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央行货币投放和银行信贷扩张力度大幅增加,显著体现在一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实体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13.9个百分点至259.3%。根据我们估算,全年宏观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增加20%左右,后三个季度的杠杆空间主要来自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杠杆率环比大涨9.8%,主导一季度宏观杠杆变化。社科院公布的一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从去年底的245.4%上升到了259.3%,大幅跳升了13.9个百分点。分析结构上的变化不难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贡献了主要的环比涨幅,杠杆率上行9.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环比上行2.2和1.9个百分点。总结而言,在一季度宽货币和宽信用的环境下,各部门杠杆率齐升,企业杠杆率涨幅最大。 一季度各部门杠杆增量的来源。企业部门杠杆大幅扩张主要源于宽松的信贷和债券融资环境,一季度通过贷款融资6万亿,发行债券融资1.8万亿。企业非标融资继续收缩,但降幅明显收窄。居民部门杠杆主要来自购房贷款,一季度新增居民贷款1.08万亿,其中个人购房贷款就新增1.21万亿。政府杠杆率提升主要受政府债券继续前置发行影响,且力度明显超过2019年。 据估算,2020年末宏观杠杆率水平可能较去年提升20%左右。根据3.5万亿专项债、5000亿特别国债和3.6%的赤字率的假设测算,政府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提升6.4个百分点。考虑到企业杠杆在一季度已经大幅提升,后续杠杆空间将有所收窄,预计全年杠杆率增幅不会继续上升太多,如果按照全年企业杠杆率增长11%,居民杠杆率增幅全年维持在3%测算,全年宏观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提升20%左右。 中长期看,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有望进一步扩张。政府方面,化解隐性债务的目标以及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将使财政政策阶段性扩张的需求更加强烈,或将导致政府杠杆在未来几年内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居民部门方面,目前国内居民贷款结构中,消费和房贷比重不高,经营贷款占据了不小的比重。未来借贷购房需求的增加以及居民超前消费意识的提升,将使得居民房贷和消费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或使居民杠杆率继续维持升势。 宏观杠杆将由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近年来,金融监管的加强使城投平台融资受到明显的抑制,而政府信用通过置换债、专项债得以扩张。部分省级行政区的城投有息负债开始出现收缩,如天津等地出现的阶段性震荡下行趋势。在化解隐性债务的过程中,未来城投平台的债务融资能力可能会出现趋势性的下降,政府通过扩张债务的形式对其支持的力度将有所提升,这种趋势也将体现为杠杆或债务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 正文 受疫情影响,央行货币投放和银行信贷扩张力度大幅增加,并十分显著地体现在了宏观杠杆率上——社科院公布的一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从去年底的245.4%上升到了259.3%,上升了13.9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的跳升主要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全年杠杆率将上升到什么样的水平,未来一段时期内各部门杠杆率的趋势如何,这是本篇报告希望讨论的内容。 杠杆率大幅上升,全年怎么看? 企业部门杠杆率环比大涨9.8%,主导一季度宏观杠杆变化。社科院公布的一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从去年底的245.4%上升到了259.3%,大幅跳升了13.9个百分点。分析结构上的变化不难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贡献了主要的环比涨幅,杠杆率上行9.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环比上行2.2和1.9个百分点。总结而言,在一季度宽货币和宽信用的环境下,各部门杠杆率齐升,企业杠杆率涨幅最大。 杠杆率的提升由两个效应引起。第一个效应是各部门的债务本身有所增加,第二个效应则是受疫情影响分母GDP有所下降。如果以GDP(TTM)作为分母,疫情导致的GDP收缩效应为企业、政府、居民杠杆率分别贡献了一定的增幅。因此,若分母不变(按照去年名义GDP来计算),企业、政府、居民杠杆率约分别上升7.9、1.7和1.2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主要依靠购房贷款。一季度新增居民贷款1.08万亿,个人购房贷款成为主要的支撑项,新增1.21万亿,说明一季度的居民杠杆主要来源于购房贷款的增量。非金融企业部门方面,杠杆大幅扩张主要源于宽松的信贷和债券融资环境。年初以来,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给予企业战疫支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企业部门一季度通过贷款新增融资6万亿。与此同时,极度宽松的市场流动性使企业发债融资环境大幅改善,一季度非金融企业大量发行债券,净融资1.8万亿。另一方面,非标监管仍未放松,企业非标融资继续收缩,不过降幅明显收窄,并未对企业融资形成太大拖累。 政府发债继续前置,超过2019年。受制于经济下行压力,近年来政府债券发行不断前置。1月和2月地方债发行规模同比激增超过70%,其中专项债同比翻4倍,由于今年1月和2月份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的大幅放量,2020年3月地方债同比有所回落。一季度地方债新增总规模1.6万亿元,其中专项债新增规模1.08万亿元,占比84%。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发行节奏的进一步前置,使政府杠杆率增幅高于往年。 全年宏观杠杆率估算 政府部门:根据3.5万亿专项债、5000亿特别国债和3.6%的赤字率的假设,结合去年名义GDP和社科院公布的政府杠杆率数据测算,今年政府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提升6.4个百分点。由于一季度政府部门杠杆率环比增幅为2.2个百分点,后三个季度政府部门仍然有超过4个百分点的杠杆率提升空间。 企业部门:图1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今年一季度杠杆率的变化与2009年一季度非常相像,即企业部门杠杆率大幅拉升。那么,2020年企业杠杆率能否像2019年一样,二季度继续拉升,全年实现20%的增幅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2019年企业杠杆率的大幅上行源于“四万亿计划”和城投公司比较激进的加杠杆行为,是存在一定持续性的。但今年一季度的企业杠杆抬升,完全是因为针对疫情和复工复产的贷款支持引致。这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在今年“房住不炒”和非标融资受限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加杠杆的主体大幅减少了,而疫情期间的救助贷款只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因此,考虑到企业杠杆在一季度已经大幅提升,后续杠杆空间将有所收窄。 如果按照政府杠杆率提升6.4个百分点,企业杠杆率提升11个百分点,居民杠杆率3个百分点的增幅估算,2020年末宏观杠杆率水平可能较去年提升20%左右。 杠杆率的中期趋势:转移与扩张 国内宏观杠杆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最近十年以来,国内宏观杠杆率快速上行,从略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的位置上涨到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从结构上看,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和居民杠杆的快速提升是主要原因。与发达市场平均水平的横向比较看,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显著较低,但如果算上40万亿左右的城投公司有息负债,就与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非常接近。相比之下,我国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并不高,较发达市场还有接近20%的空间。 转移:企业部门to政府部门 隐性债务化解是宏观杠杆从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的过程。从2015年隐性债务置换开始,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来接手政府有偿还义务的债务。在置换债逐渐发放完毕后,新增专项债发行量不断提升,部分可能用于借新还旧。与此同时,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对城投公司无序的金融扩张进行限制。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省级行政区的城投有息负债开始出现持续收缩,比如天津,还有部分省份出现阶段性的的震荡下行趋势。我们认为,未来城投平台的债务融资能力可能会出现趋势性的下降,政府通过扩张债务的形式对其支持的力度将有所提升。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看,这种趋势将体现为杠杆或债务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 扩张:政府与居民 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 控制隐性债务和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阶段性的财政扩张。(1)上文中已经提到,存量隐性债务规模巨大,通过政府财政化解的过程很可能会给财政带来大量“赤字”(尽管专项债目前不列入赤字),地方政府依靠发债来弥补这些隐形债务使其显性化,必然会增加政府杠杆率。(2)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和国内“三期叠加”,财政政策逆周期扩张的需求更加强烈。这种扩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增加支出对冲疫情冲击,尤其是通过专项债的形式提振基建支出以刺激经济回暖;另一个是减税降费,增强市场机制的活力,是长期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方向。从上述逻辑看,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会保持较快增长。上述两个因素或将导致政府杠杆在未来几年内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居民:加杠杆的空间 国内居民杠杆率因房贷增加而快速增长,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从2012年一季度到2020年一季度8年的时间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29.5%,其中大约17.2%的增幅能够用个人购房贷款的上升来解释。但是,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国内居民杠杆率水平还有约18.3%的差距,与美国相比有20.2%的差距。过去国内居民杠杆率的抬升主要与个人购房贷款的增加有关。 未来房贷和消费贷占比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国内居民贷款的结构中,经营性贷款占比偏高,消费和房贷占比相对偏低。从购房贷款方面看,国内居民的房贷占总贷款的比例仅有56%,而美国住房按揭贷款的占比为69%,相比之下国内居民购房贷款的占比偏低。过去房价快速上涨,居民买房需求旺盛以致购房杠杆快速上行。虽然近年来新房销售增速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的购房杠杆触顶。相反,在房价已经上涨到高位,叠加“房住不炒”的情况下,从2018-2019年的市场表现看,二手房挂牌出售热度明显上升,二手房价也明显跑输新房,二套房主的供给压力可能会使二手房市场维持稳定的成交量,使居民杠杆率继续维持升势。消费贷方面,我国居民超前消费的意识并不强烈,但是随着未来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1)一系列的政策鼓励,(2)金融工具(信用卡、白条等)的创新和普及(3)消费观念的改变可能会带来居民超前消费意识的提升。 结论 一季度宏观杠杆率环比大增之后,我们认为全年宏观杠杆率的扩张还将继续。根据我们估算,全年宏观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增加20%左右,后三个季度的杠杆空间将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政府方面,化解隐性债务的目标叠加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将使财政政策阶段性扩张的需求更加强烈,或将导致政府杠杆在未来几年内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居民部门方面,未来借贷购房需求的增加以及居民超前消费意识的提升,将使得居民房贷和消费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或使居民杠杆率缓慢提升。放眼中长期,城投杠杆向政府杠杆的转移,政府和居民杠杆率的扩张将是一段时期内的基调。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车宁 疫情防控收官际,重振经济发力时。 然而,当下不同过往,与2003年乃至2008年相比,我国经济结构已有质的改变。一方面,消费而非外贸、投资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贡献率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这一趋势的发生已有六年之久且仍在持续;另一方面,之前曾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为市场寄予厚望的投资,其边际效应则逐渐衰减,再加上国外疫情走势不明,外贸秩序深度重整,消费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头雁。 在种种刺激措施中,消费券由于见效时间快、影响范围广、乘数效应高、负面作用小等优势而广为青睐。仅在五一期间,全国就至少有24个省份、68个城市启动消费券发放,涉及餐饮、百货、出行、文体等方方面面,上海的“五五消费节”更是成为城市的新名片,其消费券发放额度累计超200亿元,带动的火爆消费盛况为全国其他地方所艳羡。 然而,效率之下也需关注公平。一方面,消费券以电子形式基于网络平台发放,其外部性也因为网络效应而放大;另一方面,消费券发放为政府所组织,甚至有财政资金投入,这较之企业行为具有鲜明的公益性。如果说本轮消费券发放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公共政策的首次大规模实践,那么这场“红包雨”更理应雨露均沾。 网络平台改变了什么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消费券的发放原本也是如此。早在1933年,德国政府就为应对一战后的大萧条而定期向国民发放用于购买食物、日用品的小额消费券;而在1999年,日本政府也因经济泡沫破灭而向15-65周岁的全体国民普发“地域振兴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台湾、杭州、成都等地方同样进行了类似操作。 本次的改变源于时代。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在带来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更将其影响从线上投射于线下,由市场旁及于民生,作为“国民应用”的电商、社交等头部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公共基础设施”,消费券的发放也毫无意外地采用了这一发展成果。 互联网平台带来的并不仅是表面上消费券发放形式由纸质到电子的改变,而是有其更全面的优势:一则,互联网平台覆盖广泛,不仅在B端和C端都有大量用户,还坐拥影响持续扩大的消费场景;二则,互联网平台功能强大,不仅基于海量用户群体和精准营销手段而有更高的投放效率,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而使得受众选择更为精准,出现问题更易溯源;三则,互联网平台风控过硬,对于消费券发放中屡屡出现的“羊毛党”和“黑色产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具和经验,更能降低损耗,使“好钢用在刀刃上”。 不过,互联网平台的作用加成有其两面性,关键在于外部性效应的扩大而可能导致公益的天平失衡。对于被影响的产业来说,消费券发放与其说是原有生态的修复,不如说是未来结构的重塑,并且一时一地的消费隐然有其总量上的天花板,在A处消费后作为与其有替代性的B处就可能被“无视”。另外,消费券的发放毋庸讳言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政府的倾向性在互联网平台及其背后各项前沿技术的加持之下,其作用显然如虎添翼。因为乘数效应等因素的不同而选择扶持不同产业本身并无可厚非(特别是在当下),但由此产生的外部性还应有所控制,至少不能因此给正陷入“后疫情泥沼”中的产业以“次生伤害”,有意无意地“以邻为壑”。 公平并不应仅限于被影响的产业,参与发券的机会也理应公开、公正。公平并不意味着要人人有份,也不意味着要以反垄断为名排除某个个体,而是要首先做到程序上的一视同仁,将准入等重要环节置于阳光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另外,也应有更多平台(不仅仅是现在的少数头部平台,而是有更多政务、生活服务平台)被允许参与活动,更多主体被鼓励投放权益,除了特定商家提供的“满减”服务外,上下游企业如银行、电商等还可以参与进来,提供诸如免分期费、包邮等激励。既然是政府组织的“公益活动”,那就首先要保证大家都有公平参与的权利。 不要怀疑企业们的参与热情。进入所谓的互联网经济“后半场”,消费券发放已是为数不多的大规模廉价获客机遇,再叠加疫情导致的“非接触”生活模式,中老年客户在社交、支付等平台的用户量又迎来新一轮的增长,而他们也正是金融机构所定义的“财富客户”。不管是“新兴”抑或“古典”的互联网,不管是商超抑或银行,各方都需要以消费券的发放为手段获客、活客,巩固和扩大领先优势。 不仅如此,消费券的发放还被赋予了更深的战略期许。随着消费互联网的红利“见顶”,相关企业都在摩拳擦掌,积极拓展2B(大B)、2G(政府)业务。通过消费券发放,企业不仅密切了和地方政府的合作,还将旗下平台持续打造为“吃喝玩乐”的基础设施,整合各类商户,实现向线下、向生活场景的突围,更可以从中掌握更加鲜活、更加多元的海量数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竞争的制高点。而这更从侧面反向增加了消费券发放公平实施的必要性。 政府参与改变了什么 其实,平台发券这事本来也“平淡无奇”,对于适应了电商购物的我们来说,下单先领券已然成为“天经地义”的行为模式。而“618”、“双11”、“双12”等也因其琳琅满目而不失诚意的打折活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狂欢日”,就连疫情期间大行其道的“主播带货”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这一逻辑的继续深化。 带来改变的是政府参与。如前所述,政府参与、引导、组织消费券发放活动本身就使其具有鲜明的政策色彩(而不再简单是一个商业活动),更不用说还有财政资金的参与。既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就要首先考虑维系所谓“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健康关系,一方面不能有损市场的正常生态和内在活力,另一方面还不能有损公平,使政策异化为利益输送。 我们知道,政府并非生产部门,将部分财政资金用来发放消费券也就意味着是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在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将财政资金应用于消费就意味着不能应用于投资,花费于当下也意味着削减了长远。一方面,要谨慎评估作为干预经济手段的消费券发放的有效性和比较优势(尤其是与投资相比);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用途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惠及人群的改变,这里同样需要公平,至少不因此使其原本的权益受到损害。 进一步地,由于当下的经济衰退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危机,前者从卫生领域触发,属于经济生活的突然停摆;后者由金融市场引起,属于金融扭曲的集中爆发。与后者相比,前者虽不需要小到企业个体大到全球经济资产负债表的全面盘整,但也更需要在短期内注入信心、流动性等重新激活经济循环。因此,看似简单的消费券发放,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也并不单纯,而是具有了扶贫救助、社会福利、刺激经济三重色彩,其平衡既需要更加精密的方案设计,也需要其他政策的支持。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其效应发挥持续走高(杠杆率据称已突破10倍),但消费券发放自身不应也不能唱“独角戏”,不能替代其他政策措施的实施。 更何况作为消费券发放基础的财政资源本身也有限制。随着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一些地方在转型中正在经历财政收入停滞乃至收缩的阵痛,土地财政淡出的同时并没有兴起与其作用相当的新增长点,在财政资金有限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应屈从于羊群效应而盲目攀比。另外,虽然消费券不像现金具有储存功能,但消费能力却可比现金,在市场大量发放消费券无异于注入流动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价格波动。在这里,政府同样要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发挥政策作用、激发企业积极性和保障消费者权益之间做好平衡。 另外,从法律关系层面来说,消费券发放还不仅是宏观的政策行为,而更深入到具体交易方式的改变:先不说财政资金的投入,由政府组织的消费券发放本身就意味着对入选企业的认可,通俗理解就是政府在网络平台上为企业打广告。然而,同样的“药物”在不同的对象上面却有不同的“疗效”:在企业方面,一是企业本身是否对消费券、对互联网手段是否敏感,二是企业是否为政府所中意(是否能带动更长的产业链条、是否本地企业等),三是消费券对不同企业的作用也不相同;在个人方面,城乡、贫富、年龄乃至消费习惯的不同也都会影响作用的最终发挥。政策一方面要注意最基础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也要关照实质正义的实现,最起码应该避免挤出效应和本位主义(地方保护)。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就在本文写作的当下,政府基于互联网平台组织的消费券“红包雨”依旧飘零如注,我们所呼吁的“雨露均沾”也不是平均,而是公平。而所谓“公平”(just),正如著名思想家罗尔斯所指出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在经济重启的“奇点”时刻,虽然消费券发放被赋予了刺激经济、扶贫救济等职能,但其作为制度设计至少不能有违于公平正义。这就需要施政者从制度设计到方案实施多管齐下,始终将消费券发放置于法治、公正的轨道之上。 制度设计方面。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由于政策实施的公益性、网络加剧的外部性,更应该做好政策之间、地方之间乃至中央职能部门之间的统筹,增强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加强立法工作。在这方面,财政部虽然在2009年制定有《关于规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但时过境迁,内容多有不敷使用之憾,且立法层级较低。因此,首先应提升立法层级,使制度更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另外也应完善准入、评价、退出等关键环节的工作程序,并考虑增加相应罚则。 方案实施方面。一是提供更加开放的供给,在依法、公正的前提下增加更多的消费券发放渠道,特别是针对不熟悉网络的特定群体要保留传统的发放方式,使这项本应立足于公益性的行为更具有获得性。二是提供更加多样的产品,基于开放、公平原则,既照顾到不同企业广告宣传、拉动消费的需要,也惠及于不同消费者不同的优惠使用偏好。三是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既然有政府一定意义的“背书”和数据风险隐患,那就更应该厘清责任边界,保障以知情权、选择权为核心的消费者权益和以控制权为核心的信息安全权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新冠疫情的发生特别是其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持续,使得原本沉寂单调的理论反思陡然勃兴。深刻者或以为其是信用经济长期扭曲的必然恶果,或以为其是Pax Americana(美式和平)之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起点。然而这些都失之于“宏大”,至少从眼前而言,经济恢复的关键还在于“信心”,消费券发放政策实施的起点和目标也在于信心。而信心恢复一方面固然需要医学手段的进步、消费预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经济生态和消费环境的优化,而这正是公平正义的力量。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新兴商业模式的长期观察者,现就职于某大型银行,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值此之际,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疫情前,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由于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经济在后三个季度中能实现6%的增速,中国经济在2020年的增速应可达到3.2%。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是否能过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简单的计算可以显示:2020年后三个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必须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必须明显超过2009年和2010年。 余永定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失败。否定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种观念必须纠正,必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尽管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种种缺陷,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但必须看到,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不可能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不可能实现GDP由2008年的4.6万亿美元到2019年的14万亿美元的上升。事实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而且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为了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2010年中央专门增加财政支出1.18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2.8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赤字率从2008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3%成了金科玉律。有什么道理?不知道,大概是教科书说的吧。但现实情况是: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为9.8%。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不但稳定了金融体系而且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复苏。有哪个国家遵守3%规则?没有,一个都没有。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支出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而在需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往往是是经济增速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时期。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累积的财政赤字)对GDP比的提高。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四万亿元。 不仅如此,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得到充分恢复之后,在许多领域,政府恐怕还要继续执行抗疫纾困支出的政策。特别是,政府还要对因疫情而失业、半失业但未得到社保体系覆盖人群提供救助。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过去一些出口导向企业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一些订单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转型,需要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专门设立一个支出项目来帮助这些企业通过转型的难关。 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执行减税降费政策,中国财政收入必然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率明显上升是难以避免的。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好的。自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的平均值不到2%。不少西方国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实际财政状况要比中国官方公布的差很多。例如,世界银行提出了“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IMF把许多在中国并不作为赤字的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一些预算项目的收支差额算作赤字,从而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提高10%左右。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概念大大夸大了中国财政的脆弱性,中国在决定财政预算时完全没有必要受这一指标的束缚。 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对GDP比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低,更是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显著低于欧盟(包括低于德国)。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比较高,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但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对GDP比仍不超过50%,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债务对GDP最低的三十多个国家之一。 第二,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债务人无法根据约定偿还债务,不再继续提供融资,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其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国债余额。有谁会怀疑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国债券呢?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第三,杠杆率是一个动态概念,杠杆率的变动取决于国债余额和GDP的相对变化。降低杠杆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分子,一个是加分母。分子是中国的债务余额,分母是GDP。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GDP增速。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个途径降低杠杆率的。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就是因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财政赤字对GDP比和国债余额对GDP比都有显著提高。原因何在?是财政支出过快吗?不是。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5.7%。结果,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显而易见,中国2020年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财政状况就没办法改善。靠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降低杠杆率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毫无顾忌地增加本国的杠杆率,中国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增加政府杠杆率的国家,为什么偏偏中国要犹豫不决呢? 第四,尽管中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但中国企业杠杆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高杠杆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因此而避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呢?中国不少企业之所以杠杆率很高是经营不善,而又缺乏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首先,中国企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是股市发展不够健康,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缺乏资本金。事实上,对于国有企业,其资本金要求同私有企业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 第五,我希望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增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居民部门之所以要储蓄,是为了推迟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恰恰满足了居民部门对储蓄的需要。一般而言,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就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府将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当然,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健康发展,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可以有所降低的。另外,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背负大量外债,则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外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众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特别是一般预算开支的增加往往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召开花销巨大并无实际意义的国际会议早已已经招致公众的不满。为此,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高,因而对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财政赤字是否应该突破3%这一门槛存在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相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抗疫纾困,中国政府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的,对此我们抱有充分信心。 本文来源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静波 政府也必须考虑,让每一位国民自己想想能做什么,不要事事都依赖于政府。只有政府与国民、整个社会团结一致,一起努力,最终才能战胜这一场疫情。 柳井正认为,在疫情冲击下,我们应该更多地需要汇聚世界的良知,认真思考在主业领域如何度过难关、如何多做贡献,要向世界求智慧,而不是关在房里一个人独想。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也令各国经济蒙受重大打击。不仅中小企业难撑局面,就连一些大企业也是雪上加霜。 这一场疫情,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暴发以来,人类相隔百年遭遇的最大一次致命的传染病。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力? 日本首富、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下了一个定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遭遇的最大危机。当然,也是优衣库创立30多年来的最大危机。 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柳井正社长,从他父亲的手中接过一家街头服装店之后,去了一趟美国,发现美国人有一种服饰,是周末出门时穿的,叫“休闲服”。而上世纪70年代,已经富裕起来的日本人,要不穿西服和服,要不穿工作服,很少有“休闲服”,于是他开始致力于休闲服的研发生产,铸就了现在的优衣库集团。 在过去十几年,柳井正一直与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一起,被美国《财富》杂志轮流选为“日本首富”。 柳井正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一胜九败》,讲述了自己挑战10次,失败9次的创业经历。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因为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想把自己打扮成经营的天才,唯有柳井正一直想告诉别人自己失败的“丑事”。于是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版,书在前几年,已经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出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优衣库很遭殃。首先是中国700多家店铺,有半数关闭。然后是欧美的店家被关。现在日本的许多店铺也被迫关门。 4月9日,柳井正社长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宣布了到2020年8月为止的上半年度决算业绩报告,预测公司的营业收益将比去年同期减少4.7%,为1.2085万亿日元(约798亿元人民币)。营业利润将减少20.9%,为1367亿日元(约90.7亿元人民币)。纯利润减少11.9%,为1004亿日元。这是自2011年2月以来,相隔8年出现了减收减益。 柳井正社长说,到3月底,优衣库在海外26个国家和地区有2246家店铺。但是从1月下旬到3月,多数店铺都被停业。优衣库在海外的营业利益比去年同期大减39.8%。而下半年度,优衣库集团整个营业利益预计将大减90%。 柳井正社长因此表示,这一次疫情是“战后人类最大的危机”,对于优衣库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如何应对疫情和疫情之后的经济? 柳井正社长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我们的手里还没有智能手机,但是到现在,我们的许多信息都来自于智能手机,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许多思路如果不跟着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被时代抛弃。 他说,我们在抗疫过程中,不能牺牲国民生活,更不能牺牲经济。没有经济收益,就无法生存。整个欧洲除了瑞典还维持店铺的营业,绝大多数都采取了“封城”的做法。大家必须明白,一度停滞的经济,如果要重新恢复,这要耗费许多的时间。我们在中国的店铺,最困难时,总共有将近一半的390家店铺关门。虽然现在都已经恢复营业,但是营业额只是以往的60%~70%,因为长时间关门,客人回不来。其他的产业我想也是一样。中国的情况况且如此,轮到日本这么做的话,复苏之路会更加遥远。 “所以,我很理解日本政府为了早日结束疫情,要求一部分店铺关门。但是有没有比全部停业关门更好的措施呢?作为企业必须要开动脑筋想出智慧。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如何在彻底遏制疫情的同时,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好好思考,拿出良策,而不是一味关停。经济如果停滞,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崩溃,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柳井正说。 那么,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如何去战胜这一次疫情带来的冲击? 柳井正社长说,随着疫情的蔓延,我们再次认识到,世界是相连的。世界金融危机时,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但是,现在有网络、有人工智能、有机器人,各种技术把各种各样的人与这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因此,我们必须跳出单体作战的思路,实现世界的大联合,各国一起合作一起努力来根治这一病毒。 他说,日本许多企业越来越像国营企业,随波逐流,把事业发展的重点过多地放在了人工智能和电子事业等领域,而忘记了如何做好自己的主业。在疫情的冲击下,我们应该更多地是需要汇聚世界的良知,认真思考在主业领域如何渡过难关、如何多做贡献,要向世界求智慧,而不是关在房里一个人独想。作为企业经营者,必须站在最前头与这些问题进行对峙。 2012年12月,安倍重新出任首相后,曾经三顾茅庐,亲自来到柳井正家中,邀请这位山口县同乡,出任安倍内阁的最高顾问。因为前面的民主党政权,请了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当顾问。 只是,安倍首相没有想到,柳井正会一口拒绝:“我只是一位商人,不适宜涉及政治。” 这次在谈到安倍政府应对疫情对策问题时,柳井正社长表示,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不扼杀经济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制定出有效对策。譬如应该告诉国民,所有人都应该参与病毒检测,让政府把握好全国的感染实情。然后应该强化出入境管理,对入境人员实施彻底的检查。其中最为重要的事,是要救助好贫困国民,尽快把现金发到国民的手中。 柳井正指出,现在大家开始讨论经济景气对策问题。我觉得,光喊产业振兴是不够的,必须跟必要的经济对策相配套。我们必须看清疫情之后的经济走向,把握好资金投放的力度与领域。政府虽然有必须救助贫困人群的义务,但是,如果国民从政府口袋里拿钱成为一种习惯的话,那是很糟糕的事。政府也必须考虑,让每一位国民自己想想能做什么,不要事事都依赖于政府。只有政府与国民、整个社会团结一致,一起努力,最终才能战胜这一场疫情。 柳井正社长的观点,归纳起来是以下6个: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 第二,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必须维持住正常的经济活动; 第三,关店停业容易,但是恢复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路会走得很远; 第四,疫情让世界连在了一起,所以各国必须开展合作,一起抗击疫情。 第五,经营者要善于汇聚世界的智慧,认真做好自己的主业; 第六,不要凡事都依赖于政府,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思考自己能干什么。 (本文作者介绍:亚洲通讯社社长)
达成三百万客户后,阿里云再瞄三市场:制造、金融和政府 阿里云三季度增速不及整个市场,这意味着,即使身为头部玩家,阿里云仍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市场机会。 来自38%的全球五百强企业、80%的中国科技公司,以及一半以上的A股公司,构成了阿里云客户的主体。阿里云是目前中国市场上最大云服务提供商。第三方机构Canalys对中国市场云基础设施的统计显示,阿里云在过去的第三季度领先第二名腾讯云一半以上的份额。阿里云在这一季度的增速为57.9%,而整个市场的增速为60.8%。这意味着,即使是头部玩家的阿里云仍将面临一个庞大市场机会。 通常而言,云计算服务市场不仅是计算、存储和网络的基础设施服务,还包括上层的各种应用。12月3日,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在该公司在广东举办的行业峰会上首次披露,阿里云全球企业客户数量已超过300万。阿里云已经从单一形态的IaaS云基础设施,演变成涵盖云计算、数据智能、智联网和移动协同技术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Canalys的分析师认为,人工智能的引入是中国云计算玩家拉动市场份额增长的关键。 2018年底,阿里巴巴集团组织架构调整,原阿里云事业群升级为新的云智能事业群,整合了技术中台和达摩院两个部门,而张建锋也是在这次调整中取代胡晓明,开始掌管阿里云业务。比外界从公告中获悉的内容更多的是,阿里巴巴内部的多个业务部门也发生了变化,与之匹配的管理岗位负责人也有调整。阿里云智能数字政府事业部总裁许诗军告诉新京报记者,正是这次调整后,将新零售和数字政府设定为重点覆盖的行业,其所在的部门在2019年1月成立。 不仅如此,在随后3月的战略调整中,金融云业务也随之变化。阿里巴巴将阿里云金融团队和蚂蚁金服的技术团队合并。集团副总裁刘伟光担任这一新组织的负责人,他的新名片印着两个部门的职务,分别是阿里云智能新金融事业部总裁和蚂蚁金服金融科技总经理。目前,他需要向两个领导汇报工作,一个是张建锋,另一个是调任蚂蚁金服集团总裁的胡晓明。 对于两个部门的合并,刘伟光告诉新京报记者,上游拓展、技术架构师以及交付实施体系的部门从蚂蚁金服转移至阿里云,而研发团队则继续保留在了蚂蚁金服。这一调整的原因是,阿里巴巴已经成长为经济体,并将云计算作为三大战略,也是其“2B”(面向企业级)业务的唯一出口,而单纯依靠蚂蚁金服无法完整满足企业上云的需求,后者还包括底层的基础技术。目前这两个团队已经平滑交接,原阿里云的团队负责基础架构,而蚂蚁金服的团队负责应用。 最新一个季度阿里巴巴集团财报显示,每位客户平均支出增加带动阿里巴巴云计算业务的收入增长64%,至92.91亿元人民币。2019自然年前三个季度,阿里云收入已累计达到248.04亿元人民币。 中小制造企业背后是电商客户 与组织架构调整对应的是,接下来有三类客户将成为阿里云的目标。首先,是中小制造企业。与以往阿里云以“工业大脑”项目带动大型制造业云化不同,已运行一年多的“飞龙工业互联网平台”更加专注中小企业。阿里云智能IoT事业部产品总监何云飞表示,过去大型企业都是流程制造,这只是过程的一个步骤,而面向中小企业才是让其商业模式成立的关键,后者规模上百万。面对2B市场,阿里云仍然是要做技术相关,并通过平台连接生态的力量。 在阿里云展示中,飞龙平台除了底层的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外,其引入了硬件和应用生态赋能,其计划打造工业化应用服务的“淘宝网”,ISV和SI合作伙伴达520家,已形成220个工业SaaS(软件即服务)解决方案和上万个工业App。其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包含注塑、家居、家电、化工、机械和服装。其向上对接阿里天天特卖、淘宝、天猫等C2M协同制造。 飞龙平台负责人谢波告诉新京报记者,对大型企业而言,有1%的调整其背后可能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成本节省,但中小企业数字基础不完备,协同效应是首要的选择。除了企业级平台合作模式外,该平台提供行业级和区域级。谢波表示,这将与区域政府合作,利用产业集群,打造3到5个标杆,然后在同一行业下将案例复制。 金融市场标准高,还要向上突破 其次,是金融业。团队合并后,阿里巴巴将打造金融级的云计算服务。刘伟光表示,这一行业对高可用性、容错、安全和恢复时间的标准比一般行业要高,尤其是银行客户。同时,监管层对整个行业服务的水平有严格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拆分下来就是IT的标准。从云计算的角度,一定会出现行业云,以及更多的金融级标准来保护金融级服务。 在刘伟光看来,这种行业云将由金融机构牵头,由有牌照的公有云服务于特定领域的客户。目前阿里云已经有一个金融云专区,其对于所有持牌机构的服务都构建在专区上。未来会尝试和各种有资质的行业共建。其与上交所就共建了面向证券基金的行业云,其提供技术,后者负责招募更多客户。 阿里云披露,使用其技术方案的已有上万家金融机构,覆盖60%的保险企业、50%的证券公司,以及上百家银行。但对阿里巴巴来说,接下来必须去面对大型机构的考验,因为能够完成云转型的企业蛋糕已经瓜分殆尽。 政府生意不好做,看中数据延展 第三,是微利且挑剔,但仍要投入的政府客户。在成立独立部门之前,阿里也有参与到数字政府的商业竞争中。阿里云智能数字政府事业部副总裁杜胜海表示,过去一年,互联网公司发力,改变以往单点项目的摸索,其发布的解决方案也更清晰、成规模。这是由于以往政府的数字化是企业搭建后交给政府使用,而现在变成政府、百姓和企业三方参与互动。 阿里巴巴想要在这一市场投入的是数据延展带来的机会。比如监管,过去很多的数据仅仅停留在执法层面,而今天监管链条延长,个人信用等都会进入到整个链条中,很多项目的核心就会回归导数据的问题,而这是阿里巴巴所擅长的。不仅如此,阿里云的技术为数字政府建设城市信心化提供了更大的延展,比如区块链。 不过,2G(面向政府)的生意并不好做。许诗军告诉新京报记者,从全球来看,政府生意都是微利的,而且这是一个客户选择的市场,企业需要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场景和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层面的服务。过去由于电信运营商是天然的基础设施提供商,所以普遍参与了政务云的建设,而现在通常政府会选择5到6家供应商进行交流,其诉求也不再只是搭建,而是包括运维和运营,这为互联网公司打开了窗口。 “我们深度参与,成立公司”,许诗军表示,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收入,但政府购买服务会先看运营效果。这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超过了2B。中国行政区域划分数量固定,全行业要争取的客户相对固定。去除有些区域的先发优势外,企业都希望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竞争也不再只是一个标,而是通过数字政府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盘子规模因统计口径不同有所差异。借助第三方机构IDC日前发布报告,中国政府大数据市场2018年的整体规模已经达到47亿元人民币,许诗军表示,他相信未来这一市场将是几百亿的空间。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今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不会实施外汇管制,港币可自由兑换,资金可自由进出,是基本法的庄严保障。 他表示,香港银行体系稳健、金融市场运作良好,政府有决心、有能力、有资源维持香港的货币及金融稳定。为维持市场信心及稳定,政府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最近证监会亦实施《证券保证金融资活动指引》,以应对市场波动的风险。“针对网络上一再出现的谣言及虚假传闻,恶意制造恐慌,我们会适时澄清,希望大家不要轻信流言,小心核实讯息。” 陈茂波指出,香港在确保资金自由进出的同时,也通过联系汇率制度,让港元稳定保持在7.75至7.85兑一美元的区间。这是过去36年来一直行之有效的机制,也让企业和投资者可在稳定的金融环境下在港营运及调拨资金。“香港储备充裕,外汇储备资产超过4300亿美元,相当于香港货币基础2倍以上;政府的财政实力雄厚,截至今年7月底的财政储备超过11400亿港元,相等于政府23个月的开支,或本地生产总值的38.3%。这些都是对港元最厚实的支撑。” 他在网志中指出,香港银行体系非常稳健,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20%,流动性覆盖率达到150%,呆坏账比率只有0.56%,而自年初以来总存款录得轻微上升,过去数月亦没有异常变动情况。 他强调:“事实上,我们透过‘联动式’监管机制,一直全面及时地监察市场运作情况,包括在股票市场及外汇市场的沽空盘及衍生工具交易,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由我主持的“金融监管机构议会”(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成员包括金管局、证监会、保监局、积金局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的代表,通过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确保不会出现监管缝隙。特区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觉,做好金融安全的防卫工作,确保本港金融稳定。”
“子女住新房,老人住旧房”等不孝行为将被打击?官方回应来了…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这则通告中的一些条款,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依法打击整治不孝行为 7月17日,旬阳县人民法院、旬阳县人民检察院、旬阳县公安局、旬阳县司法局联合发出通告称,据《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继承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打击以下行为: (一)子女居住在新房楼房中,任其老人居住在旧房危房中有关情形的; (二)隐瞒家庭实际状况,与老人分户另过,对老人生活不管不顾,意图套取或已经套取国家惠民政策或扶贫政策等情形的; (三)霸占老人“一折通”,将政府发放的补助金、养老金据为己有,或攫取老年人务农务工收入,致使老人日常生活十分困难等情形的; (四)子女众多但在赡养父母老人的义务上互相推诿、纠纷不断,致使赡养责任落空,父母老人生活出现困难等情形的; (五)鼓动煽动、教唆恐吓驱使老人到县镇村索要扶贫惠农政策,并利用不正当手段要挟当地政府、帮扶干部等情形的; (六)子女对父母老人进行歧视、侮辱、打骂、伤害甚至虐待、遗弃等严重失德违法情形的。 《通告》显示,相关忤逆不孝行为被分为几类,根据具体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打击整治方法。 其中,情节比较严重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经法治教育、警示训诫、现场调解仍不改正的,将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拘留或并处罚金; 情节较为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援助,协助老人依法起诉子女,老人没有能力起诉的,由村委会代为起诉; 情节十分严重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主动侦查、检察机关加强审查批捕、法院依法审判,从重从快依法打击。 北京市社会组织法律调解中心副理事长、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律师表示,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已经基本可以规制上述《通告》中所提到的“不孝”情形,有多种救济渠道与救济方式,只要尊重法律、严格执法即可。 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余超律师认为,父母子女之间关系复杂,单纯通过打击的手段进行调节,可能会导致情感更加难以修复。 与此同时,“忤逆不孝”这类字眼也让很多网友感到不适。“忤逆不孝”毕竟不是现代法律专业词汇,让一些网友感觉带有封建气息。 此外很多人也认为,这则通告的规定有的难以在实际生活中准确执行。 而该县司法局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通告》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四家单位发布,但执行中并非以打击为目的,而是“侧重于对当地居民道德教育”。 官方回应:未推卸养老责任 对于舆论热议,近日该县官方也做出了回应。 旬阳县政法委副书记吴礼周接受红星新闻专访时,谈到了这项通告出台的背景: 有老人行动不便,“一折通”被子女霸占,高龄补贴、养老保险甚至残疾补助被子女领取;还有人家庭状况不错,但不完全履行赡养义务,致使老人生活困难,老人被恐吓、教唆向政府索要贫困户名额,试图将赡养责任完全推给政府;有的子女自己有钱,但不给父母,分户后又向政府隐瞒家庭状况,给父母申报贫困补助。 为解决此类问题,我们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再结合旬阳的实际情况,总结出6种不孝忤逆情形,并提出相对应的6个解决方案:法制教育、道德评议、联合调解、法律援助、司法督促、依法打击。这是对症下药,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化不孝子女。 与此同时,吴礼周否认此举是当地政府在推卸养老责任: 就政府而言,老人可享受养老保险、高龄补贴等待遇,符合条件的还可以申请“五保户”及贫困补助等。政府负责政府该负责的,子女也应负责子女该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