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双重叠加下，几乎所有的新经济公司都在成长的道路上以惊人的速度狂奔，开启了指数级增长模式。 新经济展现强大活力 在线教育、“虚拟”产业园、无人经济……尽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冲击，但以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却逆势发展，展现出强大活力和韧性。 前不久，在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主办的“2020中国新经济企业500强发布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联合中指研究院发布了《2020中国新经济企业500强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首次对我国新经济发展情况和新经济优秀企业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评价。 《报告》显示，作为新经济企业的优秀代表，新经济500强企业呈现八大发展趋势：一是先进制造超五成，互联网场景化明显；二是民营企业已成新经济发展主力军且经营方式灵活；三是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高度集中于北上深杭四城；四是头部集中度极高，长尾特征明显；五是普遍实现高增长，行业领域差异大；六是成长优先，利润后置；七是上市速度越来越快；八是舆论关注高，社会影响大。 而这些特征传递出来的信息，勾勒出了我国新经济企业发展的新常态。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说，研究团队对10多个省市50多家新经济企业进行调研后发现，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新经济企业的成长非常迅速。许多新经济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进行较大规模扩张，并且业务内容丰富而精细，发展速度是传统企业无法比拟的。 《报告》显示，相比于中国500强、民营500强，新经济企业500强成长更加迅速，营业收入年均增长达到79.6%。 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通用数字化技术成为新经济企业的核心基础设施，在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供应链管理、日常运营、售后服务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开始成为众多新经济公司成长和转型的内在基因，同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类企业也构成了新经济的主体，并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报告》显示，如果按照传统的行业分类，新经济500强中互联网企业达到188家，占比37.6%，而先进制造企业中，有1/3是信息设备制造商。显然，在新经济行业分类中，互联网行业的场景化趋势日益明显，很多企业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提供商，开始向生产、生活服务、现代综合管理等不同领域渗透。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汤继强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新经济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基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搭建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不仅为重塑社会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 新经济催生“快鱼”法则 业界认为，新经济企业的蓬勃发展，缘于对新消费趋势变化的快速响应。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典表示，当前消费增长逐渐从以往大规模、同质化、普及型的消费向多样化、差异化、高品质的消费转型，传统的工厂大规模生产难以精准适应消费的变化趋势。此时，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生产等新经济，不仅在消费端促进了全渠道、全天候、全频道购物生态的完善，而且在生产端优化了供应链与生产流程，在放大消费者购买力的同时，也裂变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和新的消费热点与消费模式。 事实上，在新经济条件下，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已不再适用，速度经济已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制胜之道。这是因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消费者拥有了更丰富的信息，导致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难以预测。因此，企业除了必须要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外，还应有超越顾客导向的洞察能力，而不仅是被动地适应市场的变化。 惠普公司的一份资料表明，一项新产品从创意到商品化需要5年时间，其间若“研究与开发”延误半年，利润则会减少50%。主要原因是，科技产品竞争十分激烈，新产品上市后，市场竞争会使价格每年下跌30%～50%，有的产品甚至下跌70%。新的生产技术使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更快、更便宜、更多样化地生产产品。 这其实就是思科前CEO钱伯斯提出的“快鱼”法则。他认为，“在新经济中，大公司不一定打败小公司，但是快的一定会打败慢的。新经济与工业革命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你不必占有大量资金，哪里有机会，资本就很快会在哪里重新组合。速度会转换为市场份额、利润率和经验”。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速度将代替企业的规模成为企业竞争的焦点。 时下，几乎所有的新经济公司都在成长的道路上以惊人的速度狂奔。10年前，一家公司只用4年时间，从初创做到估值100亿美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10年后，在技术、资本以及中国巨大的市场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新经济公司们纷纷开启了指数级增长模式。 此次上榜“2020中国新经济企业500强”的京东，其成长史就是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京东事业的起点，是刘强东1998年在中关村租用的一个柜台。进入2003年后，刘强东开始放弃之前的连锁电器业务，决定尝试在网上卖货，成为一家专业的电子商务公司。但刘强东难能可贵的是，他恰恰看到了物流正是制约京东电商发展的关键，并决心把这一瓶颈发展好，而且相信这将成为京东有别于其它电商的关键，并引领京东走向成功。 结果也正是如此，京东随后建成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大物流体系，总物流仓储面积达到了2000万平方米，从而使货品能从最近的仓储中心发出，以更快的速度送达客户手中，这一超前的战略，确保了京东未来十年的速度优势，也是京东逆向生长的关键。 和京东一样，另一上榜企业拼多多之所以能从电商巨头的夹缝中崛起，靠的也是速度，在巨头们还没来得及出手的下沉市场迅速成为市场的一极。 而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更是将小米的成功总结为“专注、极致、口碑、快”的七字诀。他说，“我坚信‘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有时候，快就是一种力量，你快了以后能掩盖很多问题，企业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往往风险是最小的，当你速度一慢下来，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怎么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速是所有互联网企业最关键的问题”。 新经济迈入主流经济 互联网改变了商业规则，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体现在经济领域，最深刻的影响有三点： 第一，互联网改变了信息的“内部性”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迅速扩展为“外部性”特征。人们通过搜索引擎，可以十分方便地寻找到种类繁多、数量极大而且增长速度惊人的信息，从而不仅可以充分满足对共享信息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对不同专业信息的需求。 第二，互联网使市场资源的配置不再受到市场门户的限制，它加大了人们选择时空的自由度，更加方便人们经过交流与协商达成各种交易，使市场资源能为全社会所共享，达到优化配置的目的。 第三，互联网使产业经济迅速走上规模化的道路，不仅使产业分工的边际出现了模糊，而且使管理的边际也出现了模糊，与之相关的许多概念也自然开始模糊。 正因为如此，在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双重叠加下，新经济的发展受到各方关注，并逐步迈入主流经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新经济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13.9%，比同期GDP的名义增速快了4.4个百分点。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所长温晓君表示，早在2016年，新经济就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下，我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扮演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赋能作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速，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广泛应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非接触经济、创意产业等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数据、知识、智力人才等新型生产要素快速集聚并高效配置，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治理体系加速构建。 温晓君说“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应用，正在引发产业系统性、革命性、群体性的技术革新和模式变革。一方面，通过发挥信息技术的创新引领作用，促进产业界跨专业、跨领域、跨环节的多维度、深层次合作与联合攻关，以集成创新为引领实现融合领域新技术的系统性突破；另一方面，通过激发数据这一核心驱动要素的潜能，从生产方式、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等维度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加速产业现代化进程。” 不过，新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在“2020中国新经济企业500强发布会”上，许宪春说：“许多新经济企业反映，在自己创业初期，面临较重的税收负担，初创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和前期投入压力，如果税收负担过重，会打击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另外，新经济发展迅速，短期内政策难以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新经济企业往往是跨行业、跨领域的企业，面临来自各个政府部门对各个方面的监管和要求，有时候会出现政策上相互掣肘”。 针对这些问题，许宪春建议，降低新经济企业的税负，加强政策的协调和配套，鼓励企业研发，以推动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日前，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当下应对数字税收进行总体研究。除了国际数字税收问题，拥有大型科技公司的国家，国内税收的研究应该适时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针对拥有大型科技平台、拥有大型数据平台、拥有巨大消费者流量平台的数字税收研究需要提上日程。 数据税被频频提起，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不过，虽然数字税引起热议，但它的概念是比较含混的。 首先要弄清楚数字税是什么。从研究层面上来说，数字税包含两个含义，就国际层面而言，备受关注的是OECD经济数字化的税收解决方案，其关注点在于跨国的互联网公司、数字巨头所创造的巨额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这需要国际间多方协调解决。而我国引起热议的数字税，是一种国内税的概念，是一种数字服务税，关注点在于对对拥有大型科技、数据、消费者流量平台的国家的针对性研究。 那么为什么各方对数字税越来越重视？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持续扩大，质量效益明显提升。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为358402亿元，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36.2%。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7.7%。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已经逐步渗透在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数字税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 一方面，数字税有利于消除负外部性。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但由于产权的缺失，企业或个人不当地使用个人隐私数据，就会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即企业或个人的滥用数据的行为会对这项活动参与者以外的人造成负面影响，在负外部经济的情况下，滥用数据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数据也可以成为数字经济前进路上的拦路虎，而征税则是消除负外部性的良方。 另一方面，是否征收数字税还关乎税收公平和效率。如果数字企业的用户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只有数字企业所在地和数字企业本身获得了可观的税收和收入，用户数据是平台的价值来源，不应是免费的，不征收数字税显然损害了公平和效率。 但是，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应该做等于马上做吗？征税有利于税收公平，但是公平不是绝对的，我们期望数字税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和技术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数据流动的趋势，也要在数据税收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平衡，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就目前而言，我国推行数字税还存在诸多困难，也没有必要为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盲目采取行动或做出牺牲。 一方面科学的税收规则难以确定。首先税收基数就难以确定。数据流通产生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用户，因此用户理应享受平台创造的收益，利润的大头应该国家拿来全民共享。而要让用户能够享受这种收益，那么首先关于用户数据销售的收入就应纳税，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落实起来却略为困难，科学计算应纳税收入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何监管、向谁征收、应该征多少税”都难以界定。 另一方面，数据税也无法发避免成本转嫁的问题。虽然目前数字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税收尚未明晰，但就其性质来说，更像间接税。税负能否转嫁取决于供求关系，强势的一方总是可以转嫁税负，当前，数字化企业存在技术优势且竞争着较少，相对具有垄断性，垄断就具有定价权，这意味着这些数字化企业可以人为抬高定价以转移收入，最终承担税负的还是用户。 这几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迅猛，可以说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工业智能化等领域，都处于世界前列，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税收政策、行政政策与环境上的宽松，发挥了重要的鼓励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已经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如果在规则尚不成熟时，贸然征收数字税，将导致我国互联网等数字化企业在国内外都面临更大的税收负担。同时征收数字税可能难以在税收公平和支持创新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打压我国数字经济欣欣向荣的好势头。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到大规模征收数字税的阶段，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征收成本会比较高，征税难度会比较大，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探索数字税的落地，就维护国际市场而言，中国需要和国际接轨，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就国内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未来，数字经济的体量会很大，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税收可以作为一个调节手段，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关系到国内税制进化。 因此，现阶段数字税作为一项研究还是合适的，可以开始进行试点。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市场规模、技术水平等国情，加强研究，因地制宜，但落实到具体行动层面，实际上还未完全成熟，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摸索。（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新时代呼唤新金融，新金融必然产生并服务于新时代。 近年来，中国建设银行(行情601939,诊股)(港股00939)一直在发挥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上做好新金融的加法，探索新时代大格局下金融价值取向与功能作用的更新，在发展新金融的道路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如今，在新金融探索中，建设银行已迈出了坚实步伐：发力住房租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三大战略”，开启“第二发展曲线”。 《国际金融报》推出“拥抱新金融”系列报道，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建行。 作为推进普惠金融建设的“排头兵”，建设银行率先将普惠金融确定为全行三大战略之一。2017年至今，建行上海市分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始终保持四行领先位次。 日前，记者从建行上海市分行获悉，该行的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已突破500亿元大关，受益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近4万家，首贷客户超过3000户。其中，仅2020年，已累计投放普惠贷款约900亿元，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加速实体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大的金融源动力。 胸怀大局： 全力支持“六稳”“六保” 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许多小微企业措手不及，搅乱了原本的经营和资金安排。1月30日，建行上海市分行火速出台特殊时期的专项《中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服务方案》，建立金融服务绿色通道，推出“云义贷”抗疫专属服务方案，全力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经营。对于因疫情影响遇到暂时困难、因疫情管控耽误还款的小微企业客户，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跟进配套相应的金融服务措施，为小微企业“保驾护航”。 建行方面表示，能够如此快速行动，离不开银保监会“百行进万企”活动的指导。春节前，建行就已经制定了“百行进万企”工作方案，准备通过“先线上、后线下”模式快速对接上万家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春节期间，为应对突发疫情，建行上海市分行提早启动活动方案，动员广大员工，通过电话、线上顾问、云工作室等远程服务形式，为小微企业实施精准帮扶。 据悉，“云义贷”累计为本市7407户小微企业提供了超过135.9亿元的授信，建行上海市分行通过延期还本付息、无还本续贷等方式，累计为4202家小微企业提供了超过30亿元的资金支持。 上海HS物流有限公司由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无法按时到岗，下游企业无法实现及时付款，即将于1月底到期的100万元小微快贷一时难以全额筹措还款资金。建行立即启动风险事项评估流程，第一时间确立延期还款方案，成功于到期日前在系统内完成减免利息费用、提供征信保护的设置，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进入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为最快速、最高效助力企业发展，建行还先后与上海市商委、文旅局、工商联、科创办等机构合作对接，联合推出助力复工复产的综合金融服务举措，累计安排8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同时，双方建立“网格化”工作机制，通过点面结合、名单管理，发挥“1+1>；2”效应，从而实现“减、免、缓、退、补”等纾困解困措施的高效精准实施。 同时，建行方面联动本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基金中心，共同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申报流程，最大程度发挥银政风险共担模式优势，为小微企业増信，当年累计投放贷款超过14亿元，其中涉农领域占比23%。 上海静捷蔬菜专业合作社在春节疫情叠加、人力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按原价每日向市场供应蔬菜60余吨，为保障申城市民的菜篮子默默奉献。建行客户经理小宋了解情况后，立即与企业取得联系，了解用款需求，确定了在原有300万元农业担保基金贷的基础上，增加150万元贷款额度的申报方案。在银政双方的协同配合、高效运作下，贷款很快完成了全部审批流程。 服务全局： 平台经营提升服务效能 普惠金融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要做好做实，除了体制与机制的保障，模式与工具的创新同样至关重要。而建行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为适应互联网经济和客户移动端自助化操作的需求特征，建设银行实施业务流程再造，于2018年在国内银行业首家推出了专门面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建行惠懂你”手机移动端服务平台，将传统的线下人工作业转变为线上服务。 “惠懂你”集成创新了在线测算贷款额度、预约开户、股东开会、贷款办理、进度查询、贷款归还等功能，通过一部手机一站式完成，为企业提供7×24小时随时随地随享的金融服务，融资的便捷性和时效性大大提升。上线两年时间，建行上海市分行“惠懂你”APP访问量已突破228万次，认证企业超过36万户。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建行上海市分行充分发挥“建行惠懂你”线上无接触服务优势，为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居家办公提供便利。 威视医疗原先主要生产近视治疗设备，疫情发生后，公司眼看医疗物资紧缺，便快速转产护目镜。但转产需要成本投入，原材料、工资等都离不开钱。就在这时，建行打来了一通救急的电话。原来，“云义贷”抗疫专属服务方案即将于2月14日晚上线，企业属于防疫物资供应商，符合产品目标导向。“云义贷”上线前一天，客户经理通过电话指导公司负责人下载和注册好“惠懂你”APP，上线当晚企业成功申请到了300万元专享额度，成为了上海分行“云义贷”的第一人。有了资金的保障，企业得以更加游刃有余地投入到疫情阻击战中。 除融资服务以外，“惠懂你”APP针对防疫需求还上线了多项专属功能，包括首页弹屏“特殊的日子，建行惠懂你与您同行”，为小微企业加油鼓劲；“抗击疫情 建行在行动”图片及链接，展示建行普惠金融10项措施；“疫情防控服务专区”，可实时查看全国疫情动态，查询患者同程信息，并通过“微医”进行在线问诊等。 开辟新局： 数字普惠有效破解信息不对称 以往小微企业融资难，难在“信用难评价、效率难满足”。建设银行将数据作为资产，内部挖潜和外部共享并重，整合大量对公、对私客户数据，连通工商、税务、房产等外部信息，将客户的经营行为、消费行为等转变为可量化数据，形成全息客户画像。创新推出“小微快贷”线上化业务，构建“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风控、综合化服务”的“五化”数字普惠新模式。 “依靠金融科技的力量对小微企业精准画像，使得普惠金融业务能够高速、高质增长，有总行战略的要求，也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建行上海市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李华表示。 早在2017年，建行上海市分行就积极参与上海银行(行情601229,诊股)业银税互动服务平台建设，成为首批平台用户，并同期推出“云税贷”，开创了在沪银行提供全线上自助贷款服务的先河。2019年，建行上海市分行作为首批直连银行，与上海市税务局签署《银税互动信息服务平台（二期）上线试点协议》，银税交互数据由25项增至77项，“云税贷”获贷时间由0.5天缩减至3分钟，获贷金额提升至最高300万元。至今，银税合作贷款累计投放金额已超过300亿元，市场占比第一。 钛钶金属是“云税贷”扩容后的首家受益企业，说起第一次在建行的贷款经历，企业负责人孙先生仍旧历历在目：“之前我在建行没有任何结算，经同行推荐，说是凭借以前的纳税信息就能在建行申请贷款，我当时是有点将信将疑的。但那段时间正好缺资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建行，没想到60万元的信用贷款真的就办下来了！”目前，钛钶金属在建行的贷款额度已提升至118万元。 同时，建行上海市分行主动对接上海数字政府建设工程，借助市大数据中心信息集合优势，引入与经营高频相关的八项政府公共数据，推出全线上纯信用贷款“沪惠贷”，进一步丰富数字化产品体系。不到一年时间，已为1612户小微企业提供10.9亿元授信。 至今，建行已形成了入门级、成长类、成熟类、通用类等全方位大数据产品谱系，具体贷款产品涵盖云义贷、云税贷、薪金云贷、结算云贷、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商户云贷、科技云贷等10余款。3万余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成为建行数字普惠的受益者，获得授信超过450亿元。 不过，李华认为，数字普惠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数据、法律环境及征信方面的建设。数据方面，“大数据”有待积累，数据本身也存在滞后性、缺乏协同性等问题，需要有数据治理能力；法律环境方面，目前线上贷款的司法认定还有一定难度，需要进一步明确；征信体系方面也有待完善，小微企业个人特征明显，目前企业征信体系和个人征信是分开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难以全面把控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 全面布局： 生态建设提供综合服务支持 除金融赋能之外，建设银行创新性提出“跳出金融做金融”的普惠服务理念，继“劳动者港湾”之后，建设银行联合政府部门、创投公司、核心企业、科研院校、孵化机构等社会各界，共同为创业创新企业打造“金融+孵化+产业+辅导”线上、线下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创业者港湾”，全力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业者港湾”秉承新金融科技性、普惠性、共享性的服务理念，针对初创期及成长期科创企业缺资源、缺管理、缺经验的痛点，提供包括创业孵化、信贷融资、创投服务、辅导培训、产业对接等一系列综合化服务，并配备专门人员、协调各项政策资源，使创业者体验到成熟、高效、完善的全方位指导与服务。 目前，建行已在上海地区设立了8家“创业者港湾”，涵盖“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六大承载区”，累计开展各类培训和路演活动10余场，参与企业超过1000家。已有近150家企业正式入湾孵化，其中45%成功获得了建行贷款，并为30家企业对接了投资方。 “没想到，知识产权真的可以用来贷款啦！”上海智位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叶琛不禁感慨道：“我们公司主要从事模块化的开源硬件、机器人平台以及3D打印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上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拥有各类优质知识产权37项，但就是苦于没有可以用来抵押的固定资产。2019年公司完成了B轮融资，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估值，公司急需投入新的流动资金，来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 “我们是建行‘创业者港湾’的首批入驻企业，建行有专门的服务团队，为入湾企业提供针对性的孵化金融服务方案。面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征，建行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作为担保方式的‘建知贷’。很荣幸，我们成为了首家受益的企业。”叶琛说：“以前在我印象里，建行是一家国有大银行，服务模式和产品应该都比较传统。但进入‘创业者港湾’以来，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印象，建行和我们科创企业一样，极具创新精神，双方的合作可以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除了给予企业资金支持，建行还积极发挥他们的渠道和资源优势，为我们引荐有相关业务需求的客户，为企业进一步打开新的销售渠道提供帮助。比如，今年就推荐我们公司参与了‘2020首届中国（上海）工业品在线交易节’工业机器人品牌周的线上直播活动。同时，通过建行的‘住房租赁’战略，还为我们员工解决了住房问题。”叶琛补充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普惠金融发展关系国民经济质量和效益，关系就业和民生，是服务实体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建设银行举全行之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按照“数字、平台、生态、赋能”理念，逐步形成了建设银行的普惠金融模式，交付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建行方案”。 据悉，未来，建行将在更广阔空间应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服务方式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让金融服务如同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更多的生产生活场景中，进一步改变银行与客户的连接与互动关系，让客户在无感、无界的状态下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服务体验，持续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因“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立案调查。此举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日渐增多，出现了限制竞争、价格歧视、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行业创新。整治影响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更好更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但绝不意味着平台企业可以走向垄断。垄断不是平台企业的基因和特权。回顾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优秀的平台企业，都是在公平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都是从当年的小公司、小网站起家的。正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下，平台经济才展现出蓬勃生机、无限潜力，才能不断推进技术、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因此，各方面都很期待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能为后进入的小公司、小网站留有良性竞争的机会。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带头强化行业自律，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维护良好的互联网经济生态体系。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无论什么阶段、什么业态，公平竞争都是一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反垄断监管，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有序竞争，有利于充分发挥平台经济高效匹配供需、降低交易成本、发展潜在市场的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反垄断可以有效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形成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因此，加强反垄断监管与做强做大平台经济并不矛盾，更不会扼杀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基因，相反，正是对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有力保护。 事实上，互联网行业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出于呵护新产业、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监管一直十分审慎。但互联网企业也需要遵规守法。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内资和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台经济领域竞争虽然呈现多边市场、动态竞争、跨界竞争、网络效应等新特点，但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与要义仍然适用，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完善法律法规，为平台经济发展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法律制度环境。当前，世界各国正在不约而同完善规制，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就是为了保证行业竞争的有效性，有力维护消费者权益。 对于平台经济来说，加强反垄断监管，带来的绝不是行业的“冬天”，恰恰是更好更健康发展的新起点。纵观互联网经济发展史，反垄断为行业健康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欧美国家通过反垄断制约了微软、IBM等科技巨头，才促使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互联网新锐诞生和成长，并为行业带来强劲活力。当前，我国加强反垄断监管，有利于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厚植平台企业不断涌现、蓬勃生长的良好土壤。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此次反垄断调查，是提升互联网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和反垄断合规意识的契机，也是开启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有序发展、健康发展的机遇。相信广大互联网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行业监管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将监管要求内化到企业经营管理中，以改革和创新的姿态迎接发展新起点，更好走在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提高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2月11日，普氏62%铁矿石价格指数达160.70美元/吨，涨幅较年初超过70%，创9年新高。 铁矿石飙升的背后，是钢厂生产利润明显飙升。根据mysteel调研，11月河北吨钢毛利平均160.3元/吨，环比增长92.07%；江苏吨钢毛利平均510.5元/吨，环比增长103.47%。在高额利润推动下，钢企正在保持较高的开工率。 瞄准中国强劲的需求，海外现货矿石和指数都在“趁机揩油”。国内钢铁企业在10日大声疾呼，铁矿石市场定价机制已经失灵，呼吁国家介入。然而，作为占据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约80%的国内企业海外进口和海外企业间进行的美元船货贸易，仍以普氏指数定价为主，使得国内企业在议价、定价方面处于被动局面。 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多位行业人士建议，国内钢铁行业应该尽快推进需求侧改革，适当控制生产节奏，加大废钢利用，运用好衍生品工具做风险管理等措施，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切实为钢铁降低生产成本，提供行业竞争力。 吨钢毛利翻一番，9个月社会库存下降63% 12月4日，铁矿石价格单日上涨7.5美元/吨，达到145.30美元/吨（折合人民币价格1005.55元/吨），涨幅达到5.4%。同一天，新加坡交易所（SGX）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140.98美元/吨（折合人民币价格为1082.75元/吨）。 对于这一天铁矿石现货价格的涨幅，让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记忆深刻。12月10日上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骆铁军还就当天单日涨幅如此巨大的情况，向全球矿业巨头必和必拓的负责人进行了询问，必和必拓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市场需求太旺盛，钢铁企业都在加大生产力度。”南钢金贸钢宝首席期现分析师蔡拥政认为，现在房地产、家电等终端行业用钢需求旺盛，建材成交活跃，钢材库存持续下降。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市场调研部的最新报告显示，12月上旬，20个城市5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仅为760万吨，与今年3月上旬峰值2021万吨相比，下降62.4%！ 在利润方面，钢厂生产利润更是明显飙升。根据mysteel调研，11月河北吨钢毛利平均160.3元/吨，环比增长92.07%；江苏吨钢毛利平均510.5元/吨，环比增长103.47%。高额利润推动下，钢企也在保持较高的开工率。截至12月11日，mysteel统计的247家钢厂日均铁水产量243.47万吨，同比增长5.81%；高炉开工率为84.77%，仍保持较高水平，且铁水产量较去年显著增加。 需求上升供应反而下降，港口库存连续6周下滑 “11月份以来，进口铁矿石的价格都呈现明显上涨，这和国内钢厂原材料冬储不无关系。”永安期货北京研究院副院长朱世伟表示，近几年来冬季到次年的第一季度，铁矿石价格都普遍呈现上涨态势。 面对需求旺盛叠加冬储效应，钢铁企业纷纷加大进口铁矿石力度。然而，在这一时刻， 为主要进口原料的铁矿石却面临紧张局面。根据mysteel统计数据，11月，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的铁矿石周度发运量均值为2210.90万吨，环比下降7.89%，同比下降3.82%。而且，上述两国近期的发运量波动较大，导致外矿供给的稳定性下降。 另外，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为9815万吨，环比下降8.1%，这也是今年6月份以来月度进口量首次降至1亿吨以下。在港口库存方面，根据mysteel数据，截至12月11日，国内45港铁矿石库存总量为12203.2万吨，已经连续6周下降。 在供需平衡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铁矿石价格出现了上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2月11日，普氏62%铁矿石价格指数达160.70美元/吨，涨幅较年初超过70%，创9年新高。11月底以来，该指数涨幅已超过20%。而在期货市场，12月11日，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主力2105合约盘中站上1000元/吨的高位。 钢企发声定价机制已经失灵，普氏指数成争议焦点 在12月10日下午，中国钢铁协会组织国内钢铁企业召开的铁矿石市场座谈会上，与会企业一致认为，当前铁矿石价格上涨已偏离供需基本面，大幅超出钢厂预期，资本炒作迹象明显。当前，铁矿石市场定价机制已经失灵，一致呼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介入调查。 光大期货黑色研究总监邱跃成认为，近期铁矿石期现货价格整体大涨，但期货和现货、普氏指数走势还是有些分化，突出表现就是普氏指数涨幅明显大于期现货价格涨幅。比如前述所述，单日上涨7.5美元/吨，远高于现货和期货价格。 统计显示，截止12月11日，普氏62%铁矿石指数为160.7美元/吨，比11月底上涨21.5%，而同期2105合约铁矿石期货、日照港(行情600017,诊股)61%品位PB粉价格分别为989.5元/吨和1034元/吨，比11月底分别上涨17.2%和15.9%。 朱世伟介绍，在当前国际市场铁矿石的定价机制，已经由以前的长协定价机制解体逐渐转变为普氏指数月度定价。而普氏价格指数数据来源包括电话问询等方式，向矿方、钢厂及交易商采集数据，其中会选择30家至40家“最为活跃的企业”进行询价，其估价的主要依据是当天最高的买方询价和最低的卖方报价，而不管实际交易是否发生。 普氏价格被三大矿山采用，其他矿山跟随。由于结算公式给予矿山的报价份额极高，因此矿山存在调高报价从而影响指数价格的可能（成交与否并不考虑）。对铁矿石需求最大的中国企业并未参与到定价中，这是令人遗憾的现状。 国投安信黑金研投团队张贺佳表示，作为占据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约80%的国内企业海外进口和海外企业间进行的美元船货贸易，仍以普氏指数定价，使得国内企业在议价、定价方面处于被动局面。由于目前人民币计价期货的参与者和交易量已经远超普氏等指数的采集量，能够代表铁矿石市场的实际供需、运行等情况，透明度更好也更加公平，且期货连续交易、实时变动，能够更好的指导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活动。 业内建言应对三策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对进口矿的高度依赖局面难以改变的背景下，面对国内需求持续放量，而现货指数定价机制却又失灵，多位行业人士建议，加强钢铁行业需求侧改革，适当控制生产节奏，加大废钢利用，运用好衍生品工具做风险管理等措施，切实为钢铁降低生产成本，提供行业竞争力。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李新创： 建议放开优质再生钢铁料的进口，缓解国内保障不足；实施国家资源战略，全方位服务企业参与全球资源开发；培育国际级矿业投资平台，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开发；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产业链模式实施“走出去”；以行业为主导，建立更为全面、系统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评估系统；针对境外矿山开发设置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基金、矿山开发基金等，对“走出去”项目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永安期货北京研究院副院长朱世伟：目前我国钢铁企业整体呈现出产业分散，集中度较低的格局，相比于原料端“四大矿山”的垄断竞争格局，从经济学角度，天然处于议价权的弱势方。这需要国内钢铁行业加强协作，提高作为最大买方的议价能力。 目前，大连铁矿石期货影响力与日俱增，且是实货交割的期货合约，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好衍生品工具做风险管理，那么将增强连铁的价格发现功能，同时也将增强其国际定价能力。 光大期货黑色研究总监邱跃成： 从长远来看，钢铁行业最重要的应对方式是增加铁矿石资源的自身保障，如增加海外权益矿的战略投资和开发。另外，适当控制生产节奏，特别是在利润低位和亏损情况下要适度减产，减少铁矿石的使用量。还有，加强对市场行情的分析研判能力，在铁矿石价格低位的时候，适当增加铁矿石库存规模，做好战略储备。 国投安信黑金研投团队张贺佳：适当控制钢厂的生产节奏，特别是在利润低位和亏损情况下要适度减产，减少铁矿石的使用量。还有，加强对市场行情的分析研判能力，在铁矿石价格低位的时候，适当增加铁矿石库存规模，做好战略储备。
近日，随着彩虹电器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川股军团迎来了第136家上市企业。 记者注意到，截至2020年12月23日，除重新上市的ST国重装，四川省年内新上市企业有10家，其中，属于医药生物行业的新上市企业，占比三成。此外，四川辖区年内已过会待注册发行的企业还有9家。专业人士认为，除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的外部环境变化以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四川省近年来一直在持续推进企业上市，加大直接融资占比。 年内已有10家川企登陆A股 据东方财富chioce数据显示，截至12月23日，除重新上市的ST国重装，2020年以来，四川省共有10家公司成功登陆A股，年内上市企业数量是继2015年之后首次突破2位数。从具体分布来看，年内新上市的川企中，在科创板上市的最多，分别是成都先导、秦川物联、盟升电子、苑东生物等4家；中小板和创业板各上市3家，分别是天箭科技、安林股份、彩虹集团和英杰电气、康华生物、大宏立。 记者注意到，从行业来看（申万一级），上述10家企业主要分布在医药生物、机械设备、国防军工、采掘、电气设备及家用电器等行业，其中上市数量最多的是医药生物行业，有3家占比30%。在募集资金方面，前述10家新上市公司合计IPO募资80.46亿元，较2019年同期同比增长119.7%。其中，医药生物行业IPO募资金额最高，达到32.25亿元占比40.08%。 第三方研究机构透镜公司创始人况玉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四川省年内新上市企业增多，尤其是医药生物企业上市数量增多，主要是科创板的快速扩容以及创业板实行了注册制，IPO的节奏加快。而生物医药领域的优质企业大多是往科创板和创业板两个方向去上市的。”此外，企业IPO募集的资金主要是用于投资公司的新项目或新技术等。随着大量资本的注入，也将助力于新上市企业的发展壮大。 还有9家川企在路上 事实上，随着科创板壮大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皆加速了四川省优质企业的上市步伐。仅12月以来，四川辖区IPO过会企业就新增3家。12月3日，立航科技拟登陆上交所主板上市申请（首发）获通过；12月11日，圣诺生物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申请（首发）获通过；12月17日，倍特药业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申请（首发）获通过。 记者注意到，截至2020年12月23日，四川辖区年内已过会待发行的企业有9家。其中，上交所主板2家，分别是海天集团、立航科技；科创板4家，分别是纵横股份、极米科技、智明达、圣诺生物；创业板3家，分别是药易购、川网传媒、倍特药业。 川内优质企业加速上市步伐的背后又是什么因素在推动呢？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财金商贸研究中心主任王小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的外部环境变化以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四川省近年来一直在持续推进加大直接融资的占比，由于省内企业多以间接融资为主，资产负债率较高，推进企业上市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其次，近几年省内新兴产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传统企业也通过重组等方式为上市创造了条件，而地方政府和四川证监局等相关部门对企业上市也积极支持。另外，通过推进企业上市，增加上市数量，也是缓解四川省资金紧缺不足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融资途径。” 据东方财富chioce数据显示，目前上述已过会待注册发行的9家企业，IPO首发预计募集资金合计为56.98亿元，其中极米科技IPO拟募集资金最多，达到12亿元。从行业来看（证监会-大类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三大领域IPO拟募资金额较高，分别为16.36亿元、12.79亿元和11.5亿元，占比分别为28.72%、22.44%和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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