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向中芯国际发起了制裁。9 月 26 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美国的电脑和芯片类企业，它们必须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才能够将特定技术出口给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简称 SMIC）。此举是美国政府再一次对中国半导体领域进行的打压。美国政府对中芯国际实施制裁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9 月 25 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向美国电脑芯片产业（the computer-chip industry）发出了一封信件，该信件提出了上述制裁措施——《华尔街日报》表示其亲眼看到了这份信件的复件。制裁名义很简单：军事相关。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在信中表示，向中芯国际出口 “可能会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最终用途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因此，美国商务部还表示，供应商“必须在出口、再出口或在国内转让”某些敏感技术之前，提交一份单独有效的许可证申请。《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说法称，负责出口管制的工业和安全局（BIS）表示：其不断监测和评估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任何潜在威胁。虽然我们不能就任何具体问题发表评论，但 BIS 及其跨部门合作伙伴将根据需要采取适当行动。对此消息，中芯国际也进行了回应。9 月 26 日，中芯国际发言人在回应外媒时表示：我们将继续与美国商务部进行建设性和公开的接触。中芯国际重申，它生产半导体，只为民用和商业终端用户和终端用户提供服务——该公司与中国军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为任何军事终端用户或最终用途制造产品。中芯国际还强调，该公司并未收到上述官方消息。雷锋网注意到，截至发稿前，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也并未发布相关官方稿件，但该消息已经被外媒广泛报道。SEMI：美国每年至少损失 50 亿美元中芯国际被美国政府制裁，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实际上，《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数周来一直在考虑是否对中芯国际实施出口限制。雷锋网注意到，本月初，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各机构正在讨论是否将中芯国际列入商务部的实体名单——该措施将要求中芯国际的某些供应商申请许可证。当时，中芯国际官方声明称：中芯国际作为一家同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及中国大陆 A 股上市的国际化运营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公司严格遵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并在此基础上一直合法依规经营；且与多个美国及国际知名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建立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美国商务部多年来针对中芯国际进口采购的设备，也已经核发多件重要的出口许可。这份声明还称，中芯国际自成立以来从没有任何涉及军事应用的经营行为，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2016 年及以前，中芯国际还是经美国商务部正式认可的 “最终民用厂商”（Validated End-User）。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 9 月份中旬，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已经代表众多芯片公司起草了一封警告特朗普政府的信件——该信件表示，如果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制造公司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将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雷锋网了解到，SEMI 是全球性的产业协会，致力于促进微电子、平面显示器及太阳能光电等产业供应链的整体发展，在全球拥有 2400 多名会员，涵括上述产业供应链的制造、设备、材料与服务公司。值得一提的是，SEMI 也包括中芯国际和美国芯片设备制造商和材料公司。该协会在针对特朗普政府的信件中宣称，中芯国际每年在美国购买的设备和材料金额高达 50 亿美元，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将使美国更难为其提供产品，从而损害美国的技术优势。信中还提到，此举将让人们愈发觉得美国商品交付具有不可靠性，这也将影响人们对美国经济实力的认知，因此，信中表示：我们敦促商务部认真考虑将中芯国际加入实体清单，因为这可能对美国工业、经济和国际安全造成直接和长期的不利影响。中国半导体需要摆脱对外国依赖如果美国对中芯国际的制裁为真，则这不啻为一个重大打击。雷锋网了解到，中芯国际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也是国内第一家提供 28 纳米先进工艺制程的纯晶圆代工企业，14 纳米制程于 2019 年正式实现量产。中芯国际还在努力发展先进制程工艺，以和工艺节点领先其 2-3 代的台积电竞争。其中在 8 月 6 日，中芯国际发布了其在科创板上市后的首份财报；其中显示，其二季度销售额达 9.39 亿美元，同比增加 18.7%；应占利润 1.38 亿美元，同比大增 644.2%，去年同期仅为 1854 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中芯国际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的 14 纳米制程产品，相关收入为 5706.15 万元，占比为 0.29%。此番美国对中芯国际实施打击，可以说是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故意之举。早在 2019 年 5 月，美国政府就将华为加入到实体清单；后来到了 2020 年 5 月，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进行了升级，大大限制了华为旗下海思的芯片业务，使得台积电、中芯国际等半导体代工企业无法再为华为代工——到了 8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对华为进行了进一步限制，使得它无法购买第三方芯片。华为被逼入绝境，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也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打压。当然，中美贸易的冲突，也让中国意识到了半导体行业自主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正准备向半导体行业投资巨额资金，以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对此，彭博社表示：“中国方面正准备为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提供未来 5 年的支持。”彭博社援引研究公司 Gavekal Dragonomics 的技术分析师 Dan Wang 的话说：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半导体是所有先进技术的基础，并且它不再能够可靠地依靠美国的供应。面对美国对芯片出口的更严格限制，中国的对策只能是继续推动自己的产业发展。中国半导体行业，是时候摆脱对外国依赖了。本文参考资料：（雷锋网雷锋网雷锋网）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2009/m2JAb2ecjTeHEvbx.html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2009/id9JT8xVRA4xjI7i.htmlhttps://www.ft.com/content/7325dcea-e327-4054-9b24-7a12a6a2cac6?shareType=nongifthttps://www.wsj.com/articles/u-s-sets-export-controls-on-chinas-top-chip-maker-11601118353
“笨蛋，关键在于经济”，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口号点出候选人的经济政策是美国大选中选民最关注的议题。经济政策真切地影响了人们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也一定程度上左右资本市场的走势。本文聚焦拜登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及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拜登VS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二、美国大选的可能结果；三、美国大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拜登VS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拜登和特朗普的竞选网站都罗列出了十数项政见，其中和经济紧密相关的有：税收政策、能源政策、基础设施、贸易政策等。下表1汇总展示了拜登和特朗普在上述政策领域的政见及差异。美国大选的可能结果美国奉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总统的行政权受到参、众两院的立法权和法院的司法权的限制，因此在分析美国大选的可能结果时需要同时考虑总统的选举结果和参、众两院的选举结果，据此我们将美国大选可能的结果分为四种情形：情形一，拜登当选+民主党占参众两院多数；情形二，拜登当选+分裂的国会，最极端的情况是拜登当选但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情形三，特朗普当选+分裂的国会，最极端的情况是特朗普当选但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情形四，特朗普当选+共和党占参众两院多数。美国总统及其所属党派控制国会将有利于总统彻底执行其政见，市场的一致性预期也比较强；总统+分裂国会的组合则使得美国总统在施政时面临国会掣肘，市场的一致性预期很难形成。综合美国各机构的民调和博彩公司的当选赔率，美国大选最终结果的概率由高到低排列如下：情形一>情形二>情形三>情形四。对美股最有利的政策组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美股估值（拜登、特朗普无差异）+积极的财政政策/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拜登、特朗普在投放的规模和结构上有差异）+低税率/影响企业盈利（拜登加税、特朗普减税）+维持最低工资不变/影响企业盈利（拜登提高最低工资、特朗普维持最低工资水平不变）+稳定的经贸环境/有利于提升市场的风险偏好（拜登的相关政见优于特朗普）。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我们对拜登、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美国大选最终的结果为情形四，对美股最有利，反而是可能性最大的情形一对美股最不利。从行业层面看，如果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为情形一，也就是“拜登当选+民主党占参众两院多数”，这意味着拜登的政见能得到完整且彻底的执行。从税收政策看，将利空对税负调整敏感的行业和海外业务利润占比较高的行业，前者包括商业与专业服务、公用事业、半导体、汽车、医疗器械以及零售业等行业，后者包括科技、制药、日化等行业；从能源政策看，利好新能源相关行业，包括新能源车、光伏和风电等等，利空传统石化能源行业；从医保政策看，处方药控价利空制药行业。美国大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从短期来看，美国大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路径如下：政策不确定→压制风险偏好→利空美股。在正常情况下，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1）是否发生了政党轮替；（2）统一的国会还是分裂的国会。1900年以来的30次大选中，发生政党轮替的有12次，美股在大选前3个月、1个月、大选后1个月、3个月的区间收益分别为1.5%、-0.3%、0.1%、1.4%，均显著低于未发生政党轮替的同期表现。此外，1900年以来的大选中，选出分裂国会期间的美股表现弱于统一国会期间的美股表现。今年美国参议院100位参议员中有33位需要重新选举，其中原本在参议院中占多数的共和党需要重新选举的占多数，因此，参议院的选举结果也备受资本市场关注，而众议院的不确定性则相对小些，预计仍是民主党占优。今年可能还会加上另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大选最终结果出炉可能会延迟到12月份。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今年邮寄投票的选民占比从正常情况下的20%上升到39%，如果选情胶着，可能需要等到邮寄选票开票结果出来才能最终决定谁当选。从长期来看，历史上民主党执政时期的美股表现要优于共和党执政时期。1900年以来，民主党执政期间美股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7.5%，高于共和党的4.4%。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长期以来，民主党的政见更倾向于有干预的市场经济、强监管、增税以及缩小贫富差距，而共和党则倾向于自由的市场经济、去监管以及减税。从逻辑上讲，共和党的政见更有利于美股，但市场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综合起来看，美国大选对资本市场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对资本市场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资本市场的走势以及大类资产的表现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投资者应当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期限设定自己的资产配置，这样才能不畏扰动，静待花开。
今年3月以来，美国股市与经济脱钩现象逐渐显著。除了高企的失业水平、低迷的居民消费之外，另一个威胁经济复苏的重大因素正在显现——无论是美国家庭、企业、还是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都呈全线攀升趋势，美国经济面临着债务危机爆发的空前风险。 收入和信贷是支撑消费增长的两个重要手段。当前美国失业水平高企，就业改善趋于停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永久失业的阵营，群众收入低迷，不得不通过借债支持消费增长，最终难以持续导致消费增长滑坡，引发经济衰退。同时，公司的高杠杆在繁荣时增加利润，而在衰退时却成为沉重负担，甚至加速公司破产倒闭。政府债台高筑则将压缩政策空间，限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能力，阻碍经济复苏。 因此，衡量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状况是预判经济危机爆发和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左图：美国整体债务增长。右图：美国债务对GDP比例。数据来源：美联储） 在过去数年低息环境的推动下，美国债务问题原本就空前严重。由上图可见，本轮经济危机的到来使美国整体债务水平进一步激增，相比2008“次贷危机”前夕几乎翻了一番，超过GDP的3倍以上。 历次衰退中，债务问题越严重，危机的程度就会越深，其中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大衰退”是1929年“大萧条”后最严重的一次。而本轮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显著超过了2008年危机。 （家庭债务-收入比与家庭消费下降幅度和经济衰退时长。图表来源：IMF） 美国当前整体债务中，高居不下的家庭债务将特别加剧危机的严重程度。由于居民消费为GDP贡献了接近70%的比重，沉重的家庭债务将严重限制群众的消费能力，从而阻碍经济复苏。IMF的研究显示，经济危机到来时，往往会延长衰退的时间，并加剧其严重性。上图可见，当家庭债务/收入比偏高时，经济衰退期间家庭消费下滑更严重，经济衰退的时间也显著偏长。 下图可见，2010-2019年间，美国家庭的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都在攀升，中低收入家庭受此影响最大。这部分人群通常倾向于花费更大比重的收入，因此在债务升高的情况下，将立即削减消费，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复苏。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甚至面临偿债困难，或将引发大规模的违约潮，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 （美国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变化。图表来源：纽约联储银行） （美国非金融公司杠杆率。数据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 同时，美国公司杠杆率处于历史新高，而债务质量比2008年“次贷危机”还要恶化。由上图可见，美国非金融公司的杠杆率（负债/（资产-负债）），目前接近2.0，处于历史新高，远高于2000危机前的1.6和2008危机前的1.0。由下图可见，投资级最低档的BBB级债券的发行量过去10年不断飙升，是次贷危机前夕3倍。而低评级公司债的占比由2008年的不到20%上升到近40%，翻了一番。在目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债务危机风险不如忽视。 （美国BBB级企业债发行量。来源：标普全球评级） 联储救市承诺进一步加大了公司杠杆，增加了风险。3月以来，美联储向市场注入了巨大流动性，并开始购买公司债，解决了许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今年新发行的公司债同比增长一倍以上。但是，在当前黯淡的经济前景下，企业虽然不再面对流动性短缺，却仍然面临业绩不佳难以偿债的问题。尽管美联储的救市行为或许可以推迟债务危机，但却难以真正阻止其最终爆发，并且。进一步放大债务泡沫会导致危机更加严重。 （联邦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与家庭债务。图表来源：美联储） 美国政府同样债台高筑，限制联邦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并可能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由上图可见，联邦政府（黑线）预算赤字已创下新高，在2020财政年度增加了2倍，达到3.1万亿美元，占GDP超过15%的比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深红线）没有留出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日益昂贵的养老金费用。由于销售税和所得税暴跌，它们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复杂。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削减服务并解雇员工。这不仅阻碍政府刺激经济复苏，而且为地方政府债务和养老金危机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本轮经济衰退中，美国政府、公司和个人债务负担愈发沉重，债务危机风险正在加速累积。早在2019年底，美国总体债务水平已经超过2008次贷危机前的高峰，新冠疫情的打击使情况雪上加霜。债务负担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是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重大风险因素。
美国财政部9月中旬公布数据显示，在“美国债务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这一年里，美国国债的外国持有者在大量抛售美债，美债抛售潮正在进行中。其中，中国在过去12个月里抛售了369亿美元的美债（约2500亿元人民币），仅今年7月份，中国就减持了1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截止今年7月中旬，外资持有者持有7.08万亿美元，而美国国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7万亿美元。 中国之前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主要原因是： 一个是，美国国债的信誉度全球最高，相比于出现债务危机的欧债，美债是从来没有违过约。二个是，流动性好，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在市场上抛售，下面总有机构和国家来接盘。三个是，中国出售给美国大量商品，却无法购买相等值的高科技产品回来，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 导致中国拼命抛售大量美债的原因是有两个： 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美国财政收支失衡情况越来越严重。仅在今年前8个月就发行了7.7万亿美元国债，以应对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同时还要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债务上限，这使得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全年GDP的总量，这意味着，美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借债来维持的。美国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发行国债，人们担心美国迟早会发生债务危机。 另一方面，各国抛售美国国债，主要还有美元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会使得全球投资者手中持有的美债缩水，美债当然就不会受欢迎。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向全世界转嫁风险，美联储已经开启了无限量化宽松，且截止9月15日持有的美债规模已经突破4.4万亿美元，较年初增加2.1万亿美元。 同时，美元指数快速贬值，从5月份的99跌至8月底的92美元以下。进入9月份后，美元指数才触底反弹。所以，美元快速贬值，各国争相抛售美债。 现在很多人会感到奇怪，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国债的外国持有者大量抛售美债，谁在后面做接盘侠呢？一个是日本。目前日本是美国的“头号海外债权人”。 目前，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已增至1.293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降至1.0734万亿美元。今年的前五个月，增持了566亿美元。而到7月中旬，日本又增持了315亿美元的巨额美国国债。 日本增持美债，主要是向美国政府示好，希望美国政府能在各方面对日本多加关照。 二个是美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今年美国发行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多数是被国内机构和投资者吸收了大部分债务。 所以，美国这27万亿国债当中，只有7.08万亿美元是外国持有者的，其余都是自己人消化掉的。 这种情况也表明，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热情在降低，美元的可信度也在下降。各国大量抛售美债，美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当接盘侠。 实际上，中国等国家大幅减持美债也是迫不得已，美国国债的雪球越滚越大，美元指数快速贬值，持有越多的美元资产，都会带来外储上的巨大损失。 不过，美国政府在国债上违约的概率并不是很大，因为美元霸权地位也要继续维持下去。而目前美元指数的大跌，也是暂时性的，只要美国经济回暖，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指数也会反弹，届时高位大量抛售美债还是比较适合的。 目前，美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要控制住美国国债的规模，因为债务雪球越滚越大，迟早会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年出口额及出口/GDP比例波动曲线（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 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1、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 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2、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三、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2．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让市场做创新主体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元）（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这个节日，节日之后，没有人民币、没有黄金的人，要后悔了。 更可怕的是，疫情的第二波似乎又要卷土重来。 秋冬季 疫情第二波很有可能横扫经济 10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认为新冠疫情秋冬季反弹已经开始，第二波疫情的发作已拉开序幕。 欧洲多个国家单日新增病例持续创新高。在亚洲，印度、尼泊尔等国疫情让人担忧，而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则一直在高位徘徊不下。 惟一的好消息是，疫情的死亡率直线下降。 其实，早在今年5月31日，张文宏教授就说，秋冬暴发二次疫情“基本上是肯定的”。 3月31日，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表示，美国新冠疫情可能在今年秋天卷土重来。 今年秋冬全球疫情二次暴发，成为很大一部分专家的共识。 看看下面这张图，以红色的深浅度作为感染情况，全球已经深红一片，无论是发达的欧洲、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全球几乎没有一块净土。 截止10月11日早上6点，全球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的国家增加到43个，瑞典和危地马拉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9万。 从数据看，受感染最严重的是美国。 美国感染人数以每天超过五万的恐怖速度上涨。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1日7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37077182例，死亡病例为1070990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达7709628例，死亡病例为214305例。 不光是人，动物也遭灾。 CNN报道，美国犹他州和威斯康星州有至少1万只水貂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初步研究显示，新冠病毒是从人传染给动物的。 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态都将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原定于10月15日举行的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9号声明取消。 10月22日是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估计也悬。 美国政界感染的人数，有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多得多。 根据时间线推断，10月1日，特朗普从贝德明斯特返回，得到了首个阳性结果，当时他已经回到白宫。 2日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当地时间10月5日下午6点，在接受了一系列高剂量的类似于鸡尾酒式的治疗后，特朗普出院，声称返回白宫继续“工作”，表示自己可能已经“免疫”了。 目前，特朗普何时得病、情况如何非常混乱，成为不可说的秘密。 10月2日凌晨，官方宣布特朗普感染新冠时，已经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当时必然已经潜伏了一段时间。 那么，特朗普在此前参照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最高法官提名时，很有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 9月26日，有超过200人出席了大法官提名仪式。在当天的仪式上，嘉宾坐的椅子之间没有任何间隔，只有部分人戴了口罩。 9月29日晚，特朗普进行了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虽然人数已经下降，但没有采取特殊措施。 众所周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特朗普不愿意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更不愿意戴上象征“懦夫”的口罩。 特朗普密切接触的圈子里已经有23个人感染了病毒。 这绝不是一个短期事件，对我们的影响是中性的。 10月7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表示自己接受了来自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再生元制药的“实验性”药物治疗，并因自己能“（为美国人民）接受试验治疗”而感到庆幸。 正如一惯的做法，他再次怒喷中国。 视频中，特朗普称感染冠状病毒是“上帝的赐福”，是“因祸得福”，承诺美国人将免费得到他接受的治疗。 视频最后，特朗普说，“发生了这种事情，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中国的错”，“中国将要付出巨大代价。”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1、一切都是中国的错，我们会让他们出钱，出大钱。 2、拜登是个老糊涂，只有特朗普，身体又好又英雄。 这不，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美国副总统彭斯老调重弹：新冠病毒来源于东方，美国在这期间造成的所有损失都和中方有关，应该追究责任。 是的，一切都是中国的错，特朗普不戴口罩也是中国的错。 看现在的美国选举人辩论，会拉低人的智商，不如看看BBC和央视的纪录片。 黄金和人民币为什么大涨特涨？ 虽然新冠的致死率下降，但疫情将长期影响经济。 今年秋冬季如果二次暴发，将继续横扫全球各国，2020年、乃至2021年，都将成为特别困难的年份。 10月10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欧洲与中亚地区经济简报》，报告显示，欧洲中亚地区的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经济将萎缩4.4%，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预计2021年将有所恢复，增速在1.1%至3.3%之间。然而，前景高度不确定。 因为2020年经济收缩，全球贫困率将大幅上升，原本就穷的国家会更加穷困。 10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两年一期的《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今年新增极贫人口增加8800万到1.15亿人，取决于经济收缩的严重程度，到2021年极贫人口总数可能增至1.5亿人。 极端贫困（定义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在2020年可能影响全球人口的9.1%到9.4%，这将意味着倒退到2017年9.2%的贫困率。 预计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率将出现20年来的首次增长。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创造和分享越来越少的财富，我们面临的是多事之秋，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战火一点就着，比如阿塞拜疆。 我们周边邻居印度经济，将录得40年来首次下降。 10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南亚经济聚焦》报告，本财年印度GDP预计将萎缩9.6%，衰退比预期更严重。 一直安稳的泰国同样受到严重冲击，普吉岛已有3000家酒店关闭，这也就意味着，普吉岛基本上成为一座空岛。预计今年泰国经济将收缩7%至9%，导致上千万人失业。 那么，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美国，又会怎么样？ 三句话： 1、总体情况衰弱； 2、因为特朗普持续刷自己的存在感，市场上蹿下跳； 3、黄金和人民币继续站在风口浪尖。 10月初，美国国内申请失业保障金的人数没有下降。 10月8日，美国公布了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84万，高于市场预期的82万，高于前值的83.7万，续请失业金人数结果是1097.6万，低于市场预期的1140万，也低于前值1176.7万。 这个数据好坏参半，对市场影响不大，从近期的疫情变化看，就业人数惨淡，不会有爆发式增长。 正因为疫情，因为经济惨淡，给黄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黄金、人民币、美国股市今年以来成为主要避险品种。今年，手上没有黄金和人民币的人，估计肠子都悔青了。 市场跟小女人一样敏感，主要是经济不好，没有长期的安全感。 另一个原因，是特没谱一再刷脸，特别享受掌控欲，让市场完全丧失明确的预期。 既然经济长期不看好，企业赢利和劳动者工资没有上涨，目前看市场，主要看刺激政策。 刺激政策的强弱掌握在美国执政者和议会党鞭的手里，没错，就是特朗普和佩洛西。 短期内，看刺激政策的强弱，听消息。 截止10月10日的一周，全球金融市场风云巨变，就是因为消息突变。 美元急涨急跌，现货金银暴跌暴涨，人民币双节离岸大涨，10月9日，在岸市场恢复交易后，上涨超过1000点，一年半以来首次突破6.70，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39%。 双节期间的变化，短期内24小时的投资，看特没谱的推特吧，那是美国政策的风向标之一。 目前市场的核心问题：美国两党在刺激政策上僵持。 10月6日，特朗普突然叫停刺激措施； 10月9日，180度大转变，表示希望推出更大的刺激方案，比民主党的更大。 结果呢，市场大跌，大涨，简直跟个疯子一样。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刺激政策什么时候兑现。 判断长期市场和短期市场，要看长短期的核心问题。 今年，美国股市货币牛，黄金走强是因为大家害怕。只要大家继续怕，黄金还会涨。 关于人民币，我此前专门分析过，希望大家看看我以前写的人民币的文章，为什么人民币大涨，今后继续上涨的空间何在。 我们当然讨厌不安全、不确定的市场，不安全、不稳定的世界。 不过，我们坦然接受周期永远存在这个事实，把周期当作提炼内力的机会。既然连特朗普都当了快四年总统了，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意外？ 现在的过山车市场就是事实，外围环境狭窄也无法改变，好好做好行业和企业真正的创新，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资产配置，就是我们眼下能做的。 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机会永远存在。别忘记，今年，对于从事量化和短线的人来说，对于从事高科技行业的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会。 这是我节后的第一篇文章，市场事情多，就写得长了。 估计大家在国内旅游得挺快乐的，那啥，好好的乐呵下去，不要被市场和特朗普牵着鼻子走。每天快乐，是人生的要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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