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双循环格局的一般均衡分析 双循环的变迁：从内循环到双循环2.0 双循环1.0：大转移与大失衡 双循环2.0：大转型与再平衡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当今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已经嵌入全球产业链，故都存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World Bank，2020）。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新格局供给侧的关键词是科技创新，需求侧的关键词之一是消费。这也是本文的重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占比长期偏低，与其说是社会保障和文化等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劳动在收入分配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其中大量制度设计是人为的。所以，消费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被束缚的地位，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 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总是在选择最容易的道路，那么，提振消费已经变为那条最容易的路，因为部分曾经束缚消费的力量已经转而变成了助推力。 一、双循环格局的一般均衡分析 从全球来看，所有循环都是内循环。从国家来看，内外循环互为因果。 国民收入账户和“斯旺模型”是分析内循环和外循环，或者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关系的常用工具[1]。 国民收入账户的恒等式关系要求“净借款”——四部门（家庭、企业、政府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收入减去支出之和必须为零，这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瓦尔拉斯定律的应用。由此可以得到，国民净储蓄（居民储蓄-居民投资）等于资本净流出（对外净投资），后者又与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对应。资本流出等价于进口需求，从而导致内需不足。 净储蓄、净资本流出和经常账户顺差是等价的，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嵌套和镜像关系。人们习惯于纠结这背后的因果关系，然而，恒等关系是一个比因果关系更强的约束。任何影响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政策，都会映射到国际收支账户。任何扩大投资和储蓄剪刀差的政策，都会加剧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都会影响一国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甚至包括不健全的《劳动法》和宽松的《环境法》（宽松的环保标准），因为这相当于对可贸易品部门的隐形补贴，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增加了投资和产出，而与此同时，又增加了居民的储蓄，降低了消费（佩蒂斯，2014）。 国民收入账户的平衡是会计意义上的平衡，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它对于经济是否处于均衡增长路径并未提供任何信息。 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可在“斯旺模型”中表示（图1）。横轴为实际国内需求，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之和，当其与总产出（Y）相等时，就达到了内部均衡。横轴还可以被用来表示政策的刺激力度，越往右，刺激力度越大。纵轴为实际汇率，等于名义汇率乘以国内外价格之比。实际汇率下降表示国内竞争力的提升，这可能是由名义汇率贬值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国内的成本和商品价格相对于国外下降引起的。 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内部均衡状态，由向上倾斜的曲线表示，意味着经济位于自然增长路径，这是各国政策的重要目标。外部均衡要求净出口等于零，由向下倾斜的曲线表示。无论是内部均衡，还是外部均衡，都对应着实际汇率和实际国内需求的组合。两条曲线将平面分为四个部分，只有在交点处，内外均衡才同时实现。由此可见，失衡才是常态。 理论上，在无摩擦的条件下，任何非均衡状态都存在向均衡收敛的自然力量。比如，图1中的A点位于内部均衡曲线的右下角和外部均衡曲线的右上角，它表示国内实际需求过热和实际汇率高估，所以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的状态，一方面，货币汇率有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逆周期政策调控的方向是紧缩。两股力量会推动A点向均衡位置移动。现实中，由于摩擦的存在，非均衡并不必然收敛于均衡，例如中国和美国就长期处于外部失衡和内部（相对）平衡的状态。 结合现实经济的运行特征，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可分别由B点和C点表示（图2）。对于美国而言，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或美元汇率贬值都有助于推动外部平衡，中国正好相反。值得强调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整体失衡状况已经有显著缓解。美国的外部失衡状况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逐渐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改观，但并未像中国一样持续收敛。 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占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上（图3）。这就是美国为何将中国作为扭转贸易逆差的主要目标国的原因。实际上，由于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不等于中国从美国赚得收入（增加值），在中国对美国出现顺差的同时，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逆差。而且，任何美国扭转失衡的政策，都有可能被对冲，既可能是美国其他政策，也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当前的美元贬值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就会部分对冲，即使美国国内政策的净效应有助于收窄国际收支赤字，它也并不一定会出现，还需要对美盈余国家的协同。 从一般均衡和内外均衡的联动性上来说，只要美国不改变国民储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其国际收支逆差状况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贸易战只会改变其逆差的对象，即将对中国的逆差转变为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逆差，就像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的故事一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汇率贬值和日元升值后确实有所收窄，但90年代初开始又继续扩大，只是将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日本也并未因此而转向顺差，只是将对美国的顺差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美之间的均衡发展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冲突。 特朗普当局的叙事是，中国对美国的每一美元贸易盈余，都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引致的。在主流经济学家圈中，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全球储蓄过剩，而这些储备大部分回流美国，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提高了风险资产价格，加剧了金融不稳定。人们关注较少关注的是，回流美国的储蓄并没有被用来投资，而是被用来消费。这是全球化大循环破裂的另一个结构原因。如果这些储蓄被用于投资，形成产能，而不是被消费掉了，那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或许会更强。 二、双循环格局的变迁：从内循环到双循环2.0 新中国建立以来，双循环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和2008年是两个重要阶段，每一个新格局都建立在对旧格局的反思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前一阶段中积累的问题的矫正。 1949至1978年基本上只有内循环。外循环方面，建国初期与前苏联有过短暂的和有限的交流，1971年开始与美国接触。 经历短暂的混合经济之后（帮助战后重建），1956年底，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多快好省”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故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而在一个农业人口占比高达80%和资本要素相对短缺的时期，自然就出现了农业补贴工业、农民补贴工人和农村补贴城市的结果。1953年实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强制征购、统购统销政策，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却降低了工业部门的原材料成本。1958年实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双轨制”，阻碍了农民与工人报酬的收敛。 内循环的特点是分权、分散和孤立。毛泽东观察到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1956）时期集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弊端，对中央集权化的经济极不信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强调，中央和地方的平衡至关重要。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改革议案，核心就在于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税收和人事管理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约88%原属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国营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科斯，王宁，2013）。但问题在于，权力过于分散了。生产活动由公社统一管理，在每个公社内部，权力又过于集中，连生产工具也要统一管理。此外，不同公社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所以，这种完全分割的状态致使内循环实际上处于一种空缺的状态，难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还直接造成了“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样的恶果。 外循环方面，中国与国外只有有限的交往，主要是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单边援助，后期，中国完成了“脱苏入美”的转变。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正式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但是，中苏友好关系并不长久。1956年3月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主义，之后，中苏关系渐行渐远，矛盾不断激化，直至1969年在东北边境爆发军事冲突。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始，到1978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接触，打开外循环新格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基本方针，推动了双循环良性互动新格局的形成。 1978年至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1.0格局。这是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内循环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统筹和分权竞争相结合形成了的“县域竞争”模式被认为是本阶段内循环的一个特点。外循环逐步确立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但是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低。 如何打开外循环新格局，以反哺国内工业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课题。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就制定了向国外学习的十年规划，包括120个工业项目，如30个大电站、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等等，所有项目都要求最大化利用国外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该计划明显高估了中国原材料出口收入的潜力，尤其是石油，同时也低估了从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导致整个计划陷入资金困境。在1978年启动的22个项目中，只有几个完成。所以，该计划后来被称为“洋跃进”。虽然计划终止，但它让决策层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即资本的不足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要进口，必须先出口，赚取外汇。除了出口之外，外商直接投资也能缓解外汇短缺的困境。1978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决定选择性的利用外资振兴中国经济，并获得了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认可。 美国是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支点。1978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与日本等国家也纷纷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被称为中国的“外交年”，由副总理谷牧带领，各级官员和国企领导组成的官方代表团在一年内出访二十余次，共走访了五十多个国家，与此同时，还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在1978年共访问了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7国，于1979年初访问了美国。日本之行，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对日本的现代化技术和管理经验印象深刻，他告诉日本人：“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在新加坡访问的时候，邓小平非常诚恳的向时任总理李光耀寻求改善中国经济的建议，详细询问了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新加坡的贡献。这一系列“开眼看世界”的访问活动坚定了高层改革开放的信念和信心。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是大陆开放的第一站，香港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间人”。1978年8月31日，香港商人曾光彪与珠海签订了第一笔投资合同。1980年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区也成为中国在经济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基点。从1980年的4个经济特区和1984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到1992年浦东新区，再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2013年上海自贸区和2019年海南自由港，中国开放的进程一直在持续。 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是对内的改革，如农村、国企、物价、金融和财税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中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工业生产的后备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掀起了工业化浪潮，也成为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军，是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部门的活跃因子，是民营经济的初始形态；1980年，经营承包责任制被引入工业企业，国营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这有助于逐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虽然国营企业在原材料、能源和银行信用等多方面仍然享受政策优待，但不论是在生产效率，还是在增长上，乡镇企业都更加出色。这是因为，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效率的压力和动力，这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和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科斯，王宁，2013），从而也成为双循环2.0的历史遗留问题。 经过80年代的摸索，和1989-1991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带来的迷茫和反复，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改革得以提速。1994年前后启动的一篮子金融、财税、物价和汇率等改革措施为理顺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机制奠定了基础，之后才逐渐形成真正的国内大循环。2001年加入WTO之后，内外循环被彻底被打通，中国经济进入高光时刻。不过，这一切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这一年也是二战后全球化黄金时代的转折点，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峰值的61.5%下降到50%以下，资本流动规模腰斩，始于2018年的贸易纠纷和中美“脱钩”仍在发酵，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或加速全球产业链调整。 所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2.0格局形成的起点，劳动力市场和外部环境都出现了转折，1.0格局中的扭曲在应对危机、防止经济硬着陆的逆周期政策中达到了临界值。 整体而言，在双循环2.0格局中，供给侧要从要素数量投入为主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内需将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外需则依托于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逐渐向价值链的上游迁移，提升附加值占比。 历史的蹊跷之处在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双循环2.0格局中的内循环的目标结构与建国初期有一定相似之处。外部环境上，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到1953年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数十个。她还支持和配合国国民党集团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阻挠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内循环的结构上，50年代初期，中国的消费率高达80%，投资率低于20%。 显然，双循环2.0格局不是退回到闭关锁国式的自立根生状态，内循环不可能脱离外循环而存在，两者是统一的。面对美国的封锁和脱钩，唯独反其道而行之，对内深化改革，矫正体制机制性扭曲，对外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才能突围。 三、双循环1.0：大转移与大失衡 猜猜这段话描述的是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 国内生产总值在十年内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一党制国家为了促进工业化，将大量工人向沿海工业区转移。政府欢迎外商直接投资，给外国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其它福利待遇。在前100家最大的国内企业中，75%的资产属于国有部门。在不到十年时间内，政府储蓄翻了一番，而农业部门的就业率较上个时期却下降了三分之一。[2]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华裔教授黄亚生在2010年6月19日的《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一段话。笔者读到这段话的第一反应是在描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但实际上，却是1965至1974年的巴西。 巴西是战后第一个获得“增长奇迹”称号的国家，但这种增长是建立在对家庭征税补贴企业而实现的投资驱动的模式[3]。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增长模式是难以持续的。70年代中后期开始，巴西境内的储蓄已经不足以支撑投资需求，只能越来越多的依赖于资本流入，与之伴随的是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开始限制经济增长，并引发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紧随其后的便是“失去的十年”。将黄教授对巴西的描述看作是对中国的描述并无不妥，因为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特征与巴西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外循环特征却有较大差异。中国为“双顺差”——经常账户和非储备金融账户，并且，外资更多的是以FDI这种相对稳定的形式流入的。巴西从1967年至1982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外资大量被用于为政府融资，且多为短期借款的形式，最终出现了债务危机。 中国的“双顺差”（经常账户和非储备金融账户）格局始于1999年[4]，结束于2012年，持续14年。随着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大，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剪刀差也在扩大。我们认为，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是考察内循环2.0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或者，消费为什么如此低迷？由于外循环与内循环互为镜像（图4，右图），该问题的答案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未来储蓄率还能保持这么高吗？双循环2.0新发展格局中的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会怎么变化？ 基于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可以将双循环1.0划分为两个阶段（图4，左图）。1978年至2000年，最终消费率水平波动，1978年为61.9%，2000年为63.9%，低点出现在1993年（58.5%）。与之相对应，储蓄率和投资率呈水平波动态势，而且走势一致。储蓄率的波动性略低，均值37.2%。储蓄率并未持续地高于或低于投资率，所以经常账户也并未出现连续的顺差或逆差。所以，2000年以前并未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滑坡的现象。 2001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滑坡、投资加速和经常账户盈余同步扩大，至2008年出现拐点。消费率的低点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的高点都出现在2010年，前者为49.3%（2008年为50%），后者为47%。[5]至2019年底，消费率已经上升到55.4%，投资率下降到43%，储蓄率下降到44.6%。 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一个特点（图5）。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与新加坡的储蓄率偏高，峰值都超过了50%。韩国的峰值为41%（1988年），中国台湾40%（1986年），印度38%（2008年），日本34%（1991年）。儒家文化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文化因素既不能解释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储蓄率差异的主体部分，也不能解释亚洲国家内部的差异。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一系列强制储蓄、压抑消费和“劫贫济富”的分配政策和体制导致了高储蓄。 目前，亚洲主要经济体储蓄率的峰值均已出现，并已确定进入（或经历过了）下降区间。值得强调的是，从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经验来看，储蓄率的下降并不是无止境的。中国台湾在2001年触底（27%），下降区间持续15年；韩国的底部为2002年（32%），时隔14年；日本为2011年（23%），时隔20年。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和印度都还处在下降区间，中国已经持续9年，印度11年。 就中国而言，后危机的10年可被看作双循环结构的调整期，目前，外循环已基本平衡——经常账户收支占GDP的比重位于3%以内，但贸易结构仍需调整；内需中的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结合消费的趋势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验看，最终消费占比每年还将以0.5到1个百分点的比重提升。 双循环1.0中的结构性扭曲和失衡在2008年达到了临界点。2001年入世是重要节点，但由此而忽略内因就没能抓住主要矛盾。从投资驱动的角度看，消费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储蓄也是带有很强的强制性色彩。1.0阶段，内循环的结构和分配特征是：收入从非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和工业部门；社会总产出大大高于国内消费，剪刀差对应的就是高储蓄率，这对高投资增速提供了支撑。金融抑制政策降低了资本成本，连同高储蓄率形成了投资为主的内需结构。所以，这是一个非贸易部门补贴贸易部门、劳动补贴资本和内需补贴外需的结构。 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速较慢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与之相关的解释包括：第一，劳动力市场结构。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农村劳动力都是过剩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行。 第二，虽然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和1985年强制征购农产品计划的废除，使得农民获得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但仍存在大量制度性壁垒，加剧了城乡分化，直到1992年，国家补贴城市居民消费的政策才逐步取消，始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仍然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收敛； 第三，金融抑制的本质是将工业化和出口的成本转移给了居民部门；比如，在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安排下，央行和金融部门承担了对冲外汇的成本，但又以高存贷款的利差的形式转移给了居民部门，使得存款并没有获得与资本稀缺性相对应的收益。 第四，所有形式的贸易干预措施都有财富转移效应，所有鼓励出口、增加进口成本的政策都相当于加征消费税，压抑消费需求； 第五，2005年“721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被显著低估，这相当于对进口征税，对出口补贴，对内征收消费税。人民币低估的财富转移效应是将财富从消费者转移到制造商，以及在海外拥有净资产的富裕阶层。无论从税收效应，还是从财富转移效应来看，人民币汇率低估都会压抑消费。直到2015年，IMF的评估报告才称人民币“不再低估”。 除此之外，双循环1.0格局中压抑消费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宽松的环境保护环境、增强劳动者谈判权力的工会制度的缺失、不合理的农村土地征收价格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压抑了居民部门消费。所有出口导向的政策都有压抑居民消费的效应，也等价于强制储蓄，增加可贷资金，从而降低投资成本。中国的比较优势除了廉价的劳动力，更是廉价的资本。劳动是很便宜，但资本却像是免费的，甚至是负成本。 加入WTO拓宽了市场的边界，加速了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扭转了GDP增速下行的态势，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内循环结构的失衡。2008年之后的调整又是外生冲击引起的，虽然目前外部失衡状况有所缓解，但国内的政策应对放缓了内需结构调整的速度，最终消费占比仍然偏低。政策之所以强调要“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其说是在用时间换空间，不如说是时间抢空间，因为美国和欧元区也都在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 四、双循环2.0：大转型与再平衡 双循环2.0格局是由经济发展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决定的，前者就是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后者既包含经济中的一些趋势性力量，也包括大国关系等。约束条件决定了目标函数的可行集，政策在可行集内部进行权衡，确定方向和基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约束条件在2008年前后均出现了结构性转变，形成了新的趋势性力量，在中长期内仍将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 第一，供给侧而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资本压抑劳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素数量投入（资本深化和人均劳动时间的提高）转向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几乎是唯一可选的道路。这就需要加强国家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基础科研、教育、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基金等方方面面，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分工，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于承认无知和包容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辜朝明（Richard Koo，2015；2018）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图6）：第Ⅰ个阶段是快速城市化（+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供给接近无穷弹性。该阶段，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资本所有者获得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工资增长慢于GDP增长。由于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和投资，所以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深化。对于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资本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供给侧力量。与之相对应，由于工资报酬较低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行。与此同时，在资本积累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 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经济就进入第Ⅱ阶段，即成熟经济（或新古典发展阶段或“黄金时期”）。农村劳动力又过剩转为短缺，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工资涨幅或将超过GDP增幅，非熟练劳动力的涨幅更大，不利于劳动所有者的分配方式得到扭转，贫富差距收窄，或不再进一步扩大。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劳动报酬和消费占GDP的份额也会随之上涨。整体产能出现过剩，但劳动替代性、消费导向性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投资继续扩张。贸易结构与第一阶段显著不同，出口产品复杂度和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逐步提升。城市化和工业化仍在推进，但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增速下台阶，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第Ⅲ阶段为被追赶阶段。刘易斯拐点叠加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状况更加严峻，但是，工资上升遇到瓶颈，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会选择外迁，要么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完成，可投资的机会变得稀缺，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该阶段，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并且，只能靠新科技革命才能扭转经济增长停滞的状况。如果仅仅从速度和质量这两个维度来划分的话，前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高速度，第Ⅲ阶段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其中，第Ⅱ阶段也可以被理解为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阶段。 人口因素是三阶段的划分依据，既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也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它们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工资水平和以及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对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和进出口也有直接影响。对于任何国家，人口结构的转变及其决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都是不可扭转的力量。实证证据也证明，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亚洲经济体，都符合三阶段演化范式。以劳动力工资和城市化率的变化为依据，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从第Ⅰ阶段进入第Ⅱ阶段，并在20世纪70-80年代跨入第Ⅲ阶段。亚洲主要经济体中，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和90年代末分别进入第Ⅱ和第Ⅲ阶段，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阶段性拐点为20世纪80年代初和21世纪初。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两大结构拐点都已经出现。蔡昉（2013）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已经出现，亚洲生产力组织（APO，2018）测算得到的时间区间为2005年至2010年，从劳动与资本要素的相对成本来看，2008年是重要转折点。当然，这不仅仅是由刘易斯拐点带来的，还包含人口老龄化。2010年，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峰值和抚养比的底部都已经出现，工资指数开始上涨，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第Ⅱ阶段。相比其他亚洲经济体，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更大。日本和韩国从出现刘易斯拐点到出现老龄化拐点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中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在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仍能保持20-30年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黄金增长窗口期会明显收缩（图7）。 人口结构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劳动与资本要素的分配格局，还限制了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因为经济最优状态总与最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应，而劳动力相对短缺状况的加剧自然会降低资本的边际报酬。将总产出从供给侧分解为：资本深化、人均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TFP，那么，人力资本积累和TFP是仅存的两个选项。 第二，需求侧。从总量上来说，净出口和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趋势性下行确定性的，结构优化是避免其拖累GDP增长和集聚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反之，提升消费则是顺势而为，但消费潜力的释放仍取决于制度性壁垒能否消除，以及政策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我们一直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都不是全球化逆转的标志，而只是一个重要节点，只是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进程，刻上了政治和大国博弈的烙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逆转。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失衡和不均基础上的，以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和德国等都是盈余方，美国和欧洲边缘国家是赤字方，前者同时也是债权国，后者是债务国，任何债务型增长都有边界，即使是美国也不例外。如果说2008年次贷危机是全球失衡的结果，那么欧债危机就是区域失衡的结果，目前仍处在再平衡的过程中。2008年开始，全球失衡的状况就已经在调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净资本流入规模都在缩小，中国“双顺差”时代也早在2012年就结束了，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值）已经从2008年的约10%降至2019年底的0.36%。 中美交恶的长期性已成共识，由此而引发的不确定性和产业链的断层将导致产业链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这个过程。中美贸易、金融、人员和信息往来已经坐实了“脱钩”的事实。美国银行全球研究（Browning，2020）的一份报告表明，产业链正在迁出中国，北美地区所有全球性的行业中，有一半行业中的企业正在建立回流试行方案。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性行业中80%的公司遭遇了供应链中断危机，企业的管理者们正在重新审视他们的供应链。报告预计，未来将出现一种“中国+”的结构——“在中国为中国”，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将会分散在世界各地，以更加贴近消费市场。 按照美国的数据，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比高达60%，相比2018年已经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个缺口必须得到弥补，才能避免逆差。在华外国公司的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7%[6]，产业链的外迁，影响的不仅是出口，还有工作岗位的流失，类似的故事在美国也发生过。即使产业链不迁出，生产规模也会收缩。产能、市场和就业的流失也必须靠重建双循环格局来弥补。 投资需求方面，中国当然还有投资需求的潜力和需要，如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但无可否认的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或者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相比，空间都小了许多。2009-2010年的四万亿与2012-2013年和2015-2017年的房地产投资，使中国的宏观杠杆率（M2/GDP）和实体部门杠杆率陡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位于世界前列，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连续11年快速上涨，已经从2008年的17.9%升至2019年的55.5%，房地产企业的杠杆也位于行业前列。债务已经成为投资的紧约束，而且，传统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的峰值也已经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出现（刘世锦，2020）。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都不足以弥补缺口。 投资需求的下降既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在不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前提下，任何经济体大概率只会经历一次工业化历程，也只会经历一次与工业化配套的投资热潮。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浓缩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是驱动中国高增长的最真实的故事。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显示，任何国家有且仅有一次维持超长时间、超高增长的机会，也只有超高速的增长能够维持超高速的投资。即使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4.0会催生新的投资机会，但能否超过工业革命2.0的影响范围，还是未知数，至少工业革命3.0——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的影响力远弱于工业革命2.0，即使在美国，也仅仅在1996-2004年出现了生产率增速的显著提升，年均增速大致与第一次相当，但显著弱于第二次（戈登，2018）。 所以，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是唯一选择。虽然消费不能转变为长期产能，但与投资对应的却是债务。所有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都会有两个约束：一是债务；二是国际收支平衡。任何一个约束的收紧，都会限制该模式的可持续性。显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在收紧。债务方面，除了宏观杠杆偏高之外，杠杆结构的不平衡隐忧更大。国际收支方面，中国能够保持贸易盈余的前提条件是其他国家有能力、有意愿吸收中国的出口商品，显然，无论是能力，还是意愿，都有消退。当然，增强国家金融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可以释放一定的空间，但这都非一朝一日之功，至少目前还没有打开这个空间。 双循环格局2.0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就是：供给侧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求侧以提振最终消费为主体，同时降低对进口中间品和外部市场的依赖，优化贸易结构以增加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建设以形成规模报酬，提升投资效率；能否实现双循环格局的转换，取决于能否将各项改革政策落到实处，取决于能否打赢卡脖子技术攻坚战，取决于能否纠正1.0格局中对压抑劳动和强制储蓄的制度障碍[7]，但最根本的，还是能否建立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和公平、有序、正义和良序竞争性的市场秩序。因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经济行为和歧视性的政策的成本和风险都会被社会化，且很可能会被转移至弱势群体。 参考文献 1． APO，2018，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18．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2． Browning C．，2020． The USD 1trillion cost of remaking supply chains： Significant but not prohibitive， BofA Global Research． 3． World Bank，2020，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4． Richard Koo，2015． The Escape from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and the QE Trap：A Hazardous Road for the World Economy， John Wiley & Sons， Ltd 5． Richard Koo，2018． The Other Half of Macroeconomics and the Fate of Globalization，John Wiley & Sons， Ltd． 6． 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7． 佩蒂斯：《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8． 科斯和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9． 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0． 刘世锦：中国经济何以行稳致远，《中国金融》2020年02期。 [1]还包括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2]黄亚生，2010． 中国式经济：“北京共识”的谬论，《华尔街日报》。转引自佩蒂斯，《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p.68-69． [3]除此之外，还借了大量的外债。 [4]经常账户顺差始于1995年，非储备金融账户顺差始于1999年。 [5]各指标均是相对于总产出（GDP）而言的，而非绝对值。 [6] BofA Global Research，2020． [7]对双循环1.0发展格局不利的因素，有可能对2.0格局有利。比如，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增长和出口是负面因素，但对于扭转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失衡却有帮助。再比如，人民币汇率升值降低了出口的利润空间，但却降低了进口成本，相当于提升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从而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值此全球百年难遇的大变局，中国构建和完善“双循环”的进程，实质上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程。 纵览“全球-历史”的大坐标系，对于中国如何打通“一体两面”的跨越之路，全球后发经济体的得失经验提供了历史镜鉴。第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离不开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优化，强韧的“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第二，强化“内循环”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将自内而外地优化“外循环”运转。第三，提升收入分配公平性不仅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亦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着力点。 对照中国“双循环”的全局设计，上述历史经验得到了针对性体现，并与疫情时代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有机结合。由此出发，虽然从顶层设计向变革成果的演化仍需时间与实践，但是放眼长远，中国凭借“双循环”新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值得期待。 构建“双循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体两面。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社会经济困境，以至难以迈入高收入阶段。长期以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要关切。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与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在两大层面形成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第一，发展时序的一致性。综合国内外学术研究[1][2][3]，“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中等偏下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036-4045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GNI为4046-12535美元）的所用时间超过了25-28年。其二，“中等偏上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上收入组、进入高收入组（人均GNI为12535美元以上）的所用时间超过了14-15年。参照上述标准，2002-2010年，中国仅用8年就已迈过“中等偏下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高增速阶段的重大发展成果。在开启高质量发展阶段后，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大关，人均GNI达到10410美元，全球排名第71位。这意味着，以2020年为新起点，中国已位于突破“中等偏上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由此至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的发展目标，其预计历时也恰为15年。由此，从2020年出发，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并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将是推动中国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阶段的历程。 第二，经济逻辑的一致性。从经济理论来看，对于后发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包括：1）“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等初始禀赋枯竭；2）内部供需两侧发展不足、结构错配；3）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4）过度依赖全球市场，并遭遇国际贸易竞争的冲击；5）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受阻。在当前全球百年未遇的变局之中，全球疫情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冲突风险相互激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不断高涨，贸易壁垒、金融壁垒、科技壁垒野蛮生长，正在催化上述成因的共振与爆发。正如我们此前报告所论述，立足于“双循环”新格局，中国经济有望对内推动供给侧、需求侧的双升级，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下强化内生稳定性和长期增长潜力；对外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主动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塑以改善外部环境。因此，“双循环”的构建和完善有望针对性地克服上述陷阱成因，从根本上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双循环”的重要使命之一，“双循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支柱。着眼于“全球-历史”大坐标系，在后发经济体之中，一度实现高速增长的追赶者繁多，但是顺利构建“双循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者甚少。为此，梳理这些国际案例中的得失经验，将有助于理清以“双循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和着力点，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发挥“双循环”的战略价值。 经验之一：“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根据世界银行测算[4]，虽然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多达101个，但是至2008年，其中能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仅有13个（详见附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如此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跨越前后需要依赖两套截然不同的经济循环格局。其一，从低收入阶段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典型范式是向外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在需求侧，后发经济体积极对接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利用FDI扩大投资需求，从而弥补内需的先天不足。在供给侧，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以获取盈利并加速资本积累。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接入全球价值链，推升了国民总收入，反映了以“量”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但是，在这一模式下，资源禀赋的红利终将走向枯竭，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终将走向递减，而低附加值产品又会面对其他后发经济体愈加激烈的竞争，因此无力支撑经济体进一步走入高收入阶段。其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至高收入阶段，则需要在兼顾“国际大循环”的同时，积极强化“国内（地区内）大循环”。在需求侧，增强经济的内需驱动，以减弱全球经济周期的外溢冲击，实现经济的自我稳定。在供给侧，从低附加值产业升级为高附加值产业，对外维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并以更为复杂的出口产品结构缓冲局部贸易冲突的影响；对内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水平，减弱对初始资源禀赋和外部技术转移的依赖，从而持续推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阶段，国民总收入增长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了以“质”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由此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也是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与优化。 不同于新加坡、韩国等小型经济体，日本、巴西等大型后发经济体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过去六十年，日本与巴西的鲜明对比恰验证了“内循环”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在1960年的起点上，日本与巴西产业结构相似，人均GDP的差值不足270美元。由此出发，日本在供给侧加速推进产业升级，一方面引导制造业由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航空航天、精密制造等领域成为发展重点，另一方面持续扩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详见附图）。在需求侧，日本于1960年开始实施长达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从生产大国转向生活大国”战略，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日本消费率也从1970年开始进入长期上行轨道，有效吸收在新技术下大幅提升的国内供给能力，由此构筑了良性的国内大循环。与之相反，1960年至今，巴西在享受了初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供给侧的产业升级进展缓慢，需求侧受制于高通胀、超前城市化、贫富分化等因素，国内消费需求发育不足，进一步延阻了产业升级，国内大循环未能充分畅通。尤其是1995年以来，巴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更落后于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详见附图）。在这一差异的长期影响下，日本人均GDP逐步大幅领先于巴西，至2019年差值已经超过3.1万美元。 基于这一历史经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料将成为中国经济化危为机、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一方面，在全球百年变局之下，国际大循环将趋于脆弱和失序，中国经济难以延续原有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需求侧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供给侧具有完备产业链优势，供需两端的升级潜力更易相互促进，进而构建更具深度和韧性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循环重心由外转内的历史性变革，有望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夯实物质基础。 经验之二：强化“内循环”将改善而非脱离“外循环”。值得强调的是，重视和强化“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脱离或劣化“国际大循环”。相反，立足于“内循环”的发展，后发经济体将在“外循环”中获得更为充裕的发展空间和战略主动权，更有效地利用内外两种资源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供给侧的产业升级将拓宽出口产品的技术“护城河”，规避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同质化竞争，维持外需长期稳定。第二，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在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将为全球市场提供宝贵的需求增量，抑制其他经济体的脱钩意愿。第三，供需双升级所形成的结构性机遇将长期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在共享发展机遇、繁荣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将加快该经济体居民财富的长期增长。 在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是苦于难以迈入高收入行列，而阿根廷却与众不同。早在19世纪70年代，阿根廷通过“外循环”实现了经济起飞，至1913年已经跻身全球最富裕的十大经济体行列。但是，1940年后，阿根廷却跌回中等收入水平，从此至今在高收入门槛上下反复大幅起落。该现象的关键成因之一，在于其割裂了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互动联系。阶段一，片面强调“内循环”，而脱离“外循环”。20世纪30年代开始，阿根廷在全球大萧条和国内民粹势力的驱动下，走向了高关税、高壁垒、低开放的经济孤立道路，这一政策取向在“庇隆主义”的助澜下延绵近50年，导致阿根廷陷入长期增长困境。阶段二，片面强调“外循环”，而轻视“内循环”。20世纪80年代，不堪重负的阿根廷“一刀切”地转向“华盛顿共识”，激进扩大经济金融开放，一度在90年代重拾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内循环”始终未能补上短板，内部出现了产业升级停滞、经济治理失序、人力资本落后等一系列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拖累了“外循环”的运转，集中体现于阿根廷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缓慢（详见附图），因而难以抵御源于全球市场的风险冲击，2001年至今其经济复苏的势头多次被全球经济动荡所打断，由外债风险、恶性通胀、货币贬值和金融振荡所构成的复合型危机频繁上演。 着眼当下，从政策思路来看，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建设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也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由此前瞻，立足于“内循环”的强化与发展，中国经济料将加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自贸港自贸区等渠道为抓手，带动并优化国际大循环，促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 经验之三：收入分配公平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对于众多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收入分配不公是扰乱经济循环的主要堵点之一。其中，作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起源地区，拉丁美洲于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该地区逾71%的财富。[5]并且在本次新冠疫情冲击之下，拉美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反而高速逆势增长。此外，墨西哥、南非、菲律宾、印尼在2017年已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前20国家（详见附图）。[6] 从这些经济体的历史来看，收入分配公平性的缺失从三个层面严重阻滞了内外部经济循环的运行，进而产生长期负向拖累。第一，阶层的不公平性。社会财富向阶层顶端集聚，导致作为社会消费中坚力量的中产人群不断萎缩，最终拖累需求侧的消费升级。第二，区域的不公平性。少部分先发展起来的区域未能有效拉动后发区域，造成国内产业链长度不足、价值链深度缺失，难以支持供给侧的产业升级。第三，代际的不公平性。社会阶层的固化一方面抑制了家庭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意愿，延缓了“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跃迁，另一方面则打击了年轻一代的创新活力，阻滞经济新旧动能切换。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一旦越过阈值，就将激化社会对立、助长民粹主义、强化短视心理，经济体难有足够的智慧、韧性和凝聚力以短期的阵痛换取长期的收益，也就不能奢谈发展的转型，由此将陷入弱者更弱的负向循环。正是受制于这一逻辑，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经济体曾试图针对收入分配问题采取补救措施，但是收效甚微。 聚焦疫情时代，从外部来看，全球疫情大流行天然地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更为严重的冲击。从内部来看，正如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所强调，中国当前有6亿人月收入仅约为1000元，“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因此，扶助弱势群体、强化收入分配公平，料将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应有之义，并有望从三个层面发力。一是通过呵护基层民生、夯实社会保障体系、金融让利实体经济，以优化阶层公平。二是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国内价值链环节，以优化区域公平。三是通过支持新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为年轻一代提供相对公平的发展机遇和竞争环境，以优化代际公平。 参考文献 [1] Umar Serajuddin， Nada Hamadeh． New World Bank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20-2021 [R]． The World Bank， July 2020． [2] Felipe J， Abdon A， Kumar U．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R]．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715， 2012． [3] 韩文龙，李梦凡，谢璐． “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国际经验数据的描述与测度[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1） [4] Pierre-Richard Agénor， Otaviano Canuto， and Michael Jelenic． Avoiding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R]．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5] Latin America is the world‘s most unequal region． Here’s how to fix it[R]．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6] A Tale of Two Continents： Fighting Inequality In Africa [R]． OXFAM， 2019． [7] Chandra， V．， J.Y． Lin， and Y． Wang． Leading Dra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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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如何理解“双循环”这个最近炙手可热的话题。我之前就此话题写过《“内循环”下，房价会怎么走》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提到： 在高层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后，大多数人很担心“国内大循环”这个词被误读，我对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肯定会被误读。 从习总书记讲话的内容看，很显然，高层已经注意到“双循环”被各种误读的情况。习总书记有备而来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当然，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谈及“双循环”，高层绝不是仅仅为了澄清一些误读，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关注度极高的途径释放关于“双循环”更多的战略意图。可以说，总书记在讲话中，把“双循环”的战略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第一、“双循环战略”绝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为了应对美国等的打压的临时性举措，而是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轴”，是战略抉择而不是应急措施！ 总书记提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这意味着，用了40多年的“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的旧发展格局将要被“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格局替代。 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一些专家私下也把“国内大循环”解读为“闭关锁国”，如果说普通人有这种解读情有可原，但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如此解读确实不应该。一个基本常识是，世界上90%的国家，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是内需，是国内市场。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中，内需占的比重正常应该在70%以上。 但在过去的赶超阶段，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是必须经历的阶段，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国际市场的巨大红利，中国因此很快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但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过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这也是过去10多年，中国高层一直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因为战略高度不够，使得撬动国内市场，打通国内循环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这次恰逢“十四五”规划制定之时，把“双循环”上升到新发展格局主轴的高度，有利于从战略高度破解内需潜力长期得不到释放的难题。 第二、“双循环”的关键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将“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理解为高层要打通中国经济的“任督二脉”，要解决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痛点。有些人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则是完全矮化和窄化了“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意义。撬动国内庞大的市场，的确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内循环作为和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一样的战略性举措，其内涵和覆盖的范围远远超过内需。 在笔者看来，作为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的最大战略，“国内大循环”旨在打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任督二脉”，是在生产、消费、投资、技术等领域都要弥补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比如在技术层面，如何在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在技术环节实现内循环。在技术环节，由于过去我们选择了一条在全球产业链上选择成本优势最明显的领域发展，导致卡脖子的不仅仅在芯片领域。 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在技术创新层面，“内循环”的关键就是彻底告别过去引进技术、模仿发展的模式，而是在高端技术和关键环节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环节，中国的工业门类是全球最全的，但低端化、缺品牌以及主要设备依靠国外的情况也必须通过“内循环”来突破，内循环就是疏通中国经济的血脉，在关键设备和关键环节上实现自主创新。 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和笔者之前对内循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痛点的理解是一致的。 第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同“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终目的。 这不是一个收缩战略，不是一个“守”的战略，这是一个主动和积极有为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不是以放弃国际市场来推动国内市场，而是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打通国内大循环。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四、“双循环”为“十四五”定调。笔者之前曾特别提醒大家注意7月30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了“持久战”这个概念。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这段话特别重要，这段话本质上是为“十四五”规划定调。而且从“持久战”的角度对“双循环”予以界定。这意味着“双循环”绝非很多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持久战”，是战略性的举措。相信“双循环”发展格局会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基调。“十四五”规划将围绕“双循环”制定中国新周期下的最有看点的一个“五年计划”。 第五、“双循环”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制造业的“创新”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二是新型城镇化。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制造业的创新，是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打压中国的实质在于打垮中国的制造业，从全球大国兴衰的历史看，得制造业者得天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就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国。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人发现，在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创新的基础荡然无存，没有制造，创新力枯竭。这是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压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原因。 美国这个国家，是有重视制造业的基因和传统的。从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报告”开始，美国人一直把制造业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制造业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也是美国创新的源泉。 中国未来的创新，一定要围绕制造业的创新展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复杂性。一个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是规模。“两个基本点”，消费和城镇化是未来“内循环”的两个轮子，也是“内循环”的最大动力。 基于此，我认为，国家不会通过打压房地产来推动“双循环”，而是以房地产更健康的发展作为双循环的基础。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房地产行业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内循环、内卷化、杜绝浪费，是八月中国的关键词。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关键词真的触碰到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关键吗？ 把2020年划掉重新过一遍的玩笑话，现在已经没人再提了。因为大家或深或浅地都能感觉到，世界不一样了。既往不可不咎，已经发生的魔幻2020以痛相告——中国要打的这场仗不止于抗击疫情、经济复苏，它关乎于平凡你我、寸土国民。 万家灯光的每一点星光，都值得千军万马的守护。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短视频的大浪持续涌入，直播带货的奶头乐淹没了痛苦的思考与定力。 这是一场奇幻的隐喻，到底视频里的富足快乐与现实里的魑魅猖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2020年的中国？ 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地看清楚，哪些是雾霾，哪些是辰光。 本文写罢我发现，当天恰是邓小平先生116周年诞辰。我有个创业多年的学生说，他父亲最感谢小平，如果没有四十多年前春天的故事，可能他们家一辈子都只能守着一片黄土地，想努力使劲儿都没处使。 感谢小平先生，给了彼时的中国人一片看不到边的，希望的田野。 一 先谈谈内循环。其实它并不是个新概念，只是凯恩斯主义在当前经济格局下的新提法。 且不论跟谁进行商品交易，商品经济的本质都是交换。这跟你去菜市场买菜一手给钱一手拿菜没什么差别，不同的无非是你向谁买，多少钱买，买了多少而已。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里，交换发生在一个小场域之中，邻居家种了土豆，你拿青菜去换。那么我自己种土豆和青菜呢？是不是不用交换了？不是，你在用秋天的收获换春天的播种，因为商品交换是可以跨期的。 基于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我们知道，内循环不是舆论环境里甚嚣尘上的“大不了我们自给自足不跟外国做生意了”，这不是选A还是选B的单选题，而是一道更加复杂、更需要谋篇布局的论述题。 回看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的。硅谷、华尔街和好莱坞是美国文明送给世界和麻醉世界的三个礼物，他们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内的主要受益群体。 与此同时中国扮演了一个低调获益的角色，我们依托全球化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生产要素，并依靠14亿人口的超量规模市场吸引了全球资源的注入，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韬光养晦。 在疫情肆虐的悬崖边上美国发现，他在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运动里竟然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恰恰特朗普又代表了美国这一群全球化边缘者的诉求。由此带来的逆全球化风向也成为疫情以来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包括对这一次中国经济内循环战略的探讨。 那么内循环到底是怎么被阐述的？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可否认，内循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原因不仅是疫情刺激下的全球内卷化的趋势，更是作为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在内外部发展的权重分配中，寻求再平衡的纳什均衡过程。 经济内部驱动要有，但几十年长期形成的外部世界之联结也不是说断且断的。无论内循环是否不得已而为之，正如领导层原意所说，内外循环本身应该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从2009年至今，我们依赖投资推高基建地产、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内循环的演化，只是依托了投资这一最高效直接的调控手段，以此带动工业化需求和制造业兴盛，最终成功创造了中国的发展神话。当时内需消费是什么地位？是完全依托于出口和城镇化而被动形成的GDP增项。 但如今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结构已经发生全然的变化，内需消费作为内循环的新增长点，在当前重新被关注和重视起来。 更明确地说，内外循环问题是单一经济体在全球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最优路径问题，以内循环为主、辅之外循环的协调配合，才是在内外部环境交织变幻的博弈中所能找到纳什均衡最优解——也是一种全球化进程中主动的“自我修正”。 因此内循环战略的本质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全球化再平衡的过程中，做到效率最优、伤害最小、效能最大，而不是舆论所认为的简单化“中美脱钩”。对于全球化再平衡和逆全球化脱钩的不同理解，是两种视野和价值观的差异。 内卷与自省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走向，但疫情的确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上分享了最优质的资本要素供给和产业链优势，疫情促使各国觉醒，意识到自己需要在综合国力的有效射程内思考，如何形成基于本国内部经济的供需平衡。生产要素的核心部分来自某个单一地区，这也会给全球经济长期有效连接造成可预见的风险。 因此全球化的自我修正趋势逐步凸显，东南亚、东盟、非洲这些国家陆续承担了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全球产业链要素开始迁移，东盟各国间的经济关系越发紧密，特朗普上台后逐一退群，直到疫情全球爆发供应危机蔓延在2020年初的全球版图里。 历史的迁移也总带着些耐人寻味的必然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逆全球化会不停蔓延下去，甚至导致世界会回到当初混沌初开的状态。历史虽然是螺旋式上升的，但可以肯定它一定还是上升的。 全球化重新回归平衡仍然是历史的大浪，只不过中美这两艘舰艇不经意走到了同一条航线上，我们也不得不立足于整片海域和自己这条船的相对关系，重新审视我们所选择的这条航线。 二 既然明确了我们在全球化再平衡而不是关系脱钩的进程里，内循环又如何让出一个合适的腾挪空间，把时间优势笼络到中国这一方？ 有些人敢于片面解读内循环喊出“大不了自给自足”的口号，很大程度是基于近两年投资和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在逐渐式微，2019年消费对GDP的拉动程度在三驾马车中已经接近60%，2018年更是超过75%。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这么强有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外部市场？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消费力的核心分为两端，“有的买”和“有钱买”。 近期大力提倡的杜绝浪费让许多人关心起全球的粮食危机。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但某些农产品仍然高度依赖进口，比如大豆，中国每年进口的大豆产品达到9000万吨，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对外依存度一度超过85%。 大豆除了是国人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之外，它榨完油之后的豆粕更是养殖业最重要的饲料。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大豆供应的缺口堵不上，猪肉价格飞涨又会让大量键盘侠怨天尤人了，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说好的自给自足，结果自己连口肉也吃不上了——“没的买”。 那么什么是有钱买？ 首先我们理解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一般而言政府没钱时，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向市场借钱，同时依靠国家信用担保，具体来说这种信用来自于财政税收。 本质上，政府以财政税收作为背书向市场借钱，这和企业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没什么不同，不会导致货币超发，也就是财政扩张但货币不扩张。 当前中国走的就是这种模式。中国货币发行主要以美元外汇储备为基础，国债也逐步成为重要渠道之一。但中国央行不能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国债，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从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后抵押给央行，央行以此吞吐基础货币。 但欧美许多国家走了另一条路——凯恩斯主张的财政货币化。 简单来说二者的差别在于，政府发国债背后的担保不是税收而是货币，央行能够直接购买政府国债，财政扩张的同时造成货币扩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QE为代表的货币化财政赤字融资成为救市的主要手段，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调动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 基于中美两国不同的货币发行机制，在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机制还不能成熟调控的前提下，人民币对于美元的依赖是必然存在的，贸然的中美脱钩会伤害中国货币体系的完善。 除此之外，债券发行市场的不发达也会间接影响整体资本市场的资金吞吐量。 为什么美元会变成世界货币？这与美国资本市场财政货币化的运行机制息息相关。成熟的债券市场形成资本运作的底盘，快速周转的流动性吸引了全球优质资产和大量资本争相涌入，美元借此巩固其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此时继续持有大量美债储备，至少能让我们做到进退自如。 如果贸然丢失了美元这个锚，中国债券市场不完备会衍生出信用评级、债务压力、市场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央行在不能完全掌握基础货币吞吐机制的环境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调控政策受限，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的规模和质量，也不足以支撑货币发行的信用扩张。这些都会受到我们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不成熟等多方面的桎梏，从而面临潜在风险。 失去抓手的我们最终也将举步维艰。 三 既然脱钩是个无法一蹴而就的伪命题，如何真正实现领导层所说的经济内外循环配合，在逆全球化的风声中站定，找到纳什均衡的最优解呢？ 还是要从内部出发。 在保证与全球外部市场联结的同时，最本质的调整应当是以本国经济驱动力为圆心的一系列组合打法。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内循环不是关起门来做生意，内外循环是要相互促进的。大不了独立自主的言论，脱离了当前中国的财政货币体系和产业发展周期。 具体而微，我们需要给更优质的资产以进入公开市场的机会，放大成熟机构投资者对于市场的正向促进作用，从顶层设计等诸多方面完善运作机制，从而以更大的资金吞吐体量、更健康的资本资产联动来反向推动货币发行制度的健全改善。 如何切实有效提高基础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投资实业的回报率，并围绕提高实业投资回报率进行相应的财税深化改革，以减税让利、改革优化税制税率，实现减税效应倾斜实业与中小微企业，这些事关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优化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事关国运民生，丝毫马虎不得，也更适合早谋划早动手。 凝聚如此一番改革共识，我们才能做到对美元从容地“主动脱钩”而不是“被动脱钩”，内循环转起来才不会变成“累循环”、“泪循环”。 没有央行母币和优质基础资产提供支撑，商业银行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货币乘数得以释放的活水源头，流动性危机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化再平衡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因子。 这是站在供给角度上说国家财政与货币体系对当前经济结构的底盘调整。那么需求端呢？ 这又回到了我从疫情开始时就反复提倡的“居民有效需求”这一关键性问题。 居民有效需求在中国是有特定背景的。几十年来老百姓手上的钱大多数都被房地产冻结了，失去流动性的居民需求很难说是有效的，也无法催生实际价值。 不论什么年代，居民信心都是最重要的黄金，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离不开国民小家的贡献，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对不同市场参与者，落到实处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都相当关键。 首先是对老百姓减税让利，从点滴小处做到惠民达众，其次恒产者有恒心，给民营企业家创造最积极健康的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摩擦。与民休养生息，国民才能真正催生出创造与奋斗的活力。 除了居民信心激励，下定决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是重要课题。 海通研究数据显示，尽管地产热有所降温，广州近五年房价的累计涨幅仍达到27.2%，北京49.3%，上海43.3%，深圳92%，而纽约在房价暴跌前的五年累计涨幅仅59%，北上海都接近纽约，而深圳远远超过了纽约。研究估算，仅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 这几十年来，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也是这笔生意撑住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底座。启动“地产型增长”带来了居高不下的高房价和居民高负债，短期经济借此获得高速增长，但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下降却实打实地伤害了消费意愿和能力，导致消费市场地产化，内需无法真正地启动起来。 对比中美CPI的构成项目和比重，问题的影响不言自明。为什么大家感觉到房价飞涨但仿佛CPI一直很稳定？反而猪肉价格的一波动CPI的反应往往更大？这和中国CPI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CPI的统计口径中，食品是第一大项目占比33.2%，而住房类则只占到13.2%，房子被认为是投资品而非消费品，因而计入住房口径的主要是房租；对比美国CPI构成，其居住类目占据了CPI构成的42.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加华资本制图 中美CPI的构成差异自然有其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但若大致按照美国较为成熟的经济模式下CPI的构成比重，模拟还原中国CPI，我们居住类目会达到最高占比37.7%，略高于食品类目的34.7%，二者合计占据了中国CPI构成的70%以上。 如果考虑到未纳入消费指数的投资性房地产涨幅，猪肉和鸡蛋可能不会站在CPI指标前躺枪了。 资料来源：加华资本模拟测算 正如王德培所说，“房地产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战场。” 地产型增长可以认为是特定历史阶段之下经济增长必然要做出的选择，但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已经论证的舒适圈里因路径依赖而形成的增长优势，极有可能受到这一发展模式的反噬。 根据央行统计，从1996年开始，中国住户部门杠杆率持续飙高，自2008年的18%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56%，2020年上半年，央行统计中国住户部门总债务余额人民币58.9万亿元，居民负债率近59%，中国居民人均负债4万再创新高。 图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多少中年人因为房贷在身，看上去百万千万身价却不得不扳着手指头过日子。这对居民家庭的消费意愿和资金流动性形成了巨大的挤出。中国社会居民结构的中坚力量看似强大，但大量的中产家庭和五环内人群其实都是伪中产和软阶层，手中的资金流动性岌岌可危。甚至有银行说，实际上中国有1/3的家庭都已经实质破产。 此外，房地产市场主体在大量攫取利润的同时，仰仗于特定时期的政策优势，靠一套住房就打掉了中国千万家庭几代人积累的财富，顺手还垒起了一座高负债的城墙，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杠杆成功被转移到了居民身上。 一旦经济增长恢复到更为健康的结构上来，房价下跌后释放的巨量资金大概率会由国内的消费市场吸收。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由此被推升，加上城市化放缓、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人口结构逆转、房企背负高额负债等等经济下行预期，中国经济很可能落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滞涨阶段。 再者，高负债的发展理念在国民智识层面造成的影响，则更加深远。 去年被戳破的P2P泡沫，越来越佛系的年轻人和增速惊人的消费贷坏账，后浪们真的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好时代里乘风破浪了吗？月光族数不胜数，被房贷车贷消费贷绑架的年轻人无处不在，股市里最多的到底是大妈还是牢牢套住的小年轻们？ 当下资产价格存在大量泡沫，我们却仍然在不断鼓励年轻人们负债、负债、负债，虚假繁荣让虚假富翁们自我感觉良好，却掩盖了水面下真实存在的冰山。真正的风浪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会发现，自己手上连个结实的船桨都没有，所谓的航向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人人都是楚门，耗其一生沉浮在他人制造的虚假幻境里。 长期来看这对中国经济的隐性伤害之巨大是非常可怕的，基尼系数持续升高但普通老百姓却尚不自知。真正走到覆水难收，这时候任何循环都转不起来了，齿轮生锈了。 说到这里，保房价还是保汇率的争论愈发明朗。既然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能买下半个美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卖掉这些土地就真的能买得了半个美国呢？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最简单的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不会稳定挂钩美元，美国人也没有这么多的美元供给能让我们买下半个国家。 房价高企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矛盾，就像一把张到极致的弓，似乎下一秒就绷不住了。 2014年俄罗斯弃汇率保房价，导致进出口依存度提升，在经历了一段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经济繁荣后，俄罗斯的汇率走向了大幅贬值。 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潜藏着的通胀层层积累，成为当前名义财富的巨塔。眼看高楼起的人，终究不希望眼看着这楼塌了。 因此资产价格泡沫和人民币汇率稳定之间，总要作出相应的取舍，在不可能三角中构建一个汇率、利率、物价的健康稳定的关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带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循环增长。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恐怕会持续低迷，全球化的领导力进一步下降。必须要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最终需求。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个人的想法，就是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和以前所说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这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如何理解？ 一、何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 为了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想非常快的总结一下后疫情时代全球的整个格局大概是怎样的，我梳理一下可能有三个特点，应该没有争议。 第一、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恐怕会持续低迷，会低迷一段时间，5年也好，10年也好，我说的低迷和报复性的反弹不矛盾，比如明年或者后年，但是未来5年到10年整个全球经济恐怕进入一个经济低迷期，为什么这么讲？08年的金融危机和这次疫情，这两次都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主要体现在主要的经济体财政能力大幅度下降，08年之后，很多发达国家，包括德国，宏观经济管理如此之好都出现了连续的增发债券，德国国债券都超过了百分之百，这在20年前都不可想象的，德国人的财政纪律性非常强的。所以，全球范围内，各个主要国家的财力都在下降，更不用说社会矛盾还在加剧，我以前说疫情是个穷人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但不管怎么讲，对政府的公共财政要求都非常高，因此，未来的5到10年一定是各国政府，主要是发达国家，税负要上升，或者未来10年必须多发钞票，多发钞票之后早晚会引发一轮金融的危机。 第二、疫情之后，全球化的领导力进一步下降，注意，不是全球化。过去70年美国是领导全球化的最主要的旗手，但是美国从三个方面讲领导这次全球化的能力都下降，无心无力。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我讲了这个观点，跟国外嘉宾们交流，一是美国经济的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战后的40%，二战占到25%，还在下降，自己的市场规模不大，又下降，怎么说服大家市场彼此都开放，自己的榜样都做不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自己的市场很大，美国人说我对你们开放，当时有讨价还价能力，现在没这个能力了。二是二战结束的时候，包括80年代初，美国在重要领域中科技上是绝对领先的，因此，它不怕开放，越开放越有利于它的科技推广，赢者通吃嘛，现在这个情况没了，最好玩儿的例子是5G，美国没有公司投，任正非说了，你说我偷了美国的技术，你美国没有5G技术，相对而言技术领先能力下降了。最近刚刚出来的抖音，本质上是个科技战，抖音为什么牛？核心是算法，Facebook都搞不出这个算法，如果微软买了抖音说不定没用，因为算法上买不过去，即便算法买过去了，科技人员买不过去，没有持续研发能力。三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领导者必须有能力搞定国内的利益冲突，必须在国内经济中受益的企业，包括波音公司、微软多交一点税，以此补贴在全球化竞争中受害的一部分人，美国的政府能力在下降，自从里根之后，政府相对的调控能力下降，所以它搞不定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一群人，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华尔街和高科技公司收税收不上来，因此，它补贴不了底特律、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中国能不能补上这一课，坦率地讲，我们还在学习之中，马上让我们弥补美国全球化领导力的真空恐怕还不够，什么时候够了呢？等阳总的雁栖湖论坛能够赶上达沃斯就行了，那个时代会来的，但现在还不够。 第三、科技发展加速，点到为止。 首先是人工智能，这个真的很厉害，自动驾驶已经到2.5了，L2.5的车大家一定要试驾，基本上上高速你不用管它了，自动拐弯，自动刹车，以后咱们开很多会，包括部分的主持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代替，不是全部，美女主持还是挺需要的。抖音为什么厉害？你看什么视频它马上给您推，而且推送的视频比你看的还喜欢，这不就上瘾了吗，Facebook做不到，youtube抖音能让你上瘾，抖音比你自己还知道自己，它引导你的消费。 其次是互联网的深化应用，5G是基础。以后不是人和人交往，是物和物交往，每个楼里都有传感器，这个楼什么地方出问题，什么时候该维修，马上就知道了。 最后是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来了以后，我们很多人可以活很长，不敢讲长生不老，但至少生命会大大延长。这些会带来变化，未来5到10年，恐怕是这些技术飞速发展的时间，注意到没有，中美现在的摩擦越来越走向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不是传统的贸易赤字，现在谈的是抖音、微信，美国这次的来意非常明确。 二、中国经济面临何种挑战 两件事必须干好： 第一，我们的量还要上去，为什么？中国14亿人口基本上分成4+10，4亿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什么叫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有标准，国家统计局不公开讲，有车、有房、有教育、能旅游。有车，说明你基本的生活不缺了，有房子说明你居有定所，心态是稳定的，受过教育水平，说明你的知识水平不错了。能旅游说明工作不是那么紧张，有闲暇时间，这也是很重要的，不是钱多了就进入中等水平了。还有10个亿呢，这10个亿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精准脱贫完成之后，中国经济规模要做大靠这10个亿，这10个亿的人能不能让他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买汽车，第一次买城里的房子，这是中国经济量要做大的要求，这样做不大怎么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现代化水平了呢，进入到高收入发展门槛了呢，我们现在按顺序上看接近12000了，再到两年能到世界银行标准的门槛，所以我们提出翻番，把4个亿的中等收入的人群变成8个亿，我算了一下，15年时间差不多，那时候变成8+6，中国经济就很牛了。 第二，质量要提高。我们要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做的跟华为一样，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做的跟抖音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能够领先，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才能上去，这样中国的百姓才不会天天忙活，才不靠流汗而挣钱，要靠动脑筋，要靠科技，靠商业模式去挣钱，这条做不到，中国很难是一个强国，只能是大国。 三、何为内循环 内循环，什么叫内循环？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认为内循环有三个内涵： 第一、必须要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最终需求，最终需求要上去，最终需求上去以后，能够让国内的市场远远大于国外。中国经济现在部分做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我们的国际贸易量除以GDP是70%，现在是35%，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每100块钱的GDP有9块是贸易顺差，100块的GDP有9块是外国人给咱们的市场，今天基本上接近0了，进出口除以GDP35%，按刚刚的算出口仅占到35%，总进口+出口是一半，17%，毛出口，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韩国、日本买的芯片、原材料加工再出口，我们的附加值大概一半左右，真正现在依赖国外市场的大概是8%左右。国际经济的动荡对我们的冲击直接从需求上讲就是冲击8%这部分，广东、浙江沿海一带，还要进一步增加国内经济的量，增加国内经济的需求，把国外的需求相对的下降。 第二、卯足劲，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举一个例子，电梯咱们到处用，现在小区改造，你知道中国多少家电梯厂吗？600家，天方夜谭，怎么生存，一定是市场割据的，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不可能只有600家，要形成一个国内大市场一定要有不同的企业兼并重组，全国打成一片。这一点要学美国，美国宪法本质上是一部经济法，后来有个修正案，这个另说，本质上是个经济法，当时美国人搞宪法1789年才弄出来，1776年打独立战争，快要打赢了，这个宪法最根本的是不许各个州设立贸易关卡，美国的法律是靠一个个判案形成的，最高法官厉害，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成，经济发展格局，所以我们要学，打通全国的大市场。举一个小例子，什么时候北京的出租车不是以北汽为主的，以上汽或东风为主，这时候就形成统一大市场了，现在是地方割据化的，上海是上汽，重庆是长安。 第三、科技要有自主创新能力，这点也非常重要。重要的科技来自自己，而不是国外一卡就完蛋。 四、过往的外循环 以前的外循环是什么？对应这三个内循环内涵，以前的外循环是什么呢？ 一是我们以前的需求靠国外，原料来自于国外，市场来自于国外，我们加工挣点钱。 二是资金来自于国外，外商投资现在很低了，13万亿GDP美元才1300亿，1%的水平，很少了，过去很高，6%。 三是科技来自于国外。我们那时候最喜欢搞合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企业，对于一个公司，对于一个地区，必须有侧重点，内循环和外循环肯定是有矛盾的，不能说两个都要。 五、内外循环的辩证关系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辨证关系呢？我想讲的是内循环和外循环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层面上讲是对立统一的，是不矛盾的，对单个地区、单个企业可能是矛盾的，为什么这么讲？内需是我们提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市场大了，我们的市场占到全球经济的比重，按照购买力评价算20%多，今年有可能还上升一点，基本上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人均GDP到了全球的平均设备，1.1万（美元），相反发达国家是负增长，所以我们占全球1/5的市场，再发展当然靠自己，不能靠境外的市场，所以第一个要求，内循环是我们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动力来源，追求量，内循环给我们量。 六、外循环的作用 外循环干吗呢？外循环给我们带来的是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外循环给我们两件事情： 首先参与国际竞争。比如格力电器要出口，无形中必须要按照国际标准做事，无形中有这个压力，无形中必须要学习。所以，外循环的第一个带来的好处就是学习，强迫我们持续学习。最近我们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经验》，讲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持续的通过对外开放强迫我们学习。这个学习不光是企业家，不光是工人，也包括政府官员，学习最重要，我们为什么过去落后？明初以后不搞国际贸易，搞了海禁，本来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阿拉丁这个名字起得好，地中海一带是人类过去五千年的“剧场”的中心，我不是贬低中国，那是人类最活跃的，阿拉伯、伊拉克、波斯，欧洲打打闹闹，我们相对平静，所以一旦不学习就不能进步，过去五百年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学习，不能关起门来自个儿竞争。 其次能够让我们开始领先的技术向外推广。举一个例子，抖音，抖音是很先进的，它的算法很牛，抖音和今日头条背后都是算法，你可能不喜欢它，但年轻人喜欢，这个技术我们领先，如果抖音不去欧洲、不去美国，就在国内玩儿，很难保持领先，过两天美国人搞出一个自个儿的抖音就把你灭了，所以为了让抖音保持先进，必须出国，美国去不了我们去，去非洲，去东南亚，只有把自己的平台往外扩大才能赢者通吃。 再讲一个例子，自动驾驶，现在全球至少有两大平台，特斯拉和通用搞了一个，奔驰、宝马搞了另外一个，丰田、大众，我们自己的平台呢？如果关起门来搞自动驾驶，自己的平台出不去，早晚会被人灭了。就好像说我们中国人多，全球1/5人口是我们中国人，不用学英语了，讲汉语就行了，这个不对，人再多，关起门来没用，别人照样打你，所以我们中国人再多，讲汉语的人再多，也必须学外语，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外循环根本的要求，强迫你睁开眼睛，这样中国的好东西才能对外推广，好的技术，像抖音、自动驾驶，才能出去，能够推广，最终才能做强做大，要不然再好的玩意儿闷在家里也做烂掉了。 宫保鸡丁好不好吃，中国人做饭牛不牛？牛，如果我们关起门来自己玩儿，至少从商业模式上搞不过麦当劳，反过来把中国的庆丰包子和宫保鸡丁到世界上，品牌不就越来越强了，如果不到国外推广我们的宫保鸡丁，过两天你的孩子都更喜欢麦当劳，下一代都认为麦当劳比宫保鸡丁更有技术含量，这不对，但没办法。所以，总结外循环的两个根本的对经济的提高质的，一是强迫我们学习，睁眼看世界，二是让我们领先的科技能够走向世界，这样才能真正站得住脚，这两方面我们都要虚心的向历史学习，总结历史教训，中国最牛的时候占到全球37%，结果干到最后，只有2%了，越来越落后。平台的作用也是同样的道理，平台学习美国，美国人最善于搞平台，可口可乐、麦当劳、汉堡王、好莱坞都是平台，我们应该向美国人学习，所以说外循环要求我们，美国人越打压我我越要学习你的一些优点，不要以为竞争对手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学习，反过来讲，越是竞争对手，我们越要虚心学习它的优点，保持冷静，才能最后在竞争中、合作中胜出，所以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七、内循环的关键 第一、城镇化是内循环的关键之关键，没有农民进城，光有农民在城里打工，消费怎么能上去呢，农村的家怎么能参与现代经济循环呢？所以城镇化是内循环的根本之根本。 第二、一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要变成普及化，公共服务普及化，现在很多消费上不去，为什么？因为怕生病，怕父母养老出问题，小孩受教育要存钱，基本的社会服务没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不敢买车，不敢改进住房，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政府在基本的社会服务方面要加强。这次疫情出来以后，从核酸检验到住院，政府花了点钱，钱不多，医患关系也搞好了，老百姓也满意了，所以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要加强，这条做好了，中等收入人群才敢进一步拿出腰包的钱搞私人消费。 第三、政府官员的激励要改变，改革开放40年最根子上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他使的劲与市场经济发展是同向的，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案例，比如江南一带，地方政府主动要求很多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改制，很多集体企业的企业家不想改制，地方政府说你不改制以后没有前途，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思想还解放。现在是什么呢？很多地方官员纪律性很强，怕被惩罚，这是好事情，不乱来，党内的纪律检查要求很高，政府的、行政的各种纪律检查要求很高，监察委也成立了，但是没有正向激励，不敢干活了，现在的问题，地方官员的激励一定要补上，现在是空档的。在这个激励里最重要的激励是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要从需求扩大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激励，过去我们的激励主要是生产侧的，比如北京曾经有个领导说，我整了半天税收上不去，整了个北汽一下就上去了，跟奔驰一合资税收上去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过去地方官员的主要激励是抓生产抓项目抓投资，但市场在哪里？在国外，我才不管谁消费，北京只管生产汽车，最好周边城市都买北京的车，堵车堵的一塌糊涂跟我没关系。现在要变了，变成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抓本地的收入和消费，税收要变，要从生产侧转向消费侧，要把更多的消费跟消费直接挂钩的税收交由地方政府。 这里有一个小例子，为什么汽车消费上不去？一个简单的道理，汽车购置税将近10%，中央政府收的，各个地方政府谁愿意搞汽车呢？各个地方政府把汽车的配额增加一点，增加的是交通堵塞，交管大队给我找麻烦，税收给了中央，激励不匹配，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汽车购置税交由地方政府，很多的，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有兴趣在合理的管理和发展汽车的消费，才能让地方经济，从生产转向消费。 本文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2020雁栖湖“全球动荡，经济突围”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
8月16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会议。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点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就内需循环的有效性以及“畅通”内循环的要点方面进行了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认为现在提出“双循环”概念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应对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战略选择。 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为获得能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经济增长，保证物质供应安全，中国仍需要继续融入全球经济。因此，在当前环境下，中国必须在保持与各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刚才余老师（编者注：余永定）特别讲到的能源与粮食等进口安全的基础上，强化国内循环。这实际上也就是扩大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 这个战略方向实际上是中国近些年一贯坚持的战略。这些年来我们就已经一直在强调适当降低外需和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大消费等最终需求的比重。面对当前的国内外环境，强调内循环的主体作用，与前些年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当前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更大力度、更有效率地保持与各国的经贸联系，不仅是货物商品，也包括各种服务贸易。 我国需要，而且也只能在更深地融入全球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中国内需循环的有效性。内需循环的有效性，以更深融入全球大循环为依托；只有两者相互促进，才有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这是我对双循环的第一点认识。 第二点，国内循环为主体，有必要扩大和畅通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有关内需方面，我基本认同刚才任首席（编者注：任泽平）讲到的内容。当然，谈到国内循环，不得不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八字方针，其中一点便是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和强化“畅通”的要求。在这一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例如怎样结合任首席所讲的新基建，怎样应对人口问题，以及如何结合现在消费升级，对内部循环之间不畅通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使得内循环更加有效畅通，从而进一步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当前这种背景下，除了从投资、消费等方面加大内循环的力度以外，体制机制方面或许需要肩负着更大的任务。 第三点，有关金融支持方面，就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在促进内循环有效畅通的问题上，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现在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使得资金更好地直达到实体经济。 但从更有效促进内循环效率上，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这个过程可以充分借用现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 以如何发挥出商业信用的优势为例，虽然当今中国更多地发挥了银行信用的作用，但对于企业的商业信用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国家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例如加大商业票据，包括人民银行推出的标准票据。如果想要进一步开发企业的商业信用，现在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如何促进大型企业开票的积极性，提高中型企业开票的便利性，以及完善中小微企业持票以后变现流通等环节上。完成这些工作可以使得中国内部的商业循环更加高效，直接降低企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金成本并且提升整个循环的流畅性。 总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严峻环境的战略选择，也是前些年战略部署的延伸，强调以我为主，强调自我成长，为我所用。
经济的“内循环”应对西方的反全球化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个人、社会、企业和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领导层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中国经济 “内循环” 的新理念。 “内循环”源于汽车内部空气循环的方式： 就是让车内的空气在封闭的时候，循环流动，而外循环是把车外的空气流动到车内。 而现在，在中国引起热议的经济“内循环”本质上就是把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在这场摧枯拉朽，改变一切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下，顺应外部世界的变化，调整为以内部消费为主的新结构，通过引导发展内需来拉动中国的经济，是应对西方逆全球化的弹性战略调整。 中国市场之大之广是举世闻名的。因此，深挖消费市场的有效性和潜能，不失为在当前全球的政治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国家之间的不信任，相互猜忌导致的摩擦争端比比皆是的政治经济新环境下的最佳方案。 “内循环”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倒逼作用，对于产品的质量、安全、环境保护、服务、客户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国现有的粗放不重视环境污染和安全的企业思维模式都是一种“质”的改变和提升，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表面“流量”文化经济思维是一种必要的纠正，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 互联网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无限地夸大其词，就会让整个国民经济的导向发生偏差。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还是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所依赖的，就像华为发展其领先世界的5G技术所揭示的一样，必须是基础科学真刀真枪的研究和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绚丽词汇是于事无补的。 所谓的企业管理的KPI文化来管理科学创新无疑是天方夜谭，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科学创新是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探索过程，是无法用管理确定性较高的KPI体系来管理的。确定性无法驾驭不确定性，这样做也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内循环”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中国居高不下的房价，如果大众对于房子价值的认识不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不能真正地落实执行。 在经济和金融世界中，客观和主观不像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那样非常容易判定，泾渭分明。市场上的“客观”价格就是千千万万投资者的“主观想象”所决定和创造的，就像鲁迅先生的那段著名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态度变得非常重要，态度会主导人的经济和政治行为。 经济“内循环”推动企业风险管理的改革 现代企业是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胞”，众多健康生机勃勃的细胞才能让整个经济机体完善有效地运转。如何在“内循环”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优势和潜能，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健康的产品，更优质放心的服务就成为当前摆在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家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1792年5月17日，24个股票经纪人在美国纽约华尔街68号前的一颗梧桐树下庄严宣誓，并签署了奠定现代资本市场交易机制和建立投资者信任的《梧桐树协议》， 那颗见证了人类金融历史丰碑的梧桐树不幸于1865年6月21日在闪电和雷鸣中被狂风夹着暴雨所击倒，然而以华尔街为先锋和代表的现代金融市场中心的大树却已经根深叶茂，不断发展和壮大，结出了累累硕果。 现代资本市场建立的基石就是信用和信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非黑天鹅风险的正常市场环境下就是要赢得投资者、消费者、监管者、银行、同业和上下游产业链的信任。如果企业得不到投资者的信任，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如果得不到消费者的信任，生产的产品就会滞销，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流转困难，财务流动性危机直至业务危机；如果不能获得监管者的信任，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或者满足监管要求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严重影响正常业务的开展，造成对于股东回报收益的侵蚀和损害。 企业为了获得这些“珍贵无比”的信任，要通过实现良好的经营业绩，向监管方和外界披露充分的公司信息，建立清晰完善，相互制衡监督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建立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以及自上而下的风险偏好风险限额架构和公司的内部的治理架构。所有这一切，都向外部传递着重要的信息，让相关利益方相信公司在按照既定的业务目标，为实现公司和股东的价值和利益而不断努力。 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决定了企业必须“察言观色”，及时准确地应对所处商业场景的变化，包括外界的经营环境和监管要求，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最新走势等。 在大数据主导的新时代下，企业经营管理的风险随着科技的快速迭代和不断提高的监管要求而迅速增加。黑天鹅风险频出，让过去一心只想高歌猛进地发展业务的企业不断地倒在曾经看似一马平川的阳关大道上，壮志未酬。过去几年，高速的业务发展让众多企业自我陶醉，挥斥方遒，而忽视了慢慢积累起来的企业风险正在悄悄地一步步逼近。 黑天鹅疫情下的资本市场也同样不平静，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市场震荡，余波未尽之时，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又爆发了瑞幸咖啡的业绩造假事件，震惊了整个金融市场，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再次消弱了建立起来的投资者的信心和信任。 瑞幸咖啡是顶着耀眼无比的巨大光环来美国上市的，声称代表了传统实体产业和信息大数据分析的最佳结合，众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专家众口一词地看好它的前瞻业务模式。强大的信任感化作资本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向瑞幸咖啡，众星捧月，一（股）票难求。当造假事件爆发后，那些震耳欲聋的赞美声顷刻间烟消云散。 信任是个无限的过程，只能被证伪（按照现代哲学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Karl Pooper的理论），而不能被证实。但是，在今天的市场上，无论是金融分析师还是所谓的“大咖”们，总是要“倒行逆施”地证明一些东西是对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的。 所谓的“对”或“正确”是一个动态的证伪过程，不是一个人们普遍理解的静态和绝对的状态。在这个不断地被唯一的真正大咖，时间，来检验证伪否定伤害的过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就是证明“正确”唯一法则，别无他选。 信任和免疫力一样，需要一点点不断地日积月累，但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损失殆尽。这也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众多的不对称性之一。 信任是维系和联系商业、企业和资本市场中的一切关系的纽带。为了加强对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信息真实性的管理和维护投资者的权益，杜绝公司的营私舞弊，在1985年，由AICPA等多家会计师协会联合发起成立了“美国全国舞弊性财务报告委员会”，即Treadway委员会。两年后，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又成立了专门研究企业内部控制的组织机构，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COSO委员会。1992年，COSO委员会提出了作为全球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 “内部控制的架构立方体” ,2004年，在企业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加完善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ERM。 在中国，随者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也面临着同样的信任和信心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的巅峰时刻，为了加强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和管理，中国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文件，作为指导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范本和蓝图。 人类的一切经济金融行为都是由复杂多变的人性所主导，贪婪、恐惧、过分自信等不一而足。人的自私逐利的本性就决定了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发展，股东利益关系是大相径庭的。每个人，真实客观地讲，都是兼具善恶的“海德医生”，古典教育中所宣扬的“圣人”就和当代飞檐走壁的武侠小说或者情深意浓的琼瑶小说在本质上都是一样，就是一种精神的吗啡，让人们生活在虚幻的场景中，不能面对真实残酷的现实世界。 完美是不完美的，因为那是不真实的；不完美是完美的，因为它是真实的。 从统计数字上来讲，能够对自我有严格的自律，毅力、意志的人就像在股票交易市场中能够完成止损的交易员一样，凤毛麟角。所以，那些四处泛滥的鸡汤除了为某些人获利所用之外，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真正功效。既然，人从自我的角度，无法控制自己的“邪恶”一面，那么，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就当仁不让地被推上前线来冲锋陷阵，抑恶扬善，限制人性中不良的部分，发扬光大人性中闪亮的部分。 经过华尔街近20年的交易经历，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金融交易还是企业管理或者是风险管理都是对于人的管理，更确切地说，对于让人捉摸不定的人性的管理，因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背后的主使者和驱动者。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也完完全全地体现了这一点，从古典经济，古典金融到现代经济、现代金融再到计量经济学、数学金融最新的发展趋势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 风险永远不会消亡，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美国2008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不仅使全球金融机构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2008年伴随许多基础资产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向单一方向的急剧变化，我国一批企业因使用金融衍生品管理不善而产生了巨额亏损，如中国国航(行情601111,诊股)、东方航空(行情600115,诊股)、香港碧桂园集团、中国远洋所属干散货船公司和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接二连三地爆出天文数字般的损失不断充斥着人们的眼球。所有这些风险事件的背后都是企业对于人性管理的失败，让贪婪的人性主导公司的业务发展，也反映出企业风险管理从风险意识到风险偏好、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失败。就像世界著名的价值投资大师巴菲特所讲的：“风险就是你在做你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为全公司的风险控制活动定下基本基调和整体架构，从多个不同的重要维度：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来规范监督公司业务的操作流程和管理。从企业的业务流程入手，根据企业自身的现状和特点，建立的一整套纲举目张的控制系统。 企业的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内控是为了实现同一个企业愿景和目标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它们之间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任何分割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行动做法都是错误的，一味地追求利润收益就不可避免地招致巨大的风险，而且还浑然不知；相反因为担心业务的开展出现风险，就裹足不前，限制阻碍业务的正常发展就会导致企业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错失良机而落败，一蹶不振。因此，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二选一的过程，是鱼和熊掌既要也要的过程。风险管理一半是是科学一半是艺术，需要企业管理者根据自己对于企业和员工的了解，拿捏分寸，调试出最合适的业务管理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双规并行的机制。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核心是为企业的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保障，降低运营过程中的损失和不确定性。内部控制活动的对象就是在企业的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因此对于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风险的梳理就成为内部控制按图索骥的关键。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之所以被称为“内循环”，恰恰是因为它们服务的目标对象和服务的方式都在企业自身的内部。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从风险的识别，到对于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再到以风险报告、数据图表等方式输出给管理层，企业管理层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结果表现作为是新的输入来对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整个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作为监控企业的正常业务操作流程的控制流程，也同样的要被检查和监督，它们环环相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循环” 的重要意义在于，整个ERM的输入、输出、控制目标都是着眼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最终输出的结果会被企业用作下一步规划过程的输入，循环往复，不断迭代。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这就是企业风险和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反身性作用。 在信息化大数据的时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以企业商务数据为中心的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在人工智能AI的赋能下，获得新的突破，各个企业在公司内部建立具有智能化的大数据（商务数据，外部数据、微数据）分析系统，利用企业的多维度的数据对于企业的商业活动和运营过程进行快速有效地分析。智能化风险管理系统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2017年美国COSO委员会推出了最新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内部控制ERM-COSO体系，特别对于企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中更加突出对于人性的管理；没有正确的风险意识和风险态度，其他的制度模型都形同虚设。 另一个风险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的治理架构和内部控制。企业治理架构是为了解决企业管理中最突出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Agency Problem，既企业的所有者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之间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差异而产生的研究企业权利安排的一门科学，更详细地讲就是企业所有者授权给职业经理人，并对于职业经理人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过程。 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治理架构、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明确管理人的责任，进行绩效监督考核都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也是企业面对外部政治经济金融等经营环境的剧烈动荡变化，能够控制风险活下来的软实力。 特别是在2020年，世界经济遭遇百年不遇的病毒疫情的残酷打击，在地缘政治愈加动荡不安，金融市场跌宕起伏的大环境下，每一家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生存环境的变化重新审视企业的治理架构和内部风险控制的机制，因势利导，调整应对措施，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和治理架构的“内循环”，以增强抵御外界风险和冲击的能力。 疫情前的疫苗造假事件和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再次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借鉴最新的COSO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的精神和思想来健全完善企业治理架构和内部控制体系，创造实现股东、企业的价值，完成企业的社会使命是每一位当代企业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做一家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梦想还是金钱和荣华富贵。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是谁！ 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让众多的中小型企业以自己的脆弱性为代价为世人奉献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风险管理教育，按照《黑天鹅》和《反脆弱性》的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说法，增强了整体的 “反脆弱性” 和生存能力，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生存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黑天鹅疫情，企业的风险管理、内部治理和内部控制一跃成为企业至关重要的 “生命力” 和 “免疫力” ，但是，要获得这种 “免疫力”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没有任何神奇的“疫苗”可以一蹴而就，只有在风险发生之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慢慢积累，让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成为企业的一种 “生活方式”和“生活的信念” ，从观念意识上主动接受，在实际操作中，能够积极遵守和执行。 风险管理的两个重要目标，第一个就是要“活着”；第二个，在“活着”的前提下，企业要知道相对于自身开展的业务，承担的最大损失和风险是多少？并相应地调整公司资本和流动性的结构，建立风险偏好机制和风险限额系统，以现代金融工具来控制对冲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和变化无常的国际及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而在内部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防范应对机制，亦是企业发展“内循环”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历史，证明了人只有从失败和痛苦挫折中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及提升改善自己（注意在“活着”的条件下）。风险管理的任务就是帮助企业以最小的代价和试错成本来完成这一无法避免的自我迭代和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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