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晚间，纳斯达克三文鱼综合指数报价为5.37美元每公斤，环比第51周上涨8.76%，录得2020年度单周最大涨幅。同时，佳沃股份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受益于美国三文鱼零售市场回暖等积极因素影响，旗下的智利三去D切三文鱼产品（三去D切即去头、去骨、去内脏、鱼身剖做两半）在美国零售市场量价齐升。 由于新冠肺炎疫苗面市，叠加圣诞节购物热潮等利好因素，12月份，美国三文鱼零售市场出现明显回暖迹象，鱼价由4美元每公斤上涨至5.37美元每公斤。挪威美威股价近期表现不俗，由每股150.77挪威克朗上涨至每股191.3挪威克朗，成交量亦有温和放大趋势。 由于国内报告有零星疫情案例，加之国外病例有增无减，连日来佳沃股份出现新一轮明显下跌，股价由16.60元一路下跌至11.04元。佳沃股份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明年智利三文鱼鱼苗投放减少，疫苗推出后全球餐饮业需求复苏，美国等目标市场的三文鱼价格大概率有新一轮上涨，将支撑公司业绩修复。 佳沃股份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佳沃股份在智利麦哲伦大区的养殖、捕捞、加工、运输和销售工作有序进行，工作区域内无人感染，未发现病例，当地政府和企业已采取多种有效措施防范于未然。 UCN海产资讯主编胡路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欧美市场消费习惯，三文鱼流向餐饮行业的数量减少，而流向零售渠道的数量增多。智利三文鱼与挪威三文鱼相比，在性价比方面更具有优势，预计未来将抢占美国更多市场份额。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性价比较低的法罗三文鱼已经被完全挤出美国消费市场。”
核心观点 ➤ 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将在低基数水平上展开复苏，但很难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疫情扩散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在疫苗广泛接种之前的“空窗期”，“局部封城措施”或将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明显上升。 2021年，美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所面临的资产负债表压力可能有增无减。最终很可能还要依赖美联储“无限量宽”政策，通过流动性注入来防范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着美元超发很可能无法避免，美元汇率稳定将面临持续压力。 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目前，投资者乐观情绪弥漫，各类资产市场的交易都非常拥挤，一旦通胀、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经领域出现超预期的变化，有可能引发拥挤交易的转向，导致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特别地，高收益企业债的违约风险值得关注。 ➤ 随着经济活动进一步常态化，中国经济将在2021年延续升势，实现7%以上的实际增长率。 伴随“十四五”规划的开始以及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落实等一系列新举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速，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基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科技、可持续金融等新兴领域给投资者带来广泛的机遇。 ➤ 香港经济在2020年经历了史上最深入、最持久的衰退。2021年，香港经济有望在低基数基础上实现3%左右的温和增长。若疫情持续蔓延，特区政府有必要推出新的财政纾困措施。 考虑到港股估值低、中资在美上市公司回港二次上市势头不减、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政策的落实，以及特区政府致力推动的各项增强香港国际竞争力的举措，香港的金融市场在2021年有可能充满机遇。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海通国际研究分析师杨奕轩 2020年，新冠疫情把美国经济推入快速且深度的衰退之中。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将在低基数水平上展开复苏，但很难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疫情的发展仍将是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拜登上台给美国经济金融市场乃至地缘政治带来什么影响，也需拭目以待。 另外，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投资者乐观情绪弥漫，各类资产市场的交易都非常拥挤，一旦通胀、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经领域出现超预期的变化，有可能引发拥挤交易的转向，导致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 由于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全面快速地实现了复产复工，中国经济复苏势头良好。2021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复苏，有望实现7%以上的增长。 与此同时，伴随“十四五”规划的开始、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落实等一系列新举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速，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基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科技、可持续金融等新兴领域给投资者带来广泛的机遇。 香港经济在2020年经历了史上最深入、最持久的衰退。2021年，香港经济有望在低基数基础上实现3%左右的温和增长。 考虑到港股估值低、中资在美上市公司回港二次上市势头不减、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政策的落实，以及特区政府致力推动的各项增强香港国际竞争力的举措，香港的金融市场在2021年有可能充满机遇。 美国：疫情仍是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美国经济在2020年2季度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GDP环比下跌（图1）。3季度，受益于巨额财政纾困措施和美联储的“无限量宽”政策，美国经济在低基数基础上强劲反弹。4季度，由于新一轮冬季疫情不断恶化，经济复苏势头受阻。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长率将下跌4.5%左右。 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将温和增长，实际GDP增长率预计不超过3%。换句话说，至2021年底，美国经济仍然难以恢复至2019年底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疫情的扩散将是2021年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面对疫情，美国的应对措施过于消极放任，未能有效阻止病毒扩散。近期，每日新增病例及新增住院病例屡创新高。 美国公众普遍寄望于疫苗，但通过疫苗来控制疫情发展，有远水不解近渴的风险；且在疫苗得以广泛接种之前，疫情已有失控迹象，更有部分地区的医疗系统已出现挤兑。 在完成广泛接种疫苗之前的“空窗期”，很多州、郡、市政府都可能不得不再度采取“局部封城措施”来控制疫情扩散，以降低当地医疗系统的压力。果真如此，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将明显上升。 国会两党在年底前达成了9000亿美元的新一轮财政纾困措施的妥协，有助于降低这一风险。但这笔开支是否足够、未来是否还需要额外的财政救助措施、新上任的拜登政府能否在增加财政纾困方面获得国会两院的支持，仍有很多未知数。 低迷的就业将是美国在2021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飙升至历史高位，每周新增失业人数一度高达数百万人。之后，尽管失业率大幅回落，但就业市场并未出现实质性好转，至2020年11月，失业率依然高达6.7%（图2）。 由于美国政府在2020年推出了高达3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措施（不含年底宣布的9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失业者得到了慷慨及时的救助，高失业对消费、家庭资产负债表及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并未造成明显冲击。 随着经济逐步复苏，美国政府在2021年很难再次出台如此大规模的救助措施。这意味着，在宏观经济改善、失业率下降的同时，许多失业人口的生活处境反而有可能比2020年更艰难，家庭资产负债表有可能恶化，影响其消费能力，甚至带来相关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恶化。 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也面临类似困境。尽管美国经济在2021年将在低基数基础上复苏，但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难以超越2019年，尤其是那些受到疫情重创的行业（如航空、餐饮、酒店、娱乐等服务业）。这些行业的企业通过裁员、重组、接受政府资助等手段度过了2020年的困境，但其业务收入在2021年很难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进入2021年下半年，随着财政纾困与宽松货币政策的减少甚至退出，这些企业获得的外部资助将大幅下降，许多企业反而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债务偿还、甚至破产倒闭的压力，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也形成更现实的威胁。 总之，2021年，美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所面临的资产负债表压力有可能有增无减。为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最终很可能还要依赖美联储的“无限量宽”政策，通过流动性注入来防范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着美元超发很可能无法避免，美元汇率稳定将面临持续压力。 美国在2021年下半年将面临通胀上涨的风险，有可能对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约束。2021年上半年，疫情的恶化将对美国的核心消费物价（CPI）通胀形成抑制；但进入下半年，由于房价和进口物价的抬升，通胀将面临上行压力。 历史数据显示，美国房价增速领先CPI通胀中的居住类因子大约一年，进口价格指数也领先商品通胀大约一年。目前，美国住宅需求持续走强，房屋库存较低，房价已开始加速上涨，而进口价格指数也因航运价格不断走高而持续攀升。我们预计，大约在2021年四季度，核心通胀有可能因此明显攀升，超过联储2%的通胀目标（图3）。届时市场有可能担心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风险。 美股在经历大幅反弹之后，相比实体经济的复苏已严重超调，估值严重脱离基本面。目前，投资者乐观情绪弥漫，各类资产市场的交易都非常拥挤，一旦通胀、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经领域出现超预期的变化，有可能引发拥挤交易的转向，导致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 例如，拜登上台后，是否（以及何时）会逆转特朗普在任时推出的一些经济与福利政策（如大幅度减税等），需密切关注； 再如，美国高收益企业债与10年期国债之间的信用利差已收缩至疫情前的水平（图4），其收益率的绝对水平更是创下历史新低，在经济复苏及政策支持均充满不确定性、企业仍面临资产负债表恶化风险的背景下，若美国对新一轮疫情控制不当，导致经济复苏停滞、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以及资产负债表恶化，高收益企业债所面临的违约风险也值得关注； 另外，若明年下半年通胀上升，无风险利率有可能相应反弹，也会对股票和信用债市场形成压力。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 中国在防疫抗疫中采取了严厉而又果断的隔离措施，迅速切断了病毒传染的途径，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传播，全面快速地实现了复产复工，经济复苏势头良好，全年实际GDP增长率可达2%左右，这在全球衰退的大背景下实属不易。 随着经济活动进一步常态化，中国经济将在2021年延续升势，实现7%以上的实际增长率。与此同时，伴随“十四五”规划的开始以及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落实等一系列新举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速，给投资者带来广泛的机遇。 2021年是 “十四五规划” 实施的第一年。“十四五规划” 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同时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政府和企业对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将进一步增加，大量资本将进入“新基建”领域，这不但有利于“稳投资”，还将对中下游产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很。尤其是5G电信网络的普及（图5），将进一步加速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和新生活方式的诞生与推广，引领新一轮“新经济”领域的投资热潮。 在产业升级方面，一些“旧经济”中的行业龙头将进一步整合那些落后、低效且高污染的产能，提升行业集中度，改善行业龙头的盈利能力；传统行业将进一步实现“互联网+”、“AI+”等技术升级，有利于提升行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2020年底，中国政府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将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仍处于中高速经济成长阶段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要实现上述目标，任务艰巨，必须立即行动！ 为按时完成上述目标，预计2021年中国政府在绿色发展领域将推出更多监管政策及激励措施，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加强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措施，推动清洁能源、废物处理、节能降耗等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机遇。 当然，中国经济在2021年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不容忽视。 首先，鉴于疫情在海外尚在快速扩散，全球经济在2021年的复苏前景并不明朗，外需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难预测。 由于中国对疫情的控制较好，中国制造业快速复产复工，而大部分国家的生产和供应链却受到了疫情冲击，迫使很多出口订单从这些国家转移到中国，推动中国出口在2020年下半年出现强劲增长（图6）。 如果这些国家的疫情能在2021年得到控制，随着其生产和供应链逐渐修复，不排除这些订单从中国重新返回这些经济体的可能性。果真如此，2021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反倒有可能减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需整体也会加速恢复，减轻中国在订单转移方面的压力。 其次，虽然中国经济将于2021年出现强劲反弹，但在微观层面，许多企业（乃至金融机构）债务负担沉重，盈利前景并不乐观，现金流与资产负债表不见得明显改善。 如果财政纾困与货币宽松策过快退出，不排除某些行业或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的信用违约事件，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甚至有可能打乱经济的复苏进程。因此，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2021年中国经济的平稳复苏至关重要。 第三，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明显缓和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虽然拜登的外交团队在国际关系、贸易等领域的立场都较为中间派，与特朗普政府的鹰派态度大相径庭，但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中美之间的中长期战略博弈、以及短期内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考虑，拜登政府应该不会急于逆转特朗普在任时推出的对中国的各项不利措施。 拜登上任后很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国内议题、以及恢复美国与WTO、巴黎气候协议以及CPTPP等组织/协议的关系，中美关系很可能排在其工作清单中较后的位置。 虽然中美在气候环境、疫情防控等领域有合作的机会，但拜登政府更关心“民主”“人权”等政治议题，有可能持续以香港等话题对中国施压。除非出现重大契机，美国很可能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大部分关税、继续制裁中国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继续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如科技）对中国加以打压。 总之，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不能过早乐观。 香港：经济弱复苏，金融市场存在机遇 2019年下半年来，香港陷入了史上最深入、最持久的经济衰退之中（图7）。由于访港旅客数量持续下跌，使得依赖游客的零售业、酒店业、旅游业等服务业萎靡不振。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令这些行业雪上加霜，迫使企业大规模裁员。 为应对疫情冲击、缓解民生压力，特区政府已出台两轮大规模财政纾困措施，其中一项就是高达810亿港币的“保就业”计划：给企业发放工资补贴，要求领取补贴的雇主承诺在接受补贴期间不裁员。 然而，2020年11月“保就业”计划结束后，许多企业重新面临严峻的财务压力。在新一轮冬季疫情冲击下，他们有可能不得不诉诸于裁员来度过难关，届时失业率有可能进一步攀升，甚至创下历史新高（图8）。 2021年，香港经济有望在低基数基础上实现3%左右的增长。若疫情持续妨碍香港与内地及世界各国的交流，香港本地服务业将有更多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甚至出现债务违约。香港本地银行也可能受到波及。同时，结业潮及失业率升高还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因此，特区政府有必要在2021年推出新的财政纾困措施，帮助企业和家庭度过难关。 不过，香港的金融市场在2021年却有可能充满机遇。 首先，港股的估值无论横向（与美股、A股相比）还是纵向（与港股的历史估值）比较，都处于价值洼地（图9）。股价相对于经济与盈利基本面都显得过于悲观。伴随全球经济复苏及投资者信心的改善，低估值的港股有可能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带来港股估值回升及港币汇率走强。 其次，中概股持续回流有可能给香港金融市场注入新的活力。2020年，一批中概股回香港二次上市，为香港的金融市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些公司大部分在“新经济”领域，它们的回流将改善港股的行业结构，促进估值提升，促进交易活跃度，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香港市场。 另外，若美国推行更为严格的市场监管政策、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监管，将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尤其是面临制裁风险的科技企业）带来一定压力。果真如此，更多中概股可能开启回港上市的浪潮，加速港股的行业结构改善。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整合给香港发展带来了新契机，特区政府及各界也在致力于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的绿色金融中心、ESG投资枢纽以及金融科技枢纽，给投资者在绿色债券、ESG投资、人民币跨境投资、人民币债券发行、以及金融科技领域提供了崭新的机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9日宣布，18名宇航员可能将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重返月球计划。 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举行的白宫国家航天局会议上，彭斯公布了9名女性和9名男性的名单，他们将会参与NASA的阿耳特弥斯（Artemis）登月计划，该计划目的是使人们重返月球表面。这也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重返月球计划。 到目前为止，所有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都是男性。此次登月计划的目标日期是2024年，不过预计会推迟。 彭斯说，被选中的宇航员“将把我们带回月球和更远的地方”。阿耳特弥斯登月计划将成为把宇航员送至火星这一宏伟目标的跳板。 美国宇航局局长吉姆·布莱登斯汀（Jim Bridenstine）说：“这是我们阿耳特弥斯宇航员的第一个团队。” 布莱登斯汀补充说：“我想说清楚，还会有更多的。” 但在2024年实现这一目标，被一些美国航天局和航天工业的人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上任后，这个目标可能会被推迟。
2021年全球经济金融前景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线性周期性轨迹；二是新冠疫情对周期性趋势进行非线性扰动的程度；三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取向及溢出效应。在上述因素的迭加及交互作用下，全球经济大概率触底回升并将推进结构性调整进程，宽松货币政策带来巨额流动性，但债务积累增加金融脆弱度，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率上升，经济金融背离程度可能趋于收敛。 以下为文章全文： 1 周期性轨迹的基本规律 全球经济周期性轨迹显示，2010年到2019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3.7%，1998年到2007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4.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全球实际GDP平均增速较危机前10年下滑了0.5个百分点。从其构成上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同步下滑，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的诱因是全球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但各主要经济体以超级宽松政策应对危机，强行扭转实体经济下滑势头，经济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市场无法出清，导致全球性潜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行。 从2020年的情况看，如果排除疫情因素的干扰，全球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在3.5%上下。目前主流的预测是全球经济下滑4.4%，由此初步估算疫情直接导致全球经济收缩8%左右。 根据历史经验，疫情作为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具有短期性。2020年二、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经历冲击后，在三季度普遍有所恢复。同时，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再次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刺激措施，目前看有一定成效，但是同时导致各国总体债务的加速上升，将加大本轮周期结束后可能面对的风险。 2 新冠疫情的系统性影响超出传统经济范畴 2020年新冠疫情发展及其影响不断刷新现行分析和认知框架。从目前掌握信息看，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长远性。 疫情初期，学术界普遍以非典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外推。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医疗科技资源、防疫系统、行政管理、疫情爆发的地理位置、居民消费习惯、互联网技术等重要因素，以及宏观市场结构都较2003年有巨大的改变。非典经验对于判断新冠的最终经济影响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可预见性。 随后，研究分析转向西班牙流感，但是二者在全球经济环境方面的差异更加显著。因此，我们认为，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公共健康危机，其对全球经济带来剧烈的外生冲击，导致GDP快速下行，但其并不一定会引发一场经济或金融危机。 更为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带来一系列系统性的变化，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疫情应对及效果引发对不同制度优势的比较及关注，传染疾病冲击的大小取决于疫情传播情况、变异程度，以及扩散强度，也突显了不同政府的行政管制效率、医疗卫生管理水平、医药科研技术、民众卫生健康意识、互联网传播覆盖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人口流动性等制度性因素的差异。 其二，疫情加速全球技术条件进步，推动数字化飞速发展。疫情加快了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行业的发展，使之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实现人财物的无缝衔接，加速推动去中心化进程。在疫情不同发展阶段，全球医疗物资需求急速上升，促进了医疗设备和防疫物资的生产，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救治方面的研究与药物开发，推动相关制药行业的发展。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进行封锁和管控后，民众在家隔离带动网上消费提升，网上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快速上升。学生以及大多较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活动更多集中于在线视频、音频以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产业需求上升将对实体需求下降有一定的对冲作用。显然，疫情之后，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将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其三，疫情期间，气候变化对环境、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集中展现在世人面前，引发全球范围内对于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其与气候和环境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和思考，气候和环境变化相关议题引起了全球不同经济体和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关注，社会环保意识提升，一些国家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其经济发展，相继推出强调绿色发展的经济复苏方案。中国则提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并在“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绿色发展，加快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步伐。在后疫情时代，绿色可持续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选择。 3 2021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三重效应 2021年，新冠疫情的发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疫苗能否应对最新出现的病毒变异，以及疫苗生产、分配和民众接种意愿等因素决定着全球经济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运转。我们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K型分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可能继续加速复苏，美欧复苏进程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4%及5.2%，2020年美国GDP减少4.3%，欧元区GDP减少8.3%、日本GDP减少5.3%。 具体而言，2021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呈现以下三种效应。 其一，疫情作为外部冲击对全球经济具有短期效应。疫情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影响是经济范畴的外生冲击，疫情本身及控疫措施打断国际人流、物流、资金流，遏制贸易和投资活动，严重冲击各主要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运行，导致全球范围经济断崖型下行。疫情发展依赖疫苗有效性、产能充足性、各国认受性等诸多因素。如果疫苗能够带来疫情缓和以及解除大面积封锁政策，控疫措施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可能有所减轻，将明显提振经济。中国经验亦显示，疫情受控后，经济增速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向潜在增速回归。因此，全球经济可望走出2020年的整体下行区间。 其二，实体经济反弹具有明显的基数效应。根据统计基数效应，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断崖式的收缩，疫情消退也将带来经济爆发式的反弹，具体反弹幅度将取决于其在2020年偏离经济趋势增长率的程度。例如2020年中国经济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但其增幅仍然低于过去五年增长的平均增速，因此，预计2021年经济增速将很大可能超过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其三，疫情将带来再分配效应，推动全球经济板块加速再平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供给侧，因此，能够率先控制疫情的经济体可以赢得复苏的时间窗口和经济增长的主动权。2020年大部分经济体陷入严重衰退，导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停滞，疫情及控疫措施切断人员和货物的跨国流动，持续影响国际贸易环境和投资增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IMF）等机构预测今年全球贸易下降11%到13.4%，《全球贸易展望》预测全年国际贸易下降13%至32%。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今年全球直接投资（FDI）下降30%到40%，2021年再下跌5%到10%。贸易和投资的调整将加剧全球经济板块的变动。贸易和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过去20多年里，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平均关税水平由13.9%降至5.2%，近一半商品实现零关税，贸易额增长5倍，年均增速6.7%；双向投资增长12倍，年均增速超过10%。地区GDP年均增速3.9%，高于同期世界增长水平。 目前，亚太区完成了RCEP谈判，将逐步推动要素资源跨国配置，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流等跨境流动，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下行压力。RCEP形成稳定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可以提升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提升福利的全球性改善。此外，“一带一路”打造全球互联互通物理基础和人文环境，亦将提升沿线实际需求和经济发展潜力。 2008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为44.7%，2018年该比例上升到59.2%。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板块再平衡将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扩大其整体影响力。 4 202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前景及外溢性决定全球经济复苏模式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2020年，面对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各国普遍推出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主要货币利率接近零利率区间，各主要央行大幅减息并放宽借贷，美联储资产超过7.22万亿美元，欧央行资产达6.74万亿欧元，日本央行资产达690万亿日元，全部创出历史最高水平。美国、欧元区等亦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府债务急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0年美国预算赤字增加2倍至3.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5.2%，是1945年以来的新高。 2021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都将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直至经济恢复，并容忍通胀重返甚至超出目标。事实上，主要经济体推出这一轮宽松政策可谓驾轻就熟，一夜回到2008年。当时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高度依赖宏观政策刺激，出现了扩张性政策惯性，并进行了应对危机的政策实验和理论创新，为今天的大放水提供了舆论准备和理论支持。 总体而言，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提升本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并带动相关经济体的表现。疫情期间，美国通过政府增加杠杆维持企业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稳定，避免总需求螺旋式收缩。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抗疫纾困法案推行的财政刺激力度令2020年美国实际GDP增速避免了4.7个百分点的收缩。除了疫情防控和部分基本保障相关救济以外，绝大部分政策即将在2020年末到期。两党能否达成共识推出新一轮刺激方案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预期2021年美国将推出新的刺激计划，加大财政支出，支持受损的个人和企业继续抗疫。同时，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增加住房供应和购房支持、对高收入阶层和大公司加税、促进清洁能源、加大教育投入等总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政策。此外，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出任新的财政部长，她长期注重结构性失业问题，将进一步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能力，通过颁布针对结构性失业的法案，改善就业市场环境，提升市场复苏的均衡性。 美国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全球经济金融的风向标。2020年12月的议息会议结果显示，美联储将维持货币宽松政策，按目前规模继续每月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并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 在上述政策的影响下，2021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模式可能有别于2020年。IMF预测2020年美国GDP增长增长率为-4.3%，而全球为-4.4%，美国经济下滑幅度略好于全球平均，2021年美国经济增长3.1%，将低于全球经济5.2%。欧元区经济表现比美国要差，2020年三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了4.3%，逊于美国的-2.9%。欧元区失业率在10月仍高达8.4%，而美国为6.9%，并在11月进一步下降至6.7%。欧元区的通胀率亦较美国低，10月核心CPI仅为0.2%，而美国核心PCE为1.4%。 5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 2021年，货币政策的溢出性将直接体现为在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导致债务积累上升，增加金融脆弱性，驱动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目前，全球流动性持续攀升，美元资产趋向零利率，欧元、日元负利率长期持续，债务积累增加金融脆弱性，改变全球资本配置模式。 在利率市场，美联储明确承诺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美国经济，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目前水平，2021年底10年期美债利率可能从目前的0.92%上升至1.25%左右，2年期国债或上升至0.25%左右。2年期/10年期美债息差将扩大约22个基点。 欧元区利率以德国国债为代表，仍将处于负利率区间。预计10年期德债利率将从目前的-0.64%升至2021年底的-0.25%。预计2年期德债利率从目前的-0.79%上涨至-0.65%，将导致2年期和10年期德债利差增加。 在外汇市场，美元汇率2020年有所贬值，但2021年其影响因素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其一，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越美国，如果这一趋势在2021年继续，对美元汇率有一定支持。如果民主党推出更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美元可能对欧元有所反弹。其二，总体上美元指数跟美国对全球GDP相对贡献成正比，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强于预期，将对美元指数形成支持。其三，相对美国，欧元区更大程度依赖货币宽松政策。2020年12月，欧洲央行决定将其紧急资产购买计划扩大至1.85万亿欧元，同时将终止日期延长至2022年3月。2020年美国政府债务对GDP比率为131%，欧元区为101%，2021年资本流动有可能转向政府债务更低的高收益货币。 兑美元仍有一定升值空间。由于G10货币之间的利差大幅地消失，日元在2020年3月份市场动荡期间出现贬值，下半年市场复苏后日元有所升值。鉴于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额不到20%，日元的贸易加权汇率在2020年下半年基本稳定。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将提升日本出口，带动经济复苏。日本央行预计将在2021年维持其目前的货币政策，包括控制收益率曲线。预计2021年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仍将维持在零水平左右。
2020年底美国大选，拜登战胜特朗普入主白宫。拜登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三观？他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他的执政理念？对美国、中国和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认为，“拜登经济学”的关键词是建制派和实用主义，主要有七大内涵： 1）与特朗普富二代出身、发家早不同，由于命途多舛、出身平民，拜登主打亲民路线，善于与蓝领阶层和底层白人打交道； 2）作为从政40多年的老牌建制派政客，多年从政经验，使拜登熟悉政治运作规则、处事圆滑、更平衡包容，政治立场经常服务现实需要而灵活多变； 3）面对日益撕裂的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盛行、多个群体利益诉求分化等，拜登选择了自己擅长的迎合现实选举的实用主义立场，甚至选择摇摆多变； 4）面对贫富差距拉大、中低阶层被全球化抛弃等问题，拜登在大选时承诺推出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试图通过短期救济、对中产和底层减税、加大基建投入、推出绿色新政、增加就业岗位和施行“平价医疗法案”等一揽子政策维护中产阶级利益，同时对富人增加税收，“劫富济贫”； 5）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推动美国经济加快恢复； 6）拜登对外政策的核心是重返全球化、修复盟友关系、重返亚太，恢复美国领导地位，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7）过去拜登四次访华、历经四任中国领导人，均释放对华友好的信号，属于温和的鸽派，认为中美不是敌人、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问题，但近年来尤其2020年总统竞选以来，拜登团队称当选后对华“更加强硬”，包括“拉上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美国的拜登总统时代正在来临，拜登经济学影响重大、值得重视！ 1 拜登经济学 1.1 人生经历：命途多舛的老牌建制派政治家 拜登是亲民的“老好人”政客。轮番遭遇家庭挫折，使拜登更富有同情心、更善于与蓝领阶层和底层白人打交道；多年从政经验，使拜登对政治运作规则游刃有余；在奥巴马精英式、批评式领导风格下，拜登以善于倾听和中和气氛、处事圆滑的特点成为调节白宫与议会关系的桥梁。 命途多舛，遭遇多次家庭意外和打击。乔·拜登1942年11月20日生于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家庭中。1966年，拜登与内利亚·亨特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一女。1972年，在拜登胜出参议员竞选后，拜登的妻子和女儿在车祸中身亡，两个儿子重伤。拜登一度有意放弃政途，但最终还是决定赴任。1977年，拜登与吉尔·特蕾西·雅各布斯结婚，婚后育有一女。1998年，拜登体内出现了2个足以致命的动脉瘤，但最终手术成功并痊愈。2015年，拜登长子博·拜登因脑癌离世，拜登也因此放弃了2016年竞选总统的计划。 30岁上任参议员，从政超过40年。1972年拜登打败了德高望重的老牌议员伯格斯赢得特拉华州参议员竞选，并以高支持率连续赢得六次连任，是特拉华州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联邦参议员。拜登在36年的联邦参议员生涯中，曾任职司法委员会主席和外交委员会主席。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拜登当选副总统，并成功连任。2017年1月，拜登在卸任副总统前夕获总统奥巴马颁授国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 总统竞选两度折戟，终于圆梦。拜登曾在1988年和2008年两次参与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初选，但均因支持率落后而中途退出。2019年拜登第三次竞选总统，2020年8月成功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20年11月23日，美国联邦总务署（GSA）正式批准拜登启动总统交接程序。 1.2 处世之道：服务于现实选举的实用主义 拜登的人生经历让他兼具多重身份，背后代表多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美国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思潮等社会问题愈发严重的背景下，拜登立场选择摇摆多变。当需要争取另一批选民的认同时他有足够的理由改变对于关键议题的态度，因而其政治立场也长期奉行服务于选举的实用主义。 宗教信仰与政治阵营发生冲突时，为选举而改变立场。天主教教徒身份为拜登获取了一大批天主教支持者，也令他的政治决策一直受教义的影响。天主教认为堕胎是一种罪过，而民主党奉行新政自由主义、包容多元文化、支持妇女合法堕胎的权利。拜登作为天主教教徒多年来一直公开支持海德修正案（禁止为堕胎提供联邦资金）和限制女性堕胎权；但在总统选举中却改变了立场，在2019年5月的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有必要会支持将堕胎权纳入联邦法律。 为获得选民认同，其关于战争的态度频繁切换。拜登在担任参议员时曾投票支持参议院授权美国出兵伊拉克，但在本次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多次承诺要结束美国“无尽的战争”。拜登反对政权更迭，但又支持为反对派运动提供非军事支持。他反对海湾战争、反对美国直接干预利比亚、支持以巴冲突的两国方案，却又支持将北约联盟扩大到东欧并干预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 2 拜登的执政思想 2.1 内政：中庸之道的平衡与包容 拜登的政府是一个兼顾更多群体利益的“更大的政府”。更多群体利益必然存在着对立与矛盾，而拜登奉行的是寻求平衡与包容的中庸之道。 第一，拜登强调给予中产阶级更多的福利，但也避免过激地削减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 英国《经济学人》一篇题为《拜登经济学》的社论将拜登经济学解释为：一个试图解决贫富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并修补美国社会四年以来的裂痕等问题的“更大的政府”。 拜登试图通过短期救济、对中产和底层减税、基建增加就业岗位和施行“平价医疗法案”等一揽子政策维护中产阶级利益。具体来看，1）拜登上台后将施行短期财政救济；如失业救助、企业贷款、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最低时薪等，帮助疫情期间受损严重的小企业和居民。2）减轻工薪阶层税负；不对美国工薪阶层增税，并扩大各类税收抵免。3）通过基建和绿色新政扩大就业岗位；拜登计划斥资2万亿美元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4）推行“平价医疗法案2.0”扩充社会福利；拜登主张在10年内投入7.5千亿美元用于扩大奥巴马医保的覆盖范围，实现97%的医保覆盖率。 但短期救济、大基建、多福利均需要大规模财政支出，而财政收入扩大途经却有限，拜登对富人征税程度难以满足财政收支缺口，这势必要求拜登进一步权衡与平衡。拜登计划将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加征税收、将最高个人收入税率提高至39.6%，以及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征收资本利得税。但其税收改革力度远不及民主党内试图在15年内将亿万富翁总财富减半的激进派桑德斯等人。 第二，拜登一方面围绕气候变化主题实施绿色经济战略，无形中抬高制造业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又计划让供应链回迁。 拜登在竞选时提出：确保美国实现100%清洁能源经济、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排放”。拜登提出4年内投入2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计划；包括投资40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研发、50亿美元用于电池技术研发、10亿美元补贴充电桩安装，停止对化石燃料产业提供补贴，加大生物燃料在航空航运中的渗透率2030年前将充电桩总量提至50万个。环保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无疑意味着更大的投入成本，拜登既想要通过拓展绿色经济产业创造更多岗位，又希望制造业企业回流，两者本身的潜在冲突也需要拜登政府进行平衡。 2.2 外交：四次访华，根据竞选需要对华态度从温和转为强硬 中美建交以来，拜登四次访华、历经四任中国领导人、见证4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过去多年，拜登始终是温和的鸽派，认为中美不是敌人、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问题。 1）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拜登作为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成员第一次访华，见证美中关系新时代的开始。 2）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严重损害中美关系，随后拜登作为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第二次访华，反对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却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 3）2011年时任副总统的拜登第三次访华，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称“我想明确的是，无论是30多年前还是现在，我都坚信，中国的崛起，不仅对中国人民意义重大，同时也符合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并在回国后发表《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的覆灭》、否定中国威胁论。 4）2013年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周后，时任副总统的拜登第四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仍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中美双方要加强对话、交流、合作，努力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但2020年总统竞选时，拜登团队称计划当选后对华“更加强硬”，包括“拉上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共同制衡中国。拜登作为长期以来对华温和派的代表，在此次总统竞选在对华政策方面屡屡遭受诘问，其对华态度也逐渐转为强硬。拜登曾对媒体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将决定中美之间是竞争对手，还是进入涉及军事层面的更严重竞争。拜登在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表示不允许中国公司在美建设能源、金融服务、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拜登也曾在竞选中表示中国应该对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负责，并于12月在CNN和纽约时报访谈中表示不会撤销目前在贸易战中美方对中方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政策，将与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3 拜登当选对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3.1 对美国：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推动美国经济加快恢复 拜登政府将持续以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11月24日拜登提出其上任后百日抗疫与经济刺激计划；12月22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一揽子财政法案，包括892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和1.4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美联储在8月提出的新货币改革政策框架，以及2021年美国经济恢复不牢固，货币将维持低利率货币宽松环境。若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当选财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较好的配合，推动美国经济恢复。 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财政刺激规模上存在分歧，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国会掣肘。从国会选情来看，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党；但参议院选举中落后于共和党（48：50），需等待佐治亚州1月5日的第二次投票才能决出胜负。若两党分治两会，拜登的财政计划可能面临较大阻碍，从而放慢美国经济的恢复速度。 3.2 对世界：美国回归全球治理，世界局势趋于稳定 拜登政府计划重返全球化、修复盟友关系、重返亚太，以期恢复美国领导地位，世界局势或更稳定。拜登的对外政策将更加温和，预计在贸易规则、气候协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可能更注重“团结”与“政治正确”。拜登曾表示上任后第一项外交方面的工作就是尽快修复与各盟友之间的关系，恢复美国在国际间的领导作用，将于任期首日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并通过重新主导WTO改革，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世卫组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等，重塑美国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体系。 3.3对中国：拜登上台后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预计短期维持对华政策不变。 贸易领域，拜登近期表示不会立即取消对中国提高的关税。未来美国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具体来看，1）拜登支持自由贸易、回归多边主义、反对关税。拜登曾表示，“中美问题不在于贸易逆差”。可以推断，未来中美经贸更多是“全球贸易规则与竞争力”的比拼而非“关税战”。2）考虑到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损的农民、商会等利益集团，短期中美经贸摩擦预计将有所缓和。3）拜登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建立盟友统一战线，未来或转向非关税贸易措施。 但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美国对华遏制态度不会改变。 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的共识，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通过联合盟友、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中美关系经历合作共赢（1979-2000）、竞争合作（2000-2008）和战略遏制（2008-今）的三个阶段，至今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最新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制衡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态度将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盟国的利益为指导，并利用美国社会开放、经济活力以及同盟力量来塑造反映我们价值观的国际准则。” 外交方面，拜登多次表示将联合盟国制衡中国，欧洲会是他们的首选。预计中美在科技领域面临激烈交锋，截至目前，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国均已采取限用华为5G技术措施。科技方面，美国已意识到中国高技术发展对美国的冲击，拜登政府或将联合其他国家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高科技，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人文交流方面，预计拜登政府将改变当前中美人才交流趋于停滞的形势，恢复人文交流，放开移民限制，恢复当前中美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距离美国大选已经过去一个月，特朗普仍在挣扎。 他不想输，他不能输，他输不起。 家族行骗避税、假装与美国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哪怕是选举时依然谎话连篇。 特朗普主义让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族群对立空前恶化，进而党派之争走向极端，国际地位风雨飘摇。 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这一代人中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的新作《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中，深度剖析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困局，全力阻击特朗普主义。 1.特朗普家族行骗历史 关于特朗普家族行骗历史的《纽约时报》轰动性报道, 其实包含两种相互关联却不同性质的欺诈。 一方面, 特朗普家族从事了大规模的税收欺诈,利用各种洗钱手段以逃避本应缴纳的税收。 另一方面, 特朗普讲述的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从出身低微到亿万财富的自我奋斗型企业家———从来就是谎言: 他不仅继承了巨额财富, 从父亲那里获得超过4 亿美元的资产, 而且在他把交易搞砸之后也是老爹弗雷德·特朗普挽救了他。 这些报道内容的一个启示是, 特朗普的支持者原本以为找到了一位心直口快的卫士, 会清理掉华盛顿政治沼泽地里的污泥, 同时依靠其商业精明让美国再次强大, 结果被大大地欺骗了。 不过特朗普的金钱传说只是更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不平等急剧恶化、财富日益集中的时代, 即使对此感到不满的人也始终存在一种倾向, 认为巨额财富更多时候是用较为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只是到今天, 推动我们走向寡头社会的公开腐败与违法行为的大量增加才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 我推测直到最近, 包括税收专家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 公司与富人群体的合法避税行为是个大问题, 而逃税行为, 即向税务人员隐瞒财产没有那么严重。显然, 某些富人在钻税法中的合法 (尽管道德上存疑) 漏洞, 但通行观点认为, 直接对税务机关乃至公众实施欺诈在发达国家并不普遍。 然而, 这一观点始终是立足于脆弱的事实基础。毕竟从定义来看, 逃税不太会出现在官方统计数据里, 而豪富人群并不习惯夸耀自己是多么伟大的税收骗子。要了解税收欺诈的真实情况, 你要么得像《纽约时报》那样对某个家族的财务状况做彻底调查, 要么得依靠幸运的曝光机会揭示之前隐藏的秘密。 两年前, 一次幸运的海量曝光以《巴拿马文件》的形式展现出来, 研究人员把《巴拿马文件》及其他泄露文件的信息同国家税务数据做了匹配对比, 发现直接逃税在顶层人群中是个严重问题。真正的富豪最后缴纳的实际税率比一般的富人低得多,不是因为钻了税法中的漏洞, 而是因为他们直接违反了法律。研究发现, 最富有的纳税人平均而言比应纳税收少缴了25% ,而且, 其中有许多人显然缴纳的更少。 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如果美国的富人以同等规模逃税 (几乎肯定是这样), 他们给政府造成的损失大致相当于食品券福利计划的支出。另外他们还利用逃税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 并把财富传递给继承人, 这就是特朗普的真实故事。 我们由此获知, 美国社会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糟糕。不仅像老牌税收领域记者戴维·约翰逊所说的那样, 美国总统是个 “金钱吸血鬼”, 欺骗税务官员, 一如他欺骗与之做生意的所有人。 2.别再把特朗普称为平民主义者 给那些在新闻媒体中继续把特朗普称作 “平民主义者” 的人传个话: 我认为那个词汇不是你们理解的意思。 的确, 特朗普偶尔会装装样子: 作为美国普通工薪阶层的利益代表, 对抗精英群体。但也许他对白人民族主义的拥抱, 可以说为同样支持种族主义却苦于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偏见的普通美国人发出了心声。 然而, 在特朗普上任的时间里，足以让人们通过他的实际行动而非言辞做出评判。 他的政府在所有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干着反劳工阶层的事情。特朗普作为平民主义者, 就好比他作为信神的人, 说穿了, 根本不是。 首先来看税收政策, 特朗普的重大立法成就是减税, 其主要受益对象是税负急剧降低的公司, 却对提高工资完全没有帮助。该税收法案对普通美国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以至于共和党人已停止了这方面的竞选宣传。 然而, 特朗普政府依然在考虑采用行政手段为富人再减去1 000 亿美元税负的(可能非法的) 想法。 再来看医疗政策, 特朗普未能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那样做可能会给工薪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却采取了某些破坏行动, 导致医疗保险费比之前或许提高了近20% 。不可避免的结果是, 保费提高的负担主要落到上层工薪阶层头上, 他们的收入略高于申请补贴的资格标准。 还有劳动力政策,特朗普政府从多个方面取消了过去保护劳动者免受剥削和伤害的监管制度, 等等。 短期的政策措施并非故事的全部内容, 你还需要看看特朗普的人事任命。在涉及劳工的政策领域, 他打造了一个亲信团队, 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了游说活动者, 或与产业界有密切财务关系的人士。完全没有人代表劳工方面的利益。 卡瓦诺的任命一旦被批准, 其影响会延续很长时间。考虑到这一点, 上述极端主义表现已足以说明应当否决其提名。 尤其是他还支持不 受限制的总统权力, 以及共和党人极力掩盖的其履历中的其他所有秘密。 那为什么自诩为美国工人利益捍卫者的特朗普会挑选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他会做目前推进的所有那些事情伤害把他抬进白宫的民众?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但我认为传统解释———特朗普较为懒惰, 对政策细节极其无知, 不自觉地被共和党正统派俘获———既低估了这位总统的能力, 又美化了他的形象。 从行动上看, 我们很难不留下这样的印象: 特朗普非常清楚他是在伤害自己的基层选民。 但他是个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侮辱别人的人。因此也许看到拥护者在遭到背叛时依然追随着自己, 他实际上非常享受。 事实上, 他有时会公开表露对工薪阶层选民的蔑视。 还记得吗, “我喜欢没有什么教养的人”? 还记得吗, 他吹嘘说自己可以在纽约第五大街对人开枪而不会因此失去任何选民的支持? 无论其动机如何, 特朗普在行动上都是平民主义者的对立面。另外, 他的贸易战也不会改变这一结论。击败平民主义挑战者而当选的美国镀金时代的典型总统威廉·麦金莱也是位贸易保护主义者。 而特朗普式贸易战的打法, 则是为了最小的收益让美国的工人承受最大的痛苦。 虽然特朗普绝非平民主义者, 却是有史以来占据美国最高领导职位的最缺乏诚实的人。他所谓同美国劳动者站在一起的宣言就是其最大的谎言之一。 3.对特朗普有利的，就是对的 在2016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共和党人对投票舞弊的无根据的叫嚣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听说了如下消息：特朗普决定向自己的大额捐助人、赌场老板谢尔顿·阿德尔森的太太米莉亚姆·阿德尔森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一勋章通常是对杰出成就或公共服务的褒奖，偶尔也会包括对慈善事业的肯定。但是会有人觉得阿德尔森家获得该荣誉是因为慈善行为吗？ 当前，这似乎只是件琐事。但它提醒我们，特朗普对于真相的态度取决于能给特朗普及其朋辈带来何种好处，而非可验证的事实，这也适用于道德。不存在英雄主义，不存在杰出工作，除非是为特朗普服务。 再说一下真实情况：特朗普自然谎话连篇，在2016年中期选举的助跑阶段，他每周在公开场合说谎的次数不下百次。但他对真相的打击比撒谎的频率更为沉重，因为特朗普及其盟友并不接受所谓客观事实的概念。“假新闻”并不代表真正的虚假报道，而是指伤害特朗普的任何报道，无论它有多少充分证据。反之，帮助特朗普的任何说法，不管是关于就业还是选票，都是绝对准确的，因为给他帮了忙。 特朗普及其政党试图阻止佛罗里达州合法的重计选票行动，借口是存在大规模投票舞弊，却没有任何证据，这非常符合共和党的认识论。共和党人真的以为存在大量欺诈或伪造的投票吗？提出这种问题本身就属于归类错误。他们并不“真正相信”任何事情，除非是相信他们应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任何对民主党有利的计票结果对他们都是坏事，因此就存在欺诈，不需要证据。 同样的世界观可以解释共和党人对阴谋论的痴迷。归根到底，如果有人坚持有损他们党的某个事实真相，那就不可能是尊重事实，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中立的事实。 所以，讲不好听的话的人必然是被某些邪恶势力雇用。在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人基尔斯滕·西内马依靠迟滞计票赢得了参议员席位。但你知道吗，该州的共和党人随后提出了信息公开要求，以了解选举官员跟乔治·索罗斯(你懂的)之间的往来情况。 另外还有必要指出，拒绝接受任何客观事实以及坚持认为讲不利真相的任何人都是左翼阴谋参与者，在特朗普登场很早以前就支配了共和党人的灵魂。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宣称有关全球变暖的压倒性科学证据是个惊天骗局，是世界各地数千名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庞大阴谋，这种说法已多年占据共和党的正统。 确实，共和党过去的总统候选人在拒绝事实和支持阴谋论方面通常显得更含糊其词，而非高声大气的疯狂外露。但特朗普也不过是走向该党的大人物长期以来所处的立场而已。 总之，拒绝接受其他任何标准，一切以帮助还是伤害特朗普为准绳，他们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已超越了真伪之辩，而融入其核心价值观。在特朗普的世界(如今已经与共和党的世界不分彼此)里面，善恶只取决于是否为伟大领袖的利益服务。所以他才会攻击和侮辱我们最紧密的盟友，同时对拍马屁的残忍独裁者赞许有加，甚至宣称新纳粹分子是“很好的人”。 民主党人也是人，有时带有偏见，有时会做动机性推理，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客观事实的概念与超越政治的美德。共和党人则相反。 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今天发生的事情并非寻常的政治角力，而是关乎生死存亡。除非陷入幻觉，你应该能够看清：共和党在中期选举挫败后的反应完全是准备通过走向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来夺取权力，由此把任何反对乃至批评都斥为非法。美国的民主制度依然危险重重。 书名：《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城市大学杰出教授。《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专栏作家。曾出版《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流行的国际主义》等畅销著作。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