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黄奇帆出席了由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与信用建设论坛”，并做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的主题演讲。 黄奇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的主题演讲 自高层提出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的战略以来，内循环受到了高度关注。黄奇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前体制内高官，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领域专家，退休之后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在这次演讲中，他对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战略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影响做了深刻剖析。本文整理了其中最重要的观点，虽然文章有点长，但值得细读。 5种压力与内循环的必然性 5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内循环为主的战略，总书记是在5月下旬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可以这么说，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是经过了近30年的外循环为主的战略，然后到了2010年以后逐渐开始往内循环为主的方向转。 2010年前后，中国工业产值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2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成了世界第一。所以我们GDP第二，工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都是在2010年前后形成的。 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世界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了五种压力、五个坐标面的变化——第一个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们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 第二，从2006-2015年，10年WTO里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是跟中国打的，因为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等于占领别的国家的市场，所以摩擦不断。但这个摩擦和美国现在和我们搞贸易摩擦贸易战是两回事，那属于WTO常规的经济次序里产生的摩擦。 第三，从2012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边界条件变化了。2012年以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达到了1500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每年1200多万，实际上每年要少掉200多万劳动力。 整个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 5年来少掉1000多万劳动力，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劳动力普遍的紧张？因为经济下行了，从11、12的增长率现在到了6，去年是5.9，降一个百分点涉及200万人就业，降了5个点就有1000多万人就业岗位没了。 但是那时候正好需求上劳动力供给上少了1000多万，两边是平衡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劳动力少了以后经济要下行的。 第四，中国在这样的大工业发展中，油电煤气运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第五生态环保的压力增加，对环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对这些变化，中央审时度势，从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2014、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过去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状态，转化为供给平衡的状态，多余的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这一套循环措施出来以后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其实就在往内循环方向走了。所以2019年中国GDP100万亿，中国的进出口折算人民币32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外向度从2006年的64降到了32，这说明其实在十八大以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外循环为主逐渐变成外循环、内循环双循环。 这次在疫情下，在美国脱钩的压力下，我们顺理成章地推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格局，是个顺理成章的事。 它不仅仅是因为脱钩倒逼的，也不仅仅是疫情下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倒逼的，而是中国的强国战略，是中国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 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的，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的各个国家和他发生关系，由此奠定强国基础。 美国去年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个平衡的比例。 强国不是以拼命的出口去占领市场成为强国的，恰恰是以全球都跟他做贸易，东西卖给他，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国，中国在进口方面是第二，出口方面我们是第一。 再看欧盟，欧洲这个22个国家每个国家单独算的话，进出口的外向度都是每个国家GDP的60%。但是，当欧共体变成一体化，如果你把欧洲这20个国家在申根协议范围内互相交易的都算内循环，欧洲20个国家整体出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么算的话，欧洲的进出口占欧洲的GDP就是22%。 日本在外向度蒸蒸日上的时候，正好是它从50年代战败国重振旗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下，它以出口利国带动发展，但外向度发展到了GDP50%以后，日本也开始转向内，现在它的外向度是25%左右。 讲这段的意思，强国战略不是外向度极高的情况下形成的。现阶段中国经济外向度还比较高，但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意义上讲强国之路，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不是在闭关锁国情况下的内循环，而是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为主，是以内循环来支撑开放，这是总的概念。 内循环对中国经济的5大好处 内循环会对中国经济今后十年、二十年带来什么好处呢？至少五条： 第一，内循环下经济效益质量会提高。大家知道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如果有1000亿的产值出口的话，你产生的GDP只有12%左右，因为8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来，你赚的就是零部件进来以后的组装费劳务费，只占10%。 但是，这1000亿带动的是外国的80%，800亿外国的零部件企业的产值，这带动了外国的就业和外国的利润税收，但你自己的效益质量并不怎么高。 内循环下至少产值GDP会占到30%-33%，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差距。 你要把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70%、80%本地造——本地造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自己造，还是开放的，你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优秀的企业七八百个引过来，告诉他们我这有世界1/3五六千亿的市场，你到这来这个市场就是你的。 这样七八百个外资企业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内齐聚，形成开放、国际化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垂直整合一体化放在国内。这样，这些零部件的税收、劳动力带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国民经济更安全，这也不言而喻。如果两头在外、大量依靠外国的进口，一旦有经济危机、有地质灾害或者社会灾难，总之一个企业停了，哪怕其他100个企业都是好的，少了这1%，产品也做不出来。 第三就是企业的技术进步，核心器件、自主开发这方面会加强。外循环的情况下会认为世界是平的，一切都可以交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买买买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没有任何干扰，这样去想的时候，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什么都可以买卖。 最近很多舆论总是有点诟病联想，如果用历史的宽容度来说，他过去30年就是买买买的外循环，所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换一个战略，整体上如果以内循环为主的话，还真应该像华为这样自主开发，加强研发核心根基、基本面、基础性的东西。 第四，内循环基础上要素市场就会充分地发育。要素市场不复杂，最多一个国家就那么十来个品种，什么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石油天然气能源市场。 这些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素是支撑一切企业、一切商品流转的基础，这种要素市场可以有一二级市场，有期货市场，有常规的交易市场，这样的市场如果充分发育，就会支撑整个社会的商品市场发育。 我们的要素市场这几十年发育不够。今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这个文件极其重要，讲了一系列的要素市场，如果按中央政策操作到位，一个要素市场至少产生1-2万亿的红利，那这五六个要素市场可以产生10万亿，一年产生10万亿，十年100万亿，30年300万亿量。 我们常规经济系统里的各种坏账什么的，都可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产生红利，把它对冲掉，而且要素市场不需要国家投资100亿产生100亿，它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产生了生产力，这个红利是改革的红利。所以大家注意，应该把中央的这个文件当做十分重要的文件把它给搞懂。 那为什么过去十年、二十年要素市场发育不够顺畅呢？因为我们在外循环，世界的要素市场是充分发育的，你的商品各方面在世界要素市场的循环中，你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国内的哪怕没发育你也觉得很正常。但内循环为主的时候，这些发育就十分重要。 第五，一旦内循环为主，国内的市场潜力充分发掘了以后，进口对中国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大量进口代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相对富裕，有消化世界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大量进口你的国际市场的地位就更高，贸易摩擦就更少，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就更强，因为你是世界最大的买主。 中国现在和美国就差五千亿美元，他比我们采购量、进口量多五千亿，我觉得中国其他的第一都不那么重要，如果进口量能够今后几年内实现第一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就凭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 还有一点，进口多的国家有定价权，买东西多就可以打折，对手看到你买的多也容易迁就你。 再有一方面，进口多的国家有货币支付的决定权。最近几年中国这种决定权逐渐增加，大家看到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去年是七万亿人民币，规模也不小，相当于一万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新闻，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用人民币计价，从中东进口原油，期货市场用人民币计价，石油美元变成石油人民币，当然这个量现在还小，如果你是进口大国，如果不断的推进这一环，人民币国际化就出现了。 所以说，内循环真的很有战略意义，是强国之路。 推进内循环的的举措 具体的一旦推进内循环，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几项： 首先要抓好创新，内循环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第三是老树新芽，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第四，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创新目前有三个薄弱环节，如果在内循环下要把这三个薄弱环节补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第一个，目前中国在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上还是短板。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 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这方面我们要向任正非学习，任正非一年研发费是他的销售额的15%，他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面，30%投在芯片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亿。这样的话，全国1000多亿核高基研发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亿。 而我们那么多大专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费，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领域的品种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得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发成果，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干嘛的？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 我们国家就缺这个，孵化器一大堆，就把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纳到孵化器里，这个孵化器其实就是一幢楼，房租不要，让你在这搞，结果那些专家在大学实验室能无中生有的发明科学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但这些成功转化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我们路径有误差。 第三，好不容易转化出那么一点东西，但过去资本市场没开门，从去年开始科创板出来了，独角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本投入体系开始大门打开。 如果这三个环节打通，将是中国今后内循环创新的重要的核心的链条。 再说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引领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这件事做好也是内需。 第三个老树新藤，挖掘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外循环的时候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当内循环的时候这也是新的增长动力。 比如汽车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销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但仔细想想我们的汽车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辆，美国1000人是840辆，欧洲所有国家加日本、韩国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是60%多，我们现在才17%，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40%以上，凭什么我们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这些都是可以动脑筋的。 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一是企业，二是小微企业，三是老百姓，这三块内循环的主体动力要发挥。 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看六条，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解决好，二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利，五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你把这六条做好企业就发展了，这是一个。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所以你把它当作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钱消费的重要的一个群体。 我们还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我做过统计，重庆3千多万人，2千万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这个问题40年没变，这就是中国农民穷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我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讲还要靠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内循环下要从技术进步开发到新基建、新的工业革命，老树新芽，动力系统，企业动力、小微动力、个人消费的动力。把这些事做好，内循环就会很好地转动起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首发于《造就》
刘世锦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的，这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前内循环的一个根本区别。 “我们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现在不能搞脱钩竞赛，我们还是要更加开放。”他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封闭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 中国历来以国内循环为主 内循环与外循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 最近关于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讨论比较多，其实中国历来以国内循环为主，理由有如下四条： 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循环，其出发点和归属点都在国内。循环来，循环去，国内都是源头，都是以内需为基础，都是为了提高中国国内全民的收入水平。 ❷从国际范围来看，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比重相对比较低。中国这么多年，外贸占GDP比重高的时候超过60%，出口超过30%，但是现在出口占GDP比重已经降到20%以下，美国、日本这些都在15%以下，这是大国的一个特点。 ❸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市场。世界上唯有中国，4亿中产阶级在一个统一市场。跟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更有必要也有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❹中国已经进入以服务业比重提升并逐步处于主体地位的增长阶段。服务业以本地化、不可贸易为特点，必然提升内需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重。 最近，有人说是中国要由外循环转成内循环为主，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中国经济一直以内循环为主。 但是我想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的，这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前内循环的一个根本区别。所以，如果没有外循环，就没有中国目前能够取得的如此大成就的内循环。 不搞脱钩竞赛 服务贸易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 目前复杂形势之下，也需避免一些误解。我们首先要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封闭发展。自给自足也不是什么产业都自己搞，而且都得搞成世界第一，都不进口了。实际上，封闭发展不可能，也做不到。我们还是要讲全球化，讲参与国际分工，还是要讲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由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甚至出现断供的极端手段，大家会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个变化：不仅是中国，其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调整自己的产业链。产业链收缩之下，实行某种程度的产业备胎战略，这是无奈的选择。 但是我们搞这种产业链调整备胎，是为了防止“卡脖子”，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还是要用的。当然，有些备胎有可能转为正胎，这有利于打破世界上不合理的格局，对全球市场竞争也有好处。 全球化正在面对逆流，需要结构调整，可能停滞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支持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已经改变了。极端的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不能代表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正确的判断。 全球化讲了很多年了，顺境的时候讲全球化没问题，现在你对全球化还有没有信心？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现在不能搞脱钩竞赛，我们还是要更加开放。中国服务业已经是发展的重点，也是下一步开放的重点，这既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各国的机遇。 我想强调两个重点领域。 第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大部分是本地化、不可贸易的，但是数字技术改变了这种情况。 比如，前几天的欧冠比赛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欧冠比赛发生在欧洲，但是每天晚上很多中国球迷观看这个比赛，数字技术把这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服务业的产品和消费主体是内循环，但是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要素，包括管理、规则、技术、人才、营销渠道等等，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外循环。特别是金融、物流、信息服务、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对外开放的眼界要高一些，力度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我想强调的是，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二者同样重要。要放开对行业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的机会，给他们平等进入的机会。所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开放、对内放开的程度。 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具有五个特点 当前是推动中国加入CPTPP的较好时机 最后我再说一下，从更广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内循环要适应新形势和新特点。从外循环来讲，中国应该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有五个特点。 特点一：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市场变化。刚才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确实都处在四十年来的一个低点，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现在在往回收，美国之外的市场还很大。但是就美国本身来讲，中美之间合作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中美合起来占世界GDP的40%，中美不合作，全球化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我们还相信全球化，中美之间是不可能脱钩的，最后还是要合作。这个大的趋势和潮流，应该最后还会变回来的，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看到这样一个前景。 特点二：适应开放程度的周期性变化。过去我们可能对全球化过于乐观，认为它是一个线性的发展，现在看来，全球化是有矛盾的，需要进行调整。 全球化有时候可能走得慢一些，甚至局部出现倒退，但是大的方向还是往前走，我们要提高对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适应性。 特点三：应该更有韧性和弹性，形成更具抗冲击性的开放。 特点四：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规则。开放是个常态，负面清单的限制就是一些例外。我们应该按照这种负面清单的理念和制度来开放。此前全球化智库发布了一个“推动中国加入CPTPP”的建议，我本人还是赞成的，中国应该加入区域性的合作组织，而且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特点五：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方向。
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大家好！刚才苏宁行长已经就“内循环”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我以研究者定位，再谈一些自己初步的思索和形成的看法，题目也是咱们这次会议邀请时的命题作文，就是关于当前经济发展中“内循环”的几个问题。我想从三个视角上谈一下，分别是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各方现在热议的内循环，中央的表述是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勾画。 第一层，就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它表现出的整个过程中，其成因可以认为是三重因素的叠加。首先是2010年，当年报出的中国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是10.6%，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再现了前面几十年间如果算总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特征，但是那一年度接近年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样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要往下寻求一个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地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阶段转换，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特别强调一下，它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之后，和其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高速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一个阶段转换。中国也必然经历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往下的速度调整不能一低再低，中央的意图后来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就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大写的L这一竖往下走，走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拐出它的尾巴，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中高速的时间尽可能长的运行平台。这重因素它的演变，是在2010-2012年两年间，我们的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到了8%以下，然后又经过三年回落到了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其实是在一个6.7-6.9%很窄的GDP增速区间里波动，已经有了L型转换可以确认的基本状态了。但是这后面紧跟着发生的，是不期而至的2018年一季度以后的贸易战，当然也知道，现在这个所谓贸易战是美国变为朝野空前一致要打压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其实已经升级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对抗的举措，还有人们有些时候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的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到了2019年年底，季度的速度是6.0%，全年的速度只有6.1%了。再往后，就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经济增速在一季度一落千丈，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6.8%，二季度已经回调到1-6月总计是-1.6%，估计三四季度一定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但是这个经济的下行在三重因素叠加了以后，带来的情况是市场预期不好，现实生活中间很多矛盾进一步凸显，困难重重，大家都有感受。 这一层现象的后面，跟着我们就要说第二层：要做一个带有前瞻性的分析，就是中央已经指出的，现在碰到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当下这个形势的复杂和严峻的特点联系到中长期“持久战”的考虑，也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前瞻：如果从时间维度考察，我们继续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个中长期的问题，我认为还要经过6-10年的努力，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比6%的重心还要低一些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依靠这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平台，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而贸易战既然已经到来，那么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长期过程，我们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处理中，力求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过程，这里面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我们虽然本土最严重的冲击——短期冲击特征的这样一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对疫情抗御的工作需要常态化，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很有可能的中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过程中，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它消灭。所以，把这些合在一起，所谓形势的复杂严峻性质，是要看到中长期准备打“持久战”。 那么第三层，要说到在面临中长期考验我们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怎么把握好我们可选择、应当正确把握的确定性？中央有一个基本判断，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在不断重申，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理解，这个方面客观的条件，是说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国力明显提升了，但是在国际地位上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往前看，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完成。这个欠发达的二元经济基本特征在中国到底怎么样把它最后消除，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表达了我们的不足、我们整个发展离现代化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伴随在一起，相对高速的、可以处理为超常规发展态势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至少经过努力以后，要体现在我们“新的两步走”、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整个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当然，我们也需要动态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的组合。那么在利用中国自己的成长性，把握好我们的韧性、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整个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潜力的实现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把握住的，是自己可以挑选、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的因素：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来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拥抱全球化，化解那些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这是我所谈的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新发展格局我认为必须涉及到的背景因素。 第二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内循环的学理逻辑怎么理解，要讲三点。 第一，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2010年提出“稳中求进”一直到现在，年年如此在强调，这个过程中“扩大内需”也耳熟能详，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扩大内需我的理解，它是从我们已经形成具有规模特征的大市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在经济低迷的运行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手段，调动内部需求而得到有效供给对它的回应。其实在经济学的解释上来说，扩大内需以后，就是使形成以供给的有效性这种状态来回应需求的一种循环，而现在直接把它表述在“内循环”上，实际上是把原来所说的这个循环里面基于本土的这一部分更强调了，而有了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表述的延伸。扩大内需以后，首先形成的是本土上我们的市场潜力所支持的对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内需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的回应。中国以后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就是一轮一轮的扩大建成区，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我们所称原来的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释放巨量的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表述上，本来这个经济的供需互动的“循环”，是经济生活的一种自然机理，现在无非是在表述上，把它更明确地表达在文字上。 第二，我想强调的学理逻辑就是，内循环为主是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的释放更为倚重的一个认识框架。我们现在也有必要更多依靠我们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这个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壮大起来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和利用客观的支持条件这样一种通盘考虑。当年王建同志提国际大循环，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国内的市场发育还非常初步，我们自己内循环这方面可以调动的潜力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先两头在外，什么“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不仅是带来了生意可做，而且带来了的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培育了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我们有了非常可观的市场发育——当然还要进一步完善它，但是毕竟有了这样一个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把内循环作为主体的可依靠的这样一个基本盘这样一个客观条件，这时候双循环还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是，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调减，内循环的份量要提升。 再有第三，我觉得在学理逻辑上可以说清楚，内循环为主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这种战略思维。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要考量一下这个主动权怎么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这个主体的手中。我们相对有把握去调控的一些内部因素，是首选，利用我们内循环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运行，加上双循环和它们的相互促进，当然是一个升级了的更明确表述的战略指导方针下的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 如果说把前面所谈的这两个层次——背景和学理逻辑放在一起，我觉得无非是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知“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下面还有第三个方面，谈一下怎么认识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中央强调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即讲内循环的时候不要忘了外循环。但是内循环为主，它也确有这方面非常明确的份量上不一样的把握，有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这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循环，是应该放在改革开放求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谈三点。 第一点，注重内循环为主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追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前面所讲的，也是在论述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掌握主动权而追求行稳致远。 第二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间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升级，需要外循环对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催化和倒逼。这也是这几年中央特别看重的新旧动力转换里的一个命题。这个动力体系的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改革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在很多讨论场合大家并不讳言：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步履维艰，文件非常多，多到甚至读不过来，但真正的攻坚克难，往往在这方面我们还并没有取得中央所说的决定性的成果，而开放它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那么就是要进一步拥抱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现在还有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和在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这样的战略举措，都有这个战略意图。 第三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坚定不移追求中国产业结构状态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上台阶的升级版发展。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与外相互的造就。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外交口的表态口径归于高度一致，从杨洁篪国务委员的文章到王毅外长所讲的清单、决不脱钩，到很有水平的前副外长傅莹的文章，还有现任副外长乐玉成的发言，以及我们很有水平的崔天凯大使的发言，等等，特别强调了“和平竞争”。我们不否认有竞争，其中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决不脱钩，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有光明的前景，等等。这就很接近当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的那种外交风范了。里面内涵的，就是我们认同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和平进行。这个在学理上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全球的，我们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贡献这几年越来越显著，而且2020年一定是位居头筹；另外一方面，中国加入外部国际竞争的“与狼共舞”，中国才可能完成从所谓低端的草食动物到食物链（咱们可比喻全球分工里的价值链）高端的肉食动物的转变。前些年大家已得认同的加入WTO以后，中国不是什么农业全军覆灭，汽车行业全军覆灭，而是得到了很好的“与狼共舞”以后的发展，这个道理仍然存在。中国这么走，才能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及打造领导人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中国应该在这种以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所以，一句话，上述这些分析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我前几天又看了很有影响的投资家李录先生的一本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是咱们中信出版集团推出的），他的认识框架中提出所谓3.0文明，是把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信息革命都称为这个时代，他说这个时代有个铁律，就是主导国际市场的趋势，是大家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最大的市场，最后会演变成为唯一的市场。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已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现实。虽然现在美国想在这个市场里“去中国化”，但它谈何容易？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论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决定人际关系，我们现在中美和全世界共享一个产业链，这个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的唯一的市场，也就是我们要拥抱的全球化。不开放不加入，便是会走向落伍、走向落后的一条死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李录先生现在作为一个有学者情怀的研究者，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明确论断，做了一种学术方面的论证。我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愿意正面地说，基于供给侧创新形成的全球一个产业链和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加上也是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核威慑”的这种制约，那么就使我们对时代主题仍然应该坚定地认为是邓小平所表述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战争与革命”。这个主题现在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是仍然没有变，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以上为在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的发言（2020.9.6）
总结起来，第一，“双循环”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外部压力、不得不去强化的国内循环。第二，“双循环”与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扩大内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不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具有新的内涵。第三，“双循环”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国民经济循环。第四，“双循环”是与“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国内经济循环。 8月16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会议。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点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 构建“双循环”的具体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双循环本质上是解决增长和发展的动力问题，除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外，当前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创新问题，特别是要把新技术的应用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要关注新技术的适应性，从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精神理念三个方面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支撑。 以下为发言全文 准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的政策含义 准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吃透中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的几次重要讲话中的论述，这是我们讨论该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双循环”概念，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了“双循环”的内涵，提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等方面。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次强调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特别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后增加了“更为安全”的要求，在“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后增加了“安全”的目标。 “双循环”的政策含义，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双循环”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全球化新趋势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根本上就在于发挥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实施“双循环”重大战略。 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全球化等问题，此前已经有了很多论述。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现价美元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占比已从40年前的20%，上升到金融危机前的50%，再到目前的60%。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欧元区，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经济规模全球占比超过16%。 所以，考虑“双循环”这一重大战略的时代背景，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二，“双循环”的内涵很广，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理解，但其核心内涵，是如何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并以此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寻求新的发展。 第三，关于“双循环”的基本方略。首先，“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并非只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主要立足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打造未来发展的新优势”。其次，“双循环”强调国际、国内相互促进。内需潜力的发挥并不排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动，更不排斥在中国发展的同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我理解“双循环”的提出并非是偶然的。“循环论”实则是近年来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时，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出发点。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在金融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的要求中，中央也多次提到金融体系内部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问题；在今年关于疫情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提到“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系统”。因此，“双循环”和近些年中央重大的战略和政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正确理解“双循环”必须抓住的几个核心概念 正确理解“双循环”的核心概念，有助于形成共识，进一步解决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个核心概念是“经济循环”。这是讨论双循环时必须清楚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宏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循环；在中观层面，“经济循环”既包括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内部的供需循环，也包括如何构建能够不断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供给体系，这也是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微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问题。特别是在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部分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冲击，而这次疫情也出现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链的情况，这些都会导致正常的循环出现问题。所以，应该从不同层面理解“经济循环”的内涵。 第二个核心概念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此前，我们谈到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多地从抗风险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比较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举了“大海和小池塘”的例子，指出“不能简单地按照其他国家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来理解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逻辑”。实际上，超大规模经济体在进入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后，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因为外需的不可持续性，不足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从中高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另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更多需要依靠自主创新。 第三个核心概念是“新发展理念”。首先，大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一定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经济循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都非常重要，尤其需要通过创新引领，没有科技进步的支撑，这种循环只能是低水平的，而且要下决心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性问题。其次，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19大提出新发展理念时的国际大环境与现在并不完全相同，下一步，“安全”这两个字的分量应该会更重。如何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个核心概念是“开放性”。国内大循环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是简单的、封闭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国内大循环不能简单地称为“内循环”，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两个体系，而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或双循环，是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价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第五个核心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丝毫没有削弱“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性。双循环一定是双向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和世界经济复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通过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全球分工和经济融合。所以，双循环是“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统一。 第六个核心概念是“产业链现代化”。这是从微观层面理解“双循环”的重要概念，关键是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分为四种状态。目前我们总体上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但从“开放+依赖”无法简单地左右平移到“开放+自立”，所以暂时会有一个更加强调内部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在更多国内头部企业的引领下，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创新的局面，最终我国的技术自立性会逐步提高。这其实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总结起来，第一，“双循环”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外部压力、不得不去强化的国内循环。第二，“双循环”与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扩大内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不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具有新的内涵。第三，“双循环”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国民经济循环。第四，“双循环”是与“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国内经济循环。 构建支撑“双循环”的政策与制度体系 构建“双循环”战略需要高水平的制度和政策作为支撑。这里，我想重点谈几个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结构性失衡问题始终存在。比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报酬结构严重失衡，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的冲击很大，导致生产要素错配，这也是实体经济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有较大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空间。再如，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但房地产成本，包括房价和房租，现在已经成为商业成本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创业、创新，如何降低房租和房价在商业成本中的比重，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出发，研究有关政策和制度体系。 二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内部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我国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供给与需求循环不畅，产能过剩、购买力的海外释放都是其中的表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其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是一个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7·21”企业家座谈会上中也强调了企业活力问题。增强企业活力，就是要维持企业的纵向流动性，让中小企业有更高的概率成长为大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中，应该说是有优势的。一方面，巨大的市场更具有包容性，不太容易形成垄断；另一方面，也能够带来更丰富、更多元的创新生态，有利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三是要处理好“老技术”与“新技术”的关系。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经常出现在一些关键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方面，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引领。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在少数关键领域利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也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导生产资源和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 从技术的角度看，“双循环”就是一个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的过程。如果新技术不能很顺畅地替代旧技术，就无法实现“双循环”。但实现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并不容易，不仅要解决新旧技术之间的矛盾，更要解决它们所代表的企业、产业，甚至背后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英国当前的“红旗法案”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汽车和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马车之间的斗争。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2006年所说，“工业革命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持续广泛地替代”，其中“持续广泛”这四个字既突出表现了技术替代过程中的巨大阻力，也说明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经济循环经常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是自我革命的过程。有些情况下，甚至新技术的领先者也可能会形成进一步改变的阻力，因为他们并没有动力来变革技术。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奔驰、宝马，难道他们真的没有能力与特斯拉一样开发新能源汽车吗？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并不希望放弃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已经形成的绝对领先优势。 正因为技术替代的过程十分困难，它才拥有极端的重要性。在“双循环”理念指导下，我们当然需要更多原创性的新思想、新发现，但新技术的应用可能是第一性的。现在不少因为技术问题出现的堵点和断点，并不完全是我们缺少技术，更多情况下是缺少技术不断应用迭代的机会。从历史上看，新技术的应用也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熊彼特、莫基尔的研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发明创造并不比发明付诸实践的作用更大，硅谷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与其将之称其为新技术的发明地，不如说是新技术的应用地。基于此，按照“双循环”理念来推动创新时，我们一定要把新技术的应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特别关注新技术的适应性，特别是一个国家拥抱新技术的意愿、能力和速度。 具体来说，新技术应用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基础，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这是我国最大的优势。2019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已经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所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完全达到深度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经济门槛。 第二，制度环境。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企业的纵向流动性、建设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等方面，我们尚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营商环境，让国内各地区之间实现更加统一、更加透明、更加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以此提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第三，精神信念。“双循环”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方式，并不会必然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高质量的双循环。只有坚定信念，秉承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艰苦奋斗，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最近，“经济内循环”在各大媒体和政府政策中被频频提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中美关系负面消息和疫情冲击的影响，当前世界去贸易全球化、去科技主导等愈演愈烈，“内循环”这一概念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显示了高层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同时，它的出现也意味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会更加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将不断加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笔者认为，如何在疫情需求不足等背景下打通经济“内循环”障碍，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既是一个关键点，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在国内疫情趋稳，经济运行态势基本恢复的情况下，“内循环”这一概念的提出，必将为金融、旅游、汽车、教育等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遇，推动国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层次。 如在金融行业，经济增速下行、结构转型叠加疫情冲击，后疫情时代下，需求侧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无论是“质”（收益率与安全性），还是“量”（产品的充分供给），都更加迫切，经济内循环下居民财富将会大量借助专业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理财、基金、养老资金和保险等行业都会迎来新的爆发。 在汽车领域，我国汽车市场销量已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并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到今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有望达到2.7亿辆。内循环经济下，将对国产汽车品牌带来极大利好，汽车研发会更加强调自主性，国产汽车相关产业链会有更大的政策支持，加上区域平衡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提升会带动中西部汽车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未来，在5G、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结合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的发展趋势，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等将迎来新一波发展红利。还有旅游行业，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输出国，若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则有望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必然会给因疫情重创的文旅产业重新带来活力并迎来新的发展。 实现国内大循环具体到企业来说，重振中小微企业尤为重要。经济内循环先是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有消费的欲望和能力，然后有实体企业的正常生产，另外就是健康运营的市场秩序，这样才能形成循环。所以说，经济内循环的保障是中小微企业的繁荣发展，让千万个中小实体企业走出困境，才是经济内循环的第一步。这也为许多新兴企业带来新的商机，像互联网企业360集团便强势聚焦国内经济复苏大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路径，凭借360智慧商业强大的资源优势和营销势能，通过精准的行业趋势洞察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快速提升自我“造血”机能。基于此，360开展百城巡讲活动，以广州，深圳，上海，杭州，四地为主，在这方面也反映了四地在经济复苏中的独特价值和区位优势。 实际上，从这四个城市，我们也能看到如何打破经济“内循环”障碍的思路。 上海在消费能力上领跑全国，去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3497.2亿元，比第二名北京高出1227亿，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新零售之都。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正转向电商直播之都，今年2月以来，广州入驻淘宝直播的批发市场商户同比增长4倍，开播场次居全国第一，同时广州也已成为全国直播商家最多的城市。深圳作为科技之城，在5G、新基建等方面引领全国，具备发展内循环经济的产业和技术支撑。而杭州被誉为“全球移动支付之城”，正大力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具备推动经济活动快速流动与循环的产业基础。 当然，经济内循环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战略，打破经济内循环障碍，实现各类经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十分重要。 首先，要提高各行业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附加值，实现企业相互间的良性互动，真正拉动我国内需，为启动经济内循环模式奠定扎实基础。其次，要通过各种手段重塑企业经营生态，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积极融入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的发展等，如360智慧商业推出‘原产地计划’和‘中小企业加速计划’，为中小企业多维赋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政府也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良性增并造福民生。
我没去过美国。过往工作期间，访问过十多个欠发达经济体，有机会上上下下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实况。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继承了前殖民地时期的诸多遗产，却沦落到人民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的地步。背后的原因，很难一言以蔽之。幸福的国家总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持续大规模内乱消灭存量财富；国家政权掌握在政治强人手中，自绝于国际社会；攫取、而非包容性经济制度窒息增量财富创造；无视产权，动辄大规模调整所有权关系；人民缺乏教化，劳动创造财富的愿望淡漠；发展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偏差，错失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等等，国家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 相关访问的目的是开展政策交流，提供政策咨询。基于中国经验，我总是认为，戒除以上不幸因素之后，任何国家，在一定发展水平上、一段时期内，实现某种幅度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企及，甚至谈不上是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外部输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结合国内经有效微观激励约束机制调动起来的人力资源，国民经济总能沿着生产函数、增长方程指定的路径逐步发展起来。期间，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阶段性瓶颈当然会有，但那是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一 参与国际循环能实现追赶，但难以跨越 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开放的经济福利含义有明确阐述。要素禀赋差异、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等，都构成开放的理由，都确定无疑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过程的通常结果是双赢。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各方“赢的量”孰多孰少，是非对称的；不同产业链分工地位国家，对后来者实现追赶的主观感受及接受度，也有很大不同。 （一）国际循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别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稀缺性，经济更多体现出短缺特征。对外开放如同拔去水位不同之连通器的塞子，稀缺要素得以流入后，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落差，没有理由不被缩小；该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落差势能”和要素流动“摩擦力”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先进国家而言，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冗余，经济更多体现出过剩特征。冗余和过剩的输出很难确定边界。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层面保持领先优势的意志，与微观层面企业逐利的动机必然冲突。最典型的案例，是过去几十年间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的决策演进：先是刻意保持在华企业技术水平与本国的代差；而后在欧美竞争下，不得不将更先进的车型投入中国市场。 大量生产要素的输出，终究不利于母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调整，以及财富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分配。最终，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到国内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地步。这是最近一轮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权力结构不允许逾越 不仅如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对外输出生产要素的过程，也是国际权力施展的过程。在战后至今的全球化历程中，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国际剥削，始终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从早期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有增长无发展、越增长越贫困”，到后来的血汗工厂、转移价格，再到通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巧取豪夺，直至特朗普集团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以来的公然明抢，国际权力格局对国际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或者说决定，越来越肆无忌惮。这种掠夺，可以理解为外围国家参与全球化经济循环的租金，也可以理解为中心国家维持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手段。 如此一来，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有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参与国际循环可能让你过得更好，但你很难跨越阶层，更不能反超原主导者的地位。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较低发展水平上，通过国际循环，一个历史时期内，能够实现总量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落差，达成追赶（如，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0%，人均万美元）。但关键位次的跨越，不是单纯开放所能实现的，必然受到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国际大循环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不足以支撑国家复兴，回到历史巅峰位置。 以上逻辑有部分事实支撑。过往四十多年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全球人均GDP存在向正态分布集中的趋势，其中，中国和印度人均GDP水平向全球均值的接近，最为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大量人口距离发达经济体水平依然保持相当大差距，人均GDP分布左右两侧的尾部特征也没有明显变化。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收入分配效应的多数研究都有类似结论。 二 国内大循环不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 1987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先生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当前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概念，只是修辞上与之存在对应关系，完全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目前状态，退回到当年国际大循环理论所要改变的国内经济循环局面，新时代中国不可能退缩，回到被动“自力更生”轨道上。诛心地说，当前某些关于国内大循环，就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的解释或者暗示，如，能矿及零部件进口中断、制成品出口塌方等，要么是误解，要么是不怀好意。 （一）产业层面短期内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 产业层面看，国内相当多行业不具备在没有外部原料零部件供给、没有外部市场需求条件下生存的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投入产出表行业分类，在我国149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的进口或出口依存度超过20%，某些行业的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100%。 以降低进出口依存度为切入点考虑国内大循环，只能是缘木求鱼，或者至少要在短期内付出极大代价。必须看到，我国外贸国别分散度正不断提升。当前外部摩擦或者说对抗，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而2019年，与美国贸易占我全部外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1.8%。近90%的外贸市场还在那儿，并且在不断发展。因此，提出国内大循环，绝不意味着中国贸易政策要有显著调整。中国仍应不放弃任何出口机会，不放弃任何进口可能，仅在少数领域迫不得已推进国产替代。 （二）总量层面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 从总量层面看，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9.95%的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11年以来，该比例一直稳定地低于3%，近年来，更是徘徊在1%不到的水平。可以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已经充分实现。贸易依存度方面，2006年我国贸易依存度达到71.4%的峰值，之后也逐步回落到目前不到40%的水平。 以上行业及总量层面对外依存度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没有在产业层面迅速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性；没有在总量层面进一步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性；没有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做出非此即彼抉择的迫切性。 三 国内大循环的使命是谋求超越 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依靠国内要素增加供给、扩大内需，实现“哈罗德—多马式”经济规模扩张，在经济运行层面上有意义，但显然不是国内大循环政策的目标。举个未必恰当的例证，房地产和白酒行业，大体都是完美的内需主导、国内循环，都有蓬勃的扩张冲动。有意义吗？ 我更愿意从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消极的角度，理解国内大循环。该循环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之所必须，是中国经济实现关键跨越之所必须，是国家复兴之所必须。其确立与否的标志，是中国能否在促进人类进步、改善人民福祉的创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并将其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在漫长的中国自然经济发展史上，某些领域曾有过类似循环，典型如瓷器、茶叶、丝绸等。这些产业有独特技术，能够大规模生产制造，首先覆盖广大国内市场，继而相当规模参与国际贸易。这一过程中，即便有外部要素参与其中，如青花染料输入、海洋贸易、茶马互市、白银中介等，但并不妨碍人们将这些产业发展视为中国传统经济文明的标志，并不妨碍据此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朝贡贸易体系。 工业革命以来，围绕创新技术领域形成内生经济动力机制有四个要件。一是科学思想的突破。我们民族没有出现过艾萨克·牛顿爵士、门捷列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神一样存在的人物。迄今为止，基础数学、物理、化学对我们来说，主要体现为应试技巧，而不是思维方式。所幸划时代的科学进步是低频偶发事件，科学思想是开源的。民族性的科学启蒙缺失，并不成为内循环动力起源的障碍。 二是技术路线的形成。技术引进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而尽快关闭技术输出渠道，则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是，东方民族具有在器物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天赋。当前的共识是，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工程化领域有长足进步；产业化运用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显著小于研发储备。 三是大规模生产制造。科学思想的缺失，以及开创全新技术路线能力之不足，并不妨碍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建立起了不起的竞争优势。国内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工业品产能巨大、主要区域产业高度集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期。 四是覆盖广阔国内外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以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普及等，使得国内市场能够承担研发成本，支撑创新产业经济循环实现。未来需要做的是较大比例将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有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的国内消费需求正常增长。 四 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关键 围绕创新领域打通国内大循环各环节的关键，是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来存在“内卷化”的强大惯性。当前，在经历了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经济改革、外向型推进工业化、房地产带动城镇化这四轮浪潮席卷后，中国广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正在迅速沉寂下来。庞大的政府财政性活动，以及人民围绕基本生存的物质循环，构成县域经济活动的几乎全部内容。背后原因，有民族性、文化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与近年来，市场主体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改革方向的认知含混、认同弱化密不可分。 我们注意到，在产权领域，土地、国有资本等基本要素改革推进迟缓，国有经济部门占有大量资源，效率低下，私人部门的“恒心”依然难以建立在“恒产”基础之上。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不断复杂的社会管理内容，不断强化的社会控制需要，推动各级政府管理边界持续扩张，消耗大量财富。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此前没有过的增速逐季快速下行局面。这种短期变化，不是人口、技术等中长期慢变量所致；从外贸数据看，也与外部摩擦无甚关联。我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往四十多年行之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不复正常运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三大增长发动机同时趋弱；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金融运行层面矛盾，根本性的、原理性的改革被搁置，更多试图采取行政化、指标化、理想化的政策举措加以解决。 疫情的短期重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出现的系统性趋弱问题。如果没有重大改革重新整合要素资源，再叠加外部环境恶化，“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恐在原有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明显再下台阶。 五 结语 对外依存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国内大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国内循环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闭环。 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融合，融合的前提是各个文明相对独立地发展，形成个性化、值得彼此借鉴的内容。否则，土豆和土豆交往，能碰撞出什么美味？国际循环发展的是共性，国内循环发展是个性。共性发展的结果是均衡，是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超越、引领，只能从发展个性的渠道去实现。 过往几十年，没有哪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把对外开放提到如此之高地位，没有哪个经济体将开放“倒逼”改革作为如此之重要方略。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失去了内生增长动力？失去了制度上自我修复、自我进化的能力？ 新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追赶的空间在收窄。通过对内改革，主要依靠国内要素，在创新领域形成内生动力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在上升。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恢复建立符合人性的、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从此维度推演，国内大循环的提法站得住脚。
在新冠、脱钩之后，2020年的第三个高频关键词出现了——双循环。 “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长期问题，持久战角度，新发展格局。可见双循环不只着眼眼前，还着眼明年开始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双循环不只针对美国对中国一直不停的强硬出牌，而是针对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往何处去”的方向。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波恐慌。先是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的那段时间，关于海外订单锐减、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恐慌；接着是关于外资会将在中国的供应链移走的恐慌；最后是美国对华为、TikTok封禁，并将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不准向它们转让技术的恐慌。这三波压力次第袭来，再加上疫情本身的社会隔离效应，让2020年成为中国人多年来最为焦虑的一年。 在此时刻提出的双循环，是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钥匙、药方、火炬？ 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透彻地理解。 最近几个月，我去了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的多座城市和企业调研，发现危与机是并存的，事在人为，只要不断在事上而不是嘴上磨练，心就会定。我们不能决定外部环境，但可以在外部的约束条件下，安身立命，尽量做好。 中国人往往比谁走的都快，关键是要走对方向。 结合调研和初步研究，我对双循环有如下一些看法。 1、双循环代表了中国螺旋式上升的新发展方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的新版本。 2、双循环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而是内外打通、内外融通、内外促进。 3、双循环的驱动力，既是中国内部大市场的规模，完善有力的生产配套体系；更是市场化改革的力量和对内对外开放的力量。 4、双循环的关键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是要继续推动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动，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与其说双循环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回应，不如说是中国经济的一次重大超越。 循环意味着流动，内部流动，外部流动，内外之间流动。 循环、流动、互动，这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就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让交易双方都受益。 任何一个经济体，其实都处在内外交融的循环之中，只是循环程度不同而已。 能不能不参与分工与合作？能，但那是效率很低、民生福祉很差的经济。在统制经济下，人们是简单生存，不是美好生活。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又对中国频频施压，现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大不了不玩了”、“自己照样可以过好”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有合理性，但并不理性。 如果不参与国际循环，纯粹自给自足，中国的日子肯定没有今天好。 举两方面的例子说明。 一是资源的角度。2019年中国从国外进口了10.69亿吨铁矿砂，对外依存度超过80%；进口了5.06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2%；进口了9656万吨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4%；中国的锂、钴矿石对外依存度约70%；大豆对外依存度约86%；中国还进口了210.8万吨猪肉和165.9万吨牛肉，虽然对外依存度不高，但增长幅度很高。2019年猪肉进口的增幅是75%，牛肉进口的增幅是60%。这都说明，我们很多方面的资源条件很薄弱，离不开国际循环。 有人说，中国不是有很多铁矿石吗？是，中国的铁矿石储量排名世界第四，占全球储量的12.35%，不算少。问题是中国的矿石含铁品位平均只有34.3%，基本全是贫矿石，要经过选矿富集后才能使用，而选矿过程成本很高，中国的铁矿选矿成本是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的两到三倍。进口更划算。 二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角度，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据海关数据，2019年中国进口了3040亿美元芯片，预计2020年仍将进口3000亿美元以上。工信部前部长苗圩曾指出，我国大多数装备研发设计水平较低，试验检测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关键产品也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研发和创新；很多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虽然大部分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但15%的关键零部件还依靠进口。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许志远的研究显示，在移动通信和软件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巨大。 先看移动通信，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DSP（数字信号处理）、AD/DA（模数-数模转换）、射频收发、功放、低噪放、驱动放大器这7个方面，全球排名前5的公司没有中国的；在滤波器、天线、基站设备这3个方面全球Top5有多家中国公司，其中华为在天线和基站设备上位居第一。 再看软件，在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存储管理、虚拟化、安全软件、ERP、CRM、办公软件这9个方面，全球Top5公司中没有一家中国的；在桌面OS、手机OS、云OS、物联网OS、IP核、EDA、CAD、CAE这8个方面，中国公司也很薄弱，只是在桌面OS上基于Linux进行二次开发，在手机OS、物联网OS和EAD方面有所布局。 最近还看到仪器设备方面的一份报告。美国《化学与工程》杂志公布的全球科学仪器公司Top20名单，8家是美国公司，7家是欧洲的，5家是日本的。中国企业在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方面几乎是空白。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统计，2015年至2017年我国显微镜年均进口5万台左右，年均出口220万台-300万台之间，但出口金额远低于进口金额，说明单台产品的出口价远远低于进口产品。 前不久我请教工业富联（601138.SH）的一位高管，在工业互联网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距表现在哪里？他说，不是设备，不是模具，是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以及工业网络协议等等。 我参观过多家中国的智能手机企业的生产线，其中的关键设备（如贴片机）基本依赖进口。 一旦离开国际循环，中国不少产业将难以转动，甚至失灵停摆。 其实，如果仔细回顾一下共和国的经济史，中国一直没有放弃过加入国际循环的努力，尽管中间遭遇过这样那样的封锁与曲折。 【五十年代】 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后来确定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大部分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一次飞跃； “一五”期间，中国需要进口橡胶、化肥、钢材、机械、沥青等大量建设材料，但进口需要外汇。为了创汇，1957年4月25日，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外国客商请进来。交易会每年春秋举办两次，这就是广交会。 【六十年代】 1960年初，中苏关系交恶后，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在苏联中止技术援助后的应对措施，周恩来批示：“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 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代表当时世界石化工业水平的成套设备进口合同，1964年至1966年交齐，1965年至1967年底陆续建成和投入生产。 从1963年6月与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随后几年里，中国从9个西方国家引进了84项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其中引进的2100台尖端技术及重点国防工程配套用仪器，对“两弹一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十年代】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73年国家计委在《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通过设备引进，中国生产出了大量尿素，这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原因之一。1981年南京烷基苯厂建成投产，结束了买肥皂要票的历史，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化纤设备进来后，纺织品供应上来了，实行了几十年的布票取消了。 中国走出“文革”、回到经济建设正轨后，开始掀起新的引进高潮。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这一天，中国最大的引进项目宝钢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打下第一根桩。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似乎是在说明，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和世界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 1980年代之后，中国和国际循环之间紧密相依。改革开放42年，特别是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与国际间的循环更加顺畅，更加浩大。中国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跟着样板上路”，也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 回顾整个历史，凡是我们和国际循环基本脱离的时间，就会生出很多自己折腾自己、内耗内斗内乱的时间。 前几天，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经济学家巴曙松看后说：“写深圳不能不提香港，那么多地方开放，为什么深圳最成功？”确实如此，深圳也包括珠三角很多城市，改革开放之初都是“以港为师”的，不仅因为香港先进，而且因为香港是连接世界、进入一个更大的国际循环的中转站。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唐杰最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深圳最初的工业化是“投资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今天看很低端，但正是借助 “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 “三来一补”给深圳带来了什么？唐杰说，一是合约意识，一切按合同，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市长；二是需求和产品多样化，越来越多产品在深圳装配，产业链最初就是这么来的；三是了解外部市场，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当具备大规模生产实力之后，深圳的企业也开始创造品牌。 所以深圳能有今天，一个根本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被这个体系中的先进力量和国际市场所带动和塑造。通俗地说，就是“你跟谁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深圳今天能形成发达的、高度细分的、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和国际品牌商、贸易商、零售商、外资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最近我在看《回到现场：亲历上海实业十三年》一书，作者蔡来兴从1995年到2008年担任上实集团的董事长。他受命担任董事长后了解到，李嘉诚的公司一年赚的钱比上海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于是组织班子研究，发现世界大企业高速成长的奥秘，是在产品经营基础上大力开展资产经营。1996年5月30日，上实控股在香港上市，此后通过重大资产注入，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从境内外资本市场募集过百亿港元，相当于当年上海124家A股上市公司募资的总量。上海实业不仅为上海源源不断地募集了急需的建设资金，在深化国企改革、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也贡献良多。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上海当年的发展也和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对接息息相关。 眺望中国的各个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有强烈的国际循环助推的地方，经济活力、营商环境、企业家水平、官员素质就会更高。因为国际循环是全球化的，是有国际标准要求的，是要进行全球竞争的。和国际循环在一起，能开眼界，长知识，悟门道，强素质，优环境，水涨船高。 正是通过国际循环，促进了中国的国内循环，强大了我们的市场，提升了我们的能力。国内经济体大了，强了，就有可能成为新形势下的发展主体了。 前面说了，中国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国际循环。反过来，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且越来越离不开。 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如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的70%）；有成熟的配套体系；有不断改进的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中国有全世界最广泛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所以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机会和利益。 就在脱钩之声不绝与耳之时，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随着最近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在美国上市，中国三大造车新势力（还有蔚来）已经齐聚美国资本市场。贝壳找房网的上市也非常成功。今年已经有20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1-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69.8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将下降近40%。相比起来，中国仍是外资的热土。如果以人民币计算，1-7月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还增长了0.5%。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18838家，其中日本新设企业415家，美国860家，韩国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国296家，德国245家。一些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投资的大项目（如巴斯夫、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正在推进中。 很多跨国公司都表示，不会迁移在中国的产能。除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性价比高，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大市场，像苹果、耐克、乐高、宝马、奔驰等在中国的生产，很大部分是要在本地销售的。 一个总体的趋势，不是中国和世界脱轨（脱钩只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调整），而是更大的挂钩。 中国的商品出口在全球的商品出口中的份额还在增加（14%左右），这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价值；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不断增加（如欧莱雅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8%，特斯拉二季度在中国的收入增长一倍），这说明了中国市场的价值；外资在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持有量的上升，证明了中国潜力的价值。即使在疫情和中美关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上半年中国仍然完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上半年对应目标的45%，同时正在加速从美国采购能源品（如石油）。 因为中国具有生产和市场的双优势，所以中国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方面都有竞争力、吸引力。 该应对的应对，该反制的反制。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思想清理好。 1、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早已是内中有外（国内市场国际化），内外交融，内外一体。两个大局其实是一个统一的大局，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也是同一个大循环。 2、加入国际循环就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不断提升企业的合规经营、竞争中性的水平，如此才能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最近撰文说：“你太小的时候，出门搭大人的便车，别人不在意，也不会认为你占了便宜，不会认为不公平，但当你长大了，块头大了，别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你出门就得自己打车或自己开车，至少你出门是要付出代价，这样才显得公平。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改变我出门的旧习惯不是坏事，反而对自己也是好事，不然我就走不远了。”） 3、循环就是让一切经济要素开放流动，公平流动。如果当年沿袭国营外贸公司对外贸业务的垄断，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在国际循环中的作用。1999年民企可以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入世”后中国外贸才一飞冲天，到2015年民企的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外资企业。 今天要促进国内大循环，一定要给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待遇、产业进入的公平，一定要打破国内市场上的各种阻碍要素流通的显性和隐形障碍。各行各业都要学习移动支付那样的便捷、普惠与通畅，而不是在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部门之间、设置那么多带有歧视性的阻碍，金融、教育、医疗、内容与传播、数据服务等领域尤甚。 4、要促进双循环，中国还要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和行业准入，更好地包容与服务国际经济要素流入中国，扎根中国，由此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水平。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从最根本上说，是中国经济要有高度的法治化，稳定可预期，并能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兼具宽度、深度、安全、流动性的市场服务。 5、中国自身要更加开放，对周边和国际也要更加开放，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都要积极合作；要努力建立双向互动的各种区域化经贸合作关系，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6、要使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就要通过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法治化、科学化，让经济效率提高，回报提高，可支配收入提高，如此才能提振消费。 最后的结论是： 不是因为“内”就有机会，是因为“循环”和“以外促内”，以开放促市场化改革，中国才有新机会。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要素流动是不是自主循环了？要素价格是不是由市场决定了？要素配置是不是高效公平了？企业家精神是不是更有保障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不是不断降低了？ 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引领了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今天，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推向新阶段，新纪元。只要我们自己不给自己设卡设限，谁都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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