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 交通运输是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环节和重要依托。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强高铁货(港股01029)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今日起,本版推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关注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系列报道,聚焦我国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领域的进展和前景,敬请关注。 ——编 者 交通运输连接生产和消费两端,是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环节和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 现代综合运输体系是什么样的?应当如何加快建设?记者进行了采访。 夯实基础—— 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 物流是流通的重要方面,运输是物流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重大交通工程加快推进,有望使运输骨架更强健:看公路,云南保山至泸水高速、甘肃平凉至天水高速、四川沿江高速等项目加紧施工;看铁路,去年新通车的“北煤南运”新通道——浩吉铁路日均开车增至20列,川藏铁路也在分段推进;看航空,成都、青岛等地新机场工程建设正忙……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双双位居全球第一,但对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要求,还有不小提升空间。”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张晓东说。 下一步,应当如何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 要追求综合效能。张晓东分析,目前我国东中部地区的公路、铁路已经比较发达,未来应重点提升现有各种运输设施的衔接水平,发挥现代化运输的综合效能。“相比而言,部分中西部地区交通网络还不够完善,要站在贯通东中西、覆盖海陆空、连接海内外的高度来谋篇布局,助力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使更多人流物流联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像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联通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就体现了这一思路。” 要强化薄弱环节。“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机场数量还偏少,特别在客货运输需求旺盛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机场规模还不足。”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认为,有关方面应适当扩大空域和地面资源供给,加强机场建设。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告诉记者,交通运输部将部署加快建设综合运输通道、枢纽和网络体系,重点推动沿边沿海跨江跨海公路体系、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湘桂运河、赣粤运河等重大工程,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提升主通道容量和韧性,增强交通密度和活力。 补足短板—— 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 7月19日,随着一架新的全货机入列,顺丰航空的货运机队在“启航”11年后,规模扩大至60架。 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客运航班大幅缩减,顺丰航空货运却依旧繁忙高效,为各地运送了大量防疫及生活物资,更显示出全货机运输速度快、稳定性高的优势。 由于起步较晚,我国航空货运仍存短板。“按照2019年统计,我国航空货运中,客机腹舱运输依然是主要方式,货运量比重约占70%,国内航线比例更高,达到82%。”李晓津表示,提高航空货运特别是国际航空货运能力,有利于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升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短板如何补?“随着消费升级加快、内需潜力释放,电子、时尚、医药等高货值产品的运输需求会逐步提升,带动航空货运发展。”李晓津建议,有关地区和部门应乘势而上、加强支持,如通过筹划新建、盘活资源、“以客带货”等措施发展货运机场,又如鼓励航空货运企业扩大机队规模、成为综合物流企业等,“逐步构建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衔接顺畅的航空货运设施布局和通达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体系。” 同航空领域一样,铁路运输过去也部分存在“重客轻货”倾向。“近年来,经过运输结构调整的持续推进,铁路货运实现了企稳回升。”张晓东告诉记者,2018年,铁路货运量在全社会货运量中的占比有所提升,“虽有进步,但较理想水平还有不小差距,需要大力加强。” 在铁路货运中,高铁货运最为“年轻”。“近年来,国铁集团做了大量探索,比如利用不拉旅客的高铁来运货、在空置的部分大件行李存放处随车带货,或选择一些上座率不高的时段和线路,腾出车厢做货运。此外,专用的高铁货运动车组也正在试点。”张晓东认为,高铁货运的潜力和空间都很大,“从长远看,我国利用全球最发达的高铁网来发展高端货运,有利于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高效、节能、稳定的运输支撑。” 让高铁货运“火起来”,关键还要推进市场化改革。2018年,中铁快运与顺丰通过混改成立中铁顺丰,使二者的铁路运输资源与末端配送能力得到有机结合,推出的“高铁极速达”产品也实现了“门到门”全程服务。张晓东表示,“过去,铁路货运偏重‘站到站’。而发展高铁货运,就需要铁路企业深化改革,有效提升运输时效、班列稳定性和综合物流一体化水平。” 优化结构—— 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 10月8日12时25分,满载2900多吨大豆和玉米的34114次列车从广西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驶往昆明宜良北站,至此,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港)集装箱办理量突破20万标箱。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不少西部省份货物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近年来,得益于铁海联运快速发展,各类货物、集装箱从西部腹地“乘坐”火车到达港口后,很快便能出海远航。多式联运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整体运输效率。 进展明显,差距犹存。吴春耕分析,当前,我国运输方式的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特别在货运领域,公路承担了过多中长距离货物及大宗货物运输,“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也需加强,转换效率偏低、多式联运发展滞后、末端循环不畅等问题有待解决。” 总体看,我国综合运输结构仍有待优化,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衔接顺畅的运输网与内外联通的物流网融合发展,才能高效支撑现代流通体系。”张晓东表示。 一方面,要内外联通、确保安全。 “货主需要的是‘门到门’的服务,但我国航空公司做国际货运大多还只能提供‘机场到机场’的服务,特别是在境外,尚缺乏必要的物流网络布局。”李晓津说。吴春耕表示,“我们将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完善转运体系和地面服务网络,提高关键通道、节点保障能力,做好重点战略物资‘保进保出’工作。” 另一方面,要畅通衔接、追求高效。 “在郑州空港经济区,机场货运区与富士康工厂通过铁路连接,电子产品刚出车间就能‘上火车、登飞机’,十分便利。”李晓津告诉记者,目前国内200多座机场中,连通铁路的不到20%,大多数轨道还是用来运送旅客,“空铁联运潜力很大。” 吴春耕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加强铁路专用线、水运基础设施、多式联运枢纽站场和集疏运体系等建设,统筹研究高铁、普铁、城市轨道交通、航空、水运等运输方式的比例关系,全面提升多式联运服务水平。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题:金融改革向纵深推进 现代金融体系逐步健全 新华社记者吴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十三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为“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 金融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 随着学生逐步返校,文具销售大幅增长,江苏学泰印务有限公司的车间重现一派繁忙景象,企业订单源源不断。“这些订单能够顺利生产,多亏建行7月为我们提供了1000万元的贷款支持。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建行还主动下调了贷款利率,降幅超过20%,一年可帮我们节约利息费用约12万元。”企业负责人陈志润说。 今年以来,在政策引导下,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今年1月至7月,全国银行业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5.93%,较去年全年利率水平下降0.77个百分点。 这背后离不开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去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并将LPR作为各银行新发放贷款的主要参考,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升。今年8月底,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顺利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看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增加机构、增加贷款、增加产品,而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重新调整,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十三五”期间,我国信贷规模合理增长,直接融资也显著增加,金融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正逐步形成分工合理、相互补充、功能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 8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67.5万亿元,较2015年末增长78.2%;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112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目前我国沪深两市已经有超过4000家上市公司,A股市值规模全球第二…… 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金融“活水”被引向实体经济,配置到更有效率、更具创新性、更加绿色的地方,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水平稳步提升。 守住风险前提下加速金融机构改革 目前,我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000多家,其中99%是中小银行。它们扎根基层,天生具有普惠性质。但个别中小银行盲目扩张、偏离主业、股东结构复杂等问题突出,如何化解风险引发普遍关注。 今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宣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出台了《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已找准定位,回归“支农支小”本源,依据自身优势深耕地方,迎来发展新天地。 推进中小银行深化改革是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重要一步。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十三五”期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加快战略转型,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深化改革方案得到积极落实,中小银行稳健经营能力进一步提升,民营银行实现常态化设立和稳妥有序发展……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已初步形成。 近年来,在金融改革举措的引导下,金融业普遍注重创新发展,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和市场层次,这也要求建立健全与各项创新相匹配的风险管控能力。 “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双轮驱动,正共同推动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加速前进。“十三五”期间,金融部门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新框架,完善问题金融机构市场化处置和退出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际,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了全面治理。 高层次开放型金融体系初步形成 日前,中国证监会等三部门发文,进一步便利外资投资境内资本市场,针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进行证券期货投资,降低了准入门槛,扩大了投资范围。 这只是近年来我国持续扩大金融开放的一个缩影。“十三五”期间,我国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取得实质性突破: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企业征信评级、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准入限制,给予外资国民待遇…… 与此同时,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6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央行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已成为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随着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高层次开放型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升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大力推动区域金融合作。 在“十三五”收官之际,金融领域不仅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还在人民银行牵头下启动了“十四五”金融改革发展规划起草工作。展望“十四五”,人们对未来金融改革新举措充满期待,一个更为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正迎面而来。
9月19日20时,“华发股份品牌焕新发布会”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华发合作伙伴、主流媒体和华发业主代表们等欢聚一堂,共同见证华发40周年光辉历程,见证新华发再出发! 华发股份首席产品官兼设计公司董事长王瑜表示,华发顺应时代潮流和客户需求,将优+产品体系再度迭代升级,推出优+产品体系4.0版本,即全新“6+1”优+产品体系,并在四大维度上增值赋能,再一次完成产品力的迭代升级。 在“6+1”优+产品体系中,“6”是指“优+规划”“优+建筑”“优+户型”“优+景观”“优+装修”“优+配套”,“+1”是“优+服务”;增值赋能的四大维度分别为绿色健康、智能科技、人文情怀、匠心精工。 围绕四大维度,王瑜从生活细节出发,深度阐释了华发股份如何为品质人居增值赋能。在绿色健康上,王瑜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武汉华发中城荟紧邻华南海鲜市场,疫情期间仅有一人感染新冠肺炎,这是华发股份注重“绿色健康”最生动的写照。 多年来,华发股份始终坚守技术创新,将通风采光、新风系统、智能空调、噪声控制、绿色选材等技术体系化应用,赋予业主更美好的绿色健康。 在智能科技上,王瑜表示华发构建了智能信息系统、社区安全系统、建筑设备和生活物流管理系统等,赋能社区、建筑和家居,让生活更智慧化。 在人文关怀上,华发打造的“琴澳新城”将具备文化会展、丰富的文娱配套、休闲社区文化设施、高端的社区商业街区、顶级品牌酒店和全龄化的社区运动系统等,让人文情怀与生活实现无缝对接。 “在华发新一代优+产品体系中,隐藏着数千个‘匠心精工’作品。”王瑜表示,华发数代产品人积40年心力的结晶,经过系统整合与提升,赋能到这次新的产品体系中来。 王瑜还强调,优秀的物业服务,这也是产品力的一种体现。华发物业正在成为“拥有全球视野、崇尚知识管理、坚持品质创新、践行社会责任”的社区生活运营商和综合设施服务商……这是华发“6+1”优+产品体系中最重要的“+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双循环战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CF40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结合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并作出判断: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 赵昌文分析认为: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目前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发展环境的变化来看,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现在的一件大事,而解决安全问题的方式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从发展条件的变化来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 “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赵昌文表示,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既有助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也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三大失衡,还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他特别强调,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赵昌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data-link="">赵昌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汇率世界是一个相对论世界,在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绝对定价观念。或许人民币面临的问题很多,但美元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在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哪个赛道可以跑的更快?还是最终各国都拥挤的进入了同一个赛道——债务大爆炸与货币大宽松。这个赛道的终点在哪里,或许无人知晓。但世界货币体系的大变局正在发生,只是对于这些变化,大多数人还停留在传统的认知框架里。 人民币正在以一种超出预期的势头升值。这一次升值,与其说是不同国家主权货币相对价值的异动,不如说是后疫情时期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这源于我们一直身处其中的全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直观的逻辑来看,这是后疫情时期,国际货币市场对以“防疫物资”为发行锚的人民币的一种肯定,今年上半年中国防疫物资出口增长40%左右。同时也是对疯狂滥发的美元的一种失望和担忧。很显然,各国疫情防控成果,也在为汇率定价增减分数。当然,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还无法动摇,但是人们似乎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如果全球化断裂,全球贸易除了基于人道主义的防疫物资之外,其它国际贸易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作为国家间贸易支付中介的美元还有多大需求? 如果脱钩引发中国经济内循环,那么原本大量需要美元作为支付手段的进口、企业投资、移民投资和出国旅游购物等消费需求,为什么还要兑换美元?反而那些急需防疫物资的国家和地区,更需要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这是防疫物资作为人民币发行锚的意义,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在货币定价的层面,却在边际和预期上引发变化。 与此同时,趋势在不断强化。不少持有美元的外贸企业则加大紧急结汇力度,避免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导致结汇损失进一步扩大。 至于金融市场和资本项下,现在对外比拼的可能就是货币发行纪律,或者是央行承诺的可置信程度。央行行长们早就发现,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市场和投资者预期。覆水难收,泼出去的水如何收回来?宽松空间一旦用完,就很难再重新创造,除非经济真实强劲的复苏能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而在当下时刻,能够坚守政策定力,为货币政策留下足够空间的可能就是中国央行了。数据表明,中美利差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居高不下。 这样,现实中,经常账户上防疫物资为主导的良好出口表现,叠加资本账户上不断走高并持续维持的中美利差,共同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戴维斯双击”。理论上,则是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模型的双重胜利。最近一段时间,美元指数与人民币汇率同时表现出强劲态势,这说明了人民币的升值,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元弱势,而是她拥有了独立定价的能力。虽然这种态势可能并不会持续多久。 如果将汇率和利率管制也看做是一种国家金融能力,那么在这方面中国央行拥有的工具更多。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当然,汇率风险并不仅仅意味着贬值,快速的升值也是一种风险。最近一个月中,中国的外贸企业在快速升值的压力下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而在国际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场,今年以来北上资金涌入已经超过千亿。大量涌入的热钱当然主要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而是为了博取短期的投机利润。这由此引发的人民币升值需要引起警惕。但是在国家间核心资产的配置竞争力比拼上,究竟是美国股市贵还是中国股市贵,这些可能无法用传统的估值模型来评判。但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科技股泡沫正越吹越大。没有办法,疫情防控期间,实体经济被处于锁定状态,流动性除了可以线上交易的二级市场外似乎也无处可去。或者说,无处可逃。 更深层次的,则是投资者和各国央行对当前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担忧——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未来在哪里。美国疫情防控不力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多重创伤,美联储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的过度滥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可能引发的重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国家主义、孤立主义和去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和治理真空,这一切都给美元体系的未来罩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旧的货币世界破败不堪、危如累卵,但新的货币世界却远远没有到来。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大货币集团主宰的世界,人民币还有很远的距离。 因为从绝对意义上,决定货币价值的是货币需求,我们常说的背后的“货币之锚”。美元为何可以成为世界货币,各国主权货币之定价基准?无外乎其背后代表的真实权力和财富,进而强化为一种类似语言一样的公共产品和信念网络。二战后世界权力格局的交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建立,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出,以及后来的黄金美元、石油美元、粮食美元、金融美元和科技美元,都是美元地位无法撼动的基础。储备在国库里的美元,成为非美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属于真金白银的“刚需”。 美元的权力之强大,即使在它脱离黄金储备体系,完全成为没有硬约束锚定的世界信用货币之后仍然不改。然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就进入了动荡的多事之秋。据经济学者们的统计,黄金美元体系崩溃后的三十年,全球各国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120余次。而之前到战后加起来都不到十次。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这段时间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但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缺乏锚约束的货币发行制度,大多数时间内有滥发嫌疑的宽松政策,恐怕都难逃干系。 虽然可能是无心,但客观上来说,“无锚”美元似乎的确在一直输出“危机”。从拉丁美洲、墨西哥债务危机,到俄罗斯、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美联储货币一收紧,代价是全球的金融动荡。这里面也有符合逻辑的理论解释,为了延续理论的一致性,我称其为美元的“新特里芬难题”: 全球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快速增长的金融市场交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与美元受制于国内货币政策的矛盾。 简单的说,就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全球货币属性,与美元作为美国单一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属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元是世界的,但美联储是美国的——尤其是在美国右翼大回潮,特朗普美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盛行之后,美元的这种矛盾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美元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一方面在国内货币大放水,另一方面则在大肆执行重商主义去全球化。那么这些水漫金山的美元将流向何处?因去全球化导致的美元需求缺口靠什么弥补? 更深的层面,如果说美元霸权是全球化的结果,那么去全球化则是美元“自掘坟墓”。 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这种困境。实际上,任何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都将面临这样的困境。而sdr、Libra、比特币等超主权货币,则离现实还很远。于是当美元体系出现危机,并没有强有力的货币可以替代——欧元和日元自身也是问题多多,大型货币集团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 因而,与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大断层一样,当美元体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全球货币体系也将面临着重构前的混乱。当然由于美元体系的根深蒂固,短期内撼动其根基似乎还不太可能——并不是因为美元太强大,而是其它货币自己也不比美元更好多少。 汇率世界是一个相对论世界,在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绝对定价观念。或许人民币面临的问题很多,但美元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在与危机赛跑的过程中,哪个赛道可以跑的更快?还是最终各国都拥挤的进入了同一个赛道——债务大爆炸与货币大宽松。这个赛道的终点在哪里,或许无人知晓。但世界货币体系的大变局正在发生,只是对于这些变化,大多数人还停留在传统的认知框架里。
经国务院同意,近日,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部门分别向江西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西省赣州市、吉安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和《山东省临沂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分别简称“江西方案”和“山东方案”)。 江西省赣州市和吉安市是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山东省临沂市是山东省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在三市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有助于推动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振兴发展,有利于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金融改革格局,为全国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记者注意到,两个方案均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此同时,两个方案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江西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多元化普惠金融体系、创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强化对乡村振兴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加强风险管理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5个方面21项任务措施,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在试验区基本建成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匹配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激励相容的政策体系、持续优化的金融基础设施。 山东方案提出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下沉、完善县域抵押担保体系、拓宽涉农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提升农村保险综合保障水平、加强乡村振兴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和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7个方面26项任务措施,通过3年左右努力,打造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沂蒙高地”。 人民银行称,将认真落实国务院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与江西省政府和山东省政府的沟通协调,压实各方责任,确保试验区各项改革举措稳妥有序推进,取得积极实效。 这并非是第一次进行普惠金融改革试验。2016年12月,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委联合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省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兰考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 《河南省金融运行报告(2020)》显示,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创建3年多以来,紧紧围绕“普惠、扶贫、县域”三大主题,探索形成了以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为核心,以普惠授信体系、信用信息体系、金融服务体系、风险防控体系为基本内容的“一平台四体系”模式,找到了破解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