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曾言，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或扩大自由，同样政府也是。人们习惯将市场看作是自由的供给者，但市场带给人的自由是通过金钱的购买力实现的，正如 哈耶克所讲“金钱是人们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因此市场自由的扩大也取决于市场上可以购买的产品的扩大，市场上可以购买的产品越多，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越强，自由度也就越高。 在经济学中市场是私人物品的供给者，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者。政府与市场同样是产品的供给者，为何私人产品就比公共产品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这是不对的，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只要人民可以无差别的得到，对人类自由的贡献就是相同的。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收费的，一类是不收费的，收费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对自由的贡献度是一样的，不收费的公共产品对自由的贡献度要高于私人产品。比如你可以在开放式公园里免费的自由奔跑，也可以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付费奔跑，哪个更自由，显然是前者。无差别供给的，免费的公共产品给人类提供的自由是最大的。 政府提供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无差别消费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大政府与自由不冲突。而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务是私人不能提供的，那大政府的存在还扩大了我们的自由。比如免费公路，城市街道，开放式公园等肯定是扩大了我们的自由，即使是收费公路也是扩大了我们的自由。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这些公共产品，我们的自由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虽然政府提供的自由是通过税收实现的，而市场提供的自由又何尝不是通过我们的收入支付的呢！市场提供的自由没有一项是免费的，而政府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部分免费的自由，即使你不是纳税者，你也可以通过“搭便车”享受到这些自由。总之从经济的角度，政府是自由的供给者，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越多，人民的自由度越高。 当然政府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也进行一些经济管理和经济管制，这些对自由的增进或损害则需要具体论证，不能一概而论。一些类似于法律的管制，初衷可能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但如果管制过度，也会限制自由。比如城管对小贩的管理，在小贩没有妨碍交通的情况下，城管对小贩的管理就会侵害自由，如果小贩的存在阻碍了交通，其管理就是合理的。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卫生、消防、金融等的管理，这些都要具体论证。因此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需要在保护自由与扩大自由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自由分为两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由市场供给，政治自由由民主供给。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自由比政府自由更重要。经济自由是所有人的需要，政治自由是少数人的需要，比如在西方国家，各种政治自由已经全部实现了，他们唯一要扩大的就是经济自由。绝大多数人都不需要出版，也不需要竞选官员，也不想参加政治活动，他们只需要美好的生活，而这种美好生活的实现却依赖于经济自由的扩大 其实经过很多年的探讨，关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限相对是比较清晰的，目前世界面临的问题，不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过多，而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因为税收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存在的最大约束。政府是不敢轻易征税的，任何国家加税都是禁忌，所以政府公共产品的扩大不是趋势。即使政府可以通过借债一时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人类需要做的是在保证一定自由的情况下驯服市场。那些被政治迫害致死的人，人人会为他惋惜，怀念，而那些被市场迫害致死的人，人们却认为他死的很应当，丝毫得不到人们的怜悯，而且长期的市场教育，早已经对这些人污名化了，社会给了他们很多的污名化的称呼，而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优胜劣汰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每年竟然靠这些消灭大量的人口，这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这是文明的耻辱。
港股TCL电子高开3.84%，昨日大跌14.87%，公司昨晚澄清并未收到任何相关政府审查的通知。
据最高检官网消息，日前，山东省潍坊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政府顾问邢培彬（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日照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邢培彬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日照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邢培彬利用担任昌邑市委书记，潍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政府顾问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大萧条史实：凯恩斯与罗斯福的五次互动 ——兼谈罗斯福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区别 凯恩斯和罗斯福，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治领袖，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俩其实一直保持着相互关注。1929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就密切关心美国对付大萧条的各种措施。1932年，他忧心于罗斯福和民主党竞选言行中一再强调平衡预算，便在这年5月号的《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杂志发表“世界经济展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这是丰裕危机”。有些人坚持摆脱之道是紧缩与节约，“只要可能就不用世界上的潜在生产力”，他认为这是“蠢人与疯子的言论”；只要这种气氛不改变，美国在近期内就不会有繁荣。 罗斯福上台后，凯恩斯的主张并没有实行，为了让罗斯福更好的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期间他们有过5次直接或间接的互动。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一次互动 第一次互动，发生在在1933年初。罗斯福上台之前，凯恩斯就把他的《通向繁荣之路》一书由《泰晤士报》业主威斯康特阿斯托送给了罗斯福。在《通向繁荣之路》一书中，凯恩斯用乘数理论来论证政府借款支出的经济意义。《通往繁荣之路》一书是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巨著《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的“通俗版”，专为各国负责经济的政要而写，其中包含了日后“凯恩斯主义”的一切要素。为了让他的思想为更多的人了解。凯恩斯又将这本书先后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为了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凯恩斯对美国版《通向繁荣之路》做了许多增删和修改，以便更加贴近 美国当时的情况。在英国版的《通向繁荣之路》中，凯恩斯估算英国的乘数 大约等于2, 而在美国版的小册子中，他估算美国的乘数大于2。 在书中，针对以平衡预算为要旨，主张削减公共支出的一些言论，凯恩斯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鼓吹平衡预算的人士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政府以财政赤字为代价进行的公共支出无非是把私人部门的投资“抢”到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减税和降息来增加私人部门投资的动力。凯恩斯驳斥说，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分流到储蓄中，而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欲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一句话，货币主义玩不转了，该是财政出手的时候了。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二次互动 1933年3 月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后，凯恩斯明显地增加了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二次互动从1966年6月开始召开的伦敦国际经济大会开始的，这是一次实质性的互动。这次互动的牵线人是雷蒙德莫利，莫利是罗斯福总统顾问班子的首要人物，曾为罗斯福起草竞选演说，后来为罗斯福拟定新政纲领，是罗斯福第一次新政的关键人物。 1933年6月开始的伦敦国际经济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汇率，事前曾得到罗斯福的含糊保证。但凯恩斯一直不同意这一会议主旨的。 他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并在1931年撰文批评过胡佛恢复金本位的活动，因为金本位制阻碍各国实行货币管理，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进行有限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促进生产。他 还在1933年6月号《耶鲁评论》上发表“民族自足自给”一文，主张在萧条时期各国应制订与实行自己的复兴计划，以免受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罗斯福本人也反对金本位，他为了提高物价，促进出口，减轻农民和抵押房产者的债务负担，已于4月18日 宣布放弃金本位，准备实行有限通货膨胀。但是，罗斯福的这种政策思想，不独在国内有很大阻力，就是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也不理解。 会议开始后，恢复国际金本位的意见在会上占了压倒优势，罗斯福感觉形势不妙，罗斯福派他的智囊雷蒙德莫利亲自去伦敦。行前告诉莫利：“你的根本任务是，让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人得到一个印象：我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世界物价水平。”为得到当时声誉卓著的凯恩斯的支持，罗斯福安排莫利到伦敦后去造访凯恩斯，因为认为这可能有助于在货币方面教育美国代表团。莫利到达伦敦后，会议提出一项以国际金本位为基础固定英、美、法等国汇率的声明。莫利认为该声明降低了美元汇价，对美国出口贸易有利，可以同意。但这时罗斯福支持的是凯恩斯反对货币金本位的思想，于7月3日罗斯福直接打电报给该会议，以非常果断的语言反对恢复金本位，要求美元贬值。这份电报犹如给会议引爆了一颗炸弹，一 时舆论大哗，各国代表和舆论界大都表示愤怒，认为美国应负破坏会议之责。此时凯恩斯以闪电般的速度著文支持罗斯福。他在1933年7月7 日的《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很久以来没 有一位政治家像美国总统昨日所做的那样快刀斩乱麻地行事了。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立场，并敦促大会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了，他单枪匹马地的这么干，说明他有充分的能力。同时凯恩斯还应莫利之请，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份声明，委婉解释罗斯福意图，并缓和会议气氛，使美国免于受到公开谴责。罗斯福和凯恩斯的这次联合行动彻底扭转了会议形势， 同时也让金本位逐渐退出了历史，这也成为美国后来能够实行赤字财政的必要条件，凯恩斯与罗斯福的这次互动虽然主要聚焦于“货币金本位”问题，但却是两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开端。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三次互动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三次互动发生在1933年的12月，这次是通过罗斯福的另一个智囊弗兰克福特进行的，此人后来成为罗斯福顾问班子中的重要成 员，是罗斯福第二次新政的核心人物。1933 年12 月，凯恩斯在剑桥会见了来牛津大学作访问教授的哈佛大学的行政法教授弗兰克福特，弗兰克福特本来是一位平衡预算论者，但到英国后，受到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转而相信扩张性财政政策。二人在会谈时，为了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传达给罗斯福，二人商定，由凯恩斯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劝告信。信在公开发表以前由弗兰克福特转交罗斯福。这封信于1933 年12 月31 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次年1 日经压缩又发表在《泰晤士报》上。 写给罗斯福总统的这封信是一封长信，全信分为9 个部分内 容，它集中体现了当时凯恩斯反萧条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在信的一开头，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做了这样的估价：您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您不幸受挫，则合乎理性的变革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如果您大功告成，那末新的更大胆的方法将会在世界各被试用，历史将记载你入主白宫之日是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凯恩斯告诫罗斯福说：你现在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二者都重要， 但是前者更为紧迫。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草率是有害的。通过短期复苏的成功来提高您的政府的威信，才会获得长期改革的动力。 凯恩斯认为，在过去的9 个月里， 美国政府似乎对改革操之过急：《全国产业复兴法》的主要内容是改革，这可能会阻碍复苏。 那么，如何才能使经济尽快复苏呢？凯恩斯根据有效需求原理向罗斯福提出技术建议：由于复苏的目的是要增加国民产出和使更多的劳动者有工作。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下，产出原来是为销售而生产的； 只有操作以下三个因素才能增加产出：必须引诱个人在他们现有的收入中花费更多：或者通过提高未来的信心或降低利息率引诱企业界为其雇员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或者必须求助于公共权力当局通过借款 或印钞票进行支出来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但是凯恩斯认为，在萧条时期，前两个因素不足以使经济复苏，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他写道：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能指望第一个因素能按足够的规模发挥作用。第二个因素只有在经济潮流被公共权力当局的支出扭转以后 才能作为攻击萧条的第二次浪潮而出现。因此，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我们可以指望的初始的主要推动力。凯恩斯认为个人消费需求不足以启动复 苏，私人投资需求只有在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以后才会增加，因此经济复苏只有依 靠政府通过借款或印钞票来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在这里，凯恩斯已经把他正在 写作的《通论》的主旨和赤字财政政策主张表达得一清二楚。 凯恩斯对罗斯福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复苏受挫，是由于他入主白宫后的头6 个月没有增加新的借款支出。今后6 个月的形势将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在近期一直在为更大的政府开支铺平道路。 凯恩斯劝告罗斯福不要受粗糙的货币数量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货币数量是刚性固定的，提高产出和收入将会遇到障碍；于是一些人由此得出推论，产出和收入能够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提高。凯恩斯认为试图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增加产出和收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就好像试图通过买一条更大的裤带来使自己变 胖一样。 强调货币数量而不强调支出数量是一种最大的误导，前者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因素，后者则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和外汇政策 应当主要服从于把产出和就业提高到适当水平上这一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凯恩斯向罗斯福提出如下的政策性建议：优先加以考虑的政策应当是由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借款支出，这些支出应优先用于能迅速见效的项目上，如修铁路，其目的是要启动复苏。其次要考虑的政策是保持廉价并且充裕的信贷，特别是降低长期利息率。他提出应当把美国的长期政府债券的利息率降低到 2.5%或更低些。凯恩斯相信， 随着这些政策的采用和发挥作用，我很有把握地期望有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不但是带来美国和全世界的物质繁荣，而 且会通过恢复人们对政府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来振奋人们的精神！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四次互动 1934年凯恩斯与罗斯福开始了直接见面，这是他们的第四次互动。 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没有被罗斯福采纳，凯恩斯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希望能够当面说服罗斯福，罗斯福也非常想见到凯恩斯，1934年5月28日，在弗兰克福特的的介绍下凯恩斯进了白宫，与罗斯福进行了58分钟的会谈。凯恩斯见到罗斯福，凯恩斯给罗斯福摆出一大堆统计图表，像教授对学生上课一样耐心地向罗斯福大讲他的“赤字财政理论”，最后，凯恩斯还郑重其事地说：“经济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艰深难懂。如果你让我来办，我一定能办好。”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对他非常欣赏”。凯恩斯形容这次会晤“迷人且给人以启发”。但这次会见也有缺憾，罗斯福希望凯恩斯把事情说得具体些，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因此罗斯福也感叹“凯恩斯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表示他“曾经想像总统在经济学方面会懂得更多一些”。而罗斯福也不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来走向繁荣。认为凯恩斯“谈的是些玄虚的经济理论”。 接下来罗斯福介绍凯恩斯与政府里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并发表了一场演讲，凯恩斯这次用的不再是数学公式，而是最通俗的方式。凯恩斯告诉他们政府要敢于花钱：每月两亿美元赤字，将再把美国推向萧条深渊；3亿美元赤字将使萧 条维持在现有水平；4亿美元赤字将带来复兴。政府支出会增加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政府支出一美元用于援助、公共工程或任何其他事情，就会创造四美元价值的国民收入”。凯恩斯这些通俗的表达说服了不少罗斯福总统的内阁成员。 几天以后，凯恩斯将另一篇为《纽约时报》 写的文章“总统的议事日程”的草稿寄给总统。文中说：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 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赤字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到4倍。文章最后还说： “在所有创建新秩序的试验中，只有年轻美国的试验吸引我最深刻的同情，因为这些试验是力图使经济秩序运行良好，而又保存个人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和思想与评论的自由。” 这次会见可以说还算成功的，罗斯福政府开始按照凯恩斯的赤字政策加大开支，此后，舆论界迅即将1934年夏季美国政府开支的增加归因于凯恩斯。 罗斯福经济学登场：财税改革 尽管罗斯福罗斯福勉强接受了凯恩斯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但他财政保守主义立场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罗斯福始终坚信预算平衡这一信条，他要“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而增加支出与财政平衡本身就是矛盾，要想预算平衡就得增加税收，罗斯福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罗斯福经济学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地方，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并没有税收改革的内容。 罗斯福上任的第三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财税改革，这些改革也成为新政的核心内容，这次财税改革也奠定了大萧条后美国近百年的经济社会核心基础，影响至今。 首先是提高所得税。1935 年罗斯福政府公布了《财产税法》，其主要内容是：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规定凡单身年收入超过500美元者、己婚夫妇年收入超过1200美元者，都是纳税人，凡一年纯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者征收附加税，最低税率为31%，纯收入超过500万美元以上者，最高税率从59%上升到75%；公司所得税也有所提高，以2000美元为起征点，征收8%的所得税，收入超过4万美元以上部分，征税15%；联邦财产税增加到70%的最高限制。 1935年《财产税法》同时规定对盈利超过15%的公司征收超额利润税，1936 年又公布《税收法》，要对公司未分红的利润分等征税，以年收入1万美元为起征点，征税30%，超过1万美元的部分，税率为42.5%。此举促使公司将利润尽量分配给股东，以便政府向股东征收高额附加税。1939 年罗斯福又对税法进行修改，在根本上堵塞了梅隆、杜邦、斯隆等财团家族逃税的漏洞。这些税收政策调节了国民收入差距，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实，所得税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1913年美国第一个永久性的联邦所得税开始征收，当时的税率仅为7%，而且只有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才按这个标准缴纳。1917年，美国为了备战进行财政动员，把最高税率提高到67%，但针对的是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家庭，一战结束后，最高税率迅速回落到1925年的25%，但征收面则广得多，覆盖了年收入在10万美元的家庭。罗斯福所得税改革后，美国个税的征税范围大幅扩张，覆盖了全美74%的人口。从那以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大税收来源。 社会保障税出台 1935年，罗斯福还签署了《社会保障法》，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救济金和养老金。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国家。 罗斯福在总统竞选时就提出要关心“那些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 的人们”。 该法开篇便称：“本法案旨在增进公共福利，通过建立一 个联邦的老年救济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人、盲人、受抚 养的和残废儿童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保障，为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和失业补助法的实行作出妥善的安排。”法案共10章， 前5章分别规定“授予各州的老年资助费”，“联邦的老年救 济金”，“授予各州实施失业补助的补助金”，“授予各州救济 受抚养的儿童之补助款”和“授予各州的妇幼福利补助费”； 第6章规定“公共卫生工作”；第7章规定成立社会保障署； 第8、9两章分别规定“就业税”和“雇主应付之税款”；第10 章规定“授予各州救济盲人的补助金” 罗斯福的对社会保障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是“除了开办费用之外，这项制度应当是自给的，建立了一种 “赞益人同时也是纳费者”的纳费制度，政府只在不足时才予 以补贴。“在美国联邦预算支出项目中 把社会保障开支称为人力资源开发。“新政”还通过的两个教育法案，不但使二十万黑人学会读 书写字，还向军人提供在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教育或技术培 训、参加复习或进修课程的机会，极大推动了美国战后高等教育的普及。 罗斯福在世界上首创了美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社会保障税一直是美国第二大税种，美国后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基本上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延续、发展和调整。不过该项法律有个重大缺点，就是不提议实行全国性健康保险，而只是通过了一项增加医疗设施的立法。直到今天，由于多种原因，医疗保障的滞后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一大缺，甚至是拖垮美国的一根稻草。’ 二战后，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政治民主化趋势的加强，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都仿照美国实行了“普通福利”政策，纷纷征收社会保障税。1990年世界上大约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到2010年，全世界170多个国家里至少有132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税制度。 20世纪，在推行罗斯福的“新政”期间，美国还把遗产税最高税率从10%骤然提高至77%，并且同时开证了赠予税，也被当做实现社会公平、建立福利保障系统的有效手段之一，并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 其实作为财政平衡主义者，罗斯福最担心的就是政府投资造成的债务问题。1933年春季，全美各地的大银行家齐聚华盛顿，要求政府将他们从破产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联邦政府即使举借大量债务也是值得的。罗斯福总统问他们：在不严重损害国家信用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到底能承受多大规模的债务？他们的回答是35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之间，事实上，直到1935年末，政府的举债额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最低估计数。后来由于税收政策的出台，甚至一直到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政府举债额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最高估计数。 在他1935年关于税收的演讲中，他拒绝使用增加收入、平衡预算这样的理由。当人们质疑罗斯福推出完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所得税方案以实施社会保障计划时，罗斯福说：“这些税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们始终都是政治问题。但在1936年，他建议增税的决定毫无疑问既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五次互动 经过罗斯福一系列的操作， 到1937年时，美国经济总量已经恢复到了1929年最顶峰时期的水平。此时，将财政平衡主义作为信条的罗斯福又相继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但此时罗斯福身边的智囊们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比较有名的有马里纳埃克尔斯，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马里纳埃克尔斯1934年11月被罗斯福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他是凯恩斯思想的支持者。他的助手劳克林柯里教授更是凯恩斯的信徒。1937年美国经济重回巅峰，当罗斯福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引用指凯恩斯的预言告诫罗斯福，我们将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 1937年秋，美国缩减政府开支导致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到年底更厉害。当时美国政府中出现克服危机的五派意见。“其中一派人数虽不多，但日益得势。他们的代表 人物有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可行的，但要用赤字开支来稳定它。他们用凯恩斯新出版的《通论》作为武器，也更有信心和团结。”这时更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人物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想法相投合，他互相结为同盟，为罗斯福新政的最后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 阿尔文汉森后来长期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为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他的学生萨缪尔森一直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旗手。 1938年春，“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而削减赤字导致经济衰退早已在凯恩斯的预料之中。1938年2月1日凯恩斯从英国寄来长信劝说罗斯福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但大量的赤字不符合罗斯福意愿。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愿意尝试。”现在又有白宫经济顾问们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1838年4月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 和兴建房屋。”虽然这种开支还没有达到凯恩斯理论要求的水平，但到1938年6月间，情况已开始好转起来。1939年更是重回高增长轨道。罗斯福也让助手对凯恩斯的来信进行了回复。这次衰退让罗斯福最终放了弃平衡预算的保守思想。不过当时有罗斯福的财税改革做基础，即使实行一定的赤字政策，美国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债务负担。美国的政府债务出现问题是从里根小布什时代才开始的，再之前始终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最根本的就是罗斯福的财税改革措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和其他学者合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税率和高增长有着正相关性，即最高税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高税率的年代经济增长率远较低税率年代要高，民主党总统任上的经济增长率远比共和党人当总统时要高。最大的例外也许是里根任上，特别是1984年，美国确实在减税的同时经历了高增长。这似乎给减税刺激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但是，这种增长是以联邦债台高筑为代价的，很难持久。这也是为什么被视为里根门徒的老布什当选后，不得不违背自己“绝不增税”的竞选诺言进行了增税。特别有意思的是，肯尼迪家族授予老布什一个奖，原因是他当年为了国家利益抛弃了“绝不增税”的意识形态。老布什之后，克林顿也实行了加税政策，两人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滞胀之后最长的经济增长局面，也就是后来的“大缓和”时代。 不过后来小布什以减税的口号当选总统，美国经济也在小布什任内崩溃。 笔者在本文比较罗斯福和凯恩斯主义的异同，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当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时候，罗斯福主义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 凯恩斯主义只能解决小萧条，解决不了大萧条。大萧条还得依靠罗斯福主义，也就是通过财税改革增加政府支出。
（图源：Getty）海外网12月8日电 据美媒7日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期对美国国防部展开“清洗”，多名高官和顾问先后被解雇。在9名国防商务委员会顾问被开除并替换后，另一名成员愤怒辞职，怒斥此举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日报道，国防商务委员会顾问史蒂夫·布兰克已向代理防长克里斯托弗·米勒提交了辞职信。“突然解雇委员会超过半数的成员，然后换上党派人士，这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布兰克写道，“我在国防部是为国家服务，不是为一个政党服务。”上周，美国国防部确认该委员会9名顾问被解雇，而新人选多为特朗普支持者，包括来自其竞选团队的两名高官。美媒指出，自上任国防部长埃斯珀被解雇后，特朗普政府还开除了至少3名国防部高官，2个顾问委员会出现人事变动，这其中涉及监管政策、情报、打击极端组织的重要官员。CNN表示，这些职位的新人选多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然而，国防部的顾问委员会成员通常不涉及党派，成员身份在新政府上台时也会继续保留。曾在克林顿政府任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批评道，“清洗”国防部顾问是一种“不堪的行为”。（海外网 赵健行）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浏览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www.haiwainet.cn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刘昆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3日 第09 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建议》科学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提出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重要保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现代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作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加彰显统一完整、权责对等、高效公平、公开透明等特征，为科学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财政体制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既巩固已取得的制度建设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提升预算配置财政资源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更好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增强税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更好贯彻国家战略和体现政策导向 政府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要在挖掘潜力、规范管理、提高效率、释放活力上下更大功夫。 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预算编制的全过程，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指导地方和部门在预算编制中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加强公共资源综合管理，将依托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等按规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加强部门和单位对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依法依规将取得的各类收入纳入部门或单位预算。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更好发挥标准在预算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国家基础标准和地方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化管理，根据经济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扩大清单范围。加快建设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应用，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和程序编制预算和安排重点支出。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严格规范预算调剂行为。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深化绩效管理改革，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进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层层传导压实绩效责任。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重大战略、重要任务、重点改革的财力保障研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增强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编制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聚焦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加强政府债务和中长期支出责任管理。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重点将涉及生产要素全国流动和市场统一的事务，以及跨区域外部性强的事务明确为中央财政事权，减少委托事务，加强中央直接履行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地方优先的原则，将涉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事务明确为地方财政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和地方按照规范的办法共同承担支出责任，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地方职责范围。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稳定地方预期。指导各地按照分税制原则科学确定地方各级政府收入划分。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省级在维护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方面的责任。督促省级政府切实担负起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主体责任，加快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逐步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制。 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根据财政事权属性，厘清各类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机制。结合落实政策需要与财力可能，合理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加强对基本民生、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的资金保障，支持地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体系，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相衔接，加大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增强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切实发挥税收功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十四五”时期，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同时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坚持依法治税理念，提高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规范化、协调化、法治化水平。建立权责清晰、规范统一的征管制度。分步推进建成全国统一的新一代智能化电子税务局，建设标准统一、数据集中的全国税收征管信息库，持续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促进各部门信息共享。 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完善规范、安全、高效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既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又坚决防范化解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的要求，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税收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收益相匹配。完善以债务率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评估机制。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决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硬化预算约束，全面加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预算评审，涉及财政支出的全部依法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管，依法健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事业单位拨款机制，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必须审慎合规经营，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加强督查审计问责，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完善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机制。优化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持续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健全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发挥国债利率的市场定价基准作用。健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机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融资自律约束机制。
丰洲市场的金枪鱼竞拍（产经新闻）海外网12月8日电 截至当地时间7日，日本最大的水产市场——丰洲市场已经累计确诊160例新冠肺炎病例。虽然确诊人数众多，但丰洲市场仍在正常营业，东京都政府也解释称，“大多数病例的感染途径不明，因此不是集体感染”。丰洲市场正门（NHK）据日本放送协会8日报道，从今年8月份以来，丰洲市场水产批发商铺的工作人员中连续出现确诊病例，481家商铺自主接受病毒检测后，3111人中确诊71人，另有89人为散发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累计确诊160人。东京都政府称，确诊的160人中，已经判明感染途径的有16人，其中包括同一家店铺的工作人员。虽然确诊人数众多，但政府工作人员解释称，“没有同家店铺短时间内确诊5人以上的案例，不同患者的确诊间隔在两周以上，卫生部门不认为是密切接触者，因此不是集体感染”。丰洲市场内的寿司店正常营业（星岛日报）丰洲市场的疫情和东京都政府的解释也在日本网上引发了热议，一名网友称，“就算不是集体感染，这种规模的疫情也太可怕的”；另一名网友称，“市场内部是密闭空间，不及时封锁怕是控不住感染”；还有网友质疑道，“政府的解释真是莫名其妙，难道感染者是恰好凑到一起的吗”。（海外网 王西洛）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浏览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www.haiwainet.cn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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