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双循环”下更需高流动性国债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12月8日,在中国国债协会主办的“锚定高质量 服务双循环——新格局下政府债可持续发展研讨”政府债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冯健身,财政部原部长刘仲藜、原副部长张弘力出席并就政府债券发展建言献策。 楼继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财政收支缺口可能会继续扩大,以帮助这些经济社会目标逐步达成。但是从长期看,财政赤字不可能无限扩大,最终将会收敛。因此,未来政府债还是要在结构上下功夫,关键着力点是在支出结构、债务结构、转移支付结构等方面做文章。一方面要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经常性支出结构占比。加大对消费的促进和刺激作用,扩大对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等民生保障设施的投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这些主要靠增加经常性支出占比。 另一方面,要优化债务结构,提高地方一般债占比,降低地方专项债占比。顺应促进消费、投资结构调增和群众美好生活的趋势。多数补短板的投资领域与公益投资相关,不属于专项债项目,部分投资可考虑通过地方政府一般债来满足。此外,还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提升质量和效益。 对于国债的发展,楼继伟表示,当前国债市场规模太小、流动性不足,国债收益率曲线断续,是重要短板。在“双循环”格局下,金融市场会加大对外开放,更需要高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对冲其他市场波动风险。 “目前较为可行、且相对容易操作的方案,是中央财政发行特别国债,将一部分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购买过来,来解决国债规模、期限和流动性的问题。”楼继伟表示,特别国债购买的外汇储备资产,可继续委托央行管理。同时,央行可考虑主要依托交易国债来调节基础货币投放,减少外汇储备的变化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冲击,并继续持有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汇率管理。 楼继伟认为,通过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在现实上是具有操作空间。国债规模打开,能够迅速匹配到对应的期限缺口,交易活跃度和流动性等问题也就大大缓解。特别国债的投资收益应覆盖其利息成本,这就有必要对外披露收益和投向情况。因此,参考各国对外汇储备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的实践经验和做法,建立向社会公开外汇储备管理情况的披露机制。这对于财政政策,对于货币政策、外汇政策都将提供现代化、科学化的调控支撑,有效缓解货币投放、对外投资、汇率波动的现实压力,有利于真正建立现代化的财政金融体系,有利于提升宏观治理水平,有利于推进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政府债的可持续发展上,冯健身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方面,可抓住当前国际市场负利率和低利率环境的有利时机,在合理控制海外主权债券规模、规避汇率风险和有效使用好海外主权债券资金的前提下,拓展国债筹资的海外来源,加大海外主权债券发行规模,降低国债融资成本,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可参考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对债券的实际需求,不断尝试探索创新,丰富债券品种结构,优化债券期限结构,并提前完善立法进行规范保障,更好服务于新发展格局。 刘仲藜指出,新格局下还应加强政府债券的立法工作,当前我国仍然以1992年制定颁布的《国库券条例》为国债的最高层的法律文件,全条例一共14条。受客观环境的限制,里面有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容易出现监管重复、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债券、金融、宏观调控等功能的发挥。我国需要进一步研究政府债券的立法工作,全面构建法治化保障。 此外,对于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张弘力认为,从短期来看要控制和减少存量债务规模,调整优化债务结构,集中力量化解存量集中到期的风险,保持债务规模合理可控。可以考虑中央适度增发国债,通过中央加杠杆来缓解地方杠杆过高的困境。通过从中长期来看,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建立起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美国商务部向中芯国际发起了制裁。9 月 26 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美国的电脑和芯片类企业,它们必须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才能够将特定技术出口给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简称 SMIC)。此举是美国政府再一次对中国半导体领域进行的打压。美国政府对中芯国际实施制裁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9 月 25 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向美国电脑芯片产业(the computer-chip industry)发出了一封信件,该信件提出了上述制裁措施——《华尔街日报》表示其亲眼看到了这份信件的复件。制裁名义很简单:军事相关。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在信中表示,向中芯国际出口 “可能会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最终用途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因此,美国商务部还表示,供应商“必须在出口、再出口或在国内转让”某些敏感技术之前,提交一份单独有效的许可证申请。《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说法称,负责出口管制的工业和安全局(BIS)表示:其不断监测和评估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任何潜在威胁。虽然我们不能就任何具体问题发表评论,但 BIS 及其跨部门合作伙伴将根据需要采取适当行动。对此消息,中芯国际也进行了回应。9 月 26 日,中芯国际发言人在回应外媒时表示:我们将继续与美国商务部进行建设性和公开的接触。中芯国际重申,它生产半导体,只为民用和商业终端用户和终端用户提供服务——该公司与中国军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为任何军事终端用户或最终用途制造产品。中芯国际还强调,该公司并未收到上述官方消息。雷锋网注意到,截至发稿前,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也并未发布相关官方稿件,但该消息已经被外媒广泛报道。SEMI:美国每年至少损失 50 亿美元中芯国际被美国政府制裁,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实际上,《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数周来一直在考虑是否对中芯国际实施出口限制。雷锋网注意到,本月初,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各机构正在讨论是否将中芯国际列入商务部的实体名单——该措施将要求中芯国际的某些供应商申请许可证。当时,中芯国际官方声明称:中芯国际作为一家同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及中国大陆 A 股上市的国际化运营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公司严格遵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并在此基础上一直合法依规经营;且与多个美国及国际知名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建立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美国商务部多年来针对中芯国际进口采购的设备,也已经核发多件重要的出口许可。这份声明还称,中芯国际自成立以来从没有任何涉及军事应用的经营行为,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2016 年及以前,中芯国际还是经美国商务部正式认可的 “最终民用厂商”(Validated End-User)。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 9 月份中旬,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已经代表众多芯片公司起草了一封警告特朗普政府的信件——该信件表示,如果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制造公司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将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雷锋网了解到,SEMI 是全球性的产业协会,致力于促进微电子、平面显示器及太阳能光电等产业供应链的整体发展,在全球拥有 2400 多名会员,涵括上述产业供应链的制造、设备、材料与服务公司。值得一提的是,SEMI 也包括中芯国际和美国芯片设备制造商和材料公司。该协会在针对特朗普政府的信件中宣称,中芯国际每年在美国购买的设备和材料金额高达 50 亿美元,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将使美国更难为其提供产品,从而损害美国的技术优势。信中还提到,此举将让人们愈发觉得美国商品交付具有不可靠性,这也将影响人们对美国经济实力的认知,因此,信中表示:我们敦促商务部认真考虑将中芯国际加入实体清单,因为这可能对美国工业、经济和国际安全造成直接和长期的不利影响。中国半导体需要摆脱对外国依赖如果美国对中芯国际的制裁为真,则这不啻为一个重大打击。雷锋网了解到,中芯国际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也是国内第一家提供 28 纳米先进工艺制程的纯晶圆代工企业,14 纳米制程于 2019 年正式实现量产。中芯国际还在努力发展先进制程工艺,以和工艺节点领先其 2-3 代的台积电竞争。其中在 8 月 6 日,中芯国际发布了其在科创板上市后的首份财报;其中显示,其二季度销售额达 9.39 亿美元,同比增加 18.7%;应占利润 1.38 亿美元,同比大增 644.2%,去年同期仅为 1854 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中芯国际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的 14 纳米制程产品,相关收入为 5706.15 万元,占比为 0.29%。此番美国对中芯国际实施打击,可以说是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故意之举。早在 2019 年 5 月,美国政府就将华为加入到实体清单;后来到了 2020 年 5 月,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进行了升级,大大限制了华为旗下海思的芯片业务,使得台积电、中芯国际等半导体代工企业无法再为华为代工——到了 8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对华为进行了进一步限制,使得它无法购买第三方芯片。华为被逼入绝境,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也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打压。当然,中美贸易的冲突,也让中国意识到了半导体行业自主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正准备向半导体行业投资巨额资金,以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对此,彭博社表示:“中国方面正准备为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提供未来 5 年的支持。”彭博社援引研究公司 Gavekal Dragonomics 的技术分析师 Dan Wang 的话说: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半导体是所有先进技术的基础,并且它不再能够可靠地依靠美国的供应。面对美国对芯片出口的更严格限制,中国的对策只能是继续推动自己的产业发展。中国半导体行业,是时候摆脱对外国依赖了。本文参考资料:(雷锋网雷锋网雷锋网)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2009/m2JAb2ecjTeHEvbx.html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2009/id9JT8xVRA4xjI7i.htmlhttps://www.ft.com/content/7325dcea-e327-4054-9b24-7a12a6a2cac6?shareType=nongifthttps://www.wsj.com/articles/u-s-sets-export-controls-on-chinas-top-chip-maker-11601118353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34.09%,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都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事务支出的占比较高,而经济建设支出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的增长最快,2019年增速16.8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 我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去除治安安全部分,我国的一般公共服务占比为18%,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如果进一步细分,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在我国一般公共服务中比达32%,是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去向,而其中行政运行费用占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占比超过67%,2019年,仅行政运行费用规模就达到3658亿元,近三年增速一直在9%以上。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部分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卫生投入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019年,城乡社区的管理费用规模为3500多亿,主要流向城乡社区的行政、机关服务等部分,其增速远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在行政支出方面,我国在政府办公室(厅)及相关事务中支出达到6500多亿,增速9%,综合考虑城乡社区管理费用,我国每年在管理方面支出达到1万亿以上,随着政府简政放权、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行政支出也应该适当削减。 一、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导致中国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匹配 财政支出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联系密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在GDP中占比越高,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也越高、预期寿命越长,贫富差距相对越小。数据显示,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发达国家,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万国际元,衡量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平均为74,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1.85岁。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5430国际元,仅为发达国际约1/5的水平,平均预期寿命为73.89岁,比发达国家低7.87岁,且贫富差距大于发达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79.56)。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34.09%,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都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和政府行政运行费用增速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上有很大差异。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支出结构,主要体现为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事务支出占比高、民生领域支出较低,而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则是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为主。 从经济建设领域的投入来看,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投入”占比都低于10%。中国该数据超过32%,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图2)。其中“经济事务”及“房屋和基建:两项分别19%和13%。远高出发达国家的9.2%和1.4%。 从进一步细分结构看,我国经济建设领域中城乡社区事务投入最高,2019年达到2.5万亿,主要投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社区管理事务两方面,其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自2017年起增速始终高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增速高达16.85%。 若考虑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投入(2019年专项债发行规模为4.36万亿),我国的房屋和基建支出规模则更为庞大。 行政支出是财政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在当今的国际标准框架中通常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秩序与安全和外交事务。 数据显示,我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去除治安安全部分,我国的一般公共服务占比为18%,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 进一步细分看,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在我国一般公共服务中比达32%,是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去向,且2017年以来该项支出增速持续高于9%,快于经济增速。而其中行政运行费用占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占比超过67%,2019年,仅行政运行费用规模就达到3658亿元,近三年增速一直在9%以上。 民生支出则涉及医疗、教育及养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部分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远低于发达国家。 从细分领域看,差距主要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投入方面。 民生支出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医疗投入领域。我国是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卫生财政支出最少的国家之一,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三.我国财政应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投入 以上数据比较显示,从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不少,但其中民生性支出占比较低,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养老金支付等社会保障措施和医疗投入急需增加。而财政支出中占比较大、增速较快的“经济建设”及“行政支出”均可适度缩减,以实现财政资源向民生支出领域的倾斜。 在经济建设领域,城乡社区建设方面支出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可持续以及增长过快问题。每年我国有1.5万亿财政资金投向城乡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中,假设基础设施的折旧水平为5%,则仅2010-2019年建设的基础设施未来每年将产生的折旧成本就达到3600多万/年。除此之外,2019年,城乡社区的管理费用规模为3500多亿,主要流向城乡社区的行政、机关服务等部分,增速达到19%,远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存在精简压缩的空间。 在行政支出方面,我国在政府办公室(厅)及相关事务中支出达到6500多亿,增速达到9%,综合考虑城乡社区管理费用,我国每年在管理方面支出达到1万亿以上,随着政府简政放权、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行政支出也应该适当削减。 [表1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统计数据为2017年。 [图2注]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领域支出包括经济事务及房屋和基础设施,行政支出包括一般公共事务及治安,民生保障支出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及教育,其它包括国防。
近段时间,包括江苏、河南等多地印发《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以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作用、提高政府投资效益、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记者了解到,政府投资条例出台一年以来,政府投资加速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轨道。投融资体制改革步稳蹄疾,多项相关配套制度正在提速推进。 政府投资,是指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业内指出,一般来说,政府投资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基础设施类投资,另一类是非基础设施类投资。政府投资作为一项重要政府职能,既是实施宏观调控、落实国家和省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力抓手。 近段时间,多地出台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将政府投资纳入法治轨道,重大投资政府投资将有章可循。 例如,日前,山东省政府常务会议透露将出台《山东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对政府投资过程中计划管理、投资决策、项目实施等关键环节的行为进行规范。与此同时,《河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将于10月1日起施行。经江苏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也于日前正式印发实施。此前,包括甘肃、浙江、吉林、海南等多省也出台了政府投资管理办法。 上述管理办法,从政府投资范围、投资决策程序、年度计划管理、项目实施、投资监管等方面,对政府投资管理提出了规范化的制度设计。其中,对政府投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例如,《河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并应当遵循科学决策、规范管理、注重绩效、公开透明的原则。 此外,上述管理办法还就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统筹安排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项目,规范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等作出规定。 “各地陆续出台的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总体上贯彻落实了政府投资条例提出基本原则,深化细化了相关规定和要求,也坚持了问题导向,更具备可操作性。”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吴亚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事实上,本轮投融资体制改革始于201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此揭开新一轮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大幕。随着上述意见的深入贯彻实施,我国投融资体制在改革理念、审批制度、政府职能、管理责权、中介服务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革。 2017年2月份,国务院颁布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规范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2019年7月1日起,《政府投资条例》作为我国政府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正式实施,开启依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进程。这两部法规共同形成了投资管理领域完整的法律法规框架,标志着我国投资管理体制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了解,在《政府投资条例》出台前,我国政府投资活动一直是依靠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一些地方性规定进行规范的。 三是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环节,清除部门壁垒,打通各种运输方式连接的“最后一公里”,培育一批现代物流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四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放开金融业市场准入,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供给,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科创板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注册制改革,为新经济公司提供便利快捷的上市渠道。 五是深化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索扩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用途,拓展宅基地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六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促进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七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进一步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纽带作用,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孙韶华 王惠民)
这个经典的伦理问题,如今摆在中国经济面前。 一个是中国的“新世界工厂”,在外面被围追堵截;一个是中国的“旧房产龙头”,现在是债务缠身流言满天。答案看上去很简单,肯定是救让中国硬核技术扬眉吐气的华为。恒大这样的大型房地产+债务集团,代表着中国旧的发展模式,旧的增长动能,以及越来越多的麻烦制造者。 然而答案还真不是这么简单: 1,华为出现问题,短期内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只是会严重影响长期国运:代表中国经济迈向新动能、高质量发展的龙头企业折戟沉沙,无疑是对国运的打击沉重。当然,华为这种天然的狼性文化企业,一直在水里,不是一般风浪能打倒的。 2,恒大一旦出现问题,上万亿债务,上千家金融机构,上百万就业人员,几万座烂尾楼,在当前本就脆弱的金融体系上,保不准会引发一场金融动荡。虽然现在警报解除,但那份“谣传”的请求政府支持的报告所描述的情况,可能大部分也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与华为相关的就业不一定比恒大少,但是至少没有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 3,非常重要的一点,华为的问题,并不是政府花钱能救的。甚至可以说,华为现在的麻烦,大部分是谁惹的?一个如此开放的民营企业,为何成为美帝国围追堵截的对象? 所以现实的情况大概率是,政府要救华为,不仅救不了,还会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政府若想支持华为,唯一做的可能就是——外交上多一点策略,少一些直接对抗。 但救恒大就简单了,不过是个钱的问题。最近几年,从安邦,到华融;从明天,到海航,不都有惊无险的救助了吗? 一旦发生问题,终局不难推演:债务重组,国家队接管,换个牌子消化包袱,继续经营。何况债务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房地产资产,只要房价再涨一下,不仅没有损失,还会有盈利。 恒大的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明股实债对赌协议,的确压垮了不少资本大佬,比如俏江南。何况这次传闻是1300亿。 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国运抉择问题:未来的经济动能,是靠世界工厂、新型制造业,还是继续靠建筑工地、房产债务集团,以及地方政府长期依赖的土地财政。 图1. 外需冲击下经济复苏有赖于基建和地产“双引擎”发力 对国家来说,有些行业的确代表着未来,是诗和远方,是构建大国基业长青的力量。但眼前的苟且可能更重要。客观的说,在过去几轮下滑周期里,主要的经济拉动力量还是房地产+大基建。房地产救中国(以及中国足球),房地产创作信用和货币,房地产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压舱石,这些或许并不是夸大其词。 图2. 房地产是整个经济周期之母 图3. 近年来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基建 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人员,我不赞同从道德上对某个行业进行严苛审判,或者过度的妖魔化。如果没有这么多优秀的房企建了这么多优质的房子,中国的老百姓可能还是像几十年前那样住在拥挤不堪的筒子楼里。在每一轮经济下行周期里,如果没有房地产投资的拉动作用,中国的GDP下滑幅度和失业程度可能会非常悲惨。 图4. 房地产对GDP的贡献 可以说,大型房地产商的崛起,是中国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的微观映射。如果过去一轮工业化进程崛起的是制造业企业家(张瑞敏,曹德旺,董明珠等),以及后来财大气粗的煤老板,现在轮到了房地产老板(王健林,许家印,王石等)。看看现在谁还在玩足球或拍电影(需要超级自由现金流),就能发现这种行业轮动的奥妙了。 图5. 2010-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但是现在应该到了一个转折点了。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0%,中国的人均住房水平也近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还是依靠债务和投资拉动,而且债务越积越多、房价越来越高,这样的结局如何收场。掌握更多数据和情况的领导层,并不是不清楚。 这是一个不收敛的超级耗散系统:债务膨胀+房价飙升。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或者在这个正反馈系统下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结局一定是以债务崩溃+房价破灭的极端形式出现。市场是好的,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模式,尤其是对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但是,市场一旦加入了债务这个魔鬼(金融加速器),掺入了政府土地财政等复杂因素,它的出清方式也是非常残酷的。 不稳定是市场内生的,加入债务后就会以金融危机这种极端的不稳定现象呈现。一轮大周期,尤其是扩张速度快的大周期,关键的不是如何起飞,而是如何软着陆。改革开放四十年,每一次轰轰烈烈的运动式发展,着陆起来都非常不容易。这一次轰轰烈烈的房地产大投资,全国一片拆迁现场、建筑工地,背后又是不堪重负的债务:房地产商开发贷、政府地方债、居民房贷。一片债务大爆炸的蛮荒景观。这一切该如何收场? 有人说,继续这样也能凑合着混下去,靠房地产有什么不好的,中国人的购房热情还那么高,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吧。这是比较“幼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想法,对这种想法我只说两点: 第一,理论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可以实现瓦尔拉斯均衡或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市场,它是超级依赖债务并与一级土地供应商政府千丝万缕联系的畸形市场。这样畸形的市场,发展起来非常野蛮,出清起来绝对也是核弹当量级的。 第二,现实中,假如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日本的房产泡沫破灭危机与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在中国,你觉得我们现在的金融治理能力和金融危机救助经验,能像美国那样量化宽松转嫁出去吗? 图6. 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面临无债可买的困境 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是治理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为什么要打击房地产的供给侧呢?按照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如果一个商品的价格过高,肯定是供给跟不上需求。在这个理论下,房价涨的快,应该大力支持房地产商,让他们多造房子、多卖房子,房子供给充足了,价格不自然就下来了吗? 这里面存在几个供需理论上没有考虑到的现实问题。第一个是政府捂地,房产商捂盘的问题。因为土地垄断,私人不能随便买地建房。在房价上涨预期下,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涨落比较急促,是要涨就翻倍的涨,今年卖和明年卖,价格和收入可能就要差一倍。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商有坐庄囤积居奇制造供给缺口拉高房价出货的动力。 图7. 国内各行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第二,中国的房地产业是一个债务密集度极高的行业。从拿地,到建安,到销售,整个流程几乎都是债务支撑着。房地产商几乎就是依靠债务空手套白狼,同时购房者的购买力也是靠借贷提供,虽然首付要求很高,但是很多首付都是靠消费贷和其它贷款来补充,这意味着零首付。所以整个行业对债务依赖度极高。这个现象造成了债务支撑下的房价飙升和虚高。 图8. 上市房企有息负债规模(亿元) 第三,除了债务创造的虚高购房需求,土地转让金和其它税费,则构成了成本推动型的房价攀升模式。有学者测算过,中国的房价成本里面,被政府拿去的在75%以上。在人力、财务和建筑材料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房地产商的利润越来越稀薄,于是只能走一条路: 通过扩大债务加快资产周转率。薄利,只能多销。 所以深层次的问题在哪里呢?恒大们可能只是一种表象,背后的土地垄断、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可能才是症结所在。因此管制房地产债务,短期内可能倒逼他们为了降低资产负债率打折销售囤积的房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价上涨压力。但是当他们的住房供给能力被破坏后,房子的供给出现不足,难免会在局部地区造成购房恐慌(房屋库存不足),进一步诱发房价上涨。 图9. 各省隐形债务规模 相对来说,华为及其所在的行业,市场就比较纯粹一些,而且大部分是海外市场,与政府的利益纠葛近乎没有(那些宣扬华为内部与政府勾兑的言论没有什么根据)。我认识不少华为的工作人员,他们有严明的客户营销和开拓纪律,与政府的距离是底线。也正是因为不想多纠葛(因为在国内要开拓业务很难脱离地方政府),才以海外市场为主。这就使得华为具有天生的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冲浪的经验。 另外,在众多制造业企业经不住诱惑大力开发房地产、财务公司做金融的时候(海尔地产、海信地产、格力地产等),华为丝毫不为此动心,所以也没有染上吸食债务鸦片的恶习。 所以,华为落水了,真的不太需要政府去救,因为华为一直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大风大浪中。而且政府救起来大概率是适得其反(道理你懂得)。对于华为来说,国家和政府所能做的就是: 以开放、智慧的外交策略营造更好的国际营商环境,不要让中国的民营企业成为两国关系处理不善的牺牲品。 当然,华为的被围追堵截,也是因为自己越来越强大,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是横扫千军。这难免引起竞争对手的恐慌,甚至触发了国家的安全性反应。这可能是华为在深水区中,不得不面对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风浪。 天地不语,四时行焉。无论是华为,还是恒大,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房地产,该来的早晚要来。天道酬勤,天道酬善,自助者天助。我们共同祈愿:华为平安,恒大无恙,国运绵长。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CIA)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2013年因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监听项目机密文件被通缉。美国有点电视新闻网援引法庭记录称,斯诺登已经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超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94.7万元),这笔收入主要来自他的自传《永久记录》和演讲等。 2019年9月,美国司法部对斯诺登提起诉讼,指控他违反了保密规定,自传出版前未能将原稿传给政府审查。一位联邦法官12月裁定,针对这种违法行为,美国政府有权获得这本自传原始版本的全部盈利。 据悉,斯诺登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协议,这笔款项将被记入信托账户。斯诺登的律师称这份协议于22日提交给法庭,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能够立刻拿走这笔钱,因为斯诺登正在考虑对法官此前认定他对泄密负责的裁决提起上诉。 2013年,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国家安全局正在收集数百万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致美国大规模监听活动曝光,全球舆论一片哗然。随后他逃离美国,此后一直在俄罗斯居住,并因间谍罪等被美国起诉和通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