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金融科技领域再迎“国家队”强势入局——继央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之后，2020年7月30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方金科）由央行征信中心、央行清算总中心以及央行全资控股的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等五家央行系公司出资成立，注册资本金达20.078亿元。 从经营范围来看，成方金科与一般的金融科技公司比较并无特别，即主要为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 特别的地方在于股东，正是这些股东赋予了成方金科非同一般的意义。具体来说：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主要承担的是央行信息化建设任务，包括央行信息系统开发、检测及认证、灾难备份、金融标准、信息化研究等职能。 央行征信中心负责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又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维护。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担负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的职责。整个支付清算系统又包含了大额实时支付系统（HVPS）、小额批量支付系统（BEPS）、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IBPS）、境内外币支付系统（CFXPS），这些都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公众日常使用电子支付方式的重要保障。 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到深圳金科、再到成方金科，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正在逐渐完善。 此前，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就曾公开表示，央行自身会整合在沪科技机构的科技资源，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设数据中心等具体措施来支持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 不出意外，在央行主导成方金科的带头示范效应下，金融科技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渐完善，通过股东优势完善数据共享、数字货币的清结算、征信数据库建设等工作。同时，也将进一步解决一直以来金融科技发展中存在的“监管科技”发展难题。 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优势 除了央行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外，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布局已经先行一步。 7月28日，农行发布公告称，通过附属机构成立的农银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农银金科）正式注册成立。 自此，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增至12家。其中，国有六大行中，除邮储银行尚未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外，工、农、中、建、交均完成金融科技公司的战略部署。 与此同时，12家全国股份制银行中，兴业、光大、民生、招商、华夏各自以全资或控股的方式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除此之外，还有城商行中的北京银行、外资行中的泰国开泰银行完成金融科技公司的注册。 而金融壹账通作为平安系的一员，虽然并不隶属平安银行旗下，但也同样被市场看做是银行系金融科技的玩家。 作为主力玩家，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有诸多优势。 首先是母行的资源优势。作为银行的“亲儿子”，多数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全面承接了银行的信息科技人员，对银行业务的理解更为深刻，在监管合规的要求方面更为审慎。同时，在母行强大的资本优势下，能够保持持续的科技高投入，且短期内没有盈利的考核压力。 从目前展业的这些金融科技子公司来看，业务都和母行紧密连接，带母行基因。譬如兴业数金早在2010年推出的“银银平台”，依托兴业银行 “同业之王”的优势；金融壹账通依托平安集团各体系的技术输出等。 其次是业务和服务范围优势。金融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业态，目前银行业金融科技讨论的最多、发展的最快、应用的范围也最广。但证券业科技、保险科技、资管科技也正在加速发展。银行系的券商、保险、基金公司，或许将是这些金融科技子公司触角延伸到其他业态的重要一步。 当然，银行系科技子公司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竞争对手多样、互联网运营能力薄弱以及商业可持续困难等方面。 总之，从长远来看，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如何平衡好服务内部与对外输出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产品的创新、定价、激励等方面的问题，都考验着母行与子公司的智慧，并关系到子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运营。 非银系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方向 除了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外，非银系的金融科技公司也与其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双方的竞争促进各自的发展，合作促使双方在资源、科技、互联网化等方面的共享与互补。 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中，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独角兽一共有18家，总估值达到2390亿美元。其中，蚂蚁科技、苏宁金融、京东数科、陆金所、度小满金融都是从母公司体系拆分出来的独角兽公司。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非银金融机构巨头正在布局金融科技。例如7月22日，中国太保发布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会议指出，同意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太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7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100%。 这也是首家由保险业巨头发起设立的全资金融科技子公司。 这些非银行系的金融科技巨头拥有场景、用户、流量、数据、运营的优势，长远看来，与银行系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优势互补。对于不具备场景、用户、流量的金融科技公司来说，其需要更注重于发挥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在ABCDI（AI、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中专注研发能力，为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基础技术的支撑。 金融科技的持牌即将来临 时间回溯至2019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2019中国金融科技上海高峰论坛上”表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有三大原则，即坚持持牌经营、坚持依法合规以及坚持权益保护。“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要做金融服务必须要持牌。”李伟说。 成方金科及此前各家银行已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组成了金融科技公司的正规军，为金融科技公司持牌打下了铺垫。 对金融科技公司的持牌要求，必然会对非银系的金融科技公司造成较大的冲击。许多科技公司在从事金融相关服务，其在数据使用、客户运营、流程合规、收费方式等方面，面临着较多的整改空间。 金融科技公司持牌将不久到来，持牌的门槛可能较高，鼓励具有较强实力的金融科技公司研发前沿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不断创新出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科技赋能金融，协同发展。
市场对于中国央行购债的讨论日前再度升温，这次是因为一个“异常”的数据。 根据中债登最新披露的托管数据，“其他特殊结算成员”（主要是央行、交易所、结算公司等）在7月大幅增持国债196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由于时值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刚刚发行完毕，有券商分析师称，这或是央行购买国债所致，有助于继续打消市场对后续政府债券供给的担忧。上述观点强调，若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特别国债，不同于QE（量化宽松），因为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不会造成大水漫灌。 “过几日央行就会发布资产负债表，到时候就知道了。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里的‘对政府债权’项目，可以看出变动。”兴业研究宏观分析师郭于玮对记者表示。央行持有的政府发行的债券，主要是特别国债，都将体现在该项目中。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对记者表示，也不排除例如梧桐树投资平台，这类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的投资机构用自身的储备资金购买国债。 对于此次增持国债数据的变化，是否与央行从商业银行手中买债有关，以及央行是否可能通过梧桐树这类机构，用外汇储备等资产购债，记者第一时间向央行有关部门求证，截至发稿央行尚未回复。 通过二级市场购债？ 中债登7月债券托管数据显示，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他特殊结算成员”持有的国债规模大幅增长1965亿元至17853亿元，远超历史水平。 尽管从6月份起其他类型机构就已经开始增持国债，当月增持243.4亿元，大幅超出了该项目在2019年1月～2020年5月间-100亿～100亿元的波动范围，但显然7月增持规模更远甚于前，并成为除商业银行外的最大增持机构，引起市场较大关注。 中债登的特殊结算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政策性银行、交易所、中央国债公司和中证登公司等较多机构，中债登并没有明确列示是哪类机构增加持仓，也不排除是除了央行之外的其他上述机构增持国债，但市场开始怀疑是否央行持有的国债增加。 就在此前，自6月18日起至7月30日，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刚刚分四批全部顺利完成发行。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倾向于认为是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了部分特别国债。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颜色对记者表示，根据中国现行法律，不允许政府直接向央行发行债券。“可行的一种方式是，财政部首先向大型国有银行发行特别国债，央行随后从指定银行购入特别国债。事实上，2007年和2017年发行特别国债正是通过这种机制。” 此外，央行也可以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来支持国债发行。 颜色还对记者表示，也不排除是例如梧桐树投资平台这类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的投资机构用自身的储备资金购买国债。 若是央行购债，为何购买？ 对于央行从二级市场购债的理由，明明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继续打消市场对后续政府债券供给的担忧。 此前，除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已经发行完毕，1～7月还完成了5800亿元国债和6000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以及2.2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剩余1.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按要求需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加上8～12月还需完成2.2万亿元国债和3800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的发行，年内剩余时间里需完成4.08万亿的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平均分配到每月的净融资规模大于上半年。 明明表示，既要维持资金面的平稳，又要配合政府部门大幅发债，货币政策难以作壁上观。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重提货币与财政协同，明确提出要促进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在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央行如明确配合政府债券发行，可用的手段包括短端流动性投放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近期政治局会议在提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的同时，也同样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财政部共发行过三次特别国债（1998年、2007年和2017年）。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银行资本金，同时央行大幅降准而使银行体系有多余的流动性来认购；2007年以“定向+公开”方式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组建中投公司，其中1.35万亿元是通过农行“过桥”的操作方式发行的，但实质上仍是央行向财政直接提供融资；2017年发行的特别国债为2007年特别国债到期的续作。 而今年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特点是采用市场化方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表示，一方面发行期间减少了一般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量，同时抗疫特别国债采用多次续发的方式，分四期总共16次发行，降低了发债短期对于市场流动性的压力。另一方面，央行严密监控银行间流动性，适时通过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等公开市场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央行购债并非QE 明明强调，央行购债并非QE。若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特别国债，其主要用于有一定资产收益保障的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体现了货币政策直达实体经济和结构性特征；也并不会造成大水漫灌，实际上更多是体现为流动性的抵补而非持续投放。 颜色也称，如果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债，“这种操作大概率不可能代表新的货币投放机制启动，因为这类操作一直更多仅限于特殊时期的抗疫国债，不是新的常规操作，更不是什么QE。” 而如果是通过梧桐树投资平台等购买，“那么就并不涉及到基础货币的创造，也更不可能是QE。”颜色称。 颜色对记者表示，事实上，由于我国在金融市场结构、市场参与者特征、储蓄率、投资结构等多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在应对疫情冲击的全球降息潮下，我国央行不需要也不能够完全跟随，应维持正的政策性利率。 在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对于“怎样看待全球低利率”也给予回应。央行强调，与更低的实际中性利率和低通胀相适应，部分发达经济体实施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但从政策效果看，低利率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作用还有待观察；利率过低还会导致“资源错配”、“脱实向虚”等诸多负面影响。 同时，随着经济逐步改善，央行近期频频释放下半年货币政策“总量适度、精准导向”信号，接受记者采访的机构普遍认为，8月降准降息的概率较低。 “降准可能性不是很大，即使降准，也可能是流动性投放力度比较小的动作，如定向降准。”郭于玮称。 郭于玮还表示，月中央行公布最新资产负债表时，其是否已通过二级市场购债，或可从中一窥究竟。央行资产负债表显示，央行持有的对政府债权自2018年10月后一直未有任何变化，截至今年6月末，央行对政府债权总计15250.24亿元。 （记者段思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补水”动作接二连三，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操作风格正悄然变化？ 央行12日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4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2%。当日实现净投放1400亿元。 这是自7月17日以来，央行开展的最大规模的一笔逆回购操作，同时创下了8月以来单日最大净投放量。本周以来的连续三个交易日，央行共净投放2000亿元。 详情请扫二维码↓
央行今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0年8月12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4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央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金融科技的生态正在逐步完善。近日，金融科技领域再迎“国家队”强势入局——继央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之后，2020年7月30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方金科）由央行征信中心、央行清算总中心以及央行全资控股的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等五家央行系公司出资成立，注册资本金达20.078亿元。从经营范围来看，成方金科与一般的金融科技公司比较并无特别，即主要为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特别的地方在于股东，正是这些股东赋予了成方金科非同一般的意义。具体来说：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主要承担的是央行信息化建设任务，包括央行信息系统开发、检测及认证、灾难备份、金融标准、信息化研究等职能。央行征信中心负责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又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维护。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担负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的职责。整个支付清算系统又包含了大额实时支付系统（HVPS）、小额批量支付系统（BEPS）、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IBPS）、境内外币支付系统（CFXPS），这些都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公众日常使用电子支付方式的重要保障。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到深圳金科、再到成方金科，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正在逐渐完善。此前，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就曾公开表示，央行自身会整合在沪科技机构的科技资源，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设数据中心等具体措施来支持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不出意外，在央行主导成方金科的带头示范效应下，金融科技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渐完善，通过股东优势完善数据共享、数字货币的清结算、征信数据库建设等工作。同时，也将进一步解决一直以来金融科技发展中存在的“监管科技”发展难题。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优势除了央行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外，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布局已经先行一步。7月28日，农行发布公告称，通过附属机构成立的农银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农银金科）正式注册成立。自此，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增至12家。其中，国有六大行中，除邮储银行尚未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外，工、农、中、建、交均完成金融科技公司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12家全国股份制银行中，兴业、光大、民生、招商、华夏各自以全资或控股的方式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城商行中的北京银行、外资行中的泰国开泰银行完成金融科技公司的注册。而金融壹账通作为平安系的一员，虽然并不隶属平安银行旗下，但也同样被市场看做是银行系金融科技的玩家。作为主力玩家，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有诸多优势。首先是母行的资源优势。作为银行的“亲儿子”，多数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全面承接了银行的信息科技人员，对银行业务的理解更为深刻，在监管合规的要求方面更为审慎。同时，在母行强大的资本优势下，能够保持持续的科技高投入，且短期内没有盈利的考核压力。从目前展业的这些金融科技子公司来看，业务都和母行紧密连接，带母行基因。譬如兴业数金早在2010年推出的“银银平台”，依托兴业银行 “同业之王”的优势；金融壹账通依托平安集团各体系的技术输出等。其次是业务和服务范围优势。金融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业态，目前银行业金融科技讨论的最多、发展的最快、应用的范围也最广。但证券业科技、保险科技、资管科技也正在加速发展。银行系的券商、保险、基金公司，或许将是这些金融科技子公司触角延伸到其他业态的重要一步。当然，银行系科技子公司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竞争对手多样、互联网运营能力薄弱以及商业可持续困难等方面。总之，从长远来看，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如何平衡好服务内部与对外输出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产品的创新、定价、激励等方面的问题，都考验着母行与子公司的智慧，并关系到子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运营。非银系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方向除了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外，非银系的金融科技公司也与其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双方的竞争促进各自的发展，合作促使双方在资源、科技、互联网化等方面的共享与互补。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中，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独角兽一共有18家，总估值达到2390亿美元。其中，蚂蚁科技、苏宁金融、京东数科、陆金所、度小满金融都是从母公司体系拆分出来的独角兽公司。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非银金融机构巨头正在布局金融科技。例如7月22日，中国太保发布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会议指出，同意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太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7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100%。这也是首家由保险业巨头发起设立的全资金融科技子公司。这些非银行系的金融科技巨头拥有场景、用户、流量、数据、运营的优势，长远看来，与银行系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优势互补。对于不具备场景、用户、流量的金融科技公司来说，其需要更注重于发挥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在ABCDI（AI、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中专注研发能力，为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基础技术的支撑。金融科技的持牌即将来临时间回溯至2019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2019中国金融科技上海高峰论坛上”表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有三大原则，即坚持持牌经营、坚持依法合规以及坚持权益保护。“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要做金融服务必须要持牌。”李伟说。成方金科及此前各家银行已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组成了金融科技公司的正规军，为金融科技公司持牌打下了铺垫。对金融科技公司的持牌要求，必然会对非银系的金融科技公司造成较大的冲击。许多科技公司在从事金融相关服务，其在数据使用、客户运营、流程合规、收费方式等方面，面临着较多的整改空间。金融科技公司持牌将不久到来，持牌的门槛可能较高，鼓励具有较强实力的金融科技公司研发前沿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不断创新出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科技赋能金融，协同发展。
疫情助推全球数字货币竞赛升温，多国将在3年内发行法定数字货币？ 作者：后歆桐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变人们的支付方式。 在过去的几个月，相较于现金支付，疫情迫使很多人倾向于更加安全的支付方式：无现金支付。全球央行正是看到了这一机遇，纷纷推动法定数字货币(CBDC)在应用方面的进展，进入研发CBDC的快车道。 在业内人士看来，CBDC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同时也存在多项挑战有待攻克。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CBDC的兴起，到2020年初，全球80%的央行都在开发CBDC；40%的央行正在尝试对此概念的验证；还有10%的央行，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正在进行CBDC的试点项目。”德银研究分析师劳伯(Marion Laboure)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的数字货币将在未来2年内成为主流。展望未来，多国央行很可能在3年内发行通用的CBDC，最终将取代现金。” 法定数字货币竞赛升温 近日，立陶宛全球首发CBDC，2.4万枚名为LBCoin的数字货币已于7月9日开始预售，并于7月23日正式发售。公开资料显示，LBCoin以6枚一组出售，价格为99欧元。LBCoin可以直接与立陶宛央行以及专用区块链网络进行交换。 “在央行开始改变其对数字货币的看法的时候，LBCoin可能是测试CBDC不同化身的最先进的实验场。”立陶宛央行副行长由基拉斯(Marius Jurgilas)如此表示。 立陶宛的做法是全球央行研发CBDC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各国央行加速了数字货币领域的角逐。 在七国集团(G7)中，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已经开展了多年研究，并发表了相关主题的重要报告。7月20日，G7还决定将就发行CBDC展开合作，拟于8月底到9月上旬在美国举行的G7峰会上开展进一步讨论。 此前，日本央行在结算机构局内新设立数字货币组，重点研究央行发行的CBDC，探索如何构建数字社会的最佳结算系统。 法国央行也于7月20日宣布，汇丰银行、埃森哲和法国兴业银行等8家公司入围数字货币试验计划。8家公司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共同探索将金融工具兑换成央行货币的方法，并改善其跨境支付条件。法国央行称，各公司参与试验的积极性体现出金融和技术参与者对于通过探索央行数字货币来改善金融市场的浓厚兴趣，而且，从试验计划中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建设以欧元体系为中心的全球数字货币。法国此前还与德国一起加入了国际清算银行(BIS)在欧洲的创新中心，该中心目前正在探索CBDC。 此外，7月13日，韩国央行宣布成立央行数字货币法律咨询小组，为数字货币发行建立法律基础和技术基础，以便更灵活地应对迅速变化的全球支付环境。 泰国央行已于7月开始使用数字货币与一些大型企业进行金融交易，标志着泰国央行的数字货币研发已进入第三阶段。泰国央行还计划于今年9月，在与中国香港金管局进行的数字货币交易中使用数字泰铢。 7月13日，新加坡政府表示，新加坡已开发出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网络，可以实现更快、更便宜的国际结算，下一步计划是商业推广。该支付网络原型支持多币种，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与跨国投资企业淡马锡和摩根大通合作开发，属于“Ubin项目”的最后阶段。Ubin是新加坡于2016年开始推进的关于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项目。 中国凭借在移动支付行业和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CBDC的研究和探索上也跻身全球前列，并在持续推进。中国央行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今年以来也取得了进展。 劳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数字货币可能成为各国进行“数字竞争”的最佳工具，问题在于，哪个国家将成为第一个获得数字货币许可证并建立其主导的相关联盟的国家。“当CBDC普及的这一天来临时，数字货币、金融机构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他说。 KuCoin高级合伙人阿莉西亚(Alicia Kao)也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意味着无现金社会的趋势已经开始，这将极大地推动未来的贸易全球化，货币市场的竞争也将导致一个更加繁荣的全球经济，这将深刻地改变社会，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尚有多项挑战 不过，在劳伯看来，数字货币需要克服一些主要障碍才能变得普及。首先，必须在政府和监管机构方面拥有合法的身份。这意味着，数字货币的价格需要更加稳定，并为厂商和消费者带来益处。此外，数字货币还必须顾及支付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为此，数字货币必须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结成联盟，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Apple Pay、Google Pay等移动应用商、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等信用卡公司以及亚马逊(Amazon)、沃尔玛(Walmart)等零售商。 “如果能够克服这些挑战，那么数字货币有望挑战现金。”劳伯认为，“此后，央行数字货币还会面临新的挑战。对于刚开始尝试数字货币的央行而言，使用数字货币将意味着完全依靠消耗电力来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体系。同时，为了实现向全数字化平台的平稳传输，金融系统还需要准备好克服任何形式的电力中断或网络攻击。政府还可能越来越需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安全备份公民数据。” 此外，他补充道，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也是全球央行推行法定数字货币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情况虽然很少见，但可能会令数字货币的运作瘫痪。1989年，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曾因太阳耀斑而陷入黑暗9小时。网络攻击在当今也越来越频繁。” 阿莉西亚则指出，数字货币等新事物的出现往往对监管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管制对于数字货币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监管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她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此前也撰文分析了CBDC的四个风险，比如银行业部门间的去中介化风险、所谓的“挤兑风险”、CBDC会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和信贷分配产生影响以及央行的成本和央行自身所面临的风险等。他称，尽管有潜在的好处，但来自CBDC的风险还是会出现，需要采取措施，通过正确设计CBDC来降低风险。 鉴于此，他建议各国央行采取一种综合版本的CBDC。“在所有选择中，央行在提供安全替代现金的同时减轻某些成本和风险的一种潜在方法是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以提供综合版本的CBDC(Synthetic Version of CBDC，简称sCBDC)。”他称，“私人部门将在央行的监督下发行完全由中央银行储备金支持的数字货币。”
央行今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0年8月10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00亿元逆回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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