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企业利润是成本转换、增值的结果，企业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其利润率和竞争力。本文基于 Vargo 和 Lusch 提出的“服务主导逻辑”，创新性地将企业成本划分为“受动性成本”和“能动性成本”，认为“受动性成本”的作用是转移价值，“能动性成本”的投入才是企业升级转型、提高利润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上，本文使用工业企业成本调查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企业利润率与能动性成本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销售人员薪酬等能动性成本投入对企业利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效果在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行业也非常明显。 关键词：服务主导逻辑能动性成本 企业利润率 门限回归模型 企业利润是企业成本转换、增值的结果，企业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其利润率和竞争力，进而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层次和结构。本文遵循“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的理论主线，研究了企业成本结构对企业利润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提出了企业在优化成本结构方面的应对举措，探讨了政府在推动企业转型和促进经济升级方面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要理论和文献回顾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命力是顾客价值创造，关于顾客价值创造，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商品主导逻辑，另一种是服务主导逻辑。 （一）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内涵 商品主导逻辑源于工业革命时期。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具有生产性的产品，而非生产性的服务只是次优产出。此后的几个世纪，学者对商品和服务的研究，都将商品摆在主导位置，并且将商品和服务严格分开，由此衍生出商品主导逻辑的概念。Zeithaml等（1985）指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生产性”商品处于中心位置，而“非生产性”的服务则被定义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且是一种次优或低等商品。商品主导逻辑根植于古典经济学，高度反映了工业经济特征，将“商品”看作是价值创造和国民财富积累的核心要素，而没有给予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应有的重视。 20世纪后半叶，在信息革命的大背景下，商品和服务的关系日益模糊，难以区分企业向市场提供的究竟是商品还是服务，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注意力从商品转移到了服务上面，很多制造企业中，服务的投入比重甚至超过了制造，服务收入的比重也超过了制造品的收入比重，于是，服务主导逻辑的理念逐渐浮出水面。Berry（1983）认为交换本质上是建立关系而非交易，Gronroos（1983）认为质量是客户感知而非技术标准，Phillips、Ochs和Schrock（1999）指出客户不是购买产品，而是购买该产品的服务能力，并认识到使用价值相对于价值的重要性，提出了“产品已死、服务永存”的观点和理念。Vargo和Lusch于2004年首次正式提出了服务主导逻辑的概念，又于2008年、2016年对服务主导逻辑的理论进行了完善，对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进行了严格区分。该理论指出：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在生产和交换比商品更多的服务，服务需要更多的关注；服务是一切经济交换的基础，应该将商品和服务统一到服务主导的逻辑框架下来思考和分析；在价值创造中，操作性资源、资源整合者、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服务生态系统起到重要作用。在对服务主导逻辑进行系统阐述后，Vargo和Lusch（2016）将2008年提出的10项假设进行了修订，升级为服务主导逻辑的5大公理和11项假设（见表1）。 表1：服务主导逻辑的 概括而言，商品主导逻辑是以商品（包括有形货物和无形服务）为中心的传统理论，服务被看作一种无形商品或可以增加商品价值的附加组件，商品是上等的，服务是商品的附属品。服务主导逻辑认为，“服务”是交换活动的重点，商品依然很重要，但服务是上等的。 在价值创造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商品主导逻辑认为价值创造者在生产方，其本质是在生产过程中嵌入价值。服务主导逻辑将价值创造的场所从“生产者”转移到各参与者之间共同创造的协作过程，资源整合者、制度安排、生产者的知识和技能（能力）代表了创造价值的基本来源，所有价值创造的根本驱动力是操作性资源，即能够“有目的地”作用于其他资源的资源。商品主导逻辑认为商品是客户价值的载体，商品价值存在于产品本身，价值在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服务主导逻辑认为商品价值在于商品为客户带来的体验和效用，即产品的使用价值，商品是以服务载体的角色参与交换的，商品是服务能力的传递者。 表2：商品主导逻辑与服务主导逻辑的属性对比 （二）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与企业成本结构的相关文献回顾 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的区分可以从Constantin和Lusch（1994）的研究找到理论渊源，他们创造性地将资源分为对象性资源（Operand Resources）和操作性资源（Operant Resources），对象性资源主要包括商品和自然资源等，在企业的价值创造中起被动作用；操作性资源主要包括知识和技能等，在企业价值创造中起主动作用。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的根本区别实际上在于对操作性资源和对象性资源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服务主导逻辑把以“知识和技能束”、“资源整合能力”等为代表的能动的基础资源的集合体当作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高阶资源，这些操作性资源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而商品主导逻辑更强调实物商品，对操作性资源并没有充分重视（见表2）。 服务主导逻辑提出后，众多国内外学者对其应用、发展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一些学者探讨了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对企业成本结构划分的借鉴意义。刘林青等（2010）认为越来越多的公司像苹果公司那样提供的既不是纯商品也不是纯服务，而是将两者组合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设计方面的支出变得非常重要。Banker等（2011，2019）发现销售和管理费用不能仅仅被看成一项费用，公司长期股权激励措施的推出和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方面的支出增加，会提升企业的未来价值，但这些影响因企业和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李雷等（2013）认为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是内生于竞争系统的，操作性资源和竞争会相互促进，为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了保障。马元驹等（2018）指出商品主导逻辑下的资源主要指静态的有形资源，产品成本一般由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对象性资源，即料、工、费等制造成本构成，服务主导逻辑下的成本是为了取得客户认可的价值而发生的所有支出，包括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即收入动因成本。郭永清（2018）认为公司要提升盈利能力，需要采取服务差异化、技术差异化、品牌形象差异化等竞争策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投入对利润提升和差异化竞争策略至关重要。刘琨（2018）将我国乘用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与代表现代乘用车制造先进水平的福特、丰田和大众三家企业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乘用车企业研发投入比重偏低，材料成本和税费成本是导致制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提升研发投入可以降低材料成本，促进成本结构的良性循环优化，最终实现企业综合盈利能力与制造核心能力的提升。 总之，服务主导逻辑重新审视了产品、服务和价值创造的关系，认为操作性资源而非对象性资源才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价值存在于服务中。商品固然很重要，但服务是上等的，是一切经济交换的基础，应当将商品和服务在统一的框架下思考企业资源、成本结构和价值创造等基本问题。但目前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微观层面分析和定量分析非常少。本文以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为基础，借鉴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的划分方法，从微观视角出发，创新性地将企业成本划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探索性地研究了成本结构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期望对企业升级转型提供借鉴。 二、不同主导逻辑下的成本结构及习性分析 结合Vargo和Lusch的服务主导逻辑理论、Constantin和Lusch的资源划分方法以及国内学者关于企业成本结构的相关研究，本文对企业成本结构做如下分析。 （一）商品主导逻辑下的成本主要是营业成本 商品主导逻辑认为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并将价值直接嵌入所生产的产品中以获得交换价值。为制造商品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营业成本属于企业成本，在产品价值创造中处于主导地位；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没有直接参与商品制造，不属于企业成本，在产品价值创造中处于从属地位。 从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划分的角度看，为生产商品而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为对象性成本，在产品价值增值和客户价值创造中起主导作用；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则被认为属于费用类科目，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只起辅助作用（见图1）。 （二）服务主导逻辑下，成本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 服务主导逻辑认为客户价值在于商品和服务的融合，创造价值的不再局限于产品直接成本，而是体现在为了取得顾客认可的价值而发生的所有支出（马元驹，2018）。也就是说，服务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概念不仅包括为生产产品所发生的料、工、费等制造成本，也包括与客户认可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相匹配的其他支出，是从产品生产到产品出厂再到客户手中所发生的全部成本。比照利润表项目，服务主导逻辑下的成本就是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四个项目之和。 从成本结构看，服务主导逻辑强调，真正对结果产生作用的是操作性资源，如知识和技能，且操作性资源是无形的、动态的，在多数情况下不易损耗、可再补充，能够创造额外的产品价值，为顾客增加新的体验，在客户价值创造中居主导地位，本文称这类成本为“能动性成本”；而对象性资源具有有形性、静态性、有限且可损耗等特征，如物力和财力资源，主要起转移价值的作用，在客户价值创造中居辅助和从属地位，本文称这类成本为“受动性成本”（见图1）。 图1：不同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成本支出中的各类税费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因为这些税费是国家强制征收的，对客户价值创造不起直接作用。 综上，服务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大于商品主导逻辑下的营业成本范畴，是扣除企业税费成本后，参与客户价值创造的各类成本费用之和。根据这些成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不同，可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 （三）服务主导逻辑下的成本习性分析 根据各类资源在客户价值创造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将服务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见图2）。 图2：服务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结构 根据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成本结构划分的理论和思路，我们尝试从各类成本费用的特征出发，探索性地将企业成本费用报表中各项成本费用划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 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报表，企业成本费用共包括4个一级科目，其下又细分为多个二级科目（参见表3）。 表3：服务主导逻辑下的成本习性分析 生产成本中，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是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成本，这些成本通常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步骤将价值转移到产成品或服务上，属于受动性成本的范畴。 销售费用是指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从内涵看，销售费用是企业实施销售策略产生的各类费用。企业销售策略是企业根据自身内部条件和外部竞争状况所确定的关于选择和占领目标市场的策略，良好的销售策略可以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实现企业产品的价值增值。因此，本文认为，销售费用中有人的脑力劳动参与其中的部分，特别是销售策略的设计、产品品牌建设和维护等相关费用支出，应当归入能动性成本，仅仅是人的体力劳动以及其他转移价值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则属于受动性成本。具体而言，销售人员薪酬、广告设计费大体可以归入能动性成本，折旧费、修理费、保险费、差旅费等则可以归入受动性成本。 财务费用是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费用，与企业员工的脑力劳动和智慧创造无关，都属于受动性成本。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管理把人才、技术和商业模式等几项核心要素聚合起来，管理方式和能力代表了企业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部门负责设计企业管理制度的员工报酬以及接受外部管理咨询而发生的费用属于典型的能动性成本；企业的研发费用、技术转让费以及职工教育经费都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属于能动性成本；而折旧费、修理费、办公费等其他管理费用则属于典型的受动性成本。 综上而言，在企业成本费用中，有6个二级科目属于能动性成本。当然，我们也认识到，这种划分方法是一种粗线条的分类方法，很多具体科目的分类方法尚待深入探讨。比如：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这个二级科目的性质不能明确划分，因为其中设计管理制度、付出脑力劳动的那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可以列入能动性成本，但管理部门中具体经办人员的薪酬，实际上也是受动性成本。 由于数据源的局限性，我们无法得到每一项二级科目的企业成本费用数据，为此，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选择几项典型的能动性成本变量开展研究。 三、能动性成本对主营业务利润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我们构建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式中：c为常数项， 为第i个样本企业的各项能动性成本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重， 为第i个样本企业的控制变量， 和 分别是二者的系数， 为残差项。 企业在经营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各项成本费用对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影响可能会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可能不同，因此，我们还考虑使用门限回归模型。 2．门限回归模型 门限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ve Model）的基本思想是根据门限变量的门限阈值的判别结果，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回归方程，从而试图解释各种类似于跳跃和突变的现象，其实质是用分段的线性回归模型来描述总体非线性问题。 假定一个具有T个观测值和m个门限值（具有m+1个区制）的标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区制j=0，1，2，…，m中，被解释变量可以表示为解释变量的组合： 式中：模型有两类解释变量，解释变量X的系数 不随区制变动而变化，而解释变量Z的系数 在每个区制中均不相同，两类变量均与扰动项 不相关。 假定存在一个可观测的门限变量 用于划分样本，并且门限值 是严格单调递增的，则在区制j中有且仅有 以一个单门限（两区制）模型为例，门限变量为 ，待估计的门限值为 ，则回归模型可写成如下形式： 将两方程合并，也可写为 其中， 为指示函数，当其中的表达式为真时，取值为1；反之，则取0。 定义 ，则一个具有m个门限值（具有m+1个区制）的回归方程可写为： 通过设定门限变量 、解释变量 和 可以确定回归方程的形式。已有文献中，企业规模通常用营业收入、总资产或企业员工人数三方面指标来衡量，这三个指标各有利弊（ Scherer， 1965）。张杰、刘志彪和郑江淮（2007）分别使用这三个指标分析企业规模对创新强度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以营业收入作为企业规模衡量指标时，最能体现出企业规模因素是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因素这一结论。张瑶（2013）、李宇和张瑶（2014）、李波和孙利华（2019）等分析企业创新、研发的规模效应时，均利用营业收入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门限变量。同时营业收入也是企业成本预算的主要依据。所以，我们选择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表示企业规模，并作为门限变量，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为随区制变化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系数不随区制变化。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于2018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调查，调查从各项成本费用的具体用途出发，涵盖了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各项成本费用，具体调查指标见附表1。我们使用此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剔除无效问卷后，样本为4490个企业。该项调查数据为截面数据。 我们使用计量模型考察能动性成本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能动性成本为解释变量。我们将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广告费用占比、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销售人员薪酬占比设定为企业能动性成本，把它们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 表4：主要变量选取 此外，由于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因素众多，本文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分析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了一些企业层面的变量作为回归控制变量，以增强实证分析的解释力。 （1）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2）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波动率：行业属性的代理变量。Vargo和Lusch强调，服务主导逻辑不意味着无需关注商品的作用。对于部分行业，产品的商品价值属性强，企业的利润率除了受操作性资源的影响，还会受到经济周期、商品价格波动等外部因素影响，使用企业所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波动率主要为了剔除可能会影响企业利润率的经济周期及行业因素等。（3）企业资本密集度：使用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4）企业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会产生偿债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5）通过非正式金融渠道融资占比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指通过银行贷款及债券之外的融资额占企业全部有息负债融资额的比重（见表4）。 （三）工业企业整体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 从企业经营成本费用调查数据来看，在工业企业的各项能动性成本中，占比较大的是研发费用，其占比均值为1.54%，其次是销售人员薪酬和广告费用，其占比均值分别为0.90%和0.71%。职工教育基金占比较低，其占比均值仅为0.05%。各样本的数据间差距较大，说明工业企业间的成本结构差异较大。 表5：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按照表4中对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我们建立工业企业整体的回归方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经White检验证明存在异方差。将系数标准差用White异方差一致协方差进行修正后，得到回归结果（见表6回归1）。从回归1结果看，职工教育基金和销售人员薪酬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剔除这两个解释变量后，重新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后，对回归方程进行White检验，判定存在异方差。将系数标准差用White异方差一致协方差进行修正后，得到回归结果（见表6回归2）。 表6：工业企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从回归2的估计结果看，企业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的增加对提高企业利润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28个百分点。在1%的显著水平下，工业企业的广告费用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42个百分点。可见，对整个工业企业而言，增加研发和广告支出可有效提高企业利润率。 3．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7：工业企业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 Bai-Perron （Econometric Journal， 2003） 临界值。 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工业企业存在两个门限，对应企业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0290万元和88388万元。根据门限值将工业企业划分为三类，对门限回归模型加以估计，估计结果见表8。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门限区间内，能动性成本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有明显变化。当企业年营业收入小于10290万元时，此时企业在规模上大致相当于中小型企业，企业的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的系数均小于0，说明在此阶段，企业提高利润率的主要手段还是尽可能地减少各项成本费用。随着企业营业收入的提升，企业研发费用、广告及宣传费、职工教育基金占全部成本费用比重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系数转为正值，说明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提高这四项能动性成本的占比有助于提高企业利润率。值得注意的是，当企业营业收入提高至大于88388万元后，研发费用占比、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销售人员薪酬占比均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明显提高，但广告费用占比的影响有所下降，说明当企业成长至一定规模后，继续加大广告宣传费用对利润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开始减弱，而加大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投入和销售人员薪酬对提高企业利润率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而职工教育基金占比虽然很高，达到19.48%，但是由于该科目在企业成本费用中的占比极低，因此，该项成本占比每提高0.1个百分点，主营业务利润率即可提高1.95个百分点。 注：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表8：工业企业门限模型估计结果 （四）分行业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部分行业的样本替代全部样本回归，进一步衡量企业成本结构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我们选择了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装备制造业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的高污染、高能耗及产能过剩（“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分析各项能动性成本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 1．装备制造业 （1）描述性统计 装备制造业企业广告费用占比均值为0.31%，低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研发费用占比均值为2.59%，高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销售人员薪酬费用占比和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均值分别为0.94%和0.06%，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相近。四项能动性成本占比合计为3.90%，比工业企业总体水平高0.70个百分点。 表9：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与工业企业估计模型类似，我们建立了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回归方程，得到White异方差修正后的回归结果（见表10回归3）和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White异方差修正后的回归结果（见表10回归4）。 回归4的估计结果显示，对装备制造业企业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增加对提高企业利润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装备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成本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30个百分点。职工教育基金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是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为负。可见，对装备制造业企业而言，增加研发是提高企业利润率的有效手段。 表10：装备制造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3）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5%的水平上显著。** Bai-Perron （Econometric Journal， 2003） 临界值。 表11：装备制造业企业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装备制造业企业存在三个门限，对应企业年营业收入分别为8063万元、23426万元和91584万元。根据门限值将装备制造业企业划分为四类，对门限回归模型加以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2。 表12：装备制造业企业门限模型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门限区间内，企业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有明显变化。企业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和销售人员薪酬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重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随着企业销售规模扩大总体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广告及宣传费用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 当企业年营业收入小于8063万元时，此时企业的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系数均小于0，与全部企业相同，此时企业提高利润率的主要手段还是尽可能地减少各项成本费用。随着企业销售收入的提升，企业研发费用对利润率的影响逐渐转为正向，当营业收入大于23426万元后，广告费用对利润率的影响也转为正向。当企业营业收入提高至大于91584万元后，研发费用占比、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销售人员薪酬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均明显提高，且显著大于0，而广告费用占比的影响下降，说明当企业成长至一定规模后，加大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投入和销售人员薪酬对提高企业利润率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 2．“两高一剩”行业 （1）描述性统计 表13：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特点，我们增加了环保支出占企业成本费用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两高一剩”企业广告费用占比均值为0.30%，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相近；研发费用占比均值为0.77%，低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销售人员薪酬费用占比和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均值分别为0.53%和0.04%，低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四项能动性成本占比合计为1.71%，比工业企业总体低1.49个百分点，即使加上环保支出，占比也仍然较低。 （2）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14：“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与之前的估计模型类似，我们建立“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回归方程，其中解释变量中增加了环保支出占企业成本费用的比重，分别得到White异方差修正后回归结果（见表14回归5）和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White异方差修正后回归结果（见表14回归6）。 回归6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两高一剩”行业企业，企业研发费用、广告费用、职工教育基金的增加均对提高企业利润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研发成本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59个百分点；企业的广告费用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89个百分点；企业的职工教育基金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11.75个百分点。销售人员薪酬的回归系数为-0.57，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对于“两高一剩”行业而言，销售人员薪酬占比的增加会降低企业利润率。环保支出的回归系数大于0，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15：各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 “两高一剩”行业研发费用占比的回归系数大于装备制造业企业，也大于工业企业整体，其原因主要是“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占比整体较低。同样是研发费用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研发费用需增长66.63%，装备制造业企业增长40.05%，“两高一剩”行业企业需增长132.21%。若工业、装备制造业和“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均增长100%，则研发费用占比分别提高1.49、2.50和0.76个百分点，利润率分别提高0.42、0.75和0.45个百分点。 （3）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5%的水平上显著。** Bai-Perron （Econometric Journal， 2003） 临界值。表16：“两高一剩”行业门限效应检验 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存在两个门限，对应企业年营业收入分别为29350万元和489004万元。根据门限值将“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划分为三类，对门限回归模型加以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7。 表17：门限模型估计结果（两高一剩行业）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门限区间内，企业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有明显变化。当企业年营业收入小于29350万元时，职工教育基金占比系数大于0，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研发费用占比的系数大于0但不显著，销售人员薪酬占比小于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广告费用和环保支出的占比系数均小于0，但均不显著。随着企业销售规模的增加，研发费用、广告费用、职工教育基金和环保支出占比的系数逐渐大于0，且均显著。这说明即使对于两高一剩行业，在企业销售规模增大之后，也应该提高研发、广告支出、职工教育基金等能动性成本的支出，提高企业利润率。此外，当两高一剩行业规模增加时，适当的承担部分社会责任，提高环保支出的费用长期来看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当企业年营业收入大于或等于489004万元时，广告费用占比的系数为0，这与全部企业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当企业销售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增加广告支出的投入并不会继续提高企业利润；其他四项能动性成本占全部成本费用比重的系数均大于0。 （五）实证结果总结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对工业企业来说，能动性成本占比尤其是研发费用占比的增加对提高企业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企业改善成本结构，加大能动性成本投入，有助于企业提高利润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分行业看，能动性成本投入在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装备制造业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两高一剩”行业都表现出类似的正向影响。 门限回归的结果显示，能动性成本投入增加对企业利润率的正向影响在大中型企业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对于工业、装备制造业和“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研发费用、销售人员薪酬和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均随着企业销售规模的增大而提高；工业企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广告及宣传费用占比对利润率的影响随销售规模增加先提高后下降。对于销售规模最小区间的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提高能动性成本占比并不能提高企业利润率，甚至对企业利润率有负向影响。从企业的角度看，这部分企业缺乏增加能动性成本投入的动力，政府应加强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企业增加能动性成本投入。 （六）不足之处及下一步改进方向 （1）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本文对企业绩效的评估仅考虑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未来可以扩大对企业绩效评估的视角，如考虑企业的发展能力，即企业扩大规模，并长久持续发展下去的潜在能力。 （2）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本文选择了部分财务指标作为企业能动性成本的替代变量，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数据采集范围，增加相关解释变量； （3）本文实证部分采用的调查数据为2018年开展的成本费用调查采集的截面数据，因此未在解释变量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研究其动态效应。未来会继续开展相关调查，并引入面板数据模型开展相关实证研究。 四、政策建议和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能动性成本投入对企业提升利润和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要通过成本溢价向技术溢价、品牌溢价转型，从受动性成本投入向能动性成本投入过度，通过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政府和金融机构也要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动企业升级转型，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一）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调整成本结构 对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由于技术水平弱、产品市场认同度低，企业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优势。因此，中小型企业要努力建立精细化成本管理模式，在确保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的前提下，对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阶段成本进行科学核算，实行全员、全要素、全过程精细化管理；要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和企业产能，抛弃低能无效投资，减少人员冗余；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合理压缩渠道层级，提升物流运输效益，严格控制资金成本；创新营销模式，根据销售规模严格控制宣传成本的投入等。在控制好成本的同时，中小企业也要意识到：研发和品牌建设等能动性成本的积累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研发、品牌建设等方面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积累，这些能动性成本的投入不一定立竿见影，但长期来看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图3：企业成本投入与附加价值的“微笑曲线”图 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技术和资本的积累，企业开始进入到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企业要从“微笑曲线”（见图3）两端入手，转变经营理念，从“生产制造为本”向“研发、服务、品牌”为本转变，加强能动性成本的投入，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知名度，改善客户体验，增强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一是毫不犹豫加强研发，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坚定不移地做好品牌建设，提升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影响力，努力增加品牌溢价，增强产品定价权；三是始终如一地做好客户服务，既要与客户沟通和互动，又要与企业研发设计部门密切联系，不断改进产品设计，改善客户体验，提高客户忠诚度。 （二）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能动性成本投入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激励企业加强研发，尤其是增加对中小型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上持续发力，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具体措施包括：对于研发费用高的企业，可以加大税收优惠，激发企业研发动力；建立创新基金，对研发费用高的企业给予融资补贴、人才补贴等，解决企业转型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帮助企业引进优秀人才、做好员工教育培训，提升企业的研发设计能力等。 同时，也要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营造鼓励研发、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对侵犯知识产权、侵犯他人专利、侵犯他人商标等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可以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层面，搭建产业链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到政府主导的创新服务平台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最后，建议鼓励研发设计、广告服务、品牌建设等各类咨询公司发展，为生产性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外部智力支持。 （三）金融机构要转变金融发展理念，更好地服务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 企业的研发设计和品牌建设等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商业银行要转变经营服务模式，打破重抵押轻还款能力、重第二还款来源轻第一还款来源的信贷投放模式，针对研发型企业和有品牌优势的企业的经营特点，通过完善企业信息系统、设置专营机构、打造专营团队、创新风控机制、探索差异化的激励考核机制等，设计开发适合这类企业的信贷产品，为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人民银行可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对银行为科创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给予定向支持。 同时，也可以通过直接融资、辅助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综合性金融服务，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附表1：企业成本费用调查表主要项目（单位：万元） 参考文献 [1]郭朝阳，许杭军，郭惠玲．“服务主导逻辑演进轨迹追踪与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7），17-24。 [2]郭永清．财务报表分析与股票估值，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12月，42-62。 [3]李波，孙利华．阈值效应：研发投入的企业规模分析，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19（2），113-117 [4]李雷，简兆权，张鲁艳．“服务主导逻辑产生原因、核心观点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4），2-12。 [5]李宇，张瑶．制造业产业创新的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4（11），96-106 [6]刘琨．我国制造业成本结构的优化路径探微，《财会月刊》，2018（1），95-101 [7]刘林青，雷昊，谭力文．从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以苹果公司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10（9），57-66。 [8]马元驹，潘迪．“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成本结构分析及验证”，《会计与经济研究》，2018（11），19-32。 [9]马元驹，潘迪．“服务主导逻辑下成本和成本动因的特征与确定”，《会计之友》，2018（1），15-19。 [10]马元驹，杨琳．“基于财务报表数据的成本习性分解方法研究”，《会计之友》，2016（6），104-108。 [11]孙晓华，辛梦依．“R&D投资越多越好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模型”，《科学学研究》，2013（3），377-385。 [12]张杰，刘志彪，郑江淮．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管理世界》，2007（6），64-74 [13]张婧．“服务主导逻辑导向与资源互动对价值共创的影响研究”，《科研管理》，2014（1），114-121。 [14]张瑶．制造业技术创新旳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10月 [15]钟振东，唐守廉，PierreVialle．“商品主导逻辑与服务主导逻辑对比研究-基于顾客价值”，《管理现代化》， 2013（6），54-56。 [16]Banker，R.D．， R.Hua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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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A股表现好的全都是和经济复苏相关的行业了。连万年不看好的银行股都涨不了少，而且这还是在国企信用风险事件下发生的。很多人还在问有没有低估值周期板块估值修复的机会，从市场的表现来看，不用怀疑，这些板块的估值修复早就在进行之中了。 但另一方面，创业板的表现就要糟糕多了，市场又开始出现了结构性分化。今年上半年，很明显是创业板好于主板，但到了三季度，就有些变化，科技股有点弱势了，但汽车、化工开始崛起，到了11月，周期板块已经全面上冲，而创业板是彻底冷却了。投研的同仁们表示：“现在券商策略会，周期分会场人是最多的了！” 债券那边就不说了，已经血流成河，国企违约事件还没完，信用债的情绪还没稳定，利率风险又冒了出来。 创业板一二季度的强势其实非常好理解，核心逻辑是流动性。要对冲疫情的影响，货币政策得保持宽松，更重要的是，给到企业的钱一下子也用不出去，因为疫情在国内和海外接连爆发，企业生产和需求都是停滞的，但偏偏这个时候，企业又有流动性支持，所以只能做做基金配置了。 一开始可能考虑的是债券理财还有信托，结果5月开始央行就引导去杠杆，债券大幅下跌，一些净值型理财都出现了亏损，再加上信托也爆了几个雷。投资者估计也没想到债券和信托都会赔钱，想来想去还不如投股票，这些钱在6-7月都冲进了A股。 然后科技板块也有经济转型预期在，全球化红利终结的背景下，科技转型都上升到了国运层面，大家自然也愿意给高估值，而且疫情也确实利好线上替代。再加上钱多，钱多又买了基金，基金各种爆款后，就都抱团到了科技，这就是上半年创业板强势的核心来源。 但问题是，现在随着生产和消费环境都开始恢复，沉淀在金融市场的钱开始向实体回归了。从金融数据里可以看出诸多类似信号： 1、企业的信贷结构越来越长期化。从7月开始，票据+短期贷款的金额持续为负，7月-3442亿、8月-1629亿、9月-1358亿、10月-1961亿，但同期的中长期贷款分别为1.2万亿、1.28万亿、1.7万亿、8172亿。 2、存款结构持续活期化。10月存款数据下降是远超预期的，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存款下降了1.8万亿，M2同比比上个月下降了0.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了1.4万亿。但与此同时，M1（只包括M0和企业活期存款）却上升了1.4万亿，同比增速比9月还多了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上半年支撑企业的短期信贷和票据开始陆续到期后，转为对实体支撑更强的中长期信贷，加上企业自己的存款也开始活期化，随时准备补库存，这意味着流向金融市场的钱少了，流回实体的钱多了。所以8月开始，市场的成交量就没那么多了，科技股也开始下跌了。毕竟，钱是第一位的，没钱很难讲什么长期经济转型的情怀。 但是，越来越多的信号又确实在强化经济周期性复苏的逻辑。于是，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分化，科技板块持续调整，但受益于复苏的低估值银行和周期类板块持续补涨。 年初的时候，市场都看好基建，觉得要完成小康社会增长目标，必须要靠基建。与此同时，都不看好出口，觉得海外疫情爆发了，出口肯定完蛋了。但事实却刚好相反，基建一直萎靡（看看沥青价格就知道了），但出口却非常强势。 全球疫情扩散后，发达国家都在拼命投放流动性，所以各国的M2同比都出现了非常迅猛的上升，都是过去几十年的高点。2008年QE的时候M2没升，因为放的钱没用到实体去，都是超储，实体融资需求不行。但这一次不一样，因为疫情对实体的冲击，必须要把钱扔到实体去，也就是说，这次不仅是货币宽松，而且财政货币化，货币直接支持了财政，而财政给居民和企业部门做了转移支付。 但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对抗疫情的时候，无论减税降费、降利率还是给再贷款，都投向的是企业端，也就是生产部门，居民部门获得的消费券在整个刺激计划里面几乎是忽略不计的。 海外转移支付给居民，也就有了消费，而我们是补贴了生产。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备受疫情困扰，没有订单接受能力的情况下，目前只有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些订单就都来了中国，体现在数据上就是出口非常强势。 出口的强势显然不是短周期的。2008年金融危机拯救金融机构的钱都没收回来，更别说这次疫情后放给居民和企业的钱了，想收回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美联储出来了平均通胀率的概念，核心意思是货币退出会晚于经济修复。印了这么多钱扔到实体里去，不能再沿用过去几年的框架去看待全球需求了。 出口的持续改善显然会对后周期的经济指标有显著拉动。 前期大家不看好的消费和制造业投资都有可能成为后续修复的力量。上半年因为疫情影响，小微企业受到挫伤，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但出口的好转带动就业，能改善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进而带动后续的消费。出口订单的旺盛加上订单的转移导致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出现了产能不足的状况，订单都排到了明年年中甚至接不了新的订单，有些企业甚至反映现在只接受VIP客户的订单，这为后续补库存甚至产能扩张都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无论是补库存还是扩大制造业投资，几个启动条件现在都已经基本具备： 1、订单高度饱和，需要补库存甚至扩大产能，或者做下技改，提高生产率； 2、融资环境宽松，政策强压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有钱可以支撑补库存和扩大产能的行为； 3、国内疫情基本控制，订单多也在逐步修复悲观预期，企业中长期预期在逐步改善。 当然，大家还是会担心房地产融资紧会不会影响到经济。我们认为，房地产不太可能是一个拖累项，甚至短期需求还会强化。 现在的局面是房地产销售还不错，但有融资收紧预期，这驱使房企加快原有土地储备的新开工，让项目尽快达到预售条件，尽早开盘。 此外，由于房企过去的快周转战略，拿到地以后快速施工符合预售条件后回笼现金继续拿地，所以导致新开工对竣工有较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支撑施工周期，至少可以支撑到2022年一季度。 因此，后续房地产对经济的支撑不会减弱，反而可能会加强。除非房地产销售突然冷却了，不过在目前宽松的金融条件下，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后续应该继续围绕着经济复苏的主线，拉起主动补库存周期的大旗前进，围绕相关板块继续布局投资机会。但在主动补库存周期里，债券市场是没机会的。 值得一提的是，出口的好转也会让我们做一些过去想做但不敢做的事。2008年到2019年，在出口低迷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土地产业链不断加杠杆来支撑经济增长的底线，所以出现杠杆率偏高、增长对信贷的依赖度上升、房价高等问题。 那现在既然出口能扛起来，后续就可以考虑解决杠杆的问题了。出口转化为现金流本身就有助于去杠杆，除此之外，出口和经济稳了后，政策还可能会偏向打破刚性兑付、加强对房地产的调控、抑制地方加杠杆冲动等等。 上述政策后续的严格执行可能会形成信用宽松的拐点，进而冲击到经济复苏的进程。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流动性问题，经济基本面也没什么溢价，此时会出现利率债的买入机会，但它却是A股较为艰难的时期。当然这是后话了，至少是2021年一季度以后的事情。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加速推进下，近期国资民企双向混改已然掀起新高潮。《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从中央到地方，更大力度、更深层次的混改项目批量涌现，民航等重点领域引资多点开花，东北地区酝酿深化国企混改实施方案。与此同时，众多国资也入股民企，进一步优化布局。业内人士认为，要把混改作为抓手推动国企改革，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日前，中国航空集团旗下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完成48.52亿元的战略引资，深圳国际、菜鸟网络、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和国货航员工持股平台在内的投资者合计占股31%。 至此，国内三大航空公司货运混改方案均已浮出水面。11月初，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初审同意中国南方航空货运有限公司筹建，该公司独立后或被剥离注入正在混改的南航货运物流板块。而东航物流早在2017年就率先混改，今年10月，东航集团又宣布正式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引资310亿元。 民航局计划司副司长包毅近日在11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鼓励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同上下游企业联合重组，从单一的承运人向物流集成商转型。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企业研究室副主任李红娟认为，通过混改，民航领域可以实现资源整合、人员精简，资本规模向优势业务调整和集中，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同时，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决策效率、国有资本的收益率等均可获得较大的改善，加快产业向高端链的发展，促进产业发展模式更新和生态圈的完善。 民航领域混改的多点开花并不是个例。今年以来，铁路、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军工等其他重点领域混改一直在提速。例如，继京沪高铁等上市、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银行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11月，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迈出混改第一步，下属餐饮企业引入民营企业。到目前为止，今年9家首发上市的央企中，十大军工集团控股的企业就有3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这些环节可以通过组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混合的企业形式，通过产权制度有效推进其市场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理事会理事杨瑞龙称。 “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把工作重点放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出资企业和商业类子企业上，既支持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鼓励国有资本投资入股民营企业。”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撰写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一文勾勒出“十四五”分层分类深化混改的图景。 地方“大手笔”的混改动作也是不断。近日，天津市再次密集推出近30个国企混改项目，主要涉及房地产开发、工业制造、 建筑施工、商贸旅游、投融资服务、公共服务、金融、医药等行业和领域。辽宁省、山东省、甘肃省亦分别推出69个、40个、50个国企混改项目，黑龙江省计划到2022年基本完成具备条件的充分竞争商业类国有企业混改或股权多元化，推进170个混改项目…… 李红娟认为，东北地区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关键是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两个层面推进改革。既要尊重混合后企业既有的市场化管理规则和资本运营管理办法，又要通过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重构，把国企优势与民企活力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国民共融、协同发展的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管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密集参与国企混改的同时，国有资本也在频频投资入股民营企业，一些地方国资甚至跨省收购。近期，天能重工、东软载波、华瑞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相继实施股权转让，从民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 有业内人士指出，国有资本投资入股民企，一方面是为了纾困，一方面则有助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对于一些地方国资来说，也是提高资产证券化率的一种方式。 杨瑞龙认为，混改要在实现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中有所作为。通过混改，国有资本应该更多投向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在这些领域之外，特别是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则要有进也有退。他表示，要在实施分类改革的逻辑下推进国企混改，在竞争性领域中要注意不要“一刀切”，需要给民营资本更多机会，有助于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郝鹏强调，合理设计和调整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进一步发挥各类基金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积极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稳慎开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骨干员工持股。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深度转换经营机制，在股东充分协商基础上依法制定章程，切实维护各方股东的合法权益，严格落实董事会各项法定权利，支持对公司治理健全的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依法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刘福寿介绍金融机构合理让利落实进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寿小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先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先生，请他们为大家介绍金融机构合理让利落实进展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出席今天吹风会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先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刘福寿先生。下面，我们请刘国强先生作介绍。 刘国强: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李克强总理指出，金融业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助力企业生存发展，稳住经济基本面。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关工作，并召开新闻吹风会主动发布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和进展情况。下面我简要介绍今年以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及成效情况。 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二是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红利。引导中期借贷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下行0.3个百分点，带动LPR同步下降，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如期启动并于2020年8月末顺利完成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集中转换，降低企业存量贷款利息支出。三是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分三个批次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并逐步发放到位。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快落地，对小微企业的直接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四是督促银行减费让利。规范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环节收费行为，督促银行落实各项减费让利政策要求，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五是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相当多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与银行、保险、信托机构协商，请求推迟、展期或重组债务，给予延期或减免一部分本息，一些特殊困难企业实施破产重整。 总的看，各项措施成效显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持续提升。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截至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0.9%和13.5%，较上年同期提高2.5个和2.8个百分点，明显高于上年。融资成本明显下降。9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降0.61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小微企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截至9月末小微企业融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9月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92%，较上年12月下降0.96个百分点。 根据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数据测算，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通过降低利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减少收费、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渠道，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持续释放相关政策红利，继续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谢谢！ 寿小丽:下面请梁涛副主席作介绍。 梁涛:现在我介绍一下银行业保险业减费让利的总体情况。 推进减费让利是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重要一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银保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六稳”“六保”要求，聚焦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借此机会，我先就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情况作一介绍。主要是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资产负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各项贷款178.6万亿元，同比增长12.6%；总负债288.7万亿元，同比增长10.7%。保险公司总资产2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二是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3万亿元，同比多增2.6万亿元，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超过8万亿元。民营企业贷款增加5.4万亿元。制造业贷款增加2万亿元，为去年全年增量2.6倍。保险业赔付9989亿元。 三是风险抵御能力保持在较高水平。前三季度，银行业新提取拨备1.5万亿元，同比多提取2068亿元。三季度末，拨备覆盖率177%。商业银行资本净额23.8万亿元，资本充足率14.41%。目前，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42.6%。 四是主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1.7万亿元，同比多处置3414亿元。三季度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2.06%。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 银保监会把推动减费让利作为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重要抓手。前三季度，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费让利1873亿元，预计银行业今年全年可实现减费让利3600亿元左右。 一是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目前已对超过3.7万亿元企业贷款本息实施延期，有效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为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是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三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30.5%。前三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去年全年下降0.82个百分点。21家全国性银行落实小微“两禁两限”政策减免212亿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个人抗疫减免233亿元，主动减免市场调节价服务费用316亿元。 三是坚决清理规范减免银行保险机构收费。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取消信贷资金管理费、小微企业提前还款违约金等，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逐步缩减银行收费服务项目，近年来已陆续减免几十项收费项目。 四是大力整治违规收费问题。开展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和小微企业融资收费检查。今年7月对6起违规涉企收费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通报。目前正在开展清理银行乱收费专项行动，始终保持严监管的高压态势。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把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落到实处，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做好减费让利工作，不断增强企业的获得感。谢谢。 寿小丽:下面开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目前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的进展和成效如何？下一阶段在稳企业和让利政策方面还有哪些举措？谢谢。 刘国强: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约6250亿元，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工具让利大约2750亿元，这两个渠道加起来共让利9000亿元。再加上通过减免服务费用、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措施，金融系统合计向实体经济让利大约1.25万亿元，完成了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序时进度。预计全年可以实现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保持政策稳定性，用好用足现有优惠政策，持续释放相关政策红利，把已经出台的政策用好，进一步落实到位。同时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更好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完成全年的让利目标。也就是说，一方面把已经出台的政策落实好，另一方面再研究让政策更加精准有效。谢谢。 中国新闻社记者:银保监会在新冠疫情以及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下一步这方面还将做哪些工作？ 梁涛:请我们的首席律师刘福寿同志回答。 刘福寿: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近年来银保监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靠前指挥下，针对银行业保险业面临的金融风险，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取得积极的成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自2017年起，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到目前，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0万亿元，一些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风险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是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境内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为80.2%，部分银行逾期60天以上贷款也全部纳入了不良，关于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和新提拨备的情况，刚才梁主席已经在开场白里作了介绍。 三是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根本好转。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已经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到目前的3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8个月下降。 四是金融违法犯罪受到了严厉打击。对高风险金融集团进行风险处置、资产清理、追赃挽损、风险隔离等工作扎实推进。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弥补监管空白。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效。 五是威胁金融安全的“灰犀牛”得到控制。前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7个百分点，配合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在压降存量风险的同时，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规范融资，近三年银行保险机构累计增持地方政府债券11万亿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及时出台一系列的纾困措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恢复正常循环，提早谋划应对风险反弹回潮，严密监测防范外部风险冲击，有效防止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趋于收敛，整体可控。但受内外部各方面因素影响，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必须充分重视、冷静研判。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增强风险意识，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把风险估计得更全面，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充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是前瞻应对不良资产的反弹。督促银行做实资产分类，真实暴露不良，足额计提拨备，加快处置速度。同时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防止新增不良快速上升。 二是有序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和风险化解，压实各方责任，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风险的机构，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有序推动，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补充资本。 三是继续完善影子银行监管制度和风险监测体系，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严防反弹回潮。 四是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整治各种金融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秩序。 五是严防外部输入性风险，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储备足够应对措施。 六是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清最近在金融街论坛上介绍了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相关情况，我的问题是，目前第三支柱养老保障的建设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还有什么考量？ 梁涛:这个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近年来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但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是总体保障水平，特别是城乡居民的保障水平是有限的，财政投入在持续增加。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比较窄，资金积累规模有限，只能满足小部分群体养老需求。所以2018年5月，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开始启动，标志着我国开始运用税收优惠手段探索建立第三支柱。截至2019年底，参保人数是4.7万人，保费收入2.45亿元，所以说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长期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产品供给是不足的。人民群众自发性的中短期储蓄理财成为个人积累养老资金的主要形式，缺少制度化的、长期的养老安排。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冲击，截至2019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54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1%，全国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1.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2.6%，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老年人的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加之我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人均GDP、工资收入、财富积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富先老的特点比较明显，这些对养老安排的充足性、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际经验表明，第三支柱作为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是利用金融手段增加养老保障供给的有效形式，加快第三支柱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增强养老保障，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也有利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支持基础建设和科技创新。养老金融是我国第三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对养老金融的改革发展高度重视，国务院金融委做出专门部署，要求积极稳妥、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目前，我们正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我们坚持正本清源，研究明确养老金融产品的标准，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对不符合标准各类带有“养老”字样的短期金融产品坚决予以清理。另一方面，我们稳步推进创新试点，选择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先行开展养老金融试点。支持相关机构发展体现长期性、安全性和领取约束性，真正具备养老功能的养老金融产品，包括养老储蓄存款、养老理财、专属养老保险、商业养老金等，力争通过示范引领，为养老金融全面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谢谢。 经济日报记者:有这样一个预测认为，四季度的GDP增速将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那么金融机构让利政策下一步会不会考虑作出调整？明年是否会延续这一政策？谢谢。 刘国强: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坚持总量政策适度、融资成本下降、支持实体经济三大确定性的方向，以制度和政策的确定性应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前期由于疫情原因，不确定性非常大，那怎么应对？就是政策要有确定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量上要有一定的数量，当然不能太多，不能溢出来。另外，资金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要有确定性的预期。还有，资金去哪里？要去实体经济，不要去玩“钱生钱”的游戏。让这三个确定性应对高度不确定性，效果是好的。当前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央行的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保持稳定，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随着LPR改革，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顺畅，刚才说的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今年是可以完成的，这些政策为“六稳”“六保”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目前看，国际上总体呈现出经济复苏的态势，虽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即使疫情出现反复，也不大可能回到一季度的全面停摆状况，所以总体恢复的方向应该是确定的。这是国际经济的环境。这一段时间，国际上都在讨论未来应对措施退出的问题，特殊时期的政策也不能长期化，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致的意见是，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但是退出的时机和方式需要进行认真评估，主要是根据经济恢复的状况进行评估。金融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状况决定金融的政策应该怎么去适应。 国际经济是总体复苏的，中国的总体状况好于国际，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几个方面都是全球领先。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从趋势看我国经济比较强劲，政策效果正在发挥作用，市场信心在恢复。无论是出口、投资、消费，虽然有的还没有达到正常速度，但是它的边际变化，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变化的趋势是非常强劲的，我相信中国经济明天会更好。从实体经济的三大需求、从供给、从金融角度判断，经济都是比较强劲的，动力比较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考虑下一步的政策，总体上当然继续保持松紧适度，当然政策调整要基于对经济状况的准确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效果，要把实体经济服务好。另外也不能出现“政策悬崖”，政策突然中断可能很多方面适应不了。所以调整政策要评估，要考虑这些因素。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构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继续强化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谢谢。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请介绍一下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向企业让利的情况。谢谢。 刘国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人民银行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2020年4月27日，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5个方面部署了26项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目前各项金融创新的举措正在推进，并且持续落实。比如说在民生金融方面，人民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组织开展代理见证开户试点，港澳居民可以在本地试点银行便捷开立内地个人的二类、三类银行帐户。截至今年8月末，港澳居民通过这样的方法开立个人账户二类、三类共11万户。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2020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发布公告，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在便利跨境资本流动方面，人民银行与外汇局正在进一步完善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试点业务方案。方案成熟后，准备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 在金融机构合理让利方面，人民银行通过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等措施引导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充分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等方式，这些方式总体上是普惠性的，不是专门对某个地区，但是普惠的效果，可能有些地方效果体现更明显。在粤港澳大湾区惠及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信贷市场看，9月份广东地区的企业贷款利率是4.5%以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债券市场看，据统计前10个月广东省的企业发行信用债3.6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加权平均利率2.87%，比去年同期下降0.5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反映出大湾区的企业经营状况是比较好的，金融生态也是比较好的，所以风险溢价水平比较低，体现了金融机构对大湾区的支持力度。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好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提高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为大湾区建设贡献金融的力量。谢谢。 梁涛:我补充几句。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颁布以来，银保监会制定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工作计划，采取了各项措施，大力推进金融机构的合理让利，积极响应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规划。一是支持粤港澳保险机构合作开发跨境车险产品和跨境医疗险产品，积极推动粤港澳三地保险机构互相提供跨境机动车投保便利。二是支持广州南沙发展航运金融、科技金融、飞机船舶租赁等特色金融，目前已有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在南沙自贸区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开展飞机租赁业务、船舶租赁业务。三是研究探索在广州自贸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商业银行、保险服务中心，积极研究在CEPA框架下设立保险售后服务机构。 关于减免和规范金融机构的服务收费、延期还本付息、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等金融机构的一些全国性普惠性的合理让利举措，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得到有效落实。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督促金融机构认真落实相关政策，继续推动金融机构的合理让利，支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谢谢。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我们注意到近几个月的无风险利率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从央行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票据融资处在萎缩状态，是否意味着在实际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正在减弱？无风险利率比较高是否影响央行通过利率下行向企业让利？ 孙国峰:我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体系为主，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体系传导。国债利率是债券市场的基准利率，贷款市场的基准利率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利率，包括作为短期政策利率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作为中期政策利率的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来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而影响银行的贷款利率，这个传导渠道是通畅的。今年以来，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实体经济贷款需求旺盛，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信贷需求也十分强劲。2020年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6%，连续7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2020年1月至9月普惠小微贷款增加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9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4.92%，比上年12月下降0.96个百分点；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这些数据显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继续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特征，融资需求在增强。包括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仍然十分强劲，说明当前的贷款利率水平是合适的。至于票据融资，票据融资只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一个渠道，不能仅以票据融资的多少判断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是要看这些企业贷款增长以及实体经济贷款增长的整体情况。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银行业、保险业在服务收费合理让利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又获得了怎样成效？如何做好合理让利与稳健经营的平衡？谢谢。 梁涛:前面已经概括性地作了介绍。今年前9个月，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等措施，为市场主体减负，刚才刘行长也作了详细介绍，我这里主要对服务收费的减免情况作个介绍。 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推动银行落实减费让利要求，已经和中国人民银行配合发改委陆续减免了几十项银行服务收费项目，并指导银行业协会推动银行逐步缩减收费服务项目。今年6月1日，银保监会联合相关部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开始实施。《通知》明确规定，一是取消了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资金管理费，以及小微企业的提前还款违约金、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和信贷资信证明费等。二是过去由小微企业负担的保险费、强制执行公证费等，改为企业和银行合理分担。三是通过约束贷存挂钩、强制搭售、合理引入风控措施、规范银保产品相关费率、优化考核激励机制等，加强银行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的管理，推动减少企业的费用支出。 目前各项减费让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银行业也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客户需求主动让利，进一步加大减费力度。1-9月，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费让利1873亿元，银行业整体减费让利约2743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减费让利3600亿元左右。从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免情况看，落实小微企业“两禁两限”政策减免212亿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个人抗疫减免233亿元，通过技术进步、规模扩大、服务模式创新、上游降费让渡等方式主动减免市场调节价服务费用316亿元。 银行在服务收费方面的合理让利支出，一部分由银行本身承担，一部分通过优化风控、加强管理来压降成本，不会影响银行自身稳健运营。 在鼓励支持合理让利的同时，银保监会大力整治违规收费行为，开展市场乱象整治、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和小微企业融资收费检查，保持严监管氛围。7月份，银保监会公开通报了6起违规涉企收费典型案例，通过信息披露增强市场对银行收费行为的约束力。目前银保监会正在开展新一轮的清理银行乱收费专项行动，通过组织银行自查和开展监管检查，坚决遏制并及时整改清退各种形式的乱收费，对查出的违法违规案例将继续通报。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督促银行业稳健经营，引导银行业合理让利，落实好为市场主体减负等金融支持政策。谢谢。 CNBC记者:关于防控风险方面，目前影子银行或者金融科技方面，这两个方面哪个风险更大？对于防范风险有什么相关措施？谢谢。 刘福寿:银保监会很重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从2017年起，我们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表外业务，目前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已经压降了约20万亿元，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的风险，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完善影子银行的监管制度和风险监测体系，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严防反弹回潮。 金融科技方面，我们一方面支持金融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创新，同时坚持创新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实体经济做贡献。我们按照金融科技的金融属性，把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谢谢。 新华社记者: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下一步货币政策在引导利率进一步下行的同时，如何把握好精准性和时效性？谢谢。 孙国峰:下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根据形势变化和市场需求及时调节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一方面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另一方面对于需要长期支持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坚持协调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绿色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坚持开放发展，推动金融双向开放，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坚持共享发展，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增强金融普惠性。人民银行将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创新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精准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加小微企业首贷、信用贷、无还本续贷，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谢谢。 寿小丽:今天的政策例行吹风会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再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体制机制，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1月12日，人民银行、国资委联合召开跨境人民币便利企业贸易投资工作座谈会。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和国资委副主任袁野出席会议并讲话。 参会企业代表认为，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以来，始终坚持适应市场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在帮助企业节约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企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不断提升。部分企业代表建议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金融产品，更好满足企业便利贸易投资、规避汇率风险等多元化需求。 下一步，人民银行、国资委将会同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框架，提高跨境人民币使用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会议要求，金融机构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跨境及离岸清算效率，更好帮助企业减少汇率风险，节约汇兑成本，增加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企业、银行负责人参加会议。（完）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在即。业内人士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如期召开第三届进博会彰显了对外开放的决心。进博会将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机遇，是企业参与和分享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重要窗口，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释放将助力全球经济贸易稳步发展。 外资吸引力提升 “进博会如期举办表明中国以开放共赢精神推动全球发展的决心，向世界传递出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信号，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欧莱雅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法国达能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健认为，进博会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机遇，是企业参与和分享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重要窗口。 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纷纷在华扩大投资。迪卡侬、达能、西门子等进博会的“老朋友”今年均选择在中国加大投资，各领域优质品牌涌入中国。 业内人士称，面对风险挑战，中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进一步提升中国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商投资更安心、更放心，为外商投资兴业注入正能量，为全球商品、服务等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商机。 溢出效应增强 从新朋友变成老朋友，从参展商变成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经发处主管冯吉表示，根据参展企业特点，上海制定“一企一策”服务方案，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展业拓业提供最大便利。“从推动企业参展，到吸引外商来华投资，陆家嘴把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从展品变商品，再到一系列创新政策接连落地，进博会不仅满足了中国老百姓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也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途径，形成“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采购商变贸易商”的良性生态圈。 作为承接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展示交易平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附近的虹桥品汇等担当着把“展品变商品”的关键角色。虹桥品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种商品亮相虹桥品汇，进博会商品占总商品数的70%以上。 如今，这些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平台正在更积极地走出上海。(倪铭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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