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过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余永定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否定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种观念必须纠正，必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好的。自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不到2%。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实际财政状况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差很多。例如，世界银行提出了“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IMF把许多在中国并不作为赤字的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一些预算项目的收支差额算作赤字，从而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10%左右。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概念大大夸大了中国财政的脆弱性，中国在决定财政预算时完全没有必要受这一指标的束缚。 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对GDP比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低，更是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显著低于欧盟（包括低于德国）。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比较高，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但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对GDP比仍不超过50%，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债务对GDP最低的三十多个国家之一。 第二，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根据约定偿还债务，不再继续提供融资，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其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国债余额。有谁会怀疑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国债券呢？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第三，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GDP增速。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个途径降低杠杆率的。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就是因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财政赤字对GDP比和国债余额对GDP比都有显著提高。原因何在？是财政支出过快吗？不是。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5.7%。结果，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显而易见，中国2020年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财政状况就没办法改善。靠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毫无顾忌地增加本国的杠杆率，中国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增加政府杠杆率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中国要犹豫不决呢？ 第四，尽管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但中国企业杠杆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高杠杆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因此而避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呢？中国不少企业之所以杠杆率很高是经营不善，而又缺乏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首先，中国企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是股市发展不够健康，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资本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其资本金要求同私有企业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我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高，因而对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财政赤字是否应该突破3%这一门槛存在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相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抗疫纾困，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对此我们抱有充分信心。 本文来源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危机应对政策应有别于常规金融政策 “Whatever-it-takes Policy”，直译为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这是一类不常见的政策，我最初开始接触这个问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当一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IMF都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作为条件，也会提出一些政策要求。当时IMF给亚洲危机国家的建议是减少财政赤字、提高政策利率。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就认为：“当投资者看到保守的财政政策和高利率，他们会增强信心同时回来投资。这样的政策持续几个月，经济就会走上正常的轨道。” 从经济学角度看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政策立场，因为它有助于在危机后克服道德风险。但当时亚洲一些国家对此政策建议比较反感，他们认为，本来经济已经出现问题，IMF还要迫使其采取更多的紧缩政策，这样很可能会进一步把经济推向悬崖。这也影响了在危机之后的一段时期IMF与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韩国、印尼等国在全球危机期间发生了美元流动性短缺问题，但当时它们都没有再向IMF求援，而是向美联储申请流动性支持。 IMF与当时亚洲国家之间争论的实质是应该选择常规政策还是危机应对。第一，在危机时期，克服道德风险问题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哪个更重要？第二，稳定国内经济与稳定国际收支，哪个更重要？第三，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资本项目政策？当时印尼继续维持了资本项目开放，但马来西亚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其实，对危机期间紧缩政策的批评，之前就有。比如，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就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指出， 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后，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直线下降，弗里德曼认为这是美联储不作为的证据，没有发挥稳定经济和金融的作用。因此，美联储是失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有人认为是当时新任纽约联储行长哈里逊缺乏采取果断措施的能力与条件。第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认为大萧条是对之前过度投机与资产泡沫的一种“清算”，所以紧缩是必要的过程。第三，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则认为这是由金本位制所决定的，因为要维护金本位，货币供应量就是给定的，美联储不可能无限度地印钞。 不过，到了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改变了大萧条时期的做法。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问题的权威，并且他接受弗里德曼对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政策的批评。因此，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伯南克果断地采取了很多有别于常规政策的举措，尤其是量化宽松、直接向系统重要性机构注资、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以及与外国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定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央行本来就有“最终归贷款人”的基本功能，但一般限于支持商业银行。不过联邦储备法的第13（3）款也为美联储为其它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留出了空间，伯南克据此为许多非银行机构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伯南克在次贷危机时期的政策可以被形容为“Whatever it takes”——不惜一切代价。不过正式提出这个说法并让其众所周知的是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师兄、欧洲央行的前行长德拉吉。 2012年7月26日，面对严峻的欧元区危机，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将在授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欧元。”“不惜一切代价”政策的关注点是整个系统的稳定而不是个别机构的存亡。伯南克在次贷危机期间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到周一也许美国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基本上沿袭了次贷危机期间伯南克的做法，如果要说有区别，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主要支持市场流动性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在支持市场流动性的同时，把政策重点从华尔街转向了老百姓。这种转变与危机性质的不同有关。次贷危机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一次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 危机应对政策的退出困境 从1929年到2009年，全世界用了80年的时间，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在大危机来临时政府与央行不能无所作为，在危机中首先采取克服道德风险、出清市场的紧缩政策并不合适。尽可能地积极采取措施，稳定经济与金融局势才是第一要务。市场纪律问题应该留待市场稳定之后再去解决。 如果看美联储和其它主要央行的政策，无论是在次贷危机期间，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本上都接受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精神。不过，次贷危机期间需要救助大型金融机构，政策推行受到较大的政治阻力，很难得到普通纳税人的支持，但一旦真的实施起来，则相对比较容易。而此次的救助政策，重点在支持老百姓和中小企业，在政治上阻力较小，但实施过程中的难度就很大，如何找到救助对象、如何救助，都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虽然危机时期经济政策需要超常应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成为共识，但超常政策的退出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因为在正常时期有一系列的政策规则，比如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公共债务要保持在60%以下、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等，这些规则在平时基本被人们接受。但在危机应对政策实施之后，什么时候退出、怎么退出，成为很大的问题。 其中值得反思的一点是，钉住通胀率是在脱离了金本位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的锚，相对为货币政策决策设置了一条中国要的纪律，减少超发的风险。但盯住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机制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现在没有找到好的替代方案，因为经济货币结构整体在改变。 危机前，在格林斯潘时期，CPI很稳定，但也出现很多问题，譬如次贷风险快速积累，最终酿成了一场大危机。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推高通胀率，但促成了资产泡沫。次贷危机之后，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在研究中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因此，也许钉住通胀率的货币政策机制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 关于危机应对政策的三个思考 第一，“Whatever it takes”意味着大危机时期不应过于拘泥于常规经济政策规则，以避免系统性的崩盘。全球疫情爆发期间，政策重点应发生改变，需特别关注“中小微企业”和“普通老百姓”，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保障其资产负债表的稳健，这是在疫情之后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前提条件。 据UBS分析，中国的财政刺激的发力点，第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二是减免税收，第三是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开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危机应对财政政策相比，我国支持经济活动的政策很灵敏，但社会政策稍显薄弱，例如保留就业、失业救济、现金支付等，这些社会政策在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较为活跃，在我国择优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第二，各阶段危机应对需要采取新思路。在此次危机中，应对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即抗疫、纾困和重建。一是抗疫，从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非药物干预（或管制）越严厉的州，疫情期间的死亡率越低，最终疫情对制造业活动的影响也越小。目前各国政府都想要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间两手抓，想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但从美国经验来看，适当的强制管控是有帮助的。二是纾困。我国中小微企业在GDP及保障就业中的贡献度很高。疫情期间他们收入减少，但开支没有特别明显减少，且自身资金储备较少。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财政没有无限的资金能力，央行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金融机构需要维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因此，IMF亚太部的Kang和Rhee提议，成立一个特殊目的机构（SPV），由财政、央行和金融机构共担风险，共同合作来支持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这一方案值得思考。即便我们来不及建立这样的机制，但财政、央行和金融机构协力支持企业与居民的思路值得我们认真参考。 第三，准“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新时代是否已然到来？目前，全球都在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举措具有合理性。现在要关注的是，货币政策宽松的程度已经非常高，无论是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是日本央行，都已经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过去从未达到这种程度。财政政策方面，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将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5%，甚至更高。量化宽松有利于稳定经济和金融，但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成为一大问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压力都非常大。唯一可能退出的途径是通过高通胀，这样就会迫使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也会有助于化解政府的巨额负债。然而，当前的通胀形成机制复杂程度已经超过我们的认识。高通胀是否会到来，目前尚不明朗。 如果高通胀不能如期出现，全球很可能进入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时代，即超常规量化宽松长期无法退出，最后就形成一种变相的现代货币理论实践。到那个时候，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同流合污”还是独善其身？ 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但如果欧美的货币政策对我国产生外溢效应，我们是否还能长期坚持？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探讨各国央行展开货币政策合作的可能性，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欧美国家的央行认为：其一，各国央行的职责是稳定本国经济与金融，而不是外国的经济与金融。其二，他们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国际的传导与以往并无差别。其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确实发生了危机，那是因为它们的基本面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慎重考虑我们的政策应该怎么走？特别是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管理。 因此，本轮全球疫情危机的应对政策或将长期影响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环境有可能会发生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还需要积极寻求应对之法。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奇帆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思考。工业社会在最近两百年里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建立了全球水平分工的经济体系。但是，疫情的到来打破了这种看似高效率的体系，全球供应链被疫情阻断、分割，导致了大量地区的经济近乎停摆。在困难之中，互联网经济因为其非接触的特性受到冲击相对较小，从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是疫情中全球经济所看到的希望。但是，传统的互联网经济也有很多问题，仅仅依靠原有的模式无法带动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所以，即便是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在疫情中也在寻找着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经济必将进入一个与传统实体经济全面融合的新阶段。 从接入技术上看，随着 5G 网络日渐普及，互联网进入高带宽、低时延的时代。4G 时代无法支持的物联网，到了 5G 时代会成为重要的发展领域。互联网将不再只是以流量为核心的电商生态，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它还在向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新生态转变。跟得上这一潮流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其它传统产业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更多抓住产业互联网新机遇的创新企业将会在全球大量出现。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经济该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在全球取得发展优势，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疫情后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为此，这里对中国互联网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六点思考。 1 疫情后互联网经济将向所有领域扩展， 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 疫情之下，全球订单萎缩、产业链断裂，传统产业一片萧条，只有互联网产业受疫情的影响较小。因为网络跨越了物理的阻隔，互联网办公、互联网娱乐、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零售等商业模式迅速走红，成为了疫情中经济发展的热门领域，互联网经济也因为在对抗疫情时的独特优势而备受关注。任何一个企业并不只是存在于物理空间里，它也同时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这也就是数字孪生企业的概念。疫情虽然阻断了物理空间，但如果一个企业或者整个产业构建了自己的网络空间，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不受疫情影响继续经营。这个网络空间所承载的就是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 疫情让企业充分体会到了利用网络空间的价值。当员工被物理隔离在家里，企业依然可以利用远程会议、社交软件等实现居家办公，企业的基本活动也就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基于这个现状，企业必须要学会在网络空间里进行经营管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疫情已经开始迫使企业向互联网经济的新模式转变。比如电影产业，因为电影院的全面关停损失巨大，但同时我们看到互联网娱乐产业迅速兴起，传统的影视公司必须要转移到网络渠道上尝试全新的发行模式才能生存下去；再比如餐饮行业，如果没有互联网上的外卖业务，估计疫情中倒闭的餐饮企业将会更多；医疗服务行业在疫情中也开始加大互联网医疗的投入，一批互联网诊疗公司也迅速兴起；跨境电子商务自 2014 年启动，虽然每年以 50%-60% 的速度增长，但规模也才在 1500 亿人民币左右。疫情使得大量的国际贸易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完成，于是会极大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互联网经济在疫情中加快了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步伐，并因此创造出大量的互联网经济新模式。 这次疫情的影响不是短期的，欧洲、美国的感染人数还在持续上涨，印度非洲的疫情蔓延刚刚开始，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怕要持续 2-3 年。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基于网络空间的商业创新，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新的全球化趋势。 2 发展互联网经济需要克服消费互联网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创造公平、共赢的经营环境。 过去十余年来，我国消费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涌现了阿里、腾讯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但消费互联网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往往是零和游戏。不管什么行业领域、面对什么竞争对手，消费互联网竞争到最后往往是赢家独吞整个市场。因此，很多早期互联网企业不计成本融资烧钱扩展业务，意图打败对方。在形成垄断优势后，又对平台商户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因为过度关注流量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在网上的泛滥，甚至倒逼制造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第二，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网络市场形成初期所主导的自由理念，使得网络上失信的违约成本极低，于是会出现很多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罔顾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环境下进行，这些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的公司很难长期生存；第三、企业数据采集没有底线。消费互联网时代缺乏数据治理规范，很多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使用产品的时候要求用户提供个人数据，但这个过程中，有些平台采集的数据、要求的授权和提供的服务明显不对等。明明很简单的服务，仅需要几个数据，却要求用户提供几十个数据；明明只需要一项权限，却让用户把权限全部打开，从而超范围收集个人数据。比如，有的公司获取了消费者手机麦克使用权限，通过窃听客户交谈内容而获取用户习惯，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随着互联网产业不断成熟、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上述行为在未来将会很难行得通，消费互联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加以避免。 下一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克服上述的三个问题，大家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共同创造互联网经济的新规则，探索能够增加社会总体价值的互联网经济新路径。未来的互联网企业要尽量避免零和游戏，要从产业链、价值链入手，提升企业市场与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互联网企业在设计产品时要更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尽量避免那些利用人性弱点的行为；在数据获取上，要尊重日益完善的关于数据资产的法律法规，合理、公开、公平地采集和使用数据。 3 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也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 传统产业规模巨大，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空间也非常巨大。全国目前有 60 余个千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 1% 的效率，那么在未来 15 年中预计可节约近 3000 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 10% 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 2000 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够容纳几家千亿美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产业互联网是通过产业内各个参与者的互联互通，改变了产业内数据采集和流通的方式，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产业内数据、交易的可信性，进而改变产业价值链，提升每个参与者的价值。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产业内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产业价值。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等等。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的理念应用到城市方面就是智慧城市，应用到交通领域就是智慧交通，应用到工厂就变成了工业 4.0，应用到供应链方面就是智慧供应链金融。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个领域发展产业互联网，就是对这一领域的数字化改造、价值链重塑。以供应链金融为例，供应链金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供应链金融 1.0 是主办银行模式，银行和企业是点对点的连接关系，只是主办银行将供应链上下游作为整个链条来开展业务，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供应链运营中；供应链金融 2.0 是核心企业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下，核心企业可以对供应链中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仓单等信息进行有效掌控，银行再依据这些信息对供应链各类主体服务，因此可以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效益；供应链金融 3.0 是数字金融模式，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整个供应链中获取每个产业链上企业的动态、每时每刻的数字信用。此时，供应链生态圈将相互打通，交易完全透明可信，资金流动清晰可见，在这个阶段的供应链金融将是智能化的、数字化的、效率极高的，大大提高了融资便利性与风控水平。供应链金融 3.0 才是这一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生态。 4 数字人民币在未来互联网经济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是构建新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 中国消费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大量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出现，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扫码支付已经渗透到中国电子商务的每一个交易过程，大大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但是传统的移动支付也有自身的弊病，比如需要绑定银行账户、需要网络支持、非匿名性、交易额度受限等等。这些问题使得这些现有的移动支付手段大多用在 2C 层面的小额支付场景，一旦涉及到产业互联网中的大量企业间交易，目前的移动支付手段就显得力不从心了。2019 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数字人民币（DC/EP）试点以后，困扰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如何构建企业间可信、便捷、移动的结算体系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近日，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苏州相城区开始测试。从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截图来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法币也可以实现扫码、二维码收付款功能。因此，理论上中小商户可以直接打开钱包（数字货币分发机构 APP）进行收款。从收款账户来看，此次收款方为“中国人民银行（DC/EP）”，说明未来数字账户可能是直接开立在央行的数字货币账户，它的交易、流通是通过个人-钱包（支付电子工具）-央行（清结算）-个人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仅仅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分发者，不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开立者及交易者。 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阶段由三大电信运营商、四大国有银行发行，未来可能会允许其它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在使用便捷性上，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还会支持离线支付、芯片卡刷卡和手机近场通信支付等，便利性极高。传统的支付宝、微信在移动支付上的垄断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变。而他们建立在支付业务导流上的信贷、理财、保险等业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截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申请了涉及数字货币的共 84 项专利。内容涵盖数字货币生成、投放、流通、验证、兑换、回收等解决方案；数字钱包的开通、升级、密钥更换、存币、支付、查询、货币兑换、注销等方法和软件系统。目前来看，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投放、交易和回笼过程都已经实现，基于 DCEP 的新结算体系呼之欲出。DCEP 的价值不仅仅限于传统纸币的 M0 替代，其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可以参与未来国际贸易中全新的数字结算体系的构建，因此是形成互联网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5 新基建是互联网经济创新的重要基础， 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三月份以来，中央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基建”。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把新基建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无论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技术基础设施，都是为了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而准备的，投资这些新基建的价值，不只是建设项目本身的投资拉动作用，还有由这三类基础设施助力其它行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价值。 未来中国大概需要 600 万个 5G 基站，与之相配套形成的产业链规模接近 10000 亿。中国现在有大约 100 个行业，上百个行业背后是上百个产业互联网或物联网。随着 5G、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背后的企业、设备都要安装配套的数据采集、监控设备、检测设备、通讯设备等，这就形成了上万亿规模的配套芯片等软硬件产品。这些设备在与外界建立联系过程中进一步传递、放大对配套设施的需求，于是其背后又是几万亿的软硬件配套支持。仅就数据中心而言，2019 年全世界共有 180 个 10 万台服务器规模的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但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全球经济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保守估计，我国未来五年需要的服务器规模大约是 1000 万台以上，这至少需要 5000 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再加上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机房等基础设施，加起来大概又有 10000 亿人民币的规模。也就是说，仅仅从 5G 基站、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方面来看，新基建投资就至少有 10 万亿人民币的空间，这笔投资自身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 新基建虽然冠以“基建”的名字，但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传统基建的概念。传统基建如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入大、周期长，往往是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小，所以一般由政府主导来投入或者政府用 PPP 方式与民营企业共同开发。所以有人把新基建等同于这种类型的投资是错误的。新基建跟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促进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因此其组织模式也必然会不同于老基建，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大量投资。只要政府的政策得当，新基建几十万亿人民币的投入会有大量企业愿意参与其中。而新基建的商业价值也是立竿见影的，比如一个数据中心一投入运营，马上就可以带来收益，所以企业更愿意主动参与。 对于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提升，就会带来车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汽车工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汽车产业互联网的新业态，这将会是又一个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在带来能源产业成本降低的同时，也为电动车等新能源领域提供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创造能源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模式，同样也可以创造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其它如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也同样会有利于打造各个领域的产业互联网，从而带来这些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机会。 对于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是百年大计、是中国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原则上应该由政府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投入，参与这些设施的建设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性，也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领先的标志，即使仅仅从投资收益上来看，这些投入也还是有可会给企业带来长远回报的。 总之，一旦有了这些新基础设施，产业互联网就有了施展的舞台，这部分产业增值带来的价值是传统基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必需，新基建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在把握经济发展大势上的高瞻远瞩、在制定落实方案上的实事求是。 6 推动 FTA 框架下数字贸易新规则的建立， 努力扩大互联网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 疫情阻断了大部分原有的贸易渠道，这为原本就处于数字化冲击下的世界贸易提供了变革的良机。在区域自由贸易（FTA）的基本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新规则势在必行。凭借巨大的内需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中国要在疫情后主动引导建立不同的区域数字贸易新规则。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上，加快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尽快建立区域贸易数据中心；基于数字人民币等数字交易手段，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区域自由贸易中的应用，建立区域贸易主体数字信用联动体系、并基于此建立区域数字交易中心。同时在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跨境电商经营等方面也要努力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通过制定一系列数字贸易新规则，中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优势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服务出口增长点。此外，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利用 5G、北斗、国产大型数据中心等技术快速增强中国的对外服务能力，为 FTA 伙伴提供强大的算力；在新技术基础设施上，加大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出口贸易，为自由贸易区提供全方位新技术支撑。在行业应用层面，加大产业互联网的出口贸易，在电商、物流、旅游、医疗健康、家电、通信等领域开辟数字出口新机会，为海外提供一体化产业互联网服务，扩大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总额。这些机会对所有企业都是存在的，企业要抓住历史机遇，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提高自身的数字服务出口能力。 互联网经济过去 25 年的发展带给世界很多思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力，需要人类社会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并基于此为人类文明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在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等领域已经做好了布局，产业界需要努力探索互联网经济的新思想、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布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重塑传统产业的价值链、创造传统产业的数字经济新生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网络强国建设，在全球产业链因为疫情而面临重构的时刻，正是我们落实总书记指示、加速网络强国建设的好时机。只要我们总结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规律，克服消费互联网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民币所带来的机会，大力创新产业互联网，就一定会让中国的新型互联网经济借助数字化转型在世界舞台上全面领先！ (本文作者介绍：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在国内疫情和国际金融动荡、市场低迷的双重冲击之下，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超乎寻常。特殊之年的非常之时，需要有非常举措，应当客观全面理解各方瞩目的“新基建”作为当务之急的重大意义；同时，新基建又是为我国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后劲，形成长久支撑的中长期战略选项。 在我国稳中求进、奋战新冠肺炎疫情并力求实现高质量升级版发展的过程之中，新基建的重要意义正在不断凸显。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导，与5G商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被定为新基建的具体内容。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稳定制造业投资，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基建。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严重冲击的局面下，为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的政治局常委会，在进一步强调加快新基建时，又明确地增加了其中“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而且特别指出“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新基建”不是“4万亿”等投资举措的重复，这次的“新基建”强调的是与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前沿——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紧密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吸取上两轮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经验；在资金来源上，政府债务资金、产业引导基金等会跟ppp等机制创新相结合，注重新的投融资模式。 “新基建”支持“战疫情”、打造“新经济”，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 新基建的特点和与传统基建的差别主要在何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其与新技术革命前沿——科技生态升级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高科技端发力而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全局。从经济理论视角解读这种“新基建”的功能作用，其是从经济发展的条件建设切入，形成新技术革命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形势下由相关硬件、软件合成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持诸多的创新机制与科技成果应用的结合，为新制造、新服务、新消费打开广阔的空间，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发力于科技端的“新基建”，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定背景下，对于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挖潜力的现实意义，更是十分明显。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在观察中。目前全球都出现了严重疫情，这是原预想中最坏的一种情况，一定会影响到各主要经济体，也必然在全球产业链互动互制中冲击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在二季度召开的“两会”，要给出年度的引导性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设定的研讨，必须紧密地跟踪经济态势，全面考量。 我认为，为了提出一个全盘考虑的适当增长目标，应该做好经济态势出现急剧变化后的全局应对方案，借鉴1998年朱镕基总理下决心推出的非常举措，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特别国债，启动大规模由政府牵头的投资项目，有力度地扩大有效投融资。除了现在提出的“新基建”和配套的政府投资外，关键是要有好的投资机制，其实前几年推进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建设与运营的创新模式）就是很好的尝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虽然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决不代表这种模式自身有问题而要被“叫停”。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财政已在过紧日子，但是可调动的社会资金还是相当可观的，以PPP创新而“四两拨千斤”地、绩效升级地扩大有效投资和扩大内需，势在必行。 如果投资绩效可以被较充分地激发出来，今年全年的GDP增长目标仍然能够保持在5%以上的增速。今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5%以上的增速也可以配合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立足当下加快新基础建，将助力稳投资、扩内需，解疫情冲击下的燃眉之急，不但要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且要形成发展后劲，助力2020年后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基建在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融资，在形成网络建设投资的同时，吸引国民经济各行业加大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资本投入。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在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9年已达到一万美元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这已是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如我国未来5年至8年仍可保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人均国民收入有望冲过1.3-1.4万美元的门槛而坐稳高收入经济体的交椅。但这个“冲关”从全球统计现象来看，前面70年左右时间段上，成功率仅有十分之一，是绝大多数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的一道大坎，对于追求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中国，这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考验。为使我国在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基础上，避免出现情况变化中低端竞争不过发展中经济体的低劳动成本，高端竞争不过发达经济体的高科技、高附加值比较优势的“夹心”窘境，必须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增长方式转型的高质量发展。 着眼长远，加快新基建将以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一是为万物互联奠定新基础。信息网络高速移动互联正在发展并向传统基础设施渗透延伸，形成万物互联、数据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实现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二是融合引领拓展新空间。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蕴涵巨大的发展潜力。测算表明，部分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比重已经超过50%；我国数字经济2018年名义增长20.9%，远超同期GDP增速，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三是创新驱动打造新动能。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加快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引发群体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经济增长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四是转型升级实现新变革。回顾历史，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支撑了分别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为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新型基础设施则将助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依托。 所以，新基建是以“新经济”推动和引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形成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达成“新的两步走”现代化目标的极为重大的战略举措。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中国总体而言经过改革开放时期，已从一个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十余位、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一百多位的落后大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2019年升高至1万美元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客观地评价，几十年高歌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已成“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未能具备引领科技创新世界潮流的高端能力和前沿水平，要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新境界接近，必须义无反顾地告别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奋力打开“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乘数效应的空间，使信息革命前沿的数字科技的开发和运用，逐步上升到世界领先状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以新基建支持这种发展，我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如对中国的工业化作总体评价，还只是走到了从中期向中后期与后期转变的阶段；工业化进程必然推进和伴随的城镇化，考虑到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仅为44%左右，那么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在50%上下，未来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城镇化快速上升空间，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也要走二十年才达到国际经验表明的告别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拐点70%以上。 ——与工业化、城镇化必须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市场化、国际化，将强有力地继续解放生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潜力空间的不断释放，表现为中今后数十年内国不断追赶、志在赶超的经济成长性。 ——现今时代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还必须插上高科技化（即人们所说“信息化”）的翅膀，那么在急起直追的超常规发展中，中国再也不可错失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建成现代化的未来“新的两步走”战略推进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地必须使高科技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使整个国民经济提质增效。 ——千年之交前已启动、在21世纪前20年得到强劲发展的中国高科技产业，以数字化企业平台为代表，已形成令全球瞩目的强势产业集群，如依托数字化平台的BAT+京东、苏宁、美团、顺丰、拼多多等，还出现了华为这样冲到世界同行业最前线、已走向全球的科技开发型大规模标杆企业。以腾讯公司为例，其作为全球（云计算服务模式之一的laaS）市场增长最快的云计算厂商之一，目前全网服务器总量已经超过110万台，是中国首家服务器总量超过百万的公司，也是全球五家服务器数量过百万的公司之一；目前已在天津、上海、深圳、贵阳等地拥有数座大型自建或合建数据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腾讯AI Lab通过[Ai+游戏]与[数字人]探索了人工智能领域两大重要难题：通过人工智能和多模态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医疗、农业、工业、内容、社交等领域都形成了颇有价值的应用成果。但我们也需承认，比照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新经济”发达水平和原创能力，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处于以学习、模仿为主的“跟上潮流”的阶段，比起“硅谷”的“引领潮流”，我们亟需奋起直追。而这一追赶过程中，新经济所应匹配的大量基础设施，就亟需以新基建投资来形成。中国几十年间已形成的较完整的产业链、相当雄厚的原材料和各类设备的供给能力、与全球各经济体十分广泛的合作关系，都将为新基建在本土的大有作为，提供各类必要的配套因素。 新基建必须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与“制度基建”一体化 已有论者强调：制度建设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应紧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的优化，重点放在“放水养鱼”的改革初心与“一百年不动摇”的中国特色契约精神之上，通过法治的可置信承诺，让民间投资更有信心，让企业家成为“新基建”的主导（西泽研究院赵建教授网文）。这是很有道理的。 全面地看新基建与“制度基建”，绝非“二选一”的排斥关系，但二者又明显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新基建是物质生产领域里与生产力直接相关、打造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引领力、支撑力的投资事项，“制度基建”是制度规则领域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于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任务。按照新供给经济学达成的认知，后者是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生产力解放，所以与投资建设活动相比较，其更为深刻和更为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之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还不是目的，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之所在，所以从这种“抓改革，促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来说，在改革解放生产力进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民幸福生活，才是努力奋斗的归宿。 认清这种关系，现阶段大力促进新基建，当然要充分注重紧密结合改革与机制创新“啃硬骨头”，克服现实中的阻力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产权，培育契约诚信文化，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实质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导和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共赢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弘扬，也要大力推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机制创新。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应有的“一体化”推进。 新基建中，民营企业和PPP颇有用武之地 应当指出，“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民营企业是冲锋陷阵而战绩最为卓越的领军者。我们需要承认，在“互联网+”式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BAT+京东、苏宁、顺丰等以数字化平台公司定位而在中国土地上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并影响世界，并不是偶然的。在这类有“颠覆性创新”使命的高新数字科技公司为冲过其发展“瓶颈期”而“烧钱”的艰难过程中，成功率极低，但一旦冲关成功，便可能“一飞冲天”。民企的机制特点，使它们在耐受力、决策特点、市场考验下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一般都优于国企，所以在这一领域，终于有几家企业成为“风口上的猪”而扶摇直上成长为巨头，而它们几乎清一色均为民企。这一方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企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对优势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们看清“新基建”与民企、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型民企进一步发展的天然联系：信息化新经济在中国，已客观地形成以民企为主要市场巨头而蓬勃发展的局面，新基建将极大地助力于信息化新经济的升级发展，那么由此而打开的潜力、活力释放空间，自然会为BAT三巨头和京东、苏宁、顺丰、美团……等民企而更显著地展开，并助益于它们所联系的上、下游广大的企业（既包括国企和包括民企），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其中基本为民企成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民企的这种获益前景不是单方的，与民企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包括混改中形成的产权纽带联系，也包括业务合作联系）的国企，也一定会从“新基建”中获益。 还应看到，新基建的实施，更为民企、国企以投资者身份进入项目建设领域，提供了值得高度重视的用武之地：为数不少、规模浩大的新基建项目，从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物联网等，要一直对接“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食物冷链”等大型、长周期项目，以及与它们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设，投融资要求巨大，那么在应对全球疫情冲击、国家各级财政吃紧（必须“过紧日子”）因而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制约情况之下，新基建一定是会要求政府以小部分财力“四两拨千斤”地借助PPP等创新机制，形成政府体外资金的拉动、放大的“乘数效应”，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广大企业的资金力量，形成伙伴关系来共同建设，其中蕴含着难得的企业投资发展机遇。无庸讳言，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当地方辖区内的新基建以PPP方式进行时，政府方一般首选的是国企，但中国之大，项目之多，周期之长，决定了国企肯定对这些项目是“吃不完”的，许多有实力的民企，一定会像前些年PPP项目40%以上会落于民企那样，得到做PPP开发主体的机会——这一大块“用武之地”其实就在眼前。而且，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拿下了某个PPP项目的SPV（特定项目公司）主导权之后，该项目展开中的不少子项目、合作开发项目、业务对接项目，都会既对国企也对广大民企打开合作之门。 总之，不仅新基建的成果会使许多民企受益，而且新基建还从项目建设开端，就提供了国企、民企、外企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关注。 地方政府必须“守正出奇”：力求辖区供给侧改革形成高水平定制化方案 不同城市、不同地方政府辖区发力“新基建”，既要掌握贯彻中央精神的一致性，又要充分考虑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差异性，力求在共性与特性正确结合的处理中，“守正出奇”地有所作为。其实，这正是中央所强调的实现现代化治理和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在原来强调总量为主的“反周期”需求管理的阶段上，各地决策更多是跟着流动性（银根、财力）松或紧的宏观调控走，本地结构性问题的处理虽然不容回避，但并未清晰地总结到纲领性的调控理念上，而现今作为主线的供给侧改革，更多正面展开而要形成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既包括当地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的制度结构问题，也包括当地生产力布局、产业集群培育等产业结构问题，以及一系列涉及民生、社会管理的收入分配的结构等问题，客观上要求“一城一策”、“一地一策”地形成高水平定制化的通盘解决方案。这一套系统工程式、“顶层规划”式要一览无遗覆盖本辖区所有改革、发展、稳定事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发展战略规划）水平如何，能否在历史性检验过程中交出高分答卷，是必然延续的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事项，其中的基本要领，我认为是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成功结合的“守正出奇”，以实现超常规高质量“追赶——赶超”现代化发展战略。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找到一个“通用模式”来套用。制定本地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应积极吸引专门人才的智力贡献，“引入头脑支援”，即以课题研究、国内国际专家论证等方式“购买智力服务”为我所用。 同时还应提到，在各地注重以新基建为重要内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新基建、老基建的关系需处理好。在不少场景下，概念上可区分的这两类基建必然发生重叠和协调呼应的问题。试想，已在加快发行进度的地方专项债和今年将发行的特别国债可用资金，对应的项目都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但如说这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里，完全是旧基建那可未必，有些新区、增长极区域，已经在原专项强项目上就包含着新基建的内容了。那么在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以后，更多的重点，会放在主打新基建这个支持我们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投资事项上，但也不能说它一点就不涉及到旁边的一些什么老基建，因为这些新基建可能在物理形态上跟旁边的传统基建是打成一片的。比如我们设想，中央强调的支持5G的这样一套硬件设施的建设，它集中在一个新的开发区，这里面还有数据中心，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等，这都叫新基建，但是这个开发区它一旦成了气候，周边的房地产是不是会顺应着进入一个跟着发展的向上的发展过程？这个一般配套的这些房地产，以及架桥、修路等等，被人认为是老基建，却不能否定它们有其重要的不可缺失的配套作用，那么资金上不可能截然划开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发展事项一刀两断，专项地方债就只做老基建，特别国债就只做新基建，做不到这样截然分明。新基建投资可能会带动着周边的一些项目跟进，跟进的时候也不排除调剂使用、结合使用，有的时候是拼盘项目，有的时候是打包项目，这些事情总体来说是形成一定的重点，在各个具体的场景下需要有它们一定的协调配合，甚至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将是实际生活中间要发生的具体情况。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潘向东 疫情冲击下地产需求的“四步走” 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是分阶段的：（1）隔离期需求被冻结。（2）复工后的修复期。3月以来商品房成交量从底部逐渐恢复，到4月恢复至近年同期六成左右。（3）疫情对需求的二次冲击。在停摆1个多月又遇海外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受到影响，这又会抑制对房地产需求的修复。（4）经济重建和宽松政策提振需求。随着疫情的过去，海外经济进入重启阶段，国内经济修复速度加快，企业与居民的预期改善，又会导致地产需求的扩张。不过，第四阶段的到来会相对缓慢。 整体而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短时间要恢复到以前水平还是比较困难。 稳增长还需房地产 房地产跟稳增长密切相关。将房地产投资周期与名义GDP、PMI、PPI、企业盈利、产成品存货等经济中的重要变量作比较，可以发现在过去几轮周期中，房地产投资周期与上述变量密切相关。房地产在经济中扮演重要一环，过去每一次经济不太好的时候，房地产一放松，然后经济就相对平稳了。 房地产为何能稳增长？其一，房地产带动相关的投资与消费增长。其二，房地产跟很多行业相关，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三，最关键的是以地价为基础扩张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房价涨主要是地价涨，地方政府不仅仅是靠卖地获取了财政收入，它可以以土地作为质押品去发债，去获取银行的贷款。全社会的资金通过房地产这个平台其实都进到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里面去了，以此去扩充它的资产负债表，实施基础设施的扩充，实现了稳增长。 房地产政策需要因城施策 目前居民没有处于过度信贷状态，房地产向上发展还看不到太大风险。中国居民杠杆率缺口在2018年以来在零附近波动，在疫情之前甚至是负值，表明居民没有出现过度信贷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指标看的话，短期中国房地产如果继续向上发展，还看不到太大风险。 未来还是要更多的警惕房地产向下调整的风险：（1）目前中国的家庭负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2）部分房企资产负债率较高、偿债能力较差。（3）房价上涨预期正在起变化。不管是从居民预期还是市场预期，过去“房价永远只涨不跌”的预期正在起变化，未来还是要更多的警惕价格的下跌。 房地产政策需要因城施策。房价的下跌可能会导致质押品、信贷、金融、地方债务方面都会出现一些风险，所以提出的政策还是因城施策，不要一刀切，避免价格往下剧烈波动，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 避免房价的过快上涨和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有区别的。我们一直都是避免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要去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包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行业确实空间比较大，城市化的进程，对未来中产阶级朝着七亿走、实现2035年目标，是起着支撑的作用。关键是行业的发展，避免价格的上涨超过居民收入的上涨，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国开行这种方式建立共有产权房。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盛松成 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经济增长的源头。因此，保市场主体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一脉相承的治本之策。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并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要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六保”是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中提出。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就业都位居首位。解决就业问题、保住老百姓的饭碗，需要保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如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是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如果市场主体因为疫情冲击而“枯萎”，那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可能从短期延伸为长期。“保市场主体”就是最大的保就业、保民生。 市场主体是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近年来，在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就是工业链条完整，能够满足研发、设计、生产、商业化各个阶段的需求，也能适应全球产业链的复杂分工。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负增长，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的降幅为9.6%，甚至超过了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这和疫情防控期间二产停摆时间较长以及国外疫情蔓延有关。疫情引发了对全球需求衰退和产业链外迁的担忧，因此，保市场主体也有助于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市场主体需重点关注小微企业。在我国众多类型的市场主体中，小微企业是最容易被疫情“冲垮”的经济单位。从就业看，应高度重视小微企业。首先，第二产业中，私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尤其是其中的小微企业。尽管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有所下降，但私营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工业从业人数比重2018年末为51.9%，比2013年末提高7.2个百分点。其次，服务业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部门，而服务业中的小微企业众多。2019年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6大传统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娱乐、租赁服务）中，个体户和大多数法人单位以小微企业为主。面对疫情，大企业也会面临挑战。由于船大难掉头，大企业比较缺少像小企业、个体户那样的灵活调整的能力，运营成本也更高，但与小微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强，资本积累也更多，抗击疫情冲击能力较强。而小微企业很容易在疫情冲击下倒闭。 保市场主体要尊重市场，放活经济组织形式。放活经济组织形式是保市场主体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是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等流动群体及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的再就业意义重大。放活经济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鼓励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缓解疫情对企业经营、就业和经济的冲击。 政府部门和市场应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优势，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可能迫使其裁员，也会抵消财政、货币政策降成本的效果。目前我国采取了临时性的社保减免措施，应根据经济恢复的情况对这一措施的实施期限予以适当延长，并在此基础上，下调或取消对小企业（如10人以下的企业等经济主体）的最低工资限制。此外，也要因地制宜地掌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之间的平衡。 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经济增长的源头。因此，保市场主体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一脉相承的治本之策。 本文原发于经济参考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31省份经济“一季报”近日悉数出炉，受疫情影响，除西藏外30省份一季度GDP均出现同比下滑，不过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地方主要经济指标已出现回升势头。与此同时，新动能也在加速崛起，稳住了经济运行基本盘。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地方在密集开会研判经济形势，并加快谋划出台稳经济新政。记者注意到，全力扩内需仍是各地施策重中之重，促投资、扩消费、打造新经济增长点等多箭齐发，一系列“超常规”“强有力”举措将陆续落地，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地方经济成绩单彰显韧性 地方密集出炉的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显示，尽管大部分地方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下滑，但在疫情冲击下普遍表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 从经济总量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六省份GDP超万亿元。其中广东、江苏分别达到22518.67亿元和21002.8亿元。 从经济增速看，虽然大部分地方经济负增长，但经济增速低于全国水平(-6.8%)的省份仅有四省份。其中，包揽经济增速前10名的中西部省份展现出较强“抗跌力”。 积极因素也在加快累积。地方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部分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特别是新动能加速崛起为经济加快复苏注入活力。比如，四川一季度数字经济逆势飘红，实现20%以上的高速增长。山东一季度“四新”经济投资同比回升13.9个百分点。 在国务院日前召开的部分省市经济形势视频座谈会上，多个地方也反映，抗疫期间新动能加快成长，显示出经济的韧性。 “虽然各地因疫情冲击呈现经济增速普遍下滑态势。但在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致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有序推进，各地经济活力正在恢复，经济增长逐步呈现良好势头。 硬核举措集中“上线” 5月6日，武汉召开全市主动作为快干实干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动员大会，会上同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五一”小长假后第一天，武汉吹响了稳经济集结号。 这只是一个缩影。近段时间，特别是地方经济一季报出炉前后，地方密集开会研判经济形势，释放更大力度稳经济的强烈信号。 比如，辽宁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扩大)会议，听取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抓好经济运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江苏省召开一季度设区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座谈会时强调，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推动经济运行全面加速、全面激活。 一系列稳经济新政也在紧锣密鼓出台。记者5月6日获悉，海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采取超常规举措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的实施意见》，围绕投资、消费、招商引资等六领域提出43条超常规措施。 而从各地开会部署和新出政策来看，下一步稳经济基本脉络已清晰，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成主线，全力扩内需仍是重中之重。 比如，投资方面，5月6日召开的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92场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潘幼成介绍，湖北省政府出台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的若干意见，就是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投资和项目建设看得更重，抓得更实。“我们已经按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启键，还要按下有效投资的快进键，跑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消费方面，甘肃省5月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实施意见和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采取更加积极有效措施，挖掘城乡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消费规模，提升消费水平，千方百计打造各层面消费新热点，形成消费拉动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此外，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上，上海提出，聚焦在线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新基建、布局新产业、培育新消费、形成新动能。持续打造投资热点、培育发展亮点，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复工复产稳步推进。二季度起经济运行大概率显著改善，但外需乏力问题短期仍难以克服。各地仍要以扩大投资和激发消费为工作重点，形成以消费拉动的良性循环；同时加快新基建，强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林致远说。 需更大力度落实落细新政 在专家看来，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地经济稳中求进仍面临较大压力，更大力度落实落细各类稳经济举措势在必行。 “当前制约经济加快恢复的主要矛盾从供给端转向需求端。下一阶段各地稳经济工作重点在于保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力点在于刺激新消费。”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要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持续补充企业流动性；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盈利压力；对于困难企业要加大员工工资、租房租金等成本端的补贴力度，缓解企业刚性成本，保就业保稳定。 “同时，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补贴，尤其是针对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领域，加大补贴力度，激活居民的消费积极性，推动消费与供给同步复苏，打通供需的良性循环，进而推动经济稳步恢复。”刘哲说。 既要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还要聚焦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动摇。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瑞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各地以更大力度政策应对疫情冲击的同时，将紧紧围绕三条主线：一是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和提振消费；二是努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大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在这三条主线下，下一阶段各地既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又要促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既要着力恢复餐饮旅游等传统消费，又要大力鼓励在线办公和数字娱乐等新型消费；既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又要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各地将充分挖掘改革潜力和运用资本市场工具，优化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配置，最大程度地服务并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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