市值最大的500家公司，这些公司都是本行业的领头羊。在这些大公司之中，科技类企业权重就占到了近30%。亚马逊4月份上涨近27%，苹果上涨15.3%，成为4月份表现最好的两家公司，这些科技巨头引领了标普500指数的反弹。 不过，对少数几只股票的依赖可能掩盖了市场普遍存在的疲弱，市场的反弹既没有疫情改善的支撑、也没有经济数据的支撑，华尔街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次古怪和戏剧性的逆转”，特别是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全是负面的，也让市场对股市的持续上涨信心寥寥： 坏消息1：一次大萧条规模的失业人数。截至4月25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达到384万，自从3月28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87万后，截至目前的六周初请失业金总人数达到3030万人，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就业危机。 坏消息2：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8%。从2020年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实际上第一季度只出现了两周的停工。只有两周的停工，影响就已经如此巨大。如今，二季度已经过去1个月，美国停工停产还在继续，可以想见，美国二季度不仅必然负增长，而且是急剧的经济下滑，市场预测负增长幅度在20%-45%之间。 坏消息3：消费进入防御阶段。3月份整体消费支出下降了7.5%，创下195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储蓄上升到13.1%，这是1975年5月储蓄率达到17.3%以来的最高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衰退时的水平相当。 市场终将面对现实 从美股的历史看，股市在进入熊市后不久反弹超过20%的情况并不罕见。在2000年和2007年开始的熊市，在结束前都有反弹超过20%的情况，而在1937年开始的熊市期间，当时股市上涨超过60%，然后再次下跌。 1．股市终要反映真实经济状况 沃伦•巴菲特说：股市在短期内就像一台投票机，但在长期内就像一台称重机。 股市终究要摇摆回到某种接近真相的状态。在经济衰退和不确定复苏的前景之下，股市再次探底的可能性非常高。 美国是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体，消费支出的恢复能力对经济复苏和股市复苏至关重要。如果消费缺乏弹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复苏。 然而，无论是宏观刺激政策、还是45年来最高的储蓄率，都无法彻底改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和增强消费信心，因为消费者信心不仅仅是由收入驱动的，也是由对疫情的恐惧驱动的。 在疫情没有彻底结束或者疫苗生产出来之前，当经济开始重新开放时，人们将会意识到社会经济生活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随着失业率攀升和企业倒闭数量增，任何复苏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资本市场全面进入牛市之前，经济必将经历更多的变化和演变。 2． 市场情绪仍然审慎 当前，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仍然较高，难言乐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维持在0.6左右的水平，只有去年同期的1/4；美元指数继续维持在100左右的水平，市场流动性并没有完全得到缓解。 美国10年期国债 美元指数 这种审慎的态度在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公司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刚刚结束的2020股东年会上，巴菲特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不过尽管他内心深处仍相信“美国奇迹”，但却出售了所持全部航空公司股份。 在股市普遍暴跌之际，伯克希尔现在仍有创纪录的1370亿美元现金，巴菲特说，他没有看到任何有吸引力的资金配置。与此相比，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巴菲特却投资了美国银行和高盛等公司。 没有出席此次年会的查理·芒格在接受采访时说，伯克希尔在这次流感大流行期间比较保守。“当史上最严重的台风来临时，我们就像一艘船的船长，我们只是想度过台风，我们宁愿带着大量流动性走出台风。” 现金为王，才是伯克希尔现在真正的投资策略。 在4月30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诺将采取宽松政策。这一承诺代表的是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直到充分就业恢复、通胀回到美联储长期设定的2%左右的目标。5月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本季度将借款约3万亿美元，用于疫情应对的经济救援。 在政府持续和大力救助的背景下，市场的信心远没有恢复正常，市场在4月展现出来的过于乐观的情绪超出了合理范围，未来向下调整的空间很大。 全球商品和贸易市场，因为疫情已经被物理阻断，但是全球金融市场并没有被隔离，美股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风向标，美元作为全球的主要支付和结算货币，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A股未来的走势在跨境流动性安排和市场情绪上，必然也会受到美股波动的影响。 全球同此凉热，我们不得不时刻关注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风向标，有备无患。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现任中国商务出版社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商智库秘书长、首席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刘哲 张海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短萧条”，各国纷纷推出了相当于本国GDP总量10%到22%的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中国在防疫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建议尽快推出规模不低于10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根据中国经济最新增长结构，再沿用十多年前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方式已是刻舟求剑，考虑到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占比已达60%，本次中国经济复苏方案应该以稳消费为重点，其中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能力最强。 一、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10万亿为宜 面对疫情造成企业短期收入剧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必要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出手一定要快，要赶在大批企业倒闭之前出台足够力度的对冲措施，减缓经济衰退，助力经济早日复苏。通过静态和动态评估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参考发达国家的救助力度、以及对比2009年的历史刺激规模，建议中国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不应少于10万亿。 首先，本次疫情造成的静态损失大，推动复苏需破冰之力。从全年总需求情况看，出口、消费、投资形势都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下降11.4%，考虑到4月海外疫情的迅速扩散，二季度出口仍不乐观。消费受冲击的情况也很严峻，从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0.5%的增速情况看，不仅可选消费受影响严重，甚至很多必选消费也受到明显影响，如果没有足够力度的消费刺激计划，即便疫情受控之后，消费需求复苏的速度也会显著滞后于供给恢复速度。 从投资情况看，中国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4.5%，即便考虑政府基本建设加力，全年投资增速也将大幅下滑。综合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的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静态经济损失近5万亿元。考虑到在巨大的经济下行趋势中救助企业的巨大消耗，以及恢复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复苏的实际需要，所需救助与刺激的总规模应更大。 其次，海外的救助规模平均不低于本国GDP的10%，有其背后的合理逻辑。为了对冲疫情的冲击，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提供无限量的货币流动性，所出台的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规模都在本国GDP总额的10%到22%之间，这既体现了各国对疫情影响的重视程度，背后也必然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和救助规模的经济逻辑，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历史上财政金融刺激规模曾达到GDP15%以上。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曾推出了“四万亿计划”，占到了当年GDP的12.5%，加上金融扩张，总体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应在GDP的15%以上，迅速将中国经济增速拉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不是因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所致。 结合本次经济衰退的救助和对冲的实际需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救助规模，并参考我国历史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建议本次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应在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2019年GDP的10%，不高于2009年的财政加金融扩张的力度。 以上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不应该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某个特定数字为目标，而是以稳就业等“六稳”为底线，以减少企业倒闭、对冲损失、启动市场为重点，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救助对象，以新消费领域为主要发力方向，辅之以符合实际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配合以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中国经济尽快复苏。 二、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构成建议：救助企业和稳消费为主 （一）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 由于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收入减少、短期资金链断裂、人工冲击等方面的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倒闭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大规模失业，企业救助计划应以受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为主，救助方式可包括贷款利息补贴、房租补贴、工资补贴、减税减费等。 1、贷款利息补贴 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的一定比例，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201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3.11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9万亿。若根据受影响时间，免除3个月到6月的贷款利息，总补贴额度不超过1万亿。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2、房租补贴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按房屋租金的50%进行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3、为困难企业代发部分员工工资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在企业承诺被救助半年内不解雇合规员工的前提下，按员工工资的50%进行补贴。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加大国有强现金流龙头企业分红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为2.63万亿元，如果要求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烟草等坐拥巨额现金流的龙头国有企业进行大比例的现金分红，可筹集非税收入2万亿元。 4、减免企业税费 建议进一步减免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员工个人所得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进行筹集。若将财政赤字提升1百分点，能筹集1万亿左右的资金。 5、减免员工的五险一金、停止缴纳住房公积金 建议根据企业实际困难情况，进一步酌情减免小微企业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对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社保的方式来弥补社保缺口。当前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总市值约为26万亿，如果将其中10%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即2.6万亿划转社保基金，将大大充实社保的资金实力。此外，还可以考虑暂停缴纳住房公积金，并将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发还给个人。 （二）以新消费为主的消费刺激计划 可以通过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加大对“老消费”的补贴，同时用价格补贴的方式进行刺激“新消费”。 1、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1万亿消费券，加大老消费补贴 中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一般较低，抗风险能力差，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对刺激消费的效用最大。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直接给居民发放消费券要兼顾公平与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原则，更好地起到提振消费的效果。从带动效果来看，消费券优于无使用限制的现金补贴，可以更好地推动消费尽快恢复到原有增长水平，但是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不能期待有恢复原有增速之外的的增量消费。 2、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补贴新消费1万亿 而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领域，直接针对产品的价格补贴还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增量消费，对经济起到倍数拉动效应。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兼顾电脑、家电，按照10%到30%的价格补贴消费，1万亿消费补贴预计可带动消费总额2-3万亿元。 比如，以消费电子领域中的5G手机为例，假定每部5G手机均价5000元，补贴30%，假设每部4G手机均价2000元，补贴10%，如此补贴力度有望带动智能手机出货量从2019年的约3.8亿部回到2016年的高点5亿部，可带来智能手机新增消费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智能手机5G手机对下游智能穿戴、智能音响、移动视频、游戏、影视等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上游天线、射频前端、机壳、电路板、被动元器件等的拉动作用，其对于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更大，总的杠杆有望达到3倍以上。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也是重要的新消费产品，与消费电子类似，新能源汽车也具有高增速、产业链长、空间大的特点。如果按照新能源车的售价30%进行补贴，预计新能源汽车2020年的销量有望从2019年的120.6万辆，提升到500万辆，预计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约为5000亿元，带动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增量约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新能源汽车对锂电池、充电桩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其对经济将会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 此外，2018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达到8104亿元，以2018年销售额为基数，假定给家电10%的价格补贴可提升35%的销量，总补贴额为280亿，预计可带来2800亿元的消费增量。 新老消费所产生的财政资金缺口，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盘活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或探索将国有房地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的方式进行筹集。 （三）扩大投资：老基建占比高，新基建乘数效应大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从结构上看，老基建占比较大，新基建占比较小；但从乘数效应看，新基建更大。 除了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在城市地下管廊、环保、公共卫生、物流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还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空间。 媒体上流传的新型基本建设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个领域，但其中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名为新基建，实际上是已经持续多年的老基建投资领域，还有提高空间；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是未来重点的新基建领域，虽然只有千亿规模，但对新消费的带动作用更大；其余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更适合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投资，严格意义上并非政府可直接投资的基建项目。 符合实际需要的新老基建投资，在原有的财政预算基础上，可通过提升专项债发行规模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为2.1万亿，建议将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提升至4.1万亿，新增投资2万亿资金用于新老基建。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是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复苏计划中，货币政策也应该解放思想、释放充足的流动性，并尽快降息，全力配合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和经济渡过难关。相对于已经降低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欧美等国而言，中国降息空间最大，不应该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事实上，无论是为了救助企业、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降息都是各国必须和首选的政策工具：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可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大规模发型特别国债、专项债的时期，降息也可以极大地降低政府稳增长的债务成本。只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密切配合，“授人以鱼”的救助政策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刺激政策并重，并加大以释放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为核心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措施，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早日步入复苏之路。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车宁 疫情防控收官际，重振经济发力时。 然而，当下不同过往，与2003年乃至2008年相比，我国经济结构已有质的改变。一方面，消费而非外贸、投资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贡献率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这一趋势的发生已有六年之久且仍在持续；另一方面，之前曾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为市场寄予厚望的投资，其边际效应则逐渐衰减，再加上国外疫情走势不明，外贸秩序深度重整，消费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头雁。 在种种刺激措施中，消费券由于见效时间快、影响范围广、乘数效应高、负面作用小等优势而广为青睐。仅在五一期间，全国就至少有24个省份、68个城市启动消费券发放，涉及餐饮、百货、出行、文体等方方面面，上海的“五五消费节”更是成为城市的新名片，其消费券发放额度累计超200亿元，带动的火爆消费盛况为全国其他地方所艳羡。 然而，效率之下也需关注公平。一方面，消费券以电子形式基于网络平台发放，其外部性也因为网络效应而放大；另一方面，消费券发放为政府所组织，甚至有财政资金投入，这较之企业行为具有鲜明的公益性。如果说本轮消费券发放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公共政策的首次大规模实践，那么这场“红包雨”更理应雨露均沾。 网络平台改变了什么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消费券的发放原本也是如此。早在1933年，德国政府就为应对一战后的大萧条而定期向国民发放用于购买食物、日用品的小额消费券；而在1999年，日本政府也因经济泡沫破灭而向15-65周岁的全体国民普发“地域振兴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台湾、杭州、成都等地方同样进行了类似操作。 本次的改变源于时代。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在带来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更将其影响从线上投射于线下，由市场旁及于民生，作为“国民应用”的电商、社交等头部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公共基础设施”，消费券的发放也毫无意外地采用了这一发展成果。 互联网平台带来的并不仅是表面上消费券发放形式由纸质到电子的改变，而是有其更全面的优势：一则，互联网平台覆盖广泛，不仅在B端和C端都有大量用户，还坐拥影响持续扩大的消费场景；二则，互联网平台功能强大，不仅基于海量用户群体和精准营销手段而有更高的投放效率，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而使得受众选择更为精准，出现问题更易溯源；三则，互联网平台风控过硬，对于消费券发放中屡屡出现的“羊毛党”和“黑色产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具和经验，更能降低损耗，使“好钢用在刀刃上”。 不过，互联网平台的作用加成有其两面性，关键在于外部性效应的扩大而可能导致公益的天平失衡。对于被影响的产业来说，消费券发放与其说是原有生态的修复，不如说是未来结构的重塑，并且一时一地的消费隐然有其总量上的天花板，在A处消费后作为与其有替代性的B处就可能被“无视”。另外，消费券的发放毋庸讳言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政府的倾向性在互联网平台及其背后各项前沿技术的加持之下，其作用显然如虎添翼。因为乘数效应等因素的不同而选择扶持不同产业本身并无可厚非（特别是在当下），但由此产生的外部性还应有所控制，至少不能因此给正陷入“后疫情泥沼”中的产业以“次生伤害”，有意无意地“以邻为壑”。 公平并不应仅限于被影响的产业，参与发券的机会也理应公开、公正。公平并不意味着要人人有份，也不意味着要以反垄断为名排除某个个体，而是要首先做到程序上的一视同仁，将准入等重要环节置于阳光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另外，也应有更多平台（不仅仅是现在的少数头部平台，而是有更多政务、生活服务平台）被允许参与活动，更多主体被鼓励投放权益，除了特定商家提供的“满减”服务外，上下游企业如银行、电商等还可以参与进来，提供诸如免分期费、包邮等激励。既然是政府组织的“公益活动”，那就首先要保证大家都有公平参与的权利。 不要怀疑企业们的参与热情。进入所谓的互联网经济“后半场”，消费券发放已是为数不多的大规模廉价获客机遇，再叠加疫情导致的“非接触”生活模式，中老年客户在社交、支付等平台的用户量又迎来新一轮的增长，而他们也正是金融机构所定义的“财富客户”。不管是“新兴”抑或“古典”的互联网，不管是商超抑或银行，各方都需要以消费券的发放为手段获客、活客，巩固和扩大领先优势。 不仅如此，消费券的发放还被赋予了更深的战略期许。随着消费互联网的红利“见顶”，相关企业都在摩拳擦掌，积极拓展2B（大B）、2G（政府）业务。通过消费券发放，企业不仅密切了和地方政府的合作，还将旗下平台持续打造为“吃喝玩乐”的基础设施，整合各类商户，实现向线下、向生活场景的突围，更可以从中掌握更加鲜活、更加多元的海量数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竞争的制高点。而这更从侧面反向增加了消费券发放公平实施的必要性。 政府参与改变了什么 其实，平台发券这事本来也“平淡无奇”，对于适应了电商购物的我们来说，下单先领券已然成为“天经地义”的行为模式。而“618”、“双11”、“双12”等也因其琳琅满目而不失诚意的打折活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狂欢日”，就连疫情期间大行其道的“主播带货”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这一逻辑的继续深化。 带来改变的是政府参与。如前所述，政府参与、引导、组织消费券发放活动本身就使其具有鲜明的政策色彩（而不再简单是一个商业活动），更不用说还有财政资金的参与。既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就要首先考虑维系所谓“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健康关系，一方面不能有损市场的正常生态和内在活力，另一方面还不能有损公平，使政策异化为利益输送。 我们知道，政府并非生产部门，将部分财政资金用来发放消费券也就意味着是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在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将财政资金应用于消费就意味着不能应用于投资，花费于当下也意味着削减了长远。一方面，要谨慎评估作为干预经济手段的消费券发放的有效性和比较优势（尤其是与投资相比）；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用途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惠及人群的改变，这里同样需要公平，至少不因此使其原本的权益受到损害。 进一步地，由于当下的经济衰退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危机，前者从卫生领域触发，属于经济生活的突然停摆；后者由金融市场引起，属于金融扭曲的集中爆发。与后者相比，前者虽不需要小到企业个体大到全球经济资产负债表的全面盘整，但也更需要在短期内注入信心、流动性等重新激活经济循环。因此，看似简单的消费券发放，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也并不单纯，而是具有了扶贫救助、社会福利、刺激经济三重色彩，其平衡既需要更加精密的方案设计，也需要其他政策的支持。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其效应发挥持续走高（杠杆率据称已突破10倍），但消费券发放自身不应也不能唱“独角戏”，不能替代其他政策措施的实施。 更何况作为消费券发放基础的财政资源本身也有限制。随着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一些地方在转型中正在经历财政收入停滞乃至收缩的阵痛，土地财政淡出的同时并没有兴起与其作用相当的新增长点，在财政资金有限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应屈从于羊群效应而盲目攀比。另外，虽然消费券不像现金具有储存功能，但消费能力却可比现金，在市场大量发放消费券无异于注入流动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价格波动。在这里，政府同样要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发挥政策作用、激发企业积极性和保障消费者权益之间做好平衡。 另外，从法律关系层面来说，消费券发放还不仅是宏观的政策行为，而更深入到具体交易方式的改变：先不说财政资金的投入，由政府组织的消费券发放本身就意味着对入选企业的认可，通俗理解就是政府在网络平台上为企业打广告。然而，同样的“药物”在不同的对象上面却有不同的“疗效”：在企业方面，一是企业本身是否对消费券、对互联网手段是否敏感，二是企业是否为政府所中意（是否能带动更长的产业链条、是否本地企业等），三是消费券对不同企业的作用也不相同；在个人方面，城乡、贫富、年龄乃至消费习惯的不同也都会影响作用的最终发挥。政策一方面要注意最基础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也要关照实质正义的实现，最起码应该避免挤出效应和本位主义（地方保护）。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就在本文写作的当下，政府基于互联网平台组织的消费券“红包雨”依旧飘零如注，我们所呼吁的“雨露均沾”也不是平均，而是公平。而所谓“公平”（just），正如著名思想家罗尔斯所指出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在经济重启的“奇点”时刻，虽然消费券发放被赋予了刺激经济、扶贫救济等职能，但其作为制度设计至少不能有违于公平正义。这就需要施政者从制度设计到方案实施多管齐下，始终将消费券发放置于法治、公正的轨道之上。 制度设计方面。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由于政策实施的公益性、网络加剧的外部性，更应该做好政策之间、地方之间乃至中央职能部门之间的统筹，增强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加强立法工作。在这方面，财政部虽然在2009年制定有《关于规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但时过境迁，内容多有不敷使用之憾，且立法层级较低。因此，首先应提升立法层级，使制度更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另外也应完善准入、评价、退出等关键环节的工作程序，并考虑增加相应罚则。 方案实施方面。一是提供更加开放的供给，在依法、公正的前提下增加更多的消费券发放渠道，特别是针对不熟悉网络的特定群体要保留传统的发放方式，使这项本应立足于公益性的行为更具有获得性。二是提供更加多样的产品，基于开放、公平原则，既照顾到不同企业广告宣传、拉动消费的需要，也惠及于不同消费者不同的优惠使用偏好。三是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既然有政府一定意义的“背书”和数据风险隐患，那就更应该厘清责任边界，保障以知情权、选择权为核心的消费者权益和以控制权为核心的信息安全权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新冠疫情的发生特别是其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持续，使得原本沉寂单调的理论反思陡然勃兴。深刻者或以为其是信用经济长期扭曲的必然恶果，或以为其是Pax Americana（美式和平）之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起点。然而这些都失之于“宏大”，至少从眼前而言，经济恢复的关键还在于“信心”，消费券发放政策实施的起点和目标也在于信心。而信心恢复一方面固然需要医学手段的进步、消费预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经济生态和消费环境的优化，而这正是公平正义的力量。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新兴商业模式的长期观察者，现就职于某大型银行，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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