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核钛白（002145）2月3日晚间公告，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多个议案，包括全资子公司东方钛业拟投建年产5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拟总投资为121.08亿元；东方钛业拟投建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目，拟总投资为9.79亿元；东方钛业拟投建水溶性磷酸一铵（水溶肥）资源循环项目，拟总投资为9.93亿元；东方钛业拟投资建设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拟总投资为9.32亿元等。 中核钛白全资子公司东方钛业拟投建年产5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尤其引人关注。该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10万吨、二期20万吨、三期20万吨，主要建设磷酸铁锂生产线及配套设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项目收益预计最终年利润为52.8亿元（市场价格波动存在不确定性）。 5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的产品用于新能源动力汽车、储能等领域，其中规模最大，应用最多的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之一，在安全性、循环寿命、生产成本等综合指标上相比三元材料具有相对优势。在其商用化以来，应用到包括汽车、船舶、储能在内的诸多领域，成为现阶段最具发展潜力的正极材料之一。 据介绍，中核钛白将项目落地甘肃省白银市，不仅增强了东方钛业在锂电材料生产上的业务范围，增加了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填补了甘肃省锂电材料市场，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解决就业、优化完善地方经济产业结构，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谈及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时，中核钛白表示，本次项目投资旨在充分利用当地产业资源、区位、政策优势以及主营产品生产流程中形成的副产品，构造“硫-磷-铁-钛-锂”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该项目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动力电池体系和储能体系等。公司将加速完成转型升级，以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对公司2021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在谈及拟斥资9.93亿元投建水溶性磷酸一铵（水溶肥）资源循环项目时，中核钛白称，项目的建设，可使公司由单纯的化工产业向肥化结合、肥盐结合转变，实现资源循环综合利用，可进一步支撑公司循环经济产业链，增强公司综合盈利能力。同步建设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及抽汽背压式汽轮机组装置为公司各生产装置提供蒸汽和解决部分生产用电，支撑公司产业发展需求；同时还可以向园区企业供应部分蒸汽，并支持园区企业生产稳定运行，保障公司和园区产业稳定健康发展。 中核钛白在公告中表示，建设年产30万吨钛白粉成品生产线及配套附属工程、建设一条年产20万吨钛白粉粗品生产线及配套附属工程，将有效提高公司整体产业规模和综合竞争力。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注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注2：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孟丽君所撰写的《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同阶段内外两种循环的发展演变。 该文提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文章认为，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一是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二是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三是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五是加快自主创新。 关于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文章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关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文章提到，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因此，文章建议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外循环方面，文章建议，既要内向集成全球资源，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继续引进先进技术，继续进口自然资源，也要外向集成全球资源，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与此同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以下为全文内容，刊发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文 | 江小涓孟丽君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 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 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 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 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 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 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 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 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 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 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 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et al．，2015）。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 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 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 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 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 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 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 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 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 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 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 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见图8）。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接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国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主要出口产业的就业密度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 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9）。 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很长时期，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 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它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改革开放以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4）。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最近10年：要素禀赋改变、 国内市场扩大与外循环地位下降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经济总量和国内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循环的地位由升到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本节分析这些变化及原因，并与其它大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一、要素禀赋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和全球产业链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了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10）。 与此同时，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 从科技能力看，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 此时，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促发展，具备了现实条件和可能性。 同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也在进行调整，部分向发达国家回缩。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提高了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导致制造业活动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 技术进步如3D打印（增材制造）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 二、外循环地位有所下降并相对稳定 受上述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较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首先是加工贸易比重有明显下降，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高达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这个特殊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见图11）。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成本上升、国产化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呈较快下降趋势。2009~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快速下降，从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48.84%下降到32.04%；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32.04%下降到22.01%（见图11）。 同期，外贸依存度也有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从32.6%下降到18.42%；进口依存度从25.01%下降到17.26%（见图12）。 三、国际比较：大国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图13（a）、图13（b）和图13（c）分别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国与其他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1）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13中3张图显示，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2）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贸易依存度28.2%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个百分点。 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低于大国平均水平也符合规律。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四、一个概览及预测 图14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 第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 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 第三段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循环，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更多依靠国家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 完善体制和政策 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这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丰富多元，消费档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解决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根本问题。过去多年我国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大量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带动增长。现在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 以往多年，政府总是在关注企业是否经营困难、是否缺少某种资源，并较多使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补贴“困难”企业。这在特殊时期可能有必要，但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二、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国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 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李实，2020）。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魏后凯等，202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对未来预期不稳，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 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这种情形造成了这个庞大群体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郑得坤、李凌，2020）。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使之长效化。 还要加快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长期来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在大口径外循环发展阶段中的城市化，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外向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 这种机制已经改变，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成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对较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较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化的新引擎。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际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国企集团，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国有独资。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国有战略性股东，让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通过“混改”方式实现国企的资本结构调整、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是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 还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五、加快自主创新 现在，我国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之中的尖端技术，难度愈来愈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理论可分析可预测的。 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技术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之外，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杀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 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 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以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畅通高效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更符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2010年以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今后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1．继续吸引外资流入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 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FDI流动的意义远不止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寻求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江小涓，2008）。 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部外部各种资源。 从我国情况看，现在我国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5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2．继续引进先进技术 长期以来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 图16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ICT产业技术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 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术可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 3．继续进口自然资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一些可变资源方面，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6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17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二、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投资者希望提高资金收益率。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3%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 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强劲动力。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 第二，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我国过剩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他们处于我国当时这个结构转换时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用户和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和售后服务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Alyson and Assche，2010）。 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9表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以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个网络中的份额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 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20）。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21）。 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 近些年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平台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期望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避免头部平台承担过多创新负担，同时促使平台与其子平台之间保持协调和互补，强化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动力（Sturgeon，2019；Pisch，2020）。这种趋势为我国企业更多加入开源创新群体、更多加入全球创新链并不断提升位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四、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 在我国，数字产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将会全面发力，成为引导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借助国内迅速发展的数字生产平台，数字产业已经是我们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 迄今共有5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5），“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22）。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与最终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对物流绩效和运输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国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越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 物流4.0作为数字平台主导的价值链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将同时影响价值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陆华等（2020）研究表明，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会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仓储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自动驾驶汽车、仓库自动化、物联网（IOT）数字跟踪系统和大数据预测分析等尖端技术相结合不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间品向产成品转移的速度，而且可通过需求预测来提高从产成品向需求终端转移的效率。物联网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最近几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我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还将发展，我国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这种复杂情形下，不应该作极端化的选择，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 五、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1．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采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我国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 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 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 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 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 2．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 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国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国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由我国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4．加快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本文的分析表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孟丽君所撰写的《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同阶段内外两种循环的发展演变。 该文提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文章认为，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一是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二是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三是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五是加快自主创新。 关于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文章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关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文章提到，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因此，文章建议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外循环方面，文章建议，既要内向集成全球资源，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继续引进先进技术，继续进口自然资源，也要外向集成全球资源，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与此同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以下为全文内容，刊发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文 | 江小涓孟丽君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 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 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 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 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 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 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 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 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 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 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 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et al．，2015）。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 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 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 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 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 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 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 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 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 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 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 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见图8）。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接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国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主要出口产业的就业密度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 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9）。 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很长时期，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 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它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改革开放以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4）。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最近10年：要素禀赋改变、 国内市场扩大与外循环地位下降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经济总量和国内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循环的地位由升到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本节分析这些变化及原因，并与其它大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一、要素禀赋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和全球产业链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了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10）。 与此同时，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 从科技能力看，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 此时，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促发展，具备了现实条件和可能性。 同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也在进行调整，部分向发达国家回缩。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提高了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导致制造业活动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 技术进步如3D打印（增材制造）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 二、外循环地位有所下降并相对稳定 受上述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较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首先是加工贸易比重有明显下降，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高达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这个特殊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见图11）。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成本上升、国产化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呈较快下降趋势。2009~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快速下降，从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48.84%下降到32.04%；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32.04%下降到22.01%（见图11）。 同期，外贸依存度也有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从32.6%下降到18.42%；进口依存度从25.01%下降到17.26%（见图12）。 三、国际比较：大国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图13（a）、图13（b）和图13（c）分别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国与其他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1）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13中3张图显示，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2）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贸易依存度28.2%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个百分点。 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低于大国平均水平也符合规律。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四、一个概览及预测 图14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 第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 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 第三段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循环，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更多依靠国家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 完善体制和政策 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这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丰富多元，消费档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解决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根本问题。过去多年我国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大量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带动增长。现在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 以往多年，政府总是在关注企业是否经营困难、是否缺少某种资源，并较多使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补贴“困难”企业。这在特殊时期可能有必要，但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二、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国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 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李实，2020）。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魏后凯等，202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对未来预期不稳，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 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这种情形造成了这个庞大群体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郑得坤、李凌，2020）。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使之长效化。 还要加快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长期来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在大口径外循环发展阶段中的城市化，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外向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 这种机制已经改变，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成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对较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较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化的新引擎。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际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国企集团，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国有独资。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国有战略性股东，让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通过“混改”方式实现国企的资本结构调整、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是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 还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五、加快自主创新 现在，我国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之中的尖端技术，难度愈来愈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理论可分析可预测的。 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技术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之外，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杀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 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 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以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畅通高效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更符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2010年以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今后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1．继续吸引外资流入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 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FDI流动的意义远不止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寻求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江小涓，2008）。 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部外部各种资源。 从我国情况看，现在我国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5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2．继续引进先进技术 长期以来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 图16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ICT产业技术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 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术可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 3．继续进口自然资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一些可变资源方面，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6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17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二、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投资者希望提高资金收益率。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3%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 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强劲动力。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 第二，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我国过剩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他们处于我国当时这个结构转换时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用户和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和售后服务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Alyson and Assche，2010）。 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9表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以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个网络中的份额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 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20）。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21）。 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 近些年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平台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期望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避免头部平台承担过多创新负担，同时促使平台与其子平台之间保持协调和互补，强化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动力（Sturgeon，2019；Pisch，2020）。这种趋势为我国企业更多加入开源创新群体、更多加入全球创新链并不断提升位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四、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 在我国，数字产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将会全面发力，成为引导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借助国内迅速发展的数字生产平台，数字产业已经是我们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 迄今共有5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5），“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22）。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与最终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对物流绩效和运输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国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越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 物流4.0作为数字平台主导的价值链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将同时影响价值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陆华等（2020）研究表明，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会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仓储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自动驾驶汽车、仓库自动化、物联网（IOT）数字跟踪系统和大数据预测分析等尖端技术相结合不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间品向产成品转移的速度，而且可通过需求预测来提高从产成品向需求终端转移的效率。物联网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最近几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我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还将发展，我国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这种复杂情形下，不应该作极端化的选择，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 五、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1．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采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我国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 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 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 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 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 2．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 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国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国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由我国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4．加快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本文的分析表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12月22日，森林包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此次公司首发5000万股，发行价格为18.97元/股。N森林以27.32元/股开盘，截至早盘收盘，涨幅达40.96%。 森林包装设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包装用纸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坚持走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致力打造集废纸回收、生态造纸、绿色包装及印刷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目前森林包装已通过了ISO9001、ISO14001体系认证、劳氏/GMI认证、FSC认证等资格认证，连续入选中国包装印刷百强企业名单。 招股书显示，森林包装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21.55亿元、24.76亿元、20.46亿元和8.42亿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1.89亿元、2.69亿元、1.70亿元和5654.54万元。 据了解，森林包装自有的生产工艺保障生产过程中不产生黑液，废水量少，从源头上控制污水的排放量。同时，公司为提高循环用水效率，实现“节流”的目标，各造纸生产线均配备国内先进的白水回收循环利用系统，提高了水循环利用率。公司利用了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将沼气送热电厂循环流化床锅炉中，通过与煤一起掺烧发电产汽。因此，公司在增产增效减污的基础上促进资源利用效应的最大化，实现了经济与环保双赢发展。 经营生产方面，森林包装子公司森林造纸通过自建电厂的方式，将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蒸汽传输至造纸车间，实现生产资源充分循环利用，降低了造纸的能源成本，也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此外，森林包装还紧跟工业智能发展步伐打造智能工厂，引进国内外高端智能制造设备，打造网上定制、数码喷墨印刷纸包装“智能工厂”，将智能与环保相结合，通过并入国外自动化程度高的生产设备实现技术升级，以“机器换人”更精准的把控循环体系，提高生产效率。 本次森林包装IPO募集资金总额共计9.49亿元，扣除发行费后，将投资于绿色环保纸包装网上定制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年产9000万平方米纸箱包装材料扩建项目、绿色环保数码喷墨印刷纸包装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森林包装方面表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成功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产能、提高研发能力、加强环境保护力度，提高公司在包装用纸及其产品行业的市场占有率，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摘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从经济循环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状态描述。本文通过比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变化，分析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和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 关键词：高质量 双循环 新格局 金融改革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1]，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2月22日。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27日。 习近平：《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讲话，2020年9月1日。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 [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2]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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