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这次应对疫情，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来一些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代表委员表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公共卫生体系是保障全民健康的重要一环，是建设健康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决守护人民健康，让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织密织牢防护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报告还明确了防、控、治一体的路径。“基层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织牢织密基层公共卫生防护网，有利于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湖北省荆门市市长孙兵代表说，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应急响应要求，建立基层公共卫生应急防控制度，并在地市级范围内实现规范化的传染病救治医院全覆盖。 近年来，广大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条件不断改善。湖北省咸丰县清坪镇申李坝村卫生室村医杨芳代表见证了这一变化。“以前我们看病用老三件——体温表、血压表和听诊器，现在的村卫生室干净敞亮、设备齐全，增加了高科技设备，实现了远程诊断。”杨芳代表说，农村医疗卫生硬件不断升级，短板正加快补齐。 “农村医疗光有硬件不够，软件也得跟上。”杨芳代表说，现在村医培训“充电”机会越来越多了，提高了疫情防控能力。除了提升村医的水平，也要出台更多政策，为农村地区引进医疗卫生人才。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委员认为，在公共卫生体系中，人才储备是核心，要培育一支召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可以探索设立公共卫生预备役制度，让更多公共卫生人员到综合性医院工作锻炼，让他们具备一定的疾控知识，提高临床综合救治能力，关键时刻能成为公共卫生应急救治的重要力量。” 如何完善公共卫生人才体系？朱同玉委员建议，一方面，要改进绩效薪酬制度，按照技术、劳动、危险程度等考核绩效，改善医护人员特别是疾控人员的待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强化科研平台建设，使公共卫生机构有能力加强生物信息、免疫学、病毒研究等科研，促进成果转化，提升公共卫生体系综合能力。 增强医疗卫生科研能力，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根基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升医疗卫生科研能力是重要抓手。要在疫苗研发、原研药研发、医疗器械研发等关键项目形成重大突破，以高水平的研发创新能力，筑牢公共卫生体系的根基。”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水平代表说。 王水平代表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卫生健康科研投入，加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突破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支持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等研究，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科技储备。他建议，国家可设立公共卫生科研项目激励引导基金，对取得重要突破的科研项目给予奖励。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委员一直关注医疗卫生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科研进展，不久前该校成立了应急医学研究中心。“西湖大学科研团队将努力推进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科研攻关项目，也将致力于提升公共卫生科研能力。”施一公委员说。 “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机制。”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委员说，目前在有的地方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制度中，还未包括公共卫生应急储备物资相关规定。建议构建结构合理、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法律体系，“明确应急物资储备工作管理机制、工作职责、物资品种、经费保障、检查监督、区域协作等相关内容，更有利于常态化规范管理。” 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勤洗手、使用公筷公勺、垃圾分类等卫生习惯。”致公党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司富春代表说，如今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健康意识普遍增强，生活方式也更加文明健康。 司富春代表认为，提高群众健康素养，是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有效防控疫情的重要基础，也是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只有有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群众自觉行动起来，才能更好地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长远来看，这些健康新风尚还能大大减少公共卫生隐患。”司富春代表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司富春代表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防控传染病的传统法宝。要创新方式，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比如，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儿童、青少年设置课堂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健康课程。 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戴秀英委员说，要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升健康素养，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戴秀英委员建议，引导群众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提升爱国卫生运动的科学性、专业性。要加强健康科普资源库和专家库建设，鼓励医务人员投身健康科普工作，通过举办健康科普大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加大健康知识传播力度。 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实施。司富春代表说：“这部法律设立‘健康促进’章节，以法律形式明确大家的健康权益和责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有利于巩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提升建设健康中国的质量。” （本报记者郑少忠、邱超奕、齐志明、邝西曦、任飞帆、刘诗瑶、范昊天、韩晓萌）
5月28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行情300041,诊股)董事长章锋今年两会建议建立科学的企业评价体系，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 章锋建议，由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主导，社会专业机构设计评价标准及评选办法，媒体舆论进行监督、公示、宣传。党和政府要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支持、扶持，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对市场实体的科学评价体系。 以下为详情： 建议建立科学的企业评价体系，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董事长 章锋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建立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社会组织评价体系是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国富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 然而长期以来，在对企业评价上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是非颠倒、价值扭曲，主要表现在：1、政出多门：由于企业有“利润”可图，所以一些社会评价部门向企业“伸手”，甚至有媒体、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一些机构，只要企业“交钱”就敢“授信”；2、评价标准大相径庭：有的按营收规模，有的按业绩增长，有的按舆论宣传影响力等；3、不按“标准”只按“关系”来评价：只要和“发证部门”有良好的关系就能获得好的评价。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出现一些“社会怪相”：昨天被评为“首富”，今日就进了监狱；昨日还是“绩优股”，今日就成了“垃圾股”。这种舆论导向、“标杆效应”对社会危害极大，滋长了企业家的浮躁心态，影响了社会公信力，扭曲了社会“诚信度”，破坏了企业及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因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整治这一社会乱象： 一、确定合理适当的评价维度、标准，并向社会公示。 1、战略标准：企业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2、行业地位：企业研发实力、产品性能、效益是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区分是国内领先还是国际领先； 3、经济效益：投入产出率、人均劳动生产率、利润率等年增长率是否靠前； 4、社会责任：缴纳税金、环保、就业人数、员工利益、股东利益、公益慈善等是否与企业规模、行业地位相符。 将这些关键指标根据重要程度进行权重配置，用加权方式计算出价值，用否定指标进行否决，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透明、公开的评价标准。 二、建立三位一体的企业评价体系，不同的组织机构各司其职。 由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主导，社会专业机构设计评价标准及评选办法，媒体舆论进行监督、公示、宣传。党和政府要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支持、扶持，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对市场实体的科学评价体系。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5月26日电 (左宇坤)近日，为促进家电市场全面升级，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动家电更新消费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规范有序、运行顺畅、协同高效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 有业内人士认为，家电回收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旧家电的淘汰，促进消费者家里的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升级，从而带动家电产品销售额的提升和家电市场的发展。 家电市场进入存量时代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家电保有量已超过21亿台，其中相当部分家庭正在使用的家电产品是在2009年至2013年间进行家电下乡政策刺激时购置。依据家用电器8-10年的安全使用寿命来看，这部分家电即将或已经进入了替换更新期。 家电产品虽然能够长时间使用，但它也有自己的寿命。“过期”的废旧家电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带来环境污染，而且非法拼装的产品会扰乱市场，造成安全隐患。同时，其中的有价资源不能正常循环利用，也会造成巨大浪费。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我国早已进入家用电器报废的高峰期。近年来，每年报废的家电数量基本在1亿到1.2亿台左右，并且还以平均每年20%的数量持续增长，预计至2020年，每年废旧家电量将达到1.37亿台。 “家电回收体系的建设是必然的。”在百姓家电网创始人杨帆看来，中国市场巨大，淘汰的家用电器产品也非常多，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同时，家电回收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引导用户淘汰超龄家用电器的适用，避免出现安全事故；对企业来说能增加更新换代速度，增加企业营收，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杨帆表示。 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 中国在家电回收行业所具备的潜力毋庸置疑，但反观我国的家电回收市场，可以说一直是由骑着三轮车在马路边、小区里吆喝的废品小商贩撑起来的。有业内人士曾表示，废旧家电通过正规渠道回收，实现环保拆解和再回收的比例仅占20%左右。 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健全回收网络、优化回收渠道、增强处理能力是当前的重点任务。对此，《实施方案》主要提出了以下三条举措： 首先，以互联网技术为纽带，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升回收处理体系的覆盖率；其次，通过多元化、全品类、可预约的组织形式，吸收个体回收者加入，大幅度壮大回收体系队伍，解决企业人手不足问题；最后，通过社区、中转站、产销企业和处理企业的有机组合，形成较为高效的多元化实施主体，为安全、高效、合规处理废旧电器提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方案》首次明确了资金支持回收环节。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确定在我国对电器电子产品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由生产者建立废电器处理基金，补贴有资质的处理企业。 这一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同样是参与家电回收处理环节，拆解厂可以获得补贴，家电回收企业却没有针对性的补贴优惠政策。因而，不少业内人士建议支持资金可向前端的回收企业倾斜。 对此，《实施方案》指出，要给予符合条件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先进典型培育项目，城市以及家电生产、回收和处理大型企业建设废旧家电回收网络、优化废旧家电处理项目布局等必要的资金支持。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郭玉文认为，这些在资金支持方面的举措，有利于调动相关责任主体对落实《实施方案》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回收体系质量。 促进家电更新消费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在疫情的影响下，一季度我国家电行业国内市场零售额累计1172亿元，同比下降36.1%。 在众多家电品类中，大家电受疫情影响尤甚。空调市场由于受到标准和疫情的双重影响，销售额降幅达57.2%，价格创新低；彩电、冰箱、洗衣机市场销售额降幅均在30-40%之间，总体上呈“断崖式”下滑。 面对目前亟待复苏的家电市场，激活更新需求是家电企业实现业绩增长的重要举措。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曾对媒体表示，家电回收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旧家电的淘汰，促进消费者家里的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更新升级从而带动家电产品的销售额提升。 具体措施方面，《实施方案》提出，开展覆盖城乡的家电以旧换新等更新消费活动；引导消费者及时更换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的老旧家电；探索家电新型消费模式，开展家电租赁业务。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于可利认为，此次家电以旧换新活动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发挥市场的作用为主。依靠家电生产商、销售企业、电商平台等相关机构联合开展，行业协会组织各相关机构落实具体工作，摆脱依赖政府补贴的以旧换新模式，是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来推动家电以旧换新的一次探索。 “预计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行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行业的转型升级和长足发展。”于可利表示。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成为大变局中开出的一剂中国“良方”。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如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因势而谋，才能顺势而为。“全面”“辩证”“长远”，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当前形势与政策，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方法论。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从当前的困难中跳出来，抬起头、看大局、谋长远。 站在全球的视野上登高望远：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 回过头来看我国现实国情和经济长期发展脉络：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这是我们经过长期累积培育形成的大国经济的最大优势和潜力，也是中国经济应对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 基于科学认识形势、把握发展大势，为中国经济化危为机开出辩证之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中国经济最大潜力释放出来，就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而强劲的动力。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内需驱动特征更为显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需求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突破41万亿元，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我和经济界委员有机会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很受启发，对于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几句特别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我们有着充分的主动权，政策工具也有很多，对这些优势，我们应当有充分的判断、认识和信心。 “疫情当前，经济形势确实有非常严峻的一面，当大家都在凝神聚力于应对疫情所造成的冲击时，注意抬起头看大局，谋长远，从战略层面把握机遇，尤为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总书记的讲话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如此大的时空观察，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风险与挑战，更清楚地把握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全面把握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诸多有利条件。这是自危机和挑战中认识和把握机遇最重要的基础。 张立群指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提示我们不仅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而且要从根本上解决“三期叠加”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困难。 “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具有坚实基础，有全世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问题是如何把潜力市场转变为现实需求，把现实需求转变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说。 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内需战略的“路线图”：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代表委员和专家指出，当前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不是以往政策的简单复制，而是内生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综合性举措，是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治本之策。 ——更加强调用改革的方式，尤其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有效结合起来，既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扩大国内消费和有效投资需求，为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创造市场需求；又引导企业创新产品、服务和供给模式，更好满足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动消费回升方面，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构建国内内需体系主要是补消费市场的短板，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张占斌指出。 ——更加注重完整体系的构建。这既包括供给和需求两端，消费和投资两翼，也包括多种要素的循环流动，还包括改革举措政策配套，是一系列综合性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抓住两头。一头是全力推动消费提升，稳住传统消费，推进新型消费，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疫情期间催生的线上新经济，促进消费上规模上水平；另一头是以“两新一重”建设为重点，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同时，通过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带动并促进民间投资的回升及稳定增长。 在张占斌看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应该把总需求和总供给都考虑在内，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框架。正如总书记讲的，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需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体系，必须从这么一个高度来看待，要按照这么一个大的体系来构建。” “如果把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好，把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充分释放出来，中国经济不仅能够有效地应对疫情的冲击，而且会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就会开启新一轮向好的增长周期，这对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十四五’规划的良好开局非常重要。”张立群指出。 方向既明，干劲倍增。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将有力推进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记者张超文 李佳鹏 孙韶华)
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赵海英与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今年两会将提交“关于尽快探索设立‘责任投资’的中国标准，大力推动中国ESG投资实践”的提案。他们建议，搭建符合中国国情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敦促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社保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长期资产管理机构将责任投资纳入投资评价体系。 提案建议，由监管机构引导、行业协会推动，共同完善ESG信息披露指引。信息披露是践行责任投资的首要步骤和基础环节，定量信息披露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短板。披露指引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扩大披露信息企业覆盖面积，引导企业提高披露信息质量，提倡信息第三方机构审验。 在借鉴国际实践的基础上，搭建符合中国国情的ESG评价体系。ESG分析将成为金融市场投资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盲目套用发达国家对ESG评价标准不符合我国国情。例如，发达国家采用的ESG指引认为化石能源燃烧完全不符合绿色标准，但我国以燃烧化石能源为主，认为集约利用石油、煤炭的项目就可算作绿色项目。当前全球信用评级已被美欧垄断，但ESG评价体系仍处于发展初期，中国相关公司应参与建立符合中国实践和观念的指标体系。 敦促机构投资者将责任投资纳入投资评价体系，尤其是社保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长期资产管理机构。一是该等资金规模大、期限长，与责任投资的长期特征天然共通。二是具有公共属性的资金投资应当符合主流价值取向，避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三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将责任投资纳入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示范和带动效应。 推广ESG责任投资理念，提升我国在责任投资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鼓励主权财富基金、社保基金和养老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并通过共同制定标准等途径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昨日（5月18日）晚间，中央再出超重磅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 文件提出，要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其中提到，要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再次部署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等。 此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召开第4期“金思汇”，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对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具有借鉴作用。 会议提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亟需制度性突破，重中之重是推动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❶ 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❷ 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❸ 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 ❹ 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系CF40周报观点，基于第4期CF40“金思汇”会议研讨成果撰写。 中国增长奇迹的金融秘方 过去四十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3%，远高于全球平均，也是二战以来全球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我国的增长奇迹难以完全由主流经济学解释，其中潜藏着独属于中国的秘方。有观点将此总结为五方面的互补。 一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经济学认为，从资产配置效率来看，市场优于政府。而中国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各有长短，两者互补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财政和信贷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财政与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有明确的边界，信贷资金不能财政化使用。而中国的情形表明，财政与信贷可以相互平衡、相互借力，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金融支持对改革与增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三是国有和民营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相较于国有金融，民营金融效率更高。但是中国的情形表明，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是主辅搭配的关系，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改革与增长提出何种需求。 四是银行和资本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较于银行主导型更加高效。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两者搭配互补，其目的是实现总体金融支持最大化。 五是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手段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先进高效。但是理论上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并不存在先验的高低之分。数量型工具是过去四十年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看家本领，我们有必要研究清楚其操作优势。 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过去四十年，我国金融体系较为单一，主要靠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但也满足了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尤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转变，产业风险更高、企业创业失败率也更高，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单纯依靠传统银行体系支撑的边际贡献越来越小，需要出现新的金融服务，朝更加创新驱动、服务驱动、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有对居民的金融服务。金融不仅能服务于企业，更可以服务于居民，比如消费信贷、居民养老等。一方面，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必不可少。 其次，要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实现高质量的市场化。高质量的市场化需要三个支柱：一是市场主体规范、有效率；二是市场管制较少；三是金融监管有效。 此外，需要认识到，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的整体财力较弱，金融发挥了一部分准财政的功能，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体系还需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建设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三个关键词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其核心在于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 “高度适应性”指金融体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 “竞争力”指金融体系要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从金融机构数量和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全球排名来看，我国称得上是金融大国，但是离成为金融强国还有一定距离，金融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普惠性”指更多的居民与企业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当前，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从而难以获取发展与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具有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有赖于制度性突破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存在六方面的结构性失衡。 一是融资结构的失衡，直接融资、股权融资占比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占比低； 二是金融机构结构失衡，虽然金融机构绝对数量不算少，但是不同类型机构服务实体的能力相对不足； 三是期限结构失衡，居民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支持资本市场及PE/VC发展的长期资金； 四是治理结构失衡，微观审慎监管处在分割状态，而宏观审慎管理又缺少功能监管工具，总体上看，监管缺乏激励约束，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有待完善； 五是风险结构失衡，从行业领域看，存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从金融机构看，中小银行风险较为集中；从金融市场看，股权质押的存量风险尚未化解，债券违约的风险仍较为严峻； 六是信息结构的失衡，表现为三个方面：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存在信息分割，金融机构难以识别企业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存在信息分割，机构难以了解交易对手的业务情况；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足。 针对六大结构性失衡，需要六方面制度性突破： 第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第二，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差异化的发展格局；第三，深化资金供需改革，完善促进期限匹配、鼓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安排；第四，深化金融风险的分类处置机制安排，健全责任落实和保障；第五，深化金融治理改革，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第六，深化金融体系在国际化、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的适应能力，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压舱石” 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的“压舱石”。 一是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作为新兴及转轨经济体，处置金融风险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渴求等方面都容易对我国货币政策形成倒逼。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易松难紧、宏观杠杆易升难降，需要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首先，需要有完善的决策执行机制，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其次，应将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最终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逐步将就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体系，关注资产价格变化；再次，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后，应强化沟通和协调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提升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 二是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随着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产品体系、组织体系日益复杂，金融市场关联性不断强化，跨业态、跨区域、跨境金融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监管中不协调、不适应、难以形成合力的矛盾愈加凸显。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金融创新的契机，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需要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三是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要求传导链条的各个节点都能够协同发力，通过有效运转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把流动性层层传导到实体经济。相对落后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央行金融服务体系会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央行宏观调控形成掣肘，因此，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是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运转良好的中央银行制度需要处理好央行与财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建立适应央行履职需要的独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将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健康摆在基础位置，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涵关于现在美股整体的走势，可以用两句话概况，一个是短期不要低估美股反弹的空间。第二句话，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关于金融市场现状是疫情冲击还是金融风险积累的问题，我倾向它还是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前面几位嘉宾谈到了，在过去百年中，从供需矛盾角度来说，二战以后全球供需矛盾一直朝供大于求的方向走，虽然中间有美日贸易摩擦和后面的华约体系的解体带来新的需求的增加，但整体来讲供需矛盾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供大于求的情况导致了一个结果是投资回报率偏低。2008年后，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摊薄了资金回报。从金融体系角度来讲，金融回报下降过程中，往往体现为利率下降，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要完成同样的收益就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这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海外投资者对于低评级债券，长久期的资产，一些没有流动性的资产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这些都是前面几位嘉宾谈到的风险的累积。 这一轮整个救助过程中这些问题有没有解决呢？答案是没有解决，相反，它把问题推向了更极端的方向。各个央行大规模释放的流动性，在当前经济总量似乎没有太明显增量的情况下，其实会进一步摊薄资本回报率。而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被逼将走上进一步杠杆化的道路，使得市场风险进一步上升。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个问题的暴露是过去几年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加上供需矛盾带来的内生结果。现在看来整个救助手段似乎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关于现在美股整体的走势，可以用两句话概况，一个是短期不要低估美股反弹的空间。第二句话，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前面几位讲的内容并不矛盾，短期内实际上美股这一波的反弹就是科技股，标普500如果把那五只科技股拿掉，其他的股票做一个指数的话，这个指数到现在为止是跌的。这个现象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在每一轮牛市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主角。2000年整个市场的主角是科技股，2008年整个市场的主角是金融股。在科技股的故事没有被证伪前，整个市场要出现系统性下跌，从内生动力来讲有一些不确定性，换句话说，金融公司在这一轮整个市值占比非常小，如果只是金融公司阶段性出现一些问题，很难让大家把那五只股票带下来，那五只股票如果保持高位指数就不会跌得深，而且短期内不排除美股在机构抄底过程中有比较强的反弹。 但中期，这一轮指数向上的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是科技行业本身大规模的抢占其他行业的市场地位，无论是通过科技化挤占劳动力，还是从线下到线上的演化过程中，很多传统行业都被挤占出局。可以看出，它的毁灭性创造的特征非常明显。这带来一个问题，科技股实际上在供给端提升了效率的同时，在需求端是毁灭需求的。当大量的这些高收入的就业人群，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被科技AI替代的时候，最终终端需求是有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长期所讲的这种需求端不足，供需矛盾导致资本整体回报率下降，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所以，短期内，因为FED等于把美元体捆绑到了美股之上，因为大量的金融机构在投资回报率下降过程中，“囚徒困境”导致了必须要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反而使得它短期内会涨很多。所以，我认为虽然涨幅会更高，但中长期的逻辑导致不排除后面跌更深。 新兴经济体最近市场分化非常明显。我们如果看MSCI指数，从3月23号到现在跑在最后的是拉美市场，跑在最前面的是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兴市场。换句话说新兴市场在这一轮的反弹过程中占据的是两头。这也和疫情、本身的经济情况有关，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个区分。 第二，我很同意这一轮因为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把整个货币的宽松放到了一定的极致，对于全球货币体系的这种双向的波动，我们可能都是要小心的。短期内，因为大家基于基本面，投资者会进行趋势的外推，不同基本面不同抗疫局势的市场，可能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中长期来说各个经济体都面临着财政最后如何能够维持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像1933年、1971年都出现了发达经济体对外甩锅，以本币大幅度贬值达到甩锅的结果。因此，未来我们要对全球货币体系出现潜在的重大变更要做好准备。对中国来讲，核心的一点是汇率政策要更加灵活。以前我们讲中国的汇率政策灵活的时候，更多的在讨论汇率本身的波动区间是不是更加灵活，汇率是不是要浮动，如果未来是一个货币体系有变化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可能对于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我想提示一点，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个抗疫过程中，可以看到facebook关于天秤币的白皮书已经进行了修改，前期它的说法是天秤币主要会绑定一揽子货币，现在变成了绑定美元这一种货币。它说的是单一货币，但我们知道就是指美元。所以，潜在问题是会不会出现货币体系变更，从这种纸币体系变成了美国能够控制的数字货币体系的变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情景最后会发生的话，我们要做好短期美元走强后会驱使一波美元走弱的情况。而在这个过程中用美元的这些纸换取了各个新兴经济体的资产，然后再进行贬值，对新兴经济体整体就是一个财富的掠夺。所以，这部分的风险，我们需要去关注。当然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避免国内资产的泡沫化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讨论到这一波放水最后的结果会使得不同经济体之间资金的流动，中国资金流入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身有结构性的问题，如果资产再出现泡沫化，未来潜在货币体系变更或者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压力了。 第一，通胀层面上的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虽然现在时间点上，我们整体是以通缩的压力为主。其实今年疫情导致了很多产粮国的春播是受到影响的，比如整个南亚和东南亚。虽然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都在说油价低所以在通缩，但可能中长期，在货币政策全球大放水下，通胀问题如何解决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关于地缘政治的问题，我还是想提出来，最近我们去看这次疫情对美国失业数据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美国低收入、低教育层次的人失业问题变得非常得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的内部矛盾会倒逼政客进一步“甩锅”，使得“逆全球化”问题可能会加速。 中国的应对，我认为有几点： 1、要加快改革，包括最近谈到的要素改革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从内部深挖红利，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2、政策层面上，可能聚焦民生，聚焦结构性问题的政策，这个导向可能在未来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如果全球的供需总量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未来供需矛盾自身缓解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要做好面临全球长期是处于供大于求，各国争夺市场的这种环境。这时候，中国的体制中的两只手之一市场，容易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而另一只手政府容易解决供给过剩的问题。结构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包括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发达经济体医疗保障体系过于市场化带来的基本保障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都是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众能够分享增长的红利，非常重要的一点。 3、加大开放。前面几位专家讲了加大开放，对于中国来说，有两个比较好的优势：一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很多国家需求紧缺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吸引力。二是疫情过程中，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抗冲击能力是个重大的优势，中国怎么讲好这个故事很重要。 4、避免大刺激，保留部分政策弹性空间，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介绍：兴业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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