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广西贸促会率先出台服务RCEP行动计划。11日，广西贸促会介绍，为提升企业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利用率，服务广西企业更好利用自贸协定优惠政策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广西贸促会在全国贸促系统率先出台《服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行动计划》，多措助力企业国际化经营。 《行动计划》提出，广西将利用全国贸促系统在自贸协定项下优惠原产地证签发、原产地规则研究的丰富经验和资源，为企业提供在全球生产和销售布局战略中的自贸协定关税筹划等咨询服务，辅导企业将税差作为“卖点”开拓RCEP成员国市场，将存在高税差的RCEP成员国和相关产品锁定为重点开拓市场和重点开拓产品，帮助企业解决利用优惠关税政策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依托中国贸促会自贸协定(广西)服务中心平台，广西加强海外国家疫情研判，主动跟踪企业在RCEP协定区域内投资国与其主要目标市场所在国的FTA情况，根据各种FTA原产地规则安排海外生产基地的生产；帮助企业精准确定产品从生产基地所在国出口至目标市场所在国时所涉及的关税，助推企业区域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搭建，深挖出口潜力。 据悉，广西贸促会在已实现12种优惠原产地证书企业自主打印、配合海关总署实现与11个自贸协定原产地电子联网基础上，继续扩大贸促会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服务范围，鼓励进出口企业使用ECO自主签证系统，实现足不出户的24小时全天候出证，进一步提高优惠原产地签证电子化、智能化、便利化水平。 依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广西办事处、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广西办事处等专业机构，利用中国贸促会广西经贸摩擦预警中心网络，广西贸促会推进多元化商事法律纠纷解决服务，协助企业妥善应对RCEP成员国各类贸易和投资争端。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特宝生物公告，公司近日收到由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厦门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时间为2020年10月21日，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再次认定，自通过认定当年起连续三年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该事项不影响公司目前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近日，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显示，全球经济复苏仍不稳定，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反弹4.7%，但这一增长仅能勉强抵消2020年的损失。报告警告，如果不在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加大投资，新冠疫情的破坏性将影响数年，进而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经济复苏的能力。不过，在其中，中国经济显得独树一帜。全球知名专业会计团体澳洲会计师公会年度《中国经济前景与企业信心调查》显示，尽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令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企业对2021年的商业前景感到乐观。调查显示，71％受访的财务和会计专业人士预计，所在企业盈利水平将在2021年有所增长或保持不变；此外，64%的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在华员工人数在2021年将有所增加或保持不变。事实上，尽管202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艰难时期，但高达2.5万亿的减税降费、发力“双循环”、助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等一系列宏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企业渡过难关。2021年，预期全球经济复苏、新冠肺炎疫苗可供广泛接种以及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被认为是对今年中国经济产生最积极影响的三大关键因素。“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调查结果来看，商界普遍看好2021年的经济发展前景，对中国企业的增长潜力充满信心。”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北区委员会会长邱靖之表示。减税降费持续利好1月28日，财政部召开了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网上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预计2020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2021年将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据了解，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共出台实施了7批28项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其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特别是聚焦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加大税费支持力度。减税降费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在助力中国企业应对疫情挑战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按照澳洲会计师公会统计，79％的受访者表示，减税降费在2020年对其企业业务产生了积极正向的影响，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更表示减税降费有效地减轻了企业整体的税务负担。“2020年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让利于市场主体，有效地减轻了受访者所在企业在特殊之年的运营负担，受到了商界的积极反馈。从目前的情况看，疫情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如果接下来对疫情的防控成为常态化现状，那么有理由相信2021年针对疫情方面的减税降费政策依然会延续下去。”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北区委员会委员吴嘉源表示。按照财政部安排，下一步，财政部将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持续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接下来，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确保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着力优化减税降费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推进减税降费信息共享，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政策解读力度，提高纳税人和缴费人政策知晓度，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持续优化纳税服务，简便办税程序，完善具体服务措施，畅通减税降费“最后一公里”。吴嘉源介绍，在深化税收信息化征管方面，发票电子化成为今年改革的一大重点，在目前已经实现增值税普通发票电子化基础上，税务机关正逐步实现专用发票的电子化，从而进一步提高数据服务能力。此外，以“非接触式”办税和金税四期系统升级为契机，税务机关将进一步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纳税人办税效率、降低办税成本。同时，在税务执法方面，精确执法将进一步强化，从而增强税务执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持续扩大跨省经营企业全国通办涉税事项范围。在完善税收确定性和维护税制公平方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也是今年的重点之一。在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方面，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持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特别强调，要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加强对地方工作指导和督促，严肃组织收入工作纪律，严格按法规和政策规定征收税费，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严肃查处政策不落实、增加企业负担、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探索新市场下的新机遇企业在享受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的同时，也需要积极探索市场下的新机遇。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高度重视的发展着力点。众多受访财务和会计专业人士预测，产品和服务、客户体验、业务流程将成为其商业创新的三大主要领域。中国企业正通过增加科技和创新领域的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业务流程，从而领先竞争对手，把握国内市场的长期增长机遇。“科技应用与创新的驱动效用，是商界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政府的政策部署为企业应用科技和不断创新，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将坚持创新，作为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这极大鼓舞和推动了企业创新和科技应用的意愿，有利于推动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和完善产业链。”邱靖之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打造新兴产业链”“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等方面作出了安排和部署。“新兴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一代信息网络、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都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未来5年或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期。未来，我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产业发展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际刚表示。在他看来，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发展需求为基础，有巨大的成长潜力，能对经济社会全局及长远发展起到牵引和带动作用。这是我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一步，但因此，我国应更积极参与诸多重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代表高科技能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全球合作与竞争带来新的内核。“随着‘一带一路’推进， RCEP签署、中欧投资协定逐步落地等，在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发展理念支持下，中国企业在今年开拓海外市场，实现高水平走出去的前景依然较为可观。 ”澳洲会计师公会华东和华中区委员会会长虞正表示。多家企业表示，预计RCEP将为中国企业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有助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市场的合作。在虞正看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首先应以国内市场作为其战略基点，可优先选择境外园区，并且应改变自身的竞争方式，以技术、工艺、质量、品牌、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参与方式，提高议价能力，增强不可替代性。疫情助推了许多远程商业新技术的应用和创新，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将会为企业的跨国业务和团队布局带来灵活性，这为中企吸纳更多国际化人才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团队协作方式以拓展国际业务。不过，企业需清楚了解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供应链区域化、海外投资政策变化等，做好投资风险管控和合规管理。
12月24日，即将登陆中小板的祖名股份（003030）公布了“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 据了解，祖名股份是江浙沪地区的豆制品领导品牌之一。近年来随着行业集中度逐年提高，祖名股份发展进入快车道，今年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实现稳定增长。 “长三角”豆制品领导品牌之一 祖名股份是一家从事豆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主要产品为生鲜豆制品、植物蛋白饮品、休闲豆制品等，其中生鲜豆制品主要包括：豆腐、千张、素鸡、豆腐干等；植物蛋白饮品主要包括：自立袋豆奶、利乐包豆奶等；休闲豆制品主要包括：休闲豆干、休闲豆卷、休闲素肉等。 招股书显示，我国豆制品市场集中度低，生产企业众多。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截至2019年末，豆制品行业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数量为五千余家。但随着近年来各大品牌加大扩展步伐，区域性的强势品牌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例如，杭州的祖名、上海的清美、北京的白玉、深圳的福荫等。 作为江浙沪地区的豆制品领导品牌之一，祖名股份先后荣获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浙江省农业龙头企业和浙江省科技农业龙头企业称号，同时是CAC国际标准以及国家标准、多个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 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润稳定增长 随着现代人对食品的需求向营养、健康、安全、美味、方便等方向发展，豆制品的消费在百姓饮食消费中不断增长。 根据豆制品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豆制品全国市场容量约为1222.25亿元。生鲜豆制品、植物蛋白饮品、休闲豆制品市场容量分别约为643.27亿元、385.99亿元、192.99亿元。以植物蛋白饮品为例，2015-2019年50强规模企业用于植物蛋白饮品的投豆量从31.11万吨增至47.24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1.01%。 由于行业景气度高，祖名股份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稳定增长。营收方面，前三季度为8.9亿元，同比增长18.87%；净利润7715.32万元，同比增长26.75%；扣非后净利润7288.01万元，同比增长35.89%。 祖名股份表示，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实现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一方面随着公司品牌知名度与产品的市场认可度的提升，收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居民外出活动减少，居家饮食消费豆制品有所增加。 “马太效应”利好公司长期发展 根据豆制品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19中国大豆食品行业状况及发展趋势》数据显示，国内50强规模企业的投豆量占比从2015年的8.73%逐年上升，2019年已经达到12.80%，2015年至2019年豆制品50强企业投豆量复合增长率为14.73%。这一增速明显快于全行业近10年平均7.45%的增速。 对于祖名股份来说，或将明显受益行业“马太效应”。另外，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4.05亿元，其中3.4亿元将用于年产8万吨生鲜豆制品生产线技改项目，0.65亿元将用于豆制品研发与检测中心提升项目，一旦项目完成，将全面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市场地位。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为何创新要只争朝夕？ 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创新中可能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创新的重要性、战略性不遑多论。但像近年来中国这样，举国上下、方方面面、万众一心、刻不容缓推动创新，则是罕见的。 如在缺芯之痛下，2014年9月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第一期总募投1387亿元，累计有效投资项目70个左右；2019年10月成立的第二期，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 再以资本市场为例。2018年11月5日国家领导人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9个多月后就开市了，首批25家登陆。截至2020年12月23日，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已达208家，累计募资近3000亿元。 科创板创下了多个资本市场的新记录，如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药企业上市，红筹企业上市，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红筹企业上市。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股中芯国际，从受理到上会仅用时18天，创下最快上会纪录。可见为了给创新开路，相关各方都在超常规、打破常规地工作。 两期大基金有3400多亿，科创板一年零五个月已融资近3000亿，而2019年中国所有企业的研发经费不到1.7万亿，可见对科创的重视和投入之巨。 中国强调创新，既有内生的动力，也是受外部环境的倒逼。这一轮自主创新的提速，与特朗普政府的技术打压、限制高度相关。 如果往前回溯，也能看出，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1986年中国出台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背景就是四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看到1983年美国出台了“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倡议），1985年欧洲出台了“尤里卡计划”（欧洲研究协调机构），1984、1985年日本在酝酿“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他们因此提出“应该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邓小平看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2002年十六大提出“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此后经过3年多努力，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16字指导方针。其中对自主创新的定义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2001年中国刚刚“入世”，深度融入全球化，为何很快就酝酿自主创新方针？有一个例子颇能解释。2003年12月，时任总理温家宝访美，美国提出平衡贸易逆差，温家宝说“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不是我们不愿意买你们的产品，是许多产品你们不允许卖给中国，我们不能老是买你们的飞机和农产品。 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尖端科技领域，国外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卖给你。如果始终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将继续“出口1亿双鞋或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1架空客380”，只能一直向外企缴纳昂贵的专利费。当时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20%，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30%，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20%至40%。 一旦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外企的产品售价就可能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下降。典型的例子是程控交换机，中国80年代刚开始引进时每线价格是500美元左右，自研成功后，外企把价格降到了每线几美元。 2005年，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他说，“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他在幻灯片上引用了美国兰德公司1980年一份报告中的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最后才有政治独立。 近年中国创新的强力启动，既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方针的延续，又被美国制裁中兴、封堵华为等一系列事件所加强。而且和以前比，这一次被逼，一些企业到了攸关生死的地步，最为紧迫。 不少人应该还能记得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5月中兴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在付出惨痛代价后，美国商务部才“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压制越厉害，中国被逼反弹的力度就越大，而且不再抱幻想。 创新何太急！因为不急不行，没有更好的出路，除非甘愿成为“依附型国家”。 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先把结论说出来： 1、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尽管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中国企业正处在创新革命与创新演进的伟大征程之中，未来可期。 我每年实地调研几十家企业，常规问题包括：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差在哪里？能不能赶上？如何赶上？所见所闻让我知道差距，也知道差距正被压缩。 从工业和信息化这个角度看，主要差距还是“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新四基”（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众人皆知的差距是芯片。全世界10台手机8台在中国生产，但在华为之前，所有芯片都不能自给。计算机、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装备、存储设备、显示及视频系统的核心芯片也主要靠进口。生产智能手机的贴片机、双轨印刷机，生产面板的曝光机，生产OLED的真空蒸镀机，生产芯片的顶级光刻机，生产汽车的多轴机器人，生产风电基材的高性能数控机床，这些关键设备基本靠进口。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方面，从重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高端传感器到机械设备中的高性能轴承，乃至极为便宜、但一颗坏了就会让电路板报废的电容，基本都靠进口。中国一年能生产10亿吨粗钢，但高端的轴承钢、用于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都要进口。 在材料方面，无论高端化工材料还是高端电子材料，大部分靠进口，如生产芯片用到的光刻胶，生产液晶面板的偏光片以及偏光片上游的TAC膜、PVA膜，生产显示器用到的大尺寸ITO（氧化铟锡）靶材，生产手机和汽车用到的结构胶，等等。 在操作系统、高端3D CAD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方面，中国没有一家在全球有地位的企业。科学仪器也如此，全球Top20公司没有中国的，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国内几乎是空白。 我在企业经常听到的是，在很多高精尖、核心、基础方面对外依赖性很强，高性能的制造设备（如数控机床）还不行，很多东西用国产设备、材料、工艺也能做，但强度不够，精度不够，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不够。 其实都不是新问题。我几年前提出，中国经济要从博大走向精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距呢？ 第一，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就一直走在创新前列，我们起步太晚了，他们领先很正常。 第二，精深化的工业能力需要积累，是系统工程，是时间的朋友，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现代产业发展的很多标准、专利、路径基本由西方制定，我们也是这个大体系中的成员，要超越或突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 最后，是创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如基础科学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教育、人才、创新环境和体制机制等等。 中国创新已经走了很远 既然有这么多地方的差距，为什么说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前路可期呢？ 卡脖子让我们很痛，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再不卡，他们就要领跑甚至制定规则了（如华为5G），所以现在的霸主国家采取行动。 我在调研时发现，如果把技术创新高地比作珠峰，中国很多领先企业都越过了五六千米，正朝着七八千米攀登，有些已经接近顶峰。几乎所有企业所说的追赶对象，都是这个行业的全球佼佼者，个数已经没几个了。 “四基”还有差距，但也走过了千山万水。2012年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首次披露全球156家供应商名单时，中国大陆厂商仅有8家，2019年已上升为40家左右（含香港）。由于台资厂商（46家）和一些外企工厂也建在大陆，我们在电子消费产业整个链条上的供给能力已有巨大飞跃。 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方面，这一两年的北斗系统、5G、超级计算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嫦娥五号轨道器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国创造的力量。 像嫦娥五号轨道器，要经受从摄氏零下200多度到最高时1300多度的考验，其背后是一体轻量化热设计理念、错峰补偿控温策略和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等等的突破。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涉及131个经济体），中国排第14位。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 即使被热议最多的芯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最近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从1325亿元增长到381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6%，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的近6倍。中国往前赶的速度非常快。魏少军说：“沉下心来再干10年，中国芯片设计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少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中国空白或短板的地方，不用太长时间就被突破了。 比如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占世界总产量的80%，但造笔芯的笔尖钢和设备都要进口。我问过晨光文具的创始人，笔尖钢以前从日本进口，但太钢集团花了5年时间钻研，在几年前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又如最近很多人担心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必须在摄氏零下70度保存和储运，所以很难普惠。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传出的消息是，当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临类似挑战，必须存储在摄氏零下80度以下。该疫苗使用了Arktek冷藏箱运输，这是一种采用高科技的绝缘箱，无需外部电源即可维持超低温长达一周，所以埃博拉疫苗在非洲武装冲突期间也能送到农村地区。Arktek冷藏箱是青岛澳柯玛生产的，技术是和盖茨基金会旗下机构合作研发的。 再如光刻胶，是《科技日报》2018年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最近宁波南大光电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ArF光刻胶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的使用认证，可用于90nm-14nm甚至7nm技术节点。 我前不久到深圳工业富联参观，看到一个创新产品——智能化钢轨铣刀。也是《科技日报》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它用在养护高铁钢轨的铣磨车上，是最核心的部件，可以对钢轨轮廓及时铣削整形、消除各种缺陷。这种养护方法比砂带打磨要高效的多。 在以前，铣刀只能从奥地利博瑞特公司进口，工业富联看到《科技日报》的报道后组织进行攻关，突破了材料、结构设计、涂层、高端装备、精密传感、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凭借纳米级的切削工艺和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维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切削品质预警、刀具负载预警、过载判断、切削参数判断及处理等智能化操作。 最近中国正在针对互联网巨头展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审查整顿，这是必要的，但不少评论批评这些公司没有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贡献，则很偏颇。“新兴中国”（高盛提出的概念）是最近10年中国创新的亮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有非常多突破，有些地方是国际领先的，让亚马逊、脸书都感到压力。有人觉得电商、外卖、社交、网课、网约车、智能推荐、物流配送都很简单，但几亿人同时在上面活动，要保证高效实时可信赖，服务个性化精准化，并延伸到整个生态中，其实是极高难度的技术挑战。千万不要把创新的英雄当作狗熊。 而且，中国实体经济和社会服务、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中，互联网公司也是好帮手。现在到处都在讲一网通办、智慧城市，互联网公司是重要的推手。中国抗疫全球领先，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也功不可没。 在海尔中央空调的智能工厂，我看到从下订单到成品检测的19个环节，都开放给用户，可以实时可视化掌握，不用再到现场验货。在海尔举行的产业互联网论坛上，有嘉宾介绍了广西的一家智能化养猪企业扬翔股份。过去母猪配种靠配种能人，资深的查情员年薪要六七十万元。扬翔耗时三年开发了一套智能设备——查情器，全天24小时在线智能查情，自动采集母猪的行为、声音、气味、体温等等，确定最佳配种时间，提高母猪受孕率，增加产仔数，这样就用智能硬件重构了养猪价值链，企业也向着“科技改变养猪”的服务平台转型。 还有朋友介绍了制伞行业的“智造”。以前做外贸订单，样品要来来回回快递很多次才能确认，之后再量产。现在用动图软件，工厂设计好图纸，数字样品3D预览，订货商通过互联网在软件上直接反馈意见，如同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工作。图纸确认后，服务器端的智能制造系统迅速进入下一个流程。速度快了，成本低了，效率高了。 抬头看，离最高标准和顶尖高手还有差距，回头望，已经走了很远，超越了很多竞争者，还摸索出了不少有自己特色的创新路径——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 从自主创新到为人类创造价值 最后谈一下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认知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1、把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对立起来。 在坚持自主可控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开放式创新仍有很大空间，国际分工合作仍然广泛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识产权上的竞合与交叉授权很普遍。所以不能搞关门主义，不能放弃甚至排斥国际合作，也没有必要一切都重起炉灶，为自主而自主，谁都不能完全靠自己包打天下，都有对外依存性。 2、政府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中过深过度介入。 近年不少科创企业在各地投资，都是政府欢迎的香饽饽。某些项目，在资本金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占到百分之八九十，政府还直接为企业担保。政府支持创新的积极性应该肯定，但企业毕竟是盈利性组织，不是公共服务机构，政府给企业投资打包票，有违政府定位，且很容易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个别地方政府的“风投成功”究竟有多大可复制性，应慎重评估。政府过度介入，也诱导一些科创企业（包括伪科创企业）为了圈资源、拿补贴，撒胡椒面地投资，这在管理上肯定不是最优。一窝蜂上马的历史教训不应继续重演。 3、把自主创新标签化、概念化，忽视技术改造、工艺改善、管理进步等价值创造活动的重要性。 现在打着高科技自主创新的项目和投资很多，好像从0到1指日可待，其实正如不少学术研究所指出的，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revolution）本质上更是工业演进（evolution），很多技术早已存在，但这些技术的工厂化、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才是关键，从1到100，更多靠演进。类似地，大量中国企业正在通过与市场相结合、与用户相结合、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以及精益化、个性化、柔性化等方式，日拱一卒，日积月累地演进，在演进中实现创新升级。他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概念化的创新则需警惕。 4、把创新和高成本、大投入等同。 研发确实需要资金支持，但从边际增长的角度看，中国的投入已经不少，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GDP）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并不是钱堆出来的，而是和好奇心、对知识创造的兴趣、长期专注的研究积累、解决人类问题的持久热忱联系在一起的。 我曾经去过东京的旭化成公司参观，该公司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在锂离子电池研发方面的成就。吉野彰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班级导师建议他读一本书，里面有蜡烛为何燃烧、蜡烛火焰为何变黄等内容。他从此迷上了化学。1972年毕业后加入旭化成，开始摸索锂电池开发的门道，但产品出来后最初3年完全卖不出去，精神压力很大。不少创新是少数人苦心孤诣坚持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大兵团、高投入的结果。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钱更重要，或者说，没有好奇心和探索欲，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 5、把自主创新“泛政治化”。 我在各地调研，发现在政府投入、政府采购、金融资源供给等方方面面，有一种“只要是自主创新就该支持，甚至不计成本支持，哪怕失败了也是正确的”潜意识，有一种“现在被卡脖子，等突破了将来卡你们脖子”的悲情。我们需要看到，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居创新的前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展开，和我们作为后发者，通过开放，迅速把世界先进科技浓缩式地引入是分不开的。 对于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创新技术，我们在内心要深怀感激。我们固然付出了引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代价，但获得的收益比代价要多的多。所以自主创新眼下是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但长远看，还是要激发“创新造福世界”“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更博大追求，有为人类做贡献的情怀，如此才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新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把竞争对手都打垮，而是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 由于外部压力意想不到的突然触发，导致我们在自主创新问题上，不由自主会被一种追求完全自主、希望快速解决问题、过于焦虑和急躁的情绪所影响。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压低中国创新的价值，而是希望在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真实的信心，并提醒方方面面，既要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推动创新，但在具体行动中，不要太着急，动作不要变形，要走出过度焦虑，坚持长期主义，遵循客观规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主要牵引，以在全社会普及科学文化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为长远基础。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 欲速则不达。合乎规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栉风沐雨，三十而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的时间，跨越了全球资本市场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领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十四五”时期，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对资本市场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三十年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如何以史为鉴，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如何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 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 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时间走过了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张望军：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拓荒努力，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建成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和全球领先的商品期货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是从“看”和“试”到“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改革的帷幕正式拉开。市场建立之初，社会上一度对股票市场的性质存在分歧，出现了“姓资姓社”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对证券、股市明确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思想障碍。30年来，党中央始终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明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等。资本市场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引导经济社会预期等方面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 二是从重点支持国企脱困到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资本市场在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助力国企脱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摆脱经营困境，推动了国民经济战略性重组。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断丰富，服务覆盖面显著拓展，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优秀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畅通科技、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是从早期单一、分散的市场向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转变。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在内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蓝筹市场持续做强做优，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加快推进，各个市场定位更加明晰，各个板块之间错位发展，有机联系，相互补充，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融资服务。交易所债券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品种工具日趋丰富，成为服务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步发展，品种数量不断增多，已经形成覆盖能源化工、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金属、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的期货市场体系，在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服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从“老八股”、“老五股”到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沪深交易所设立初期，只有“沪市老八股”“深市老五股”进行交易，当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10亿元。30年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群体日益扩大，目前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涵盖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数量超过4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近50%。新三板挂牌企业超过820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超过3.2万家，上市公司和挂牌企业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主力军。与此同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在规范中不断发展，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 五是从建章立制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治监管体系日益健全。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健全再到持续完善，在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以及规范性文件近1200件。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监管由早期的分散监管、多头监管逐步转变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自我约束相结合，构成了统一有序的市场监管体系。持续监管、精准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不断加强，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监管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监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六是从探索试点到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从市场建立起就坚持开门办市场，上世纪90年代建立B股市场，推动境内企业以H股等方式到境外上市，同时相继建立QFII、RQFII制度，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近年来，沪深港通相继落地，沪伦通正式启动，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突破性进展；QFII、RQFII制度不断完善，额度逐步扩大，直至今年全部取消额度限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取消；期货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稳步扩大。上述制度变革为境内资本市场引入了长期资金、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升，促进了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截至今年11月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约4.8%。A股纳入明晟、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认可。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注册制试点为 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回顾过往30年的发展历程，资本市场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让您印象深刻？ 张望军：我国资本市场因改革而生，以改革而兴，30年来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资本市场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有几件大事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变革，从2005年正式启动，2007年基本完成，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确立了股票市场的全流通格局，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市场创新发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为之后开展的以强化市场约束为核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并购重组改革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市场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承载力明显增强。 二是综合治理让证券行业“脱胎换骨”。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方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历时三年，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行业发展三管齐下，过程艰辛，成效显著，平稳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在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集中开展风险处置和综合治理，证券公司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规模实力、业务类型、内部治理和社会形象发生显著深刻的变化，多项风控指标大幅超过监管标准线，为证券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是法治建设为资本市场保驾护航。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市场，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法治不健全，风险事件频发，“庄股”、“黑嘴”等问题一度较为突出，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证监会秉承依法治市、依法监管理念，不断加强市场法治供给，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市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效改善资本市场法治环境。特别是近年来，证监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证券法、刑法修订，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了一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市场生态持续改善。 四是注册制试点为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证监会把握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遵循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再到全市场施行的分步走实施步骤，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以来，各项制度机制运行良好。今年前11个月，科创板和创业板新上市公司合计176家，IPO募资合计2592亿元，分别占总量的52%和61%，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证监会统筹推进交易、退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关键制度创新，改进各领域、各环节的监管，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创造良好条件。 证券时报记者：过去两年多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改革顺利实施，资本市场全面深改取得显著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些进展？ 张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些年来，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2019年3月以来，证监会成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形成了“深改12条”的总体方案。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注册制试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长期资金入市、监管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逐步落地，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9项政策措施基本落地，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不断优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下，资本市场坚定理性正常开市，保持了常态化运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有效发挥，维护了整个金融市场顺畅运行，释放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信号，对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市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经受住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考验。 资本市场对于 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创新？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对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第一，加快科技与资本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引领的效率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着力改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创新体系的效能和整体能力，促进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市场具有对创新要素的引领、带动、定价、激励及风险缓释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在内的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投融资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同时，在引导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转移集聚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资本市场具有独特优势。 第三，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制度基础和市场条件。近年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实施，新三板改革稳步推进，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加快优化，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和私募基金减持反向挂钩政策实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实现了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的重要突破。通过利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科技企业的市场化并购重组日趋活跃，资本市场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未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举措有哪些？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资本市场在这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完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一是优化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结合科创类企业特点和融资需求，推进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再融资、并购重组、分拆等制度，健全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制度安排，更好满足科技型企业多元投融资需求，支持优质上市公司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和科技资源。推动完善财税支持、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进一步发挥好企业在产学研创新链条中的带动牵引作用，共同优化创新资本形成的政策环境。 二是完善全方位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进一步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市场体系。坚持科创板定位，强化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促进创业板和科创板优势互补。强化新三板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平台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加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指导、协调、监督，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 三是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才作为支持创新第一资源的关键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制度，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市场包容度，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对于科技型上市公司人才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型上市公司创新发展。 四是借鉴国际成熟市场制度创新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进股权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丰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增加支持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性和适应性。
华泰期货2021衍生品市场年会期间，华泰期货总经理徐炜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全球市场波动剧烈，上市公司面临的风险加剧，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对冲风险的需求爆发性增长，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的数量大幅增长。 但企业运用衍生品管理风险的比重仍然较低。据徐炜中介绍，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国内实体企业中通过衍生品管理风险的比重还不高，而全球500强的基础原材料企业中，运用衍生品管理风险的企业比例高达95%以上。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已经形成了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需要风险管理的行业数量众多。”徐炜中介绍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国经济越来越展现出活力与韧性，国内期货衍生品市场必然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陈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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